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赴台途中被毛泽东下令拦截

管季超0712

熊十力赴台途中被毛泽东下令拦截
熊十力 熊十力   两次拒绝蒋介石捐资   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某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这年六月，熊门弟子、同时也是党国要员的徐复观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款二百万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   其实，熊氏欲办哲学研究所的意愿由来已久。早在1931年，熊就曾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过，但未果；1942年，老友们曾建议他到官办的大学里去开办哲学研究所，他未接受，怕一入官府，便不自由；抗战期间，居正、陶希圣曾为他办研究所事专门搞过一次募捐，也未成功。此次官府拨专款来，他却不为所动。此时，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竟欣然前往了。   为了给弟子有个交代，1946年6月7日，熊致函徐复观，说：“研究所不独今日无精力办也，以事势论，亦宜罢，昔时本意，愿专藉乡谊，纯是民间意味，则讲学有效，而利在国族矣。若声气渐张，在我虽无夹杂，而如斯浊世，人心险如山川，妄猜妄诬，吾个人不足惜，其如所负担学术何？”   他向徐复观讲明，当局若真想为国家培育元气，最好让他自安其素，为所欲为，不必专款资助，只要不横加干涉，便是一种支持。国家若真想办此类研究机构，自可去办中央研究院之类的，但这已与我熊某无关。他并举章太炎之例，说“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   入川不久，黄海化学工业社谋办的哲学研究部因经费不足，再加上抗战胜利后，川中已无“大后方”时期的人物之聚集，使熊十力觉得在此难有大作为。1947年春，北大复校后，熊闻讯便重返北大。此次返京，阔别北大已近十年矣。   南下广州   1947年秋，熊十力经上海返回汉口。南下过冬，也是熊十力的老习惯了。他耐不住北方的严寒，对炉火取暖、皮衣棉服之类的又极不适应，因此冬季临近，他便南下避寒。   1948年2月，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哲学系主任谢幼伟出面相邀，请熊十力前去讲学。为了能让熊十力在杭长住，他们还一起出资在文学院附近辟地筑屋。熊氏携弟子牟宗三一起前往讲学，并将筑居之所命名为“漆园”，并自号“漆园老人”，自比“游于物之初，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漆园吏”庄子，取庄周避世之意也。他还作《漆园记》以明心志，并自题小诗云：“白首对江山，纵横无限意。丹心临午夜，危微俨若思。”观熊氏此时心境，似无凄切悲凉、颓唐老迈之味，而有奋起之意。   在杭州，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马一浮。当年在嘉州，马、熊二人共掌复性书院的教席，虽闹得不无别扭，但一别将近十年，两位大儒早已将不愉快抛却，重又唱和往还。但他在杭州的好日子并未多久，浙大校长竺可桢觉得熊已老迈，不会有多大作为，倒不如请个年轻的来，因此与之白眼，使熊郁郁不得志。   1948年秋末，熊氏便离别杭州，南下广州，投奔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弟子黄艮庸。他在《与朱生》的信中说，“今之世局，离各大学无可居，而任何大学，都无可语。此苦事也。”对于离别杭州，他倒是想得开，“今兹重游，颇不耐热闷与卑湿，极感疲困，不可支。”熊氏曾说：“余平生于读书外，总有散步山野，望云气、看飞鸟之时机，惟促处都市乃大苦耳，然亦时于庭院中苍茫望天也。”黄艮庸在番禺化龙乡有一处农场，并建有黄氏观海楼，熊十力来后，就与养女一起住在此处，读书散步，为养女讲讲佛学，也满足了他“望云气、看飞鸟”的愿望，生活极为惬意。   决定不离开大陆   1949年春，国共战局日渐清晰，国民党败局已定。此时的广州城，纷纷攘攘云集了各路观望的人士，或走或留，或远遁或近逃，这里都是一个不错的临时立脚之地。此时，正在广州乡下的熊十力也有些彷徨不安，他对国民党早已失去信心，但对共产党同样心存疑虑。熊虽然也算是辛亥老人，但毕竟与共产一途是两个路数，离革命的洪流甚远，能得何待遇还不得而知。   他本意很想回老家湖北或入川，专心治学，在致柯树平信中说：“吾老年难动，若得伴即早回汉去。北碚尚有人硬来接，吾亦可入川去。因川中住过九年多，亦算第二故乡。吾决于故乡及北碚二者择一为安心之地。”但旋即，他又打消了回老家的念头，因为他听从老家逃难出来的人说，“武汉商务独占，人民无生路，多投江，有说武昌之下阳逻江段有回漩流处，尸浮二万余具是事实。”“吾无可回乡生活。据云各县甚不安，情况甚难言。”   老家回不去了，入川也许还可以，“川地大人多，到那里去弄点小本，以小生意营生，不知能否？不能，也就绝食了事。万一天不丧斯文，义尚可苟活即苟活，义不可活，吾也不遗污点，决然了事大吉。”（致柯树平函）   他也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亦只是动念而已，旋即打消。他在给弟子唐君毅的信中说：“吾年已高，何至以风烛余光为衣食而尽丧平生之所守？吾中国人也。中共既已统一中国，如不容吾侪教书，只可作夷、齐。如尚容吾侪教书，则无容吾侪‘自经沟壑’而不去教书之理……实际问题，非余所能过问，不问方好守学术本位，谢绝不相干之事……余认为，吾人对中共只当站在自己正当立场上自尽己责。如吾一向为学即尽吾教学之责，以坦诚致诚之态度，立乎庠序，不必预先猜疑共党不相容。若彼果不相容，吾再洁身而退，饿死亦不足惜。”   熊氏的意思很明确，自己只是一介读书之人，且已是“老朽矣”，无党无派，不问世事，不论朝政，党能奈我何？“天下无不知余素未参加党政者，何至有所迫害于衰年之书生？”拿定了这个主意，熊十力决定，留下来。这年春间，受聘于华侨大学的弟子唐君毅和钱穆曾前来探望。谈及去留之事，钱穆回忆说“十力亦无意离大陆”。   与弟子徐复观的纠葛   不仅自己不离开，熊氏还写信劝导弟子们留下来。1949年4月10日，他写信给徐复观，极力劝阻其不要携眷去台湾，他告诉徐，国民党是守不住台湾的。但作为国军少将，徐复观怎么可能留下来坐以待毙呢？在此事上，熊氏未免天真。   9月10日，熊又致信徐复观，信中甚至问起“宁之中大哲系可去教书否”，问徐复观自己能不能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去教书。此时南京已经陷落，也亏得熊十力在人情世故上如此糊涂，在此当口竟还惦记着中央大学的教席。徐复观对老夫子也没有再客气，他狠狠幽了师傅一默，让他“直接去问毛泽东先生中大可去否”。   熊看了来信非常恼火，再也不将徐复观视为学生。9月24日，他分别写信给胡秋原、唐君毅、钱穆等人，并将徐的来信剪下来，附在信上，说：“右为徐长者复观先生见教不才之信，略摘粘于前。”   9月30日，熊又专门致函唐君毅，再次反驳徐对自己不离大陆一事的嘲讽，并在信中郑重提出退回徐复观给的十两黄金，“今日对中大之问，直以汉奸心理向度，此等人，万不可受其馈也。”这十两黄金原是徐复观从自己所经办的《学原》杂志经费中抽出来送给老师的，交由黄艮庸保管，以使老师晚年有所依靠。如今师生闹得如此尴尬，黄金自当璧还。他并写信给胡秋原，希望他与唐君毅来将金子取走，他难掩愤怒地说：“此为人格问题。吾四人吃苦度日，决无饿死之虞。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财。吾平生本不苟取予，以徐先生为乡里后进，川中以来颇相亲厚，故忘形而不相外也。”态度坚决，语气严厉，怒火未消。然而此时谁能真的过来把金子取走？谁也帮不了这个忙。   正如熊氏所言，川中以来，熊徐师徒确是“颇相亲厚”，但打打闹闹、矛盾纠葛也是不断。   当年徐复观以军中少将的身份前去拜见蛰居川中的熊十力时，曾当面请教熊氏应该读些什么书。熊告诉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已经读过。熊听后颇不高兴，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说了些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未及听完便厉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熊氏之骂，是骂可骂之人，骂那些骂不跑的人。熊氏门下，有几个不曾挨过他的骂？熊老师个性嶙峋，抉发痛快，动辄骂人，人所共知，但他也有真情流露时。徐复观后来记述当年在“落日仓黄”中与老师分手的情形时说：“临走时，送我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并时时淌下眼泪。”“记述先生的志事，如先生彷徨绕室时长叹喟之声。”   董必武、郭沫若联名电邀北上   徐复观走了，唐君毅和牟宗三也并没有听从老师的劝告，一个到了香港、一个去了台湾。师徒们天各一方，熊老师陷入新的孤独。此时，似乎只剩下入川一条退路。他在写给四川大学教务长叶石荪的函中说：“吾到川与否，仍望吾子细思一番，方作进止。如吾果可赴川大，亦当在阳历十月内也。”   还未及入川，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唐君毅的信中说：“董与吾本少时革命之交。民六、七年时，吾早已脱离国民党关系，矢志于学术一途。彼于是时亦舍国民党而另定革命方针。彼此行径不同、不相通信者，三十余年矣。”与郭沫若的交往，则是国难时在川中，郭“晤余两次”。当时，郭沫若是熊十力认为在学问上可以一谈的人。郭沫若知道熊十力爱吃鸡，去看他时，滑竿上还绑两只鸡。“余之心事，必当深知。余之行事，亦彼当深率。”熊十力有何心事呢？他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1950年1月28日，熊十力接到董必武的回信，信中说：“叠函均奉悉，并与沫若、彝初（马叙伦）、东荪、云川诸先生往复商酌，以为兄所提不做官、能讲学、路上要人招扶等，都容易办。只有找座北向南房子一事，至今尚未弄妥。非敢缓也，求之实难。政府负责人现仍有住旅馆者，房子难觅，由此可见。但此非谓来京无住处也，只是不甚如意耳。西屏兄在言谈中表示兄留鄂。待返武昌后彼会与兄面谈也……此上来车盛，已函李主席（湖北省主席李先念）照顾，闻京汉路平时只有二等卧车开行，如无头等卧铺，亦请原谅！”   接到董老来电，熊十力放心下来，觉得不好再耽搁，立即起身北上。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为熊十力买好车票，安排好路上扶持之人，并亲往车站送行。车至武汉后，熊十力打算下车略住几日，一是休息，二是略叙乡情。林彪、李先念为其安排好住处，并设宴款待。3月7日，熊在武汉收到郭沫若来函，“已电李主席备车票并电示行期。董老所布置之住所，尚为北房无怪。至它一切，均请不必过虑。”   关于熊之北行，另据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曾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   无论版本有何出入，总之，在1950年的阳春三月，熊十力再次回到了北京。而这一次返回，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   核心提示：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曾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 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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