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的总体趋向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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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诗歌的总体趋向与反思

苗雨时

新世纪诗歌是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发展的基础上启动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标志着政治神话的终结和经济神话的降临，两者之间有一个历史空窗期。期间，学者从广场退回到书斋，诗人从社会公共空间折返到自我心灵。疏离政治的个人化写作，日渐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其意旨从理想主义维度转向现实主义生存境遇的揭示。由于市场经济的弥漫，这种个人生存的书写，更带有平民化、世俗化的特点。其价值和意义在于诗歌创作逐渐实现了由“回到人本身”而“回到诗本身”，由形式技艺进到语言本性。诗歌获致了本体意义上的真正自觉。

新世纪诗歌基本上是上世纪90年代诗歌路径的延伸和展拓。进入21世纪，在一个更加宽松、平和、自由的人文气氛下，人们按时代对诗歌掀动的惯例，期待诗歌有一悉大的作为，但诗歌走向并未能如人所愿，它继续“诗歌回家”的旅程：回归闲适，回归亲情，回归自然，回归……［1］；它继续坚持日常的个人化写作和多种诗歌话语试炼，以此导致了“存在”的全面开放，正如沈奇在《从“先锋”到“常态”》一文所说：“从题材和内容上看，掩藏在主流话语背后的当代中国诸般生存真相、生活样态、生命轨迹，及反映在物质、精神、肉体、思想、心理、语言等各个层面的世态百相，无不有所涉及。”［2］特别是日常生活经验的诗化，更是其重要的美学特征。不论是多数中坚诗人，抑或前些年的先锋诗人，乃至大批民间诗人，充盈于他们笔下的，大多是细微事物的观照，生活纹理的抚摸，心灵悸动的感应，人生感触的扑捉……，这种审美取向，不仅使现代诗具有了内在的肌质，也使它孕育了诗人生命的温度。在此种日常的审美空间中，诗人卸却了一切负累，他们只是怀着对生活和诗歌的敬畏，小心翼翼地择取生活原在的诗意，寻找心灵深处的些微感动。这样，诗歌真正地根植于生活的土壤，因而便生长出朴素、自然、源初、本色的艺术风姿。这几乎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诗歌时尚。

应该说，新世纪诗歌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从世纪初到现在，它已日益呈现出多元并峙、多义共生的自足自在的一悉热闹景象。要是把它置放在诗歌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来考察，也的确有某种进步性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如果站在社会与文化“世纪转型”的制高点来观照，从诗歌现代性构建的人文理性来衡量，那么，新世纪诗歌则有着不容否认和忽视的弊端与缺憾。放弃理想，拒斥崇高，远离意识形态视野，一味地个人化以至私密化书写，失去了社会公共空间，过于自恋，走到极限，必然是一片庸常、卑俗、烦琐而无奈的灰色风景。“无标准写作”、“无难度写作”、“无姿态写作”，也使诗歌丧失价值判断，缺乏历史方向感，而形成无思想、不思想的整体格局和状态。打开所有的诗歌报刊，从国家级刊物到民间小报，那里面的诗歌都大同小异，分不出高下与轩轾。所以，面对当今诗坛，虽然表面上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一派喧闹与嘈杂，但却总令人感到有些空幻与沉寂……

此种态势，不能不引发业内外人士的省察和反思。

诗歌进到新世纪以后，面临的文化历史语境是相对包容与谐和的，在市场经济带来的某种自由与民主的氛围中，诗人既少外在的压迫，又无内在闭锁，他们的创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为什么却没有产生无愧时代的伟大诗篇呢？而任何时代若是只有众多的各式各样的诗，却没有重要的纯正的作品，这无论对于哪个时代，都意味着缺失。正是此种缺失警醒诗人：创作自由并不等于对自由承担的责任和能力。这里涉及到一系列问题：诗人的道义伦理，诗歌的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主题，诗歌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诗人的艺术使命和历史责任，等等。

诗人的道义伦理。道德与艺术，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诗学命题。尽管其极为复杂，但是“泛道德化”或“去道德化”，任何一种趋向，都使诗人无法以一种真正有价值的方式从事自己的写作。新世纪诗歌伦理维度的遮蔽与匮乏，恰恰是它存在的隐痛，也是它苍白无力的内质根源。而整个诗坛对“打工诗歌”怠慢、冷漠和迟钝，也正是此种病症的外在表现。当下诗歌的道德问题，关涉到现实历史情境下诗人自我身份的精神定位。然而，既然矢志做一个诗人，那么，他这个普通人在与普通人共命运中，在与人类生存自然呼吸和相通中，就应该葆有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良知。在他的人格结构里，必须以道义伦理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质。诗人的情感立场和写作姿态，只有以现代伦理为依据，并内化为自己生命的感觉，才能判定世间的善恶与美丑，高扬自己的价值取向，坚持诗歌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诗歌的意识形态中的现代性主题。新世纪诗歌写作中，一提意识形态，人们就反感，以为那是泛政治化的，和十七条诗歌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是认知上的一个误区。我们反对十七年那种“大统一”的意识形态，因为它违背了历史的绝对律令，但我们却不应因此而贬斥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地形成的意识形态现实。任何写作都离不开意识形态，没有意识形态就无从写作。巴赫金曾说：“生活，作为一定的行为、事件或感受的总和，只有通过意识形态环境的棱镜的折射，只有赋予它具体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才能成为情节、本事、主题、母题。还没有通过意识形态折射的所谓原生现实，是不可能进到文学的内容中去的。”［3］这种规律，也适合于诗歌创作。当今中国正处于意识形态的活跃期，然而，无论怎么多样与驳杂，现代性仍是其符含历史走向的重大主题。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文化由传统转型而构建现代文明，诗歌也走向现代性。如果一个诗人对现代意识、现代精神缺乏清醒认知和理性的把握，只是“跟着感觉走”，那么他的创作与现代性，只能是在“剪不断，理还乱”中，失之交臂。作为时代之子的诗人，他的诗歌要表现时代，就不能不深入理解历史的总体走势，否则，乱花迷眼，必然使创作陷入困惑与茫然。新世纪的不少诗歌，正因此而误入无方向、无思想、无深度的歧途。这是不能不记取的历史教训。

诗歌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人生是生命从大地到天空的旅程。终极指向是穿越向上的理想，然而人仍然居于大地之上。现实关怀永远是终极关怀的根基。伟大的诗歌是勇敢楔入现实的诗歌。那么，诗人面对着怎样的现实呢？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的人生境况。它被纳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代现实体现为这一进程中人的生存背景所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价值关系的变更与纠结；它被看成是人的灵魂挺拔其间的各种因素——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利欲与道德、异化与反抗、上升与下沉、终结与开始等以现代化为轴心所构成的动态的“历史结构”和立体的社会力场。直面这样的现实，诗人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焦急紧迫的热情、冷静深入的思考，探索和推进时代的更移与走势，使人通过自己的活动认清历史的某些本质，从而找到人自我存在的生命价值。这样，他们的创作被赋予了与社会历史同构顺应的更加包容、深邃的尺度和更加宏阔、多层的艺术空间。他们少了些否定意识，多了些建设精神，以巨大的综合能力和多样的语言策略，把长远目标置于现实之上、时代中心，并最大限度地把它诗化。

诗人的艺术使命和历史责任。现代精神的歌者诗人张学梦在《处境》一诗中曾如此昭告：

    既然宣告上帝死了，诗人就开始了他的苦役

    他必须在设定的空旷中寻找词语和逻辑

    为一个汛期的始末起草法典

时代的吁求和历史的命定性，召唤属于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现代性的诗人。他们应该是：人本主义诗人，哲理诗人，智性诗人，生态诗人，具有人类视域的世界性诗人……

我们热切地企盼：伟大的时代涌现伟大的诗人！

注释

［1］徐敬亚《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选自《新世纪文学研究》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沈奇《从“先锋”到“常态”》，刊于《诗探索》2006年第3期。

［3］《巴赫金全集》第二卷128p，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