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育部”对“教材国语改华语”事件喊停

管季超0712

台湾“教育部”对“教材国语改华语”事件喊停

2010年09月25日 　来源： 环球网

“国语”改“华语”，台湾教育部门喊停 环球网25日消息，台湾“教育部”原打算在明年实施的“国中”小九年一贯课程纲要内容说明中，将“国语（文）”改为“华语（文）”，此举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质疑。“教育部”国教司长杨昌裕24日下午指出，课纲委员会决议，有鉴于民众的习惯，特别是对内说明时，还是习惯称“国语”、“国字”等。 据香港中评社报道，杨昌裕表示，外界误认将“国语（文）”改为“华语（文）”的改变是在课程名称，事实上，是只有课纲能力说明的部分，而这些说明主要是给教师及教科书编辑者看的，不管是课程的名称，或是课程的内容都还是称“国语（文）”。 不过，既然外界有意见，杨昌裕表示，经过昨天的开会讨论，与会的委员也都认为一般在对内讨论、说明时，都还是习惯用“国语（文）”、“国字”来表示，所以决定在对内时，还是用“国语（文）”、“国字”来表示，在对外说明时，为避免外国人搞不清楚，所以就改称为“华语（文）”。 新课纲国语改华语遭政治解读 台教育部门澄清 台湾中小学“国语（文）”课程将改名为“华语（文）”，引发了台湾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争论，某些台湾内部舆论将此和所谓的岛内的“去中国化”联系在一起。台湾“教育部”昨日傍晚澄清说明，“国中小的国语（文）”课程名称并未改变，“改的只是修订该课纲中能力指标的文字用词”。由于这个文字用词主要是供教师及教科书编辑者阅读，因此不会影响到教科书内容，“更不会改变现行国中小课程名称”。不过，“教育部”也发现如此作法会产生混淆，因此，“未来会面对并进行妥善处理”。 台湾表态国语改华语争议：正式名称就是“国语” 对台“教育部”拟将明年台湾中小学教科书能力指标用语改为“华语文”的争议，台“总统府”2日指出，“国民”称呼自己的语言就是“国语”，教科书相关用语应在这项原则下求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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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語文教育出了什麼問題？2010/02/02　       漢語有形音義，三者中的「形」對台灣的教育其實影響極大。外國小孩是到中學才作業變多，我們卻從小一開始就很多。想想看，學英語只要記住二十六個字母，學韓文只要記住四十個字母。然而，台灣卻必須在小學六年期間記住兩千五百個漢字。

　「形」是視覺空間記憶，偏偏還有筆順，是肢體動覺記憶。形音關係又沒什麼道理可言，例如「聽」與「德」明明偏旁相同，發音為何差那麼多？這麼大的記憶量，只有一種方式可解，就是寫寫寫。因此，小孩作業那麼多，並非老師的問題，頭號「罪魁」其實是漢字。

　台灣的小學也重視成語。隨便一則寓言都能變成語典故，這也是漢語的特色。英語也有典故，例如「stentorian」（大聲公）典出荷馬史詩、「chauvinism」（沙文主義）典出法國戲劇。但是，要知道這些英語生字的定義與用法，卻不必連帶學習背後的典故，因為它沒有望文生義的問題。漢語中的成語卻不一樣，只看字面，真的會鬧笑話。「懸梁刺股」不是刑求嗎？「四面楚歌」為什麼不是音樂會？要知道為什麼，就必須學習成語故事。

　台灣在小學期間，語文教育太重視記憶，包括漢字所需的視覺空間記憶與肢體動覺記憶，以及成語所需的敘事記憶，當然就排擠了閱讀理解這部分。這是台灣在兩項國際閱讀評比PIRLS與PISA閱讀成績會在四小龍敬陪末座的最重要原因。一般的解釋是台灣不夠重視閱讀，卻不提香港、新加坡並沒要求小學生寫那麼多漢字、背那麼多成語。他們的語文教育就像西方，從小三開始就重視閱讀理解，而PIRLS與PISA考得正是閱讀理解。如果考漢字和成語運用，我就不信台灣會輸給香港與新加坡。

學成語也學理解與想像

　成語的第二個問題，是嚴重限縮兒童閱讀的發展空間。成語故事與歷史掌故都學不完了，哪有時間讀繪本？而且，問題不只是時間，還有閱讀的功能到底是什麼？成語故事必須記住，要下死功夫，所以是必讀。專家所推薦的兒童讀物卻不需記住，所以是閒書。然而，故事不需記住，是為了訓練理解、想像、觀察。這一點專家說破嘴，老師與家長的腦袋也很難轉過來。

　成語的第三個問題，是作業與考題如果不妥，很容易打壓寫作的興趣。二○○九年十二月有一則新聞：一位小五班導師給了作文題目（班上的某個人），並指定學生必須使用偷雞摸狗、無可救藥、履勸不聽等成語，結果全班都寫了同一位同學。這則新聞令人髮指，不只是老師帶頭霸凌，它還點出小學成語作業的一個普遍現象：逼小孩言不由衷。學生本來並不討厭任何同學，因為老師給的框框，非要挑一個出來批鬥不可。萬一老師指定的成語是丰姿綽約、器宇軒昂，那學生豈不是非挑一個出來拍馬屁不可？誰寫這種東西都會想吐。作文的用意應該是訓練自我表達，我們的成語作業卻常在鼓勵言不由衷，當然會害小孩愈來愈討厭寫作。

　台灣雖然在PIRLS與PISA考輸香港、新加坡，但憑著從小打下的中文底子，一定是比香港、新加坡更早有能力閱讀金庸小說與《三國演義》的。所以我並不主張，台灣應該改變「良好中文底子」的定義，轉攻閱讀理解。我只是指出，PIRLS與PISA成績不佳、推動閱讀困難、不喜歡作文，背後都有更深層的原因，這樣我們才能對症下藥。也許，專家應該把成語故事編寫成有益於訓練理解的讀物。也許，老師要用器宇軒昂、偷雞摸狗這種成語出作業時，可以要小孩寫一段狐狸與獅子之間的對話，並鼓勵天馬行空的搞笑，諸如此類。

中學語文不該忽略閱讀理解

　如果小學語文教育非強調記憶不可，照理說，中學就應該在閱讀理解上急起直追才對。但是，一遇到中學語文，好像大家並不關心已經遙遙落後的閱讀理解，而只關心文言文在課本中的佔比。在台灣，「搶救國文」就等於「搶救文言文」，就等於「反對去中國化」，而不去討論下一代「閱讀大量文字，快速抓住邏輯脈絡」的能力，真的很可悲。事實上，香港是大減《論語》、《孟子》在教材中的比率，改從報章雜誌選文，閱讀成績才大躍進的。他們卻不會有「去中國化」的爭議。

　閱讀理解攸關台灣未來的競爭力，這一點應該沒有異議。文言文有許多美文，也沒什麼好爭論。但文言文是否是閱讀理解的最佳教材，是否攸關下一代競爭力，就可以討論了。畢竟絕大多數人離開學校是不必再碰文言文的。「搶救國文」派一定抗議：「等一下，沒人說過文言文攸關國際競爭力。而且，你也不能把閱讀理解不佳怪到文言文上面。唐宋大家、《左傳》、《戰國策》不就有很多議論說理名作嗎？」

　文言文當然也可以有助於閱讀理解。以杜正勝點名的〈阿房宮賦〉為例，老師可以要學生從文中分析秦國滅亡的原因：沒保障人民財產、剝奪言論自由、貪腐等，也可以要學生拿它與蘇轍〈六國論〉做觀點比較。但問題來了：第一，很多老師可能不習慣這麼教，他們習慣的，是指出「雷霆乍驚，宮車過也」是誇張兼比喻兼倒裝，然後說文章這麼美，應該整篇背下；第二，老師其實也沒錯，因為〈阿房宮賦〉有名從來就不在其立論之精，像這種以奢華鋪陳去以古諷今的賦，本來就很多。〈阿房宮賦〉奇特，在於意象、音調、句式變化特別富麗。要欣賞它，最好方式正是背下來。余光中在「搶救國文」記者會反駁杜正勝，果然就當場背出好幾句。

　高中生若有志做余光中接班人，當然應該要背〈阿房宮賦〉。問題是，有多少高中生要做余光中接班人？對於不要做余光中接班人的那些，老師應該逼他們背幾篇古文？老師能夠不考「朝歌夜絃」是互文還是排比嗎？應該先想過這些，再來辯論課本應不應該收〈阿房宮賦〉。

其實，「文言文的佔比」根本是假議題。如果大家都同意：中學語文不能忽略閱讀理解，真議題就應該是「美文欣賞與閱讀理解的相對佔比」才對。到那時，大家要爭得面紅耳赤的，就不會停留在〈阿房宮賦〉，而是拿來當做教材的三千字評論文章應該避開爭議呢？還是故意要挑可以引起學生正反激辯的？這才是真議題，也比「文言文的佔比」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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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运动 从清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民国初期　　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 “五四”运动后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措施如下： 修订注音字母　　改变公布时的字母顺序（“守温字母”顺序），改为ㄅ、ㄆ、ㄇ、ㄈ的顺序。增加ㄜ母（开始时写为□。声调标注改“四声点法”为符号标调法（见注音字母）。 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由于注音字母不便于国际应用,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又发起国语罗马字的研究和制订。这个方案于1926年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1928年由大学院（教育部）作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予以正式公布（见国语罗马字）。 调整“国音”标准　　1913年读音统一会用投票方式议定了“国音”标准，1919年出版《国音字典》初印本。这种标准音习惯上称之为“老国音”。各界对此议论颇多，主张改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语音标准，称之为“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 推动学校的国语教育　　1920年，教育部通令初小“国文”科改为“国语”科。1921年教育部发布训令:“凡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均应酌减国文钟点，加授国语。”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三次大会提案议决函请教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国语教育,教育部复函表示同意。同年实行学制改革，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公布《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科一律定名为“国语”科，小学课本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 培训国语师资　　1920～1923年间，教育部开办“国语讲习所”培训各省区选送的学员四五百人。各省区教育厅也分别举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1921年中华书局创办“国语专科学校”，商务印书馆创办“国语讲习所”，两个单位在三四年间为南方各省以及南洋各地培训了两三千名国语教员。1928～1934年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直辖的“国音字母讲习所”办了 8期，毕业学员 170多人。此外，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各省也都举办了短期讲习所，利用暑期培训国语教员。 出版书刊　　出版宣传和研究国语的刊物《国语月刊》、《国语旬刊》、《国语周刊》等。1920～1922年间,《民国日报》、《时报》、《时事新报》、《申报》、《教育杂志》、《星期评论》、《上海青年》等报刊，不断发表宣传国语的文章。出版了《国民学校用新体国语教科书》、《新法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新教育国语课本》（中华书局）等各种课本，此外国音的字汇、字典、国语辞典、语音教材、语法、会话读本、留声片等也陆续出版。编纂国音字汇、字典和国语辞典成为国语运动后期的重点工作，专门成立了编纂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语的推行陷于停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改为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标准与国语略有不同,但是运动的性质仍旧一样，是国语运动的继续。另外在光复后的台湾省，国语运动的推行获得了很大的成绩，只花了大约10年时间，就在台湾同胞中普及了国语。 台湾地区的“国语运动”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
　　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使祖国这个宝岛上处处留下了日本的影响。到达台北时看到许多台胞穿着木屐在行走。他们讲的除闽南话（李登辉所说的“台语”其实就是闽南话）外，就是日语。我们这些来自大江南北的走在街上，与当地同胞语言隔阂，大有身在异域之感。上街购物，与人交往，都很麻烦。只有用书写，加上过去或新学来的一点“ 洋泾浜”日语，才能勉强应付。语言沟通问题，是当时大陆来人（所谓“外省人”）与台胞接触乃至整个“光复”工作中的一大障碍。
　　国民党政府开始接管台湾不久做了件大好事，就是积极推行“国语（即普通话）教育运动”，也就是“国语学习运动”。台湾行政长官（那时不叫省长）陈仪在到台后不久发表的“施政要点”中说，希望台胞三四年内能说国语。据说，台湾省教育处还为此报请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调派该部“国语执行委员会”委员魏建功、何容及干事王炬等来台协助。
　　“国语运动”的推进方式，一是在正规学校内实施国语教程。当时有的学校如天主教教会开办的台北“静修女校 ”（该校教士有好些是菲律宾裔），在日降后很快就停止日文课程，延请来自大陆的老师（一位是湖南籍的中年人）讲授国语课。该校还开始在音乐课中用国语教唱歌曲。有的老师教唱的且都是抗日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另一方式，是由政府出资，举办群众性的业余学习，特别是夜校的形式，方便各界人士前来参加。这类学习基本上是免费的。此外，社会上也有人看准时机，出来兴办国、英语补习班。如台北就有个叫阿甘莱的菲律宾裔台湾人（当时台湾这类人不少，其中多数是女佣），央人出面，替他兴办了“阿甘莱国、英语补习学校”，校址借用了“静修女校”的课室。这类学校是收费的。
　　台胞对“国语运动”响应之热烈，出人意料，也感人至深。且不说政府免费举办的，就连社会上收费的国语补习班，报名就读者也十分踊跃（举办此类学校者大都发了一笔小财）。至于前者，报名者更是争先恐后。由７０军政治部借用当地中、小学教室开办的十余处“国语补习夜校”，处处爆满。学生中，年长者六七十岁，年轻的十几岁；有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职工、商贩和普通劳动者（如人力车夫）等。开学那天，学生们争着翻看新书，前来认识老师，也有相互招呼的，课室里气氛十分热烈。而一旦开课，教室里人很安静。
　　当时使用的是类似一年级小学生用的启蒙课本。学生们无论老幼都学得很认真，务求把每个字的语义，特别是语音搞清楚，有时简直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一般补校、夜校，往往开始时学员众多，尔后逐渐有人坚持不下去，人数不断减少。但“国语补习夜校”，始终不见减员，极少有中途辍学的。当时有的报刊说，台湾老百姓“拼命学国语”，此话毫不为过。更可喜的是，一些老师通过教学，与学生结下了友谊，成为经常往来的朋友，国语学习成了构筑友谊的桥梁。国语在台湾的普及，从长期看，有赖于经常的学校教育，但光复初期那个“国语学习运动”以及由此带动起来的“国语热”，无疑功不可没。
　　普通话在台湾的普及对增进台胞对祖国的认识与理解、对促进两岸交流，乃至统一，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杨寿）


扩展阅读：

• 1
  参考书目
• 2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上海, 1934。
• 3
  周有光：《文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61。
• 4
  倪海曙：《推广普通话的历史发展》，载《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第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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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表态国语改华语争议:正式名称就是“国语”

http://www.cnnb.com.cn　　中国宁波网　　 2010年09月03日

马英九日前接受专访时表示，让两岸能够深度互动交流，并在这个和平基础上，以共有的中华文化寻找解决途径。 图片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台当局要把“国语”改成“华语”，把“国文”改成“华文”的消息传出后，曾一度引发台湾统派学者的反弹。 　　黄光国：政党轮替已经两年多，竟然还在“扁规马随”，“这是在搞什么东西？”（中评社李仲维摄） 　　台湾的学术界对台当局的教育政策深恶痛疾。 图片来源：香港“中评社” (来源：香港“中评社”) 　　环球网9月3日消息，对台“教育部”拟将明年台湾中小学教科书能力指标用语改为“华语文”的争议，台“总统府”2日指出，“国民”称呼自己的语言就是“国语”，教科书相关用语应在这项原则下求取一致。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有报道称，台“教育部”拟将明年中小学教科书能力指标用语“国语文”改为“华语文”，此消息引发部分学者质疑台湾当局延续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罗智强表示，外国人称呼台湾使用的语言，或“本国人”在与外国人介绍自己所用的语文时，习惯上会以“华语、华文”称呼，台湾当局并不排斥。 　　但他还称，“中华民国”的“国民”称呼自己的语言就是“国语”，“国语”是对“本国”使用语言的官方的、正式的与习惯的称呼用语，这中间的区分非常明确，教科书相关用语也应在这项原则下求取一致。 　　罗智强表示，马英九已指示“行政院”，必须依这项原则办理，如果外界有疑虑，就要把当局立场说清楚。 　　对于“国语”改“华语”引发外界抨击，台“行政院”则表示，九年一贯课纲调整的只是课纲能力指标的说明文字用词，并不会改变现行“国中”小课程与课表“国语文”的名称，不会影响到教学；如果外界对此还有疑虑，“教育部”将会进一步斟酌。此事件也引起了台湾各界学者的忧虑，台湾竞争力论坛1日上午召开记者会，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黄光国、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亚中、知名政论家南方朔等出席。 　　记者会上，张亚中表示，即将于明年正式施行的台湾“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有两大特点：将行之有年的“国语”（一至六年级，也就是小学阶段）与“国文”（七至九年级，也就是初中阶段）课程名称，改为“华语”与“华文”；以隐晦的方式，将中华文化的传统归类为外国的文化，而所谓的“本国文化”，则主要意指台湾一地的文化。该课纲是扁当局赶在下台之前于2008年4月份通过的。岛内政党轮替迄今两年多，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直没有加以处理。张亚中表示，如果此一课纲正式实施，将形同马当局延续了扁“政府”时期的没有完全成功的“去中国化”政策，这自然是兹事体大的问题。张亚中说，当“国文”变成“华文”，“国语”变成“华语”时，我们看不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还能有什么基础？期望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发挥力量，促使有关当局能够迷路知返！ 　　黄光国说，台湾的“国语”，在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台湾一直坚持文化中国，这是很有效果的，例如大陆观光客来台，可以在台湾看到很多的中华文化。陆生来台念书，文化中国也是台湾吸引陆生的强项之一，很可惜台湾教育部门很多官员不瞭解这个重要性，二次政党轮替后竟然还“扁规马随”，实在非常奇怪。 　　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主任谢大宁认为，中小学教科书把“国文”、“国语”废弃掉，兹事体大，因为这就是台湾与大陆“一边一国”的逻辑，如果有关当局实行扁时代“脱离中国”的政策，让中小学生上“台湾国”的语文课，实在是荒唐透顶！ 稿源： 新华网 　　编辑： 范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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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评价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2.清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研究会规定了 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
   台湾语言与族群密切相关。按通俗的分法，台湾人可分为4大族群，其中闽南人约占74%，客家人约12%，外省人约 13%，原住民为1%左右。闽南人以闽南话为母语，客家人以客家话为母语，外省人以“国语”为母语。原住民分为11个民族，分别使用不同的原住民语，并把它们当做母语。

闽南话其实是正宗的中原古语。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明清时期一些大陆移民渡过海峡，又把这一语言带到台湾，因此闽南话又被称为“河洛语”。后来，台湾闽南话演变出“台南腔”、“台北腔”和“宜兰腔”等，其中以“台南腔”最具代表性。

唐代以来，中国北方持续动荡，外族侵扰不断，中原各民族的语言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元代白话、明清官话，最后演变为北平话，中原古语在北方完全消失。民国初期，北平话改名“国语”，成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研究并推广“国语”。由于外省人中苏、浙、闽、粤人较多，势力较大，所以台湾“国语”受到江浙方言及闽南方言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吴越腔调。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对异读字、轻声和儿化等语言现象进行了进一步规范，两岸“国语”差别由此拉大。

除了上述语言外，外语在台湾也有一定地位。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会说一些英语。在涉外学术、商贸和旅游领域，英语是通用语。现今70岁以上的台湾人一般还会说一些日语。大量来自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的外来劳工则使用其本国语言。

大部分台湾人能够使用母语及“国语”。“国语”是岛内各族群的通用语，是学校教育使用的正式语言，是新闻、出版和公文中使用的官方语言。有研究说，在台湾各地火车站，旅客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是“国语”，平均约49%；闽南话次之，约 47%；“国语”∕闽南话混用约1.7%；客家话约1.7%；原住民语约0.3%；其他语言约0.3%。一般来说，越是都市地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使用 “国语”频率越高，越是农村地区，越是经济落后地区，闽南话使用频率越高。年龄越小，使用“国语”频率越高，年龄越大，使用闽南话频率越高。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使用“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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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伟：从台湾 国语 运动 看 大陆 的 普通话 语言 教学

1　引论
1895年 日本 占领 台湾，到 1945年10月25日，日本 才把 台湾 归还 给 中国。经过 五十 年 的 同化 和 奴化，到 台湾 光复 的 时候，日语 早已 通行 台湾。“年轻 一辈 的 人，只 知 有 日语、日文，而不知 有 祖国 语文；六七十 岁 的 老人，虽然 会 说 闽南话 及 用‘孔子白’读书，但 仍 不 了解 方言 与 国语 的 关系。”“现在 台湾省 的 情形是：自 政府 机关、学校，以致 一般 社会，还 多 是 用 日本话。”（方 师铎：1965）语言 建设 成 了 当务之急。1946年4月2日 台湾省 国语 推行 委员会 正式 成立，魏 建功 为 主任 委员，何 容 为 副主任 委员。他们 艰苦 工作，积极 推行，在1959年 基本 完成 了 这 场 声势浩大 的 国语 运动，实现 了 全省 大中小学 都 以国语 为 校园 语言，全省 各种 公共 活动 都 以 国语 为 交际 媒介。“只 用13年 3个 月 时间，台湾 从 全省 都 不 懂 国语，变成中国 有 史 以来 第 一 个 普及 国语 的 省份。”（周 有光：1999）
那 次 国语 运动 的 极大 成功 不能不 说 是 语言 教学 中 的 一 个 奇迹。相比 来 说，中国 大陆由于 汉语 共同语 推广 普及 比 台湾省 要 晚，而且 人口 多，分布 广泛，经济 发展 不 充分 又 不 平衡，所以 普及 共同语 到 现在 仍然 是 一个问题，多数 人 不能 很好 地 使用 普通话。本文 试图 从 学术 实践 方面 来 分析 光复 后 台湾 的 国语 运动 推广 方法，希望 为 大陆 的 民族语言 教学 总结 一些 经验 教训。
2　统一 国语
2.1　台湾省方面
2.1.1　公布“国音标准”
1946年5月30日，台湾省 国语 推行 委员会 编印《国语 标准 汇编》。台湾省行政 长官 陈仪 为 该 书 发布 了 公告。《国语 标准 汇编》是 在 当时 语言 使用 混乱 的 情况 下 发布 的 统一 语音 的 法令，是 台湾 光复后 推行 国语 的 最 重要 的“物质 遗产”。
2.1.2　分发国语 留声片
商务 印书馆 的“国语 留声片” 叫做 “国语 留声机片 课本”，由 赵 元任1921年 在 美国 发音，商务 印书馆 灌制。
2.1.3　举办国语 发音 示范 广播 讲座
从 光复 第二年 开始，台湾省 教育处 就 在 台湾 广播 电台 开播 了 读音 示范 节目。开始 播送 国语教材，配有 闽南语 翻译。每周 还 专门 播送 一次 国语 会话。
2.2　大陆方面
1955年，大陆 在 各 民族 语言 平等 的 思潮 中，“国语”改称“普通话”，全国 文字 改革 会议 规定 普通话“以 北京 语音 为 标准音”。对 北京 一 词 多 读 的“异读 词”进行 读音 规范化，订定 了“普通话异读 词 审音 表”，减少 了 一千 多 个“异读 词”和“同音 词”。
《中华 人民 共和国 国家 通用 语言 文字法》第二章 第十二条 明确 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 以 普通话为 基本 的 播音 用语。”
2.3　比较
海峡 两岸，在 统一 国语 这个 方面 的 措施 基本 一致，都是 先 确定 标准音，对 日常 用 词 进行读音 规范化，然后 再 利用 各种 媒介 手段 去 传播 这种 标准音。
3　利用 方言
3.1　台湾省方面
台湾 光复 后，政府 在 推行 国语 上 是 以 “消灭 日语、日文 ”为 主要 目标，方言 得以 恢复 使用，甚至借由 方言 恢复 来 学习 国语。
台湾省 国语 推行 委员会“为 实验 从 方言 学习 国语，于 三十五 年 十月 一 日，成立 示范 国语 推行所，派推行员 三 人，由 王委员 洁宇 任 所长，朱委员 兆祥 任 指导员。”（张 中行：1986）并且，编 印 了《从 台湾话 学习 国语》(1946)、《怎样 从 台湾话 学习 国语》(1946)等“台湾 国语 比较 练习 用书”（傅 振伦:1997）。
3.2　大陆方面
20世纪50年代 之 后 强调 了 研究 方言 应该 为 推广 普通话 和 汉语 规范化 服务。1956年2月 国务院 发布 的《关于 推广 普通话的 指示》提出：“为了 帮助 普通话 的 教学，中国 科学院 语言 研究所 应该 会同 教育部 和 高等 教育部，组织 各地 师范 学院 和 大学 语文系 的力量，在1956年 和1957年 完成 全国 每 一个 县 的 方言 的 初步 调查 工作。”同年，高教部 和 教育部向 各 省 发布 了《关于 汉语 方言 调查 普查 的 联合 指示》，对于“开设 课程、培训 骨干、调查 方言 和 编写 学习 普通话 手册”等 工作 做 了具体 部署（李荣：1957）。
3.3　比较
由于 历史 因素，光复 后 的 台湾 省 人民 基本上 只 知道 日语、日文，利用 方言 来 比较 学习 国语不能不 说 是 一 种 比较 好 的 方法。因为 在 台湾省 各种 方言 中 占 绝对 优势 的 闽南话 毕竟 还是 归属 于 汉语 的，他们 之间 总是 有千丝万缕 的 关系。而 大陆 汉语 方言 研究 着重于 考察 在 不同 的 历史 时期 方言 和 共同 语 的 不同 关系 以及 方言 与共 同 语 的 互动变化，总结 其中 的 规律，从而 制定 出 适当 的 语言 政策。
4　利用 注音 符号
4.1　台湾省方面
4.1.1　注音符号 在 学校
光复 后 台湾省 充分 利用“注音 符号 第一式”这套 工具 辅助 国语 教学，收到 令人欣喜 的 效果。“于1950、1951年间，以 本 省籍 一 年级 完全 不 懂 国语 的 儿童 为 对象，先 以 教 说话 及 注音 符号 3个月，发现 到 12周 后 即 能 听说 国语，也 发现 在 国民 学校 一 年级 学习 过 注音 符号 的 学生，在 识字 能力 上 比 未学者 高出 15%，默读 成绩 高出 28%，可见 注音 符号 教学法 之 成功。”（蔡明贤：2009）
4.1.2　注音符号 在 社会
语会 创办 的《国语 日报》对 台湾 推行 国语 起了 很大 的 作用。《国语 日报》1948年 创刊，是 一 份 全部 用 注音 符号 注音 的 日报，宗旨 是“推行 国语，普及教育”。人们 读报，同时 就是 学习 国语。除了 发行 报纸 外，《国语 日报》还 编印 了 大量 语文 读物 和 语文 工具书。在 台湾 颇有影响 的《国语日报 字典》、《国语 日报 词典》和《国语 日报 外来语 词典》，都是 由 该 报 编写 的。
4.2　大陆方面
1958年 公布 了《汉语 拼音 方案》。1988年 公布 了《汉语 拼音 正 词法 基本 规则》，是 拼音 反应 现代 汉语 的 词汇规律。字典、词典 和 教科书 的 注音 都 采用 拼音，统一 了 全国 的 汉字 读音。从 小学 就 推行“注音 识字、提前 读写”的 教学 模式。1982年“国际 标准化 组织”采用 拼音 作为 拼写 汉语 的 国际 标准。拼音 成 了 中外文化 交流 的 桥梁。
4.3　比较
无论 是 台湾省 的 注音 符号，还是 大陆 的 拼音，都是 区别于 汉字 的 表音 符号 系统。显然，两岸都 看到 了 这类 系统 的 重大 价值，灵活 而 广泛 的 利用 他们 无疑 方便 了 民族 语言 教学 和 对外 汉语 教学 工作。
5　改 古文 为 白话文
5.1　台湾省方面
魏 建功 认为：“台湾 的 国语 运动 是 要 把‘言 文 一致’的 实效 表现 出来，而 使得‘新 文化 运动’的理想 也 得到 最后 胜利。国语 中间 有 与 台湾 相同 的 文法，所有 编辑 教科书 的 先生 是 应该 注意 发挥 的”，“在‘训练’用 白话文 写作 的过程 里，‘教 文法 是 最好 的 办法’”。（魏 建功:2001）
光复 初期，台湾 省 编写 了《怎样 学习 国语 和 国文》（1946）、《实用 国语 文法》（1948）等 文法 教科书，并且，在 1919年 至 1920年 两年 之间，全国 大、小学生 刊物 共 400
多种，全 是 用 白话文 写 的。这些措施 都 有力 地 配合 了 国语 运动 的 推展。
5.2　大陆方面
50年代 以来，改革 了 公文 中 的 文言滥调，规范了 半文半白 的 新闻体，受到 了 读者 的 欢迎。各 大 出版社 相继 出版 的“古文 今译”丛书，帮助 了 群众 阅读 古代 文献，弘扬 了 民族 文化，“这实际 是 白话文 运动 的 延续”（周 有光：1999）。
同时 也 出版 了 大量 现代 汉语 方面 的 教科书，如《现代 汉语》（黄 伯荣，廖 序东 主编）、《现代汉语 教程》（吴 启主 主编）等。
5.3　比较
“言 文 一 致”这 一 方面，台湾省 注重 于“文法”教学，大陆 对 词汇、语法 都 进行 了 规范。
6　反思
通过 比较 分析，中国 大陆 的 普通话 教学 举措 与 光复 后 台湾 的 国语 运动 推展 方法 基本上是 相似 的。毕竟，当年 临危受命，奔赴 台湾 开展 国语 运动 的 那 批 人 都是 来自 大陆 的 著名 语言学 学家，两岸 的 学术 精神 和 学术 实践方法 都是 一脉相承 的。但是，两岸 的 民族 语言 教学 成绩 却 相差悬殊。大陆 的 普通话 教学 仍然 是 一 条 漫长 而 艰巨 的 道路，除了 开始时间 晚于 台湾省 之 外，经济、地理、人口 都是 制约 大陆 迅速 推广 普通话 的 因素。
进入 90
年代 以来 台湾 语言 政策 作出 两项 大 的 调整。一是 台湾“教育部”1993
年 4月 3日 宣布 将 母语 教育 列入 中小学 正式 教育 范畴。另 一个 是 台湾“立法院”7月 14日 通过“删除 广播 电视 法 第 二十 条 有关电台 播音 语言 以 国语 为 主 规定”，自 此 以后“国内 电台 对 播音 使用 语言，将 拥 充分 自主权”(台湾《中央日报》海外 版，1993-7-16)。另外，台湾省 近年 来 出现 的 母语 运动（由于 国语 运动 的 文化 高压 政策 对 台湾 本土 方言 与 各 族群 母语 伤害 很 大，20世纪80年代 开始 的 一些 社会 运动 中 出现 了 不 少 批判 国语 运动 的 言论）都是 对 我们 当前 推广 普通话 工作 的 一 种 警醒，我们要 清楚 的 认识 到：“推广 普通话，即 推广 民族 共同语，是 为了 消除 方言 之间 的 隔阂，而 不 是 禁止 和 消灭 方言。”（叶 蜚声、徐 通锵：1997）
另外，有 统计 表明，台湾省 会 说 国语 的 人 已 占 相当 大 的 比例，但 实际 应用率 不 高，关键在于“不 是 一般 是否 会说 国语 的 问题，而是 大家 愿不愿 说 国语 的 问题”(刘真:1983)。会 说 而 不 说 成为 较 普遍 的 社会 现象。这种 现象 在 当前 的 大陆也 有，无论 是 城市 还是 乡镇，学校 还是 社会，有 人 甚至 以 使用 当地 方言 而 自豪，排斥 普通话 使用者，造成 了 普通话 似乎 是 社交 障碍这 一 假象，导致 普通话 使用者 反而 成为 弱势 群体，不得不 反 过来 学习 当地 方言，这样 完全 违反 了 推广 普通话 的 初衷。因此 我们 的 普通话语言 教学 工作 一定 要 扎 下 根，不能 趋于 形式化、孤立化、混沌化，要 时刻 关注 社会 成员 的 语言 态度。
参考 文献
[1] 蔡 明贤.战后台湾 的 语言 政策（1945-2008）--从 国语 运动 到 母语 运动[D].台北：国立 中兴 大学，2009.
[2] 方 师铎.五十年 来 中国 国语 运动史[N].台湾：台北 国语 日报 出版社，1965.
[3] 傅 振伦.七十 年 所见所闻[M].上海:上海 华东师范 大学 出版社，1997.
[4] 李 荣.汉语 方言 调查 手册[M].北京：科学 出版社，1957.
[5] 刘 真.加强 国语文 教育，注重 国语文 标准[J].台北：中国 语文，1983年 第319期.
[6] 魏 建功.魏 建功 文集[M].南京:江苏 教育出版社，2001.
[7] 叶 蜚声、徐通锵．语言 学 纲要[M]．北京：北京 大学 出版社，1997．
[8] 张 中行.负暄 琐话[M].哈尔滨：黑龙江 人民 出版社，1986
[9] 周 有光.新 时代 的 新 语文[M].北京：三联 书店，1999.

（李 娟 点评：文章 立意 角度 新颖 且 较 有 可 借鉴性。题目“从光复 后 台湾 的 国语 运动 看 大陆 的 普通话 语言 教学”，应该 重 在 大陆 的 普通话 语言 教学，但 文章 大 部分 是 台湾 的 国语 运动 ，并且在 叙述 台湾 国语 运动 时 并 没有 将 大陆 普通话 教学 与 它 对比 起来。建议 加强 二者 对比，并 突出 台湾 国语 运动 对 大陆 普通话 语言教学 的 借鉴 作用 。）
（邱 婧 点评：这篇 文章 的 格式 非常 好。如果 让 作者 按照你 的 意见 进行 进一步 修改，可以 采纳 了。标题 要 修改 成 “姓名 + 标题” 的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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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改国语为华语？台“教育部”：只修课纲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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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昌裕强调，国语文课程名称没有变，只是课网内容能力指标的用语变了。（中评社黄惠玟摄） 　　中评社台北9月1日电（记者　黄惠玟）针对台湾中小学国语（文）课程将改名为“华语（文）”引发外界质疑。台湾“教育部”今天傍晚说明强调，国中小的国语（文）课程名称并未改变，改的只是修订该课纲中能力指标的文字用词，由于这个文字用词主要是供教师及教科书编辑者阅读，因此不会影响到教科书内容，更不会改变现行国中小课程名称。不过，“教育部”也发现如此作法会产生混淆，因此，未来会面对并进行妥善处理。 　　台湾竞争力论坛今天上午召开“马政府真的要把‘中华民国’去中国化”记者会，台湾大学教授黄光国等人严词抨击台湾中小学教科书未来将把国语改成“华语”，国文改为“华文”，质疑马政府在延续扁政府的“去中国化”政策。 　　台“教育部国教司长”杨昌裕下午澄清说，2008年5月23日发布的国中小九年一贯课程修订案，是定位于“微调”，也就是仅进行课纲内容的修订，并不涉及课程架构之调整，也就是说，课纲名称仍是“国语（文）”，并未如外界所讲改为“华语（文）”。当然，“教育部”也发现课程名称和课纲用语不同确实会发生混淆，虽然不会影响老师的教学，但为避免混淆，将来会想办法让两者齐一。 　　不过，对于未来要用什么办法让两者齐一，杨昌裕表示，现在有人对此有讨论，“教育部”必须面对，也认为要力求一致，以目前来说，这个议题学术界有很多的讨论，“教育部”希望找出目前大家接受度最高的。长期以来，用国语文确实是大家熟悉的用语，但也有人认为这是18世纪的观点，“教育部”基于未来可能涉及到后续问题，目前无法详细说明，一定会审慎面对考量。 　　杨昌裕强调，如果“国家”有明确的国语文政策，对“教育部”来说，就很好解决，但由于目前台湾并没有明确的国语文政策，所以国语文课程被视为检视的指标，外界也拿最严格的指标来看待。至于国语文教策是由哪个机构负责，这部分就要问看看了，过去曾经有“国家语言法”，主管机关是“文建会”。

管季超0712

魏建功与台湾国语运动

发表日期：2009年10月22日   出处：《传记文学》2006年第12期    作者：马嘶

已故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名文字音韵学家魏建功先生(1901—1980)是我的业师,上世纪50年代我负笈燕园时,魏先生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课。魏先生不仅是资深的语言文字学巨擘,也是一位执著于推行“国语运动”、实现语文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家,特别是抗战胜利后他在台湾领导推行国语运动的筚路蓝缕之功是应该永垂史册的。     魏建功与中国语文现代化     “五四”时期,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实有其两翼:一翼是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等人为骨干的文学革命;另一翼便是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所倡导的国语运动。其实国语运动的提出和实践比文学革命要早得多,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形成了一股洪流,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去。     所谓“国语运动”,就是语文改革或文字改革,也就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而文字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语音的统一。     我国的国语运动由来已久,在中华民国初建时期,1912年教育部就成立了“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逐字审定了“国音”,编成了《国音汇编草》。1916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成立。1918年,国家正式公布了“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22年,黎锦熙、钱玄同、杨树达等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中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划案》,蔡元培发表《汉字改革说》。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采用北京音为标准音;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11人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会。1925年,刘半农、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等组织“数人会”,议订国语罗马字。1928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     1925年,魏建功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被赞誉为“乙丑科状元”。他被留在北大国文系任教,并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担任教授。魏建功在北大读书时,就对文字音韵学有深厚的学养,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论文。就是在1928年,魏建功经他的业师钱玄同动员,参加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工作,并被推选为该会常委,分工做编审工作,编辑《国语旬刊》,并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从这个时候起,他一生没有离开过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工作。     1928年12月魏建功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之时,他尚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任教授,并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1929年9月,他就回北大国文系任助教,并兼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原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的课程由范文澜、施天侔接任。到了1931年,他30岁时,便升任北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并且在学术上有了长足的进展。     这一时期,随着北京大学新的学科制度的建立,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更趋向于专业化,学术水平有了更大的提高。30年代前期和中期,魏建功的研究是以语言、文字史为中心,提出了“以语言为研究文学、风俗、历史之工具,使音韵得其应用之实”的主张。     1929年,魏建功发表了“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国学月刊》一卷1期)、《说“相”、“厮”》(《国语旬刊》1929年第2期)、《古阴阳入三声考》(《国学季刊》1929年2卷2期)、《与人论方音之由来》(1929·4·29《语丝》第五卷8期)、《再说“相”、“厮”》(1929年《国语旬刊》13期)等重要论文。     1930年,29岁的魏建功任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主任,并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女师大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以后,他在北大等校讲授“古音系研究”课程之余,发表了《科斗说音》、《论汉字声韵转变研究之旨趣》、《说“辙儿”》、《方言同音字辑录》等论文。1935年,魏建功与罗常培、白涤洲合作的《黟县方言调查录》发表于《国学季刊》四卷4期。这一年,魏建功的代表专著《古音系研究》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这部古音韵学界的宏通之作,确立了他在汉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抗战期间,魏建功同北大同仁一起离开北平,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他讲授“音韵学概要”、“韵书研究”、“汉字形体变迁史”等课程。     魏建功在西南联大任职不到两年,1940年6月,这个学期刚刚结束,他就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调到大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去任专任编辑。这个委员会附设在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的国立编译馆内。魏建功携带眷属,自昆明迁居白沙。     江津距陪都重庆有180里水程,白沙是江津县的一个大镇,国立编译馆等单位设在这里,后来又在这里建了个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因而在抗战期间,这里聚集了不少文化教育界的名流。晚年的陈独秀也客居在距此不远的鹤山坪,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之旅。     国立编译馆是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的负责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编译与审查的学术机构,1932年6月在北平成立,1938年迁往重庆,因白沙镇环境幽静,故设在这里。将教育部的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入,将大学教育用书编辑委员会也附设于此。后来,编译馆又迁至重庆北碚。     魏建功的工作主要是编选《大学国文选》等书。7月间,“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在重庆恢复工作,魏建功仍任常委。7月底,魏建功去重庆参加第一次会议。在会上,魏建功与黎锦熙(西北师院)、卢前(冀野,国立编译馆)被推举负责编辑国家韵书《中华新韵》。     这期间,魏建功与蛰居鹤山坪的陈独秀来往较多,从1941年开始,魏建功为陈独秀校勘《小学识字教本》和《阴阳入互用例表》,并为《阴阳入互用例表》作序。从1940年至1942年,魏建功与陈独秀讨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学术问题的来往信件有27通。     1940年6月,国语会全体委员会议决定由魏建功、黎锦熙、卢前(冀野)三人,准照国音,编订中华民国建国以后的韵书《中华新韵》。1941年秋,由魏建功编,黎锦熙、卢前、萧家霖参订的《中华新韵》编成。lO月10日,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中正、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三人领衔明令颁行,作为国家韵书推行,成为当代的“官书”。《中华新韵》的总目为例说、注音符号、韵目、韵略表、新韵、国音简说等。     《中华新韵》推行后,1942年6月19日,魏建功、朱自清应邀到沙坪坝中央大学演讲,朱自清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语文”,魏建功讲的是“关于《中华新韵》”。此时,魏建功与朱自清正在重庆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     1942年5月,魏建功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台静农、柴德赓、李霁野也在这里。魏建功除了任国文系教授,又创办了国语专修科,他任主任。这是国语会在全国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之一,其余二个,一个设立在西北师院,由黎锦熙任主任,一个设在重庆青木关社会教育学院,由萧家霖负责。后来,魏建功又兼任女师院教务主任。此时,国立编译馆迁到重庆,魏建功、台静农等人就到女师院来了,一直呆到抗战胜利。     到了1944年底,日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加之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此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战后接收台湾的问题。此时,教育部的赵廼抟遂通过国立女子师院院长谢循初,约魏建功去台湾推行国语运动,魏建功接受了邀请。     1945年上半年,战局更加明朗化,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此时,重庆方面开始着手准备接收台湾的具体工作,在“中训团”开设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魏建功应邀同王玉川一起去重庆,为训练班教育组(即未来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工作人员讲授“国语”课。     同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庆方面接收了台湾,成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魏建功便以国语会常委的身份,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运动。     离开北平,在外飘泊了八年,一旦抗战胜利,人们都急着要回北方故都,沉下心来治学。魏建功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心情!然而,回归祖国的台湾,却等着他去那里推行国语。去那里,要到海峡的彼岸,他是越走越远了。作为国语会的常委,他不去谁又能去呢?而何况,他又清楚地知道那里的情况。     我国的宝岛台湾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失去后,全国愤慨,万民伤痛。当年台湾抗日将领邱逢甲有《春愁》一诗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又有“往事何堪说,征衫血泪斑。龙归天外雨,鳌没海中山。银烛鏖诗罢,牙旗校猎还。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等句。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在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下,日本除了采取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对台湾进行严加控制外,在文化上对台湾人民进行“皇民化”教育,禁止台湾人民使用自己的母语。到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台湾的一般民众只会说日本话,而不怎么会用自己的母语,因而,中国政府对台湾恢复行使主权后,首先要废止日语,使用汉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要在台湾推行国语,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魏建功和他的同事们舍弃了复员回家的选择,奔向遥远的海岛。     1945年10月,魏建功携眷属离开白沙去重庆候机去上海,同行的有何容、王炬、王玉川、齐铁恨和女师院国语专修科的一些师生。     1946年1月,魏建功一行在上海候机去台湾。在上海,巧遇他的学生方师铎。方师铎是魏建功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1937年毕业后,考入北大研究所,专攻声韵、训诂,受业于钱玄同、魏建功、罗常培等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继续攻读研究所课程,并从事云南傣族地区的语言调查。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结束了傣族地区的语言调查工作,离开云南,准备回北平的老家去探望阔别八年的父母。但遇到魏建功后,魏建功邀请方师铎夫妇去台湾推行国语,他们欣然答应,遂放弃了回北平探亲的多年愿望,跟随魏建功等人一同去台湾。     1946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魏建功等人到了台北,他们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展开了恢复母语,推行国语的工作。4月2日,台湾省长官行政公署成立了台湾省国语委员会,聘请魏建功为主任委员,何容为副主任委员,齐铁恨、王玉川、方师铎、王炬、朱兆祥、吴守礼、王洁宇等21位专家学者为委员。     台湾居民讲的是闽南语,属我国闽南方言语系。日本侵占台湾后,进行奴化教育,经过半个世纪的强制推行,致使台湾的语言混乱现象十分严重。老一代人虽然尚能使用自己的母语闽南语,但已搀入很多日语的词汇和语法。中年一代受的日本奴化教育,大多讲日语,读日文书,写日文文字,一些人虽勉强能讲些母语,但已从社会交往退到家庭的狭小范围内。最为严重的是青少年一代,他们大多已不能讲自己的母语了。     台湾光复以后,台湾同胞学习国语的热情极高,但在方法上却仍是沿袭着以假名拼音硬抠四声的方法,流弊甚多。推行国语从何入手,其说不一。魏建功以其语言文字学家的深厚学养和从事国语运动近20年的丰富经验,提出了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几条原则:     一、实行台湾话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     二、注重用国音读字,由台湾话读出音引渡到国音。     三、研究台湾与国语的词类对照。     四、利用注音符号,贯通中华文化等。     为了加快国音普及的推进速度,在魏建功的提议下,广播电台开设了国语讲座,由齐铁恨口授,林良用闽南语帮助台湾省中小学教师备课。     讲座开办时,先由魏建功讲了“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的讲话,那是他刚到台湾的2月上旬,到了中旬,他又在电台为这篇讲话作了“申解”。他说:     我来到台湾的第二个星期日晚上,曾经在广播电台广播了一篇广播辞。那是一篇为了牵就时间限制和听众了解的演说,内容有些晦涩。现在从头细说,作为一种通俗学术讲话。     请让我录原辞,随时补充说明。     “国语是什么”(原辞)我们都知道台湾光复了,以后第一件要紧的事情,是推行国语。在一般人的想像,国语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话,不管它是上海、重庆、南京、温州、汕头,广州、厦门、福州或是西安、兰州、开封、太原、济南、天津、保定以至于辽宁、宁夏、昆明、琼州,只要不是用abcd……和ァィゥェォ工才拼念的话,都可以当作国语。这样,我们在台湾就可以用台湾话当作国语,无庸另外再有一套什么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国语了。     (申解)我们的国语是用北平话做标准的。北平话的标准也是有条件的。这条件是北平社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日常应用的话,并不是北平话一概算做国语,提到“国语”这一个名词,它的沿革就包涵了很多民族兴衰的回忆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器度是没有种族和血统的歧视,纯粹从文化上融和起来,历代往往容纳进许多的宗族。宗族和宗族之间的交际,互相采取足以达到完全了解的工具,所以用声音表示的语言工具有所谓“雅言”。记录语言用图形或符号表示的文字,在我们国家就成了一种共同表意的标识。我们的文字可以被宗族以外的民族借用的道理在这里。一般人误解了这个道理,把成为表意标识的一点儿作用当做天经地义,而埋没了表意的标识与所记录的语言中间的联合一致。当初的“雅言”实在就是现在所谓的“标准语”,“雅”字的古训是“正”,“正”即是标准。“雅”和“俗”,两者之间只是指明内容应用的范围的分别:“雅”的普遍,“俗”的偏僻。我们距离古代远了,这种分别已经不能确切明了,不过从文学古典的《诗经》所分“风”“雅”来推想,大致也还能窥探出一点痕迹。因为古时候国的观念和后代不同,所以只有“雅言”一个语词,而“国语”一个语词倒成了狭义的“列国的人的言论(语)集的专名(《国语》、《国策》书名的国语)。这样一直向后代传下来,宗族不断的增加新分子,文字也不断的增加了新的表意作用和形式,语言更不断的增加了新的声音和组织。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我们的雅言自然在生长,最初统一的力量多半依靠政治,造成一种用“帝王都邑”流行的系统做标准的事实。我国的历代都邑自周朝起,都在黄河流域,如咸阳洛阳长安开封,而北平是最后最久的一个。中间因为外族侵入,发生民族迁移的事,语言也分出许多支来:有五胡的侵入,向南分出了金陵一支;有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侵入,再分出了临安一支;有满洲民族的侵入,又分出了桂林和昆明两支;北平的音系却是从临安一支分出时起慢慢的养成了现在唯一的标准资格。五胡以至于满洲,人民已加入中华民族,生活习惯完全融和了,语言文字也完全混和了。他们有些在统治中原的时候,曾经把自己一族的语言称作“国语”过。这个“国语”的意味带点血腥气,是征服者的自骄自傲的名目!我们知道最明白的是金人称女真文做“国书”,女真语当然是“国语”;元人称蒙古文,清(后金)人称满洲文,都叫“国书”,而“国语”成了少数统治我们的外族语言的特别名称。这是“国语”一个语词演变到第二阶段的意义:统治中国的外来民族自称他们的语言的名目。民国成立了以后,才演变成第三阶段现在的意义,“中华民国人民共同采用的一种标准的语言是国语;国语是国家法定的对内对外,公用的语言系统”。这个系统由许多语言不同系统的人荟萃在一处,互相融和,尽力推心置腹,不知不觉,去泰去甚,选择出最方便最容易的声音锻炼成最简单明了的组织。国语包括(1)代表意思的声音叫“国音”;(2)记录声音的形体叫“国字”;(3)声音形体排列组合表达出全部的思想叫“国文”。排列组合的规矩就是“文法”。……我们有得经过一千多年培养,二三百年应用,几十年政府提倡的声音系统,当然应该切实推行。所以,北平语做标准国语是有它的来历的。     ……     (申解)标准国语的来历,从北平建设做都市说,就有一千多年的培养,拙著《北平音系十三辙序》说的很详细;从通行于清代全国官吏说,就有二三百年的应用,所以有官话之称,西洋人叫它“Mandarin”;从开国以来,开会审音读音,颁布注音符号,编行《国音常用字汇》和《中华新韵》,小学科目改订国语,就有几十年由政府的提倡。有如此的经过,还不能得人了解吗?所以台湾光复以后的国语运动,使得我们直觉地知道国语的重要,而更显明的教训了我们理智的认识国语的实质。……     他讲得是这样的深入浅出,不用讲更深的大道理就能使台湾人了解推行国语的重大意义。他更加具体更为深切地说:     日本语音不能独立发一个声,所以我们字音的收声尾的读法,他们非用一个假名全音表示不可,台北的北字所以就只有联着“ウ”“夕”来注他的-K尾了。台语有我们的方音注音符号可以表示得很正确。关于我有书一句日本语,依着我的使命和誓愿,恕不用假名写出!这一点,我呼吁本国同胞之间似乎不应该用外国语言做交际语,是国家“主权”和“地位”的表现!是政府语文教育成绩的表现!是所谓“精诚团结”的表现!说老实点,是“体统”!是“面子”!台湾省的同胞热烈要国语,我们要人人用标准国语和他们交谈。我们不能只贵望本省人说标准国语,而我们从国语流行的乡土来的反而不能说标准国语!新的中国一切应该真正标准化!……     我相信,敌人夺得去台湾的河山,已经重归了祖国版图;台胞表达意志的方式,根本敌人是不能改变的,恢复起来一定很快!我们要稳稳实实的清清楚楚的先把国语声音系统的标准散布到全台湾。这是在台湾同胞与祖国隔绝的期间,国语运动的目标,传习国音——“统一国语”的基础。     魏建功在讲话中大声疾呼:     从今以后,我们由台湾丧失而积极开始完成大功!岛省人士,我们希望他们踊跃的说国语,大胆的说,语言要先从敢说不管错不错练习起。岛省以外的人士,我希望咱们也踊跃的用国音说正确的国语!     魏建功的这篇声情并茂,激励人心的演说,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中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这篇演说辞后来发表在1946年2月28日《现代周刊》第1卷第9期上。     国语会人员来到台湾后,很快便办起了一个《国语通讯》,作为指导台湾国语运动,交流经验的窗口。魏建功为《国语通讯》写了发刊词《国语通讯书端》。他写道:     这是台湾省国语界同志公共的一个园地。我们要藉它传播国语界的一切消息,发表国语界的一切意见,建设国语界的一切研究,完成国语界的一切贡献,因此就又不仅仅是“台湾”国语界公共的园地。     在此期间,魏建功连续撰写、发表了《国语运动纲领》(1946年5月21日台湾《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期)、《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语学习国语》(1946年5月28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2期)、《国语的四大涵义——跋劳乃宣先生致中外日报书并答吴守礼先生》(6月4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3期)、《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谈注音符号教学方法》(7月6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9期)、《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1946年7月11日在台湾电台的广播词,载《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0期)、(《国语辞典里所增收的音》(1946年7月30日《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1期)、《台湾语音受日本语影响的情形》(《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1期)、《日本人传讹了我们的国音》(《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1期)、《国语通讯两则》(1946年12月《国语通讯》第2期)、《国语的德行》、《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旨趣》等文章,直接、适时地指导着台湾的国语运动。     他一再阐明“国语”的涵义,纠正一些误谬观念。他在《国语通讯书端》一文中说:     我们说过“国语”的涵义不限于说标准语,国语包括了本国语文的全部分。这个观念明白指示出来的人要算是国语运动的元老吴稚晖先生。当民国三十三年春天,我们在重庆举行国语运动周的时候,他曾经把“国音”“国字”“国文”三者包括起来,算作国语的内容。这是极精辟的见解,可以纠正一些误谬观念的说法一)国语就是“注音”符号,(二)国语就是北京话,(三)国语就是白话!     魏建功依据1944年3月在重庆国语运动周制定的《国语运动纲领》,提出了一个“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即:     1.实行台湾语复原,从方音比较学习国语。     2.注重国字读音,由“孔子曰”引渡到“国音”。     5.刷清日语句法,以国音直接读文达成文章还原。     4.研究词类对照,充实语文内容建设新生国语。     5.利用注音符号,沟通各族意志融贯中华文化。     6.鼓励学习心理,增进教学效能。     (见《新生报·国语副刊》第1期《国语运动纲领》)     魏建功针对台湾人用学日语的方法,把国语当作外语来学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台湾方言(闽南语)与国语的对应规律来掌握国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编写了《国音标准汇编》,以帮助台湾同胞学习掌握“国语”。他在《新生报》办了个“国语周刊”,在北投设立了“国语示范推行所”,又在各地举办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国语演讲竞赛,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他于1946年7月11日在台湾电台《学国语应该注意的事情》的广播词中讲道:     台湾话的闽南语系统和客家语系统都是祖国语音的一种,使用这些祖国语音的全省人口约有六百万,在这过去五十一年中间,日本政府的力量,把我们这些祖国语言推挤回到家庭使用,实造成中年以下的青年人少年人渐渐不会说,是从不许自由使用变成不会自由使用的地步!现在我们光复了,这一点天然赋有的使用母语的权利,怎么不应该恢复呢?从六百万人的总数看,究竟说台湾话的人还是多数。我们为了矫正现在一面丢了日本“国语”,又忘了台湾母语的观念,特别指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注意:本省国语问题有双重意义,第一点是“恢复自由使用祖国语言”,另一点才是“推行国定标准语言”。     教青年与少年以及幼年儿童学习国语,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依我们的观察,这一方面的成绩很好,进步也相当快,两三年后,等他们学业告一结束的时候,预料本省国语标准的建设就可大告成功。     把青少年及儿童学习国语作为推行国语的主要任务,这实是很有见地和极为有力的措施。     果然,数年后,当少年儿童长大成人,成为台湾人民的主要成分时,台湾的国语运动真正是大功告成,国语已在台湾普及,台湾人整个讲的是国语了。     我们且来看看这效果:     1994年,老舍先生的哲嗣,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到台湾参加学术活动,他对台湾的国语普及程度之高表示了惊讶。他在《乡音灌耳》一文中写道:     到了台北,一下飞机,遍地的台湾“国语”声,亲切得不得了,和在香港听到的口音大不一样,大有“到家了”的感觉。     普通语,在台湾仍然按老习惯叫“国语”,反正是一码子事,都是以北京音为基础。     台湾人居然一口北京话!而且全岛由北到南,由西到东,由大人到小孩,由外乡人到原住民,全会!     全岛2000万人全说北京音的“国语”,真是一大奇迹。     转了几个城市,发现一个秘密,每个城市都有《国语日报》分社,总社设在台外（北？）,还有“国语日报出版社”,每日出报出书,专司普及“国语”之事坚持了十几年,始终不懈,雷打不动,每个字都用拼音,一注到底,十分认真和执着。     原来,有一批由大陆过去的语言学家,早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到了台湾,抱成一团,拼死拼活地干,硬是用“国语”把台湾的语言彻底地人工地改造了,把日本语的影响由根儿上加以铲除,实现了语言上的大统一。     语言,在这儿,出人意料地,成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坚强纽带;而语言学家则是祖国统一这一伟大实践的天然的先行者。     这群杰出语言学家的领袖一开始是魏建功和何容先生,稍后则是何容和齐铁恨先生……     (1994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946年11月,魏建功专程回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赴台。在北平期间,12月13日,他在北大蔡孑民先生纪念馆主持召开了“中国语文诵读法座谈会”,主要是为研究中小学语文教育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朱自清、黎锦熙、朱光潜、冯至、徐炳昶、潘家洵、沈从文、游国恩、余冠英、郑天挺、顾随、孙楷第、周祖谟、吴晓玲、阴法鲁、赵西陆、李长之、赵万里、向达等。座谈会开了三个小时,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     魏建功在北平招聘“国语推行员”期间,北大校长胡适曾委托杨振声找魏建功谈回北大之事,拟委任魏建功为北大训导长,魏建功坚辞不就,只答应待台湾推行国语工作安排妥当后,再回北大任教。     1947年3月2日,魏建功去上海参加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与叶圣陶、陈望道、章锡琛、郭绍虞、周予同、方光焘七人被选为理事。     4月,魏建功回到台北,他主持改组了“国语会”,由何容任主任委员,洪炎秋任副主任委员。另设“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闽台区办事处”,魏建功以全国国语会常委身份主持办事处的工作。     1946年6月,原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被聘为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寿裳来台大后,立即聘魏建功为教授。其实,1946年4月,魏建功来台湾后不久,就受聘为台大文学系教授,但他并未到职任课,却介绍台静农、裴溥言等到台大任教。此时,一般老友又到了一起,自然很觉惬意。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在全国推行国语教育,需要大批培养各地师范学校的国语师资,以便更广泛地在少年儿童中推广国语。据此,指定在北平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台北台湾大学、江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几所高等学校设立国语专修科,学生的来源由附近相关各省的教育厅在高中和师范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选送。魏建功到台大后,就兼任了台大国语专修科主任。他请了在国语会工作的何容、王玉川、齐铁恨、方师铎、朱兆祥、洪炎秋、黄得时、夏德仪等专家学者来任教。魏建功讲授国语沿革,何容讲国语文法,齐铁恨讲国音标准,高鸿缙讲文字学。台大的国语专修科办得十分红火,培养了一批国语工作者。     1948年1月,教育部长朱家骅来台湾视察教育,魏建功向他建议在台湾创办一份《国语日报》。其实,在1947年,魏建功、何容、方师铎等人就曾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把原设在北平的《国语小报》迁到台湾来办。这样,教育部便决定把北平的那份注音报纸《国语小报》迁来台湾,改名为(《国语日报》,并由魏建功、何容等人主持筹办。于是,魏建功便紧锣密鼓地筹办起《国语日报》来了。     1948年6月,魏建功回北平办理《国语小报》设备迁台事宜,在北平期间,他答应了胡适校长的要求,准备回北大任教,并且开始在北大中文系讲课。此时,台湾大学校长已提出聘魏建功任台大文学院院长,现在,要回北大,于是便由胡适出面致函庄长恭校长,代为婉辞。     在北平期间,魏建功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     9月间,魏建功回到台北,办理国语会的交接手续,同时创办《国语日报》社,他兼任社长,副社长由从北平押运《国语小报》印刷机及注音铅字来台湾的北师大教授王茀青(寿康)担任。总编辑梁容若,经理方师铎,社务设计委员有何容、洪炎秋、齐铁恨、祁致贤、王玉川5人。胡适为《国语日报》题写了报头。     1948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那天,《国语日报》创刊号正式发行。《国语日报》是在资金匮乏、设备简陋、人员短缺的困难条件下创刊的。它以推行国语运动为主旨,内容均是用浅显的文字来编写,加上注音符号,适合于普通大众来读。另外,报社还编印了各种注音读物。开始时,《国语日报》每天只出4版,后来,渐渐发展为16版。在台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是看《国语日报》长大的。”     在胡适的催促下,魏建功于1948年12月初携眷回北平,回到母校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他在台湾推行国语的开创性工作便从此结束了。而此时,北平正在解放大军的围困之中,迎接着和平解放。再晚几天,也许魏建功便回不来了。     魏建功等人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的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是不可没的。1993年,台湾世界华语文教教育学会秘书长董鹏程在《台湾推行国语教育的经验与对外推行华文的展望》一文中写道:     台湾国语的推行,经过40多年的努力,已经成为全民共通的语言,几乎没有人不会说国语。所以有这样的成功,可以说是由于当初所拟定的政策正确,以及当时参加推行国语运动人士的热心与努力,几乎把它当作一种宗教,一种信仰来推动,希望凡是中国人都会说国语,亲切地使用一种语言来交谈。当然台湾同胞热烈、认真、努力的学习,是成功最大的一个因素。还有几十年来,出版社、报纸印行注音读物,广播、电视台的国语节目,各级学校的教师之国语文教学,尤其是国小老师对教学之认真,使国语的根深植在每个人心中,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开花结果。(见《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     刘坚在《我所认识的俞叔迟先生》一文中也写道:     台湾光复以后,他(俞敏)随天行(建功)先生去台湾推行国语,为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至今还在叫嚷台湾闽南话不是汉语的一种方言而是什么“台湾”的“国语”。魏先生、俞先生他们半个世纪前所做的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也许当时还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今天是越来越清楚了。     (见刘坚《人与文——忆几位师友论若干语言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管季超0712

《话说推普》

袁钟瑞

[话题四]
从官话到国语

明清的官话，广义地说，是指广大北方话区的方言，例如陕甘宁的话叫西北官话，云贵川的话叫西南官话，九江南京镇江话叫下江官话；狭义地说，官话就是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华北东北话。虽然明清时期出版了许多以北京语音为基准的韵书，但是官方并没有为官话确定语音标准，就是说官话并没有准确的界定，大概是官场上通行的，各地人都容易听懂也都容易撇上几句的那种话就是官话，而京腔京调的北京话则是公认的“标准官话”。
到了上个百年之交的历史时刻，中国遭遇到历史上空前的民族灾难。自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而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已沦为一块任列强宰割的肥肉，中华民族岌岌可危。立志中华复兴的有识之士纷纷把眼光转向列强寻求强国之路。在语言文字的现代化方面，立志强国富民的志士们也开始进行艰苦的探索。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点。从1916年《新青年》问世起，一直延续并伴随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文化深刻变革。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公开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高高擎起“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引进了令国人耳目一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文化上开展“文学革命”，进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的萌芽阶段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
第一个提出统一全国语音的人是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驱、福建厦门人卢戆章。卢戆章是创制汉语的字母式拼音方案的第一个中国人，他于1892年创制的用来拼写厦门话的“切音新字”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卢戆章还提出使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实行“词素连写，词间分开”（即“分词连写”），主张用汉语拼音辅助教育的普及，主张文字横排，主张拼音字和汉字并用。尽管卢戆章最初的统一全国语音是主张以南京话为统一的语音标准，但是他毕竟是“语同音”的首倡者，为日后他人主张推广国语（普通话）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此后又有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提出“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的“书同文，语同音”的主张，福建人蔡锡勇创制了拼写北方白话的“传音快字”，力捷三先后创制了拼写福州话的“闽腔快字”和拼写官话的“无师自通切音字”，江苏人沈学创制了“盛世元音”拼音字，王炳耀创制了最终要统一于“北音”的“拼音字谱”，等等。这里要特别提到天津人王照，他创制了以官话为标准音专门拼写“北人俗语”的“官话合声字母”，激励主张用“京话”为共同语，他说官话“宜取京话，因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傅于海，纵横数千里之土语，与京语略通。是以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可以说，主张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王照是第一人。
虽然这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拼音文字比方块汉字易学，拼音可以帮助学习繁难的汉字等多种好处，但是没有语音的统一，面临汉语方言的严重隔阂，这样的见识总是不能实现的。几年前，一位荷兰记者曾经问我：“你们的汉字实在太难了，你们的方块字什么时候才能变成拼音文字啊？”汉字要不要和能不能改为拼音文字，是个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的大问题，但是我只用一句话就解答了这道难题：“中国的方言隔阂太大了，如果要搞拼音文字，它的前提是必须普及普通话。”他恍然大悟，连称“是的、是的”。当然，普及普通话又要靠拼音来帮助人们学习普通话，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1902年, 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总教习、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努力，已在全国普及了以东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语”，受到启发，归国后，在给管学事务大臣张百熙的信中主张以北京音统一全国语言，并提出用王照的官话字母作为统一国语的工具。在他的影响下，张百熙和张之洞等人联名奏定《学部章程》，其中说：“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致，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实由小学堂教字母拼音开始。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不通、格格不入的意思）。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到了清王朝尾声的1909年，资政院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定名为“国语”，临危的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了这个建议（此前清廷一直是把满语作为国语的）。1911年8月10日，清廷学部召开的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法案》，决定在北京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成立分会，准备审定“国音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和国语字典，学部和各省设立国语传习所等事项。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就推翻了清王朝，这些决议自然无法付诸实施了。
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年，民国政府的临时教育会议就肯定了“国语”这个名称，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语。第二年又召开了有各省代表出席的“读音统一会”。会上各省代表意见不一，争论激烈。争论的焦点何在呢？原来，虽然大家都同意推广国语（官话），待到真要确定国语的语音标准时，才发现大家对官话的理解并不一致，非所有的人都赞成官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王照等人互不相让，最后决定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语音特点，如区分尖团音和保留入声。
所谓区分尖团音，就是原来在北京话里与“坚（jiān）”“强（qiáng）”同音的“尖”、“墙”要读成ziān和ciáng；所谓入声，本是北京话里没有的，北京人、天津人、河北人、东北人根本就不会读入声字，南方方言里的入声字在北京话里早就归入“阴、阳、上、去”四声了。国语要不要保留入声也是会议的争论焦点之一。会议从2月份一直开到5月份，可见国音之难产。最后无奈，会议以每省一票的投票方式决定了6500个汉字的逐个读音，后人称之为“老国音”。这种老国音是人造的南北方言的混合物，自然无法真正推行开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拼写老国音的“注音字母（后人又称“注音符号”）”，这套“注音字母”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今天50岁以上的人当初上小学时学的就是“注音字母”，例如“中国”的注音是ㄓㄨㄥㄍㄨㄛ，“北京”的注音是ㄅㄟㄐ丨ㄥ。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大大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这是完全正确的见解。所谓国语，应当是有典范的书面语言为依托的全国通用的语言，因此国语语音标准和词汇语法规范的制定必须倚仗白话文学的发展。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翼，互助互动，相辅相成，分别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1916年，蔡元培等人成立了“国语研究会”，会员很快达到一万多人。1919年北洋政府在教育部下设“国语统一筹备会”，负责推行国语的各项事务（相当于今日笔者就职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普通话推广处），并且把全国国办学校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意义非凡，说明语文教育从书面语教育转向口语与书面语教育并重，也说明普及国语于国家和民族之意义重大）。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对难以推行的老国音和注音字母重新修订，由于白话文运动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会议顺利地放弃了人造的老国音，确立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剔除了入声，为国语运动和后来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1928年北伐成功后的国民政府把“国语统一筹备会”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聘请知名学者和语言学家负责国语规范标准的制定和国语推行工作，国语运动从此正式成为政府行为。国语运动培养了大批国语师资骨干，出版了国音字典、国语词典、国语留声唱片（相当于今日之录音带和CD唱盘），取得了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发表了许多宣传国语的文章，为国语（普通话）在全国的推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筑造了宝贵的基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普遍和兴盛的文明戏（话剧）、电影和无线电广播都使用国语，加上学校的国语教育的作用，使得国语在全国的影响日益扩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沦陷50年的台湾省回归祖国。为尽快扭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语言奴化教育的影响，当时的中央政府向台湾派去著名学者魏建功等一批国语专家去开展国语运动，由于台湾同胞对回归祖国充满热情，加上国语教育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所以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在台湾全省普及了国语（普通话）。
从上边所说的，好象国语就是普通话。那么国语和普通话到底是不是一码事呢？

管季超0712

台湾国语教科书插图的走向

台湾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系　黄声仪

台湾国语教科书插图的走向 台湾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系　黄声仪 【编者按】黄声仪女士现任台湾台中教育大学语文教育系暨研究所教授，她长期从事语文教学与教材的编写研究工作，科研成果颇丰。主要著作有：《王若虚及其诗论研究》《国小国语科习作内容及其教学之评估》《国小新编国语习作的走向》《华语教学能力认证考试“华语口语与表达”测试重点分析》《ＬＱ智慧语文》等。本刊此期发表的《台湾国语教科书插图的走向》一文，是黄声仪教授在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举办的“第六届两岸四地小学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上所作的专题演讲。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对教材编者以及语文教师有所启示。 ２０世纪末期教育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１９９６年台湾正式实施了《新课程标准》，教科书的改革势在必行。为增加教科书的观感，拓展市场，各出版社无不铆足全力，在内容、形式上作大幅度的更新。许多优秀的绘本插画家纷纷投入绘制教科书的行列。这些生力军打破传统的教科书画风，用色明亮大胆、笔触生动活泼，再加上使用的媒材、技法丰富多元，使得台湾教科书插图风格大变，令人耳目一新。 一、国语教科书插图的要求 绘制教科书插图与绘制绘本有所不同。教科书插图是辅助学习课文的利器，是一种与文字讯息并行的视觉符号讯息系统。儿童由插图不但可获得抽象文字信息的具体形象认知，更可提升阅读的兴趣。因此，教科书插图首重精准正确，能辅助传达课文内容，其教育性远大过插图本身的艺术性，与绘本强调经验形式的美感图像相去甚远，插画家挥洒自主的空间极为有限。由于插图具备多重功能，专家学者在评鉴教科书时，都会将插图纳入考虑的范围内。归结海内外对教科书插图的相关规范，国语教科书插图的检核要求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图文关系 插图本是依文而设，其目的是为传达课文意旨、表现内容意境、辅助儿童学习认知等。因此插图要精准呈现文字内容，充分辅助课文的阅读与理解。 （二）服务对象 课本的使用者是学生，因此，插图在绘制时应以学生为本位，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阅读能力”“理解技巧”等特点。以学生的认知程度为出发点，贴近学生的生活经验与背景，以增进学习的成效。 （三）插图表现 教科书插图对学生视觉美感及艺术欣赏能力的培养，具有极大的辅助功效，所以插图在色彩方面要求赏心悦目，浓淡适度；配置方面要求比例合宜，位置适中；题材方面要求丰富多元，以营造情境气氛。 二、国语教科书插图的走向 （一）插图绘制由单人走向群体 台湾《新课程标准》实施以前的国语教科书，各册均由一位插画家负责绘制插图，所以画风较为单一。直至１９９６年教科书市场开放后，为适应市场的需求与竞争，各版本从封面、美编到绘图，均由十人以上的团队一起讨论、设计，不论在题材、技法、造型等，皆有别于以往插画保守式的表现，展现多变丰富的风格面貌。 （二）图文配置由分离走向合一 早期的插图不但图文分离，且界线分明，避免图画干扰文字。如，图１的《海之歌》一课的插图，天空不敢逾越文字，图文切割整齐，显得生硬呆板。 图１　《海之歌》 现今的插图则重视图画与文字融为一体，重视整体的视觉效果。如，图２的《蓝湖》一课的插图，文字呈现在清澈的湖面上，与四周缤纷的花草树木融为一体，呈现赏心悦目的整体美感。 图２　《蓝湖》 （三）插图内容充分反映时代性 教科书插图不仅是平面艺术的造型活动，也能透过场景内容、服饰器物及情境气氛等要素，具体呈现画家创作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 例如，“教师方面”的差异。早期教师的服装、表情与肢体动作都很庄重规矩。让人充分感受到课堂气氛的严肃保守（图３左）。现在的教师已从讲台走入学生中间，和学生讨论课题，从座位的安排、教师服装、学生面部愉悦的表情，都可以感受到师生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以及愉快的学习气氛（图３右）。 图３（左）　　　　　　　图３（右） 图４（左）　　　　　　　图４（右） 又如，“亲子相处”的差异。早期的插图重视家庭伦理中尊敬长辈、长幼有序的精神内涵。如，图４（左）家人服装整齐、正襟危坐。表情、肢体动作、座位都充分显示出角色间的辈分关系。一家人看似在严肃地讨论事情，其实在玩猜谜语的游戏，令人感受不到轻松愉悦的气氛。图４（右）则如实反映了现代家庭休闲生活的样貌，氛围转为轻松自然，愉快活泼。父母穿着休闲服，妈妈脚穿拖鞋，爸爸光着脚丫，极为贴近实际生活。 （四）插图风格的改变 １．造型表现由写实趋向概念化。 早期的插画家对于造型的诠释方式，多半以客观写实为主，忠实呈现原始物体的样貌，讲究比例、色彩、质感、空间以及明暗光影的写实再现。现今的插画家对于插图中的人物或动物的造型，则多采用概念化的方式呈现，不但改变局部比例且省掉许多细节的描绘，对于需要特殊强调的地方，甚至用夸大、变形的手法来凸显，使插图更具儿童化与趣味化。如，图５《新年到》一课，为了强调作者长了一岁，学会了写字，还学会了写卡片给外婆，于是把笔和卡片放大处理，脸部则省掉细节的描绘，用以凸显主题。 图５　《新年到》 ２．角色行为由写实趋向拟人化。 早期的插图中，对于角色的行为表现，大多采用写实性描绘，维持现实世界中动物的外形与行为特征，以致无法充分表现角色的情绪，传达课文中的精神。现今的插画家则大量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使角色的行为更贴近儿童所认知的人类生活，不但容易引起共鸣，也丰富了插图的内容。如，图６“蒲公英种子”为了要在新的土壤里生根，不断地飞翔，追逐着太阳，追逐着月亮。蒲公英脸上愉悦的表情，月亮鼓励的微笑，都充分表现出追逐新生的喜悦。 图６　蒲公英种子 ３．分镜画面由单一趋向多元化。 早期教科书插图，几乎全部以独立的分镜画面表现为主；现今的版本除了独立的分镜画面外，另外还加入了“融合的分镜画面”与“系列的分镜画面”等表现手法，利用多样的分镜画面，除了增强图像的叙事功能外，更能呈现较为丰富的文字内涵。如，图７《泰雅族的纹面文化》中，画出泰雅族人到了十四五岁，女孩学会织布，男孩学会打猎，经过族人的认可，便可在脸颊上面刺上花纹，表示长大成人，可以参加族里的活动。 图７　《泰雅族的纹面文化》 ４．色调表现重视情境气氛的营造。 插图中的色彩能够烘托情境，营造气氛，并传递人物的情绪感受、心理状态。例如，中国人喜欢把红色当作喜悦、欢乐的象征。作为情感的表达媒介，色彩的效果是最直接、自然的方式了。早期的教科书插图，用色极为保守含蓄，且背景多不上色，让读者无法感受情绪与气氛。现今版本的课文插图中，利用色调烘托气氛的手法，随处可见。如，图８《我的爷爷》一课，叙述爷爷退休以后，回乡下老家，捡拾树根、断木做他喜爱的木雕，图中用暖色表示爷爷生活的温馨幸福。 图８　《我的爷爷》 （五）插图技法丰富多元 由于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插图的表现技法与题材也不断翻新。不同的题材、技法增强了插图的功能性，除了辅助文字说明外，更能渲染文章的情境，增进读者的阅读兴趣。台湾插画家经常会“混合运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材料，并利用“复合式”的技法搭配，以避免画面过于单调。如，图９《小熊过冬》一课，便运用了纸雕、水彩、喷漆、粉彩等技法，以增加画面的丰富度。 图９　《小熊过冬》 三、教科书插画家的观点 绘制绘本时，插画家可以充分展现个人的想法、风格与创意，创意反而是加分的重要因素。但绘制教科书插图时，个人创意与风格则须隐藏于教育目的之后，甚至不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插画家绘制教科书插图往往受制于下列各项要素：（１）课文的情节内容；（２）课本的指定版面；（３）教育的现实层面；（４）审查委员的主观好恶。基于以上因素，加上动辄被要求修稿、改稿、甚至退稿，所以许多知名的插画家皆不愿投入绘制教科书插图的行列。如，图１０《过桥》一课，左边是原图，因未能清楚呈现过桥的主旨，被改换为右图。 图１０　《过桥》 四、学生对插图满意度的调查报告 为了解国小学生对现行国语教科书插图的喜好情形，本研究特别针对台湾低年级学生进行调查访问。因低年级学生的认知发展正处于图示的敏感期，对图画的感受敏锐，对图像表达的需求殷切，他们的意见最值得参考。经调查得知，学生对“南一”“康轩”“翰林”这三个版本的插图，满意度皆达８５％以上。 五、学生对插图好恶的观点（见下表） 六、结语 目前台湾国语教科书插图，无论在内容呈现、版面编排、题材技法、色彩运用等方面均有长足的进步，深受学生及教师的肯定与喜爱。为提升未来教科书插图的质量，提供建议如下。 （一）培训专业教科书插画家 目前台湾并没有专业教科书插画家，大多数插画家皆由绘本插画家兼任。由于插画家缺乏对教科书插图教育性的认知，往往造成插图内容呈现不佳或解读错误情况发生，故应培训意愿高、有素养的专业插画家，以提升教科书水平。 （二）重视使用者的好恶观点 由于国小学生对于插图的看法与成人不同，如，低年级学生喜欢热闹、充满色彩的画面，而成人则喜欢留白的美感等。所以应重视使用者的好恶观点及建议，以作为插图绘制的参考。 （三）建立插画家、作者与教师的沟通渠道 作者为课文文字的创作者，插画家为插图的创作者，而教师为课文的讲授者。若三者间建立起沟通的渠道，互相提供意见，共同研讨文字与插图呈现的最佳模式，必能发挥插图的最佳效能。

2008-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