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志朋：学习语言、传承文化、培育人文精神——关于《大学语文》目的任务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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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志朋：学习语言、传承文化、培育人文精神——关于《大学语文》目的任务的思考

【来源：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1月 】 【作者： 广西财经学院文传系 滕志朋,陈贻琳】

    [摘　要]　大学语文以培养学生语言能力,传承传统文化和陶冶情操、培育人文精神为基本目的和主要任务。培养语言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语言的训练在根本上是思维的训练,是思想能力的培养,而大学时代是人思维走向定型、思想迈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在传承文化方面,我们认为主要是为了认识、了解我们自己,认清我们的当下现实,为发展新(传统)文化,为社会的进步、为未来服务;而所谓人文精神的培养,则一方面是要学生认识到人文学科(首先就是“大学语文”本身)的重要性并乐于去学习,另一方面是以引导、熏陶、涵养的方式去进行教育,要让学生大量地阅读人文性作品,在这种广泛阅读中逐渐养成人文素质、人文情操。
    [关键词]　大学语文;语言和思维;文化传承;人文精神
　　5月10日《北京晨报》首家报道“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后,社会各界可谓议论纷纭,持支持意见者占绝大多数。而又因为有北大、清华、南开等著名高校率先垂范把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语文重新回到大学课堂将很快成为全面之势。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但可喜的同时不免有尴尬:“为什么大学要重新召回语文,大学语文的目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却并没有明确。社会上的讨论没有休止,学者们也自说自话,难有定论。当然,这也不是某个人说了算,广泛的思考、讨论是必要的。我们这里的目的也主要是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希望能为最后达成共识起到抛砖引玉的一点薄力。
    在我们看来,大学语文的目的任务主要就是三个方面: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传承文化知识;陶冶情操,进行人文精神培育。这些目的任务,媒体上的争论中也都涉及到,关键是还缺乏深刻的理解。那么如何看待大学语文这些目的任务呢?
    一、为什么培养语言能力仍然是大学语文的目的?
　　有人认为,大学开语文课是“把普及教育阶段应该解决的问题,放到学费高昂、时间宝贵的大学阶段”[1],所以反对大学开设语文课。普及教育阶段的语文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识字、理解词句、能分析篇章内容结构,能写作一般的应用文,概括地说就是培养语言能力。反对大学语文,一方面意思是说大学语文的目的任务还是语言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普及教育阶段就应当解决了,所以不必再开设。另有人认为,“我们生下来就在学语文”,似乎大学没有必要再专门来学这个东西,“大学生练汉语基本功,不但效果不好,而且对基础扎实的学生是一种不公平的浪费生命的折磨”;论者怀疑:“中小学解决不了的写作水平问题靠大学语文课就能解决?”论者自认为语文水平不错,但“跟修大学语文课毫无关系。”上大学时其语文水平迅速提高的“真正原因”,一是“写信”,二是“办网站”,“在论坛里看帖、评帖、跟他人辩论。”[2]
    专家里也有对培养语言能力当作大学语文目的任务表示不理解的。编辑了据说很受欢迎的《大学文学》的三位先生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认为“对汉语文来说,其重要元素基本上已经在‘中学语文’中登场表演过了,‘大学语文’的选文无论如何高深,也不会高深在‘语文’方面。”在他们看来,“语文”要素,就是词汇、语法、谋篇布局、修辞手段之类,中学学过了,大学就没有必要再重复[3]。
    从上面可以看到,不论反对大学语文还是支持大学语文,都把语文看作是语言学习——这是对的。但把语文课仅仅理解为学汉语语言,记得词汇、弄懂语法修辞,然后用来说话(口头或书面),这是典型的工具论的看法。“语言工具论”是一种很古老的观点。然而,即便是工具论者,语言学家萨丕尔却又向我们指出:“言语(即语言)似乎是通向思维的唯一途径。”[4]14在他看来,语言和思维密切相关,“最清晰的思维可能只是无意识的语言符号的有意识的对应物。”[4]15在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索绪尔看来,语言和思维的联系更加紧密,语言是思维、是思想。他认为,“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5]显然,这是对“语言”的更深刻的认识。的确,我们说话,无非是把字词按一定的规则排列在一起,但这种“说话”的背后是什么呢?难道字词会自动地从我们的口头或笔端按顺序跑出来吗?不是的。语言伴随着我们的意识活动,语言的背面是思维。或者说,我们的思维是“语言化”的,我们的意识世界,就是由语言构成的世界。对于拉康而言,甚至人的无意识领域,也有着语言一样的结构,至于我们的理性思维或清醒的意识行为,无不本身就是一样语言活动本身——“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哲学向我们强调了这一点(尽管“一切哲学问题最终都是语言问题”这种提法未免言过其实)。语言和思维、语言和思想不能剥离,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是思维,是思想的本身。我们可以把语言学家们的语言观称作“语言、思维一体论”。语言的重要性,可以说提到何种程度也不过分。
    把语言视作工具,工具是为了使用,会用了当然就不必再学习了。这是很自然的观点。但在语言和思维、思想意识一体化的观点看来,语言学习,其实就是进行思维训练。不断地学习语言,和不断地思考、和人的思想水平的逐渐提高是同步的。只要我们大脑的机能还正常,我们需要“想”,需要去“认识”和“理解”,我们还知道自己是“观念地活着”,我们就需要不断地学习语言,进行着语言的锻炼。我们以为,大学语文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存在的。好好琢磨卡西尔这句话是有必要的:“想要说话的渴望和热情,并非出自单纯的要学习或使用名称的欲望,而是标志着企图探知并征服一个客观世界的愿望。”[6]169
    还需要补充说明,大学语言学习的特殊在于:20岁左右,人的思维最为活跃,是意识世界飞速扩张、世界观人生观——思想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所以也是语言训练-思维训练最该抓紧的时期。W·洪堡认为,各种语言之间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语音或记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的差异[6]154。这个话放到使用同一种语言而能力不同的人身上也是合适的。没有大学时代的培养、锻炼和熏陶,一个人的思维水平、思想意识高度要达到一种较为满意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大学执行的正是对学生进行这方面培养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大学才是“时间宝贵”的阶段(不一定“学费高昂”)。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思想素质,对学生进行语言能力的培养于是成为大学语文最直接的目的。当然,如何培养才能真正使学生达到理想的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属于另一个角度的问题,在此暂且不讨论。
    二、大学语文在什么意义上进行文化传承?
　　传承文化,是学校教育的共同目标、任务,大学也不例外。
    大学语文相对于各门学科,它在传承文化方面最为突出也极为重要,它所传播、传授的文化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广泛性。语文课本所选的基本是文学经典,也包括各种文化典籍。文学,我们知道,在古典时期指的就是所有文字之学,文章之学,涉及方方面面的内容;在现代,文学作品里也包括各种领域的知识,或者说表达了人们对于周围现实世界各个方面的认识、思考。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写进文学文本中——在这个意义上,钱理群先生认为大学语文的重心是文学教育,因此要用“大学文学”来置换“大学语文”,也是有道理的。而在大学语文重回课堂变成可能后,有论者认为历史也应该必修[7],因为历史也非常重要,缺乏正确的历史知识而导致的问题很多。但我们认为,所有的历史典籍都可以当作语言文学文本来读,而所有的语言文学文本却不可能当作历史去看。语言文学涵盖的范围是历史学不能完全接壤、重合的,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广泛性,历史学无法比肩。从这种角度看,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大学语文传承的文化之含量,都要高过历史。
    需要注意的是,大学语文的回归是在“国学热”(刘梦溪先生指出这是一个不恰当的称谓)、“传统文化热”中到来的。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社会上一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当前的问题都是丢失了传统所导致,相反的则说这一切正是传统阴魂不散的后果。——我们这里的“文化传承”并不与这种争论相干。文化传承当然不会是站在反对传统的立场,但与“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也是两码事,大学语文传承文化不等于平常说的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因为其一,当我们提到“继承”、“发扬”时,“传统文化”这时候意味着是“好的”,至少指向它“好的方面”。比如,说起现在社会诚信缺失、中国人走出国门时无纪律、卫生习惯非常不好,所以呼吁用传统文化来拯救,就说明了对“传统文化”是这样一种认知。但传统文化真那么有用那么好吗?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忘记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的。或者有人说,伦理道德、礼节方面是好的,应该继承发扬。但这一点学者们也已经反思过了(如赵毅衡在《礼教下延,色情上升:中国文化的“分层/逆反”机制》中的分析[8])。传统时期的伦理纲常,即使不说多么坏,但也决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好。说传统如何好的人,往往讲到具体之处就失语。“复兴传统”的念头,大多无非是一点自尊在作怪。在这方面,很多人比起被视为保守派的新儒家都不如,看看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里面对传统的认识比很多人要清醒得多。其二,有人会说,我们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对此,我们认为,文化是总成的、整体的,很难把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分开来。而我们“批判继承”了很多年,其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都有数。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具有普遍性的,也许在各个时代都有正面的价值;但那些往往是一些理念、原则,而这些原则观念的实现即具体展开为实践,则各个时代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尊老尊长”,过去现在都是美德,但古代以下跪、作揖来表示,现在还这样做吗?三者,在我们看来,不论“传统”文化是好是坏,若谁试图借旧时的衣钵来维系现在的生活,不能不说实乃糊涂的想法。“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古人尚且明白这个道理,用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则这样的做法根本是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相背的,故不足与论。
    当然,以上我们说到的“传统文化”,更多的指传统时期的那些思想信念、精神信仰、道德规范或者说行为处事方式、生活习俗、日常礼仪等,这也是平常人们的理解。至于“语言”,当我们不是将它指记录着传统思想的文本,而尽量保持它的纯粹性时,它作为文化中重要的部分,则是客观的、不带价值判断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继续使用。如前文所言,我们学习古人运用语言,继续训练我们的思维思想。这里不存在“继承、发扬”的问题。
    那么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大学语文之“文化传承”呢?我们以为,之所以不必谈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是因为“一种文化是习得行为与行为之结果的综合结构,这种习得行为的组成要素被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分有和传递。”[9]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就意味着传统的东西存在着,“传统被整个社会承载着,它就生活于现在。”[10]226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并不对这种活在我们身上的传统有正确清醒的认知。
    就是说,认识我们的现在或者说当下的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现在要干什么”这个问题,就必须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对我们的“前身”——文化有清醒的了解。“我们向何处去”,只有在解决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我们曾经怎么样”之后才能明白。文化是我们反思自我、认识自己的方式,知道自己以前怎么过的,之后不想这样过了,于是社会才向前发展、进步,即所谓“以史为鉴而知来者”。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是死抱着过去、传统不放的,越是发达的国家或民族,即使它口头上如何地说要维护传统,其实都恰恰是在对传统的批判、否定中走向新的格局。文化传承和文化变迁是同时的、甚至是统一的过程,大致就如殷海光说的那样[11]。因此,文化传承不是说因为“传统”好,要保留、要继续规范现在这个社会,“一味地固守和沉溺于传统正标明这种传统处于深深的危机当中”[10]226。传承文化是因为它“构成”了我们,它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把它当作了解、认识自我的工具,把它作为镜子对我们自己进行反观(反思),然后推动社会前进,推动新的(文化)传统的产生,“新传统代替旧传统是文化的一种进步”[10]227,这种进步是必然发生的,除非这种文化死亡了。
    我们认为,大学语文的这种文化传承观,应当清醒地建立在我们的思想中。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必须在大学语文的导引课以及每一堂课的教学过程中得到明确和贯彻。
    三、大学语文在人文培育方面该怎么做?
　　对于大学语文把陶冶情操、培育人文精神这个目的任务,很少有反对者,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人文”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到具体回答“大学语文要培育学生人文精神或人文性内容到底是哪些”时,则少有人说明白。这个问题涉及到“人文主义”,所以说起来的确很复杂,因为“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以来,人文主义的特点就是观点多多……”[12]除了反对宗教神权,强调人自身的价值、人性、理性以外,每个人文主义者提倡或赞同的都不相同,“多种多样”,或许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一种人的丰富性的表现,正是对唯一上帝的反叛。
    思考这个问题也许可选择这样两条路径:学科角度和当代现实要求的角度。我们首先从学科角度来谈,那么,“人文主义”、“人文教育”是和“人文学科”相联系的。我们知道,发轫于意大利的西方大学制度,秉承古希腊传统,倡导实行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早期的大学里开设的学科,就叫“人文学科”,包括语法、修辞、逻辑(或论辩)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即“七艺”。也有研究者说是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学、艺术和自然科学,[13]2这些学科以自然和人为对象,而不是以神为研究对象(为的是确立上帝的威权),故有“人文学科”之说。以人文学科来教育人,于是有了大学。大学的建立就是为了对人进行人文教育,大学是培养健康人性的场所。这种大学理念直到今天还在一些西方著名的大学延续着,典型者即如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人文教育就是以人为中心,把人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自身,意图以教育来塑造人的个性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在古典时期,不仅我们现在称作“人文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历史以及各种艺术学科隶属于人文学科,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也包含在“人文学科”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化了。本来,自然科学直面外在客观世界,它的研究首先是盯着“物”而不是人,或者说与人的关系是间接的——这种间接中的距离随着学科的发展越来越远。现在的自然科学研究,更凸显的是“物性”而不是“人性”(这里面的合理方面暂不去论)。自然科学已经从服务于推翻上帝而证明人自己,转变成执著于“客观性”而对人变得“冷淡”,“漠不关心”。另外,科学知识能转化为实用型技术,“其最大优点是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生产力,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相对于人文文化,科技文化是短效文化,见效快;是显性文化,效果具体、直观、显露。”[14]于是,科技(其实“科学”和“技术”并不是两个内涵和外延的相等的概念)成了“第一”生产力,并且似乎是“唯一”的。自然科学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独取了“科学”的位置,贬抑其他学科为“非科学”,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不到实质性作用。它也和古典时代“七艺”中的其他学科分道扬镳,把“人文学科”之名留给了哲学、历史和语言文学、艺术等。所以,现在的“人文学科”不包括物理学生物学数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大学的人文教育不是指给学生上经济学、会计学这些课。
    由上可知,“人文”无非意味着“人性的”、“属于人的”。人文教育就是用各种学科知识来教育人,培养完善的人性。但是,原先属于人文学科的自然科学已经逸出了“人文学科”的范畴,因此所谓的“人文教育”在今天就是指我们今天的大学要开设文学艺术、社会历史、道德修养等方面的课程,来对学生进行精神上的培育。我们除了传授学生科学技术、实用技术这些具有实效性、功利性,能转化为物质财富的“有用”知识外,还要注重在思想意识、精神境界方面去教诲他们,要把他们塑造成为身体与精神两者相统一的整体,成为健康完善的个体和社会成员。这样,大学语文,如布鲁尼所指出:“之所以称文学为人文学,就是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13]37这门课的重新开设,本身就是一种人文关怀的体现。大学语文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让学生喜欢这门课!要让他们感到喜欢感到非常需要,不仅在教学中能全心投入,在其他的时间里,也养成阅读这方面的书籍的习惯,关心涉及到人文或文化的事情。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再从现实要求也即为什么当今需要大力进行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养来讨论。人文教育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重新被推出的,身处其时的我们都看得到。这种现状概括起来就是实用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盛行,人们普遍追求物质享受,对财富、金钱过多崇拜,以地位财产的高低大小为成功与否的标志,同时,人的信念理想缺位,道德意识淡薄,人情冷落,公共秩序缺少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归结到个体身上,就是突出了人的身体方面而贬黜了思想意识、精神生活的位置。
    就此而言,大学语文的人文性教育,我们认为,也很简单:抓住“精神”!要直接对准学生的思想意识方面、个性方面下功夫。即是说,大学语文不在于传授给学生什么具体的实用技术、职业技能,甚至也不是所谓的人文“知识”;人文教育人性培养不是开了某门课,传授了某个领域的一些知识,关键是要看对学生精神世界提供了什么,对学生思想境界的提升有没有作用。要把学生看作是有待发育的精神个体,一个个意识。这些精神意识,需要养料、需要内容来补充、培植。
    可以说,大学语文教学的内容,都是这方面教育的材料。语言文字富含情感性、思想性,而且本身就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精神世界,层次丰富而博大深邃。但需要注意,人性教育、精神建造不是造房子那样把实实在在的砖瓦垒上去,快捷而可见;它也不似别的技术型学科,把原则、方法教给学生,他们照着去练就完成了。精神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精神的东西是理念,或一些朦胧的意识,也可以说是一些思想片断,都是不能直接观察的。人文教育,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以经由教师的手,交与学生。所以,人文培养,不是传递、注入、强塞,而是引导、熏陶、涵养,是“养成”。大学语文的教学,就是以选文为原点,阅读、欣赏、体会、评析、阐发,让学生真正在内心有所感悟,有所启发。同时,还要使选文成为起点,让学生充满兴趣进一步去广泛地阅读各种相关的典籍、著作。大学语文的人文培养,简单二个字就是——“多读!”读多了,精神世界自然就丰富起来,思想境界相应得到升华。用不着操心到底该怎么去增进人文素质。相反,不广泛阅读,仅仅局限于课本、选文,使学习变得狭隘、单调,真正雷同于中学语文,那再怎么期冀人文精神的提高都是没用的。当然,这也对教师有非常高的要求,不论在学识的广博上还是思想修养方面。在此不细谈。
    总之,能够让学生不一味地从“有用”的功利态度出发,只学习技术性的知识,而能热爱大学语文这门课,喜欢阅读、学习各种人文艺术方面的知识;另外,注重引导,大量阅读人文性文本,来涵养人性和个性、陶冶情操、提高思想水平,就是大学语文的人文教育、人文精神培育的基本目的和任务。其他更高更多的要求,都必须奠基于这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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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12.
    [13] 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4] 林德宏.超越唯经济主义与唯科技主义——科学发展观解读[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7(4).
    [责任编辑　江　剑]
    [作者简介]　滕志朋(1968-),男,广西桂林人,广西财经学院文传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学与文化。陈贻琳(1970-),女,广西桂林人,广西财经学院文传系讲师,研究生。研究方向:传统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