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人名地名中语言特权现象分析

管季超0712

汉语人名地名中语言特权现象分析

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认为:“在原始条件下,政治群体小,地域观念非常强。所以原始人或一般非城市人口语言都分化成许多方言,这是很自然的。地球上有些地方,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它自己的方言。地理上受到局限的社团,生活狭窄而交际频繁,它的言语也相应地是它所独有的。一种语言能在广大地区通行而不孳生方言,是极端可疑的。老的方言一经妥协而被磨平了,或是由于一种文化上占优势的方言的传播而被排挤了,立刻就有一群新方言起来瓦解这拉平作用”[1]。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中国有众多地方方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中,伴随着中央集中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通过推行文字改革,编纂字典,推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大力推广普通话,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成为官方语言。这使得以普通话注音的文字系统逐渐取代了使用地方方言的文字,方言的特殊读音大大减少了,有的甚至彻底消亡了。笔者幼年时代曾经亲身经历了两位同学名字改音不换字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同学中尚有姓名特别的同学,比如有姓“项”的,不被读作xiàng,而按地方方言被读作hāng;有姓“尉”的,不被读作weì,而按地方方言被读作yùo。后来,在不知不觉中,人们都按照普通话里的读音,把这两个姓分别读作“xiàng”和“weì”,也即不再按方言读音了。可见,普通话统一的力量是巨大的。      然而,汉语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十分特殊的语言现象:一个字本来读作这个音,但用到一个特定的人名或地名中,就可能读成那个音。如果这种特别的读音能够在字典或者《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汇编》找到,这个字就是异读字。但是,如果在字典和《审音总表》中找不到,应该称作什么呢?目前尚无一个权威的固定称谓。这种语言特权现象不同于语言学界所说的异读字。异读字是一个字本来就有两个读音,两个音都是被字典或官方语言规范认可的,而语言特权现象则是本来就是一个音,在正式的场合,没有第二种读法。语言特权现象是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范围之内使用的读法,官方和字典不认可,只有在小范围内人们使用,而更多的地方,则仍然按字发音。譬如:现代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名字中的“恪”字,标准读音应该是kè, 而学术界则一般读作qùe。同样,著名作家贾平凹名字中的“凹”(āo)字,常被人们习惯地读作 wā,而著名作家谌容坚持说自己名字中的“谌”(chén)字,应该读作shén。地名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新疆的“喀什”,字典上标注的是Káshí,新疆当地人却读作háshí。“喀纳斯”中的“喀”字也读作 há。而焉耆(yānqī)中的“耆”字,中原标准话自古就读qī,新疆人却读为 jí。同样,海南的通什,字典上标注的是tóngshí,但是当地人一般都读作tōngzá。福建连城的冠豸山,其中的“豸”字,标准读音是zhì, 但是当地人全部读作zhaì。还有一个著名在例子,就是北京的“大栅栏”,作为地名就读作“dá shí lár”, 这种读音字典里也找不到。然而,它们为什么还广为存在呢?      或许我们可以从对前面几例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中得到一些启示。学者一般认为,陈寅恪的“恪”字的特别读音来源于福建客家方言。陈寅恪的先祖是福建上杭的客家人,后来迁居到江西,落户义宁。客家人习惯将“恪”字读作“qùe”。义宁陈氏一直保持客家传统,名字中的“恪”字均读“qùe”音。陈寅恪出身官宦之家,年轻时赴海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档案中就保存着“Professor Ying—chiuh Chen”(陈寅恪教授)的记录。不过,即使是在国外,当时他的名字也有两种写法,还有一种写法是“Tschen Yinkoh”。可见,当时陈寅恪的名字就使用两种读音。陈寅恪从国外回来后,就到清华大学任教。人们按照先生自己的发音习惯,称他为陈寅恪(qùe)。这种称法显然是出于对陈先生的尊敬。陈寅恪在被聘为国学院教授时就是非同一般的。据清华国学院第三级学生蓝文征回忆:“十五年春,梁先生(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曹( 云祥 )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廖廖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2]。而且他在应聘之后,就回杭州为父亲“侍疾”一年,白白拿着国学院发的薪水,而这个薪水高达几百大洋(陈寅恪工薪最高达 500大洋)。可见,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先生的推崇到了何等的程度!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院教授时,年仅 36 岁,是该院四大名师之一,其他三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据《清华大学校史》记载,陈寅恪是教授的教授,就连冯友兰这样著名的教授都经常去听陈寅恪的课。     因此,诚如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解释美国英语社团的某些部分读hot(热),cod(鳕鱼),bother(打扰、麻烦)这些词的元音,偏爱不很圆唇的较低的变体时所说的那样[3]:在陈寅恪(qùe)的读音问题上,要追问哪一个人或哪些人首先爱好这样的读音,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只能假想他或他们在某个言语社团里享有威望,而这个社团又能影响旁的社团,这样下去,范围越来越广:新的读音经过一定时间屡屡出现,而这个读音却幸运地属于权威较高的说话的个人和集体的。这种爱好形成了一种风尚,以至在这个领域的很大部分,当然决不是同时在所有的地方,陈寅恪(qùe)的读音终于同“陈寅恪”这个人本身完全合而为一。在这个时候,“陈寅恪”(qùe)这个名字的读音里,声音决不是与概念毫无关联的纯粹的音响,该“语音形式是语言为思想创造的表达”[4]。假如说正是陈寅恪先生所处的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和人们对他的敬重寄寓他名字里“恪”(qùe)的语音以灵魂的话,那么,“恪”(qùe)的语音又从它的本质出发赋予这些概念、思想以一个可听的感性外壳。陈寅恪里“恪”(qùe)字这两个部分在渗透力的内部深处的这种紧密结合,体现了汉语言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在汉语语境中,自古特殊的人自有特殊的待遇,就像成语“爱屋及乌”的道理一样。这也与中国古代帝王将相的名字要避讳同出一理——因为地位显赫而独尊,因为独尊而有特别。因此,与其说陈寅恪里“恪”(qùe)字的读音是由方言导致的,毋宁说是由一定概念生成的。这个概念或许没有一个确切的指称对象,但却有一个潜在的、明确的目的,即令其卓尔不群。      贾平凹名字的读音情况也与此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贾平凹幼时名叫贾李平,小名唤作平娃儿。他在《我的小传》中解释:“姓贾,名平凹,无字无号,娘呼‘平娃’,理想于顺通;我写‘平凹’,正视于崎岖。一字之改,音同形异,两代人心境可见也。”[5]可见,贾平凹的名字是他本人后来成人后自己改的,并非原本用字。如果是平常之人可能想也不敢想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举了,事实上常人谁也无法改出这种原本就没有的特殊词作名字。贾平凹的名字,肯定与他本人的出名有关。孙见喜在《鬼才贾平凹》中写道:也是从《一双袜子》始,他一直沿用着贾平凹这个笔名。陕西话中“娃”“凹”同音,他也囿了文人劣习:玩弄谐音,音同而意相远也![6]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作者在西安读大学时,开始人们称他为贾平凹(aò), 后来才从跟他有接触的学现代文学的同事口中知道,这个凹(aò)字,不读aò,而要读凹 wá。显然,正是因为他的名声鹊起,使得他有了常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取名特权。贾平凹在70年代末就已成名。他因自己的作品,创造了类似新闻的效应,人们在热议他的作品时候,不能不提到他的名字。一方面是他的名字原本就读“娃”,另一方面则是他在自己小传中的权威解释,使得他的凹(aà)字变成了凹(wá),有了一种一字兼两音义的效果。冯有源在解释贾平凹的“凹”字时说道:“‘凹’者,有两种读音,两个意思。其一,读 aò,低于周围,跟‘凸’相对,凹凸不平;其二,读wá,同‘洼’,用于地名,也有低处之意,如山洼、水洼。显然,以音看,应同wá;以意查,应用aò,而平凹是遵据了我们商洛乡音,取wá(娃)的音,取aò(凹)凸不平之义。这样一改,他的名字就颇不平常了,音义交错,不可开交,有凹有凸,凹凸不平”[7]。很显然:“贾平凹”里(wá)的读音可以说是贾平凹个人的创举。他改“贾平凹”里的凹aò的读音为(wá)决不仅仅是为了采用方言读音问题,而是想给自己名字本身再添加一些分量,也即寓意和内涵。为此,他竟然试图借助于名字声音本身的读音传达出“两代人心境”。然而,正如其他人所言:“这样一改,他的名字就颇不平常了”。当人们把“贾平凹”里的凹(aò)字读为“凹”(wá)时,“凹”(wá)的所指内涵就与凹(aò)有了区别——“凹”(wá)声音本身承载着贾平凹赋予它的意义。      这种语言特权现象,也存在于许多地名中。索绪尔曾断言:“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8]。由于地域辽阔,核心城市辐射能力有限,中国人的居住相对比较分散,方言土语繁多。通行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通话,并没有完全替代了受地区局限的所有中国境内的方言土语。事实上,普通话也是植根于国家首都这样中心城市的地区性的一种语言,它是建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的。这就是说普通话也是建立在某一个地区方言上的。作为中国的国语,它逐渐变成了受教育的上层阶级的民族语言,至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则大多依然说着方言土语。因此,中国境内的很多地区存在着普通话和方言土语同时被使用的情况。这突出表现在人们对一些地名的称呼上。譬如:江苏南京溧水县有个柘塘镇,当地人世代相传的读音是zhá(乍)塘,但是官方都读作zhē(这)塘;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有个莘田乡,当地人却是一律读作xīn tiān, 而普通话中则读作shēn  tiān;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把西安著名秦代遗址“阿房宫”读作“āfánggōng”,然而,专家根据古秦方言习惯,认为应该读作“ēpánggōng”。至如新疆喀什(háshí)和海南的通什(tōngzá)也如此。      显然,地方方言土语在这些地名的“特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地位。而在普通话一统天下的时代,某些方言土语之所以能在一些地名的读音问题上特立独行,则基本上是由于其地域上的优势位置。一般来说,专有地名的使用范围是有一定限度的,特别是那些交通条件不发达的落后地区的地名,外地人很少使用它们。相反,本地人对它们的使用率则很高。这样,由于受外界影响的机会很有限,这样的地名因此便能够形成一种相对局部的区域优势地位。就读音而言,其普通话读音与方言读音完全不同,但是又相安无事、并行不悖,各自保持着自己的使用范围。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这种区域优势地位的作用下,某些地名的读音能够凌驾于官方规定,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称呼。      由以上描述分析可以看出:某人或某地的名字所拥有的相对优越的地位是导致汉语语境中语言特权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然而,为什么只有人名和地名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专名的指称就是这个名称所命名的对象本身”[9]。作为一个特定的名称,专有名词不像普通的知识概念名称那样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尤其是人名、地名,它们通常是在特定的地域和人群范围内被使用的。而且,它们总是先在小范围群体中被使用,随着其知名度的扩大,其传播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的渐进过程。这使得其权威或优势地位具备了一个重新组合的条件,并创造了被重新命名的机会。譬如:福建连城的冠豸山,当地人都读guān  zhài  shān。这是一处著名的风景名胜。但是以前它的知名度不高,近年来,随着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其知名度也日益广大。目前,它在福建及其周围地区已有很大影响。没去过的人们往往把它称作冠豸山(guān zhì shān),到那里一游之后,便随当地人的读音,改口称其为“冠豸山(guān  zhài  shān)”。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以下推论:称冠豸山(guān  zhì  shān)的人,通常都没有去过冠豸山(guān zhài shān),就像人们把那些称陈寅恪(qùe)为陈寅恪(kè)的人,视作没有学问的人一样。由于地名或者人名自身的优越性,在局部地区或者范围形成了一种“优势地位”,在知名度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未知者不断地被转变成已知者,这就如同黑社会里的人生怕别人说自己不懂“行话”一样,人们一般很乐意接受这种特别的称谓。这是因为对于个体人而言,文字的使用量相对比较小,传播的范围比较大,比较容易统一和规范;而言语的使用量比较大,传播的范围比较小,不容易统一和规范。有些地方话的特殊发音,用普通话无法表达,也找不到字典或官方文件的依据。有些古老的用法,已被官方文件淘汰,但仍然保留在民间语言习惯中。这就是语言特权现象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就语音和文字而言,官方的管辖对于文字更为有效,而声音的传播则相对比较自由。它主要是依靠口耳相传,一传十,十传百,这就使得语言特权现象有了传播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字并不完全依赖于言说。前者是写下来的语词,后者则是抑扬顿挫的声音。这种有着轻重缓急、丰富变化的声音构成了言语之灵气。正如卢梭所说:“在文字中,每一个词必须合乎最普通的用法,但是,一个言说者可以通过音质的变化,随心所欲地赋予言辞以丰富的含义。因为受清晰性的限制愈少,表达则愈有说服力:一种书写的语言无法像那种仅仅用来言说的语言那样,始终保持活力”[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