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教师是特别孤独的一群人”

管季超0712

（崔卫平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

“我发现教师是特别孤独的一群人”

——专访北京电影学院 崔卫平教授

本刊记者  林茶居    本刊特约记者  安琪

时间：2010年12月8日

地点：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办公室

“土地比书籍更能够改变一个人”

教师月刊：崔老师您好！读您的文章，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就是您思考的源头更多地来自西方。比如说，您的文章里面如果有引用或转述的话，一般都是像柏拉图、苏格拉底、歌德他们的东西。

崔卫平：我自己也反省过的。今年大概7月份的时候，我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的采访，文章发表出来的时候题目叫“我来自中国绅士传统”，其实不准确，应该是“我来自中国士绅传统”。所谓士绅传统来源于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不属于官府体系，他们也不去田里劳动，他们虽然住在乡下但不会做农活，他们处在官府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那个位置。他们的利益既不在官府一方，也不在劳动人民一方。但因为住在乡间，使得他们更多地看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为之痛心疾首。用现在的话说，这个阶层实际上是当时社会自治的力量。天高皇帝远。在一个县就一个县官的情况下，社会治理、乡村治理应该就是靠这个阶层。某种程度上，他们具备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精神。他们不拿俸禄，不拿皇帝的工资，但一样负责任地维护乡村的秩序。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身上先天地流淌着这些东西。只不过我写文章的时候处理的那些材料看起来比较西方，因为我研究生论文写的就是黑格尔的美学，等于研究方向是在西方，可能用的材料会西方多一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理论，我自己是中文系出身的，不是不能用老子、孔子、唐诗等，但就是觉得不太好用。

教师月刊：这还是有点意思的——从中国文化进入世界，然后以西方文化来解读世界。

崔卫平：这个比较复杂。我念大学时学了很多美文，或者说唐诗宋词，也特别喜欢宋词，但我不能看，一看就掉进去了。不过那种东西那种氛围和今天我周围的世界是有一种距离的。

教师月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唐诗宋词进入了你的情感但没有进入你的思想？

崔卫平：我不主张把思想、情感完全分开。大学时有个同学和我一起读诗，我们两人读诗的观念很不一样。他读诗是要看诗歌语言能不能唤起他心里面久已有之的某种古老情怀，他需要感动。他说我和他不一样，他说我需要的不仅是语言的新颖，而且这语言还要为我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打开一个新的地平线，这样我才会兴奋。我觉得他总结得很准确。我需要的诗歌不仅是要唤起我的感情，还需要为我打开一个新的地平线。我需要被刷新的感觉。阅读对我而言，仅有情感的打动是不够的。

教师月刊：有论者说，现代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开启了新的空间，把潜意识、无意识、超现实等引入艺术，一下子使整个艺术表现空间变大了。

崔卫平：对！比如说中国古代作品，讲究的是以情养性、安身立命，但我的阅读兴趣更向往一个新的能够让你感到某种冒险刺激的世界，这就是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现代主义冲动。诗歌不仅仅是还乡。当然在路上久了以后有还乡的愿望也正常，所谓乡愁。但是到陌生世界闯一闯我觉得应该是我主要的冲动。

教师月刊：崔老师您的话让我想到，现在的国人，很多都不知道自己人生的起点在哪里，似乎一直生活在某种遮蔽之中。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的教育，越来越多地只作用于人的很窄的某一个点，如考试，升学。

崔卫平：我觉得我一直是在自我教育的。我做学生的那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把我教育成今天的样子。我们这一代——我是大学1977级的——在上大学之前有过一些经验，我有插队的经验，我还有随父母下放的经验，很多人都有这些经验，很有意思的经验。你一个城里的孩子到农村，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东西南北，太阳从哪儿出来都不知道，后来就什么都知道了。你十四五岁时就参加劳动，甚至可以养活自己，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有力量。农村孩子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参加劳动好像是理所当然的，那种力量感就没有城里下去的孩子强。我的插队生涯带给我的就是“力量”二字，我发现我可以给家庭作贡献了，虽然我的家庭也不是特别需要我作什么贡献。

教师月刊：呵呵，这种比较真有意思。

崔卫平：小时候在城里就觉得太阳在头顶上，哎呀太阳一出来就在头顶上。后来插队了，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就在江苏的东部，那个地方有盐碱地，要改造盐碱地，人们就把一种叫苕子的植物翻进去，它完全烂掉了就变成腐殖物，可以改良土壤。春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土地非常有力量，麦子也特别有力量，玉米什么的都特别有力量。那个感受对一个人的成长真的很重要。以前我的感官都是封闭的，到了乡下以后全部打开了。所以，土地比书籍更能够改变一个人。

要让学生觉得“他有用，他有力量”

教师月刊：当时你似乎对老师上的课不感兴趣？

崔卫平：那是是小学的时候。

教师月刊：上中学以后呢？

崔卫平：我上初一以后，尤其是我随父母下放以后在大队中学上学，我就对学习开始入神了。以前上小学的时候真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我上小学成绩特别不好，今天上午我还跟学生说呢，当时的我最怕写作文，一到写作文就头疼。反正就懵懵懂懂的，真的是懵懵懂懂的。就是随父母下放后，感官都觉醒了，读书开始入神了，开始关心老师在干什么，知道写作业了，什么都知道了。

教师月刊：您觉得这是自我觉醒，还是在某个老师的启发之下？

崔卫平：不能说是具体的哪个老师，应该是好几个老师的合力。我曾写过随父母下放这个阶段的老师留给我的好印象，他们是一些回乡知识青年，都是一些“老三届”，他们给了我很好的教导。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是多方面因素造就的，比如我前面说到的从城市到农村看到的万物生长的力量，比如说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生火做饭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的经验，这些都是一种生长的经验，印象特别深刻。我能感觉到我从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慢慢变成一个清醒的人；从一个没有力量的人变成一个有力量的人；从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变成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我能感到自己的进步，我觉得这个蛮要紧的，它会给你一辈子都在进步的感觉，让你感觉到你自己一直在往前走，在往前发展。

教师月刊：这个感觉在人的成长当中确实非常重要。我记得你还说过一句话，可能指的是小学的时候，就是跟老师的关系叫作“非暴力不合作”。为什么会这么说？

崔卫平：其实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就是浑浑噩噩不知道老师在干什么。我觉得肯定是老师在教育上有什么不对。我为什么这么说？我小时候在机关幼儿园长大的，我还住过幼儿园，我父亲非常成功地保留了我四张幼儿园成绩报告单，我现在还留着。小班到大班应该是6个学期，我有4个学期的报告单，这4个学期的报告单表明我是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好像拼音和算术都挺好的。可是上小学后，就一路掉下来。我觉得肯定是因为幼儿园老师的教育方法比较好，让我能跟她合作，知道应该写作业或干什么的，上小学以后真的就浑浑噩噩不知干什么了。

教师月刊：当时是不是有点叛逆？

崔卫平：我不叛逆，我真的不叛逆，就是心不在焉的，不关心老师在干什么。我真的不叛逆，我不会主动叛逆的。

教师月刊：那是不是有“被动叛逆”的时候？

崔卫平：我不叛逆，就想玩，没别的想法。我们家兄弟姐妹共五个，我们家住的院子不大，这边的邻居五个孩子，那边的再四个，那边又有五个，所以不用出去找小朋友玩，在自己的院子里玩就足够了。或许可能就想玩，然后不理会老师在干什么。

教师月刊：估计您当时就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崔卫平：哈，对，就是一直在跟老师不相干，和老师说的完全在不一样的那个世界里面。我现在也想明白了，为什么老师上课我都听不懂？首先是因为老师说的一切跟我没有关系。

教师月刊：您觉得当学生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老师应该怎么做？从现在回过头去看。

崔卫平：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再想一下。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老师首先要肯定孩子的某些能力。在我浑浑噩噩的那几年，有两件事我印象很深。第一，我被挑选为代表，跟别班的同学打乒乓球，我特别投入，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有用了。所以说，你作为教师，不要在乎学生能干什么，学生干什么都行，只要你给他施展的机会。后来我把他们打败了，我就特别高兴，觉得自己能力很强，那几天我肯定愿意上学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我们班要成立一个女生合唱队，我记得老师就点人，点了8个女孩大概是，不知道为什么老师那天就点到我了。每天放学后就训练唱歌，我喊到嗓子都哑了，特别投入。我到现在都记得唱的什么歌。

教师月刊：大概有《让我们荡起双浆》吧？

崔卫平：你们都不知道的，没有这首。是行军的歌，背起背包、穿起草鞋什么的。总之，你作为教师，就要让学生找到一个和学习的衔接点。还有，课文要跟学生有关系。小学课文我就记得《小猫钓鱼》、《哪吒闹海》。我记得学到《刘胡兰》时，我看到那几个坏蛋，还有一个大铡刀，就吓死了。后来我女儿还学这课，我说这课找你爸去，妈妈害怕。很可怕的，跟小孩没有关系这种课。我觉得教材很重要。还有，老师不要觉得仅仅在学习上才能跟学生交流，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环境，都有和学生交流的可能。关键是要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班有一个同学特别淘气，家离学校比较近，老师就让他管教室的钥匙，后来他就变成“好孩子”了，很有责任感的那种。

教师月刊：对，就是刚才您讲的让他觉得自己有用。

崔卫平：对，让他觉得别人需要他，他有用，他有力量。

“教育最主要的是要让人觉得他有根”

教师月刊：崔老师您很强调“力量”这个词，刚才您也说，您从土地那里，从万物生长那里获得了精神的力量，其实这里面呢，我觉得也有您自身的心灵能量在起作用。

崔卫平：也许吧。我成长的关键期，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没有人管了，就整天在大街上，我真的是在大街上长大的，整天看大字报、看演出、看人家敲锣打鼓，然后就是爬树、游泳。

教师月刊：在大街上长大？好像你在哪篇文章里面写过这句话。

崔卫平：是的。如果说小时候浑浑噩噩对外部世界不关心，自己之外的一切很难引起你的兴趣，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把你抛到大街上了，反正大家觉得好玩，大家都觉得大街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这时候你会关心外部的世界。有一次跟小伙伴一块玩，看到大字报他说，这不是你爸吗，走资派。然后我就看到另一张大字报，我说那不是你爸吗，走资派。然后两个人灰溜溜回家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下次再上街，一点也不妨碍。

教师月刊：能说说您的家庭吗？

崔卫平：我生活在一个特别开明的家庭。我父亲是国家干部，当时的盐城地委秘书长，在他的身上有浓厚的中国士绅气息，他是做文字工作的，但是他个人兴趣在科学上。他买了一大堆土壤学的书，后来还自行研制太阳灶、沼气系统，都挺有名堂的。我父亲有一种能力，就是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觉得“父亲最喜欢我”。我母亲是一个性格比较自由的人，她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跟着新四军闹革命了。她也没什么传统观念，说女孩子必须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还是比较自由的。

教师月刊：您对您的孩子也是很开明的。

崔卫平：我对我孩子的要求，就是我父亲对我的要求。我父亲对所有孩子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自食其力。

教师月刊：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对孩子自主意识的唤醒和激励。这也让我想到，在这样一个充满民主诉求的时代，怎么培养公民的问题。不知崔老师您对于公民教育有没有什么思考？

崔卫平：前天在家看今年第11期的《万象》杂志，其中有一篇介绍了一个瑞典诗人，他有几句诗我印象很深，大概意思是说，一个植物它需要通过根把自己维持住。这让我想到，教育最主要的是要让人觉得他有根，能够体验到自己的根基。每个人都有他的根基，有根基才有个人的自主性，才能慢慢强大。这是公民教育应该做的事情。我是这么看的。

教师月刊：如果用公民和臣民这一对关系作为视角来看现在的中国教育，您有什么样的感觉？

崔卫平：我们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好像就是权大压死人。可是在教育当中你不能把学生看成无权者，而把自己当作有权者。我觉得不能有这个误区。我记得好像在德国，孩子在上小学四年级以后，大家就得叫他先生。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了，他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主人了。你怎么可以把民族未来的主人当小奴隶？不能因为你是教师，就觉得有权利支配他，就对他采取一种居高临上的、呵斥的而不是平等的尊重的态度。

教师月刊：可这恰恰就是现在中国教育的常态之一。

崔卫平：对，中国教育不是独立的一个系统，它和整个社会是一致的。可是，教育面对的是国家、民族未来的主人，你不能把他当小奴隶，你让他写作业写到半夜12点然后早上6点再起来写，这种教育模式怎么可能教出主人公？要想做国家的主人首先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对他人负责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比如说吧，你之所以关心他人的疾苦，其中也因为你对自己的痛苦很敏感对不对？

教师月刊：可是教师也有他的无奈，有时候他这样做是出于无奈，出于无助。

崔卫平：你说得对。我自己也认识一些老师，他们有的还是我的长辈。我发现教师是特别孤独的一群人。第一，有的班级很大、孩子很多，对不对？不得了！你让他一个人去管，我觉得往那一站就没有力量了。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多么旺盛，他们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你怎么跟他们建立起连接？你板着脸让五六十个甚至上百个热闹的小生命听你的，可能吗？你根本弄不住他们，尤其是那些体力特别旺盛的、特别活跃的男孩子。我们家弄一个孩子都累死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教师和学生不成比例的问题。我觉得太困难了，每节课都很不容易上，局面不好控制。一旦教师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就会有恐惧感，担心出错，因为他管不过来。

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社会价值的认可和支持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教小孩不要撒谎，要诚实，可是整个社会流行的是相反的东西，是谎言得胜，不说谎都难；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要节俭要朴素，教他所有的美德，可是这些在教室外面都不存在，或者说家长不支持，整个社会也不支持，孩子们读的报纸看的电视什么的都不支持，那怎么办？

所以你说，教师怎么可能不孤独？他教给孩子的东西，没有人支持它，甚至整个社会都跟他教给孩子的那些准则相反，他怎么会不孤独？

教师月刊：您是大学教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

崔卫平：总体上我比较难过。这种难过也包括我对现在的孩子的一些感受。我现在教大一的孩子，我给他们上《艺术概论》，有的孩子一下课就很困惑，怎么没有作业？没有作业他们就不知该怎么办。还有那么多的课余时间，应该干什么？他们找不到自己的立足点，不能够自由旋转形成自己的世界。如果有自己的世界他就会很忙，如果是被动地活着真的大半时间他会不知道应该干什么。

教师月刊：这可能是基础教育问题在大学里面的某种反应。毕竟，上大学的孩子，他的整个价值观、生活观，在此前就有一个基本的模型了。

崔卫平：你基础教育嘛，就是要为孩子们打好一个人生的基础，要教给孩子们那些人生中最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道理，包括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给他们一个底线，一份良知，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转自《教师月刊》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