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语文老师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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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语文老师的尊严


《南方周末》


       编者按：他执拗地要把语文教材纳入新的价值体系。他出版自己的“青春读书系列”，因为不允许语文教材“里面有虚伪，有欺骗，有大量的泥沙”。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0年开设“百年语文”话题，以《百年语文——课文的秘密》为题推介了严凌君及其《青春读书课》系列教材。

　　2004年春节，商务印书馆新出的一套丛书，被作为“压岁书”在北京推广。它的总标题是“青春读书课”中学生系列人文读本，顾名思义，它来自一门课。


　　这门课在深圳育才中学讲了5年，被深圳市南山区教委向全区推广。


　　钱理群先生亲自作序。作家莫言说：“假如35年前我能读到这样一套书，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丛书的编著者、“青春读书课”的主讲老师叫严凌君，过了这个春节他就41岁了。


　　敞着门的课堂2月，育才中学在微雨中开学了。


       走进校园，迎面一棵老榕树。从1999年至今，这里每周都会挂出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


       文学与你有约
       青春读书课敞开大门
       不分年级，来去自由
       每周给文学一小时
       悄悄滋润你的青春
       本周主题：……
       时间：……
       地点：……


　　“主题”两个字的后面，曾经是“冷眼热说余秋雨”，曾经是“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曾经是“看中国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曾经是“捍卫人性———文学直面社会现实”……


　　“文学的真义在民间，在生活，在人本身。”严凌君选了这句话，放在他的读本扉页。


　　宽大的阶梯教室，后门始终开着。严凌君不用辅助教具，也不做特别准备，进了门，“全凭一张嘴”。他要求学生：只要有任何想法，马上大声说出来，大家共同讨论。


　　没有考试，每个主题的末尾是“荐书”环节，会给学生提出思考问题。


　　初中学生能听到《小王子》，听到《呼兰河传》，听到冰心、张海迪和泰戈尔。严凌君对他们说：“谁是小王子？作者圣埃克苏佩里就是‘小王子’。当你在书中看见自己童年的身影，当你也觉得对一朵花的柔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当你不愿做一个装模作样的‘正经人’，那么，你就是小王子。”


　　说这一小时是给“文学”的，或许并不准确。高中学生甚至还能听到“文革”、听到启蒙运动、听到萨特和薛定锷。严凌君对他们说：“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拒绝反思，都将使我们整个民族失去一次改进的微小的机会。灵魂的拷问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不能因为没人赞赏和跟从而放弃。要像基督那样期许别的清醒者———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人中的盐！”


　　讲到张志新，讲到遇罗克，老师会走近学生，激动得坐到桌子上。


　　商务印书馆2003年10月出版的这套丛书，就是这门课的“课文”。


　　严凌君选了“大跃进”时期的红旗歌谣，选了王进喜的劳动号子，选了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选了崔健的中国摇滚；他选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节选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导言，节选了联合国宪章。翻开书来，在顾准的《科学与民主》之后，紧跟着朱学勤的《愧对顾准》；与释迦牟尼《鹿野说法》并列一起的，是圣经中的耶稣《登山训众》；王小波的情书和遗嘱并列为一个篇目，严凌君在导读中说：时隔20年，激情未减。可惜天不假年。


　　他毫不担心学生难以逾越这样的高度——只要依照完整的选本逐级递进上来，谁都可以直入殿堂。我们常常是“高估了老师，低估了学生”。而这个老师，坚持“敬畏青年”。


　　丛书7卷14本，从初中到高中，主题词分别为：“成长”、“心智”、“文学”、“中国”、“思想”、“文化”。最后一本被定名为《人间的诗意》，有篇评论说：“好个‘诗意’二字！隐隐与《人间词话》之‘境界’异曲同工。”严凌君强调：“我个人是从构建青年学子的精神家园、关注国家的前途、未来的命运方面来定位的，而不是简单地看文章是不是漂亮。”


　   育才中学每年大约有100名学生修读这门课。


　　有学生说：“这是一门给你自由、教你自由的课。”


　　有学生说：“在读书课堂里，我们始终被思考的痛苦充斥着。”


　　有学生说：“现在我们毕业走出国门，超重的行囊里，依然塞着《青春读书课》读本。”


　　当然也有学生很快就在匆忙应考中平复了读书课的波澜，还有更多学生没进过这个课堂———100人只占学校学生总数的九分之一。对于这个自称“一意孤行”的教师来说，他要抗衡的是整个一套教学系统。


　　他只管自顾自地播种。


       语文之痛


        严凌君是在痛苦之中开始编选读本并撰写导读的，那是1990年代初。


　　“我教语文20来年了，没有体会到做一个语文教师的尊严。”


　　严凌君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内容没有人文含量，没有文化含量。”


　　教材里自然也不乏雄篇美文，教学实践却把它变成一个个尸体解剖的对象，“我们做的是尸检的工作。主题、中心、段落大意、写作技巧，这些纯粹技术上的分析，割断的是一个人和母语之间的血肉联系。”


　　学生该怎样思考、怎样感觉，都被《教学参考》规定好了。


　　这不是与人、与成长密切相关的东西，更遑论智慧的提升。


　　“少、慢、差、费”成了语文教育的标签。差到什么程度？


　　做了20年语文教师的严凌君说，两种学生是常见的。一种接受了12年的系统语文学习，但却仍然没有学会读书———既没有自学的兴趣，也没有读书的方向，更没有读书的方法与审美意识；另一类学生功课优秀，能够顺利考上大学———目前绝大部分是进修文科之外的专业，有可能，他们一生的人文功课，就是中学时代那几本教科书。


　　在个性和人格养成的青春岁月里，极少有过人文的阅读与思考，这样一批批“优秀”学子的“精神家园”何在？中学语文教育是否存在严重失职？


　　面对语文教学这门“学问”，严凌君说：“我不允许里面有虚伪，有欺骗，有大量的泥沙。”


　　10年前，“误尽天下苍生是语文”的指责，让他为自己的职业羞愧。


　　10年后，他撰文说：“化育天下学子是读书”。


       被分成“两半”的教师


       在江西读师范大学的时候，踏踏实实上课的日子只有半年，剩下的时间都在图书馆。“可能是自小太贫乏了吧，显得特别饥渴。”


　　大学毕业后严凌君成了江西吉安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1990年，深圳育才中学校长收到他的求职简历后亲笔回信表示欢迎，严凌君相信这是一个值得托付理想的地方。


　　现在，他是育才中学的高级教师，不再教授常规的语文课。1997年开始，他在两年中打了5次报告，要求开设一门实验性的文学阅读课程。


　　开这门课享受半个教师的编制，执导文学社又有半个教师的编制，严凌君的生活就由这两个“一半”撑起来了。


　　育才中学的文学社叫“春韵”，现在它位居全国中学九十九佳文学社（团）之首。“文学社的网络化，我们在全国是第一个！”网站的常客已经从育才中学本校范围扩展到港澳台甚至海外的一些大中学生，“春韵”已经登上了《大公报》的版面。严凌君的办公室就是“春韵”网站和文学社的基地，当初建站汇集了来自学校各年级的网络技术爱好者，他们每天中午就在这间屋子里，吃严老师请的盒饭。不时会有一些中学生在门前探头探脑地问：可不可以为“春韵”做点事情？


　　打开电脑，聊天工具QQ的登录提示框首先蹦出来，严凌君熟练地进入，给手下的版主发消息，提醒他清理版面。


　　他每天都挂在网上，在线指导学生的写作，不断发帖、回帖。他说：文学是每个人内心的需要，写作不为考试，是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网络上，他拥有数不清的学生朋友。


　　他递出的卡片，是自己和春韵网站共同的名片，他还想把春韵建成语文教师应用“青春读书课”读本的网上备课平台。他自称“白衣书生”，对于个人生活只想简化。


　　“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读书编书，三分之一用在网站。”全部内容如此。


　　钱理群先生在“青春读书课”系列读本的序言中写道：“我知道这数百万字的分量。”严凌君说这背后是自己百倍于此的阅读量。因为读书太投入，他经常要强令自己在凌晨3点以前睡觉。“就算不为编书，生活也是这样的。”


　　严凌君最大的骄傲，是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环壁皆书，欣然自得，坐拥书斋成一品老百姓”。


　　无疑，他还会继续做语文老师。“你看着学生们的谈吐、想法一点点发生变化，看他们今年写的东西和去年写的东西已经大不一样，你能感觉到他们在成长。这是最重要的。”


　　自下而上“新语文”


　　多年来，被同一种痛苦折磨着的语文教师不在少数。春韵网站上有人发帖说：“类似这样的想法我早就有了！”


　　严凌君也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比如在山东青岛，语文教师王泽钊十几年前开始自编教材给学生授课。从刻钢板油印到胶印，直至一套150万字的《新语文》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他曾用两个晚上的时间给学生讲弗洛伊德；暴风雨来临时他招呼学生站到窗户边看乌云怎样翻滚，“看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有没有胡说”。他带的学生语文高考成绩突出。但在18年里，他却不得不换了4所公办学校，在最后一所学校组织的考核中因得票太低险些下岗，最后被领导“出于保护”降格使用。王泽钊愤然辞职。


　　王泽钊说：“做语文老师很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的。”他没有被评过先进，没有得到过任何荣誉，尽管学生说：“跟王老师的一年改变了我的一生。”


　　相比之下，严凌君能够脱身于常规教学，专职从事编著和课程探索，他不得不提到自己的“天时地利”：不但始终得到校长的鼓励支持，更得到来自区教委的直接肯定。每个学期，“春韵”都会结一个集子，编印装帧不输于正式发行的期刊。网站的投入更是全部来自学校和教委。


　　直到今天，他依然庆幸自己当初果断地跳进蛇口这只“改革开放的试管”。


　　刚到这里时他参加过一次工业区的董事会选举，“那是非常明朗的民主气氛，允许发表自己的看法，充满变革的勇气”。


　　严凌君的判断是：这片土地聚集了中国较早的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是怀着梦想来到这里的。


　　钱理群先生在丛书序言中向所有教育第一线的语文老师致敬，“只有他们，才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主力，如果不能保证中学语文老师自由言说的权利，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并且落实到他们的具体教学实践中，中国的教育改革，就将如有些老师所担心的那样，仅仅成为一阵喧嚣。”


　　最近的几年里，不断有争论入耳。


　　涉及性描写的《尘埃落定》该不该推荐给学生？尚存史实学术争议的《隆中对》该怎样取舍？价值层面的探讨已经开始，可不等争出分晓，已有酷爱《三国演义》的中学生在高考中得了作文满分，而剑走偏锋的韩寒们，已经成为出版商追捧的对象。在这些有着强烈自我选择意识的孩子面前，语文教育像一个自说自话的老者。压力，其实悬于每一位师者的头顶。


　　严凌君对身边的语文老师说，对学生也说：不能光是等待，最重要的从手底下做起来。我们似乎习惯了从上到下的变化，其实多少变化可以由我们亲手来完成。尤其是在“新语文”似乎已经隐约可见的时候。


　　“发句牢骚，喝两杯黄酒——什么也改变不了。”严凌君说。该押题的继续押题，该补课的继续补课，久而久之，语文老师的生存技能怕是要和语文教育的题中之义全不相关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反倒要成变革的阻力。


        严凌君说：“我再也不愿意回到那种没有尊严的回忆中去，我一个人脱离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算幸运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领受到这种幸运了。”


       本文是2004年2月12日《南方周末》记者徐楠对育才中学严凌君老师的采访专版：《严凌君：找回语文老师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