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芳：乡村为何少有人再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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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芳：乡村为何少有人再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
来源：善达网 |发稿时间：2015-04-29
文/马广志
2006年，年仅37岁的刘铁芳发表《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一文，称师资是决定乡村教育质量的关键之所在。
9年后的今天，2015年4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指出，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刘铁芳多年的呼吁终于获得实质性进展！
十年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乡村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渐衰落和调零，“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
近日，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刘铁芳教授在接受《善达网》采访时说，乡村的的终结需要乡村教育挺身而出。“而关注乡村教育，就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上升到对目前乡村少年的生存状态问题，从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层面上敞开一条乡村建设的路径，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乡村教育的问题。”
“之所以一直关注乡村教育的发展，是基于我自己的爱好，同时也是基于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的责任。”出生于湘中一个小山村的刘铁芳说。
“关注乡村教育必须上升到文化层面”
《善达网》：当年您提出乡村教育的“师资决定论”，指出了教师对于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多年来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还是如此认为？
刘铁芳：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而承载乡村文化的乡村教育所受的冲击更是首当其冲。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会读书的穿皮鞋，不会读书的穿草鞋。在我的印象中，父老乡亲反复告诫子女的，就是通过读书来走出农村社会、改变务农的命运。
但现在你看，乡村里还有多少人还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与此相反的是，“读书无用论”在乡村弥漫，当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时，乡村教育被边缘化了。
《善达网》：问题出在哪儿？
刘铁芳：千万不要认为这种“读书无用论”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实际上是当今乡村教育的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一方面，由于学校硬件、师资水平和资讯等方面的天然劣势，乡村学生根本不可能与城市孩子有同等的升学机会，绝大多数的乡村学生只能做极少数尖子生的陪衬，成为这种教育体制和目标的牺牲品。他们中的许多人难免陷于“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处境。
另一方面，在目前大学生就业整体不乐观的背景下，那些背负着很大债务进入一般大学或者专科学校学习的乡村孩子，毕业后就业的压力可想而知，对他们而言，较高的教育风险投资得不到及时的回报，这导致乡村家庭对教育的普遍不信任，初高中辍学率很高。
如果你去乡村的话，你会发现，在目前的乡村教育模式之中，对于很大一部分乡村孩子而言，教育除了带给他们人生的启蒙，多读一两年书，并无多大益处。读书越多而又没能走出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乡村社会的生存能力还比不上那些读书少的同龄人。这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乡村社会的教育期待。当整体社会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乡村教育难免陷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之中。
《善达网》：现代化进程导致城乡二元结构严重，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附庸，所以，现在有不少人对乡村教育态度消极，认为它已经无力振作了。
刘铁芳：我并不认为是这样的，在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体系下，对乡村少年而言，乡村教育还是有其优势的。拿我自己来说，我出生在湘中的一个小山村，正是因为少年时吸收了不少乡村文化和教育的熏染而使自己心灵的发展没有变得单调乏味,在保持一分质朴的同时也拥有了一分丰富。这说明，学位的保障只是提供了教育的基础，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培育的问题。
所以说，我认为对乡村教育的关注必须上升到文化层面，拓展乡村教育的乡村文化视野，增进乡村教育与乡村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扩大学校教育内容与乡村生活经验之间的融合，找到自身的价值可能性与合理的精神资源，为乡村少年提供现代性价值中必不可少的发展机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乡村教育的问题。
“教师是基本的着眼点”
《善达网》：早在2001年，您就提出关注乡村教育仅指向硬件设施投入、向城市教育模式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关注乡村教育的发展？
刘铁芳：硬件设施的建设当然是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乡村中小学校已经有了漂亮的教学楼，有的甚至图书室、微机室也都很完善，但仅有这些绝不是乡村教育的全部。一个能给乡村少年和乡村文化带来改变的乡村教育模式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个模式要能给予乡村少年以同等的升入高等学校教育的机会,能让那些升学无望的人受到一段对于他们而言良好的教育。这就需要国家更多的政策和投入倾斜，让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另外，由于乡村教育条件、教育环境、信息资源、教育财政等的相对落后、偏低，制约着乡村教师的发展和乡村教育整体师资水平的提高，对乡村教师的支持乃是当下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从这个意义讲，《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出台恰逢其时。
《善达网》：您说过，乡村学校的发展在整个乡村建设大战略中是至关重要的棋子，确切地说是最重要的一枚棋子。而学校的关键就是教师。
刘铁芳：对。目前乡村教育面临诸多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短期内是不可能的。而教师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基本着眼点。缺少了好的教师，就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在“读书无用论”的情况下，学生就会流失。人才是解决乡村教育的根本，只有优秀的、富于责任感的教师才能给置身荒漠化文化之中的乡村学校提供一片精神的绿洲，乡村教育的未来才有可能。
《善达网》：计划提出要“多措并举，定向施策，精准发力”，您认为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提高乡村教师水平？
刘铁芳：我认为，首先要留住现有教师，让他们能够安心从教，同时还能不断进步，适应乡村教育需要，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继续改善乡村办学条件，提高待遇。
其次，要提升乡村教师的事业感，让他们找到在乡村教师这个岗位上的独特意义与价值，找到事业感和人生的归属感。而营构乡村教育的文化想象空间，也需要那种真正能理解乡村、理解乡村少年境遇、扎根乡村社会、又有远见、心智活泼的教师。
第三，就是教师的培训问题，这不仅仅是简单输入现代教育教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如何认识乡村教育的独特性与乡村教师的文化责任。我们目前的课程改革对乡村教师的培训更多地是让乡村教师去贴近现代的教育文化，而不是立足于他们所置身的文化，这其中是有偏颇的。
与此同时，乡村教育还需要外来教师的支援。在一时间不可能建立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乡村教师队伍的前提下，社会支教体系的建立就显得意义重大。通过外来的优秀教师、文化人士等，给乡村少年一个短暂的机会，让他们感受不同的世界，从而给他们幽闭的生活世界一段美好的经历，也许可以在有意无意中敞开他们心灵世界的重要窗口，有时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乡村少年一生的命运。
“一就是一切”
《善达网》：目前我国乡村中小学生是4000多万，但老师只有280多万，而且还存在着教师结构老化、年轻教师流失等现象。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乡村教育到底需要事一套什么样的师资队伍？
刘铁芳：对乡村教育而言，我认为教师的学历并不一定高，但素质一定要比较高，就像前面咱们讲的，他们一定有要基本的乡村情感，能够在乡村教师的岗位上安下心来。这样的教师才真正是乡村教育最可值得依赖的、也是乡村未来的薪火。
《善达网》：这样的教师从哪里来？
刘铁芳：我一直呼吁要适当保留、发展中等师范学校，采取必要的措施吸引比较优秀的乡村少年留在乡村。一是给予学费上的优惠，免学费，还由政府提供适当的奖学金，二是提高师范教育水平，全面拓展师范生立足乡村社会所需要的文化意识和综合素养，三是改善乡村学校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这是一条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社会需要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为发展乡村教育、提升乡村文化，甚至实现整个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遗憾的是，近年来政府采取了对中等师范一刀切的做法，这等于是截断了乡村教育师资的源头活水。
《善达网》：多年来，很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了乡村教育改变中来。您如何看他们对改变乡村教育的作用？
刘铁芳：乡村教育问题积弊之深，以及诸多外在条件的制约，我们实际上很难真正从根子里去解决乡村教育的问题。社会力量的参与能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乡村教育是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公益组织的参与是很有意义的。
再者说，我们可以从细小的事情做起，能改变一点是一点，比如捐一本好书，建一个小小图书室，给乡村少年讲一串故事，带他们一起欣赏一部适合他们的好电影……一点一滴去关注乡村教育，一点一滴去改善乡村教育与文化的环境，日积月累，量变而质变，就可以逐渐成为改善乡村教育与文化精神脉象的积极力量。
《善达网》：记得您曾说过，面对乡村教育，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特蕾莎修女所说的那样：“怀着一颗伟大的心做细小的事情。”
刘铁芳：有这样一个故事，暴风雨后，海边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卷上岸来的小鱼。一个小男孩不停地捡起小鱼扔回大海，有人劝他：“孩子，这水洼里有成百上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我知道。”小男孩回答。“那你为什么还在扔？谁在乎呢？”“这条小鱼在乎！”男孩一边回答，一边捡起一条小鱼扔回大海。
乡村教育发展的问题很多，我们点滴的行动影响可能很小，但对于每一次行动能改变的乡村少年个人而言，一就是一切，每个乡村少年都是需要帮助的“小鱼”，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没有理由不对乡村文化与教育抱持乐观的期待与良好的信心。对于整个乡村教育乃至整个乡村社会的未来而言，也许每个人、每个组织的努力和行动可能是蚍蜉撼大树，但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点滴努力的累积，推动着我们社会的文明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