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的意义

管季超0712

程红兵的意义

李镇西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基础教育界有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语文教师脱颖而出，可谓“群星璀璨”。其中，“程红兵”这个名字格外耀眼。

“我把做人和做学问分开。做人要真诚，与人为善，尊重他人；但做学问，我却从不讲情面，勇于怀疑，敢于批评，只认真理，不看任何人的脸色！”这是程红兵对我说过的话，也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可贵的品质。

如果不谈学问，那么生活中的程红兵低调而淳朴，甚至还有几分非常本真的憨厚，以至于常常成为被我调侃甚至“欺负”的对象。每当我“取笑”他时，他总是“嘿嘿嘿”地傻笑。其实，红兵智慧过人，能力超群。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不显山不露水，可一站到演讲席上，便如同换了一个人——思维敏捷，视野开阔，高屋建瓴，意气风发，语言极富穿透力。因此我早就觉得苏轼所谓“大智如愚”，说的就是一千年后的程红兵。

红兵待人特别诚恳。每次我到上海，他再忙都要抽出时间来看我。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期间，他一有空就来陪我。我上网不方便时、我的电脑有点小问题时……都是他立马帮我解决的，生怕我有半点不方便。

他就是这样,不是只对我，而是对周围人都这样。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程红兵为人真好”。冯恩洪做校长的时候，红兵非常尊重他，但从不去冯家串门。然而，冯校长退下来后，每年春节，红兵都要登门看望。切不要以为他对领导才如此。不，在红兵心中，尊重是没有高低贵贱的，真正的尊重是对“人”的尊重，而不是对职位的尊重。他出国学习考察，自然要带一些礼物回来。朋友那么多，不可能都照顾到，但他给司机的礼物是一定不会少的。所以，师傅在我面前提起“程校长”时总是很感动。

十多年前，我曾问时任建平中学常务副校长的红兵，“你这个常务副校长最多的时候是在做什么？”他苦笑着说：“我相当多的时间都在听老师们诉说。也许我脾气好，他们愿意找我倾诉。有的老师在我面前一边说一边哭，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这虽然耗去了我大量的时间，但我想，人家信任我嘛！”

本来，为人善良、待人真诚是做人的根本，但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时代，这种情怀、这种品质，已经越来越“古典”了。

红兵是公认的好人。“好人”一词在时人看来有时是能力平常、学术平庸的同义语，但红兵不是这样的“好人”。一旦进入专业领域，红兵便显示出其智慧的魅力和思想的锐气，而且从来只认真理不认人——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

我第一次知道“程红兵” 这个名字，就是和一篇文章——《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联系在一起的。当时，魏书生的声望如日中天，而程红兵基本无人知晓。但他站在人性的角度，直率而理性地对魏书生关于“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等一整套“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提出了质疑。

当我为这位素不相识的青年教师叫好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几年后已经成了我朋友的程红兵也会对我说“不”。1999年5月6日，四川成都市教科所为我组织了一个“李镇西语文素质教育观摩会”，红兵特意从上海赶到成都。那天上午，我上了两节作文评讲课和一节阅读教学课（讲《拿来主义》），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但红兵发言时，在对我的课进行了积极评价后，他直率地提出了批评，说我在阅读教学时为了“教学进度”，扑灭了学生已经燃烧起来的思想火焰；说我在作文教学中，侵犯了学生的“隐私”，云云。他说：“李镇西老师是一个革命者，但还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我当然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他有的观点确实击中了我这几堂课的某些软肋，而且我特别钦佩他公开质疑的勇气。于是，我即兴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谢谢程红兵老师的直言，这本身就说明了我与他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境界！”

是的，从他当面对我说“不”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把红兵当做肝胆相照的朋友了。我们都认为，只有能够与自己碰撞思想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都为拥有对方的真诚而自豪。

后来，我陪红兵在成都玩了两天。在当年的一篇短文中，我这样写道——

在都江堰，我们冒着蒙蒙细雨站在宝瓶口，望着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思绪万千；在杜甫草堂，我们漫步在曲折的小径上，阳光透过竹林，斑斑点点地洒在我们的脸上、肩上和心上……那真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时光！心灵的翅膀在心灵的晴空自由自在地飞翔，思想的清泉在思想的绿野无拘无束地流淌：人生、事业、使命感、批判性、知识分子、人文精神、语文教育、人的解放……或者是共同的话题把两道探寻的目光引向广阔的社会乃至遥远的将来；或者是不同的观点使两块思考的燧石碰撞出灿烂的火花；或者是漫无边际的语言挥洒，收获的却是感情滋润心田的惬意；或者是默默无语的小径漫步，两支思考的火炬在无声中汇聚……

当今社会，学术争论很容易演变为人际关系之争，最后往往各拉一派，而自任“盟主”，双方势不两立。但红兵不是这样。无论是魏书生还是我，包括他还曾经“质疑”、“商榷”过的钱梦龙老师，都和红兵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年，红兵陪我去看望钱梦龙老师，在整个过程中，红兵对钱老师都十分尊敬，这份尊敬不是装出来的，也装不出来。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红兵的批评或争鸣，无论多么直率和尖锐，都从不损害对方的尊严与人格。在《语文教学呼唤有价值的思想》中，红兵写有这样一段文字——

有个语文特级教师先在网上发文，后来又将其发表在《中国教育报》（2004年9月21日）上，批评我在《中国教育报》一篇访谈文章中提到对《教师之友》刊发“那一代”三篇文章的看法。我觉得那三篇文章有点“损”，而且是组织进行的“集束”炸弹，有炒作的特征。这位老师对此颇有不同意见，其立意主要是批评有作用，组织的批评有作用，程红兵失去了批评的锐气，很让他失望，等等。对此我不想与之争辩，因为与之争辩，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与之同一个层面绕圈子，毫无意义。其实他基本上是站在工具的层面上谈问题，谈批评的作用，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批评也是要讲究价值的，更高层次的批评必然要进入价值理性的层面思考。其实我所说的“损”，就是基于价值理性的思考，批评应该尊重人，尊重被批评者的人格，批评不能有损于他人的人格。“那一代”系列，其中批评魏书生的那篇文章，似乎在揭他的老底，说他学术修养太低，有点说他“欺世盗名”的意思。这样的文章非常典型地超越了学术批评的范畴，置被批评者的人格于不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赞成，我主张批评严格限制在学术的范畴内，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批评，也包含着一种对人的尊重。哪怕是“不讲情面”的文字，也流露出与人为善的真诚。在程红兵身上，对真理的追求与对人的尊重实现了统一。

红兵善于思考，勇于质疑，但他不仅仅是一个批判者，更是一个建设者。我甚至认为，他是最具有教育家气质的教育者。近几年，大家都喜欢谈论“教育家办学”，我认为，当代没有真正一流的教育家，但我从不否认，的确有为数不多的教育人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红兵便是其中之一。

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

在语文教育方面，他是目前中国顶尖级的语文特级教师。所谓“顶尖级”，并不是说他有多少荣誉、学术兼职和社会活动，而首先是因为他的课堂教学实践取得了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成绩。他所追求的语文教育理想和所倡导的语文教育理念，都不是停留在论文和演讲中，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当代中国貌似高深的“专家”不少，“语文专家”尤其不少，“语文新课改专家”更是如过江之鲫活蹦乱跳，谁都可以对语文教育指手画脚，但他们当中有几人能像红兵一样，一直站在教室里，用行动实践自己所说的理念？

说到“理念”，其实红兵的语文教育理念很朴实，甚至很“土”。比如：他主张“回归自然常态的语文学习”，他认为：“学生要广泛阅读，有了大量的阅读，学生形成一定的文化积淀，这就为语文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还说：“语文学习其实是很朴实的，熟读成诵是基本功。”红兵的话也很朴实，没有一个时髦词，但却道出了语文教育的规律。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高一、高二阶段，他不给学生布置一道作业题，而是让学生进行大量有品位、有思想、有文化的阅读；到了高三，他和学生一起研究高考题的规律，进行科学的考试训练。结果，他担任校长时所带的高三毕业班，语文高考成绩从来都是全校第一。他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是富有思想含量的行动的影响。

在学校管理方面，红兵和我敬佩的李希贵、卢志文等人一样，属于大师级的学校管理专家。红兵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但他富有智慧，更具有现代管理理念。他靠“科学管理、民主决策、人文关怀”三大法宝，在前任校长冯恩洪已经取得较大治校成就的基础上，把建平中学继续推向前进。2009年，建平中学有四名老师申报特级教师。在写材料阶段，红兵就给他们出谋划策，帮他们修改甚至重写申报材料，然后还和他们一起搞“模拟答辩”……最后，这四位老师均顺利通过答辩，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红兵的人文关怀让我感动，也让我惭愧。

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红兵更是作出了开拓性的探索。作为冯恩洪的继任者，红兵初任校长时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冯校长交给他的建平中学已经是一所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校了，是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标志性符号。但红兵以他的思想、智慧和胆略，几年时间让建平中学又上了一个台阶。在冯校长提出的“合格＋特长”育人理念的基础上，红兵深化了建平中学培养目标的内涵——“自立精神、共生意识、科学态度、人文情怀、领袖气质”。这些内涵可不是耸人听闻的时尚说法，而是已经体现于学校的课程设置中。红兵超越的突破口正是“课程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课程文化建设”乃至“学校文化建设”。只要到过建平中学的人，无不对该校“琳琅满目”的课程赞叹不已。心理健康、艺术审美、主体发展学习和休闲健身学习领域，侧重于自立精神的培养；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学习领域，侧重于共生意识的培养；科学知识和科学技能学习领域，侧重于科学态度的培养；中华文化和民族思想学习领域，西方文化和国际交流学习领域，侧重于人文情怀的培养（民族精神与世界眼光）；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学习领域，侧重于领袖气质的培养；活动评比和学科竞赛学习领域，侧重于兴趣特长的培养……课程文化的建设带来的是学校文化的整体提升。这种“文化”不是贴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直接融入了学校教育改革的核心领域——教学与课堂，这自然也促进了学校教育质量的飙升。对于建平中学这样的名校来说，离开了较高的升学率，所谓的“素质教育”绝对是不完整的。而优异的高考成绩，使建平中学的素质教育更加丰满而真实。

在教师培养方面，红兵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做法，同样获得了突出的成果。他把教师专业化视为品牌学校建设的关键，把工作重点放在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上。红兵认为，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的素养，包括文化底蕴、教育追求、教育智慧。他培养教师不是简单地组织读书或听讲座，而是把教师成长同学校改革结合在一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推动课程改革，提升教研水平，促进教师发展，培育特色学科。通过校本培训，培养一批在全国各学科领域中有较高知名度的教师，培育若干在上海市、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特色学科，形成一支人格魅力足、专业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教师队伍，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在具体的业务指导上，红兵特别注重营造思想自由的氛围，用思想点燃思想，让观点碰撞观点；同时，大胆提拔、使用年轻人，让他们在压力下得到锻炼。现在，建平中学拥有一大批名师，这当然不全是红兵的功劳，但红兵绝对功不可没。

……

红兵30多岁便担任学校管理者，40多岁便独当一面，成为著名的建平中学的“船长”。有的人“一阔脸就变”，当了校长就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可红兵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色——我不仅仅指他身为校长一直没放弃教学，更是指校长这个“正处级”并没有磨灭他的书生气质，没有锈蚀他的善良天性，没有麻木他的思想触觉，没有顿挫他的批判锋芒……

红兵，是一名纯粹、纯真、纯正的教育者。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红兵无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他以自己的智慧与胆略，在学校管理这个舞台上，将“舞”跳得如此优雅，如此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红兵的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行为与业绩告诉我们，不要动辄就埋怨社会，把一切不如意都推给“体制”。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只要坚守内心的良知与理想，自觉拒绝世俗的诱惑与时尚的挑逗，一个有追求的教育者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甚至可以走得足够远。

红兵永远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我的不足，催我奋进。也正因为此，我才更加珍惜我们的友谊。

2009年2月的一天，我和红兵通电话，谈到很多话题，其间还就吴非的杂文争论了几句。晚上我给红兵写了一封信——

红兵：

    最近几年和一些老知识分子交流比较多，谈的都不是语文，而是中国的时政和未来。说真话，和他们比，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苟活者。我真的想早点退休，做一个自由人，让灵魂飞翔。

今天早晨给于漪老师打电话，想问她的生日是哪一天，因为我只知道她生于1929年。结果，她说她生日刚过。我真诚祝她健康，接着我们聊了几句。放下电话，我想，于漪等被某些年轻人看不起的“那一代”标志着一种风范、一种境界，但愿这种风范和境界不会成为绝唱。

下午和你说吴非，我之所以现在到处推荐吴非，是因为他从许多司空见惯的“常态”中揭露出了“病态”。他说的不过是常识，但在一个互相欺骗的社会，说出常识便是深刻，更是勇气！因为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见识，比见识更重要的是胆识，比胆识更重要的是常识。读他的文章，我好多时候感到惭愧，因为从中读到了我的庸俗和苟且。

写到这里，我想，作为你最好的朋友，我想给你提个建议：我们一起来抵制“公开课”怎样？这里说的“抵制”，不是说我们要去“做”什么，而是我们可以“不做”什么——这里的“什么”，就是指到处借班上课。十年前，我们讨论过公开课的弊端，可是你我一样到处“献课”。相信你和我一样，有着许多无奈。但是，凭着一堂上得极为熟练的课走遍天下，所谓“一招鲜，吃遍天”，我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了。而且，这种做法也不符合语文教学常态。于漪就是不上公开课的。所以，现在别人请我讲学，我说做报告可以，但课坚决不上，我不想演戏。

前年在一次讲学的时候，谈到什么是真正的语文教师，我说：“在我有限的视野中，我最敬佩的两位语文老师是上海的程红兵和南京的王栋生。”常常有了什么想法我就自然会想，如果红兵在我身边，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