方言、官话和翻译：朝堂之上，鸡同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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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官话和翻译：朝堂之上，鸡同鸭讲

2015-05-23

来源:新周刊作者:文/陈彬彬 插图/夏阿

四川的苏东坡、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在朝堂之上如何交流？元朝、清朝的外族皇帝如何听取汉人大臣的奏对？古代朝廷解决这些交流问题时，也有千方百计。

　　现代中国因为推行了普通话(台湾地区称为“国语”)，人们可以在同一个语言平台上进行交流，方言对大众交流的影响正在弱化。
　　在今天看来，方言要么是晚会小品中逗趣的工具，要么是承载各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古代，我国的疆域之内有着多种民族语言，而汉语更是一种多方言的语言。“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真是南腔北调，鸡同鸭讲。
　　古代方言的地区差异之大甚至超过今日，因为交通不便，即使邻村也可能老死不相往来，这也导致了古代缺少普适面广泛的共同语。
　　那么在古代，当来自四川的苏东坡、来自杭州的王安石、山西人司马光这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聚集在“宋朝政治局”时，他们用何种语言交流?
　　当满洲人的皇帝坐在太和殿的宝座时，他们又是怎样听取汉人大臣汇报工作的?
　　交流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古代也有普通话。
　　据《诗·汉江》“汉江浮浮，武夫滔滔”和《书·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的记载，“汉”本是条河流，其上游是漾水，其下游为沧浪之水。
　　随后，“汉”演变为地名，战国时楚国有汉中，被秦攻占置为汉中郡。秦灭亡后，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一点也不客气，索性灭了项羽，自己独霸江山，建立了汉朝，此时的“汉”为一朝代。在历史的进程中，汉又多了一种身份，即可指代民族，汉语一般是指汉民族使用的语言。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分支，我国地域广大，因此方言较为驳杂，各地语音也形形色色，自古已然。
　　《世说新语》记载，东晋佛学家支道林去吴地会见书法家王徽之，别人问他王氏兄弟怎么样，他犀利地回答，“见一群白颈鸟，但闻唤哑哑声”，支道林不愧是吐槽高手，“鸟语”一词就是出自这里，他说的是当时的吴地方言。
　　这里的“鸟语”可并无半点白居易笔下“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的诗情，也绝非含有“鸟语花香”的画意，而是古代中原人对南方化外之民深深的鄙视。
　　交流是建立在某一共同平台上的，如果没有共同语在中间作为桥梁，那么一个操着南腔的人和一个甩着北调的人交谈就如鸡同鸭讲，现在的普通话就是一种共同语。
　　共同语在古代称之为“雅言”、“通语”，“雅”训为“正”，“雅”和“夏”两字古音相通，雅言就是夏言，西周王都一带是夏地，王都之音被认为是正音，所以夏地的语言就成了当时的通用语。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鲁国的孔子给门生传授《诗》、《书》等儒家经典时即用“雅言”。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孔子的弟子三千，如果孔夫子操着一口山东话，那估计很多来自各个诸侯国的学生都听不懂他讲课，即使孔圣人的讲义再精辟，对学生来说也如天书一般。
　　“官话”这个称谓，一直到明代才出现。顾名思义，“官话”是指官吏所说的话，也是一种共同语。自从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一统天下，朝廷内执事官员的地域情况就比秦以前诸侯国时更为复杂，东西南北各地都有，若各地官员都使用自己的方言议论朝政大事，那势必无法沟通，国家将衰亡于旦夕之间。
　　每个朝代都有共同语作为鹊桥沟通各方言区的人，而共同语的基础语音一般以王都所在地的语音为准，近水楼台先得月，人情事理使然。
　　北宋前期，寇准和丁谓在政事堂上，闲来无事就谈论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言“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不同意，认为“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
　　读书人的读音属于文言，平常百姓哪里会那么多咬文嚼字的表达，所以就实际语音而言，北宋的共同语当以久为帝都的汴(开封)洛音为正音。
　　寇准的家乡在陕西渭南，其是标准的西北汉子，言语粗犷奔放，而丁谓虽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就迁居苏州，操一嘴吴侬软语，共事一朝的两人交流当以汴洛音为桥梁，否则北宋朝廷乱得很，哪能等到160多年后才灭亡。
　　汴洛音是怎样的一个语音系统呢?此事不易考察，然可从曾慥(zào)《高斋漫录》一逸闻中稍得见识：
　　苏东坡曾经对钱穆父谦虚地说：“我们平时往来呀，根据家中财力行事就行了，聚餐时不必太铺张。”
　　钱穆父想，贵的请不起，不太铺张那是极易做到的。于是一天，钱穆父写信邀请苏东坡来家里吃“皛(xiǎo)饭”，苏东坡兴致勃勃地应约，一看桌上只有饭一盂、萝卜一碟、白盐一盏，立刻明白了，所谓的“皛”即为三白。
　　过几天，苏东坡回请钱穆父，约其食“毳(cuì)饭”，穆父如约而至，等得饥肠辘辘都没有看见食物，质问东坡，东坡回答说：“萝卜毛也，汤毛也，饭毛也。”
　　北宋时，东京汴梁一带方言“毛”音“模”，而“无”也音“模”。在拆字游戏中，苏轼拆“毳”为三“毛”，即为三“无”，所以等待穆父的只是空空的饭桌。如此，东坡巧妙地借助方言语音相同“报复”了钱穆父当初拆“皛”为三“白”戏弄他的仇。穆父只得叹曰：“子瞻可谓善戏谑者也!”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共同语——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明朝最初定都南京，明成祖北迁时，不仅带走了江淮地区的军队，还迁徙了南京地区十万多的居民。这一巨大人口数量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北京方言，使得江淮方言和北京方言相融合，成为明朝的官话。此时的方言融合，为后来的北京话提升为现代汉语普通话基础音起了奠基作用。

洋人所绘的清朝朝会，除了满洲人金钱鼠尾的辫子，其他画得都不靠谱。清朝因朝贡关系与海外贸易，需要大量翻译官。(图/FOTOE)

　　皇帝与臣下奏对也需要翻译官。
　　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据说清朝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鱼苗的一种)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相对：“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道：“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都以同音之词相对，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官话最初是官吏们自发的行为，民间的平民百姓并没有说官话的必要。
　　“雍正六年(1782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著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
　　已经具有高度汉文化水平的满族皇帝雍正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颁布政令，设立“正音书院”，任聘“正音教职”，教授官话，于是官话开始有了朝民间普及的趋势。
　　然而这场运动效果不是很显著，清末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召见地方官员时，为了沟通方便，不得不打破历来关于“室内除了军机大臣以外不得有闲杂人等”的规矩，允许从领侍卫内大臣中挑选一人随同朝见，以充当翻译。
　　在许多人眼里，翻译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职业，其对智力和能力等条件有着严格的考验。若恰好碰到一个翻译官性别非男，且外貌气质出众，身居政要旁边，那无疑是要刷新这个看脸世界的话题。
　　今年“两会”期间，首席女翻译官张璐引起全民热捧，她的身世、教育背景等信息也被纷纷解密，她先后担任温家宝总理、李克强总理的随身翻译，灵活的应变能力，对于翻译“信、达、雅”的追求，让众生感叹“聪明的女人是值得仰望的”。
　　我们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了56个民族，发现了约80种以上的民族语言。不同的民族有不同语言，现在回族、满族一般使用汉语，而其他少数民族大部分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如壮族说壮语，布依族说布依语，一些少数民族可能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如瑶族使用勉语、布努语和拉珈语。
　　不同语言的人要想相互了解，那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人群——翻译官存在。我国古代，口译人员的称呼有很多种，“舌人”就是其中之一，韦昭在《三国》中注“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清赵翼《同北野潄田观西洋乐器诗》曰“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因此“舌人”形象地指代了口语翻译官，那是靠“舌吐莲花”来谋生的口活之人。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象”、“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设置“通事舌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
　　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唐朝柳宗元在《柳州峒氓》诗中就刷过翻译官的存在感：“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ruò)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jì)，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柳宗元被贬谪到柳州这个蛮夷之地，一待就是四年，相当于一届奥运会的周期。“氓”就是草野之民，有点类似于如今的骂别人没文化，而“峒”是旧时对贵州广西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泛称，把这几个词语组合起来，“柳州峒氓”就是指居住在柳州山区的少数民族。
　　从小在长安长大的柳宗元深谙汉语，对少数民族的语言几无造诣，当其不幸被下放到柳州这个通行少数民族语言的荒野之地时，无奈公庭政事处理都需要借助翻译官。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蒙古族是在马背上拿下天下的，这个民族崇尚武力，建国后又极力推行自己的语言——蒙古语，将其定为国语，又创制了文字——八思巴文，因此元朝的统治者整体上的汉文化水平不高。
　　然而统治偌大一个江山，不懂汉文化又行不通，所以元朝大臣需要给皇帝讲解汉文典籍，讲解时往往用当时口语逐词逐句翻译，这些记录还保存在他们的文集里，如许衡讲解《大学》中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时，说“如臭秽之物，人见便嫌，是真个嫌;好的颜色，人见便爱，是真个爱”。这翻译貌似也不怎么雅达。
　　随着清朝的国门被外国殖民者打开，西方列强纷纷涌入这个曾经沉浸在天朝地大物博幻想中的国度。为了交流的需要，也为了了解西方，拯救危亡中的大清王朝，朝廷开始设立翻译学馆和翻译机构，培养人才学习各种外国语言，充当翻译。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先后设立了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
现在，翻译不仅有国家行为的，还有民间行为的，翻译官更是各色人马都有，在语言无法沟通的场合，总能惊喜地发现翻译官的存在，如同穿越层层顾虑后，豁然叹一句 “原来你也在这里……”，心中一切的尘埃此时都可以落地，语言不再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