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鱼繁昌录》：书话亦见学养

管季超0712

《书鱼繁昌录》：书话亦见学养

路来森

　　《书鱼繁昌录》（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涉及的话题极其宽泛：关于书籍的相关知识毛边书、线装书，藏书票、藏书印，护封、腰封等；个人搜书、淘书的经历；书籍的收藏、拍卖；民国漫画、私人日记；书评、序跋以及对特定历史现象和事件的探讨分析等，可谓忠实记录了谢其章先生近几年的藏书经验和阅读心得。
　　经验，仅供借鉴；心得，却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能看得出一个人学识修养，更能见得一个人“识见”的高低。
　　喜欢藏书的人，大多津津乐道“猎书”的过程，而谢其章先生，却独写“整理旧书”的那份感受，字里行间，流淌着一种暖暖的书之爱意：“夜里，静坐在孤灯下，一本本地整理白天从旧书摊捡回来的几摞书，擦掉书上的灰尘，补齐封面的缺角，抹平书页的折痕，那情景，与孤儿院院长为捡来的孤儿洗澡、穿衣、理发，庶几近之。”
　　姜德明先生，三十年如一日坚持写“书话”，有人评价他写作“保守”，言外之意：“书话”谈不上是什么大文章。对此，谢其章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书话，是一门特立独行的文章形式，不可能像散文那样人人都能写。书话写作的首要条件是作者必须自存自藏一大堆旧书刊做资料后盾（不非得是汗牛充栋的藏书家，至少也是藏书爱好者）。”旗帜鲜明地肯定姜德明先生的写作“不是保守，是坚守”。
　　通过对老民国“旧报旧刊”的研究，对一些历史事件、现象的存疑进行揭秘、解答，是谢其章文章中最为可读的一部分。
　　1942年，梅兰芳是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张爱玲在《小团圆》中，回忆她从香港回上海，是和梅兰芳同船的：“她立刻想起回上海的时候上船，珍珠港后的日本船，很小，在船栏杆边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一行人，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个中年男子迎面走来，这人高个子，白净的脸面，细细的两撇小胡子，西装虽然合身，像借来的，倒像化妆逃命似的，一副避人的神气，仿佛深恐被人占了便宜去，尽管前呼后拥有人护送，内中还有日本官员与船长之类穿制服的。她不由得注意他，后来才听说梅兰芳在船上。”似乎言之凿凿。但谢其章却利用1942年8月8日《太平洋周刊》第1卷第30期的“本报专访”，证明梅兰芳是于1942年7月26日在“大场飞机场”下机的。
　　“南玲北梅”事件，一度喧嚣。此前，止庵、赫啸野等人都曾撰文证明其荒谬性。谢其章在《自编自演之“南玲北梅”》一文中，再度利用大量详实的资料，并附上梅娘“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奖”的受奖照片，证明了“北梅”言论的极大荒谬性。就此见得，所谓“北梅”的梅娘，不仅“早节”不保，“晚节”更是荡然无存了。
　　书中谢其章对“书画无偿捐献”的质疑，对收藏界“富则俗”的看法，对电视收藏栏目“人来疯”现象的分析等等，都彰显着作者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分析。而这一切，无不以其丰富的图书收藏和阅读为基础。归其大类，这些文章到底还是“书话”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