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散文诗写作面临的制约

管季超0712

当下散文诗写作面临的制约
庄伟杰

　　近年来，关于散文诗文体特征的争论一直不断，可以说，对散文诗文体的艺术探索至今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目前散文诗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那么，到底散文诗是什么，它与诗与散文的关联及本质差异在哪里？应如何不断强化其文体意识，让散文诗回到它自身，成为一种别的文体所无法取代的、且与人的心灵和生命契合的独立文体？散文诗所纠结的种种问题都需要每个热爱散文诗的人们加以深思和做出回应。
　　耐人寻思的是，目前旅居海外的著名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散文诗界的重量级人物刘再复，最近在一篇《返回散文诗》的短论中如是说：“散文诗介于散文与诗之间，这是常识。关于散文与诗的区别，论说很多，但在我看来，除了外形式（诗分行有韵律等，散文则不必）不同之外，内形式还有一大分别，这就是诗可以‘曲说’，即可隐喻、暗示、通感等，而散文则只能‘直说’，即直接表述散文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我曾把散文定义为作家人格的自我雕塑。那么，散文诗的好处，正是它既可以直说，也可以曲说，它无须诗的音乐节奏，但有内在情韵；它无须散文那样叙事，但比诗更实更具体一些；它可自我塑造，但塑造的是内在的心灵性形象，而非外在的实体性形象。”作为切身体会或一家之说，刘再复是这样理解散文诗并付诸写作实践的，并声言选择散文诗作为写作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因为使用这种文体时心手都比较自由。因而，他庆幸自己始终没有被“物化”、被“异化”的感觉，反而觉得写作时个体精神赢得飞扬，自由赢得了实现。
　　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长期在散文诗创作与研究、编辑与出版等重要领域辛勤劳作的邹岳汉先生，从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对散文诗文体的认知出发，认为：“散文诗的独立性，是在诗的大范畴内与其它诗体相比较而产生的独特性。这种独立性万万不可缺少，缺少了，散文诗就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把这种‘独立性’扩展到诗的范畴之外，那问题就大了——离开了‘诗性’的基本规范，散文诗将失去与散文小品相区隔的最后边界，散文诗也将丧失自己的家园。”（邹岳汉：《编者的话：当代散文诗文体从理论到实践的新发展》，《2011中国年度散文诗》，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他认为散文诗的独立性只能在诗性的基础上去寻求，否则会自我迷失和失去读者，同时把“诗性”原则看作一个理论问题和重大的实践问题，关系到散文诗文体的生存和未来的健康发展。应该说，这是目前较为流行的观点。
　　以上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言说，均有助于我们较全面地认识散文诗的文体特色、美学追求乃至运行机制。对此，我想补充的是，如果说一切好的文学作品首先都是跟心灵走在一起的，或者说，文学说到底是心灵外化的东西，散文诗尤甚。那么，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形式），每种文体都应有属于自己的身体语言和文体特征，这就注定了散文诗不仅具有“诗性”这种独立性（或称内质），同时应该具有散文的外在特征（或称外表）。正是这种“内”与“外”合一互见（或称“和合视界”），使得散文诗（文体）所具有的弹性与张力乃是其他文体所难以替代的。这让我想起“香蕉人”的形象，即指在海外生长的华裔后代，他们外表上依然是黄皮肤黑眼睛，但内质上已经洋化（从小教育、生长环境、思维方式等因素使然），他们可能不是“混血儿”，也不算洋人，外在表征依然是华人，但形成的内在气质已洋化了。正因为如此，用洋人、或中国人称呼他们都是不妥切的，我们只能用“华人”或“华裔后代”来称呼或界定。这就是“香蕉人”的独特之处。可见，散文诗作为一种文体，具有自身独特的美学原则，而这恰恰决定了其存在方式乃至生命方式。散文诗界元老海梦先生认为：“一章好的散文诗，在构思上要有诗歌的凝炼、含蓄、空灵、深远。在表现手法上，要有散文的潇洒、自由、舒放。要体现它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独立文体的艺术特征。”倘若说，对于小说，情节与形象塑造是营造和结构故事发展的关键要素；对于诗歌，韵律与分行是构造诗句的生命形式；对于戏剧，人物对话是呈示戏剧冲突的特殊途径；对于散文，情感生命是维系散文内在规律的根本保障。那么在笔者看来，好的散文诗给人带来的应是心灵与心灵的沟通交流，是诗性丰盈的语言盛宴，是精神对话的享受。这种对话，可以是愉悦性的，比如自然之爱与人性之爱；可以是灵动性的，比如生活情趣与人生感悟；可以是冲击性的，比如灵魂救赎与生命忏悔；可以是自发性的，比如思辨色彩与精神启示；等等。一言以蔽之，散文诗应该作为写作者（或知识分子）心灵与情感最为自由而诗意的一种对话方式。它与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一样，同样需要更多地融入人文情怀、生命精神和现实关怀。不是用刻意雕琢的文字，而是用生命用心灵去践履。
　　基于以上的分析和探讨，直面当下散文诗的现实境况，笔者想从整体性框架出发去思考散文诗的命运际遇，并就当下散文诗写作面临的三大制约加以透视，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同质化倾向与文体意识薄弱。在当下社会多元格局却又如此“同质化”、“单一性”的功利主义消费市场的弥漫下，文化秩序的混乱、心灵世界的贫困、思想深度的缺失、传统文化命脉似连又断的严峻现实直逼着我们。散文诗如果为了进入大众视野而媚俗，或为了迎合主流而趋同，都是不足取的。这等于“心为物役”，即还不如不写（刘再复语）。至于那种自设“小圈子”写作，或四处拉大旗作虎皮，或只是以散文诗附庸风雅，给自己脸上贴上文化标签，以达到能尽快弄出名堂之目的，企图进入意识形态领域并获得官方（奖励）认同的，着实令人匪夷所思。更有甚者，动辄就居高临下，好像自己就是散文诗坛的江湖老大，能给散文诗坛带来不少好处，不惜代价到处占山头，说白了就是想霸占散文诗坛的话语权。这些带有功利化的思想实际上已丧失了作为文人应具备的操守，即并非为散文诗而散文诗，而是为了个人荣耀和功利而散文诗，致使散文诗界回到“小集团式”的写作时代，乃至亦步亦趋于“同质化”倾向。君不见如此惊人的“热闹”已逐步走向惊人的庸俗，也同样会走向惊人的荒凉。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当下散文诗坛存在的一种“怪圈”。其实，写作本身是相当个人性的，但功在整体性的事业，而非功在某地某群。是故，任何群落如果只是一味突出各自的光点而掩饰自身的缺点，不仅不利于澄清诗史和整体的运行机制，也难以把人们引向和合的视界。
　　只有勇于正视现状，才能让散文诗理直气壮地走上一条清明的艺术大道。那么，散文诗的发展是否迎来新契机呢？是否带来了突破性的进展呢？是否取得了连当年的鲁迅都想象不到的成就呢？这些问题无疑的值得我们深思，非三言两语能够述尽。的确，“有的作者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有的作者在表现当代现实方面取得的进步，有的作者地域书写方面的有益尝试，都非常值得关注。”（黄尚恩：《散文诗的发展迎来新契机》，《文艺报》2013.4.15）。然而，我想指出的是，目前大量散文诗写作在题材领域有趋同化的倾向，只要打开现在几家专门性散文诗刊物就会发现，写乡土风情、地域山水题材的作品充斥其中，关注视点大多雷同和相近，这在无形中给散文诗带入一种逼仄的书写空间，即在写作生态上出现某种欹斜。其实，散文诗书写空间是相当广阔的，既可以回到乡土、回到童年、回到历史，也可以回到都市、回到当下、回到自身，不管是往前走或往后走，还是向左望或向右望，抑或是朝上看或朝下看，都应当是精神的重塑而不是精神的消费，都应当是内在心灵性形象的展现，而不是停留于外在的实体性形象的摹写。我们在现实（历史）中的处境，涉及人本的种种困境，尤其是关注人的命运、生存境遇和精神家园，作为具有普遍性的主题，在散文诗写作中尽管有或多或少的表现，却缺乏独特的个性内涵、阔大的境界和高远的气象。
　　如果说同质化或趋同化的倾向会给散文诗写作带来个性化的迷失，甚而遮蔽了个人真实声音的发出。那么，文体意识薄弱则有可能让散文诗自身自在本能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减色或退化。
　　好的散文诗与好小说、好诗歌、好散文一样，一定要有文体意识。优秀的诗人作家在文体上有自己的觉悟和自觉。鲁迅生前就相当重视文体意识，有“卓越的文体家”之誉。许多优秀的作家之倾心于文体一如十分欣赏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当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的。在欧洲、尤其是法国，据说“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汉语中也有“文体”这个词，但这里所谓的“文体”并非我们理解中指不同体裁的“文体”。或者说，这里所言的“文体”，其内涵和外延都远大于后者。
　　其实，作为外来词的“文体”，即英文中的Style，据德国文学家威廉·威克纳格（1806-1869）考证，最初应源于希腊文，后由希腊文传入拉丁文，再传入德文、英文和俄文。在英文中一般把Style译为风格，俄语亦然。可以说，该词在广义上可用以指明包括绘画、雕塑、音乐、建筑、文学等一切艺术的特性。把它译为“文体”，乃专指义，用以指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语言特性。根据学者们大致认同的意见，文学中的“文体”具有三个层次的涵义：其一指文学体裁，这与汉语中的“文体”一词的涵义大体相符；其二指语体，汉语中的“文体”在特定语境中也包含此层意义，在俄语中则有修辞的意义；其三指风格，这是“文体”的最高和最后的范畴（参见朱宽生：《在诗与散文之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可见，文体意识和文体特点是一个作家的重要品格。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重要的是要写出个性和这一文体的新品格来。
　　尽管文体多指作家富有强烈的个性气质，不仅带有作家自身强烈的风格特征，而且得力于自身驾驭文体时的自如操控力。这并非一蹴而就之功，乃取决于作家自身的辛勤磨砺和锤炼。唯有道行高深，功德圆满者，方能成就也！其给予人的鲜明印象是，往往只语片言亦能令人为之悄焉动容，过目难忘，而且一眼便能清晰地辨认出这是出自某某作家之手笔，譬如我们读鲁迅的作品，这种感觉特别明显。
　　当然，以上的说法并非要求每个散文诗作家都能成为文体家，因为体现在写作上，这一种高难度的写作，也是一种高标准严要求。然而，意识到和未意识到，或许会不一样，无论是对于创作与批评。但愿我的这些带有苛刻甚至尖锐的、但又是恳切的言辞，不至于让广大读者反感，只要能给那些真正想用生命用心灵去投入和捍卫散文诗的耕耘者多少有所启发，就足以欣慰一番了。
　　其二，当下散文诗精品力作明显稀缺。著名散文诗作家郭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散文诗创作本来就很难，更难出精品。鲁迅的《野草》只有20几篇，但中国至今还没有超越他的散文诗作品出现，虽然这些年出的散文诗集不少，总体上看创作水平有提高，不断出现佳作，但还没有哪本散文诗集达到《野草》那样的高度。”（萧风访谈录，转自严炎：《散文诗创作呼唤精品》，《中国散文诗》报2013年第3期）。同样的，当下散文诗界也缺少像彭燕郊《混沌初开》那样独特的、磅礴的、大气的精品力作。它熔中西文化文学之精华于一炉，既探索了人的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又富有人类意识和终极关怀，庶几达到中外散文诗史上难得的艺术高度。
　　为什么一些散文诗作者的文字虽然漂亮甚至也有动人之处，但最终还是从读者心里飘忽而去？其中最大的原因显然在于欠缺具有超越现实和穿透历史的思想能力。究其原因，从整体上观察，近些年的散文诗写作缺少与读者的对话关系，缺少与历史（现实）的对话关系，缺少或疏于与自身的对话关系。在这种松散的状态中，散文诗尽管不乏佳构之作，艺术有所嬗变，技巧逐渐成熟，但疲软之态始终未有大的改观，即：雅致佳作的多，大气凝重的少；似曾相识的多，精品力作的少。这是整个散文诗界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对此，我赞同严炎先生在《散文诗创作呼唤精品》一文中说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容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创作出精品，但是爱好这个文体就要为之痴情。在这个关键节点，唯一能做的就是靠作品说话，要坚守一种不出精品誓不罢休的精神。”可见，散文诗面临的制约与困窘，并不因为现在有多少家专门性刊物和发表园地，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写作队伍有多壮大，也不在于一个人写了多少作品，获过多少奖，就等于没有危机感。至为关键的是写作者要真正理解散文诗的要素，能动把握散文诗的独特品质。因而，对于散文诗作家来说，保持作为知识分子即写作者的思想风度和精神向度，在对现实保持警惕的前提下，其潜在的写作立场和生命姿态不可或缺。
　　其三，当代散文诗批评的缺席与失语。相比较于其他文体，当代散文诗研究与批评相当薄弱，未能很好地起到推动散文诗发展的“轮之两翼”的作用。这是散文诗面临的最要命的一大困窘。如果说文学批评充当着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桥梁，那么，散文诗批评乃是散文诗创作的延伸，是对批评对象进行艺术上的再创造，是在既定的话语中延展其审美内涵，使人们在这种再创造中领悟到散文诗作品某些更为丰富的审美信息和艺术内涵。既批判其得失，又揭示其运动规律，甚而直接影响到散文诗创作的品味格调和未来走向。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对散文诗进行“蜻蜓点水式”鉴赏与评介，这固然对散文诗创作多少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毕竟缺乏更为深入、系统、多元的透视批评，更难以进入理论性的高度阐释、观照和论述。加之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其中潜在的功利化思想泛滥，使得当代散文诗理论批评步履维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弊端。或零散宽泛，或思想僵化，或观念滞后，或以个人好恶代替艺术审美，或缺乏深度与理性分析，或欠缺独立思考精神和胆识勇气，如是导致了散文诗研究与批评的严重缺席。可以说，散文诗批评的“失语症”，既反映了散文诗当下批评标准的缺失与混乱，也导致了审美观念让位于现实利益的考量。纵观之下，起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散文界缺乏创作实践、理论批评及学术研究皆能的“通才”；二是批评家学术素养的欠缺；三是散文诗批评原理的滞后且难有突破；四是伪散文诗批评的偏颇与乏善可陈；五是批评研究的形式化与创作难以产生互动。因此，如何推动散文诗批评回归本质，坚守人文审美理想，是当代散文诗界理应关注的焦点。

　　庄伟杰，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旅澳诗人作家、书法艺术家、文学博士，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现任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兼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澳洲华文诗人笔会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副主席。至今已出版的专著有新诗集、评论集、散文集、散文诗集、书法集等10多部，主编各种著作50多部。　　
（《粤海风》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