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您读-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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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1909.01.07-2006.2.24），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等人被称为“民末四老”
　　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 。
　　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张先生的婚姻：张夫人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平生兴趣
　　“左手书”与“半百砚”
　　张中行兴趣广泛，自认主要有两项，一是书法，一是藏砚。他早年曾钻在故纸堆里，看了不少书法及书论，后多有临摹。其作品还曾在中国美术馆与书法名家启功、欧阳中石等一起展出。后来，张中行说自己“学书不成”，是由于自己是“生来的左撇子”。而张中行收集名砚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曾请篆刻名家为自己刻一闲章：“半百砚田老农”，藏品数量可见一斑。
　　■爱妻如是
　　与“姐”厮守半个世纪　　
　　张中行夫人李芝銮乃世家独女，清秀温婉，长他一个半月，两人都属猴，张中行一直叫夫人为“姐”，两人相濡以沫厮守了半个世纪。张中行曾经说过：“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待人忠厚，对谁都非常好，很难得。我们虽然没有卿卿我我的感情，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他还曾吟咏诗句：“添衣问老妻”，对人言：“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夫妻之情溢于言表。
　　张中行女儿们回忆，“母亲去世后，我们一直瞒着他，说母亲在医院里。不久前他自己人在医院里，还跟人说，他出院后还要写散文出书，挣稿费给妻子看病用。”
　　■“酒色”笑谈
　　“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
　　据说张中行平日爱酒，且节俭尤好“二锅头”。曾有人因景仰而送他一瓶“人头马”，可张中行没见过，很不在意地随手置于墙角。后来张中行从报纸得知这样一瓶酒竟要1800元，便端详那酒，“喝一两就等于喝180块”，实在难以下口。
　　据唐师曾回忆，有一次张中行考他，说根据联合国统计，女人的平均寿命比男人多5岁，为什么？唐师曾答不出来，张中行就自曝谜底，“为了让男人死在自己女人的怀里”。张中行还曾说过“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
　　■生前语录
　　“舍不得的是生命”
　　记者：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记者：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张中行：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记者：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张中行：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记者：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记者：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张中行：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记者：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张中行：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记者：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张中行：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记者：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张中行：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记者：在您一生中您最不能原谅的人和事是什么？
　　张中行：借助运动来整别人的人不能原谅，损人利己的人不能原谅，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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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年谱简编
　　
　　1909年，1岁
　　1月7日，生于河北省香河县河北屯镇石庄一户张姓农家，有一兄一妹。张家有田百亩以上，为石庄富户，祖父张伦，俭约勤勉和善，父亲张万福，直率暴躁，好客好赌博，能写恭整楷书，母蓝氏，性隐忍。
　　
　　1916年，8岁
　　春，始就读于地方大绅士本村石显恒所创镇立小学之初级。白天读共和国教科书，习国文、算术，晚上被刘阶明老师选中，听讲《孟子》，刘据《尚书•舜典》：“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为之拟学名璿字仲衡。
　　
　　1921年，13岁
　　就读镇立小学之高级。此时长兄张璞字一真业由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在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张中行从王法章老师学语文，得以文字通顺。小学期间，广泛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尤爱《聊斋志异》，以其文字雅训，其中很多故事可以寄托感情和遐想，因《聊斋志异》而获得了读文言的能力，并相信人间会有温暖。
　　
　　1924年，16岁
　　7月，从长兄主意，往通县投考师范，青龙湾大口哨决口，断绝交通，计划作罢。
　　
　　1925年，17岁
　　考取通县京兆师范学校，通县城郊有明李卓吾之墓，结识老师孙楷第、同学刘佛谛。通县师范校风宽泛自由，课上学习新式知识，课下阅读新文艺作品。
　　
　　1926年，18岁
　　冬天，与“娃娃亲”所定下的武清县沈氏女成婚，该女缠脚，不识字。
　　
　　1928年，20岁
　　北洋军阀政府由国民政府代之，京兆师范学校更名为河北省第十师范学校，校长由无党派的刘汉章换为国民党员段喆人。校内开始有党部。
　　
　　1931年，23岁
　　从通县京兆师范学校毕业，进京，考取北京大学文学院，入读中国语言文学系。是年8月暑假末尾，结识杨成业。杨十七岁，反对包办婚姻离家谋独立，托人请张中行谋香河县立小学教书，书信往来定情。9月入北京大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与同学南下南京示威。在北京求学期间，广泛阅读中国古典作品，受北大学术风气熏陶，在治学上学会了怀疑和追根问柢，毕业前后确立志向探讨人生哲学。
　　
　　1932年，24岁
　　春，杨成业由香河回北京，与张在北京沙滩大丰公寓租房而居，张求学穷困，杨仍出去工作，二人常因琐事争吵。杨改名为“君茉”，又改名为“君默”。五十年代发表《青春之歌》时署名“杨沫”。
　　
　　1935年，27岁
　　从北大毕业，仍用仲衡，但去人去鱼，改名为中行，语出《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狷狂乎。”至天津开滦煤矿投考中学教师，体检医生云有肺病，不中。8月16日至天津南开中学教书，结识韩文佑，学生中有黄宗江，同在南开中学教书的还有何其芳，但张“感到道不同而远之”。
　　
　　1936岁，28岁
　　得知杨君默在香河与马君过从亲密，遂将杨接到天津，“已经有了隔阂”，不久张被南开中学解聘，携杨回北京，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与杨提出分手。回北京后在私立进德中学代国文，与杨分手，即去保定私立育德中学，学开车。10月10日与李芝銮相亲，12月上旬回京成婚，复回保定教书。
　　
　　1937年，29岁
　　暑假携妻至北京游玩，“七•七事变”爆发，保定陷落，育德中学毁于战火，存物一扫而光，遗失1928年暑后起近10年的日记。不能回保定教书，生计无着落，至北京某杨宅教家馆，月工资二十五元，甚贫苦，同学和培元夫人陈玫怀孕亦寄居其家。
　　
　　1938年，30岁
　　春，由白塔寺迁居往鼓楼西的鸦儿胡同，至北京鼓楼唐家桢主持的民众教育馆（属市教育局）就职，任阅览部主任，半年后，改任教学部主任，期间主要阅读西方思想著作，并为张子杰所编期刊写文章，文皆不存。
　　
　　1939年，31岁
　　　　继续在民众教育馆任职，但每周一至慈型工厂附设土木学校兼课四小时。
　　
　　1942年，34岁
　　春，民众教育馆解散，托人谋至周作人主持的北京大学文学院任助教。
　　
　　1945年，37岁
　　6月22日，与韩文佑去上海助有日本军部背景的林快青办《新闻报》，不成，后出三期《上海论坛》，8月日本战败，颠簸回北京。与南星筹办“烛龙”书店，不成，重回北大文学院教课，北京光复后陈南屏、郑天挺接收北京大学，表示继续留用。
　　
　　1946年，38岁
　　北大正式恢复，张离开文学院，至第四中学教国文，同时在广化寺为僧人讲授逻辑、国文、英文，并且为北京南星主编《文艺时代》写文章，在天津《新生晚报》开专栏“周末闲谈”（后改为“一夕话”），文皆不存。
　　
　　1947年，39岁
　　年初，辞去四中教职，至贝满中学教初中修身课，后渐改教高中国文。开始以一人之力主编佛学月刊《世间解》，7月印成第一期。家乡土改，全家逃难来京，生活负担更重。
　　
　　1948年，40岁
　　春，积劳而患胸膜炎住院，10月《世间解》出至第十一期，停刊。
　　
　　1949年，41岁
　　年初，父母等回乡。2月参加迎接解放军入城，10月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1951年，43岁
　　1月下旬，离开贝满中学到出版总署任编辑，后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在其检查科任职。5月29日，“一生最亲近”的同学梁政平病逝。在五十年代，忙里偷闲，写了《顺生论》第一分（文革之风起时烧掉）。

1952年，44岁
　　1月1日父亲在家乡病故。“三反五反”开始，因每月取得大众书店所办《语文教育》的编委费三十元，被定为“贪污分子”，停发工资半年。

1957年，49岁
　　整风运动开始，“理智分析对待”，未被划为右派。
　　
　　1962年，54岁
　　所参编的《古代散文选》上册出版，吴伯箫主持，隋树森定稿。
　　
　　1963年，55岁
　　所参编的《古代散文选》中册出版，吴伯箫主持，隋树森定稿。
　　
　　1963年，55岁
　　2月10日，母亲去世。夏季，周叔迦居士约为锡兰百科全书写“佛教与中国文学”条目。
　　
　　1964年，56岁
　　　　初夏《佛教与中国文学》五万字完稿，以太长未被锡兰百科全书采用
　　
　　1968年，60岁
　　开始离开正常工作岗位，在社内扫厕所，干零活。
　　
　　1969年，61岁
　　1月好友刘佛谛服毒自杀，6月下旬，在昌平县的浮村劳动，被通知下放五七干校。7月19日，去张家口长女张静家，21日抵家，8月5日起程去凤阳，充当过基建工人，干过收麦、采石、积肥、卸石灰、稻田插秧、挑水等活。11月，北京的家被人占房，被迫搬往北京大学8公寓二女儿处。
　　
　　1971年，63岁
　　在凤阳，开始被派烧锅炉，曾自称“炉行者”。4月22日，离开干校回北京，由退休改为退职（即等于开除），5月户口还乡，10月14日还乡改造，自此，连续五年之间五次还乡，累计在家乡住有一年多，遭受重重困难：天寒、鼠扰、孤寂、做饭生火不顺；曾拾肥积粪而得以行走自由，在乡间读杂书，写旧诗，并重写出《顺生论》第一分的九个题目。
　　

1972年，64岁
　　　　10月，在乡间被要求劳动，轧场牵驴，后又被免除。

1975年，67岁
　　8月24日，急病，后挣扎至表弟家，解除危险。9月最后一次离家乡。

1976年，68岁
　　4月5日天安-门事件，4月7日由北京出发，途经天津，与郭翼舟、王芝九等游南京、苏州、杭州、无锡、扬州等地，历四十七天，5月23日返北京。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家乡老屋被毁，至此再未还乡改造。1971至1978年间，除在乡间居住，在北京生活则以探友、杂览书籍、练毛笔字、作诗词为主。每在北京期间，则须办理临时户口，颇多烦扰。
　　
　　1978岁，70岁
　　落实政策，恢复退休待遇。
　　
　　1979年，71岁
　　1月15日回社里工作，移住香山饭店，主编《古代散文选》下册，并写附录《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上、中册谈字词也是张写），2月，户口回京，3月初，由北大朗润园8公寓迁居到11公寓，11月30日，入住西苑饭店工作，后人民教育出版社新楼建成，即入新址办公.
　　
　　1980年，72岁
　　　　年底，《古代散文选》下册编注工作结束，开始编《文言文选读》
　　
　　1981年，73岁
　　6月28日到7月13日，往哈尔滨参加"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会老友黑龙江大学的吕冀平等；9月23日到10月7日，到上海看《古代散文选》下册清样的改正情况。
　　
　　1982年，74岁
　　完成《文言津逮》，9月写成《负暄琐话》的第一篇《庆珍》。
　　
　　1983年，75岁
　　　　4月，开始在《中学语文教学》连载《作文杂谈》
　　
　　1984年，76岁
　　人民教育出版社始予"特约编审"的称号，5月，《文言文选读》第三册完稿，吕叔湘约请主编《文言读本续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文言津逮》，年底，《负暄琐话》完稿。
　　
　　1985年，77岁
　　年初，结集出版《作文杂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佛教与中国文学》，7月，出版《语文论集》。年底，《文言读本续编》完稿，开始编《文言常识》，写作《文言与白话》。
　　
　　1986年，78岁
　　　　年中，《文言与白话》完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负暄琐话》
　　
　　1987年，79岁
　　　　3月，动笔写作《禅外说禅》。
　　
　　1988年，80岁
　　《文言读本续编》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文言常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文言与白话》，4月《禅外说禅》完稿，8月开始写作《负暄续话》，夏写作《顺生论》三个题目与原写成的九个题目构成《顺生论》第一分，"天心"部分。
　　
　　1989年，81岁
　　　　5月，《负暄续话》完稿，10月开始写作《诗词读写丛话》，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附收《说梦草》，系自选诗词二百余首。11月，开始患心脏病。
　　
　　1990年，82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负暄续话》，7月游呼伦贝尔。
　　
　　1991年，83岁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禅外说禅》，4月，开始写《顺生论》第二分。
　　
　　1992年，84岁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诗词读写丛话》，5月，《顺生论》完稿。
　　
　　1993年，85岁
　　　　年底，《负暄三话》完稿
　　
　　1994年，86岁
　　1月15日，动笔写作《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顺生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负暄三话》，弟子范锦荣女士助编《谈文论语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5月游郑州。8月游承德。10月由北大11公寓迁居至北郊马甸新楼。
　　
　　1995年，87岁
　　　　徐秀珊女士助编《横议集》，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张中行选集》。10月游石家庄。12月2日，杨沫去世，张未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1996年，88岁
　　　　徐秀珊女士助编《说梦楼谈屑》，北京出版社出版，9月，游山西，11月《流年碎影》完稿。徐秀珊女士助编《张中行自述文录》之下卷《留梦集》。
　　
　　1997年，89岁
　　《张中行自述文录》下卷《留梦集》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卷《写真集》由北京大学出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流年碎影》、《散简集存》等《张中行作品集》八卷。
　　
　　（主要根据张中行《流年碎影》整理而成，2004年3月）
2006年,98岁
　　2月24日凌晨2时40分,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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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阳光里的絮语[转]

——写给张中行先生



那天傍晚正在择菜准备做饭，先生手里拿着晚报进了厨房，叹了口气，说：“张中行没了。”
我说：“是吗？”
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知道他身体已不太好，听了这个消息，便觉得终于是这样了。
依然接着做饭，然后吃饭，都收拾完之后，一个人拿着报纸到厨房，安安静静地看完了整版内容。
心里也没有太难受。一直是看他的文字的，他很少在媒体露面。他走了，文字还在，依然可以看，便不会觉得他不在了。
这两天看报纸上他的照片，是普普通通九十多岁老年人的样子，小眼睛，慈祥得有点像老太太。


最早买的他的书，是《禅外说禅》，1993年买的。那书只看了十分之一吧，就看不下去了。现在想来，是因为那时年轻，还不到三十岁。世上有好些东西，需要时间和经历，才会知道好，他的文章就是这样。
再读他的文章，大约是七、八年之后了，渐渐上瘾，渐渐成为常会翻看的书。
每次读他的书，就会心静，就会觉得自己的渺小。


启功先生在《＜禅外说禅＞读后记》里写到张先生：“先生喜玩砚台，也喜收些文人手迹，既不同于争奇斗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手里把玩一件东西，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见他后悔，听说远处有什么，也不见他上赶去看。”
总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有几个人能那样呢？


还是小的时候，在老家，从收音机里听苏州评弹，居然听完了全本的《青春之歌》，自然对余永泽相当不齿，印象里是个猥琐的形象。后来才知道居然与张先生有些瓜葛，而张先生则坚称是小说，决不辩解。
这件事让我懂得的是，我们眼中能看到的星光，也有可能是多少万年前发出的，我们看到星光的时候，那颗遥远的星早已死去，所以，渺小的我们，到底能知道多少事情背后的真相与脉络呢？
但真相是在的，即使不愿意说，清者也必自清。


我的先生是学数学的，向来对我喜欢的作家不感兴趣。一日闲聊，跟他讲了一个从张中行先生《刚直与明哲》一文中看来的故事：“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七二十八，乙说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于扭打，到县太爷那里打官司。县太爷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来问责打的理由，县太爷说，‘他已经荒谬到说四七二十七，你还同他争论，不该打吗？’甲叹服。”先生听了之后，如醍醐灌顶，从此成为张先生的拥趸。


3月2日是张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生平第一次想去八宝山，想去送他。可刚换了新工作，才几天，不敢请假。后来想想，张先生不是讲究这些的人。
一个人，活着，能让人深深敬重；去了，能让别人想着念着，就是活得好的了。


那天的晚报，除了有关张先生的文章外，还有一整版内容是关于季羡林先生的，他们同被称为未名湖畔的“雅士”。季先生九十五岁了，在301医院已经住了三年。我想起季先生曾有《我眼中的张中行》一文，在文中他称张先生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二老有段时间同住燕园，早晨散步，也能碰面，见面时，经常“只是抱拳一揖，然后各行其路”，现在想来，真的有些仙风道骨，令人神往。


张先生走了，以后当然会经常看他的文字。
那样的一个老头儿，那么有学问，经历了那么多的世事，冥思苦想了若干年人生的意义，在八、九十岁的时候，写文章告诉我们：“所得呢？是不能证明人生有什么意义。但还活着，并舍不得死……”怎么办呢？“顺本性活下去，而不问这样活下去有什么意义是也。”
想起他的慈眉善目，我信他的话，也打算像他说的那样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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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书目

以下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网页资料：http://www.pep.com.cn/gzyw/jszx/ ... 20060227_247951.htm






第一辑

包含各种先后出版再编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中行作品集》，收入到1996年的几乎所有文章。其中合集只出到第六卷，第七、八两卷作单行本出版。按选入作品集的顺序排列。

*文言和白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04-01

*文言津逮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06(以上第一卷)

诗词读写丛话 中华书局，2005-04-01

作文杂谈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07-01(以上第二卷)

*禅外说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佛教与中国文学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09-01(以上第三卷)

*顺生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09

*说梦楼谈屑 北京出版社，1996-03(以上第四卷)

*负暄琐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09-01

*负暄续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01-01

*负暄三话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01-01(以上第五卷)

*横议集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11

*月旦集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11

*说书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2，高莉芙编(以上第六卷)

*流年碎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05-01(第七卷)

*散简集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03-01(第八卷)

第二辑

包含各种不断重新组合的文集，按出版时间排列。

*观照集 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02-01

*谈文论语集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05

留梦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01-01

关于妇女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09-01

桑榆自语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01-01（名人名家书系）

张中行散文选集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12-01（百花散文书系）

留梦集 作家出版社，1997-01-01(张中行自述文录下卷)

写真集 作家出版社，1997-01-01(张中行自述文录上卷)

张中行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04(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

张中行近作集 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0-10

补学集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01-01（读书阅世丛书）

闲话八股文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01-01

张中行卷 华文出版社，1998-01-01（东方赤子·大家丛书）

话说老北大 人民中国出版社，1998-10-01

张中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01-01（当代学者自选文库）　

民贵文辑 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06

张中行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12

张中行卷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中国文学名家散文随笔保留作品集)

步痕心影 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01-01

*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 群言出版社，2000-03-01

旧燕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03-01

不衫不履文钞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05-01，方成插图

张中行卷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07-01(世纪老人的话)

开卷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01

读书学问碎语

说梦草


2006-02-27





张中行作品总览

以下据华夏经纬网转载之新京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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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2006/10:29 华夏经纬网

　　张中行认为《顺生论》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1.《文言津逮》福建教育出版社

　　2.《作文杂谈》人民教育出版社

　　3.《佛教与中国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4.《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5.《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7.《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8.《诗词读写丛话》人民教育出版社

　　9.《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0.《负暄三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1.《横议集》经济管理出版社

　　12.《月旦集》经济管理出版社

　　13.《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散简集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群言出版社

　　16.《说八股》（与启功、金克木合著）中华书局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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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uku.net/novels/zatan/zhangzhongxing.html
电子书包括：《文言和白话》 《禅外说禅》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作文杂谈》 《诗词读写丛话》 《文言津逮》
http://www.eywedu.com/Zhangzhongxing/
包括：《作文杂谈》、《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文言和白话》、《禅外说禅》、《佛教与中国文学》、《顺生论》、《流年碎影》以及别人纪念张先生的《怀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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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的张中行词条
　　张中行：（1909-2006.2.24），原名张璿，字仲衡。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张中行先生治学严谨，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文字，熟悉西方哲学。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等人被称为“民末四老”
　　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 。
　　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张先生的婚姻：张夫人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引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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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艺术的张中行词条

姓名 张中行
　　
性别 　　
出生日 1909
出生地 河北省香河县
逝世日 2006年２月24日
逝世地
国家/地区 中国 　　
身份 作家 　



张中行：（1909-20062.24），原名张璿，字仲衡。1909年1月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1931年通县师范学校毕业。1935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先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建国后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先生涉猎广泛，博闻强记，遍及文史、古典、佛学、哲学诸多领域，人称“杂家”。自觉较专者为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吹牛为文，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1949年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著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　

先生学名张璿，字仲衡，念小学时老师给拟的，语出《尚书》“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怎奈这字难认，直到北大毕业，自己欲放弃学名，又不忍心另起炉灶，便删繁就简，去仲字人旁，衡字游鱼，成为中行。当然，“中行”也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论语》有“不得中行而语之，必也狂狷乎”之语，仍未离开四书五经。这是先生自己说的，可先生晚年曾刻一枚闲章：“中行无咎”。语出《易经》，是否更符合“中行”本意呢？　

中行先生一生低调澹泊、无欲无求，曾常年寓居于燕园女儿家。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而于治学方面，他则一丝不苟，晚年仍拍案而起，痛批台湾某“国学大师”，可谓“后五四时代”学者风范的真实写照。追忆张先生，有人士叹，“他有着古代文人的风范”，更有后辈赞，“老头有骨气”。

一篇题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的文章在世纪中国等学术网站上广为流传。作者张中行在该文中，从三个方面痛批了被称为“学兼儒道释”的台湾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的著作《论语别裁》，认为该书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该文的副标题“兼问出版垃圾著作的复旦大学出版社”更明确表示了对出版社的质疑。　

张先生的作品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作文杂谈》、《顺生论文言常识》等行于世。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古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位,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真,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净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褴、超然的境地 。

张先生的婚姻：张夫人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取自"http://www.wikiart.org.cn/index.php/%E5%BC%A0%E4%B8%AD%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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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庞旸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312459010002mw.html

关于叶圣陶和他的家人

2002年1月1日

今天是元旦，下午去看望了行公。

起因呢，一是送去新出版的《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我当初写这本书时，得到过行公的支持，不仅介绍了他所知道的叶老，讲了他与叶老交往的故事，还借给我不少宝贵的资料。本来行公答应为这本书作序的，但终因病重没有写成，改为请袁鹰先生写。书出版了，理当给行公送一本去。二是，前些日子开“作代会”，我们宴请几位外地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朋友。席间徐鲁告诉我：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你是张中行的“关门弟子”。这消息令我有点不安。行公那么大学问，我从来不敢妄称是行公的弟子。何况行公“女弟子”众多，我也无意跻身这个行列。不知写这文章的人是谁。但既然有人这么看，过年了，倒该去执弟子之礼，也不枉担个虚名。

上次见行公是在几个月前。那时他身体状况很差，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倒下昏睡了。他女儿说他成天这样昏睡，也不吃什么东西。而这次却很有好转。行公坐在床上，和我谈了好一会儿，且头脑清晰，谈吐清楚。话题从《叶圣陶和他的家人》谈起。他说，看到这本书，就想起叶老。叶老为人是没的说的，温柔敦厚，大有长者之风；但与同时代的郁达夫是两个类型（郁属于才子型）。他还说，叶老下一代中，叶至诚比较有才。他当年去叶家，见过叶至诚的妻子姚澄。当时就很惊讶，哪来这么个漂亮人物？原来是锡剧名旦。他还说，去过叶老的故乡甪直。甪直保圣寺中的塑像是个叫刘兰的人塑的——西安门不是有个胡同叫“刘兰塑”吗？就是从这儿来的（我从小就在“刘兰塑”胡同一带转悠，今天刚知道它的来历）。行公还说，这甪直的“甪”字许多人不认识。一次中学课本付印，校了多少遍都没错。付型快印了，一个工人发现“这儿还有个破字呢！”楞是把“甪”换成了“角”，真让人哭笑不得。这可不能怪编辑！行公还说，当年从苏州坐船，走了50里水路到甪直，那风光，真令人怀念啊！看水乡，还得去甪直！言语间，神往之情溢于言表。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当说到叶至善时，行公的三女儿在一边插话：“ye zhi shan，是不是那个小胖子？”她指的是叶稚珊，《群言》杂志编辑，作家徐城北的爱人。张老曾在一篇文章中称她“小胖子”。显然，行公的三女儿并不熟悉叶至善。“唔，叶至善的太太姓夏，是挺胖的”。行公用玩笑岔开了这个话头。也许他觉得，没必要跟不搞文史的女儿掰扯文坛这点事吧。

谈笑风生间，时间很快过去。我暗暗赞叹94高龄的行公还这么风趣，思维这么敏捷。这个年过得很快乐，是一个睿智的老人带给我的快乐。（后来证明，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行公这么聊天了。以后虽又看过他几次，但已不可能这样畅快地交谈了）



昏睡中的张中行

2003年8月7日

这个熟悉的楼房已很久没来拜访了。3032的主人，张中行老已衰病多年，闭门谢客。二三年来我只是偶尔来探望或打电话问候。楼门的防护措施更严密了，加了对讲防盗门，有保安值班。这次造访是事先约好的，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辑蔡瑛的约稿。他约我写一本关于张中行的传记，我觉得还应征求一下张老本人的意见。

电话里，张老的家人征询他的意见，回答是欢迎我去。我如约在下午4：00到访。张老的大女儿（也已是六七十岁的妇人了）热情接待了我，把我引进张老卧室。床上，张老仍在昏睡，床边小几边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说是朋友的孩子，前来帮忙的）正在做功课。大姐连唤张老，告知我的来访。但昏睡中的张老，似乎并不想醒来，只含含糊糊地说：“谢谢你来看我，我现在没有精神接待”。大姐似心有不忍，仍想把他唤醒。但屡唤不醒，那句话倒是重复了好几遍。我感到来的不是时候，退到客厅，与大姐交谈。我觉得尽管张老处在这样不便见客的状态，但张家还是欢迎我的来访的，也许是希望来人能刺激一下张老的精神，以免他老是昏睡。现在这种昏睡状态，已成了张老的常态。大姐说，他一天里对家人也说不上几句话。我还注意到，前几次来时，张老也是睡在床上，但旁边还有他的夫人。两个相守一生的九佚老人，晚年就这么并排地病卧在一起。而今天，床的那一半却是空的。我冒昧地问大姐，老太太是否还在，大姐说，她母亲是于5月份去世的，至今已有两个多月，但一直瞒着张老，只是说在医院里打点滴。张老有时还问：你妈怎么还不回来？但我们都猜，他心里一定明白。大姐说，父亲心里一定不好受，这也是他整日昏睡的一个原因吧。

说到写书的事，大姐说，她一直在外地，对家中的事不太了解，这些事都是她大妹妹负责，约我下次再来与她谈。

我觉得，张老虽衰病至此，但仍保持着尊严。那句“谢谢你，我现在没精神接待”，体现了一个处在他这种昏睡状态下的老人所能守住的最后一点尊严。想起以前在他的书房促膝畅谈的情形，确实令人感伤与惆怅：当年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的张老已不复存在，但他的学问人品，他的思想之光将长久地留在世上，留在人们的心里。我想写这本书，就是想写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这一个”。

张老终于跨过了这个千年，又在21世纪生活了3年。他的生命贯穿着整个20世纪。在这漫长的90多年里，他与中国一起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大风雨，文化的大冲击大碰撞，经历了生活的变迁与坎坷，而他，始终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介平民学者，一个好夫君、好父亲的身份立于世间。他长久地被历史遗忘，默默无闻，低调地生活了多年，却终于在80年代，一夜之间成了“出土文物”，刮起一股文坛旋风，成为老生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享誉文坛十几年。如今，张老成了各个年龄段文化人所景仰的对象，甚至成为一些青年人心中的偶像。这种大起大落，被称之为“张中行现象”。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是很诱人的，但我也不是没有顾虑。首先是，我有没有资格写这本书？张老的精神追随者很多，其中不乏学富五车，妙笔生花之人，许多人与张老的接触、了解也多于我。我不一定是最有资格写这本书的人。另外，张老身上有很复杂的一面，经历如此丰富跌宕，又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泛泛地写，写不出一个真实的张老，而要尽可能写得像，又不伤及他人，谈何容易。因此我颇费踌躇，甚而望而却步。

其实早在六七年前，我就萌生过写张老传记的想法，也向张老本人提起过。记得当时他并不鼓励我写，说：我就是一个常人，不值得写传。后来张老的自传《流年碎影》问世，我也就打消了班门弄斧的念头。这次蔡瑛力邀，又钩起了我以笔记形式写张老的想法。但能不能写成，真的还是个未知数。

（后来，我越来越陷入编辑事务堆里，又见辽宁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以采访形式写张中行的书，就把蔡瑛的约稿推掉了。行公仙逝后，靳飞告诉我：行公生前曾对来约稿的人说：“要写我，找靳飞；靳飞不行，就找庞旸！”如果行公果真说过这句话，是不是可视为他的“授权”呢？也许将来我能写成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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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张中行别传》
读书偶得（原创）
来自：春江花月夜的博客
http://sxx1956215.blog.163.com/b ... 479220104543522949/
2010-05-05 16:35:22

我对张中行先生仰慕已久，对他的《流年碎影》已是百读不厌。看到孙郁先生的《张中行别传》，心里即冒出了这样的念头：有了张先生的《流年碎影》，孙先生的《张中行别传》如何写法？孙郁也承认，因为有了《流年碎影》，写张中行的传记确实有点困难。要了解他的生平，他的那本自传已经很完备了。但这一本书的写作，却是独辟蹊径，评述多于史料的 勾勒，感受漫过了时光之野，如其说是一本人物传记，不如说是一本读书心得。

打开《张中行别传》，我的第一看点是：张中行和杨沫的特殊关系。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中行和杨沫即有一段为人所知的恋情。两人分手之后，遂在人生道路上各奔东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青春之歌》出版之后，杨沫由此名声大噪。她的作品问世之后，主人公林道静与前夫余永泽便成了两个有趣的典型。前者乃革命的象征，后者系落后的典型。杨沫把自己的生平糅进了林道静的形象里，而张中行的影子也和余永泽的形象叠印在了一起。 在杨沫的潜意识里，林道静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冲破旧的生活秩序，向外寻找真理。在张中行的眼里，革命不过政治的更替，人性的恶的一面不易更改，社会政治只能解决社会表层问题，无法影响人的心理结构。某个夏日，孙郁和张中行谈到《青春之歌》时说：我如果生在那个年代，也要去革命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其时认识的路不止一条，社会也是这样”。人生之路的终点不过是坟，关键在于怎样的走法。穿山越岭是一种走法，平地独行也是一种走法。知其不可而为之，是抗争的路；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素，是顺生的路。哪一个更好呢?也许并无答案，起码不应只有一个答案。1995年，杨沫去世。有人问张中行可否出席追悼会，张中行想了想还是拒绝。他对女儿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第二个看点是：张中行的文章和文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张中行在文学界鲜有其名。1979 年1月，张中行已是七十岁高龄，人民教育出版社破例将他召回，搞课本编著工作。工作之余，为了摆脱内心的凄苦，竟然动手写作起来。他动笔之际，心里有所顾忌。当下不好说，同代的事亦有禁区，那么就动笔写写旧人旧事吧。1986年，他的《负暄琐话》出版之后，文字突然走红，新著不断流入世间： 《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文言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 988年版；《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I 990年版； 《禅外说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文言常识》，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诗词读写丛话》，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顺生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负暄三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 994年版；《留梦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中行晚年著书，在气脉上暗袭前人，既是从金石里流出来的，又沐以西哲的光泽，还杂有旧诗文的风采。他喜欢鲁迅的雄健，欣赏朱自清的清秀，赞佩庄子的飘逸，又看重荀子的严谨。康德的和罗素的哲学意绪暗自闪烁，穆勒的逻辑学亦渗入其中，有一些老子的盘诘和庄子的恣肆，也有一些周作人的从容和废名的幽玄。文思四通八达，文字流动多致。他的文字很像冬夜悄然落地的雪，安宁里透着清冷。记人记事，有古风，像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很有苍凉的况味。张中行在八十年代形成了自己的文体，季羡林认为张是鲁迅之后少有的文体家之一。

第三个看点是：张中行的朋友缘。张中行像个特殊的磁场，周围形成了特殊的朋友圈子。在这些朋友当中，既有老友，也有小友，还有数量可观的女友。启功是张中行的老友，生于1912年，雍正第九代孙，著名的书画艺术家。张中行在人民教育社出版工作的时，启功是顾问式的人物，被其幽默和智慧所吸引，遂成为好友。靳飞是张中行的小友，对张中行的晚年生活很是了解，第一个在大众传媒深度介绍了张中行。在张中行的小友中，来往较多的是陆昕，铁杆小友是刘德水。张中行对这些小友有一种舐犊之情，即像对待朋友，亦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他和这些年轻人在一 起，忘记了自己已是耄耋之人，心中很是快乐。张中行并不漂亮，像个乡下老农。认识张中行的人都知道，他是很有女人缘的。 学问大而没有架子，清贫而不失赤子之心，这是许多女子对他的印象。唐师曾讲到自己的情感生活，涉及美女对自已的吸引时，张中行坦然说道：虽然自己老了，见到漂亮的女人也要多看几眼。他谈的女性，有美人和才女之分。他写的才女很多，古代的，现代的，当代的。但那些文章却没有肉麻的地方，清清朗朗有君子之风。他历史上的才女几乎都留意过，对一些人还做过深入研究。他在《负暄三话》里写了许多才女，丁建华、赵丽雅几篇写得最好。他和赵丽雅的相识是因为《读书》杂志的关系。那时赵在《读书》做编辑，经常约他的文章，彼此结识。古人里，他对女词人李清照大为佩服。李清照的精神没有被杂色所染，能在高远的地方盘旋着，写出了男人写不出的奇妙词句。奇怪的是，他对新文化的几个女性作家关注不多，或说不太喜欢。冰心、庐隐、萧红等当红作家，都没让他心动。 隐隐地觉得，他对新文学是失望的，好看的文本在他眼里并不多。晚年他对杨绛好评有加，一是出自对钱钟书夫妇学识的敬佩，二是欣赏杨绛不与俗世为伍的选择。

第四个看点是：张中行的人生选择。在张中行突然走红火的时候，微词也随之到来。一些有一定政治高度的老干部提出疑问：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宣传这样的落后文人?只会顺生的人，不愿和恶势力斗争是卑怯的吧? 人有高低，地分南北，声音不同，实属必然。对张先生的种种看法，在我看来不必大惊少怪。人选择什么是一种自由，革命与否不是评价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不革命也许是怯懦的选择，如果这种怯懦还不失人性并不害人利己理应无可厚非。人生选择这个问题，即宽泛又复杂，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围无法讨论，在士大夫的道德框架里也难以说清，后来的人们也许会看得更明白。张中行晚年的情形，大致算是超俗之人。虽然晚年爆得大名，但涛声依旧不显山露水。据说北大百年校庆时，各层领导出席，季羡林等学术名流也都安坐台 上，学校也请他登台，老人拒绝再三。他拒绝别人，不是一般意义的清高，多少有些思想贵族的余韵。张中行既未从事过崇高的事业，比如抗日、革命、造反，也从未有过无耻的行为，例如告密、投敌、整人，坚守的是为人之道。从他的一生表现,我们可以看出：崇高是难得的，人甚奇之；而远离无耻，亦是难得的，人亦应奇之。生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看到了无数英雄式的人物，悲壮者如瞿秋白、胡风、顾准等，沉潜者如熊十力、马一浮、钱钟书等。较之于上述诸人，张中行属于另类，他不是思想的独异者，也非殉道的勇士，他保持了传统中国人的素朴之心。 一个老人的文章能有这么多人看，也许不是他的本事多么高强，而是人们发现这个世界的一种存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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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论
文：孙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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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张中行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刊和杂志上。我那时读他的作品，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仿佛不是一位当代人，他像“五四”那代学人一样，以平和、扎实、厚重的文字，诉说着一个又一个文化难题。张先生不是那种正襟危坐地谈论学问的人，他的修养很深，对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又因为受到鲁迅、周作人的影响，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有别于当下的文人。以文化的、艺术的眼光，来审视人生，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观照文化和艺术，这种思路的特异性，至少对我这样生于５０年代末的人来讲，是新鲜而又极富有引力的。
我在《读书》等杂志上，陆续地读到了他大量的文章，被他的文风和渊博的知识吸引着。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冷静、沉稳而超然地呆在京都的一角，指点古往今来诸多趣事，不故作惊人之语，更无趋时之态。他的苍劲、古朴的文风，和饱经忧患的情思，使他的作品散出一种浓郁的沧桑感。自周作人以来，我们许久没有读过这样清淡、疏雅、博杂的文字了。张中行的出现，使我们荒疏了几十年的文坛上，出现了旧式的、然而又具有“五四”个性主义类型的人。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存在，他让我们看到了流行了四十余年的文风的孱弱性。与他这样沉浸在东西文化之海的文人比，当代轻薄的文人应感到惭愧。至少，这位文化老人，他的深厚的历史感和独立的人文品格，对我们当下浮躁的文坛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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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１９０９年生于河北省香河县一农家。１９３１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后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１９３５年毕业后，曾先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并办过佛学研究杂志。１９４９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不是以职业习惯写散文的人，而是一个杂家。这种杂家，非班固所云“漫羡而无所归心”者，而是兼哲理与艺文、形而上与形而下，且又颇有一以贯之的人文精神的思想者。在当代众多的散文家中，张中行是少有的一位哲学意识浓厚的人。他对罗素、培根的研究，对老庄、孔孟、佛学的思索，其成就均令人仰视。他晚年所著的《顺生论》，被誉为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论语》。那弥漫着广阔、深邃的文化意绪的哲思，亦可当做一部优雅的散文来读。他似乎无意去写散文作品，写作的时候，更多地是在关注人生难题。他像一个哲学家，在无休止地拷问人生，追述理性的大限。这很像庄子，也类似孔子，和“五四”后的周作人也有相似的地方。很难说他喷吐的思想都是前无古人的标新立异——人的一生能在一两个问题上，为社会提出崭新的解释，已实属不易了——他讲述的，既来自一种学术上的内省，又来自一种独有的生命体悟。这种内省和体悟，排除了近半个多世纪的一切先在的理性干扰，一切都是原原本本的，来自于一种孤独的文化咀嚼时的偶得。像李叔同坐禅时的冥想，又类似丰子恺那样远离尘海时的冷观，同时又如同闻一多、朱自清那样去直面人生。在张中行那里，一切都是自然的、平淡的。他以布衣之身，在生活底层，一直穷追人生哲学中最困难的一隅。生命有意义么？如何生存才是合理的？什么是“存在”？“存在”是顺从意志的必然呢，还是顺应天运的必然呢？他研究国学，但后来又跳出国学，不是信徒，成了外观者。他研究逻辑学、哲学，但非食洋不化，而是消化为东方式的体悟，用启悟的文体，去表达思辨的内容。张中行的兴趣广泛，不像有些文人那样一生只钻研一个领域的问题。他自称为杂家，并谓“样样通，样样松”，自嘲自己的路子铺得太多。其实也正因为如此繁杂，他的思维就显得比常人活跃。他喜欢书法、字画，对诸种骨董兴趣很高。又熟读经史子集，儒学和儒学之外的东西涉猎甚广。他留意于野史，于山林野叟中常得到些有趣的话题。这一点很类似明末一些文人，不拘于礼法，思想不定于一尊，博取种种杂学之外，注重于性灵的东西。我特别注意到他对佛学的态度，这里可见出他思想的主要东西。周作人曾说，在中国，看一个人学问和思想如何，先是看他对佛学的怎样解释，次看其对妇女的态度。张中行于这两点中可说是用力很大的。尤其对佛学，真真是熟得很，诸种典籍，如数家珍。但又不像某些佛学学者过于钟情于佛法，而是从中绕过，以西洋的逻辑学，人文精神，和怀疑主义东西反观诸物。于是便有了《禅外说禅》这样的大作。把国人的心理结构和信仰意识，谈得头头是道，真正像一位高人在戏说人生。他很留意各种文化现象，衣、食、住、行，风俗人情，典章制度，等等，均在思索范围。多而杂，给他带来了意外的收获。便是：论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于司空见惯之事中，总要说出异样的声音。这便是杂学的力量。他写文章，意在明理，明理在他那儿，已不再简单的是儒生的现实理性的顿悟，而是带上了西洋哲人式的东西。如同培根追问人性本体，康德反思人的思维结构，张中行在诸种思想的吸收、碰撞中，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表达式。这在当代文人中是少有的。所以，这是他特殊的贡献。他把洋人的形而上的东西，与东方人体味的东西，较好地杂糅在一起，于是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像禅又不像禅。看似平平淡淡，但却有真的内容隐在其中。读张中行的作品，你必须认认真真地揣摩，兼哲学与美文于一体，正如先秦散文一样，杂而有序，洋洋洒洒，散淡冲荡。世间尚有此类作家在，无论如何，是读者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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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谈及张中行时，赞之为“玩文物那么有兴趣，讲学问那么广博，生活上悃愊无华，行事上那么取予不苟，无疑的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读张中行的作品，你会觉得，启功的感叹是不无道理的。张先生不是唯美主义者，写作乃是他思索人生哲学时的一种情思的外化。他一生所思者，是精神的悖论。“你爱它，他会给你带来苦；你恨它，却又躲不开；你同他讲理，讲不清楚；不讲，决心胡混，又会惹来麻烦”。这很类似康德的某些观点，康德就觉得，人的先验认知方式有限，以有限来穷尽无限，便走进“二律背反”，故彼岸不可知。这是人类的宿命，张中行也看到了这一宿命。他绝不说人的思维达不到的虚妄的东西，例如对某些宗教问题的存疑，便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理性达不到的地方，那领域的事情，多臆造之处，不可信。怎样消解这一认知的困惑呢？他提出了顺生而行的观点。《顺生论》云：
我们生而为人，站在人类的地位说长道短自然是难免的，不过要讲包括其他在内的大道理，那就应该眼睛睁大，心情冷静，这样，我们会很容易地认识，所谓善恶，是人类以己身为本位来评价事物（严格讲应是评价人的行为）的一套概念，推到人类生活以外是行不通的。而讲到善恶的本原，其实也简单得很，不过是人生有“欲”。人类乐生，于是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于是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其他衣食住行等等事物的评价都不过如此。这里也许有人会想到更根本的问题，即“欲”的价值问题。这当然很难说，有所欲是已然的事，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反正是既成事实，除了顺受之外，又能怎样！前面说，有的人不安于生命之徒然，这是想给“欲”及其派生的一切找个理论的靠山，以证明人事上的种种琐屑是理合于天。这种意图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有所得，也未必没有用，如《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一类。但是这类领悟，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用它自悲或自欺都可能有大用，如果竟以为这就是真理，定而不可移，那就与相信鬼神没有分别了，夭道远，人道迩，人生有涯，人力有限，我们最好还是不舍近而求远吧。
每每读到他对人生某些无奈的叹息，我便对他的大悲苦之心，有了一种亲切之感，我们同在一个无奈的时空里，社会观念的幻像常常把一切置于一种全能的精神解释之中。但张中行一直清醒地提示着我们，什么是人的有限性，人的精神可抵达的地方在哪儿？他的散文，这种玄学的特点，亦常流露其间，既深味“红尘”，又不遁入空门。鲁迅式的反抗绝望，同周作人式的“绅士”气，与他均不适宜。于是便选择了康德、罗素式的人生态度，以哲学之眼光，冷冷地看人生，品味人生，像一个超脱凡世的道人，但又颇有布衣、“寒士”之气。食五谷杂粮，谈天文地理，一生不与官场结交，老老实实做一介书生。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见吧？因为谙熟于子史经集，他写文章显得大气磅礴；又因为一生在社会底层生活，在炼狱中少顺多逆，故对人间悲凉体味很深。看他回忆诸亡友的文章，听他谈论古今文人的故事，让人思绪顿开。我在与先生的多次接触中，多次感受到他来自心灵深处那种悲楚意识。他对人生悟得太深了，一切世俗的幻像都在他那儿被粉碎了。这让我想起周作人的某些思想，他像苦雨斋主人一样，背负着巨大的文化负荷，把人的一切苦痛都吞在自己的肚子里。但又不是一个神经质、绝望的人，他以自己的超然、冷静、平和之心，将种种苦难，转化为一种征服人生的精神自娱。既然天下之事多不如意，人生苦境甚多，与其哭哭泣泣，不如以平常之心待之。《顺生论》中说：“我们的生命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常常处于两歧之间：对于有些事物不能求甚解，但又必须相信自己的眼睛，选择一条道，向前走。”无奈与乐观、忧患与通达，这些看似矛盾的东西，但在他那里被调和得很好。张中行是位求知的人，但求知的目的，在那儿已不简单的是去找什么人生的出路，而是让自己和周围的朋友，更清楚地看清社会与人自身的某些深层东西。说宿命，他确实不相信一切先在的理性主义，即先验的东西；说通达，他又不盲目地皈依于一种信念。他一生都在苦苦地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靠独立的判断去把握人生。他的迥别流俗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吧。
这里，他的精神体现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科学的理性意识，他一生都在关注科学哲学，对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抱有兴趣，这使他未能滑入旧式文人的复古之路。他的鲜明的人文主义情绪使他即使浸在旧文化的审视之时，也依然抱有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例如他对中国人陋俗的警告，对当代迷信之风的冷嘲，对复古思潮的不满，是深得“老北大”的科学主义传统的。张中行倡导科学精神，旨在由此而引发人们对人生的正确态度，其立脚点，还是在人生哲学上。无论是看重培根，还是小弥勒、康德，根底在于人的解放问题。这思路，属于鲁迅那代人的，他很好地继承下来，并有新的感受。他的作品，常可以看出这些东西来。其二，是存疑意识。这在他那儿一直占着不小的地位。他习惯于对事物的反思，对被世俗认定的东西，总要细究一遍。一贯如此的，便合理么？鲁迅、胡适那一代人，注重分析法，存疑意识很浓。张中行不像鲁迅那样有“魏晋风骨”和“托尼文章”气，也不似胡适那样长久热衷于实证主义哲学。在思想启蒙的方面，他对当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张中行的存疑意识，还是在知识论的层面上，他无意将此转化为一种思想运动。因此不像过去的鲁迅和当代的王蒙这类作家，那么引起广泛的注意。他的存疑意识，大概是受到休谟、罗素等人的影响。培根说：“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张中行对此有独有的感受。是否有“终于信仰”的一面，难说；但“起于怀疑”，在他那儿是确实的。例如谈佛教，他对其中的某些哲学是佩服的，但又觉得其中逆人生而行的方式不妥，便与它既近而又远之；论及儒学，他亦兴致勃勃，且身上残留许多儒家的精神印迹，可一旦与现实人生联系，便对其非人道的一面嗤之以鼻。他采撷了许多学派的学说，却未有“终于”一方的。这看似有些驳杂，似乎在知识的获取上过于相对主义，但细究一下，还是很有其意义的。存疑的结果，便是：“生，来于天命，我们抗不了，于是顺；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人都在一种灰暗的精神洞穴之中，要真正看清人自身，倘不跳出洞穴，难而又难。张中行跳出了这一洞穴了么？他的散文，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跋涉。尽管依然存有困惑，尽管也难解析斯芬克司之谜，但他的悲壮的前行之中所洒下的汗水，是令我们这一代人深感敬佩的。这位文化老人的默默工作，给当代文坛所带来的启示，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言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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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以为，才会真正理解先生作品主要价值和意义。他是带着欣赏人生的目光，究天人之际。上及远古，近逮自我，一觞一咏之中，多洒脱、智慧之音。他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写人物的，很有“世说新语”之味，又带有笔记小说之调。写起来从容得很，比时下写人物的散文要老到得多。例如《梁漱溟》、《胡博士》、《启功》、《王世襄》等，已经超出一般俗套，那里简直是一部个体的精神史。形与神，意与境，气韵非凡地散发出来。二类是状物的，这一类很特异，是显示他非凡悟性的领域。例如《酒》、《城》、《桥》、《户外的树》、《灯》、《晨光》、《螳螂》等，已不简单的是传统写赋书怀之作，那是哲思与史学、灵感与理性的交织，看似摹物缘情，实则勾勒人生哲理的隐喻，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五四”那时的小品文中，也不多见。张中行把一种特有的哲思与东方的杂感交织在一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散文文体。三类是言理的，这一类他写得最多。如《我与读书》、《月是异邦明》、《临渊而不羡鱼》、《错错错》、《王道》等。他近来发表在报刊上大量的作品，属于这一种。这些作品深得鲁迅、周作人散文的精髓，很有“文明批评”的味道，也带有玄学的色彩。在这里，他表现了对生活极其广泛的兴趣，小及日常琐事，大至天理人道，举凡人生所涉的领域，均有冷眼静观的态度。仿佛一个历史老人，以苍凉、浑厚的声音，向我们诉说历史的旧迹。在这些冷静、古朴、深邃的美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博杂的知识，和“笃近而及远”的人生趣味。以博杂而开启读者，以情趣去陶冶人们，读此类作品，你会觉得，其品位，不是一般文人可以做到的。
张中行的写人与记事，思维方式很像一个道人。他对文化名人的诸种打量，既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臧否，亦不像某些文人散文那么无法节制。对他熟悉的人，他一直带有“史”的眼光，正如同欣赏文物骨董，那里的寓义与情趣之间的品味，很令人想起息影于山林间的旧式文人。这里有史家的不偏不倚的静观，又有杂感家的性灵。他写辜鸿铭，笔法淡淡的，像是欣赏，又像反省，人物的神态几笔便勾勒了出来。《胡博士》、《启功》、《柳如是》、《顾二娘》，我们简直可以当成人物散文的名篇，其笔调之奇，令人赞叹不已。张中行写人，一是注重文化名人，二是小人物。小人物中，又多是女子。写名人，一般并不仰视，敬重之情虽不免流入笔端，但更主要体现的还是“史学”与“哲思”的力量。写普通百姓，他则有一片大悲怜之心，那篇《汪大娘》，可谓写普通百姓的杰作，其味之淳，其情之具，其意之深，读后有余音不绝之感。张中行的精神深处，本能地拒绝世俗功名，一生所亲近者，除了文化与文化人，便是普通百姓。他对中国人淳朴精神的描摹，与沈从文、巴金多有相近之处。他笔下的小人物，尤其是女性，常常辐射出优雅、动人的光泽。张先生写女性的世界，多带有尊敬和神圣，例如写柳如是，写新凤霞，写丁建华等，其中可以看出他的价值态度和审美走向。这些杂多的人物脸谱，均被定位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亲情的人生趣味里。他以平常之心待人，以人道的目光爱人，又以学者式的视角思索人，这便剔去了俗气，剔去了平庸，我读他的人物素描，觉得在不急不躁、不冷不热之中，流出人生的诸多顿悟。它让人清醒，让人回味，让人从世俗中猛然转向静谧、超然的境地。
很能体现张中行特有智慧的，是写物的那一类散文。我以为那是他散文世界中迷人的园地。《酒》、《城》、《桥》、《晨光》等，已不简单地雷同于明清的写景小品，亦不同于周作人关于茶、船、杂食的美文。这类散文的诗性与理性是极强的。说有诗性，乃在于他于现象界中可以捕捉到特有的东西，很像古人作诗，有禅味在；说有理性，乃因为不同于苏轼、欧阳修、李贽，乃至于俞平伯、朱自清等泛泛的人生感触，而是多了一份康德、培根、罗素式的意向。要在灵感之中，捕捉产生灵感的理性与知识机智，要问一声：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晨光》是一篇很妙的作品，看似写习见之景，但却有认识论与价值论的东西。他写道：
……我当年未疯学疯，念穆勒，念休姆，念罗素，才知道围绕着归纳法，也可以提出疑问。穆勒的疑问是枝节的，他在所作《逻辑系统》里说，如果能够知道什么样的事例可以推正确的归纳判断，什么样的事例不能，他就是最聪明的人。这样说，他是承认自己还办不到，但至少理论上，也可能办到。可是到休姆和罗素手里，疑问就成为根本的，那是：归纳判断的可靠，要以自然齐一（永远如此运行，不变）为条件；何以知自然是齐一的？由于信赖归纳判断（赵大、钱二、孙三、李四都死，所以人都要死，等等，由部分如何推断整体如何），这就成为连环保，其结果必是都靠不住。记得他们还以明天太阳一定出来为例，也说是来于归纳判断，并非绝对可靠。这使我的思绪变为哲理与家常两半。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家常，如傍晚，我从众到奶站去取牛奶，因为不疑惑明天必来，就还要吃牛奶。问题是还有那万分之一，通常是早起，忽然鳖见晨光的时候，哲理就闯进来，像电光一闪，引来感慨万千。这感慨，化为疑问是，难道我们的宇宙是规规矩矩，可以永远托靠的吗？如果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感谢吧？感谢谁呢？可惜我们不能知道。就这样，我常是始于怀疑，终于慨叹，慨叹存在的神秘，己身的微弱。
……天很黑，出村，几乎对面不见人。走出六七里，到村名大新庄的东侧吧，韩大叔牵着驴在前面走，我步行跟着，忽然觉得昏暗的程度稍减。我停住，转身，看到东方露出一线微明。由微明反衬，参照新学来的一点点天文地理知识，用目光远扫上下左右，然后缩到脚下，　清楚感到，原来我们置身于其上的大地，真是个飘动的圆球。它在向日光那一方转动，无知觉，无目的。我呢，与它相比，太渺小了，也在动，却有知觉，这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到明天，因不知道明天怎样而惶惑。就这样，村野的晨光曾使我感到人生的渺茫。
写这类题材的散文，笔法完全是一种诗化的哲学风味。没有相当西学修养的人，能从中悟出其中的玄机么？张中行是个很有情感的人，但却不放纵它，而常常用理性的东西去存疑，求知。这样，像《晨光》这类作品，便蒙上恍兮惚兮的神秘感，以及力求从中超越感觉，以智慧去体味感知大限的神异色泽。既有庄子式的诘问，又有笛卡尔式的内省。写感觉，已经很诗情画意了，但又不止于感觉的体味，遂上升于哲学的盘诘，犹如罗素式的逻辑推理，义理博而大，精而深。这是先生散文独到的地方。像《信》、《户外的树》、《灯》、《桥》、《螳螂》等，也有这一特点。看似写身边旧物，但内中却流着思想者不竭的情思。忽而远古，忽而域外，忽而现实人生。在他那里，时空阔达得很，上下古今之典籍，有许多被信手拈来，一切物的存在，均被罩上人文的语境。物与我，虚与实，苦与乐，都自然地纠缠在一起。你甚至会觉得，在他的世界里，东西方哲人的思绪，被有机地熔于一炉。虽有时不能篇篇达到化境，文字有时有老人式的琐碎，但那种独有的智慧达成方式，确实大大丰富了当代中国的散文艺术。
言理的杂感之作，是张中行影响较大的部分。这一类散文写得十分活泼，也最能见出他的学识和人生态度。中国旧式文人，渐入老年，复古而远离现实者颇多。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者，均未能像林纾那样免俗。张中行八十余岁了，文章却常留意于现实，不见迂腐气。国学根底厚，却不以古人是非为是非；西学知识广，又不西崽气。例如评社会风气，商品经济，谈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问题，民主、法律问题，思路都很清楚，与平民的情感十分接近。《月是异邦明》写中国文化的弱点，一点也不温吞，这是很不易的。他在许多地方，明确表明对儒、道、释某些东西的不满，也有一定深度。苏轼论及韩愈时，批评儒生“君子之为学，知其人所长而不知其蔽，岂可谓美学耶”？张中行属于“知其人所长”又“知其蔽”的人。他论及国人文化心理，优劣分明，反省的也较为深刻。读他评析现存社会的短论，文人气过浓，不及鲁迅那样沉郁悲慨，火气完全隐在背后，以至给人一种隔岸观火之感。但细品一下，却有很现实性的东西在。其实，以他的思想而言，抨击时弊并不难，只是因把世间看得较透，不愿陷得更深而已。这既有批评意识的一面，又有悲观的一面。因此也就缺少了鲜明的锐气。张中行太圆熟、老练，他写世相种种，往往并不直面，而是绕着走，峰回路转后，回到目标中去。这使他的“文明批评”，有了厚重感。于汉末、唐宋、明清文人状态里，他看到了中国人心理多年不变的东西，又从当代人的习俗中，领略到古代文化某些长恒的因素。于是，谈论生活，已不是单纯地就事论事，而往往把古今的东西揉在一起。像周作人谈论自己一样：“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便与诗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中国当代某些议论散文，多单线条地就事论事，此风已久，文章“道弊”四十余年了。张中行式的作家出现后，人们猛然感到，学识与智慧是不可分的。只有智慧而缺学识，文章就显得瘪，失去了味儿。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散文所以气势不凡，乃因为身后有博大的文化背景所支撑。旧式文人的此种特点，目前越来越少了。张中行使我们看到了它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化修养，科学与理性，对东方文化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源头。我在张中行颇有现实感的散文之中，领略了其中的要义。
　　５
张中行写诸种散文、随笔，透着智者的情思。他的文体所以诱人，乃是人生的境界与修养使然。他曾经说：好的文章，许多都写得十分轻松，并不给人一种用力去写的感觉。在读了张中行的大量散文后，你会发现，先生的文风亦如他所说的那样轻松自然，是任意为之的，很少见他装饰自己的文字，都是大白话。但认真品味，却有深奥的东西在。这正如大书法家挥毫创作，水到渠成，天然成趣。有真骨在，何需外饰？也如化妆的女子不及天姿丽影的少女，一点缀，就少了真，少了深。文章的写法，庶几近之。
张中行身上，具有着成熟的艺术之美。他的作品，其实就是聊天式的精神漫游，把历史、玄学、人生，都用平平常常的话说出来，开创了当代文化散文的新路。探索人生，未必都用学院派的论文表述，用传统的散文笔法冥思达理，大概读者会更多一些吧？所以，他把中西的知识结合得很好，把雅俗的东西也结合得很好。什么人都可以读他的书，他把深奥的、台阁间的东西，移到大众中，以清淡平实的风格，笑谈人生。前人曾说，宁静方可以致远。但这“静”字，并不是装扮一下就可做到的。张先生的“静”，得之于他对人生哲学的深省，对人间的苦楚、对生之有限有他特有的看法，故不为外界风雨所动。人为什么要活着，它的意义何在？世俗的功利能够拯救人生的宿命么？中国旧时文人，对于世俗社会想得太多，而对生命本体，思之甚少。虽然也有杜甫式的苍冷，苏轼式的悲郁，但那毕竟是由事功而后对生命的玄想，免俗却难。“五四”以后，西风东渐，我们总算有了周氏兄弟那样的作家，张中行继承了周氏兄弟的某些传统，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理性的局限他思索了，情感的局限也看到了。但他没有走向尼采，他知道那是有悖于生命价值的；同时，也没有走向佛门，那里面，亦有他所觉得的虚妄的东西。张中行选择的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似乎是一个中庸的选择，但也恰恰是这种选择，给他的文体和思路，带来了一种前不同于古人，后有别于来者的风格。这风格既古拙，又宁静；既超脱，又深沉。如山谷间的足音，清脆而神秘地缭绕着。也如刘勰所云，作家的神思应是“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张中行在高风跨俗式的跋涉中，把一种散淡、平实的美，留给了当代文坛。
其实，张中行作品的耐读，除了哲思的高古之外，主要的，还是那悲欢之后的情思。他曾称自己的写作，颇似弗洛伊德所言的“白日梦”。《留梦集》的序言曾说：
多年以来，我涂涂抹抹，不断用到“梦”字。用，取义常常与本义不同。本义是睡在什么地方知觉还在活动，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也。这样的梦，如意也罢，不如意也罢，醒后都是一场空。我的所谓梦不然，是想望（或竟是幻想），是希冀，是爱慕，有时也许朦胧，但并不无力；于是之后是或移近，成为梦的现实，带来惊异甚至欢娱，但更多的是远离，成为现实的梦，带来怅惘和愁苦。这样的梦是未入睡时有的，是情之所钟，在生涯中占重要位置的，我视之为梦，或称为白日梦。
……正面说，对于其中多写白日梦的，我总是有偏爱。原因有浅的，是我复读，能够重温旧梦，再过一次值得眷恋的生活，哪怕只是片时的。原因还有深的，单说写时候的心境，是含着眼泪写永远放不下的深情。人的一生是复杂的，有是非，有苦乐，有成败，如果桑榆之年，有兴趣算总帐，把经历分为值得重温和不值得记忆两类，我以为，划入前一类，并占首位的是白日梦，至于俗世的一点点名利，背后的几声咒骂，至多如路旁的几丛宿草，不管也罢。
张中行对人世间的“情”，看得较重，属于乐生派的人物。他的生命意识里，对真性情，是认可的。他写启功、张守义，带着常识的爱；写柳如是、丁建华、汪大娘，带着友善的爱；记“红楼”旧事，情系于科学、民主，其中大多是眷恋的爱……这种爱意被历史感搅动着，你可以从中领略出他对远逝的生命足迹的天边的感怀。人生只有一次，每一次欣然的相逢，每一种甜蜜的交往，每一回真切的期盼，在他的笔下，被真诚地记录着。张中行每每写到人生的爱与友情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淡淡的苦味。这不和谐的颤音，使其作品散出无奈的情思。一方面是真实的情感涌动，另一方面是悲凉的叹惋。一切都在逝去，逝去，生命不过也是如此。人真能达到超越自我的精神永恒么？张中行散文中的苦涩的情致，大概就是由此而引发的吧？其中的魅力，或许也缘于此。
当下学人中，钱钟书式的文笔，高奥不可攀，深邃博大自不必说，世人也景仰久之。张中行与钱氏不同，他的身上多了一种贫民化知识者的气质。所以他治学与为文，与书斋中的钱钟书差异较大，走的是另一条路。即用散文随笔的方式，写出既有学理，又有性灵的东西。这并不是说，钱钟书的路是险、奇、高的远离人间的怪路，而是说，做学问，途径是不同的。读钱著，觉得是智者的挥洒，是纯书斋气的精英文本，先生的淡泊、幽默、超拔之趣略可感到。而看张中行的文章，则如一友人所谈，像一介“寒士”，以非贵族化口吻；道出了高深的学问。这样的人，在本世纪，大约并不多见吧？远离着研究院和大学，但却从事着大学教授同样的研究课题，没有任何功利的东西，都是为人生而发出的叹语。俨然是一个高僧，世俗之情，均被视为过眼烟云，一飘而散。无功利，为文与为人，就自然，就洒脱，写起文章就不多用力，但那清幽深邃的境界，却在不知不觉中托出。如同一幅名画，看似几点几线，但空白与画面之间，却气象万千。古人评王维作品的成功，乃“得之于象外”，此语赠之张中行，当并不为过吧？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９日于北京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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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一生坎坷 晚年风光
2010-02-25 来源： 人民网  作者： 叶兆言




　　说起学习古文，我经常翻阅的不是《古文观止》，是人教社出版的《古代散文选》这套书。一共三本，据说是编给中学老师看的，经常翻阅，所以也顺带知道了张中行。所谓知道，是知道个名字，与吕叔湘和王泗原相比，家里人很少提及，偶尔会听到一两句，如果不是后来成了畅销书作家，成了北大赫赫有名的“未名四老 ”，他也就是一个有点能耐的退休老编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偶然读到了《负暄琐话》，随手一翻，竟然不想丢下，于是就把张中行送给长辈的那本书据为己有。那时候，知道他的人很少，渐渐地小圈子里开始议论，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不错的散文集，作者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青春之歌》是个可以用来定位的坐标，一说起余永泽，都忍不住会心一笑。那年头，这位杨沫小说中的人物家喻户晓，自然要比张中行的名气大得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张中行晚年的行情之好，让所有熟悉的人目瞪口呆。他的著作开始占据各种排行榜，男女粉丝众多，文化人都以读他的书为时髦。尽管和北京大学没什么关系，只是在这学校读过书，后来作为家属在燕园长期居住，他却成了北大的标志性人物。也不过十多年时间，张中行真正地火了。

　　“文革”后期，张解职还乡，孤身回到河北香河老家。有一次来北京看妻女，住西郊的北大公寓，其实就是女儿的宿舍，忽然想到要去八条看我祖父，兴冲冲进城。恰巧祖父出门，没见到，就留下一张纸条。祖父回来看到留言，立刻去信表达未能相见的惋惜，同时为他的不幸遭遇感伤。祖父误以为住的公寓是客舍，想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年，老来却无家可归，沦为住旅店，不由得忿忿不平。

　　除了晚年无限风光，张中行一生确实有很多不如意。如果没有最后的十多年，我们大概根本不会去说他的故事。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在同一代人中间，张的薪水会一直那么低，从1951年直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工资竟然从未变过，退休前是125.5元，退休后打七折，只剩下94元，还不够一张大票子。当然，上世纪50年代初期，能拿到一百多块钱，工资也不算低，早已超过了劳动人民的标准。不过钱的多少总是要比较，老一辈人的开销与现代人不一样，一个人工资要养一大家，张中行太太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有一个岳母和4个女儿，这点钱自然不够用了，因此读张的文章，会发现“伤哉贫也”经常在字里行间游走。

　　张中行被解职还乡，其中牵涉的话题很多，个中原因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反正好事没挨着，倒霉都让他给碰上。他本不是个会据理力争的人，只能逆来顺受，老老实实服从命运安排。

　　张中行在凄凉中告别了妻女，一个人回到了乡下，伶仃孤苦地住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一住很多年，冬天没有暖气，房间里是零下3℃，夏天酷热，室内气温已高达33℃。这也不是随便乱说，他带着一个可以算作古董的老式温度计，千真万确地记录在案，都写在了日记上，并不是后来的回忆。

　　最惨痛的记忆还是没有北京户口。今天这都不是问题，当年却是头等大事。张中行成了闲杂人员，去首都探望妻女，必定遭受几番羞辱。首先要乡间的大队开路条，证明他不是坏人，这路条开与不开也没个准，要看有权者高兴不高兴。有了路条才能在北京报临时户口，最多3个月，到日子还得续，能不能续又得看当权者的情绪。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碰到有权的，如同秀才遇到兵。张中行如果潇洒，有点玩世不恭，就不会受这个罪。那年头赖在城里不走，不走也就不走了，未必真会押送下乡。

　　当然张中行做不到这些，他顺从惯了，习惯了夹尾巴做人，既不会挺直了腰杆说不，又一定是有钱也舍不得花，毕竟已没有别的生活来源。这钱必须留着养老，今日有酒今日醉，显然不是他的人生态度。在乡间的这几年，他老人家退而不休，度日如年，虽然不至于再去做重体力的农活，但是背粪筐捡个粪，轧场时牵牵毛驴，这些农事还得敷衍。多少年来，我一直会忍不住想到张中行的这段经历，过去常说作家要去体验生活，这个说起来大约也可以算标准的体验了。

　　退职还乡的张中行百无聊赖，只能依靠三件事来打发时光。一是写毛笔字，用旧报纸抄碑临帖，虽然有些旧底子，最终也没成为书法家。二是读书，所读之物无非是一些常见古文。三是写作，除了小说什么都写，反正不为了发表，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结果幸亏了这个第三，当时随便写写，却把埋藏在深处的写作热情给挖掘出来，本来打口井取点水喝，没想到一下子冒出了丰富的石油。

　　有人把张中行与张爱玲的遭遇进行比较，这两个人都是作家中的极端。一个少年成大名，25岁之前，差不多把一生该写的好文章都写了。一个是文坛老旋风，快到80岁才突然成功。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成名要趁早”，而张中行显然也不是故意捱到80岁才张牙舞爪，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偷偷写作，只要有机会就贼心不死。上世纪50年代写过，60年代也写过，可是真正能畅所欲言，真正百无禁忌，则是在“文革”后期。据张中行回忆，他的《顺生论》和《负暄琐话》中的一些文字，就写于这个特殊时期。

　　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新时期文学已开始萌芽，张中行是个例子，后来风行一时的朦胧诗，写作年份基本上也差不多。新时期文学的大趋势中，张中行走红有个十分明显的慢热过程，比朦胧诗晚，比伤痕小说更晚。他的成功也印证了一个最浅显道理，文章首先得写出来，写总比不写好，好文章只要写出来，迟早都会有人看，是金子自然会闪光。

　　当然，作为张中行的读者，我更喜欢他未成大名时的文字，喜欢那种不为大众所理解的淡定和从容。他的功力显然要比年轻一些的汪曾祺更好。与上世纪50年代的右派作家相比，汪曾祺明显高出一筹，与张中行较量就有差距。只是相差了几岁，情况就会完全改变，一方面，青出于蓝胜于蓝，后生可畏；另一方面，庾信文章老更成，生姜毕竟老的辣。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02-25 09:44）

相关链接：
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副刊编辑、期刊主编。建国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特约编审。主要从事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合作编注有《文言文选读》、《文言读本续编》；编著有《文言常识》、《文言津逮》、《佛教与中国文学》、《负暄琐话》等。2006年2月24日凌晨两点去世，享年97岁。



附录：


　　拓展阅读：

张中行顺生论（节选）

　　顺生论·生命

　　从生命的性质方面看，人与羊显然相距不远：也是糊里糊涂地落地，之后，也是执着于“我”，从“我”出发，为了饮食男女，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甚至口蜜腹剑，杀亲卖友，总之，奔走呼号一辈子，终于因为病或老，被抬上板床，糊里糊涂地了解了生命。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同是不得不死亡。

　　人是生命中最顽固的力量，无论是被抬上屠案，或被推上刑场，或死于刀俎，死于蛇蝎，都辗转呻吟，声嘶力竭，感觉到难忍的痛苦。死之外或死之前，求康强舒适不得，为各种病害所苦，求饮食男女不得，为各种情欲所苦，其难忍常常不减于毒虫吮血，利刃刺心。这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无怪乎佛门视轮回为大苦，渴想涅磐到彼岸了。

　　有不少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因而君子应自强，生生不息。我们可以说，这是被欺之后的自欺。糊里糊涂地落地，为某种自然力所限定，拼命地求生存，求传种，因为“想要”，就以为这里有美好，有价值，有意义。其实，除了如叔本华所说，为盲目意志所驱使以外，又有什么意义？

　　天地未必有知。如果有知，这样安排生命历程，似乎是在恶作剧。对于我们置身于其内的“大有”，我们知道得很少。可以设想，至少有两种可能：一、它存在于无限绵延的时间之中，其中的任何事物，前后都有因果的锁链联系着；二、它是无始无终的全部显现的一种存在形式或变动形式，前后的时间顺序，只是我们感知它的一种主观认识的形式。如果是前者，则从最初（假定有所谓“最初”）一刹那起，一切就为因果的锁链所束缚，所有的变化都是必然的，就是说，其趋势是骑虎难下。如果是后者，则一切都是业已完成的，当然更不容有所选择。总之，死也罢，苦也罢，都是定命，除安之若素外以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

　　顺生论·育人

　　人，由呱呱坠地算起，得生于自然。自然付于的资本不少，可见者为肉体，不可见者还有本能、资质之类。但为了能活并且活得好，他或她就还要取得应付环境（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的多种能力。这多种能力，首要者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知和德。或者换个说法：人生来都是野的，为了能在已然的社会中活得好，就必须变野为文。变野为文，要靠身外的力量以文明化之。这化的大业，由社会方面说就是育人。

　　育，要有方法，或兼有设施。育者教，受育者学，形式可以集中（时间、地点、规模等），可以不集中。我们可以称集中者为狭义的育人，典型的为各类学校、各类训练班之类。这狭义的育人，特点为明确、整齐。而不集中的广义的育人是个大杂烩，大大小小，各种形式，凡是受育者知见上所得的都是。举例说，幼儿初次看见驴，呼为小马，妈妈告诉他，是驴，不是马，这也是育人；大街上吐痰，受罚，自然也是；甚至投稿，字迹不清，审稿人批个“字多不识，故退”，同样是育人。这广义的育人，重要的是一些大类，也说不尽，容易见到的如宣传（典型的如各种广播）、出版、社会风气，直到通过各种规定和措施，让玄奘去取经，李清照去填词，等等，都是。但目的则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无论就个人说还是就社会说，都是求变野蛮为文明。

　　人类过群体生活，置身于社会，凡是社。这里会都是有文化（可高可低，可好可坏）的社会，所以就个人说，想在社会中生活，就要融入某种文化。如何融入？要经过历练成为熟悉。熟悉，或提高说是造诣，又程度之差。算作举例，可以分为高低两等。低是能够靠自力存活，或说具有“必须”具备的过社会生活的能力（这是就一般成年人说，病残除外）。比如会说话，能够从事某种劳动以取得工资等就是。高是除了过社会生活所必须的能力之外，还具备某种或多种非必须的可以为文明大厦添砖加瓦的能力。比如说在科技方面或文学艺术方面以及其他技能方面有超出一般的成就就是。

　　无论是低的造诣还是高的造诣，都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或说以某些最基本的文事为基础。这文事，最基本因而也就最重要的是知识和品格。

　　培养拔尖的人才，困难就更大，因为不能专靠学校。最大的困难是人的兴趣和才能尚未显露之前，怎么能够经过分辨，让杜甫去学诗文，让李时珍去学本草。这里只能说个原则，是想尽办法（规定、措施等），让人人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譬如有那么一个人，本来是从事农业劳动的，可是喜欢音乐，并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就要使他不很难地从农村跳到某音乐的单位。显然，没有适当的财富、人事、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条件，这是很难做到的。

　　张中行的文化自白书

　　在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4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90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笔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85岁时才分到房子。这是一套极普通的三居室，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是半新的，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得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您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即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揪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土改一开始村子被围了，一个也不让出，如果不出去被揪出来就可能被当成地主打死。张中行的妹妹刚生一个女孩，有残疾，便把孩子狠心按在水缸中淹死，谎称埋孩子混出村。张中行说：“这虽牺牲了一条命，却救了全家命。如果没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婶未逃便被打死了。”

　　张中行充满了对“生”的热爱。他认为如果为一时的义气，死则死矣，这是匹夫之勇。张中行的《顺生论》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的现代版。所谓“天命之谓性”也就是对于生命来讲，活着比死要好，这是天命。为什么？谁也说不清。快乐比痛苦好，这也是天命，天命如此，本性如此。“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顺着本性做，这就是生活之道。本性由天命而来，我们的生活之道只能这样。

　　我问：“在死之前您最留恋的是什么？”

　　张中行道：“人与人不一样。皇帝当然最留恋的是他的天下。我没想过最留恋什么。说到生命结束时最舍不得什么？我这年岁的人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什么情人。如果年轻时候有非常好的情人，当然最舍不得的是情人。老年人就没这个了。”

　　“那您舍不得的是什么呢？”

　　“舍不得的是生命，愿意活着，人都怕死。”

　　“您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有情人他最舍不得的是情人，您一生中有情人吗？”

　　“有！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的。”

　　“您认为人的一生中爱情、友情、亲情最重要的是哪一种情感？”

　　“我想还是异性之间的男女情感。”

　　“您说的这种男女之情在年轻时候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老人来说，哪种情感最重要？”

　　“我想还是男女之情。”

　　“您这样看重男女之情，您认为男女之情靠得住吗？是不是主张从一而终？移情别恋了怎么办？”

　　张中行认为从一而终是社会的要求，不是自然的要求。社会的要求是求安定，自然对于人的要求则是传种。由自然的本性来讲，雄性都是多妻的，雌性则不然。比如，一群鸡中，雄鸡总是追逐雌鸡。无论夫妻感情有多好，一生中女性不移情容易，男性就难了。这是上帝所定，不是人所能左右的。西方有哲学家讲，遇绝代佳人，如你不动心，你就对不起上帝，上帝造出这样的人，你竟然不动心？一般来说，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没有对妻子以外的异性动过感情的很少。远的不说，就说“五四”之后的。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胡适之等等。就连王国维这位大家公认的书呆子、十足的旧式人物却偏偏爱上了侄女。还有一首诗：“昨夜梦中多少恨，……停车不系相慰问。”很有感情。

　　“在您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后来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你认为呢？”

　　“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

　　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转自http://news.163.com/05/1208/14/24F72K9N00011E4B.html ）

　　张中行女儿忆父亲

　　张文：爸爸离去不是“喜丧”

　　尽管人们都将一个寿终正寝的老人去世称为“喜丧”，可张文却不这么认为，她说父亲去世给她带来莫名的伤痛，“我希望爸爸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张文眼里，父亲不仅学问深，而且人也好，“父亲很重情，很善良，除了对我们精心呵护好外，还乐于帮助他人，在他的倡议下，我们家养过很多流浪猫。”张文说：“父亲的古文造诣很深，他写的很多东西我们是读不懂的，但是父亲一点都不‘老朽’，小时候他常常给我们讲自然科学知识。”

　　张文认为，父亲对她们的教育身教重于言传，“他对我们的教育是西方式的，完全自由开放，甚至放任不管。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家长会，我们读几年级他都不记得。在家里，他和我们非常平等，大家都很自由。而对于外界评价他是什么杂家、学者、语言学家，他都不认同，他只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思想家，因为他一生清醒、不湖涂、不盲从。他曾告诫我们要‘多念书，少信宣传’”。

　　张文说，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他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选自《京华时报》2006年02月25日）

　　龚艳平 ：顺道而行——读张中行的《顺生论》 　　

　　断断续续，终于读完了《顺生论》（中华书局，2006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不是一本波澜壮阔的书，相反，它平静到极至，却不时给你以启迪。

　　《顺生论》是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大师张中行先生的一本讨论人生哲理的著作。书稿酝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补写了一部分。后又搁置多年，于1991年4月决定续写，最终完成于1992年5月，整个成书过程达40年之久。先生认为，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顺生论》是他最费心血，也最喜欢的一本。日本汉学家波多野太郎曾感言：“私思张氏《顺生论》，可谓一部近代社会《论语》。”

　　这是一位近百岁高龄的文化老人洞察人生、广参学理的智慧结晶，既有他孜孜不倦苦苦思索、读书明理之所得，又有他饱经风霜的人生体验。作者将儒、释、道融为一体，所阐述的内容是严肃而深刻的，但是它既不是八股式的死板教条，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强制灌输，更不是冠冕堂皇的高谈阔论，而是一位饱经沧桑、博通经史的老人在与你促膝谈心。作者把人生的方方面面梳理为“天心、社会、己身”三个方面的六十个问题，从古今沟通、中外比较的角度条分缕析，推本溯源，以散文化的笔调，将思考的过程和探索的结果娓娓道来，谈得入情入理、浅易平实，启人胸襟。读完此书，更是有感于唐师曾所说：“不读张中行的书，不知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张中行的书，更不知他的学问有多大了。”

　　《礼记·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意思是说活着比死了好，快乐比痛苦好，顺着本性去做，任其自然，随遇而安，这是生活之道。作者在书中易古人的“率性”为“顺生”，率性是道，顺生同样是道，这道即通常说的人生之道，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怎么样活才好。

　　其一，要“顺生”，或说“顺应”。也就是要顺乎天命和人的个性、性情，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也不要强己所难，要量力而行。其二，要“乐生”。“生”是一切事物的根本目的，人的很多活动，包括“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活动，都是为了“生”这个目的。作者提出了“小民乐生”观点：“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顺受天命，要‘生’，求‘善其生’，就不能不把‘乐’看作十分珍贵的事物。既要贵生，又要重德，遇事就事论事，勉为其难，不幸而未能尽善，安于差不多而已。”其三，要“贵生”，因此要“尽人力”。一个人一方面是己身，一方面是社会的一分子，因此要学会与别人共处，并求共处得合情合理。“率性”并非目标，它只是通往目标的桥梁，目标是“为”。“顺道而行，重视增补而求生得更美好，更丰富，更如意。去日苦多，而人间万有，所以要及时努力，善自利用之”。

　　大家写小书，方见功力。作者长期接受传统儒道文化的浸润熏陶，又眼界开阔、博学多闻，广泛吸取了外来文化的丰富营养。他满腹经纶，而不故作高深，“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他张弛有度，真诚坦白，既不回避问题，也不高自标榜。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忠厚实在，察往知来，不以先知哲人自居。书有“禅”意，但不作“禅”态。读这样的哲理书，使人觉得亲切而富有生活气息。可以说，《顺生论》堪称大家小书的典范。

　　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话用来形容张中行先生再恰当不过。一个老人的记忆，就像是岁月摊开的画卷。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可谓五味俱全，正反新旧，聚于一身。诚如其本人所言：“世间的道理，知不易，行更难。何不信顺生之道理，尽向善之人事。”

　　人如其文，文也如其人。《顺生论》实为张中行先生的风骨写照，是他一生行为的原则。晚年为文，他以“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为信条。季羡林曾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用“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来形容这位老友。张中行的人生哲学是顺生、乐道、安己、宜人的仁爱哲学，自言在背后从来不说人坏话，也没干过对不起人的事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无怪至交启功定义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

　　西谚有云：“失去一个老人，等于烧毁一座图书馆。”如今，斯人已逝，只留下文字在诉说。 （来源： 大江网-江西日报http://www.jxnews.com.cn 2007-08-24 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