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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20 1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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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
时间:2011-05-11 作者:羅運環、張丹、吳國恒
內容摘要：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果。文章從不同角度對已有文化研究論著、具有普遍意義理性問題研究的進展進行評介。同時對不同階段中的一些研究特點、現存問題、改進措施也作了分析和探討，將有益於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和發展。
關鍵字：改革開放30年；中國地域文化研究；回顧展望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歲月的洗禮。三十年間，各個行業和領域發展迅速，一派繁榮昌盛。其中，關於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更是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果，不論是地域文化本身的理論研討，還是各個地域的文化研究，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嶄新局面。本文將對三十年來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和成果進行總結研究，既回顧以往，也展望未來。
一 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組織、活動、刊物及研究歷程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以後，到20世紀 80年代初，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學術繁榮，文化熱潮的掀起，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也逐漸展開。地域文化熱點開始形成，標誌性事件是1982年的上海學術會，有人提出，我國文化可按歷史地域分成齊魯、三晉、吳越、楚、巴蜀諸文化。[1]此後，楚文化、吳越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秦文化、晉文化、巴蜀文化等一些地方的地域文化研究相繼開展起來。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成為熱潮，標誌性事件是全國性地域文化叢書的出現，本學科也在迅速發展中日趨成熟。
進入21世紀後，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熱進一步升溫。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任務。會後，各省市自治區積極行動，廣東率先於2003年1月首次提出 “建設經濟強省和文化大省”、接著其他各省區也都先後提出建設“文化大省（市）”、“文化強省（市）”的文化發展目標，如浙江省提出“發展文化產業，建設文化大省”、湖北省提出要實行“由文化資源大省向文化強省的跨越”。建設“文化大省（市）”或“文化強省（市）”，重在發展文化產業也就發展經濟文化。各省區並非單純的發展文化產業，而是全方位地開發利用本省（市）區的文化資源，組織學者研究本省區的文化，將地域文化研究與經濟文化發展結合起來，進一步掀起了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熱潮。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三十年來地域文化相關研究的具體情況。
1. 學會不斷增加
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成都召開，“中國古代史科研規劃會議”，會上就開始倡議以學會的形式研究楚國歷史文化等地域文化。此後，20世紀70-80年代之際開始，各地都先後成立了地域文化研究學會，其中尤以楚文化研究會最有代表性。也是1979年4月，緊接成都會之後，“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及第一次年會”在古都西安召開，成立楚文化研究會的倡議在會上得到廣泛回應，1981年春，便成立以湘、鄂、豫、皖四省考古工作者為主的“楚文化研究會”。此會一直活躍於現今。省級比較早成立的如湖北省楚史研究會（後改為楚國歷史文化研究會）、趙文化、吳越文化、齊魯文化、巴蜀文化等研究會。不過有些早期的地域文化研究會，其所研究的時段以先秦時代居多。
20世紀90年代前後，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後，新成立的省級學會研究多貫通古今，如山西省的三晉文化研究會、陝西的三秦文化研究會、內蒙古自治區的北方民族文化遺產研究會、湖北省荊楚文化研究會；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會、江蘇省吳越文化研究會，等等，都是如此。這是就其歷時時段而言。就其廣度來看，不同側重點的則更多。有以一特定的中心文化圈為對象的，如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有的以一種特色古文化為對象，如恩施州巴文化研究會、四川珙縣中華僰文化研究會、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居延文化研究會、遼寧省朝陽市朝陽三燕文化研究會等；有的以地方名人為對象，如紹興市名人文化研究會、徐州市蘇軾文化研究會；有的重在山水文化，如嵩山文化研究會成、廬山山南歷史文化研究會、杭州西湖文化研究會、浙江海洋文化研究會等；有的以民族或民俗特色文化為對象，如雲南省麗江市瀘沽湖摩梭文化研究會、長樂市媽祖文化研究會、婺源文化研究會等；有的以邊緣文化為對象，如湖北省吳楚文化研究會；有的以改革後出現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如海南省闖海文化研究會等；有的以姓氏為對象，如河南省許由與許氏文化研究會、河南省新鄉市林氏文化研究會等，這些學會的活動往往吸引海宗親團參加。有的以海峽兩岸文化為對象，如福建省閩臺傳統文化研究會、福建漳州成立閩南文化研究會等。此外，有的大學校園文化中也出現了以地域文化為對象的社團，如浙江省紹興文理學院吳越文化研究會（學生社團）、北京大學荊楚文化研究會（學生社團）、北京大學湖湘文化研究會（學生社團）等。
這些學會，一般都定期舉行學術活動。有定期或不定期的集刊，或會議論文集。大都有自己的網站，如河南省許由與許氏文化研究會、河南省新鄉市林氏文化研究會就有自己的網站。
2．研究機構逐漸增多
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尤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成都召開，“中國古代史科研規劃會議”以後，在各地域文化研究會先後成立的同時，各地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機構也紛紛建立：20世紀80年代先後建立的如；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了楚史研究所（楚文化研究所）；山東齊文化研究院（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等。進入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21世紀以後，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機構，先後在些高等院校、省級社科院建立起來。同時也受到國家及各省區的重視。
有的還進入了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如武漢大學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含楚文化與楚地出土文獻研究室）、安徽大學的徽學研究中心、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中原文化與民俗研究所）、中國海洋大學海洋發展研究院、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室）、內蒙古大學蒙古學中心（設蒙古語言文學研究室、蒙古歷史文化研究室）、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區域社會文化與教育研究室）等。另外還有直屬國家的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設在北京）。
有的省區社會科學院也增設地域文化研究室、所，如青海省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草原文化研究所。有些高等院校所設地域文化研究機構，或被納入教育部省屬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或被確定為學校的重點科研機構，如華中師範大學楚學研究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四川師範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紹興文理學院越文化研究中心、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河南鄭州大學中原文化資源與發展研究中心、河北師範大學燕趙文化研究中心；福建師範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華南師範大學嶺南文化研究中心等等。
這些研究機構的大量增加，主要是在20世紀90年末和21世紀，絕大多數在學校。其背景，一是與高校三個競爭，即：競爭教育部211工程、競爭國家和省重點學科、競爭國家和省級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有關。二是與各省市建設文化大省（市）文化強省（市）有關。這些研究機構一方面造就了大量的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成果。另一個方面舉辦了不少高規格的學術會議，主要是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如1999年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與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哲學史學會、湖北省哲學史學會聯合主辦的“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由淄博市人民政府、中國孔子基金會、山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山東理工大學、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主辦，臨淄區人民政府和淄博市社會科學聯合會承辦的“第六屆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等等。
3.研究專欄及專刊
隨著各地地域文化研究機構、學會、研討會的增多，相關學術期刊先後開闢專欄發表有關研究文章。如：《江漢論壇》、《東嶽論叢》、《東南研究》、《中華文化論壇》等雜誌，先後開闢有：“楚文化”、“齊魯文化”、“長江文化”、“中國地域文化”等專欄。
一些報紙的理論版也開闢中國地域文化專欄，如《光明日報》理論·史學版，與相關學會學術機構合辦有關地域文化研究專欄，如“荊楚文化研究”、“河洛文化研究”等專欄。
尤其是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的相關期刊，如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人文論叢》等，都很重視相關地域文化論文的刊載。國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的《中國藏學》、內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的《蒙古學集刊》、雲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的《西南邊疆民族研究》、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的《西北民族》、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的《中國西北邊疆》等期刊，分別對西藏、內蒙古、西南、西北等地的民族文化研究文章，都有較集中的刊載。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的《黃河論壇》，是有關流域文化的專刊。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的《大珠三角論壇》，涉及到較多的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域文化。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的《徽學》則是徽州文化的專刊。
二 中國地域文化史的研究
1． 遠古文化圈文化的研究
遠古文化圈，沒有經過後世國家行政區劃的影響，是一種自然生存的文化圈。這方面的成果，如：張緒球《長江中游新石器時代文化概論》（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鞏啟明，《仰紹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郭大順的《紅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張學海的《龍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劉軍的《河姆渡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欒豐實《大汶口文化：從原始到文明》，（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等等。從文化學的視野，對各文化圈的文化進行闡述。
2. 歷史文化圈文化的研究
歷史文化圈，溯源於遠古、夏商，產生於西周，成型於東周，沿襲於後世。最初以方國名、古“九州”州名為名，後來多以東周列國國名為名。歷史文化圈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三種，一是古國（多為東周列國）、古民族文化研究。二是貫通古今的歷史文化圈文化的研究。三是特別文化圈文化的研究。
（1）古國（多為東周列國）、古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如：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張正明的《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羅運環著《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董楚平的《吳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徐吉軍的《越國文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沈長雲等著《趙國史》（中華書局2000年）、肖平的《古蜀文明與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黃尚明的《蜀文化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陳平《燕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王學理、梁雲的《秦文化》（文物出版社2001年）、蔣炳釗等著《百越民族文化》（學林出版社1988年）、逄振鎬的《東夷文化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羅慶康《馬楚史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史金波著《西夏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等等。闡述東周列國文化，以及對秦漢以後的方國及古民族文化。
（2）是貫通古今的歷史文化圈文化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如：赤列曲紮的《西藏風土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周毅之的《香港的文化》（新華出版社1996年）、杜金鵬的《幽燕秘史—京都探古記》（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施聯朱、許良國的《臺灣民族歷史與文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尚衍斌的《西域文化》、盤福東的《八桂文化》、何綿山的《八閩文化》、高壽仙的《徽州文化》、鄒文生、王劍等《陳楚文化》、陳廣忠的《兩淮文化》、關萬維的《瓊州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段渝、譚洛非《濯錦清江萬裏流—巴蜀文化的歷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安作璋、王志民主編《齊魯文化通史》（中華書局2004年）、程有為的《河洛文化概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羅運環主編的《荊楚文化》、穆鴻利主編的《松遼文化》、林幹主編的《塞北文化》、林超民主編的《滇雲文化》、史繼忠主編《貴州文化》、趙吉惠主編的《三秦文化》、劉緯毅主編的《三晉文化》、許懷林主編的《江西文化》(北京教育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2006-2007年）等。
葛承雍撰《秦隴文化志》、單遠慕撰《中原文化志》、喬志強、李書吉撰《晉文化志》、杜榮泉等撰《燕趙文化志》、王恩田撰《齊魯文化志》、袁庭棟撰《巴蜀文化志》、張正明、劉玉堂撰《荊楚文化志》、董楚平、金永平等撰《吳越文化志》、方寶璋、方寶川撰《閩臺文化志》、張磊等撰《嶺南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
以上以史志的形式，按不同的歷史文化圈，多角度地對中華地域文化史進行了闡述。
3.山、水、路、長城文化研究
山、水、路、長城文化，包括名山山區文化、河湖流域文化、海濱海洋文化、絲綢之路文化、長城文化等。這些文化往往是跨政區、跨歷史文化圈，雖然可以分地域段來研究，但難見其全貌，總有管中窺豹之感。三十年來，大凡於山、水、路、長城文化比較重視整合研究。這方面的成果也體現出了這一特點。如：
名山文化研究成果，如：徐本堅編著《東嶽泰山》（科學出版社1982）、賈貴榮等《泰山文化探秘》（山東友誼出版1993）、十卷本《泰山石刻》(中華書局2007年)、徐順民、熊煒、徐效剛、汪國權等《廬山學--廬山文化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柴煥波《武陵山區古代文化概論》（嶽麓書社2004年）等等。
河湖流域文化、海濱海洋文化的研究成果，如：李學勤、徐吉軍主編《長江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侯仁之等編著《黃河文化》（華藝出版社1994年）、李學勤、徐吉軍主編《黃河文化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柳和勇《舟山群島海洋文化論》（海洋出版社2006）、徐曉望《媽祖的子民：閩臺海洋文化研究》（學林出版社1998年）、羅春榮《媽祖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王賽時的《山東海疆文化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李泉、王雲的《山東運河文化研究》(齊魯書社2006年)，等等。
絲綢之路和長城文化研究成果，如：常任俠《絲綢之路與西域文化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木基元等合編的《南方絲綢之路文化論》（雲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日]岡崎敬等人著《絲路與佛教文化》（業強出版社1987年）薛長年《西塞雄風：隴右長城文化》（甘肅教育出版社1999 年）等等。
4．邊緣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較研究
邊緣文化的研究成果，如郭偉民《楚區域邊緣文化淺議》（《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彭萬廷、馮萬林主編《巴楚文化源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趙毅、欒凡《文化邊緣地區與邊緣文化》（《史學月刊》2000年第2期）、羅運環《〈華陽國志〉所見巴蜀與荊楚邊緣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集刊》巴蜀書社2008年）等。依據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相關地域的邊緣文化。
對不同地域間文化比較研究的成果，如：邱文山等著《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齊魯書社2003年）、張正明著《秦與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等。
5. 政區文化研究
在我國研究地域文化，習慣按歷史文化圈進行研究。這種歷史文化圈的地域，有的大體可以同現今的省域相等。如齊魯文化、塞北文化、西域文化等，但大都跨兩個甚至三個省域，不能與現今的省域相等，有的省域就屬於某兩個或三個文化圈的邊緣文化，沒有獨立性，如江西、安徽、寧夏、甘肅等省區。所以以往往兼顧這些省區，如馮天瑜、林幹總主編《中華地域文化大系》安徽、江西、甘寧等省區。
進入21世紀以後，適應建設文化強省的需要，政府和學者們都很重視省區文化研究。省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逐漸增長的趨勢。尤其是原來兩省或三省區共一個文化圈的，也開始獨立按省域撰寫文化史。如：徐吉軍的《浙江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周積明主編《湖北文化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等等。
6. 斷代地域文化的研究
斷代地域文化的研究，有不少的論文，但專著還比較少見。其中如孫繼民、郝良真《先秦兩漢趙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對地域文化進行綜合性斷代研究。以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為例，該書討論並分析當時代表性區域文化的特徵，著重探討秦漢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區域文化傳統基因，進而對秦漢時期最高統治集團的區域文化觀和區域文化政策進行了認真的總結。
7. 地域文化研究叢書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地域文化的編撰處於高潮期，出現全國性的地域文化研究叢書，進入新世紀，地域文化叢書的編寫向縱深發展，更具深度和廣度。
（1）中華（中國）地域文化研究叢書
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出版的全國地域文化研究叢書可以以下三種作為代表：遼寧出版社組編《中國地域文化叢書》（遼寧出版社1991-1998年），共出三秦、齊魯、中州、荊楚、燕趙、臺灣、吳越、兩淮、徽州、三晉、巴蜀、江西、八桂、八閩、滇雲、關東、草原、瓊州、隴右、西域、嶺南、青藏、陳楚、黔貴文化等24種。陳萬雄主編《中國地域文化大系》（上海遠東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1998年），預計出版齊魯、東北、草原、楚、吳越、河隴、山西、華夏、西域、巴蜀、西南、華南、青藏文化等13種，實際出版前4種。中華文化通志編委會編《中華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上海人民出版1999年 》，共出版秦隴、中原、晉、燕趙、齊魯、巴蜀、荊楚、吳越、閩臺、嶺南文化志等10種。馮天瑜、林幹總主編《中華地域文化大系》(北京教育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2006-年）預計出版燕趙、三晉、三秦、齊魯、中州、荊楚、吳越、巴蜀、安徽、江西、松遼、閩臺、嶺南、滇雲、貴州、塞北、甘寧、西域、青藏文化等19種，已出版三晉、三秦、荊楚、江西、松遼、滇雲、貴州、塞北文化等8種。
以上四種,各自從不同角度對中華地域文化做了闡述。遼寧出版社組編本，除有的比較簡略外，特點是比較全，有一些特定的亞文化圈如《徽州文化》等。陳萬雄主編本，圖文並茂，主要為考古文物圖。中華文化通志本和馮天瑜、林幹主編本，都是比較專業性的地域文化史志。但前者欠全，後者尚未出齊。
（2）歷史文化圈內及流域文化等研究叢書
在全國性大型地域文化欲與收書編纂高潮期，各地紛紛編纂歷史文化圈內及流域文化等研究叢書。僅就山東一省而論，1997年出版山東理工大學齊文化研究院編《齊文化叢書》（全套分文獻集成、資料彙編、研究專輯、人物評傳四編，齊魯書社1997年出版）；2004年，開始出版王修智、張華主編《齊魯歷史文化叢書》（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解維俊主編《〈走進齊都〉系列叢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2007年開始出版王修智、張華主編《山東社會科學院齊魯文化研究叢書》（齊魯書社2007年）出現了編寫本省區地域文化叢書熱。其他省市的情況大同小異。如：湖北張正明主編的《楚學文庫》（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的《湖湘文化研究叢書》；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江蘇區域文化叢書》；三秦出版社出版的《三秦文化叢書》；林幹主編《內蒙古歷史文化叢書》（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等。
流域文化等研究叢書。如：《黃河文化叢書》由黃河流經的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八省區的人民出版社聯合發起，共同組織與編輯出版。自1990年9月啟動，歷時11年，於2001年完成整套叢書的出版工作。這套叢書共分十卷，分別是：《黃河史》、《黃河人》、《服飾卷》、《民食卷》、《住行卷》、《民俗卷》、《文苑卷》、《藝術卷》、《宗教卷》、《名勝卷》。整套叢書以黃河為主線，纂寫影響黃河文化和受黃河文化影響的人、事、物。闡述黃河文化。又如：《長江文化研究文庫》由季羨林任總編。《文庫》分綜論（季羨林主編）、學術思想（湯一介主編）、文物考古（俞偉超主編）、民族宗教（張正明主編）、經濟科教（章開沅主編）、文學藝術（袁行霈主編、社會生活（馮天瑜主編）7大系列，共52本，2000餘萬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對長江流域的文化進行多角度的闡述。
8.地域文化相關研究成果
地域文化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指各省編纂的省志和通史。如：安作璋主編的《山東通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伍新福、劉泱泱、宋斐夫主編的《湖南通史》（湖南出版社1994年）；《北京通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方志欽, 蔣祖緣主編的《廣東通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章開沅、張正明、羅福惠主編《湖北通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的《山西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程有為﹑王天獎的《河南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郝維民、齊木德道爾吉的《內蒙古通史綱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內蒙古通史》，（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宋光宇著《臺灣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等。省志，均由各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主持編寫，各省都編有省志，各縣也編有縣誌。這些通史、省志，均可與地域文化中史志相輔相成，使各地域的歷史文化成果豐富多彩。
二 地域文化理性方面的探討
1. 文化區與地域文化類型的研究
1982年的上海學術會上就有人提出，我國文化可按歷史地域分成齊魯、三晉、吳越、楚、巴蜀諸文化。此後出現多種文化區與地域文化類型的研究成果。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中國地域文化域分的理論方法及時空特點的，如譚其驤的《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復旦學報》1986年第2期)，胡義成《“秦學”研究的地緣文化學基礎——兼論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中的“東西”、“南北”模式》（《人文雜誌》2002年第6期）等。按文化要素探討中國文化區及文化地域特徵的，如周振鶴、遊汝傑的《方言和文化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1984年)等。按一定文化區和文化特徵的，如葉春生主編《區域民俗學》（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徐吉軍《論長江文化區的劃分》（《浙江學刊》1994年第6期）、張松林與張莉合著的《嵩山與嵩山文化圈》（《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葉岱夫《嶺南文化區域系統分析》（《人文地理》2000年第5期）等；綜合探討全國文化地域差異和文化中心變遷的，如陳正祥的《中國文化地理·中國文化中心遷移》《三聯書店1983年》。周振鶴主著《中國歷史文化區域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一書,彙集了語言、宗教、風俗三種文化區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區、區域文化地理六項專題的研究成果,對我國文化區的劃分進行了綜合性的深度探討。
在對地域文化進行分類研究方面，如李桂海的《對我國地域文化發展特點的一點思考》(《雲南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將全國文化分為河谷型、草原型、山嶽型、海洋型等四種類型，並討論了每一種類型的特點。他認為四種地域文化交流碰撞的結果，總的趨向是河谷型文化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而其他類型的文化卻相對發展緩慢，有的甚至被同化，因此他著重討論了河谷類型的文化。這種分類法比較超脫，只要屬於某類的可以跨越時空地歸為一類。這種分類研究性的文章極為少見。還有陶禮天的《司馬遷的地域文化觀》（《中國文化研究》1995年第1期）涉及到文化類型問題。他在研究司馬遷的文化域分時指出，從整體上看，司馬遷基本上已區別出中國南方的江湖沼澤文化、東部的海岱文化、西北部的內陸草原遊牧文化和中原高度發展的農耕文化這四大類型。這是將類型與地域性結合的分法。還有專就某種類型文化進行研究的。
2. 地域文化之間的比較研究
兩個地域文化區間的異同研究，如吳永章《越、楚文化異同研究》（《民族研究》1989年第6期），周新芳、葉海芹《齊文化與秦文化之比較》（《齊魯學刊》2003年第5期），張正明《秦與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邵先《齊文化與魯文化之異同論》（《管子學刊》2007年第4期），等等。利用現有文獻對不同地域文化從各個層面及文化特徵進行比較研究。
多個地域文化區之間的比較研究，則如胡兆量《中國文化的區域對比研究》（《人文地理》1998年第1期），張景芬《人力文化、人性文化和人格文化——秦、齊、魯文化比較》，顏炳罡、孟德凱合著《齊文化的特徵、旨歸與本質——兼論齊、魯、秦文化之異同》（《管子學刊》2003年第1期）。尤以邱文山等人《齊文化與先秦地域文化》（齊魯書社2003年）最為突出。該叢書從地域文化比較的角度切入，系統考察齊文化與先秦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3. 地域文化個性的研究
探討地域文化的個性，包括地域文化的文化特色、所賦予的特有的文化精神。在這面的成果，如：羅祖基的《再論齊魯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管子學刊》 1988年 04期）、顏譜的《齊魯文化的基本精神內涵》（《東嶽論叢》2002年第6期）、張達的《論齊魯文化的形成及其根本特徵》（《理論學刊》2003年第6期）；王修智的《齊魯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東嶽論叢》2004年第3期）、劉茂才與譚繼和合著《巴蜀文化的歷史特徵與四川特色文化的構建》（《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王繼平的《論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求索》1993年第4期）、周秋光的《湖湘文化的個性特徵及其缺陷》（《船山學刊》2001年第4期）；吳家振的《論中原文化的內涵特徵》（《學習論壇》 1995年 02期）、王喜成、李二梅的《論中原文化的精神特質》（《中州學刊》 2007年 01期）；唐文基; 林國平;《閩臺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徵》（《福建師範大學學報》 1995年 04期 ）；葛承雍的《秦隴文化的地域特色與歷史地位》（《人文雜誌》1998年第1期）；李元慶的《晉文化內涵的基本特點》（《晉陽學刊》2002年第5期）；梁湧的《從交流和傳播的視角解讀越文化》（《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6年）；羅運環《論荊楚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特點》（《武漢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宋正海的《論中國海洋文化傳統及其特點》(《光明日報》1996年1月2日)；李國強《廬山文化的內涵和特點》（《江西農業大學學報》；劉文瑞《征服與反抗——略論秦王朝的區域文化衝突》（《文博》1990年第5期）、謝子平《秦漢之際區域文化的衝突與融合》（《人文雜誌》2002年第1期）；等等。從不同的地域地域考察其文化特色、基本精神，深入探討各地域文化的個性。
4. 地域文化階段性和演變規律的探討
對地域文化進行階段性的劃分研究和演變規律的探討，是地域文化研究的的宗旨。學術界甚為重視，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羅運環著《論荊楚文化的發展歷程》（光明日報》2002年5月21日），張偉然的《湖南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國史研究》1996年 02期 ）、蔡靖泉的《楚文化流變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郭墨蘭的《齊魯文化發展論略》（《文史哲》1995年第3期），魏建、賈振勇的《齊魯文化特質及其演變複雜性的再認識》（《齊魯學刊》2000年第3期）；宣兆琦、張玉書的《齊文化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管子學刊》2005年第1期）；張磊《嶺南文化的演變走向及其基本特徵》（《史學集刊》1994年第4期），李錦全的《從開放性與相容性看嶺南文化的發展歷程》（《嶺南學刊》1999年02期)，陳孝榮的《論三峽石文化的演變歷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 10期）；王穎的《山東海洋文化的發展歷程及特點》（《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06期)； 習五一的《近代北京廟會文化演變的軌跡》（《近代史研究》1998年 01期）；周毅之的《從香港文化的發展歷程看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的關係》（《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02期)；陳劍的《波西、營盤山及沙烏都——淺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變的階段性》（《考古與文物》2007年 05期）；等等，分別對各地域文化史進行階段劃分研究各演變規律的探討。從全國總體把握的，如羅運環的《中國地域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人文論叢》1998年卷）。
5. 地域文化在中華文化的地位及影響的研究
唐嘉弘《論趙文化及其歷史地位》（《河北學刊》1988年第1期），羅運環，《楚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光明日報2000年6月2日）；楊玉生《燕文化及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河北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李元慶《三晉文化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影響》（《晉陽學刊》1989年第1期），梁韋弦《秦文化及其影響》（《貴州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李元慶《論河東文化的歷史地位》（《晉陽學刊》1990年第1期）、李權時《論嶺南文化的歷史地位─—兼評“廣東無文化”說》（《廣東社會學》1994年第1期），孫家洲《論秦漢時期齊魯文化的歷史地位》（《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牟鐘鑒《齊魯文化之特色與貢獻》（《文史哲》2005年第1期）；烏恩《論北方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大系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曉克《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8年2月26日），王海榮《草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實踐》2008年第1期），陶德宗《論臺灣文化的中華血統》（《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4期），等等，不勝枚舉。這些論著從不同時段、不同範圍對中國地域文化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響等方面進行了研究。
三 問題與展望
通過以上的總結研究，我們大概掌握了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三十年來發展的一般情況和取得的豐碩成果。
總的看來，地域文化研究取得的成果較多，而且形式頗為多樣。
首先，三十年來地域文化研究領域形成了多部具有總結性的大型叢書，如《中國地域文化叢書》及《中華地域文化大系》。
其次，關於地域文化的研究受到了政府、社會和學界比較廣泛的重視，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組織機構、學者群及高等院校等，很多著名的地域文化研究機構都是由高校成立的，如蘭州大學的敦煌學研究室、西北師範大學的敦煌學研究所，山東師範大學的齊魯文化研究中心；河南鄭州大學的中原文化資源與發展研究中心等等。
再次，地域文化與地方文化建設的結合日益緊密，比如近年來各省相繼提出建設“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
最後，在地域文化研究的開掘方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掘研究，較此前顯著增多，比較有說服力的一個事實是我國於2007年6月8日至18日舉辦了中國“文化遺產日”大型專題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 這次展覽分為年畫、剪紙、皮影、木偶、染織５個專題，共展出來自全國各地的１４００餘件作品。展覽通過展板、實物、現場製作和表演等方式，多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我國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保護成果。
另外，中國地域文化的研究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港澳臺以及國外的廣大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學者的普遍關注，如2000年3月與2002年1月海峽兩岸堯文化學術研討會分別在臨汾、臺北兩地舉行，國內與臺灣名流學者參會研討交流,對堯文化交流心得體會。
雖然三十年來中國地域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績斐然，但是我們仍然要清醒地認識到目前地域文化研究中尚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地域文化研究中帶有某些狹隘的地方主義色彩；第二‘在研究中仍然存在著過分誇大地方特色的成分；第三，地域文化研究的具體工作不夠深入，比較容易忽略地域文化內部亞區文化的比較研究；第四，因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而導致了目前國內地域文化研究領域出現了研究不平衡的傾向。
針對上面的問題和不足，我們認為，今後地域文化研究應著重注意以下五個方面：第一，要加強亞區文化的研究，將研究工作深入到細微之處，儘量避免做表面文章，更不能“一把抓”；第二，在地域文化研究領域尚且屬於後進的地區，要逐步重視本區地域文化的研究，特別關注地域文化的個性研究，將“文化強省，文化興市”落到實處，同時可以適當的建立相應的科研機構，或者召開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研討會；第三，要“將眼光放遠、放長”，要進一步加強研究地域文化之間的聯繫，重點解決不同地域文化相互之間存在著的矛盾之處；第四，要關注地域文化特異性與中華整體文化的普遍性之間的關係，不斷加強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相關的地域文化的探討，在文化領域為構建和諧中國做出應有的貢獻。
(張星參與編寫工作，特此致謝。)
(本文原載馮天瑜主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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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運環，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武漢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中國錢幣學會學術委員、湖北省吳楚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華地域文化大系》總編委。主要著有《楚國八百年》、《楚國歷史概說》、《秦漢韜略》（合箸）、《中國經濟通史（一）》（合著），主編有《荊楚文化》。
*張丹、吳國恒、楊山坡，武漢大學歷史學院中國地域文化史方向研究生。
[1] 張寧等：《中國文化史研究學者座談會紀要》，《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19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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