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互联网，坚持读纸书

管季超0712

远离互联网，坚持读纸书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5 版）

    忙忙碌碌的2015年，我依旧陷溺红尘难以自拔，但科学阅读也一如既往地持续着。以下选择我阅读中相对比较有心得的书籍数种，略陈管见。
    《科学圣徒——J.D.贝尔纳传》，［英］安德鲁·布朗著，潜伟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
    传主集科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情圣、科学学奠基人等多种身份于一身，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有“科学圣徒”之誉。那个时代英国知识青年的时髦是同情共产党，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贝尔纳经常应邀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旅行和访问，不过当时中国方面主要将他视为一位科学家，对他的期望也主要是在科学方面。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贝尔纳、李约瑟这样“左倾”的科学家，总是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受到特殊欢迎。因此，尽管贝尔纳及其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著作在中国享有很高声誉，但我们在评价这些著作时，必须注意到，在当时的思想习惯中，科学技术基本上没有“阶级性”，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却肯定会被认为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不会翻译丹皮尔的《科学史》，但完全可以接受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因为正如本书作者布朗在所言，贝尔纳的政治信仰“被塑造成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
    《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英］亨利·吉编，穆蕴秋等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出人意表的小说集——原来“世界顶级科学杂志”Na⁃ture还一直刊登科幻小说啊！2005年，“欧洲科幻学会”将“最佳科幻出版刊物”奖项颁给了Nature杂志！一本“世界顶级科学杂志”，怎会获颁“科幻出版刊物”奖项？在那些对Nature顶礼膜拜的人看来，这难道不是对Nature杂志的蓄意侮辱吗？Nature杂志难道会去领取这样荒谬的奖项吗？但事实是，Nature杂志坦然领取了上述奖项。
    从1999年起，Nature新辟了一个名为“未来（Futures）”的栏目，专门刊登“完全原创”、“长度在850～950个单词之间的优秀科幻作品”，该栏目持续至今。专栏开设一周年的时候，就有7篇作品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科幻集》，而老牌科幻杂志《阿西莫夫科幻杂志》和《奇幻与科幻》这年入选的分别只有2篇和4篇。2006年Nature杂志更是有10篇作品入选年度最佳。
    这部短篇小说选集，就是上面这个专栏的产物。附带说一句，《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II的中文版权也已被买下，仍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儿童医学实验秘史》，［美］艾伦·M·霍恩布鲁姆等著，丁立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月第一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法西斯利用战俘所做的臭名昭著的“人体科学实验”，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罪行，纽伦堡审判谴责并惩处了德国法西斯医学专家的这些罪行。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所做的类似行为，也遭到世人普遍的厌恶和声讨。
    所以，当我们从《违童之愿》中看到，美国竟早就在它本土实施了类似的实验，而且实验对象竟是它的本国公民时，不能不感到非常意外。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美国的研究者们“纷纷扎到孤儿院、医院、收治‘低能儿’的公立机构去寻找实验对象”，而且这种行动竟早在冷战之前的19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在时间上倒是和德、日法西斯的“人体科学实验”不相上下。
    如果这类侵犯人权的“人体科学实验”，其成果真的可以帮助救治更多的病人，那么这类实验有没有正当性？仍然没有。因为无论目标何等崇高伟大，都不能提供不择手段实现该目标的正当理由。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凡是主张为了实现伟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人，结果都是先造成了罪恶，却从未实现那些目标。如果有一种目标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目标还可能是正当的吗？
    《性的起源——第一次性革命的历史》，［英］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著，杨朗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2月第一版
    所谓“第一次性革命”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视为一种修辞手段。因为社会、思想、文化等等，都是极为复杂的，在时间上并不存在“革命成功”的清晰界限。例如，1600年~1800年间，西方世界的成年人获得了支配其身体的自由，婚外性行为不再成为非法，社会不再能够依靠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违背他们意愿的道德；如果认为“第一次性革命”到1800年基本成功，那又如何解释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之后出现的潮流呢？作者自己也说：“如今许多历史学家都同意此种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约束性自由与抑制各种感官享受的朝纲一直延续至1901年——事实上，作为西方性文化的典型特征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所以，在性观念问题上，“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是长期共存的，而一场又一场的“性革命”，很可能并未持续地将人类社会推向开放和宽容的新高度，情形更像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
    《博物学文化与编史》，刘华杰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一版
    刘华杰教授近年大力提倡博物学传统的复活和振兴，成绩斐然，冷落已久的博物学居然重新进入大众视野。本书是作者主编的《博物学文化丛书》已出品种中最具学术价值的一本，书中包括“博物学论纲”“博物学编史纲领”等纲领性的历史文献，富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启发意义。本书在理论上所开拓的学术道路，是一条不乏野草闲花的阳关大道。
    《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马化腾等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7月第一版
    “互联网＋”最近成为极热的热词，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多种解释版本，比如官方版、马化腾版、阿里版、李彦宏版、雷军版，文字各有异同，意思大同小异。用我自己理解的大白话来说，其实就是：互联网技术的洪水冲决以往各种准入限制，各行各业大洗牌，最终达到打破垄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新局面。
    在本书中，当今互联网企业的弄潮巨头之一马化腾和他的部下、谋士、同行、友人及“文学侍从之臣”们，踌躇满志地将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能源、建筑、零售、物流、社区尽数纳入准备征服的视野，“万里车书一混同”的豪情壮志跃然纸上。
    但是，只要社会资源处于短缺状态，“筛选”就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不断地让一部分人出局，我们的社会资源才够在剩下的人群中分配。而现代大学教育就是被选中的相对最公平、最人道的筛选方式。所以只要我们还需要现代教育的筛选功能，“互联网＋”攻城略地的兵锋就会在大学校门口停下来，大学校园就是互联网海陵王面临的采石战场。我甚至怀疑，马化腾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因此在《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所列举的准备“征服”的领域中，根本没有大学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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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读书困惑始解玺璋（评论家、作家）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5 版）

    人活到六十岁，对自己以及身外之物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似乎也到了放松心情，享受生活的人生阶段。孔子有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既然从“知天命”到“耳顺”，再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已渐趋成熟，难道还会有什么“困惑”吗？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仅现在有，将来也还会有。
    而困惑，正是我读书的原动力。对我而言，可以说“人生读书困惑始”。为了解惑，只有读书。有时候一本书就是一位老师，读书，就是聆听老师的传道、授业和解惑。说到困惑，在我主要表现为一种内心冲突，这种冲突还是梁启超引起的，虽然书已出版很久，但这种冲突在我心里并没有结束，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从理智上，我能接受梁氏对革命的看法，毕竟上世纪90年代已经有过一次“告别革命”的讨论，而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对“革命”有所怀疑大约就始于那时候。但在情感上还是觉得，被压迫者最终只能通过革命获得解放。“告别革命”之后，底层民众的政治诉求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呢？
    因此，围绕这个大题目，一直是我这几年读书的重中之重，今年则显得更加突出。最早看到的是《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美]苏珊·邓恩著，杨小刚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出版）和《卢梭与美德共和国：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语言》（[美]卡罗尔·布拉姆著，启蒙编译所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月出版）。前者用阳光和闪电比喻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所谓阳光，形容北美革命的性格，温和而耐久；而闪电则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形象比喻，爆发于黑暗，又迅速地归于黑暗。这两次革命都是世界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读《姊妹革命》一书，思绪就很难止于对两次革命的总结和比较，而不得不进而思考中国的革命和未来，特别是在当下这个面临重新选择的历史关头。书中关于法国革命的记述，犹如一面镜子，提供了重新认识革命本性的镜像；而关于美国革命的记述，更有助于修正中国革命者对革命想像中的误读、误判和误解。与法国大革命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革命的另一表征，即把革命限定在政治领域，防止其溢出至其他领域，尤其不能让文化和民众意识承担革命成功或失败的责任。于是我们看到，“姊妹革命”的分野恰恰就在这里：是有限革命，在人性、人的精神王国前设置屏障，还是拆除屏障，长驱直入。
    后面一书与前面一书似乎可以视为“姊妹”书。作者自称：“本书的目的是分析这样一个产自文学标准的强大而复杂的具象性结构，是如何被激进地简化成一个民众叙述（folksaga），并被一部分几乎没有受到启蒙文学影响的人所接受的。”他让我们思考，究竟是如保守主义者伯克（Burke）和卡莱尔（Carlyle）所说，启蒙思想是煽动愚昧的大众，造成巨大危害的罪魁祸首，还是如浪漫主义者朱尔·米舍莱（JulesMichelet）所说，卢梭和百科全书派是为民众打开历史新篇章提供必要的思想源泉的功臣？他还注意到，有些学者在18世纪思想家的著作，尤其是卢梭的著作中，发现了现代极权主义的蓝图。这些都是作者试图解决的问题，但几百年来，由于各种相关的论点互相缠绕在一起，他提醒读者要“在梳理卢梭式美德的确切思路时保持耐心”，多年前读过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也是一部梳理卢梭思想及身后影响的专著，我不知道卡罗尔·布拉姆的这本书与朱学勤的那本书有没有关系，但他们所触及的问题和思考的角度确有相似之处。
    不久又看到了《拷问法国大革命》（[法]雅克·索雷著，王晨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3月出版）和《1776美国的诞生》（[美]戴维·麦卡洛著，刘彤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出版）这两部作品，尤其是前者，它使我想起大约十年前出版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二者的相似之处是，都不满于将1789年的革命神圣化或妖魔化。二者的区别则仅仅在于，“思考”侧重于阐释，而“拷问”更侧重呈现。自1800年以来，法国和欧美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和评说，其中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南辕北辙的政治憧憬。他认为，纠结于无果的争执是无益的，把大革命淹没在普世的展望或意识形态的冲突中，无助于我们对它的反思。因此，他在这本书中所作的就是将常常只有专家学者才能接触到的知识、成果和假说，全面地呈现给大众，期待大众能了解这期间人们关于大革命的认识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以此来化解长期以来将法国大革命概念化的难题。所以，对我来说，读这本书的最大收获恰恰在于对各种相关立场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作者用了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涵盖了关于法国大革命所有我们想知道和想问的问题，并将那些激动人心事件的复杂性呈现在读者面前。
    最后想说说土耳其裔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南、董一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在2015年我的阅读中，这本书非常重要。德里克是西学左翼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其立场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据他的介绍，这本书“对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识话语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批判性的讨论”。他认为，“1978年后，对革命历史的拒斥引发了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在1990年代越发清晰起来，从而对中国人思考文化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他所谓1978年的说法过于笼统，但从当下的情形来看，这种内在矛盾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德里克所说的这种“对前半个世纪的主导潮流的一次逆转”，是确实存在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逆转”表现得越发明显。显而易见，韦伯所谓“工具合理性”的急剧膨胀与“价值合理性”的急剧萎缩，在当下中国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作为一种补偿，多元现代性及协商普遍性的命题便应运而生，它似乎意味着，西方作为现代化标准和经验唯一提供者的身份已经受到质疑，而所谓亚洲四小龙、儒家文化圈，乃至近年来的孔子学院，都是这一潮流的具体反应。他认为，不能“采用一种反革命的姿态来对待革命的失败”。因此，他坚持对当代儒学乃至国学提出质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资本主义也许带有天然的仇视，但他所指出的这些问题，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

管季超0712

杂乱而又贴心的阅读高兴（《世界文学》主编）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5 版）

    这一年究竟读了多少书？东欧的，韩国的，英美的，拉美的，起码有六七十部吧。而且小说，散文，诗歌，日记，回忆录等等，什么都有。真是够杂乱的。杂乱的阅读，常常就是随心的阅读，贴心的阅读，也就是卡内蒂所说的那种幸福的阅读。
    阅读有诸多隐秘的动力，比如求知欲，比如孤独感，再比如好奇心。记得前年元旦，我出于好奇捧起了罗琳的长篇小说《偶发空缺》（任战、向丁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读后，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哈利·波特系列的极度畅销和巨大成功，那么，她是否会这么写。显然，哈利·波特的成功给了罗琳足够的自信和底气，敢于往狠里写，纵情地写。整部小说，总体上说，写了两组人：一组是成人；另一组是孩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少年。成人沉湎于争斗。孩子同样如此。罗琳似乎对人类或者人类生活彻底绝望。她不相信和谐，不相信对话的可能。她要解构和颠覆小镇所谓的田园牧歌。她写作这部长篇时，似乎极为享受文字，享受各种细节，把文字当作了一道盛宴，以至于完全不顾所谓的分寸和节制。尽管写冲突，写对立，写争斗，但读时又不觉得特别紧张。这主要归功于作者的轻喜剧手法。在这样的轻喜剧中，我们常常能感到一点点黑色幽默的味道。她还勇于打破文学禁忌，我指的主要是色情。一直以来，这被当做男性写作的视角和内容。但通过《偶发空缺》，罗琳发起了挑战：女性同样有权利采用这样的视角，书写这样的内容。
    同样是出于好奇心，我读了捷克作家克里玛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刘宏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一位老人眼里的“疯狂”又是怎样的疯狂呢？克里玛曾经历过战争、集中营、解放、教条主义时期、“布拉格之春”、苏联入侵、极权主义统治、“天鹅绒革命”等等，历经人世沧桑，对世界的变幻和人性的莫测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洞察。这种体验和洞察提炼出来，就是一种珍贵的人生智慧、思想结晶和心灵遗产。正如他所说，“有过极限经历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和那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所看到的是不同的。罪恶与惩罚，自由与压迫，正义与非正义，爱与恨，复仇与宽恕，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特别是对没有其他生活经历的年轻人来说。一个人往往要花很多年才能懂得，极限经历会将他们引向智慧之路。还有很多人，永远也不会懂”。世界的疯狂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及时的反思，自省，清理，防止极限、荒谬和罪恶重现，防止悲剧重演，为人心注入更多向善的力量，尤为重要。可悲的是，岁月中，多少罪恶，多少荒谬，多少悲剧，多少极端总在不断地重演。亲历和细节使得此书生动，有力，意味深长，有现场感，分外的丰富。记得一个细节：克里玛曾参加过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抽象，空洞，没什么意义。可就在这时，有人说道：每天，我的羞耻感都会被唤起。克里玛觉得，正是这一句话让原本毫无意义的座谈会有了价值。类似的细节比比皆是。可以说细节支撑起了整部回忆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篇主题论述，涉及极限、桎梏、乌托邦、恐怖与恐惧、挥霍的青春、信仰、独裁、忠诚与背叛、自由、命运等等话题，仿佛一种总结，更是一种提升，让平静的叙述有了思想深度和高度。我相信克里玛在书写这部作品时，内心是充满着道义感和责任感的。这种道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许多东欧作家的最感人之处。
    比起《我的疯狂世纪》，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疑问集》，万楚拉的《无常的夏天》，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地平线》《缓刑》等等显然属于轻巧的作品。轻巧，却并不低微；轻巧，自有轻巧的魅力。《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陈黎、张芬龄译，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6月出版）让人懂得，激情对于诗人的重要。《疑问集》（陈黎、张芬龄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1月出版）则以发问的形式，展现出好奇、想象与诗意共同孕育的奇特果实。《暗店街》《地平线》《缓刑》似乎在演绎一种模糊美学，那其实更加贴近世界的本色。而《无常的夏天》简直就是一场语言的魔术，从小镇的单调和平淡中变幻出那么多的幽默、情趣和韵味。我因此愿意将捷克作家万楚拉称作语言魔术师。难怪就连向来傲慢的昆德拉青年时代都曾对他推崇备至呢。
    有些书需要在恰当的时机读，就像荷兰作家维尔林哈的小说《美丽的年轻女子》（李梅译，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及罗马尼亚作家拉扎雷斯库的小说《麻木》（林亭、周关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两部作品都涉及衰老主题。人生自然的现象，谁也无法回避，因而具有普遍意义。《美丽的年轻女子》将爱情、婚姻、夫妻关系、衰老心理和生理、婚外恋等混合于一体，不时地加入情爱场景，节奏快捷，篇幅短小，是一部特别好看的小说。《麻木》主要写了两个人物：埃弗盖尼和瓦莱莉娅。中年男子埃弗盖尼决定要写一本书，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体现人生价值。退休教师瓦莱莉娅积极参与老年合唱团等活动，想以此来保持活力，抗衡孤独。但他们俩都开始面临衰老的威胁。麻木恰恰就是衰老最初的症状。埃弗盖尼和瓦莱莉娅的困惑，是自身的困惑，与生存紧密相关。具体而言，他们都需要找到某种自己坚信的生存意义。埃弗盖尼期望通过出版一本书来解决这一问题，可对此他内心又并不特别坚定，因而最终也就陷于失败和沮丧；瓦莱莉娅倒是充满了激情，却实实在在地遭遇了病痛，只能在清醒和糊涂之间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显然，埃弗盖尼是一个正在进入麻木的人，而瓦莱莉娅是一个已经进入麻木的人。他们都想通过艺术与麻木苦苦地斗争，但艺术并不能解决一切，而生存中永远都有比艺术更为要紧的事情。已过知天命之年，读到《美丽的年轻女子》和《麻木》，内心自然会生出无限感慨。
    读外国文学常常有种新鲜感，而读中国文学则更会有亲切感。当我读到东西的《篡改的命》（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时就倍感亲切。东西是我喜欢的作家，机智，深刻，富有灵气。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着他的小说。他始终以自己独有的从容姿态写小说，不慌不忙，不骄不躁。他的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以及这部《篡改的命》都是中国文坛难得的杰作。说到小说，我一直在寻找那种既好看又有意味的作品，《后悔录》和《篡改的命》就满足了我的这种阅读期待。东西是讲故事的高手，无论多么荒诞，多么离奇，多么不可思议，他都讲得合情合理，这显然是需要想象力的。而在小说创作中，想象力就是创造力的最好体现。当然也需要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后悔录》和《篡改的命》中都有无数细节，像黑色幽默，会叫人发笑，但读完全书，你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唯有哭的冲动。我相信，东西对人性充满了悲观和绝望。东西富有理解力和洞察力，又有生活积累，对中国现实有着深刻的了解。可以说，《篡改的命》将中国现实中个人的命运写到了极致。若无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了解，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对城乡差别的刻骨记忆，若无长期的积累、观察和领悟，必要的写作才华，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小说涉及的话题丰富，结构精巧，逻辑严密，大量细节令人难忘，写得特别狠，特别绝，惟其如此，才能反映中国复杂的现实。而语言常常是轻盈的，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还用了不少流行词语，甚至网络词语。想象力，现实感，虚和实的巧妙结合，使得一部实质沉重的小说变得特别好看，可读。什么是中国现实？什么是中国真实？那么，就读《篡改的命》吧。

管季超0712

一书读罢心亦老蒋蓝（学者）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4 版）

    2015年我满50岁了，书比往年读得略少，大约四五十本。今年忙于出版自己的《媚骨之书》《极端动物笔记》等6本书，自己的生命恰是在读与写的交替当中循环往复，但这一圈年轮非常清晰。
    《平生六记》是曾彦修先生的回忆录，记录了他一生中记忆深刻的几件事，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关，一书读罢心亦老。而让我在阅读里顿感心痛的书，却是里阿德娜·艾伏隆未完成的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阿德娜·艾伏隆著，谷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作者是诗人的大女儿，她耗尽余生心血收集、整理母亲的遗作出版，可惜再无精力去完成一部回忆录了。一个自杀的女诗人与残缺的回忆录，似乎同样暗示了一种宿命。
    如今充斥汉语里的陈词滥调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是讴歌商人的口头禅。无依无靠的茨维塔耶娃，在几岁的女儿眼里，“她的脊椎也不弯曲，‘脊椎骨如钢铁铸就的一般’”。她们颠沛流离，在绝望的战争与恐怖氛围里，依靠艺术取暖。就像面对一豆烛火，我分辨不清是女儿在为母亲掌灯，还是母亲伸手护着火光。哀痛的母亲背后有一个天才的女儿——这是严寒季节里的喷香的面包，足以让茨维塔耶娃欣喜。她很早就发现女儿身上“有无穷的天赋，简直是才华横溢”。本书收录了很多阿里阿德娜8岁时的信件，收信者是她的“教母”——诗人沃罗申的妈妈，还有阿赫玛托娃阿姨。依靠啜饮苦难而成长的孩子绝不会是洛丽塔式的，而是另外一种：在成人智慧里又混杂了童心未泯的率真；她的笔宛如刻刀，刀刀见肉，指心见性。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的美术才华在本书的几十幅作品里彰显无遗，但让我更感到心惊的是她的描述：她回忆自己5岁时与妈妈赶到普拉那里的情形：“那是我们最后一次到那里去，这之前的情景还记得玫瑰花，很多玫瑰花，干旱，记得普拉送给我的小刺猬，记得自己很小很小，比海平面还矮，我觉得海水像墙一样高！沃洛申把我扛在肩膀上，我害怕——因为离陆地很远，我怕一下子掉到下面的海水里去！”
    在她的描述里，茨维塔耶娃写着写着就把头从写字台边上扭过去，对身边的阿莉娅咨询意见：“你说，剧本最后的一个词，该是什么呢？”“最后一个词，当然应该是———爱！”这个提供意见的女儿，才7岁。
    最让我感到奇特的，是阿里阿德娜记录的两件预兆——
    去年，1956年，冬天，记得因为一件事情我顺路去看望爱伦堡，聊了一会儿，就去看柳波芙·米哈伊洛夫娜——她打电话找我。她说：“我从来不相信预感、征兆。可是生活中还是有这种神秘莫测的事情发生。很久很久以前，在快要离开俄罗斯的时候，玛丽娜送给了我一只手镯，我一直戴着它（她说得心直口快）：倒不是因为它是玛丽娜送的，而是因为戴在我手腕上合适，我喜欢它。银子手镯，浇铸的，很沉——这样的手镯不可能断裂。有一天我去商店，忽然当啷一声响，什么东西掉到了地板上，我一看我的脚边有半截手镯，另一半还在我的手腕上。拣起那半截手镯一看，一条歪斜的裂茬使手镯断为两半。就断在我手腕上！我一时心里慌乱，不知不觉想起了一个日子——1941年8月31日。过了一段时间，爱伦堡打听清楚了——那一天恰恰是玛丽娜的忌日。现在，我想把这手镯还给您——我没有修理它，还是两半截，您要愿意，就这样保存它，愿意修理就修理修理再戴。”……
    柳波芙·米哈伊洛夫娜说完把手镯递给了我，沉重的、浇铸的银手镯，我从小时候就熟悉的手镯，——确切地说，不是手镯，而是两半截碎片，折断的那条歪斜的裂口，带有明显的棱角，形状犹如闪电……（见该书，268页）
    茨维塔耶娃曾把一串深色的琥珀项链送给阿赫玛托娃。
    安娜·阿赫玛托娃把念珠戴在脖子上，从来不随意把它们丢到一边。小书架上还有第二件首饰，也很好看，样式古老，再有就是带宝石的戒指，宝石上有细微的裂纹。安娜·阿赫玛托娃说，心爱的饰物有时候能预测苦难——就在她丈夫死亡的那一天，也许是那一天的前夜，宝石上出现了裂纹。（见该书，277页）
    这些令人心痛的命运变数，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天妒。花朵的芳香还没有逝去，上天就断然收回了花的羽翼。后来，阿里阿德娜·艾伏隆经历了8年铁窗磨难，接受了父母、弟弟死于非命的命运，她坚持活了过来，她依然坚持着，她把那些罪恶与痛苦，记录下来。她一直活在妈妈茨维塔耶娃的河床，她延续了妈妈对帕斯捷尔纳克那种对同道、对圣徒、对男人相混杂的情感，她不断梦到帕斯捷尔纳克，在白日梦里完成妈妈茨维塔耶娃没有完成的叙述。她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上百封信件，就像冰凌撞击的叶尼塞河，乃是最伟大、圣洁、高贵的文学之帆。在流放中的她，曾对帕斯捷尔纳克感叹：“我们这里的白天变长了，变暖了，大约十五度到二十度之间。我的第四十个春天来临了，不过，从纯属女性的角度来看，我丝毫不受触动，因为这里的气候甚至有利于维持猛犸象的青春！”这是一个40岁但看上去已经是老太婆的女人，把全副情感放逐到了文字、梦幻与邮件当中。
    阿里阿德娜·艾伏隆具有花岗岩一般的外表与心智——这样的女人，命运多舛，有过一次十分短暂、蜻蜓点水式的婚姻，1975年7月26日，重病缠身的她在63岁悄然而去。苏珊·桑塔格在《心为身役》里写道：“悲痛无法兑换为任何其他通货；没有任何通货可与个人的悲痛兑换。”能够充分品味到这一点的人，就该明白，悲痛是自己的“金不换”。它“奇货可居”到了无从兑换的程度，就只能去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奥多耶夫采娃、吉皮乌斯、巴纳耶娃等女作家的回忆录没有这种力量，读完《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我为之大恸，心如死灰。
    同时是非虚构制作，《我的疯狂世纪（第一部）》（[捷克]伊凡·克里玛著，刘宏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11月版）显示出另一种知识分子的骨力。
    在我看来，在场、真实记录、文学文本、跨文体，构成了非虚构写作的四大特征。有人将这类作品划入“报告文学”，这就有了诸多困扰。
    克里玛回忆了被德国纳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恐怖记忆，以及二战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与作家生活、文学创作现状。作者的经历和视角都相当独特，用捷克式的冷静幽默和质朴自然的语言，思考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本质，以及两者的关系。本书引用了很多讲话、文章、文件、书信，比如他详细讨论了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例举了许多曾参与极权建立或进程的知识分子，克里玛在结尾沉痛地写道：“知识分子的背叛必将导致野蛮蒙昧。”他的跨文体的方法，葆有了那个语境下最为珍贵的铁证，虽已有“溢出”文学写作之嫌，但他总能收回来，成为了一种独具魅力的“互文”文本。但是我推测，这样的文本交给汉语的文学奖评委，多半会以体例“无法归类”而名落孙山。

管季超0712

读书可以是一种游戏赵毅衡（四川大学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4 版）

    如果不是因为今年读了几本有趣的书，我不会想到2015年与其他年份的区别。读书不像GDP会积累，读书本身就是即刻的享受。这一年我读的书依然是书稿多于印出来的书，书稿是等着我提意见的，心里总是想着文字上的差错如何纠正，想着细节上的毛糙如何抹平，找不出意见可提，就是没有完成职责。如此读书绝对不是享受，但是这几本书关于游戏的书，读懂的关键就是要有游戏的心情。要读懂游戏，不似游戏，胜似游戏。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宗争的《游戏学：符号叙述学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中国思想界、文化研究界，都是严肃认真的思想者，最不会去碰的题目可能就是游戏。游戏似乎只是娱乐，就是浪费为国为民为自己为子女做贡献的宝贵时间，无怪乎中国青少年也跟着被剥夺了游戏时间。但是在人类思想史上，最令人着迷的题目之一就是游戏，它是艺术的本质，也是思想与实践的核心，游戏是人类非功利思维，非实践活动的典型，是人类生命力的表征。
    宗争这本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本认真讨论游戏的学术著作，也是对电子游戏占领青少年生活，休闲让人们假期越来越长的一个学理回应，更是对当代文化生活一个重大方面的思辨整理。不把游戏上升到如此精密的学理层面，不仅作为意义之学的符号学缺了一大块，当代文化生活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就继续遭到忽视。实际上，中国思想者喜欢板着面孔，就艺术与仪礼等问题做高头讲章，其实他们是在用非游戏的方法处理本应是游戏研究的题目，结果是南辕北辙。正因如此，这本书为中国学术打开了一个新阵地。
    或许在这个时代，对似乎的非游戏，应当看出其游戏本质，而对于游戏，应当看出其非游戏本质。当今的体育界、演艺界、影视界、娱乐界，名流辈出，纯靠上帝眷顾就成为全体人民关注的话题，成为媒体摄影机围着转的中心，整个社会成为粉丝群天下，津津乐道这些名流的一笑一颦。用如此的崇拜方式来消费名流，一旦名流由于暴露真相不再能供我们消费，就会大失所望。名流的华丽动作终结于一个倒栽葱，此时整个文化产业也不得不来一个不雅的落地动作。这本厚厚的书《坠落的体育英雄，传媒与名流文化》（文内尔编，魏伟、梅林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虽然说的是老虎伍兹这样的欧美体育明星，实际上中国名流完全堪与比之。这不是一本丑闻大集合，而是诊断当代文化的核心问题：以名流为中心的传媒文化，实际上只是一种空心文化，表面上烈火烹油般热闹，实际上毫无根底，甚至已经病入膏肓。
    我有印象的第三本书，也依然在玩乐中展开让人深思的题目。《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研究》（陆正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实际上分析非常严谨。此书不仅谈男人唱歌与女人唱歌有什么区别，而且更进一步讨论唱歌的人实际上无法决定歌曲的“文本性别”：某些歌的身份就是“男歌”，某些本质上就是“女歌”，二者之间有男女间歌、跨性别歌、无性别歌。这里是符号自我与文本省份的领域。然后这本书详细地讨论了这些表意身份在当今文化中正在剧烈演变，“男歌”不断向阴柔化靠拢，甚至像摇滚这样典型的“男歌体裁”，也在渐渐阴柔化。当连游戏的性别气质都会乱套时，我们不仅悲从中来，发而为歌的声音也在变的不认识。
    或许真正可以读得游戏味十足的，是《武侠文化符号学：20世纪中国武侠文本的虚构与叙述研究》（孙金燕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武侠与武术，是中国对全世界影视业影响最大的象征符号。但是迄今为止的大量研究，始终局限于史料的整理与描述，没有一本对这一至关重要的文化现象进行文化的的剖析。而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没有利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在中国崛起成为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就失去一个重要的符号手段。武侠的最大特点，实际上是非现实的游戏精神。20世纪前的侠义小说中侠客都使用有效的兵器，在20世纪这个热兵器越来越热的时代，武侠小说却只局限于冷兵器，哪怕子弹射来，也可以手挡脚踢。20世纪前中国的侠客小说，所谓武侠“江湖”依然笼罩在“庙堂”之下，暴力惩恶的权力未下放至民间，个人英雄气质难以彰显，武侠却在20世纪国家秩序完善时大行其道。所以武侠小说电影，是一种游戏文学电影。
    武侠“游戏”与中国社会看似无甚关联，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想象中伸张正义是人类的共同需要，欧洲有骑士艺术，日本有剑侠小说，中国自司马迁《游侠列传》以来的侠客叙述，也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20世纪的“武侠”文学与艺术也不例外。然而与骑士艺术的主流地位相比，中国“武侠”文学与艺术的发生发展，有着独特与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奇怪的是，中国武侠文学不仅在叙述模式上坚持“正必克邪”道德架构，而且关于武侠小说的研究也一直聚焦于“伸张正义”，隔靴搔痒地得出诸如“善恶分明”“好侠尚义”“英雄崇拜”等等关键词主体。武侠实实在在是一种游戏式的幻想体裁，网游室中的青少年并非在伸张正义。不敢面对这一点，我们就只能让外国人来玩中国的武侠游戏，弃宝于地，岂不是太可惜了？
    游戏的书看多了，最后一本书，我自己的的书，就自然地玩起了游戏。《趣味符号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6月版），原先叫做“好玩的符号学”，或“符号游戏”。符号是“被认为携带者意义的感知”，任何意义都必须靠符号才能发出或解释，没有符号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符号学就是意义学。那么游戏也就必然是符号游戏，哪怕游戏也在玩出一个意义。当我们发现有个符号（例如新娘子必须红布盖头）不知意义何在，或者发现有大量的符号集中（例如白痴般简单的广告反复轰炸）似乎没头没脑，我们就知道肯定有个意义我们还没有明白。甚至当意义很明确地存在（例如县太爷的庭上）却要打出“肃静”“回避”字样，似乎重复；再例如“犀利哥”之类流浪汉成为时尚领袖，似乎荒唐，我们也就知道符号的意义我们还没有全懂。这就是符号的游戏精神：它让我们明白游戏实际上意义非常玄妙，让我们警觉到意义游戏已经砸到我们的头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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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读书琐记止庵（学者）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4 版）

    又是一年。这一年里照常读书，最值得一提的是重读了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曲，上次读还是在二十年前。但这需要单独写篇文章，以后再说。此处只将我选择的各卷译本报告一下：《春雪》——文洁若、李芒译；《奔马》——许金龙译；《晓寺》——竺家荣；《天人五衰》——文洁若译。光读译文，觉得竺家荣译的《晓寺》最美，读过之后我有个希望：她若是将四部曲的另外三部也译了，则善莫大焉。此外我还与张悦然、史航结成“契诃夫之盟”，约好将他的小说通读一遍，但现在尚未完成，所以也不能谈。以下所说，均是今年出版的新书。
    《几乎没有记忆》（[美]莉迪亚·戴维斯著，吴永熹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新年伊始，总听人谈起这本书，我读过也觉得太好了，算得今年图书出版的一个碰头彩。说实话，小说写到今天，要想令人耳目一新非常难，而《几乎没有记忆》居然做到了，这种耳目一新不但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对内容的开掘上的。就像科尔姆·托宾所说：“我感到自己遭遇了一个最具原创力、最大胆的头脑，常常在一个段落之内，既有奇异、锐利的想象，又有温柔、痛苦和狂欢。”
    《疑问集》（巴勃罗·聂鲁达著，陈黎、张芬龄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1月）。不同于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马楚·比楚高峰》，这里写的都是问题，不是答案。看似细小、简单，却很深邃，且涵盖甚大，是他又一部关于这个世界的“总的作品”，而且是他别开生面的一本书。当然，一如既往地有着聂鲁达想象奇崛、意象丰赡的特色。
    《黑羊》（[危地马拉]奥古斯托·蒙特罗索著，[阿根廷]米盖尔·卡里尼绘，吴彩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记得周作人说过：“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积极的人可以当一种重大的工作，在消极的也不失为一种有趣的消遣。”这里前一方面，最可举《黑羊》作为例子。这是一本深刻、睿智到近乎冷酷的书，但人类确实需要这样的作品，只是很难得罢了。
    《零年：1945》（[荷]伊恩·布鲁玛著，倪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零年》写的是二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的历史。“零”自有重新开始之意，但“蒙昧”的意思更多。书中所写大概都是人类巴不得忘记的事情，譬如法西斯德国灭亡后，欧洲又一次大规模的种族清洗，其对象包括各国的德意志族人和犹太人，虽然后者是集中营幸存者。作者揭示了一个令我们不能不深思的事实:当时全世界的胜利者(无论是领袖、政府，还是人民)实际上还没有做好关于胜利的理智上的、智慧上的,甚至道德上的准备，——虽然，人类毕竟走到了七十年后的今天。这是一本必要的、沉重的、重申人类文明的底线的书。
    《流氓的归来》（[罗马尼亚]诺曼·马内阿著，邵文实、梁禾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6月）。马内阿的这本书和同时出版的他另两本书《索尔·贝娄访谈录》《黑信封》值得一起推荐。《流氓的归来》是马内阿的回忆录，最能见他的特色。坦诚甚至到了对自己与整个世界都愤怒、都不可忍受的程度，是马内阿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仅缺乏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这样的作家——这是大家都看到，也常常说起的；而且缺乏这里一并推荐的马内阿、奈保尔以及巴塞尔姆这样的作家。
    《重访加勒比》（[英]V.S.奈保尔著，王爱燕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7月）。有种说法，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犹胜于他的虚构作品。我们读过他的“印度三部曲”等，那种准确、敏锐的洞察力确实举世罕见。《重访加勒比》是“美洲三部曲”的第一部，写的是作者的家乡特立尼达及另外四个加勒比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处于急速转型时期，充满变化却又停滞不前。奈保尔深刻同时也是不留情面地揭示了这里“毫无创造”的文化和各种人的处境。
    《美洲豹阳光下》（[意]伊塔洛·卡尔维诺著，魏怡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8月）。这本短篇小说集与卡尔维诺的另一本书《美国讲稿》（又名《千年文学备忘录》）都是他生命最后阶段的未完成之作，所以弥足珍贵。《美洲豹阳光下》本计划以人的五种感觉各写一篇，但只写出了有关味觉、听觉、嗅觉分别主宰主人公的生活的三篇。卡尔维诺是一位有着不世出的巨大才华的作家，过早的死亡中止了他无穷无尽的想象力。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美]唐纳德·巴塞尔姆著，陈东飚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8月）和《巴塞尔姆的40个故事》（[美]唐纳德·巴塞尔姆著，陈东飚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11月）。“什么是后现代？读完这本书，就明白了！”巴塞尔姆这两本书当得起这句评语，假如不将“后现代”视为一种可以随便贴用的标签的话。这两本书至少让我们明白一点：“后现代”实际上是这个时代中的一种非凡的创造性的体现——尽管在后现代的语汇中“创造性”可能是被讥讽的对象——而环顾四周，蒙事的太多，真正具有创造性太难得了。
    《午夜之子》（[英]萨曼·鲁西迪著，刘凯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9月）。此书题材独特，场面恢宏，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多变，是二十世纪为数不多的相当于《百年孤独》那个级别的杰作。正如译者所说，“像《午夜的孩子》这样一部举世公认的当代名著，早就应该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了。”
    《天鹅绒监狱：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匈牙利]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著，戴潍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11月）。这本薄薄的小书可以引发多个值得谈论的话题，我将它列在这里，是因为符合我对于杰出的随笔作品的理想：够分量，够丰富，够深刻，又意味深长。
    《斯通纳》（[美]约翰·威廉斯著，杨向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纽约时报》的评论称，“《斯通纳》刻画了一个将追求智识当作对抗无意义的战争、拒绝与外部世界作廉价妥协的人的一生。“这也正是此书特别打动我之处。现在读小说的人好像少了，但读一本好的小说（包括写得好，譬如此书）在人生方面的获益或许超过别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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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德性”：读关于“阅读”的书吴晓东（北京大学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3 版）

    在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里漫游，看到塞尚画的一幅读报的父亲的肖像画，忽然意识到在短短一个夏日午后所浏览的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叶各个年代的绘画中，大约有几十幅都表现了阅读场景，似乎可以组成一个关于“阅读”的主题系列。而19世纪的绘画在其中占了相当比例，于是想到不止一个史家把19世纪看成是西方人阅读的黄金时代。一大家子人在饭后围着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听有文化的长者或正在上学的少年读一本小说来打发长夜，是漫长的19世纪常见的场景。
    这种19世纪式的温馨的阅读情境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怀想。因此读到张辉的《如是我读》（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产生的近乎一种怀旧般的亲切感。该书的腰封形容《如是我读》是“一组关于书与人的赋格曲”，“关乎读，关乎书，关乎人”，“如是我闻，如是我读，如是我想”。而该书在自序中直接触及的就是“阅读的德性”的话题：“如何阅读是知识问题，但更是读书人的德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张辉的这部随笔集看成是一本关于“阅读的德性”的书，也是在序言中，张辉倡言“读书风气的更易，乃至士风的良性回归，应该从认真读书始”。
    而张旭东在《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中，则从“全球化竞争对人的适应性要求”的角度，呼吁“经典阅读”，认为“经典阅读是强调回到人、回到理解与思考、回到人的自我陶冶意义上的教育，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转换的需求”。书中收录的《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一文中指出：“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看，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而能够触及这种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通过阅读这些伟大心灵的记录，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感和价值定位，才能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做出有效的应对。”张旭东强调通过经典“与过去伟大心灵”“直接对话”。而这种“对话性”也决定了经典构成了我们与“过去伟大心灵”进行“晤谈”的日常性和恒常性，决定了一部真正够分量的文史哲经典不是随便翻阅一过就能奏效的。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关于什么是经典的十四条定义中，第一条就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我由此对“阅读’的话题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相继读了洪子诚的《阅读经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2月版），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托马斯·福斯特的《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埃科谈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月版），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埃兹拉·庞德的《阅读ABC》，约翰·凯里的《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安妮·弗朗索瓦的《闲话读书》等。这些书虽然不尽讨论阅读，但都或多或少对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乐趣，以及“读什么”“怎样读”等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思考。
    如果说“经典”阅读，因之关涉的是“文明意义上的归属和家园”（张旭东语）的大问题，而显得有些“高大上”，那么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所讨论的“阅读”，也许会让普通读者感受到一种亲和力，在本书“前言”中，布鲁姆说：“如何善于读书，没有单一的途径，不过，为什么应当读书，却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这个理由在布鲁姆看来是人的“孤独”：“善于读书是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之一，因为，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它是各种乐趣之中最具治疗作用的。”“我转向阅读，是作为一种孤独的习惯，而不是作为一项教育事业。”很多人都是在孤独的人生境遇中开始养成阅读习惯的。而“阅读”在布鲁姆这里，则有助于消除生命本体性的孤独感，这对于日渐原子化的孤独的“后现代个人”而言，是具有疗治意义的善意提醒。而庞德的见解也同样属于“治愈系”的，他在《阅读ABC》中这样看待“文学”的作用：“文学作为一种自发的值得珍视的力量，它的功能恰恰是激励人类继续生存下去；它舒解心灵的压力，并给它给养，我的意思确切地说就是激情的养分。”
    这种“激情的养分”如果说对人类具有普泛的有效性，那么，一个专业读者的“阅读”，则更多关涉到人类审视自我、主体、历史等更具哲学意义的命题。洪子诚先生的《阅读经验》，提供的就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心灵在半个多世纪的阅读岁月中留下的时光印迹。批评家李云雷认为洪子诚“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的‘经验’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经验’在这里就不仅是‘自我’与历史发生具体联系的方式，也是‘自我’据以反观‘历史’与切入当下的基点。”《阅读经验》带给我的阅读感受，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省思的氛围，一种雕刻时光般的对岁月的思考所留下的缓慢刻痕。
    真正的阅读，似乎也因为这种与岁月和历史的缓慢的对话，而越来越成为一项技术活。就像手工艺人的劳作，必须精雕细刻，慢工出细活。因此，张辉在《如是我读》中的《慢板爱好者》一文中重述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云上的日子》中的一个故事：一帮抬尸工将尸体抬到一个山腰上，却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不走了。雇主过来催促，工人回答说：“走得太快了，灵魂是要跟不上的。”张辉说，此后，每记起这个故事，就想起尼采在《曙光》一书的前言中，面对“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对“缓慢”和“不慌不忙”的强调，以及对“慢板”的爱好：“我们二者——我以及我的书，都是慢板的爱好者。……因为语文学是一门体面的艺术，要求于它的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鉴赏和雕琢，需要的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
    如果说在尼采那里，“慢”构成的是“正确地阅读”的标准，那么，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中告诉普通读者：看似深奥的文学分析也“可以是快乐的”。这堪称是一种快乐的阅读哲学。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也称自己选择图书的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埃科在《埃科谈文学》中也对文本持类似的理解：“我说的文本并不是实用性质的文本（比方法律条文、科学公式、会议记录或列车时刻表），而是存在意义自我满足、为人类的愉悦而创作出来的文本。大家阅读这些文本的目的在于享受，在于启迪灵性，在于扩充知识，但也或许只求消磨时间。”也许，“快乐”最终构成了“阅读”的最低但也同时是最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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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自有它自己的命运文敏（浙江日报记者）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3 版）

    2015年3月31日我在微信上开通了一个读书公号“会饮读书”，并以布罗茨基的《小于一》作为第一场读书会的主题阅读。此后的阅读不由自主地朝着阅读的小众倾向斜过去，我知道这样吸不到大量的粉丝，但也打定主意如此，据说书有自己的命运，那微信公众号也有自己的命，有一些读书公号粉丝几万，但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的读书公号以后会怎样不知道，现下倒是做得风生水起。结合杭州本地读书会活动，几番下来如“奥斯汀读书会”一样积累了固定的读者小群。我们这一年线上线下读的书大多冷僻，可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红”起来的书。《小于一》《丁玲传》《平生六记》《张充和诗书画选》、一本心理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新作《女人老去》的书评阅读量居然疯长。啊这世界已成迷宫，只不过我们也成迷语的一部分。
    《小于一》，当初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时没多少人看好它的销量。里面一半是作者在前苏联的经历，一半是诗论。上哪旮沓去找它的读者？谁知书竟有自己的奇特命运，不吭不哈中它居然成了接近十万的畅销读物。其实布罗茨基是年少成名，在中国早已有他的忠实读者。他年轻轻地就已是文学教母阿赫玛托娃的座上宾。他的诗集在境外翻译出版时，大诗人奥登为之作序，以赛亚·柏林说，读布罗茨基的俄语诗，“从一开始您便能看到一位天才”。纳博科夫读了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说此诗“是用俄语罕见的格律写出来的”，并给诗人寄去一条牛仔裤作为礼物（牛仔裤在1970年的苏联是稀罕物品）。索尔仁尼琴说他从不错过布罗茨基发表在俄语刊物上的诗作，始终欣赏其“杰出的诗艺”。但布罗茨基在俄国以外的名声并非完全来自诗作而是基于其传奇性经历。20世纪60年代，他因写诗而获刑，被当局送去劳改，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导致他后来流亡西方。在一些出版读书人看来，没有轰动性的热点书可能是《小于一》走红的重要原因。我们从来都不喜欢那些轰动一时的热门书，热得快也死得快。但仔细想想，2015真还没什么热点，没有引起大众兴奋与争议的书，除了被下架的。所以我的读书公号中还是以经典居多。比如纪德的《访苏归来》，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康拉德的《在西方的注视下》……我自己又重读了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和本雅明的《童年的驼背小人——1900年的柏林》。《说吧，记忆》中闪闪烁烁的意象充满了蝴蝶与形形色色家庭教师面孔。7岁的纳博科夫发现了蝴蝶，9岁时完全掌握了欧洲所有鳞翅目昆虫。他的传记作者博伊德认为，对蝴蝶的发现以及发现的快乐也传递给了他的小说创作，影响了他的创作观。“从蝴蝶他认识到不能把世界视为理所当然，它比看上去更为真实也更为神秘，因此他要使自己的世界能够与这个世界相媲美。”那些物质细节可能是当今读者十分陌生也津津乐道的：家里常年雇佣的50个仆人，莫斯科的3层粉红花岗岩的房子，维拉的夏季别墅，显赫祖辈们（司法大臣、矿业主、皇家医院院长），他从舅舅那里继承的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200万美元的遗产与一座庄园，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来自英国法国瑞士波兰芬兰瑞典的女家庭教师，其间还有接近一个连的来了又去的俄罗斯男家庭教师，一次次的出国旅行，一次次的扑蝶经历，一个又一个女孩子、少女、青年女人……可是，这完全不是一位落魄的纨绔子弟夸耀自己“曾经阔过”的浅薄之作，他时缀时连地串起这些如烟往事有点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恰是向世人印证一个大作家心灵的成长史。看着书页间腾空而起的一只又一只意象中的蝴蝶，它们经过时间的孵化破蛹而出，翩跹而至，美不胜收。
    我的左派朋友们可能会更喜欢把本雅明作为谈资。事实上，大家对他的理论梳理,最终只会发现本雅明是一个根本无法用现有体系阐释的矛盾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原本是从《巴黎拱门街》中的第五章扩张而成的。在对波德莱尔及其同时代文学文本的转引堆砌背后，一个真正抒情诗人形象日渐清晰，那就是本雅明自己。《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驼背小人》是本雅明晚年作品。这本小书在本雅明身后为他赢得了意想不到的美誉。这本告别人世前最后的小书,被众多评论家称为“我们时代最优美的散文创作之一,而它却很长时间几乎不为人知”。1933年纳粹上台后,本雅明流亡国外,1940年,心力交瘁的他签证又一次被耽搁,同时听闻盖世太保即将前来，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与希特勒同气连枝，加之盘缠所剩无几，一向性格忧郁的他难以承受巨大的恐慌与渺茫的希望，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波特博小镇服用过量吗啡自杀。他开始写作《驼背小人》是在1932年,1938年最后定稿。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把手稿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直到1981年才被人发现并出版。
    老钱和夫人进了养老院可能算是2015年一桩新闻。朋友们或惊讶或疑惑，总之是不理解。在他进养老院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像以往一样送我们新书《我的家庭回忆录》。书不厚，我靠在宾馆床上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奇怪的是，以往多少重头著述我都不像对这本并不重要的小书那样心里放不下，时时会想起其中一些细节。比如在《哦，你是我的父亲》中，“有多少次，我努力想从记忆的坟墓中，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的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在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这段描写似有朱自清《背影》的温情与惆怅，但钱理群对此却有更深入的反思与剖析。老钱的同学赵园也有新书相赠《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生活世界》让读者一窥明末清初“私人生活”中的士大夫群体，写得着实迷人。迷人之处在于赵园所引书中许多士大夫描述家庭生活的生动文字，竟是以往被人忽略不见的。比如明末大儒刘宗周，人只道他学问好，竟少有人知他家风严谨至“闺门之内，肃若朝廷。终日独坐一室，不逾门阈。女婢馈茶，先生必起避，俟婢出复位……”说的是刘家门风肃如同朝廷，老爷不近女色到丫环捧茶来都要回避——这便是“知行合一”儒家修身标杆。在他儿子回忆中，刘又是个体贴妻子的好丈夫。“早晚则与其母‘执炊事’侍奉祖母。有时其父舁水，其母澣衣，或其母‘涤溺器’，而其父秉烛引路”——足证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惜与体怜。这类形而下的描述，士大夫文字中难得见到。
    张充和的“红”细想让人伤感。我们熟悉的是那种历经磨难而不失优雅的女性，但张充和，她的一生在我们看来好似一则玫瑰童话。不不，童话还有恶王后与狼外婆呢。只能说，她的一生让人看到从未被磨损、被折辱、被伤害过的那种娇嫩的美丽，竟是怎样一回事。
    “会饮读书”阅读量最大转载的却最多的一篇文章是我连夜编译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基于上千次采访写成的记录性小说——记录从二战到普京时代苏维埃历史及心理变迁的系列小说，总称为“乌托邦之声”。

管季超0712

如何讲述一个……中国的故事罗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3 版）

    1967年，何炳棣先生就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发表了题为《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就职演讲，指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王朝，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汉化”的政策。30年后，日裔学者罗友枝就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时，发表题为《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的演讲，批评以何先生为代表的“汉化模式”完全是中国近代激进民族主义思想衍生的产物，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何炳棣所说的“汉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依赖并保存了自身的满洲认同，并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她反对“汉化模式”意在说明“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何炳棣先生随即撰文《捍卫汉化》回应罗友枝的批评，认为她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建构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须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汉化”是一个漫长、持续、复杂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何先生的出发点在于论证满族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直接抨击了罗友枝的“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台湾学者徐泓先生在讨论何先生这篇雄文时，更进一步联系《清帝逊位诏书》所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以大中华民国”，认为这就是“清朝多元一体的民族政策之自然结果”。（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4）
    可以看出，何先生的“汉化模式”试图包容“帝国模式”，但两者关注的重点显然不一样，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汉化模式”必须高度重视“江南”的意义，正如杨念群指出：“因为清初统治者在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面临的就是江南地区士人残存的‘夷夏之辨’思想的挑战，清除江南地区‘南宋-晚明’史观的影响变成了其有效构建正统意识形态的关键”；（《何处是“江南”》，北京，三联书店，2010）而“帝国模式”则强调满族在非汉民族征服政体各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清王朝标示出“东亚”和“内亚”（包括蒙古、西藏、东北和新疆等在内的辽阔的亚洲腹地）的最终融合。与此对应，前者注意到清朝皇帝的多次“南巡”，而后者则把清朝看作是“马背上的王朝”，看重清朝皇帝同样进行的“北狩”。
    注重“内亚”（InnerAsian）之于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并非新的问题意识。早在1940年代，拉铁摩尔就主张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想接触的边境才是新的国家权力成长的摇篮，他称这种边境地带为“reservoir”,譬如清朝入关之前多民族混居的辽东地区就是他所谓的“reservoir”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而“江南”或者说更广义的“南方”重要性的突显，也并非始自清朝的征服。明末以来，海外的白银通过“东南沿海”的广阔区域大量流入中国——以至于有学者创造了“白银资本”这一说法——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对“海外白银”流入的高度关注，必然使人们把眼光转向了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这是新大陆与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全汉昇先生指出“出国贸易的朱印船，除载运各种日本物产外，因为日本银产丰富，每艘都输出大量白银，有时一艘多至5600公斤。据估计，朱印船每年自日运出的银子，共约三万至四万公斤，多过中国商船自日本运出的数量，差不多有葡船自日运出的那么多”。（《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参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在海外白银带来的贸易热潮下，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等混杂交错地进行着走私贸易，在这种状况下，原有“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所以日本学者村井章介也将活动在东亚海域的这群人——以前往往视之为“倭寇”，素有“南倭”之称——为“边境人”。
    那么问题在于，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到那儿去了呢？当时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和女真（史称“北虏”），派出大量军队驻扎在北方边境，经由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每年的军费，从16世纪后半叶的200万两增加到400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量。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就越不足，纳税就越困难。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借用台湾学者林满红用来描述19世纪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说法，因为这样一根“银线”的存在，（《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使得“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在16世纪后半叶，与陷入银荒的中国内地相反，环绕着中国北部与东部、东南部的腰带似的周边地区呈现出国际贸易热潮，白银通过交易与财政管道集中与这个地带，不论“华人”与“夷人”，都为高额的贸易利益所吸引而投身与竞争激烈的贸易中。无论是北方边境的人参、毛皮的贸易热潮，还是东南地区以海洋为媒介，形成了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的沿海贸易圈，都是这种状况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明末的“边境”并非落后的贫困地带，反而是财富集中的地区。从围绕这些财富而展开的军事抗争中产生了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北方以李成梁、毛文龙和努尔哈赤等为代表，南方则涌现了从王直到郑芝龙、郑成功等大小海上军事势力。清朝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应该把北方后金——也即清朝的前身——的崛起与东南沿海军事力量的成长综合起来，从明末“边境社会”的兴起和“边境势力”的伸张这个比较广阔的视野来重新思考“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岸本美绪：《“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譬如东北的人参——俗称“辽参”——在明中叶之前并非最受欢迎的品种，山西上党出产的人参——俗称“党参”——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大大超过“辽参”，但明末随着女真族在北方地区的开发，使得“人参”成为了当时东北亚边境贸易中数量最大宗的物品，来自南方的白银和来自东北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换，购入的大量人参则因为江南“温补”习俗的兴起再次流入南方，江南富贵人家不管有没有病，常常以服用人参来补身，对补药的疗效深信不疑，甚至到了“不怕病死，只怕虚死”的地步。（蒋竹山：《人参帝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银线”和“参线”的重合和循环，意味着由“边境社会”的视野重返“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关联，并非为了简单地重温历史，而是希望构建一个更复杂的“讲述中国”的框架，打破“我者”和“他者”的二元对立。（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5）无论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考察安禄山所用的金鸡帐和重床，进而讨论他的袄教信仰和政治身份；（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还是从“大航海”的视角分析17世纪英国海洋法学者塞尔登所捐献的地图，发现“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南海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400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背”……（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中信出版社，2015）重新讲述一个关于“何为中国”的“故事”，正成了2015年读书界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和自觉。（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管季超0712

立场与观念——从布罗茨基到阿列克谢耶维奇赵柏田（作家）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12月23日   10 版）

    美学乃伦理学之母
    2014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好书发布后，我对该报的朋友说，有两部新书因年底才出，许多榜单有遗珠之憾，一本是裴士锋《太平天国之秋》，一本是布罗茨基《小于一》。今年上海译文社趁着《小于一》的良好走势，推出了布罗茨基另一部散文集《悲伤与理智》（2015年4月版）。全书21篇，细分有回忆录、旅行笔记、演说讲稿、公开信和悼文等文类，其叙事之繁复，有如帕慕克描述过的细密画，而其细腻、规整、韵律感，又非诗学大家不可为。尤其是其中有关诗与散文的言说，正是打开布罗茨基的诗歌观和美学观，乃至他的伦理观和世界观的一把钥匙。
    布罗茨基如是申明一个诗人的伦理学观点：美学即伦理学之母。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是不幸。”这可以视作布罗茨基面对世界的立场，一个诗人的立场。
    给心一个位置
    2005年写过一个关于王阳明的小长篇《岩中花树》后，经常会有人找我谈王阳明。年中，重庆出版社出推出了冈田武彦先生的三卷本《王阳明大传》（重庆出版社2015年2月版），责编女士寄来了书，要我做些推荐。
    中国传统思想家，从孔子时代起，都是向后看的，他们对传说中的三王时代的政治和纲常伦理有着一份天然的亲近，总觉得当世是礼乐崩坏了的，最好就是回到那个传说中的年代，所以人家向孔子问礼，他说“吾从周，吾从周”。王阳明无法超越这个大背景，他不可能重建一套话语体系。但为什么作为明清时期的思想家他能奇峰突起呢？他在27岁那年检讨人生，说自己“初溺于游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辞章诗文、神仙之习、黄老佛家。游侠是春秋的风习，骑射是战国的武力，辞章诗文对应两汉，神仙、黄老和佛家，则是魏晋以降的风习，他实际上是以一己之身，完整演绎了一遍华夏文明史。“致良知”的思想学说由他发韧，离不开他独特的、跌宕的人生轨迹，尤其是人生困境中的自拔，也离不开他思想和学养的积累。这是一次儒学的内部中兴，一种向内转的道德和伦理规范的改良，这种改良的实质就是给心一个位置，给能动性一个位置，“尔心底一点良知，便是尔自家的准则”。冈田的书很好地传达出了这一心学精髓发生、发展、及至大成的惊心动魄的过程，可作“信史”来读。
    创造灵魂的那些人走了
    2015年，有几个喜爱的作家离开了这个世界。4月13日，87岁的君特·格拉斯去世，同日去世的还有《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加莱亚诺。一直以为我和格拉斯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死讯告诉我，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个作家的伟大不只在于唱碎玻璃或在五条裙子下作爱的想像力，更在于启蒙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我曾经像喜欢《铁皮鼓》一样喜欢他的回忆录《剥洋葱》。
    7月21日，84岁的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在纽约去世，广州一家读书杂志的稿约，让我有了机会回顾将近20年读他的历程。套用一句话说，在1997年夏天阅读了《拉格泰姆时代》后，我可以宣称与多克托罗及他的作品有一种很私密的关系了。书是收在译林出版社“后现代主义文学丛书”里的一种，封面好像是好莱坞某种老电影的剧照。一个县城里的青年小说家找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来看，完全是一桩意外，他根本不知道E.L.Doctorow是何方神圣。他或许只是想看看一种别样的人生，或许是寻找写作的灵感。他没有想到，此后对这个作家会有将近二十年的持续关注。
    在我刚刚出版的《买办的女儿》（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跋里，我引述了多克托罗的一句话，写作“就像在夜里开车，你永远只能看到车灯那么远，但你能这样开完全程”。他是一个洞悉写作秘密的人，他知道灵魂如何被创造。现在，这个创造灵魂的人已经走了，他的新工作，或许就是去记录天堂里的声音。
    古代士大夫的伦理生活
    今年秋天，赵园先生清癯的身影多次出现在公众面前，那是她的《家人父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出版后不久。赵园先生是从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进入明清士人世界，她以文学对人的关怀进入思想史，这一治学经验是她迥异于从史到史的其他学者的。此书取材，和她先前的著述一样，大多从明人文集及墓志铭、家传、年谱、家谱、族谱、日记等抉取资料，从中读出人情，使我们得以一窥士大夫的家居情景、伦理生活与情感世界。
    此书附录赵园去年在香港中大的讲演，可知她目前用力尤勤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由伦理的方面加以考察”，已经完成初稿的，“有关于‘文革’中人伦的变与常，关于私人信件、日记在‘文革’中，关于‘文革’之于私人财产与公共财物的分析”，其内在的研究理路，还是她一以贯之的对“人”的观照与关怀。
    人的情感的历史
    今年的诺奖颁给阿列克谢耶维奇，估计中国的媒体第一时间也是瞬间木掉了。我从豆瓣还有什么地方读了她一些作品的片断。我读了，不响了，不再为村上春树叫屈。我觉得，他今年输给这个白俄老太太没什么好说的。上个月九州出版社的朋友来宁波，带给我老太太的三本书。断断续续读了，很受刺激。她对战争、灾难的呈现，太残酷，也太真实了。
    她有一本书《锌皮娃娃兵》（九州出版社2015年10月版），写阿富汗战争，苏联每年出动10万士兵进入阿富汗，那些阵亡者被装在小小的锌皮棺材里运回国。当局欺骗说，这些阵亡的孩子是参加阿富汗的社会主义建设，修路造房子工伤死的，开心了喝酒喝死的。她里面写一个战后归来的士兵，“整整有一年时间我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背心，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走在大街上”。还有，“子弹穿入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听见轻轻的击水声”。
    她还有一本写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九州出版社2015年10月版）。新闻是这样叙述这一事件的：“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顿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她选择了让一名女性说：“我丈夫回家，把消防帽扔给儿子，不久后，我儿子得了脑癌死了。”前者是苍白的新闻体，看不到人，后者的表述是文学的。
    她写他们的相信与不相信，写他们的幻觉、希望与恐惧，她写的不止是枯燥的事件的历史，而是“人的情感的历史”。这种勇气和担当，是足以让中国作家惭愧的。
    除了道德意义上的这种担当之外，阿列克谢耶维奇更大的贡献是丰富了文学自身。她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体裁，它将最适合我的世界观，传达我的耳朵如何倾听，眼睛如何看待生命，我尝试这，尝试那，最后选择一种体裁，在这种体裁里，人类的声音自己说话。”她说她是人们的耳朵。在我看来，这是文学的新传统。长久以来，正统的文学观都以为文学是杜撰出一些人物、情景、故事，以为虚构是达至文学真实的唯一路径，该是到了检讨和修正这种陈旧的文学观念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