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访谈：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

管季超0712

北大哲学系教授吴国盛访谈：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

温新红

    ●西方关于科学的理想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理想，这是西方文化中一个特色，而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不是东方民族所热衷的。
　　●西方文化把确定性、不变性、真理作为追求，而这一问题取向是从对自由、对自我的追求中生发出来的。
　　●中国人对科学、对知识或者任何事物的实用主义观点阻碍了对科学真正的精神气质的理解，导致中国人没有能够理解科学内在的自由本质和起源。
　　●在大规模、深入系统地利用西方技术的同时，又希望维护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文化主体，很有难度。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由与科学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

　　“科学”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也是百年困惑；“科学”是一个被中国人以各种方式解读，以各种方式误读的词。
　　什么才是“科学”的真正意义？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有哪些偏差？这些偏差的根源又是什么？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回到“科学”的源头——古希腊，通过对比中西文化在人文理念这一文化核心上的分歧，展示西方科学如何植根于人的自由而产生了对于确定性、不变性的追求。
　　
　　三方面误读科学
　　《中国科学报》：中国人最初接触科学，是想学习西方的技术。从那时起，中国人对科学有哪些误读？
　　吴国盛：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近代中国人接受科学，主要是由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击我们的国门，中国人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我国之所以挨打，主要是由于技不如人，而这里所谓的“技”在中国人心目中，就是西方的科学。所以，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遭遇，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往往等同于技术。
　　第二个误读是中国传统文化对技术的理解往往流于器物层面，认为技术只是一种工具，甚至认为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只是一种工具。如果知识不能为统治者赏识和利用，就是没有价值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的看法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知识就是要被使用并且能够产生效用。上述两种观点支配了中国人对科学的看法。
　　第三个方面，在我看来，与“科学”这个译名有关。英文science 是由希腊文episteme 而来，对应的拉丁文是scientia，意思是知识。而所谓“知识”，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信息的获得，而是与“意见”相对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这里根本没有“分科之学”的意思。作为分科之学的英文是另外一个词discipline。日本人把science译为“科学”，是针对那时的西方科学正处于职业化、专业化、分科化阶段而言，突出了19世纪中期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科学特征，但却遮蔽了它所生长出来的知识论传统。
　　《中国科学报》：中国人为什么会对科学产生误读？
　　吴国盛：科学不是中华民族本土的东西，不是土生土长的事物，而是舶来品。从外面来的东西容易引起误读，这是因为中国人只能以中国文化的眼光和思维来认识这些外来事物，而在中国文化中恰恰没有“科学”这个东西。
　　今天的中国人往往喜欢把科学看做一种“智力行为”，这就容易把科学泛化。在我看来，科学并不只是智力行为，并不是有了智商就可以搞科学。我们中国人智商绝对不能说低，但是中国古代并没有科学。一定的智力水平作为基础，是科学所必需的，但科学最本质的东西不在智商，而是关乎文化。所以，为了揭示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我们需要正本清源，探讨在西方的语境下科学是什么意思，从而回答科学为什么在西方出现。
　　《中国科学报》：科学的本质关乎文化，这怎么理解？
　　吴国盛：科学就其本质而言是知识。但知识是什么？中国人对知识的理解也很宽泛，我们常说“经验知识”、“技术知识”等等，但西方对知识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知识必须具有确定性。西方关于科学的理想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理想，这是西方文化中一个特色，而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不是东方民族所热衷的。
　　
　　科学最根本的追求是确定性
　　《中国科学报》：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其源头是从何而来的？
　　吴国盛：在古希腊。中国人认为宇宙是一个变化着的生命之场。希腊哲学断然拒绝变化，从巴门尼德开始，就坚持“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是者是，不是者不是）”。由于柏拉图继承了巴门尼德的思想，确定性、不变性成为之后几千年西方思想的主题。这一主题就是科学的思维方式的原则。科学就是寻找规律，规律是变化之中的不变者。科学定律通常以方程的形式呈现，方程即等式，而支持等式成立的就是不变性。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确定性、研究不变性的领域。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古希腊人追求确定性？
　　吴国盛：希腊人最核心的问题是自己、自我性的问题。德尔斐神庙有句箴言叫做“认识你自己”。“自己”是最重要的，但是要通过认识的方式将自己识别出来。那么什么是你自己？我们通常是通过我与他人的关系来认清自己的角色：你是你爸爸的儿子，你是你丈夫的妻子，等等，这是通过外部的眼光来确认自己，是别人眼睛中的你，是靠他人来确立的你，但这是真正的你自己吗？这种所谓的自我实际上不能自持，是处于流变之中的。我今天是老师，但是第二天被开除了，那么我还是老师吗？
　　所以希腊人需要在认识你自己的名下找到稳定不变的东西。只有稳定不变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你自己。比如，我不可能把我还原为我的身体、我的血肉，因为人的身体在不断变化，现代生物学表明大约7年人体内的细胞会全部更新一遍，但你还是坚信你仍然是你自己，这靠的是什么？
　　这个把自由看做最核心价值的文明所关注的中心是：什么是永恒的、不变的和什么是不断变化的。巴门尼德的原则就确立了这样一个思想：纷繁复杂、不断流变的现象背后有永恒不变的本质，而知识的存在必须依赖“有确定性的、不变的东西存在”这一前提，必须“是者是，不是者不是”。这就是西方哲学对于实在和现象的二分，它由巴门尼德开始，最终在柏拉图手中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观念。
　　实在是永恒不变的，而现象是通过感官认识到的、不断变化的，对永恒不变的实在的认识是知识，是真理，而对现象的认识只是意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和后来脱胎于此的科学最根本的追求是确定性。
　　《中国科学报》：中国文化如何看待确定性？
　　吴国盛：中国文化并不强调对这种永恒不变的实在的追求，也因此不重视知识。把问题认识清楚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目标。
　　儒家和道家的思维是：变化是绝对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一个事物可以既是又不是，因此，对于人性、人生，国人追求的是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境中达到中庸、获得平衡或者作出在当下情境中最好的、最恰当的具体应对。
　　像中国历史上“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中国人止步于夸赞孔夫子实事求是的态度，却没有人质疑孔夫子，没有人非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中国科学报》：西方文化追求的确定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吴国盛：逻各斯（Logos），逻各斯可以翻译为“道”，但是中国的“道”却是“道可道，非常道”：如果“道”可以被言说出来，那它就不是真正的“道”。西方的“道”是言说（speak），确定性一定要能够明白无误地说出来。
　　《中国科学报》：能否举个例子？
　　吴国盛：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在于他们众多独特的创造，比如逻辑学，演绎数学，或者说证明科学。中国也有数学、有算术，但是deductive science，即演绎科学却是西方独有的。
　　三角形内角和是180度，我们中国人只要测量一下得出结论就认为可以了，如果量一个不行那就测量多个。但是希腊人会问：凭什么一定是180度呢？有什么保证它一定是真的呢？这就需要演绎，需要证明，于是诞生了证明科学。一个定理如果能在一个体系中得到证明，那它的正确性在此体系中就是永远无法被质疑、被否定的。
　　不变性是自我的真谛，没有找到不变性、确定性的自我是随波逐流、随遇而安的，也就因此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爱因斯坦说，科学有两个要素——诞生于古希腊的演绎精神和近代产生的实验精神。而爱因斯坦认为中国没有科学是不令人奇怪的，中国不可能有科学，因为两大精神都没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化在取向上的不同，西方文化把确定性、不变性、真理作为追求，而这一问题取向是从对自由、对自我的追求中生发出来的。
　　
　　契约精神与科学
　　《中国科学报》：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背后隐含的是什么？
　　吴国盛：每种文化背后更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文的核心：人和文。
　　对人类而言，特有的事实是：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开始置身于一种文化形式之中。这种特定的文化就允诺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保证人生是值得过的，并为人生的意义作出辩护。因此，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什么是人”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理想的人性”这个问题。
　　“人文”一词是个词组，它同时揭示了理想的人以及达至这一理想的方式。文通“纹”，代表的是一种教化方式。“人文”就是说：有一个对理想的人的设想，然后通过文化的方式实现这种理想。故而，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理想和教化方式，形形色色的知识、具体的文化形态，都要从属于这个核心目标。
　　《中国科学报》：也就是说，中西文化的不同，如果要追至根源，就要从其不同的人文理想和教化方式谈起？
　　吴国盛：对。中国是个泛道德的国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伦常关系是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基础，这是农耕文化最自然、最经济的方式。在这种文化中，亲情成为核心要素。西方文明，以其源头之一的希腊文明为例，其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经常迁徙的特性，这与农耕民族人口很低的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于人与人之间频繁的流动，基本上没有血缘关系，那怎样组织才能形成井然有序的而不是充满了暴力和冲突的社会？这就形成西方社会的契约文化。中国人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天然的血缘关系，以血缘、亲情为社会联结的纽带，而希腊的人与人之间是契约关系，西方文化是契约文化，圣经“旧约”、“新约”是说上帝与人订约，这是源自民间早就存在的订约行为。所以，制定规则、遵循规则是西方社会构建的机制。
　　《中国科学报》：两种生活方式导致了两种文明，这两种不同文化与此后能否产生科学有关？
　　吴国盛：对。契约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本质和核心的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很难走上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就在于缺乏契约传统和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深刻融入了西方文明的血脉之中，使得他们在面对紧急事故需要作出决策的时候，就像自组织系统那样，马上自己组织投票，而中国则是希望立刻就能出现德高望重的人，中国人希望在这种时刻能有经验丰富、“年高德劭”的人来领导，而不是每个人都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这种文化最推崇的人性是什么？契约文化所提倡的对人的理想是什么？契约文化所预设的是：签约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否则签约是无意义的、无效的。契约文化导致西方人具有很强的个体主义色彩，每一个人都是原子一样彼此独立的个体，而不像中国的人，是处于社会关系网格之中的节点。这种彼此独立个体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由。

　　自由与科学是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东西方文化冲突，究其根本，就在于是把人看做有爱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节点，还是独立自由的个体？
　　吴国盛：如果说中国文化靠“礼”来进行人的培养和教化，对希腊人讲，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使年轻人懂得自由的精髓、把年轻人培养成真正自由的人呢？我认为这一途径就是科学，科学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
　　我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实现自由的理想人性，科学是实现理想人性——即成为自由的人——的人文形式。对很多人来说，我的这一观点令人很惊讶：科学竟然可以是自由的人文形式。
　　中国人之所以误读科学，固然有其历史原因，更核心的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缺乏对自由的真正认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能够真正掌握科学的精髓，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地理解和崇尚科学。
　　《中国科学报》：您的结论是什么？
　　吴国盛：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没有演绎科学，究其根源就在于东西方文化所拥有的是不同的人性理想，而此理想决定了达至理想的方式、途径。古代中国人从来没有把科学、知识看做是通向理想人性的方式。
　　中国人对科学的误读是因为没有抓住自由这一科学之为科学的维度，希腊科学不是有用之学。有用之学总是要服务于外在的目的，只有无用之学才服务于自身的目的，为知识而知识才是真正的自由。中国人对科学、对知识或者任何事物的实用主义观点阻碍了对科学真正的精神气质的理解，导致中国人没有能够理解科学内在的自由本质和起源。
　　《中国科学报》：您说的“自由”是什么概念？
　　吴国盛：我所说的自由是作为文化最核心的理念意义上的自由，而非政治自由或社会自由，自由作为西方哲学核心的概念，在根源上依赖于对“什么是自己”这个问题的回答。
　　希腊的自由是认识并追随理念的逻辑，“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希腊的自由基本上是一种沉思的、静观的、纯粹理论追求的自由。
　　当然，现代科学的发展也需要从现代的自由理念中寻找根据。科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大都认为，学术自由，也就是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社会政治氛围是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但自由并不是科学发展的充分条件，科学的发展还需要很多其他因素的支持。
　　《中国科学报》：您刚才提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不同文化对人和文的理解与设定，您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化？
　　吴国盛：选择怎样的人性理想是当代中国人人性重建的巨大难题。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不中不西的状态：科学没有学到、没有真正理解，同时，“五四”之后对传统文化的清洗使得传统文化“花果飘零”，我们的年轻一代，包括我自己都读不大懂古书，不知道祖先怎样思考和理解，这就导致我们自身文化认同的危机。虽然生活在中国，却不是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或者不知道怎样才是中国人。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已经被完全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完全采用了西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最基本的事实，而且不可逆转。更重要的是，采用西方的技术就意味着被迫采纳其意识形态，被迫接受其背后的逻辑。很多人强调“现代化不是西化”，那么现代化是什么呢？既然采用工业文明创造出了成功的生活模式，那就必然要接受其意识形态。比如我们每天接触的互联网，它就是平等分配信息的技术机制，在其最基本的架构中，平等、自由的理念早已被注入了。

当然，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中国人在微观技术层面走出自己的特色，比如发展东方的身体技术，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生活模式，去处理和解决面临的问题，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大规模、深入系统地利用西方技术的同时，又希望维护中国的传统思想作为文化主体，很有难度。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由与科学是我们文化重建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