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与杨绛的一点书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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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民：与杨绛的一点书缘

杨建民

　　读到钱锺书先生《围城》后不久，便知道了亦为作家的杨绛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到自己十分喜爱的柯灵先生的一篇序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最近读到两本好书：钱锺书同志的《旧文四篇》和杨绛同志的《春泥集》。都是薄薄的小册子，却含蕴了足够的重量。没有几十年铁杵磨针的功夫，是写不出这样的书来的。”这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柯灵先生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如此推许的这两册书，一定不同凡响。从此我开始搜寻这两本“薄薄的小册子”。
　　可是，最早得到的，是一本更薄的小册子：《干校六记》。当时在数家报刊上，见到有人谈及杨绛这本书，极言其精纯、含蕴、内敛。也从这些介绍中，我知道了杨绛是《围城》作者的夫人，这几方因素凑泊，使我十分想读到此书。四处寻访，不见踪影。一九八六年出差北京，在团结湖一带一极小书店觅得此书。书是真小，小三十二开，六十来页，书脊窄到几乎印不上书名，价钱嘛，只两角四分。现在大约没人乐意为这么薄而便宜的书出版费力了。
　　刚刚经过“文革”，人们在各种文字中对其批判的态度都十分激烈、严厉，这很能理解。杨绛先生却用一种颇为平和的笔调来叙述她所经历的“干校”生活，叫人感到沉着，感到一种富有深蕴但却恰当的表达力量。在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它。后来又陆续在其它几本集子中重读，更从中对混乱状态下人性的存活、延展有了深一步认识。
　　不久，我又在一家书店淘到一册荟集杨绛小说的《倒影集》。杨绛先生是多面手。她写的剧本，得到李健吾这样的戏剧研究和创作大家的赞赏，还被著名导演黄佐临看中并搬上舞台；她的翻译，轻易不赞许人（尤其翻译）的傅雷十分认可；她写的小说，学者、作家施蛰存甚至说：“《洗澡》（按：杨绛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在对话中表现出来……”运用对话的功夫，居然和《红楼梦》作者“异曲同工”，这赞许，绝不一般吧。不过，读读这本《倒影集》中的文字，可以体会施蛰存先生并非虚誉。
　　大约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得到了柯灵先生推重的《春泥集》。这是一册文学评论集，收有几篇对《唐吉诃德》和萨克雷《名利场》，以及《红楼梦》等作品的解读文章。这书我一下子买了两册，当时就存有妄念。回家后，我将一册放入柜中，另一册包好，冒昧寄给杨绛先生，希望她能为此书签字。不久，杨先生寄回了题字本。这次先生用了圆珠笔。名章之外，还加一亲笔签名。前不久拿出此书重读，见到这题字，仍感到十分亲切。
　　后来陆续将杨绛著作几乎收罗个遍：《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将饮茶》《洗澡》《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垒起一摞。但常见报道说他们夫妇不胜各方打扰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便再不敢用题字之类事去烦他们。钱锺书先生逝世，我虽然写过一篇短文发表，但没敢寄杨绛先生。算来，杨先生已是耄耋之年，增加她的负担，实在罪过。
　　可后来，我还是打扰了杨绛先生。2002年底，因为喜爱，我再次将杨先生的几部作品取出来读。读有感触，便试着写出一篇短文《温润的杨绛》。短文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后，我有些多事，便将样报给杨绛先生寄去一份。在附函里，我顺便询问了何处可购到她翻译柏拉图《斐多》的话。多谢杨先生，她寄赠了我一册。杨先生在书的扉页题了字。虽用圆珠笔，可十分工稳又自如。“工稳”又“自如”，不知道我用词合适否？不过杨先生的字收放自如，写得真漂亮。看着题字时间，算一算，老人已经93岁，真叫人惊服其坚韧的生命情态。
　　这部《斐多》，虽只有短短数万字，可它却是西方文化中有关正义和不朽（生、死）最早而重要的著述。翻译这部作品时，杨先生失去了爱女钱媛，又失去丈夫钱锺书……此时精神和身体交织的痛楚，一般人绝难体会。可是，为了从这种状态解脱出，杨先生希望能找到一本可供逃避悲伤的书，一头扎进书里，忘掉自己……杨先生选中了《斐多》。反复阅读之后，她决意翻译它，为自己，也为更多人，找寻对“生死”“灵魂”的认识、启迪，甚至——答案。
　　由于水平所限，这部《斐多》我读得很艰难。在文末，我用铅笔记了这么几句：“陆陆续续读了近一个月。只几万字可却是灵魂之路，因此曲折而绵长，将精神与现实处理，联系得这么紧，不尚空谈，也许是当时哲人通天达理的高贵处吧。”
　　2005年，我与杨绛先生还曾有过一次通信。当时，我的一篇文章在一家杂志发表。在收到的样刊里，读到了一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该文作者回忆：一九五七年时，他正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进修，期间参加过一次批判“右派”大会。这次大会，主要批判该校一级教授，全国著名的钱基博。可是，钱基博此时已经去世，怎么办？“‘父债子还’，由死者的儿子钱锺书捧着灵牌接受批判（XXX说捧着灵牌的不只有钱锺书，还有钱基博的女婿石声淮）”。
　　读到此节文字，确实感到震惊。父亡，作为儿子悲痛未绝，竟要捧灵牌代父受批，世所罕闻。由于其中牵涉到钱锺书先生，手头恰好有数种钱先生著述及对其研究、纪念的集子，便试着看看还能否寻到相关的佐证。
　　钱先生的文章很少谈及自己，我所查寻到的他人文字，均未提到“捧灵牌”受批的异事。与“反右”时间相近，并关涉到钱锺书及其父亲的文字，在杨绛先生《我们仨》中有一点，但那说的是1957年一二月间。当时钱基博病重，钱锺书冒寒又去武汉探望。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势，钱钟书有所感应，故在《赴鄂道中》第五首诗中，有“隐隐遥空碾懑雷”，“鸣鸠忽噤雨将来”的句子。此书中还有一句：“这五首诗，作于‘早春天气’的前夕。这年六月发动了反右运动，（钱锺书）未能再次请假探亲。”
　　这桩事况，总觉着了解不足，心里便搁着。过不久，仍寻查不出有力佐证。我有些好事，便将此事录出，寄给了杨绛先生。此时杨先生已年高九五，虽然偶尔还能见到有文字刊出，但随意打搅一位高龄长者，自然相当冒昧。故我在信中说，只想让先生知道有这个材料，仅此而已，请先生不必回信，以免操劳。
　　但很快，我还是收到了杨先生的回函。对于此事，杨先生明确地说：“所传钱锺书捧着灵牌受批判事不实。”“一九五七年早春，钱钟书赴鄂省视久病的老父，《槐聚诗存》一九五七年《赴鄂道中》五首之三，有‘三年五度过卢沟’之句。这是他最后一次赴鄂”。从引证的时间看，这当是一九五七年一、二月间的事。之后，也就是“反右”运动开始之后，杨先生说：“他父亲去世时，钱锺书未能再请假，他在北京，没在他父亲身边，不可能捧着灵牌受批判。”
　　这样看来，事情十分清楚了。该文作者对此事的误记，不知如何形成。大约是发生在钱基博女婿身上引起连带想象也未可知。对于此事，杨绛先生认真回信，令我感动。这其中有辨正的内容，为不使谬错流传，我冒昧予以引录，希望以正视听。但愿这样做能不违背杨先生的意思。
　　由于希求题字本，我与杨绛先生有了这一点接触，虽然有限，可先生的认真，周到，谦逊，还是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那一代人，不仅学问，更有为人，是我十分向往企慕的。人生在世，如杨先生翻译《斐多》中苏格拉底所说：“其实呀，一切美德只可以用一件东西来交易。这是一切交易的标准货币。这就是智慧。不论是勇敢或节制或公正，反正一切真正的美德都是由智慧得到的。”由此看去，杨绛先生的学识及为人，得自智慧。由于智慧，她为人祥和，为文温润。在她，或许是很自在的作为，凡常如我等，便是需寻求的人生境界。能企及此境界，绝非易事，可还是应当追摹。杨绛先生及那一代高人的风华闪耀着，我们，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