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里的“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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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里的“九·一八”李卿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9月16日   14 版）

《初中本国史》，何祖泽编写，上海新亚书店1932年版

《初中本国史》内文

    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此则人民教育出版社作为具有出版资质的国家级课程教材研究单位坚守60多年之信念。2010年12月，人教社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终获批准（课题批号：10＆ZD095），数百名编辑人员与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学者共预其事。廓清百年教科书发展之轨迹，探寻近代以来吾国中国学课程、教材演变之规律，功在当下，利泽久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开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一代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有着共同的记忆，那么抗战时期的教科书是怎样描述“九·一八事变”的呢？
    事变爆发
    抗战之初，“九·一八事变”便写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较早的是1932年9月上海新亚书店初版、何祖泽编的《初中本国史》：“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间十时，竟突然在沈阳开始军事行动炮击北大营，占据商埠和沈阳全市。”随后陆续出现在不同版本的教科书中。1933年和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姚绍华编、金兆梓校的《小学历史课本》和《初中本国历史》里分别写道：“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突然出兵攻据沈阳，强占我东三省。日人犹以为未足，于八月间籍口大尉中村丽太郎在兴安岭屯垦区游历失踪事，向我东三省严重交涉；旋于是年九月十八日夜间一时许，更以南满铁路长春线柳河沟的一段铁路被炸为口实，用步枪机关枪大炮向我沈阳城外的北大营进攻，演成震撼全世界和平的空前事变。”
    这是小学和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表述，大致交代了爆发的时间、地点及概况。
    高中历史教科书关于事变爆发的细节，如人物、伤亡情况、日方侵略行径和爆发前东北驻军的反映等情况描述得更为详细具体。如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余逊编著的《高中本国史》：“我国虽向日方交涉，日方皆不承认。反捏称有中村大尉往兴安屯垦区游历，为驻军所杀，由外务省向我国提出严重交涉，军人更盛唱诉诸武力的论调。我国派员亲往调查，拘捕所指为杀害中村的团长，期讯明真相，调查正在进行，驻在沈阳南满路的日军，竟于九月十八夜袭占沈阳。”
    总之，不论详略，“九·一八事变”都是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这一点所有教科书中的表述都是一致的。及时将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编入历史课本，将历史写到近世，密切与国内外形势相联系，也是这一时期教科书的特色。
   事变的原因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大部分教科书中也都有详细的国际背景分析，只是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不尽相同。
    1933年商务印书馆傅伟平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写道：“东北久为俄日两强阴谋的地方，前已叙及，自苏俄成立，而又中国发生龃龉。尤其是日本要独自吞并，遂有民国二十年九一八的事变，仅十八个月而囊括东北四省。这种不顾国际信义和法律，完全寇盗的行为，是我们永远记识的。兹将各事变分述于左。”而1935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杨人?编的《初中本国史》，对当时国际形势下我国的地位及处境认识与分析更为到位，颇具国际视野和长远眼光，直接点明中国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然目标，“九·一八事变”就是二战的开始。
    1932年上海新亚书店印行何祖泽在《初中本国史》“暴日的侵占东北”一目中，写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传统政策，便是大陆政策。在济案发生前，其军阀早主张积极侵略满蒙，以确立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基础。民国二十年，便实现其预定的计划，先迫韩人在长春万宝山，强挖民地，由日警任意枪击华农，更鼓动朝鲜各城市，惨杀华侨。”将事变爆发的原因直指日本的大陆政策和随后日本制造的万宝山惨案。还有的教科书除此之外增加了张学良对东北的开发触动了日本侵略野心的描述，如蔡丏因的《初中新本国史》第四册。
    由于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科书暂未找到，笔者参考了1946年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的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审定的《历史课本》（高级小学适用）。书中写道：“日寇想灭亡中国，原是早已确定的政策。九一八的前一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国内物价跌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农民生活恶化，人民不满意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为了缓和人民的反抗，日本军阀便积极准备侵略中国。这时，我国本应团结内部，武装人民，防止日寇进攻，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把人民当作眼中钉，集中全部力量，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这就给敌人造成机会，招来了空前的民族灾难。”
    然而，1940年新民印书馆发行的由教育总署编审会编著的《初中本国史》，对于此事变的叙述与其他版本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在谈及“事变之原因”时，完全不提日本的侵略，仅仅归为张作霖和张学良对东北的统治疏于治理。显然，对于“九·一八事变”归于内部的原因是片面的。
    各方态度和行动
    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对东北内政的管控权限很大。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出手相助。张学良主力大军进入关内。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主力仍在关内。那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教科书对国民政府和东北军的反应就其叙述来说应该还是颇为客观的。比如1933年版商务印书馆出版徐映川编的《复兴历史教科书》高小第四册，讲到日军攻占沈阳后，“华军恐为日方藉口，节节退让……各处义勇军起事，由马占山等率领抗日，一时声势很大。惜因军火不足，接济困难，奋斗到二十一年年底，力不能支，只得退入俄境。”
    何祖泽在《初中本国史》下册讲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东北当局，抱定不抵抗主义，于是自事变发动后数小时间，北至长春，南至安东，西至营口，东至延边，皆被暴日占领……我政府自始即以诉诸国际联盟”。1935年世界书局出版余逊编著的《高中本国史》则写道：“我军不愿扩大为国际战争，无抵抗的退出……我国政府遵照国际联盟规约，向国联申述，请其制止日本，并恢复东北原状。”
    蔡丏因编著的《初中新本国史》第四册叙述更为细致，写到日本进攻沈阳时，“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适在北平，听到报告，电令驻军不即抵抗……这时日军攻占黑龙江，代理主席马占山起而抵抗，后虽因弹尽援绝，退守海伦，但嫩江桥一役，却足以丧日人之胆了。到日军攻取锦州，关外险要尽失，只马占山和中东护路司令苏炳文，以及义勇军王德林、唐聚五、丁超、李杜、冯占海等，尚出没于冰天雪地中，努力于失地的恢复。”
    基本上教科书对事变爆发时东北当局不抵抗，节节退让，同时诉诸于国际联盟等的叙述都是一致的，马占山及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教科书中。
    在傅伟平的《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在讲到日军沈阳城外炸毁铁轨进行袭击时，东北军全军退让。教科书引用了东北军接到的长官命令：“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这应该就是蔡著中的“电令”。该“电令”表明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发给东北驻军的电报，要求不许抵抗。而现行教科书则多为“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或者“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按蒋介石的旨意命令不予抵抗”。这段历史究竟该如何客观叙述，还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确实。
    而在1946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民教处审定的《历史课本》（小学校高级用）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审定的《历史课本》（高级小学适用）中，对国内人民抗日运动的叙述十分突出，既有国民政府爱国将领如马占山的抗日，又有民众组织的抗日义勇军，还有共产党组织游击战争、成立的抗日联军以及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斗争等。这是区别于个人撰写和国民政府编撰教科书的所呈现的一大特色。
    关于“新中国使命”
    在抗战时期教科书中，常会列出这样一课，要么是中国史的回顾与新中国的使命，要么就是国际现势下吾国地位。这种设置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在新中国的教科书中是不曾出现的。比如：“世界竞争的中心，现趋重于太平洋，而中国位于太平洋的西岸，国土的广大，富源的丰盛，久为帝国主义者所艳羡。中国如能奋发有为，正可本其酷爱和平的习性，进而负世界的责任，成大同的至治。否则锦绣河山，适足诱致强暴的争夺，而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所以中国前途，影响于世界全局至巨……今后当一面扫除内政改革的障碍……一面外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完全达到政治上、经济上，国际上的地位平等。然后援助弱小民族，遏止侵略战争，实现世界大同，方可谓完成新中国的使命。”
    这段话是何祖泽在《初中本国史》“中国史的回顾与新中国的使命”一章中阐发的。“实现世界大同”作为新中国的使命，可谓定位高远。那时候，像何祖泽、吕思勉、顾颉刚等一批学术功底扎实、又具有进步思想的史学家，应时代之需，应民族之需，积极投身到各大出版机构的教科书编写中去，已成时代潮流。那时的教科书渗透着这些知识分子对危难中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他们怀着强烈的爱国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用自己的笔激发着那个时代学生的民族精神，唤醒着年轻任在中国民族运动中的责任与自觉。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