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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看着富春山居图,四年写了一首诗商伟
【编者按】七百年前,黄公望用3年时间完成《富春山居图》。2012年,诗人翟永明开始创作长诗《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用了4年。
819行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以《富春山居图》为创作灵感与素材,在这首长诗中,诗人频繁地往还于当下与过去之间、出入于现实与画卷内外,以个人真实的和想象的行旅为主线,串连起当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蒙太奇画面。
《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单行本限量版即将由活字文化出版,本文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对《随黄公望游富春山》解读长文的节选,由活字文化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二月初的一天,到刘禾、李陀家中做客,他们不约而同地向我推荐起翟永明的近作:“一首长诗,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为题,你会有兴趣一读的。”夜里回家,在电脑上收到了刘禾发来的邮件,果然是一首罕见的长诗。虽然已多少有所期待,但一遍读下来,它宏富的规模和构思还是给了我一个不小的震撼。在今天这个时代,竟然有人这样写诗,我暗自诧异。但转念一想,为什么不呢?或许正是因为在今天,才应该这样写诗。
翟永明并非一位过去时代的山水诗人,也不是超然世外的田园歌手,她的诗篇与我们当下的生存状态和感受经验有着深度共鸣。在这首篇幅宏大的长诗中,她以诗人的当代意识和感受为出发点,在新诗无从措其手足的题目上下手,融古今于一幅,挫万物于笔端,将自然、艺术、人生和社会整合成相互关联的宏大而繁复的“风景”。今天的诗坛上,长诗本来就不多,这样的写法更少见。因此,这首长诗的出现,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事件。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在这首长诗中,翟永明不仅与文人画及其所表征的文化传统展开对话,而且尝试激活古典诗文的诸多要素,包括旧诗的意象、语言和外在形式。她频繁“用典”,“出处”屡见,从前人诗文中夺胎换骨,向古典作家致敬,又游戏文字,自拟旧诗,为文人山水“题跋”。这一切都对新诗自身提出了问题:什么是新诗?谁是它的读者?如何为它定位?尤其在面对古典诗歌的深厚传统时,新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策略?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新诗应该怎么写?又如何来读?
的确,翟永明的这首诗不只是一首题画诗,还是一首关于诗的诗。它向自己提问,偶尔也希望听到听众和读者的回答。诗的第二十七节写了这样意味深长的一幕:一位热心的导演将正在写作中的这首长诗,改编成了多媒体戏剧,搬上戏台,可是不久他就有了一个无奈的发现:“他们”——他的年青的演员们——“都不读诗”。六个字的简单句,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接着又重复了一遍,没有变化,也无可更改。
这一场多媒体的戏剧彩排,充满了反讽和吊诡,也直指这首诗的核心:“怎样阅读当代诗?/准备好了吗?你们!”这是导演的问题,也正是诗人在发问,但问话却采用了倒装的句式,并且在主语之后打上了惊叹号,因此语气短促急迫而又不容置疑,听上去更像是一个祈使句或反问句。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呢?从“他们”到“你们”,接下来反身自问,岂不就是“我们”?这一切来得顺理成章,无可回避。不过,“他们”已经设置了一个危险的镜像:“我只读……”我们看见自己从手机上抬起头,嚅嗫着,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是的,我们——“准备好了吗”?记起了从前的一首老歌,它的一句歌词说:“时刻准备着!”
说得不错。时刻准备着,包括我自己。无疑,这首诗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但更重要的是,它也对新诗的自身存在做出了思考——绝不只是有没有读者而已,因为那只是更大问题的一个外部症状,而是新诗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如何自处,与这个时代怎样共存,或者说,怎样去争取这个时代,并且征服它和改造它。而回观从前所来之路,新诗又该去向何方?
我不自量力地答应写这篇诗评,严格说来,算不上诗评,不过希望借此谈谈我读这首诗的一些想法,包括它的当代性、与时代的关系,同时也涉及“五四”以来新诗不断遭遇的老问题,像新诗的自我定位和文化资源、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新诗的音乐性与汉语的特质,以及新诗的语言和形式等等。当然,每一次遭遇都略有差异,历史语境也有所不同,但这些问题终究挥之不去,至今仍然不失其重要性和相关性。
在这篇新作中,翟永明尝试着以诗的方式对它们做出直接或间接的回答,因此也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看来,这首诗不仅本身值得好好细读,而且也为我们回顾新诗的过去和展望新诗的未来,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翟永明的这首长诗以寻访富春山为线索来构架全篇,而寻访亦即想象的入画之旅,外加一次实地之行。不过,诗人又频繁往返于《富春山居图》的影像空间和当下的生活世界之间,因此也将这篇诗作划分成两个既相互对照、又彼此关联的部分。这两个部分以不同的形式交错展开:有时“过去”和“现在”被压缩在近似对仗的两句中,有时古人图卷中“一步一景”的想象漫游与网吧屏幕的虚拟幻象错综交叠,蔚为奇观。而更多的时候,诗人的冥想为日常世界的事件、场景和联想所打断。屡次中断,但又重新开始,诗人的富春山之游构成了推进诗篇展开的基本动力和中心事件。
二十一世纪富春山居行,也就是六百多年后,与大师相期于1350年,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因此,“现在”与“过去”并没有被锁定在一成不变的固定关系中,而是随着诗人在时间中的往复穿行而发生改变:从当下回观过去,诗人逆时而行,直至往昔;而从1350年顺时前瞻,展望二十一世纪,则当下即是未来。借助于时间中的穿梭往返,诗人向我们呈现出一个多维度叠加错综的场域:
我在“未来”的时间里
走进“过去”的山水间
时间的错置换位并非发生在真空之中,而是与空间的转移变化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时间穿行者
我必然拥有多重生命
每重生命都走遍每重山水
是的,多重生命走遍多重山水,但这一共时性的想象悬置了此时此地的存在。诗人沉湎于遥远的冥想时:
一口呼吸转向我
叙述者索要那些签名
你不能怀疑我的疑虑
我要去的地方 它不能跟随
诗人在回应签名的请求时,回到了眼前这个时刻,但她必须暂时忘掉自己的签名和当下的所在,才可能开始访寻“我要去的地方”。这个“我要去的地方”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因此也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没有地图 何来地理?/唯有山水 不问古今。”这是一次没有地图的旅行,究竟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
就精神和艺术而言,《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是一首现代诗,即便写的是八百年前的古典绘画,它的起点和经验基础都仍然是当代的,关注的焦点和敏感性也都无疑打上了当下生活的印记。甚至连追随黄公望的愿望本身,也产生于我们今天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无庸置疑,富春山之游的本意,正在于打通古今,往返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观照前人,反观自我;游《富春山居图》,评当今的时代风景。
打通古今,并不限于诗歌的语言形式,也不限于它的音乐性。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在新诗的写作中,充分调动古典诗歌的传统,其中包括了结构的安排、意象和意境的营造等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的尝试都有待更深入的展开。就这首诗来看,从具体的措词到整体的形式风格,都有进一步打磨和整合的空间。在新诗中征引旧诗固无不可,因为毕竟是引文,而自拟旧诗,在这首诗中,也事出有因,与书画的题跋一脉相承。但在通常的情形下,或许就另当别论了。此外,长诗的写作,还面临特殊的挑战,例如,如何谋篇布局与处理联想,也就是怎样在作者所描述的建筑的衡定秩序与音乐的即兴流转之间,寻求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汉语新诗中的长诗写作,向来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但也正因为是筚路蓝缕的草创,才格外引人关注,并且激动人心。长诗的崛起,是近年来诗坛上的重大事件,而《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在沟通古今这方面,做出了极为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堪称独树一帜,领风气之先。
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序诗
从容地在心中种千竿修竹
从容地在体内洒一瓶净水
从容地变成一只缓缓行动的蜗牛
从容地 把心变成一只茶杯
从来没有生过、何来死?
一直赤脚、何来袜?
在天上迈步、何来地?
在地上飞翔、何来道?
五十年后我将变成谁?
一百年后谁又成为我?
撑筋拔骨的躯体置换了
守住一口气 变成人生赝品
一
一三五〇年,手卷即电影
你引首向我展开
墨与景 缓缓移动
镜头推移、转换
在手指和掌肌之间
走过拇指大小的画题
走进瘦骨嶙峋的画心
我变成那个浓淡人儿
俯仰山中
随黄公望 寻无用师 访富春山
那一年 他年近八十
“不待落木萧萧 人亦萧条
随我走完六张宣纸,垂钓此地
那便不是桑榆晨昏”
我携一摞A4白纸,蓝色圆珠笔
闯进剩山冷艳之气
落叶萧萧 我亦萧条
剩山将老 我亦将老
三
山被推远,慢慢隐入云端
生于南宋,南宋亦被推远
望临安,满城尽为瘦金体
望燕京,燕京全是蒙古汉
那是我们的历史,政权更迭的历史
不是朝代的问题,那是族群的问题
踩着教科书缓缓行
我想起文天祥、李清照、赵孟頫
不世出的人物,今天再也不出
一切皆为碎片,从人到物
新诗铸就 织成围脖
140个字不能让
我和十四世纪,摩擦生烟
点亮一片密林的颓废
远山、近岸、村庄、小路
四座山峰,两片水域
次第在我眼前展开
平远、深远、高远
我上上下下,领会隐喻
有人在一旁说:
“中国望向过去
美国望向未来”
图像“过去”
政治含义的“过去”
在同一幅画的肌理中
微微侧转 成为线性笔墨
天下即天下
并不世界
我在“未来”的时间里
走进“过去”的山水间
过去:山势浑圆,远水如带
现在:钓台依旧,景随人迁
过去:先人留下有机物
现在:三尺之下塑料袋
黄公望的脚印从常熟一路走到台湾
我的脚步 纸上一走三百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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