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

管季超0712

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

王学典

　　十八大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同中国社会一样，所发生的一个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西方化”进程渐趋终止，延续了近30年之久的“西方化”发展取向得到坚决扼制。如同人们所观察和感受到的，近若干年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的确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中国社会的语境正在被重构，整个中国本身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迅跑。
　　受这一变迁影响最大的领域无疑是“西方化”最深刻、最彻底的那些领域，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这一趋势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左右可能最大。所以，笔者曾经断言：“文革”结束以来，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已告一段落，至少已进入一个发展大大放缓的新阶段。因为所有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在今天已处于一个受限制的状态，因而这些学科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那么，这些学科今后何去何从？如何选择各自的发展方略？主要出路在哪里？本次演讲对此试作探讨，以作引玉之砖。

    面向本土：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加速转型

　　与整个中国正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这个大趋势、大走向相适应，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事实上也面临着一个向本土化转型的巨大挑战。
　　这应该是一个艰难的转型，其难度不亚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因为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上个世纪初以西方特别以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结构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均是西方的，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在我们本土的学问分类中，只有一门学科能和西方学术分类直接相通，这就是史学，其余全部存在一个调整与转变的问题。由于没有相应的基础，而移植过来的这些学科绝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从头开始。尽管经过一个世纪的转化、适应和积累，但这些学科的西方化气质并无大的改变。
　　上个世纪初中国学界对欧美学科体系自觉不自觉的全盘接受，意义巨大，功不可没，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换，而且这一来自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迄今无疑仍有巨大价值，今后很长时间仍会被沿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利用西方学术分类这一框架，使这一学术分类的研究内容和对象转向本土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能否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甚至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工具化，统统变成认识转型期中国的利器，与此同时，重构或重建这些学科本身？如同前面所说，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已告终结。我们现在能否把社会科学所遭遇的这一严重困境变成凤凰涅槃的重大机遇？在我看来，上述问题的解决完全可能，而出路就是本土化。也就是说，当前占主流地位的这一学科体系仍有自己的巨大发展空间，关键是调整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经验。从较长时段来看，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转型问题的探讨上，从而指导并诠释这个转型，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概括。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近3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的，在近30年间，中国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深刻转型，用一代人时间走过了西方200－300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这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给人类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这条道路颠覆了哪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结论？这条所谓中国道路的特征和问题在哪里？在西方如此不看好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的背景下，而恰好在这30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奥秘在哪里？准确地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阔用武之地。
　　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在更强烈地面临一个本土化的转型，这个本土化转型的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适规则的若干经济学预设、政治学预设、法学预设。无论我们当前的社会科学能否认识到这一点，也无论认识到后短期内能否做得了，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本土化转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唯一出路。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当下我们高校正在进行的“双一流计划”，就不是一个推动学科转型，而是一个加速学科建设的计划。而这种所谓学科建设在我看来，既是影响、制约学科转型的最大障碍，又无法实现所谓“双一流”的目标本身，因为只要你现在仍在原有轨道上建设、运行，就不可能实现“双一流”，当然自然科学或许可行；换句话说，只有你转型了，才有可能成为一流，不转型，老是跟在人家的后边走，怎么可能成为一流呢？顶多是二流，而且永远是二流。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原有的学科建设还是加速学科转型？看来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检讨一番。
　　很长时间以来，学科建设似乎已变成学科存在的最高价值，甚至是唯一价值，这很不正常。学科建设曾经是积极的，分科治学曾经具有巨大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学术史价值。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上是正面的，因为此前30年基本上没有自觉的学科建设，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所有的学科均已成为意识形态的分支，似乎没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当时既没有独立的学术，当然也就更没有独立的学科建设可言。呼唤学术独立遂成为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的强大思潮。
　　不过，学术独立不是独立于社会，不是独立于时代，不是独立于现实。80年代的学术独立思潮最后一步步地走向学术拒绝社会、拒绝现实、拒绝时代的道路。当前被神化的学科建设实际上就是这种学术独立思潮登峰造极的结果，它已成为学者新造的豪华象牙塔。越来越多的学者躺在这个新创造出来的豪华象牙塔里备享物质极大丰富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日渐淡忘学术本应回报社会、回报时代，应该关注、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这里的关键在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究竟是面向问题，支持对问题的研究，还是强化自身的存在？很久以来的做法是只关注学科自身的建设，而忘记学科的存在是为了解决问题，是养成解决问题的能力：经济学是为了解决资源如何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问题，政治学是为了解决社会管理中的制度安排问题，法学是为了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实现问题，军事学是为了解决战争和国际建设问题，等等。学科的设置和建构本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分门别类、分科治学是为了研究问题，现在却越来越本末倒置，乃至舍本逐末，弃本就末。
　　要而言之，分科是为了治学，但治学不是为了学科，更不是巩固分科，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相对于问题、相对于研究对象，学科的存在本来只具有工具的意义。然而，现在的学术界却像一个不负责任的外科医生一样，每天只沉溺于对手术刀的打磨、把玩和观赏，而忘了手术刀的用途，是为了解剖，是为了救死扶伤，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完全“异化”了：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工具变成了本体，一切都反转过来了。
　　譬如，笔者所在的史学理论学科，近20多年来日益从历史本体论走向历史知识论、历史认识论，从历史理论走向所谓的史学理论，也就是说越来越放弃了对历史进程本身的理论研究，走向对历史认识过程的研究。经济学是否也是如此？越来越重视所谓学科建设，越来越轻视、忽视乃至无视对外在经济现象、经济事实本身的探究，越来越不注意对独特的中国经验的探究，对独特的中国市场经济之路的探究。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科的学科建设却在高歌猛进。
　　现在学术评估的标准是只看论文的篇数、出版的著作、刊载论文期刊的等级和研究队伍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和职称结构是否合理，而不问是否发现和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哪些问题。譬如，我们很少看到哪个高校，尤其是著名高校，以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透彻地研究了多少外在事实为标准，来判断所在学校的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的相对地位。而与此同时，近20年来，各个学科的所谓学科建设越来越红火，越来越轰轰烈烈，越来越好看！
　　不特此也，另外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学科的划分本身：现在的学科划分，越来越变得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从分科治学变成了分科学习，越来越不具有推动科研的意义，或推动科研的意义日趋淡薄。某种程度来讲，现在的学科设置框架已只具有便于初学和入门的意义，而于高深研究者已无帮助，而于解决问题也无帮助，甚至于变成壁垒和障碍，变成楚河和汉界。
　　所以，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暴露出比较严重的问题：学科设置本身已经壁垒化、鸿沟化，已从推动学术进步的动力变为阻挡学术进步的障碍，但又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学科建设已成买椟还珠，舍本逐末。可以说，当前的学科设置和学科建设联手强化了学科自身的存在，导致了对问题研究的割裂，乃至对问题研究的回避。其间的要害是：我们究竟是应该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还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毫无疑问应该是前者。从以学科为本体向以问题为本体转移，是当前学科转型的要义之一，学科应成为问题的工具，应从本体化走向工具化。众所周知，数学早就工具化了，据说，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也正越来越工具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包括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等，是否也应越来越工具化？成为研究与诠释中国问题、中国经验的工具？值得学界深思。
　　当然，“学科建设”与“问题研究”并非天然或绝对对立，旨在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学科建设，永远是需要的、必要的。这里所强调的只是：问题第一，学科建设其次；所反对的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乃至有末无本，而这一点恰好是当前学界的主流。
　　总之，克服了一味追求学科建设重大缺陷的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研究旨趣转移到中国问题上来，转移到中国经验上来，在中国本土上深耕细作。这就是我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的转型。人文社会科学应该尽早转型到更加透彻地解读和说明中国的道路上来，而不是一味地在远离时代、远离沸腾的现实的学院里搞所谓的学科建设。

    把中国经验概念化：从出材料向出理论转变

　　那么，衡量一个学科转型是否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能否构建一套本土化或准确反映中国经验的概念术语系统，则是笔者这里所要强调的“标准”。就20世纪的大线索而言，无论中国与世界，占主流地位的可以说都是西方的概念或话语系统。我们知道，西方话语以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为其基本内容。但这一话语系统无法准确表述或完整呈现中国经验。西方话语之所以无法表达中国、阐释中国，就在于西方话语与自由主义密不可分，而在目前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与自由主义无关。而非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并不一定没有自己的价值，其价值并不一定没有普适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社会生活、语言符号。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确需要另一种话语系统来讲述，来表达。但近百年来，由于受制于我们所移植的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我们都是竭力在追逐西方，用西方模型、西方话语来表述和表达中国，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紧张。
　　以史学界为例，从一个特定的视角看，20世纪的中国史学界其实一直在跟着外国人的屁股转：甲午战后到民国成立，我们的史学跟着日本走，以致有人说中国现代史学发源于东京；五四运动至抗战前，中国史学界又跟着法国汉学走，伯希和成为一代史家宗师；从战后到“文革”，中国史学界又跟着苏联走，莫斯科的史学家成为最高的权威；近30年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又跟着美国后边亦步亦趋，一批美国史学家特别是美国“中国学”家成为许多人的偶像。
　　一百多年的中国史学界心甘情愿地成为外国同行的追随者，这一方面实现了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我们由此付出的一个沉重代价是对中国经验的忽视和疏远。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学术界中正心甘情愿地做初级学术产品的加工。如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一个主流倾向是“跨学科”，是“用社会科学治史”，但这一主流的实质，基本上是用西方理论来整理中国材料，用西方概念来表达中国经验，用西方社会法则来统贯中国历史。
　　如同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工厂正处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一样，如今的史学界也一直充当西方学界的学术小工，像蚂蚁一样辛苦收集资料，然后贡献给那些西方巨匠，让他们去做理论化的工作，然后再把这些“理论”作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法则”输入国内。如果这些“法则”与中国经验相符，倒也无妨，问题是这些法则无不与中国经验隔膜乃至背离。
　　上面历史学领域的状况，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遍状况。中国经验已经十分雄厚，中国材料已经汗牛充栋，中国案例已经无法穷尽，形形色色的具体的微观研究成果也堪称如恒河沙数，但是，我们并未从这些东西中抽象出应有的中国理论、中国法则、中国定理、中国范式。由此，我们所得到的一个重大教训是，中国学界今后在向西方学界输出材料，输出初级学术产品的同时，必须尽快同步输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学术产品，这一点因中国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而变得异常紧迫。中国学坛正在成为世界学坛不可或缺乃至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从中国经验、中国历史中抽绎出来的“中国法则”，也会越来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甚至可以断言，再过十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则”也将会随之获得更具普世价值的意义。我们必须尽快从世界学术界的学术小工，变成世界学术界的思想和理论“大师”。
　　所以，中国学界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转变的关键时刻、重大时刻，这就是从出材料、出文献、出数据，出案例、出调研报告，向出理论、出思想、出概念、出话语、出方法论的转变，从实证向实证与思想并重转变，套用一句流行的话，中国的学术也必须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学界在出材料、出文献阶段停滞得太久了，这本来是治教条主义之偏，但却由此走上了以偏治偏的道路，而且越走越远，堪称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之，这同样是一条斜路，不是正道。近60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前30年是教条主义，后30年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固然不是正道，经验主义也同样不健康。
　　总之，从中国经验上升到中国理论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应该从材料、文献、数据中心向世界的理论中心、思想中心、学术中心或演变或前进。
　　下面仍让我以历史学为例，更具体地谈一点进一步的看法。众所周知，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主流倾向是厌弃理论、厌弃史观。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远离历史理论、历史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有的历史理论、历史观，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与中国历史本身有较大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也就是说对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没有解释力，何况，这些东西在西方学术界也早在20世纪前期即被抛弃。因此，要想恢复历史观、特别是中国史观的权威地位，就要重建一种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而且，重建这种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史观的条件和基础已经具备。
　　自“文革”结束以来，从上古到近代，一方面，中国史研究领域里的几乎所有知识点，都被学者们深耕细作过了，都被透彻地重新研究过了，也都被或深或浅地解释过了，并形成了一系列有颠覆性的局部认识；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整体面貌却依然陈陈相因，依然在前三十年所形成的基本认识上打转转，中国史的整体叙事框架根本没有改观，这是值得反思的。笔者认为，问题就出在“历史理论”或“中国史观”的因循守旧、缺乏开拓上。
　　如前所说，应该看到，长期流行的“中国史观”或“中国历史理论”，基本上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事实上长期在“欧洲中心论”的指导之下。即使当下的中国史学界，也是这样。这种局面造成了多方面影响，甚至在方法论上我们也只能受制于人。
　　中国史学界为什么非用从西方经验中提炼出的理论、概念和观念工具来研究中国历史不可？这是因为，任何经验研究、实证研究，都必须使用一定的理论模型、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否则，寸步难行。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一直没有基于本土经验的模型、工具和资源，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来攻本土之“玉”。我们为何“一直没有”为具体历史所必须的模型、概念、工具和资源呢？说来话长，原因众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史学界一直奉实证主义为圭臬，视综合概括和理论抽象为鸿毛。
　　大规模综合概括的缺席所导致的“历史理论”的贫乏，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史学界继续前行的瓶颈。
　　如同刚刚所说，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所有的知识点上实现了刷新，我们积累了雄厚丰富的具体研究成果，我们又出土了大量简帛资料，我们的史前研究已使我们能更远地走向“上古”，但是，对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却未能同步地进行大规模的综合和概括，未能同步地进行“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工作，从而也就无法形成“中国史观”或“中国历史理论”。
　　“抽象化”和“概念化”，是历史学研究领域里的重要一环，在这一领域如同在经济学领域一样，光靠堆积材料和事实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材料和细碎的事实是如此之多，如果不经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现象到本质的“抽象”，如果没有“概念”的导引，我们就会被这些材料和事实包围而不得脱身，从而无法把握历史的“本来面目”。“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概念，固然曾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走了一些弯路，但这些概念给中国史研究的推动，却有目共睹、举世公认。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因噎废食，从抛弃这些不准确的概念走向抛弃“概念化”本身，在泼脏水时连孩子也一起破掉，而是走向新的“概念化”之路，即基于中国的本土经验、材料和事实，重新抽象出一套新的概念系统，以指导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研究。
　　可以预期，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历史理论体系一旦形成，现在的普世主义世界历史叙事肯定将会大面积改写，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也才能最终奠定在巩固的历史根基上。所以，致力于中国历史理论、中国史观的概括、提炼和升华，是当下历史研究的迫切需要。
　　由大规模综合概括的缺席所导致的“理论”的贫困，不但是当前史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史学继续前行的瓶颈，看来这也是当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最主要矛盾和瓶颈。从历史学的实例上来看，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应该尽早进入一个大规模综合的新阶段，也应该尽早进入一个大规模理论化的新时代。各学科的具体的学术研究成果均已经堆积如山，现在人文社科界最重要的任务是大规模的理论化和概念化。能否像当年马克斯·韦伯一样，对中国、对中国文明和中国文化做出一些成体系性的大判断、大概括，提供一个富有解释力的大概念、大框架，看来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世纪任务：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总之，中国学界应该把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用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国材料上，从而锻造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个任务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纪任务”，未解决的“世纪难题”。
　　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先生当年曾针对中国学界现状指出：“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他们看见欧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建立这些课程……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学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图，下至拉斯基，都听过一遍；好一点的，还对某派某家下过专门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普通不过看了梁启超先生的讲演集。学经济思想的，学银行货币的，学会计的，学经济史的，学社会史的，学民俗的，哪一个不是这样？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他由此认为，中国问题研究是一片急待开垦的新大陆。吴景超也主张：“清华大学的文科，其职务不只在灌输学生的欧美的智识。大学文科的教员，应与学生一同研究中国的问题，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将来有独立的希望。”
　　当时，其实不止历史系、历史学科，也不止清华文科，当时整个学界、思想界，无论是学院派，还是行动者，都已意识到应向本土化、中西会通的方向发展。当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明确提出办大学要本土化，“吾人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下文将要提及的燕京大学社会学，也明确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命题，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和对“言必称希腊罗马”倾向的清算，堪称淋漓尽致。其中，最典型的是1937年前后学界兴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这一运动标志着思想界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自觉了。
　　当时的学院派在这方面似乎走在前面，不少学者已经把精力和关注焦点转移到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上来了。而这时做得最为出色，影响最大的，当属费孝通先生，他的众多成果，尤其是《乡土中国》堪称典范。1984年，他在此书的“重刊序言”中说，此书的成功就在于“不是一个[对]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如“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政治”等等，这些概念要回答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对于自己为什么着意于概念的提炼和概括，费老说，因为概念“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普遍性质”，没有概念我们无法把握和理解对象，“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那么，费老这批先驱者为何要执意回答“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一个问题呢？他说，他当年接受了“社会学中国化”这个学术主张；“燕京大学的学生就是想通过社区研究达到社会学的中国化。社会学中国化……是社会学的主要任务，目的是在讲清楚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如果说，《乡土中国》等著作讲清楚了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的面貌，《中国官僚政治》讲清楚了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封建社会》讲清楚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那么，经历了20世纪的革命和动荡，特别是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现象，现在讲清楚了没有呢，显然没有。
　　这并不是说，近40年来这些研究一点都没有进行，而只是说，大规模的抽象化、理论化、概念化工作尚未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进行。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尚未达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
　　当然，可喜的局面事实上早已出现：如文艺学领域，远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和所谓“失语”的问题，主张从中国文论、诗论、词论、画论中提炼反映中国文艺经验的基本概念，而不是总在舶来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口号下讨生活。历史学领域里的概念化工作也一直在进行，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历史叙事模式，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妨害最大，特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概念简直害苦了中国史学界，所以，用新的历史概念取而代之的追求早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帝制时代”“郡县制社会”等提法已开始流行。政治学领域，近来则提出了“贤能政治”这一中国化的概念，用来对冲西方的“选票政治”或“民主政治”。“民本”这个两千多年前的概念也被赋予新的内涵，“禅让”“尚贤”“尚同”等古老的概念似也已焕发出新的生机。经济学领域，“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的概念已提出，以《管子》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古代经济学文献已经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法学领域，以“德主刑辅”“绝狱去讼”为特色的“中华法系”遗产也正在得到认真清理。总之，当下各个学科几乎都在做“本土化”的努力。但笔者也必须在此指出，在本土化的程度方面，从中西互补的角度看，各个学科应该有若干差异，其中，“人文学科”本土资源最为丰厚，理应走在前列，但人文学科却最需要“国际视野”；“社会科学”的国际化程度最高，因而更需要“本土经验”，这也是本文特别强调社会科学需要加快转型的初衷，尽管从需求方面看，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可能更需要西方的法治经验和市场经验。
　　当然，学界提出的上述概念，最后能否被认可和接受，是否真正有价值，尚有待更长时间的检验和过滤，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则十分清楚：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概念本土化的追求，眼下正形成为一股巨大的思潮，正形成为中国思想界一种大势，这个大势无疑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在这一大势下，各个学科都应主要面对本土经验，重构基于中国经验、本土材料的系统概念，最后再整合为一种具有相当解释力、表达力的一套规范，从而在国际上造就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
　　这个中国范式不但能讲述中国的30年，更要讲述中国的三千年，即从士农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型，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三千年，乃至五千年的庞大文明体的大转型、大过渡、大转轨，必须从头叙述，从头解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否期待一种新文化的出现：就像两汉儒学汲取了道法名墨成就了自己，宋明理学汲取了佛教成就了自己，我们能否把自由主义的精华也汲取过来，从而更大地规模地成就自己，形成一种崭新的中国文化？
　　总之，未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从实践上，创造一个克服自由主义缺陷或高于自由主义的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从学术上，创造一种立足于中国传统与历史，又汲取自由主义合理内核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从理论上，建构一个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框架。而所有这些工作的总目标，就是把中国“中国化”，即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从而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而且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崭新范式，以逐步改变一百多年来把中国“西方化”这样一种趋势与现状！
　　当然，笔者也不能不在此郑重指出：如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在“闭关锁国”中实现、中华文化的再起和繁荣不能在“自言自语”中完成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的铸造，也不能关上大门在自己家里进行。一个有别于自由主义范式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并汲取了自由主义学科范式的所有精华之后才能建构出来，也才能最后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固然必须抛弃，“华夏中心主义”尤不可取。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看来只能在“它山之石”与“本土之玉”的中间地带形成。
　　（附记：本文系根据作者在2016年4月11日“上海市第二十八期中青年理论骨干学习研讨班（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专题）”上的演讲提纲整理而成，研究生宁腾飞参与了整理工作，若干学界朋友阅读成稿后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