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的三重境界

管季超0712

论散文的三重境界
范培松 张颖
一、散文的三重境界
1961年，以《人民日报》为阵地掀起的散文理论热中，5月12日刊载的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堪称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篇。萧云儒在文中说：
     神不“散”，中心明确，紧凑集中，不赘述。形“散”是什么意思呢?我以为是指散文的运笔如风、不拘成法，尤贵清淡自然、平易近人而言。“ 像煞有介事”的散文不是好散文……虽然运思落笔似不经心，但却字字玑珠，环扣主题……形似“散”，而神实不散。
散文之“散”，一直以来都是散文家及散文评论家们所关注的话题。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对散文的“散”发表过意见。散文名家李广田在《谈散文》中说：“诗必须圆，小说必须严，而散文则比较散”；写得一手漂亮“essay”的梁遇春也说：“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散文比诗“更是洒脱，更胡闹些吧”；日本文艺家厨川白村在提到“essay”这一题材时认为：“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翻译这段话的鲁迅也认为写散文是“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以上统统是就写作散文的姿态和心态而言的，指心态自由，状态自在。这种自由、自如和自在，是一种相对意义的存在，它不必像诗歌那么苦心经营，也不必如小说创作那么严密井然。上述所谓的“散”与“随随便便”、“洒脱”、“忘破绽 ”应是一样的意思。
但是，以上说到散文的“散”都未免望文生义，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散文”，还是西方的散文essay，其“散”都不是散漫的意思。“散文”最初是与“韵文”相对的。西方文学中，prose指有韵之文，verse指有韵之诗，essay则本是“尝试”之意，在体裁上不必如诗歌一般有节奏、韵律上的种种限制。19世纪，随着西方杂志报刊等媒体的发达，“family essay”就流行起来，这种文体往往任意而谈，具有亲切的家常风。代表作家是英国的兰姆，兰姆写的那一类散文也被称作“絮语散文”；而中国自己的散文渊源，则是指先秦散文、唐宋古文、晚明小品、桐城派文章一路下来的传统，尤其唐宋以降的古文是相对于骈体文而言的。
因此，散文的“散”，不可望文生义解释为“散漫、任意”的意思。散文之“散”，毋宁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上的特点。就此意义上，说散文可以 “随随便便”、“洒脱”、“忘破绽”也是指出了散文的表现方式t：与诗歌、小说等的不同。
理清了散文的“散”，再看散文的“形”与“神”。散文的“形”是指一篇散文的语言、句式、结构、布局等等，这是为散文论者们所共识的。而散文的“神”在萧云儒的论述里主要是一篇散文的主题之谓。“神不散”，即主题不可散。“形散神不散”的散文理论在1960年代迄今的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散文的创作格局与模式。虽然萧云儒在1980年代补充说散文的“神”不仅是主题、中心，也包括“情、理、意、绪”，即“作者在生活中产生的感情、理念、意会、心绪”。然而即便如此，要问的是，蕴含了散文“主题”和作者的“情、理、意、绪”的“神”是否真不可散?
在此，笔者认为散文有三重境界：一为“形不散神不散”；二为“形散神不散”；三为“形散神散”。
“形不散神不散”为散文的第—重境界，或可称为“小境界”。“形不散神不散”顾名思义，是形式上具有整饬美、精致美，手法一致，巧心营构。而在内容与意蕴上，也只围绕一个中心，一个主题，将该中心主题向深处挖掘，展现出清晰、单纯的情感、思维脉络。我国古代的骈文要算是“形不散神不散”的代表，优秀之作如庾信的《小园赋》、鲍照的《芜城赋》、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杜牧的《阿房宫赋》，俱为形式上整饬而主题思想集中紧凑的名篇佳作。以现代散文而言，冰心的美文庶几近之。冰心的美文在形式上十分严整。排比、对仗等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十分精致而主题凝一，如她的散文名篇《笑》，《笑》里面的句子是十分典型的“冰心式句法”：“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地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以单纯划一的手法集中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可谓“形不散神不散”的代表作。“形不散神不散”的散文是“小境界”的散文，小境界的散文也是有境界的，惜乎格局太小，手法也太单调，并不能够充分发挥散文这—文类“自由”、“洒脱”的优长。唐宋散文家发起“古文运动”也正是为了纠正南北朝以降骈文创作雕琢、敷衍、有句无篇的弊病。
“形散神不散”为散文的第二重境界，或日“中境界”。“形散神不散”这个提法本身是有其合理性的，但该提法的一切合理及谬误都要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散文文类的当代发展中去看。“形散神不散”之提出是在1960年代初，那是“左”倾思潮泛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畸形发展的一个时期。散文创作虽然出现了以杨朔、刘白羽为代表的“诗化散文”成果，但散文作家依然没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一时为人们公认的杨朔的散文名篇《荔枝蜜》《茶花赋》、《海市》、《雪浪花》等，单个看来，于结构布局、语言技巧上不无精彩之处，但作为整体，则无疑显露了其中的模式化倾向。所谓“卒章显志”、“园林式结构”、“先抑后扬的转弯艺术”等手法风靡一时、影响深远，可谓“形散神不散”的典型。当杨朔、刘白羽散文的“诗美”即“形散”成为一种模式，当主题思想、“情、理、意、绪”即“神”固定化、单调化、一致化，“颂歌模式”即由此产生。“形散神不散”的谬误之处也自然显露了。散文本是要表现“烟火人间”的，但“烟火人间”何其广大、深刻，并不止是政治生活那么一面而已，即使是表现政治生活，也不是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反思。而撇开时代背景，仅仅从散文的当代发展来说，“形散神不散”也是有必要商榷的。某种程度上，“形散神不散”的合理性已经成为了一种局限性。
散文的第三重境界，或日“大境界”，是“形散神散”。事实上，有论者早在1980年代针对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就曾提出过接近的看法：“ 为什么‘神’只能不散呢?……为什么‘形’只能散呢?”并指出“形散神不散”乃是“古典主义的趣味”。这个提法颇有意思，其中的“古典主义”也暗示了“形散神不散”特定历史背景下“突出”、“典型”、“集中”等蕴涵。“形散神不散”的魔力也正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来谈。然而文学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审美的自由，不惟形式如此，表现内容也如此，不可强加限定。从中外散文史上说，“形散神散”的例子很多。波德莱尔的散文集子里有许多就显得“形散神散”，然而不妨碍它予我们审美E的完整感；类似的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许多散文片段，时而是爱情，时而是食物予人的气味及记忆，时而是一次小小的散步与天气……这一切看J：去很无序，漫无边际的意识流之旅却给了我们同样深刻的审美享受；其他如周作人、钱钟书、王了一、沈从l文．…一他们也都是“不守规矩”的典范，也是有着真正的散文文体意识的佼佼者。从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生活的情境来说，散文的“形散神散”就更成为必然了。散文不仅可以思维发散表达多主题，也可以自由表现现代人心灵善变、跳跃、恍惚、纠结的感觉世界。“情、理、意、绪”在现代人心灵中常常是断裂、碎片式的。这是为以前的散文论者们所未能深刻揭示的一种现代生活的真实。在这方面，一些年轻的作者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有论者在论及周晓枫、祝勇、安妮宝贝等人散文时说：“这是无所顾忌的一代，他们中许多人在默默地写作，形成了青春的气韵，各自有不同的路向。给人深的印象是没有散文腔，天马行空地游走着。自由地阅读与自由的抒写，在这一代开始可能了。”所谓“没有散文腔”即是突破了过去那种“形散神不散”的框架!“形散神散”的散文，就是“无所顾忌”、“ 天马行空”的散文。这一类散文，包括现当代的沈从文、贾平凹等人的努力，才真正发挥出散文的文类优长，而达于散文审美的自由之境。
二、大境界散文的特征：“和”
一篇“形散神散”的散文，何以成为一件完整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无人听懂的呓语?关键在形、神的相洽与和合无间。当形、神凝成了一个境界，则散文再怎么“散”，也能够表现个体“这一个”的独特风格与性情，此谓大境界的散文。
散文的境界与感情的抒发有关，但怎么抒发感情才算有境界?关键在一“诚”字。说散文要抒发真情实感有点多余，因为一切的艺术都需要感情的参与。但散文的情感抒发与别的文类是不同的。如小说也抒发情感，但目的并不在表现“自我”。读者从那种情感描写里看到的可能是作者对某一种感情、某一种情境的理解，而不是作者直接的“自我”。散文则不同，散文是格外要求“立诚”的，散文家要敢于“裸心”。但散文并不是任意抒发任何的感情，“情感”也是讲品质的。散文允许艺术处理，但散文的“自我”和情感不能在艺术处理中失真，这是必须坚持的。散文的艺术处理，也并非像小说那样经营情节，而是一种自由想象，想象再离奇，所表现的仍是作家的自我本真!
除了-一颗“立诚”的心，即真诚的、有品质的情感参与之外，思维与知性的部分是构成散文境界的另一维。知性与感性是散文家及散文评论家们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如台湾散文家余光中就曾说，感性与知性对于散文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感性的部分有赖于散文家天赋的情感与性情，知性的部分则有赖于后天的修养。董桥在散文集《这一代的事》中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 Alfred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也可见后天习得的学、识与天赋之“情”合而一之，才有艺术的佳境。散文家的学识、见识等都基于后天的修养，人们常说“工夫在画外”，好的散文作品的工夫也是在“文外的”。因此很多优秀的散文家往往是业余的，很多诗人、学者、艺术家都写得一手好散文。原因大概是他们并不刻意为文，而自身积淀的种种修养自然赋予他们别样的“文采”。画家之中如吴冠中、黄永玉，诗人里面如余光中、杨牧、周涛、舒婷等都写得一手好散文。汪曾祺也是从旧学的熏陶里来的杰出文体家，创作之外，更爱书画，爱美食，爱山水，爱戏剧……更不必说学者之中的钱钟书、王了一、张中行、黄裳等人了。这些人都不是专门的散文作家，但他们审美视角的独到之处都得归功于他们多方面的修养。散文家的才、识是构成散文境界的重要部分。
形、神之和乃有散文的大境界，“和”的标志是形、神能够凝成一个境界。而什么是将形、神凝成境界的关键?关键在“气”。也正是“气”的存在使得“形散神散”的大境界散文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
“形散神散”的散文尽管予人一种有如家常闲谈的随意感，漫无边际、兴之所至，没有严密的思维脉络，但如同听人谈话，能够从那生气灌注的材料选择与句式、语气、语势上辨别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散文再“散”也是完整的，就因为“气”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气”是语气、气质、气息、气味与气场，最终是这“气”令我们看到作者本人的性格、情感与情绪。有性格，有情感、情绪，“性情”乃现之。诗歌是关乎生命的，而散文是关乎性情的，一篇散文就是一种性情。散文写到极处是与诗歌精神相通的。生气灌注的散文无不是对于烟火人间的深刻洞察与对生命的至高礼赞。大境界的散文是和悦的，它看似东拉西扯，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但它如千眼的“阿顾斯”(希腊神话中的怪物，据说有一千只眼睛 )，每一个句子、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内在的眼睛，通过每一个眼睛，都能看到作者的性情。大境界的散文是“形散神散”，但形、神又和合无间，只因为有一种发自个体性情与生命的生气灌注其间。散文的最高境界不是形式的整饬，不是叙事的精巧，而是“和”，是自我达到的无上完满。
三、“形散神散”的散文求“品”
“形散神散”的散文终极目标是求“品”。这里的“品”是“品格”，“品位”，“品相”，是作品整体的品格。有“品”的散文重的是“文化自我”，是作家心灵自由的放纵。“文化自我”是“品”的内在灵魂。“文化自我”离不开散文作者对自我及社会历史的执着探索与反思。归根结底，“文化自我”是一种自由、独立的个体精神的象征。
周作人曾说，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谓“个人的文学”也便是能够表达自我个性的文学。郁达夫也说：“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无论如何，“自我”对于散文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这里“自我”又特指作家的“文化自我”。所谓“文化自我”应是一种身份的标识，散文家是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分子，他的自我应以文化为中心，承担着一定的文化使命与文化责任，应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个体，在人格上是独立的，不为任何的外在势力所左右和规定。换句话说，散文家的“自我”不应被外在势力所“矮化”和“异化”。
散文家要具“文化自我”，意味着散文家要有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这种自由在现代情境下是“现实的个体的完整性和有生命的独立自足性”。散文家是文化个体，他身上带着文化的烙印，但他应以自由的、审美的视角去观照整个人间。真正的大境界散文应是烟火人间的一面镜子，它通过思考照见这个^、间，它有能力赞美它，也应该反思它并超越它。
“形散神散”的散文是对作者“文化自我”的一种自由表达和自由探索。这种“自由”包括散文写作心态的自由和写作方式的自由两个层面。
首先，我们提倡一种无拘无碍、自由舒展的写作心态。能否自由舒展地表现自我关乎散文创作的成败。1940年代烽火岁月里诞生的钱钟书、王了一、梁实秋的散文是自由表现自我的代表。其中，钱钟书的散文往往诙谐机智、妙趣横生，摆脱了“蟒袍玉带踱着方步”的—本正经的样子，可谓“不衫不履得妙”。钱钟书的散文是学者本色，谈的多是跟书有关的事，但并无书生的呆气，而多的是文人的灵气与锐气，他的散文是兴之所至、妙论迭出的那种，是典型的“形散神散”。丰富的中西阅历使他的散文具有思维上的开放性，他的散文思维是发散的，打破常规的，甚而是匪夷所思的，我们在他的散文里读到的是真正自由挥洒的学者性情。
王了一的散文也是不重规矩，无迹可寻，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真正是有感而发。至于如何发，大多是随着情感的流淌，自由地延伸，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随意，没有做作的痕迹，也不讲门面和架子，如《骑马》《辣椒》、《诅咒》《闲》《失眠》等。王了-一散文的“散”真正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令人觉得他在心灵上是那样自由而无羁，而任何即兴的情绪、情感，都能以信手拈来的内容将之表达，其“散”的功力非常可及。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也与以上两位的散文庶几近之，不过书卷味没有那么浓，而多了几分平实与典雅。除此之外，周作人、沈从文及当代的贾平凹、刘亮程等的散文也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的大自由与散文的大自由。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个性色彩推展到了极处。其中，周作人可谓是现代散文里最心仪于“形散神散”写法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往往没有同定聚焦点，《苦雨》《鸟声》《死之默想》《初恋》《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等还不过是笔意潇洒，但仍隐约有着所谓的“主题”，到了被讥为“文抄公”时所作的那些文章：《一岁货声》《一岁货声之余》《希腊神话一》、《鬼的生长》…一则似乎只是“东抄西抄”，没有所谓的“主题”了。然而即使在“读抄”系列的散文里还是能读出周作人这个人，读出他的思维特色、情趣所趋、爱憎所系。周作人说“惟‘抄’亦煞费工夫，亦需要一点手段耳”，这点“工夫”里有识见、有趣味，而这些是周作人特有的。这就是属于他这个^~．的“气质”所在了。周作人的散文心态是极自由、跳脱的，他常常“跑野马”，这归根结底是性情里的东西。
废名曾说过：“散文便是前浪与后浪互相推出来的。”这极好地说明了散文在写作方式上的特点。固然，写作方式的自由与写作心态的自由不可分开而谈——坦心态关乎性情，有时不可强求，方式则关乎对散文这—文类的理解，常常可以悟得。散文是要“作”的，然又不可做作。散文的前浪与后浪的相推如苏东坡所说是：“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 )这是说写作方式上的自由，不必拘泥于一个固定的写作目的或者写作套路。苏东坡说作文要“随物赋形”，很简洁地说明了“形”是渐次生成的，行云流水，只是一路散漫行去。而“初无定质”说明了不光是“形”，连“质”也不是先前就有的。它的“形”与“质”都是到“不可不止” 的时候才确定下来的。这里的“质”当然不是“神”，而是文章形与神的综合，即文章最后生成的“境”。“神”是形成“质”的一个方面。但 “神”、“形”是不可分开而论的，“形”既无定，“神”也无定，不然不会有“和”，不会有形神的相洽。其实不止是苏东坡，古人作文常常都是不拘成法的。《庄子》是文势酣畅、有很高审美品格的散文，里面很多篇也是“初无定质”，“恍惚”得很的。散文在写作方式上的自由应该如后浪推前浪，笔势是兴之所至，技巧是大而化之。不过，仅仅有对散文写作方式的认识是不够的，在某种程度上，散文的大自由一方面得自性情，一方面有赖于对写作方式的认知，然而背后若无丰富的人生经验、深厚的文化修养作支撑，自由终将成为无源之水。
“形散神散”的散文求“品”。“文化自我”是“品”的灵魂，自由是“文化自我”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散文的“品”也是一种趣味。如果说散文的“境界”只分大小而无高下，而趣味或日“品”是有高下之分的。
趣味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散文品格的高低。以散文中的议论而言，议论的观点显然有高下优劣之分。有些观点体现了作者的才华与学养，常常新见迭出，高屋建瓴，予人以有益的启发，在引起我们对现实世界深层思索的同时也能给我们审美的享受。而有些观点则是人云亦云、枯燥空洞、陈腐琐碎，甚至是不健康的、消极的、误入歧途的，不够警醒的读者将受到一种混乱的、不知所谓的价值观的影响。鲁迅的杂文是“思想的散文” ，我们常常能在其中看到他对于整个时代、社会乃至人性的洞察，这种洞察使读者能更深刻地了解那个特定的时代、社会，也使人反思自我，犹如一柄锋利的匕首，常常割去腐朽，而获得新生的希望与力量。鲁迅杂文具有不朽价值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其中蕴涵的洞察人性与历史的真理品格。
以散文中的抒情而言，抒情的“情”字也是讲求品格的。有“品”的情感是优美的、纯真的、深沉的、高尚的……总之是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向往真、善、美的。而品格卑下的情感只是一味琐屑、无聊，堕落在顾影自怜的一点点世间欲望的波动中，没有反思、没有超脱，更不用说那种不健康的、灰暗的、虚假的情感是散文无论如何要拒绝的。
散文有情感的“品”与思想的“品”，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散文的“品”最终表现为一种审美品格的诉求。一个有着好的情感品质与思想品质的作者还未必能作出有“品”的散文。关键在于，如何将情感与思想的“品”加以审美的表现?苏东坡指出：“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若能真的做到“辞达”，文采也就运用不尽了。可见散文也是注重写法的。散文的形式营构，具体到字、句、篇的营构凸显了散文作者的审美品味，因而也是决定散文“品”的重要因素。
有的散文重文采，然而刻意雕琢，堆砌华丽辞藻，然而终于“文胜质”，失去了自然之姿，显示出趣味上的艳俗口味；有的散文很朴实，然而平直如白开水，甚至刻板如论文，通篇堆砌着概念与观点，是“质胜文”，不胜负荷的样子，没有丝毫审美性可言。
有的散文技巧很新，或尝试以诗歌语言造成奇崛句式，使散文通篇充满了令读者费解的隐晦象征，成为一种极端的语言实验；或过度使用叙事技巧使得散文成为小说家的练兵场……都属于“矫枉过正”了。散文可以“越位”，然而不可失了“本位”。失了“本位”的散文就已不是散文了。散文是“穿泳装的艺术”，而不是其他文类的“练兵场”，这是散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类所必须为人清醒认识的。
我们主张“形散神散”的散文，正是看到了散文本是自由表述的文体。然而此种“自由”之中亦有大而化之的技巧，即要营造出形式的美感。没有美感的文字是不能称为散文的，也不是文学。理想的散文语言是自由之中有法度，尽管随意，却完全能表现作者的“文化自我”。而语言，本是带有文化性的。正如汪曾祺在《自报家门》—文中所谈到的：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汪曾祺也用水来形容一篇文章之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必然。黄裳曾用“很有姿媚”来形容书法作品予人的审美感受，“姿媚”也正是与“生气灌注 ”相关的、充满了活生生的个体气息的词。“形散神散”的散文作为一个具有审美性的整体存在，不是依赖于什么概念化的主题、中心，而是处处展现“姿媚”的。
散文是一种以彰显个性、表现自我为基调的文类，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地调子”，是“自己告白的文学”。因此，散文需要有充分的文化自我觉醒。
“形散神散”的散文是以“形”、“神”的相洽和合为标志、以充满自我色彩的“气”灌注其中，凝成艺术的整体的。它追求的是“品格”，而以“文化自我”为“品格”的灵魂，它的“品格”蕴涵了作家个体诸多方面的经验与积淀，是一种以自由、自我的审美姿态观照烟火人间的艺术作品。

(摘自《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