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在场”的散文诗

管季超0712

生于“在场”的散文诗

上海大学学生 徐小冰 《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1年06月29日   03 版）

　　认识一个人，是从她的名字开始的，互换以姓名，彼此共同经验世界，从言语一直到命运，最后回到这像一个核心一样不断重生光芒的名字，认识一个文体也是。如若我们欲了解何为散文诗，题眼仍在其命名——散文诗。

　　须知，散文诗这一文体并非遵循文体标准创作的产物，而是作家写作实践的自然孕物。它与诗歌一样，是对世界的想象方式。因此关于散文诗，一种更诚实的表述是——我们写作，并后知后觉地从这自然生成的文本中反向指认出了“散文诗”。

　　如果如马拉美所说，理想诗歌是用语言材料建构的纯粹音乐，同时通过直觉、情感和想象经验世界。而理想散文是通过对现存世界的观察，通过知性理解与逻辑思考经验世界，那么散文诗，这种以诗的灵魂撑起散文肉体的特殊文体，其不可替代的自我孕育方式就在于，它在散文般的现实肌理中领悟并实现了诗一般自由的可能世界。

　　因此，当我们提出“散文诗‘在场性’介入”这个论题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潜在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无论散文诗创作是在何种层面上高蹈，都必然以某种“在场性”与现实有关，而我想进一步提出的是，更精确地说，散文诗不是介入现实，而正是生于在场。而我们此刻的探讨亦是在反思，我们已然在作品中呈现的“在场”何以是可能的。

　　于是借题我进行了一次求索，我得到的结论姑且是——散文诗主要从两个层面生于“在场”。首先，文化层面的在场，是让陌生的我们彼此连接，这是散文的优势；同时，语言层面的在场，即语言对其自身的反思，此乃诗的野心——归根结底，“在场”即我们对自我与世界永恒进行的认识与再认识。

　　关于对“在场”的思考，阿甘本有一篇关于同时代人的经典论述，他说，同时代人，确切地说，就是能够用笔蘸取当下的晦暗来进行写作的人。是的，当下是晦暗的胜过它是光明的，这里的晦暗不仅在于当代在历史中尚无法定位的暧昧，更在于当我们依附于时代却又自觉地不与时代之洪流相裹挟时，本来清晰的所谓大势之驱成了亟需反思的历史泥沙。

　　因而写作者对晦暗的承认与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去感知并寻找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光芒，并作出无限逼近的绝望之努力。由是，我们会发现，文本对当下在文化层面上的在场，一定不是现实主义般的严谨叙述，而毋宁是一块棱镜，所有历史线索，所有思绪，所有想象都在此交汇，彼此交叠如孕育生命，写作的历程将作家带往未知的所在，这里的历史如预言，预言如想象，想象如命运，这里的天地一开，文本里的当下就给出了它最完满的真实，最清疏的在场。

　　当我们面对眼前这个当下，则会发现，当代自由主义的生产模式的现实是，我们内化着一种以规训为内核的自利观念，以自由的名义在自我权能的宣扬中彻底迷失，暴露出了彻底的虚弱，虚弱到只能自我指陈。我们的现实是我们不再有能力对他者报以真诚的关心，他者是无须触碰的窗景，其境况是一种文化想象，其存在形态是被渔利的资源。

　　于是我们的在场性就必不体现在如此境遇的自我重复，而恰是去在如此的群体经验与历史经验中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价值，不一样的标准，提供一些使生命重新丰满起来的想象力，去探寻，如何才能让“他者”这个空洞的语词通过诗写重新打开我们的在场，如何重新确认生命与生命之间最初的锚定，如何在孤岛化的个人之间建立一种互不占有，却又紧密相连的非同一关系，让真正的亲密与和谐成为可能。让我们步履不停的同时，也永远都不要相互忘记。

　　毕竟，在场是散文诗最美妙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