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智范：“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所认识的徐中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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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智范：“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所认识的徐中玉先生

【来源：方智范的博客 】 【作者： 方智范】

    大凡做一个为学生敬重的教师不易，做一个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更难，而既是一个好教师、名学者，又能不限于此，成为真正的教育家的，在现今的大学圈中又有几个？要说有，徐中玉先生肯定是这样的教育家。在我看来，教育家与一般的好教师、名学者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能从教育的本质看待各种人和事，并且直道而行，执著追求，置毁誉于度外，终于达到事业的成功。
    我是从抱着畏惧心理开始认识徐中玉先生的。我之能跨入华东师大的大门，是通过报考研究生的路径，入门伊始，就遇到当时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的先生的考问。记得那是1978年的7月，天气炎热，我们几个获得研究生复试资格的“老”考生（那年我35岁，已经工作了十多个年头），在系办公室的老平房里，接受面试。面前坐着一排古典文学专业的老师，中间一位，主持这场面试的，就是我从学生时代已闻大名的徐中玉先生。考试采取抽签的办法，我抽到一道关于元人散曲的题目，因为没有读过这支曲，先自胆怯了几分；先生连连发问，我心中一慌，更加语无伦次，额头汗珠淋漓，拼命挥动手中的折扇，却毫无用处。我只得回答“没读过”，先生一笑，就此放过了我。后来我被录取了，但从此在系里见到先生那挺拔威严——当然是“威而不猛”——的身影，头脑中就会映出面试时的尴尬一幕，顿时生出几分畏惧心来。
    畏惧心逐渐变为敬重心，是在以后的若干年里。先是三年学成，先生力主我们几个研究生尽数留校，后来在各种场合聆听先生教诲，发现先生对青年学子充满着爱才之心，他多么希望通过让青年人充实教师队伍的举措，来增强教学科研力量，振兴华东师大中文系！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先生的有力推动下，中文系真是呈现出“春风桃李”的局面，充满勃勃生气。那时先生虽然已经不再担任系主任，然而仍是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系主任，我因为参与了中文系党政工作，在许多事务中与先生有了更多接触，对先生的胸襟、气度、人品、学问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时，心中的畏惧感日渐消失，而敬重的成分越来越增加了。
    转眼在师大已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我自己也到了耳顺之年。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没有“中年”这个阶段，在中文系一直受到老一辈先生的荫庇，一下子就从“青年”跳到了“老年”，而徐先生则已进入耄耋之年了。回想这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中，在先生带领下完成各种任务，经常有种种机会到先生家中，或去谈事，或去请益，有时不过拉拉家常，与先生的距离越来越近，每每在亲接謦咳中，得到如坐春风的温馨感受，在仍然怀有敬重心的同时，更增加了亲近感。由于心理上的接近，先生原来在我心目中那线条分明、有棱有角的刚性形象，似乎日益变得柔和起来，如古人所谓“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当对面晤谈的时候，觉得先生是那样的慈眉善目，仁慈可亲，于是常常会在脑中跳出韩昌黎所说的“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这样的话来。
    回顾这二十多年在先生身边所做的事，就我个人的接触了解而言，有两个方面值得谈谈，一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二是中文自学考试的工作。因为这两个方面，先生都是名副其实的开创人。
    大学语文现在已是一门尽人皆知的大学本专科的公共基础课，解放前曾名为“大一国文”。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教育照搬苏联模式，在课程设置上也苏化，大一国文被取消，从此整整中断了三十年。“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初，百废俱兴，大学教育也开始活跃起来，时任华东师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先生和南京大学匡亚明校长联合发起倡议，于1980年10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研讨会，决心把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推向全国。会上具体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组成由徐先生任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二是成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后改名“大学语文研究会”），由匡亚明校长任名誉会长，徐先生任会长。这次由徐、匡二老发起的民间盛会，奠定了数十年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基础。今天，21世纪已经到来，当人们在纷纷谈论加强大中小学的母语教育，在大声疾呼要重视素质教育，在呼唤着人文传统的回归，在学习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求的时候，回溯以往，我们怎能不感戴老一辈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呢？
    说到《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我有幸参与其事，在先生的带领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记得最早参加的活动，是八十年代初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刚开始的时候，大学语文被列入各专业必考的公共基础课程，上海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请徐先生主编一本《大学语文自学读本》。当时我留校任教不久，先生命我们几个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教师，参与编写教材中的诗词曲赋部分，在工作进行中，我们深深感受到先生对年轻人的信任。此书于1983年出版使用，直到1988年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约请先生主编供全国用的《大学语文》自学考试教材出版，才被取代，全国教材的复盖面更为广泛，徐先生在自学考生中的影响也与之俱增。
    1992年全国考委下达文件，要求对各种自学考试课程的大纲进行修订，以进一步体现考试的标准化和公正性，我记得大学语文考试大纲是中文课程中首先修订的一种。对此事先生十分重视，亲自主持召开了各种会议，反复研究讨论，我作为修订本的主要执笔者，从思想到文字，得到先生的具体而微的指点，获益良多。接着，根据新订大纲要求，同时也需吸收自考教材使用中各方面的意见，又进入对教材进行全面的修订，先生再命我和陶型传、周圣伟二君执其事。在修订中，先生处处为考生着想，要求我们做到：删除教材中不符合课程性质任务的过难过偏的知识内容；改正不够确切的课文注释；对课文的提示要力求观点明确、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更适合自学者阅读；思考练习题尽量做到具体切实，有启发性，便于考生复习。经过在先生指导下的仔细修订，这本自考教材明显提高了质量，对引领广大青年扩大视野，走近经典，接受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熏沐，陶冶性情，涵养心灵，提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能参与其事，也为此而感到高兴。
    除了自考系统的《大学语文》教材外，先生还主持了普通高校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前面说过，1980年组成的普通高校大学语文教材编审委员会在先生主持下，于第二年即编成出版，并且一版再版，乃至出到修订四版，总印数达几百万册之巨，其嘉惠学林之功难以估量。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呼声日高的九十年代，教育部高教司决定；“希望有条件的学校，要为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能把这门课程的建设做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接受委托，徐先生集中了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华东师大的教师力量，主持编写了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本全日制高校通用《大学语文》教材。先生为教材定下的宗旨是：一、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二、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三、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四、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彩描写提供了美感、愉悦和享受，既能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和写作水平。为此，先生决定打破前此各种《大学语文》教材或按文学史线索、或按文体编写的惯常体例，改为提炼若干人文专题进行编排，所选又多为中外文质兼美的文学名篇。突出人文教育这根主线后，教材的面貌焕然一新，更有时代特点，《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又跨上一个新台阶。我作为这本教材的编委之一，从专题确定、教材选篇到编写体例的讨论中，深深感受到先生反复强调的“兹事体大，责任很重”这句话的分量。
    先生对教材的编写还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新世纪初的2001年，教育部高教司决定把徐中玉、齐森华先生主编的这本《大学语文》教材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要求重作增订。应此良机，先生根据各地师生对教材使用的反馈意见，经过整理研究，郑重提出了选文的古今、选文的中外、文理交叉、编排体例、教材容量等五大问题。其他不说，关于编排体例，徐先生充分肯定这本教材采用人文专题组织课文的做法，并进而吸取大家讨论中提出的建议，根据课文题材及主旨分成“品格·胸怀”、“为政·爱国”、“社会·民生”等十类编排课文，既体现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同时又考虑到大学生精神成长的需要。连教材的附录，先生也作了认真斟酌，要求我们把一些经常要用的文史知识和工具书的介绍列入，先生甚至连“篇目索引”这样为方便学生翻检的具体细节都考虑到了。——心中永远装着学生，这就是我们的徐先生。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兴起。对这一新的教育类型的出现，先生有着高度的敏感。本着“科教兴国”和“以人为本”的精神，当高等教育出版社邀请先生再为高职学生编一本《大学语文》教材时，先生欣然同意，并约我讨论编写的设想，协助他进行编写工作。关于这本教材，我觉得有两点特别值得说一说。首先，在总体设想上，先生提出教材内容虽少不了选择优秀文学作品，但也要兼顾历史、哲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学习文史哲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要有所指引。先生引用《红楼梦》中的两句格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来说明文理要兼通的道理，这体现了先生一贯的“通才”教育的思想。教材中选入了一些文章，如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茅盾《谈独立思考》，茅以升《学习研究“十六字诀”》，朱光潜《精进的程序》，邓拓《共通的门径》，施蛰存《纪念傅雷》，引导学生与大师对话，谈为人，谈读书，谈方法，谈研究，都是先生亲自选定的。同时，先生还自己动笔，为多篇课文撰写注释、评析和思考题。先生所写文字的特点是，不是就事论事地为词语作注释，也不是光从文章法度方面给学生指点门径，而是更多着眼于文之大处，常常在文章义理方面进行精彩的发挥，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由于上述这两点，构成了这本教材不同于其他教材的特色。
    教材建设固然化费了先生大量心血，队伍建设也是先生长期以来关注的大事。这里说的队伍，是指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师资力量。教学的关键是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是不断提高思想业务水平。为此，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发起成立了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这是一个语文界的全国性一级学会。先生被推为学会会长，这一职务他一直担任了二十年，到几年前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为止。
    先生在广大学会会员中享有崇高声望。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先生早就是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教授之故。其实，据我的观察和了解，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先生从来不做挂名的会长，他领导学会，采取的是十分务实的工作方针，使学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具有实质内容的学术年会，出版研究论文集和学会会刊，进行教师培训活动。由于先生对学会的有力领导，调动了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力量（团体会员有347个），这对提高教师素质、推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研究与时俱进，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上述关于先生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有些与自学考试工作是相互交叉的。二十年前的1982年，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开始实施，先生是首届全国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一个专业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会的成员，如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德熙教授、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邢公畹教授，以及北师大的郭预衡、中山大学的吴宏聪等先生，都是名闻遐迩的著名专家。先生回忆说，首次去北京参加有关会议之后，“更明白这一补充性也是拓展性制度的宏大目标与深刻意义。我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开展大规模建设需要大量较高素质的人才，急需拓宽高教培养的路径，满足广大青年提高自己的迫切需要，自学考试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考虑成熟的一个好办法。”先生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教育制度满怀热忱，从制定专业计划、主编《中文自学指导》杂志到编写自考教材、对考试命题进行调查研究，无不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我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参加了《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自考课程的教材编写、考试命题工作，经常得到先生的耳提面命，我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中文自考这一新的育人途径今天能够越走越宽，与先生当年所做的奠基工作，以及长期来的领导、关注是分不开的。一位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为中国广大青年的成才，几十年来殚精竭虑，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先生是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教育家！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1997年10月，参加在成都西南交大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年会后，陪侍先生登四川峨嵋山的情景。那年先生已经84岁高龄，竟然和我们几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一起，攀上了峨嵋山金顶。在扎根巅峰的数株苍松之下，我们与先生合了影：压在苍松枝叶上的白雪，与先生那刚直的满头白发相映，被照相机刹那定格……回校后，我头脑中经常会映现出巍巍峨嵋、滔滔岷江与先生形象叠印在一起的画面。当此先生九秩华诞之际，我想起了孔子的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衷心祝愿先生，期颐可望，“知者乐，仁者寿”！
    2003年5月1日
   （本文原载《庆祝徐中玉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