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1”三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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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1”三人谈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



　　 诗歌与诗人正越来越退居到社会精神生活的边缘，这是不是真实的判断？诗歌的困境在于创作者、读者，或者是它所借助的语言工具本身？

主持人 刘芳

　　这是世界诗歌界最为关切的话题。在11月10日至13日举行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1”上，来自世界各地的19位诗人，就大师与母语、词与世界、跨语际写作、汉语诗歌的困境与出路等主题展开了对话。

　　财新《新世纪》周刊特邀两岸三地汉语诗人罗智成、王良和、于坚畅谈诗歌在本地的困境与出路。

罗智成：

（台湾诗人，现任台湾中央通讯社社长）

　　来香港之前，我刚从台湾花莲的太平洋诗歌节回来，台北诗歌节也在同时举办。我感觉现在在台湾，诗歌的状况比较友善：诗人相对活跃，喜欢读诗的年轻人也很多，有些忠诚度很高的读者，常常会先于学院和评论界关注诗人的创作。前几天我还开玩笑说，这么多人来听诗，我们写诗仅有的孤独感都要没有了。

　　这大概跟大陆的状况不太一样。我感觉到，在大陆写诗需要更勇敢，因为这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那比较像台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况，诗有较明确的指向和反抗的目标：常对传统或者说主流的价值含批判态度，排斥中产阶级的世俗趣味，关注内心的躁动，以及表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选择诗歌创作并非只是决定一种文学工具，更是选择你要如何面对这个社会。相比之下，现在台湾的诗更加生活化，更像是一种life style（生活方式）。有时候最艰深的现代诗，可能也是最流行的歌词，比如说年轻人喜爱的方文山、苏打绿都是这类。

　　之所以如此，我想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教育，现代诗逐渐进入台湾教材，作为考核学生标准的内容之一。二是媒体，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历了理想主义的媒体时代。很多媒体都致力于促进文化发展，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奖项都不是官方的奖项，而是诸如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时代文学奖等媒体奖项。这些因素的合力，使得文化人在台湾社会很受尊重。他们的穿透力很强，如果在媒体上发声，其意见与共识会受到社会、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他们的自信与社会贡献也越来越大。

　　也因此，在台湾，文化人在引导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描摹出通往美好生活的多种路径，比如有知名摄影师放弃大城市生活，回到家乡种植有机稻米，这让整个台湾社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人们可以根据情况自主选择，而不必在同一条道路上拥挤竞争，因此整个社会的心态相对从容。这可能也是与当下大陆情况的最大不同之一。在大陆，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被认为只有一条，那就是经济增长，所以房子越大越好，车子越贵越好，大家普遍有一种焦虑感。

　　当然，台湾诗歌也有自己的困境。在我看来，现在年轻一代的创作者们在写作技巧以及各种实验方面都非常熟练，但是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我们要拿这个来干什么？时代的典范在变迁，到底要把自己安置在什么样的任务上面？在个人风格辨识的问题上，我想他们还在寻找答案。

王良和：

（香港诗人，现任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副教授）

　　今天两岸三地的情况大不相同，仅从我所知的香港部分来说，我觉得说诗歌陷入“困境”并不恰当。

　　我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诗歌，那时台湾的诗人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立刻成为香港诗坛的中心。同时他也担任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奖等重要奖项的评审，评选出来的获奖作品也都有点像他的风格。这类追求凝练、古典风格的作品被大家称为“余派”，是否真正适应香港诗歌，当时诗坛对此也有讨论。

　　上世纪80年代，本土诗人逐渐崛起，如梁秉钧（也斯）、叶辉等，他们提倡诗歌创作应根植于香港社会的市民生活，用平实的口语创作。这些作品有清晰的香港本土意识，有时一首诗可能就写茶餐厅里的谈话，或者洁工扫地的情景，这与余光中“与永恒拔河”的隽永风格很不相同。所以1985年余光中从香港回到台湾，1986年梁秉钧从美国回来香港，香港诗风大转，转为提倡朴素、具象的现代派。这从文学奖的评审风格可看出来。

　　到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黄灿然来到香港，介绍了很多海外译作。关梦南在《星岛日报》创办“文艺气象”副刊，每日以整版内容介绍文艺内容，黄灿然在此版面做了大量工作。1997年诗人廖伟棠也从大陆来到香港，在旺角的东岸书店做店员，那时书店里有很多大陆诗集，比如张枣、西川的诗集都可以买到。可以说那段时期，香港诗歌又受到很多内地诗歌的影响。

　　现在香港诗歌的状况是，没有什么中心人物，但活跃、多元；虽然相对边缘，但情况并没有差到需要大声疾呼的地步。相反，应该说现在的状况好多了。过去我的很多写诗的朋友，连讲演的机会都没有，很多人只能做工，业余时间才关注文学，但现在不少人可以靠创作为生，可以在大学或者中小学授课。此前中国语文与文学课是分家的，认为中学生不怎么需要懂得创作，2000年左右的课程改革开始教授文学创作与欣赏，预科文学考试也将文学创作列入考试内容；以前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也不选香港本土的创作内容，现在包括我的作品在内的诗歌都被选中；包括这次国际大型诗歌活动，在过去也是不可想象的。

　　香港诗歌有自己的一条路，它比较看重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对我们而言，你自己生命中宝贵的经验，怎么狠下心去残忍地隔离？有这样的共识，是因为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历了反思，究竟是否要完全切断诗与读者的联系。现在大家不再喜欢句句跳跃的风格，而是希望读者句句都懂，依然感动。

　　所以台湾人大概都不欣赏香港诗，我们也不那么认可台湾诗。而大陆的很多诗人都志存高远，认为要写前人都没有写过的诗，要把失去的几十年快点追回来，要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在这方面，香港很淡然。现在我们看诗只看一个点，就是生活底蕴够不够厚，有没有你爱的人、人的生活在其中。

于坚：
     （大陆诗人  现任云南《边疆文艺评论》副主编）

　　诗歌从来没有主流过。它就像金字塔的塔尖一样，是精神高端，自古以来诗歌史就是一部边缘史。但它因为边缘而不朽，从不因主流文化的忽视而消失。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诗歌显得相对活跃，那是因为80年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与其说诗歌成为中心，不如说是时代造成的假象。
今天也有诗人为诗歌的位置感到焦虑，他们认为诗歌既然是精神高端，也应该成为时代的核心。是的，诗歌确实居于文明的核心，但以边缘的方式。大巧若拙，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诗歌的边缘化很正常，在当代中国尤其正常。市场经济发展以来，一切与人民币没关系的严肃写作、精神活动都被边缘化，不独诗如此，哲学、美学、社会科学等许多不能兑现为货币的精神活动都边缘化甚至停滞了。
   诗的边缘化，也不是因为诗人清高，诗人里面想利用诗歌先富起来的也有其人，但是诗本身就决定它处于世俗的边缘，想围着人民币转也转不了。
   我认为即便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诗在中国也不会消亡。因为汉语本身就是诗的语言，运用汉语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诗人。
   今天我们说汉语诗歌的困境，其实就是汉语的困境。汉语本就是诗的语言而非工具性的语言，它不像起源于地中海的西方语言，本为了商贸而产生，贸易需要精确清楚；汉语是用来招魂的语言，语义暧昧，有韵律感。中国从古代就被称为是诗国，诗国，倒还不是因为这个民族多诗人，而是指汉语非常诗意。用汉语说话总是免不了象征、隐喻、多义、暧昧。我以前说拒绝隐喻，就是深感汉语的这种宿命。对于汉语诗人来说，隐喻是诗人的暴戾父亲而不是儿子。兰波要在法语中像上帝那样创造语词，在汉语中不太可能，汉语的非历史性写作最多就是复活隐喻。所以我一直认为，诗是对经验的复活，北岛以前也说过，处理好过去的经验就是好诗。
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民族都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不适应现代化，不能精确表达以适应契约、、量化、贸易、科学等等。因而进行语言改革。如德国的宗教改革，路德通过翻译圣经规范了德语就为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引入片假名，加入现在时、过去时等时态、词格，对语言进行改造。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我以为与日语抛弃了汉语性有关。但悖论是，这也使日本没那么诗意了。
汉语没有经历这样的语言革命。却以几千年前的古老语言在最近40年中实现经济起飞，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值得深思。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试图将汉语拉丁化，但没有成功。普通话、简化字的推广，或许加快了汉语的速度，但没有根本改变汉语的性质。
    在西方，现代化的背后是工具理性以及宗教信仰体系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则仅学习了工具理性的层面，精神性空乏，现代汉语变得贫瘠而实用。文革将汉语意识形态化是一次贫乏。市场经济是另一种贫乏。贫乏，这是今天汉语最大的困境。汉语是可以在丰富上无边无际的。汉语可以引进工业化，也可以引进莎士比亚和歌德。这就是丰富。但这只是拿来的丰富，而在创造现代汉语上是很贫乏的。现代汉诗是贫乏中最丰富的地带，但并未得到尊重。
   也许这并非汉语本身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语言的困境。世界是走向单一的工具化、理性化的所谓更科学、透明、简单的语言世界，还是继续那些古老的黑暗的复杂的、乱麻般的、诗意的语言？这关系到人类向何种未来走去，是论语圣经之家还是科学合同之家？是诗意之家还是概念之家，或者在这两个向度之间还有第三个向度，既是诗意的，又是可以契约的？
   如今汉语面对两个选择：是继续向工具理性发展，适应现代化更多欲求，最后水至清则无鱼，还是反思汉语这种古老语言何以能够在现时代逆流而在？也许在这两者之间，有一条必须我们去找到的道路？这是今天汉语面临的最大困境，这问题也属于诗人和诗。
   我以为今天汉语写作需要张扬的是汉语的原始神性。海德格尔说，“如若人通过其语言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与召唤之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家中。”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而是存在，汉字就是文明本身。今天的写作，应当意识到汉语是一种最后的拯救力量。（此文于坚的部分与网络上的略不同，网络上的未经于坚审订。）

答中德文化网“10话实说”问

                                        于坚

   在“10话实说”栏目中，来自中国和德国的文化界名人回答我们的10个问题，讲述他们与对方国家的联系。

     于坚1954年出生于昆明，文革期间中断学业，开始在工厂中当工人近10年，1980年至1984年在云南大学中文系学习。从1984年大学毕业以来，于坚至今一直坚持担任国家分配的《边疆文艺评论》杂志编辑（副主编）一职。1985年于坚与韩东等人合办了颇具影响的非官方诗刊《他们》。1986年发表《尚义街六号》，并由此一举成名。于坚及韩东等逐渐形成了对中国80年代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所谓“他们诗群”，即反对唱高调，认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用口语描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
    于坚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与《0档案》同名的于坚诗选集经Marc Hermann翻译成德文，由德国霍勒曼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应舍培德（Peter Schneckmann ）、“龙桥亚洲文化交流协会”和杜伊斯堡-埃森孔子学院的邀请，于坚于2011年10月前往德国举办巡回朗诵会。

     1. 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德国巡回朗诵。访问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多特蒙特、杜伊斯堡、柏林、杜塞尔多夫等地。

     我的诗集《0 档案》在德国出版，并且有人喜欢，我很高兴。汉语和德语都是伟大的语言，我的作品能够翻译成歌德的母语，我深感荣幸。

     我也要感谢译者马海默，我与他素不相识，我们是通过我的诗认识的。他翻译得很棒，一路上我听到许多听众对我这样说。

     2.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德国？是怎么开始的？
     很早。青年时代，在文革时期。我一方面看公开出版的马克思的书，也看地下流传的歌德、海涅的诗歌。当时这些书是禁书。

     无论马克思或者歌德，都给我很大影响。尤其是歌德，他的谈话录我读了多次。中文译本也很好。

     3. 与德国的交往给你的工作或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德国给我的思想许多影响。早年是马克思、歌德、卡夫卡、布莱希特……后来是海德格尔。1996年我的诗《0档案》就翻译到德国。
     德国文化的思辩传统对我影响很深，赫尔德林诗歌对诸神的召唤也给我启示。

     中国思想有许多与海德格尔的思想相通的东西。

     4. 你在德国最美好的经历是什么？
     在德国我很愉快。我的德国朋友一大堆，他们都乐于为我做到最好。我非常感动。

     5. 你在德国最不愉快的经历是什么？
     过海关的时候被命令打开箱子翻腾了一遍。

     6. 有没有你最喜欢吃的德国菜？
     法兰克福的苹果酒不错。

     7. 对你来说什么“最德国”？      我想除了强大思辩传统，恐怕是德国人那种追求做到最好的工作方式。但是如果太重视杰出、优秀、成功的话，德国人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杜伊斯堡的旧钢铁厂改建的主题公园给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思辩、设计与精确的做工，使那台机器看起来就像一个大脑。彻底的工具但是给人抽象而超越的感受。工业文明的奇迹。

     8. 德国文化方面哪种成果给你印象最深?

     哲学。我很喜欢德国哲学。

     9. 如果可能的话，你愿意和哪个德国人换一天生活？
     歌德。

     10. 你希望把德国的哪些习惯或理念带回国内？
     对工作的认真，精致、计划性和热爱。

            

                                          2011年10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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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就《于坚随笔》四卷出版答《信息时报》记者潘小娴问

    1、这次您的四部随笔一起出版，让我想起您以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是一个散文时代，散文更接近人生，接近生活世界，散文的时代则是生活的时代。”可以说，这四部随笔集是您坚持这种创作观念下的结果吗？
     我的写作是随流赋形，倒不一定固守某种写作观念。作品在先，说法在后。我已经写了许多，然后如此说。但任何观念都很容易似是而非。
    散文的散就是无序的意思，怎么都行。世界其实是怎么都行的，它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必须的”给弄僵了，于是又回到怎么都行。其实写作就是怎么都行，“随笔”一词我以为比“散文”更好。随，随便。随便怎么写。只要你这么写，能够唤醒经验，直指人心。
    写作也可以说是一种“提醒”，只要提醒，你怎么写都可以。每个时代的“提醒”不同，100年前的中国写作提醒的大约是传统生活世界的死亡，而今天我想提醒的是对日常生活的忽视、遮蔽。文体总是呼应着时代的，时代不只是一些思潮，它更是能够呈现这些思潮的文体，也许小说更适合在封闭时代消磨时光，诗歌更适合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以为散文更接近这个时代的状态。这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过去维系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已经日薄西山，而适应新的生活世界的价值观还有待重建。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潮是“生活在别处”，我们置身其中的经验世界被视为落后、脏乱差。大拆迁理直气壮、无休无止，到如今生活世界已经一片荒凉了。看看中国那些千篇一律焕然一新但是没有人气的小区。这个时代的潜流是渴望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世界，人们太累了，人们厌倦了，人们就要散架了，人们感到孤独，人们想停下来过日子，重建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必须适合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西方人的经验。散文对应的正是这种时代潜流。
  
    2、《于坚人间随笔》这部书里，写了很多平凡人平凡事。有人认为这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史诗”，您个人是如何看待的？另外，您认为，作为作家，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书写那些平凡的灵魂？
    我的野心是写某种“日常生活的史诗”。其实20世纪许多作家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史诗，比如普鲁斯特、拉金、乔伊斯。受西方左翼文化的影响，中国二十世纪流行“生活在别处”，反生活成为主流。美好的生活总是彼岸的，而此岸就是地狱。这影响到写作，许多作家自命“灵魂工程师”“比你教为神圣”，鄙视中国生活世界，中国经验、中国日子。在最近二十年的大拆迁运动中，这种思潮已经不只是象征系统，已经被全面地空间化了。
    每个灵魂都是不同凡响的，只有自命“比你较为神圣”，自以为一贯正确，才自命不凡。灵魂并非某种高高在上的东西，灵魂就在芸芸众生之中。
    我前面说到提醒。与提醒不同，提醒者只是在先醒来提醒一下同伴而已。还有一种写作是“叫醒”，那作者像旅馆闹钟似的，高高在上，掌握着正确的时间，像上帝一样永不睡觉，按时叫醒别人。我不喜欢这种写作。
     3、《于坚人间随笔》这册书里，您都以“某某记”来诉说故事，比如，《开会记》、《火车记》、《治病记》、《装修记》、《看画记》、《运动记》等等，这种书写格局，是否代表了您寻找散文写作出路的尝试？而这种写作风格对您本人的创作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我一直试图模糊文体的界限。我的散文是随笔的、漫笔的，叙述的、必要时也是小说般精确的，细节的、戏剧化的，夹叙夹议的、我也经常在散文里插入诗歌，就像古代章回小说开头那样。总之，随流赋形，根据写作的感受。我试图通过更为复杂的文本与那种简单的风花雪月式的写作在文本形态上有鲜明的区别，比如我的《开会记》，里面有随笔式的记叙，也有小说似的虚构、也有诗。
    这种写作使我感受到一种超越性。置身21世纪，我觉得我这一代作者最幸运的是我们有无数遗产，无数的语词仓库，真是前无古人。在思想资源上，我们既有中国资源，也有西方资源。我现在更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一直被20世纪新文化遮蔽着的仓库。也注重这两者的两厢对照。在历史资源上，我们既有古代的资源，也有近现代的资源，更有文革和市场经济、大拆迁运动这样的中国经验。我们置身于一个丰富、暧昧、黑暗与光明并存、充满活力与绝望的世纪，我想我们确实可以写出点什么。
    4、为什么您会经常提及“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在几十年的不断写作过程中，您又有什么新的发现与理解呢？
   与西方在教堂里膜拜上帝不同，中国人的神性世界是通过文化来呈现的。而文化就是生活方式。比如苏州园林，我以为那就是中国生活的教堂。中国文化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潜移默化地保持着神性。中国人崇尚的是“诗意的栖居”，诗意就神性。这一点西方在20世纪才逐渐意识到，成为思潮，影响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反而在中国，“诗意的栖居”被20世纪以来的维新是从的“新文化”遮蔽、抛弃了。
   5、《于坚大地随笔》里的文章，几乎都是有关您在故乡云南各地、西藏、四川等地的行迹和当地人文景观。您为什么一直坚持书写一种地方性的经验和记忆？是为了突出您的私人体验吗？还是因为云南这块土地，就是您写作的生命？
    今天，全球化受到世界性的欢呼，但没有地方哪里来的世界？地方性知识、方言、故乡已经岌岌可危。我们已经失去了故乡，成为无根之人。地方性、地方性知识的大面积丧失，使泱泱大国越来越小，同质化的世界千篇一律。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细节消失了。世界干干净净，像一个规格统一的大医院。中国西部开发稍晚，地方性还没有完全丧失，但也岌岌可危，我的写作表达了我内心的焦虑和惶然。地方性的消失将使文学丧失存在的基础。福克纳似的作家还有可能吗？如果南方北方的生活世界都一模一样。我的写作其实有屈原那种痛苦，那种被迫“去终古之所居”的“离忧”，我是在故乡被永远流放的尤利西斯。
    6、作为一个见证和亲历了近30年来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的诗人，请谈谈您的诗歌观念？并请谈谈您在《于坚诗学随笔》，对诗歌精神以及诗学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我在90年代初提出“拒绝隐喻”，那不仅是诗学意义上的，也是现实意义上的，但诗学对现实无能为力。今天，那些好大喜功，象征、隐喻着“高大”“光荣”“正确”“雄伟”“光明”“大道”“焕然一新”的建筑物已经席卷中国。而作为落后、腐朽、过时的象征，传统中国世界已经荡然无存。建筑是生活和文化的载体，建筑不仅是些建筑材料，大拆迁最后拆掉的是中国生活经验、传统、记忆和中国故乡。
   7、您觉得诗歌现在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您认为现在的年轻诗人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另外，现在读诗的人越少越少了，诗歌真的是穷途末路了吗？
   诗歌现在的状态很正常，诗人继续持着灯，就像大雄宝殿后面黑暗中的五百罗汉。不正常的是这个社会。在一个诗国里，人们不把诗当回事，很简单，因为诗赚不到钱。在这个时代，赚不到钱的事情被冷落，奚落是是很正常的。哲学、美学、戏剧（不是相声，是悲剧）、音乐（不是流行音乐，是莫扎特们那种音乐）不是也无人理睬么？我看小说也快了。诗没有穷途末路，穷途末路的是这个以货币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
   我觉得许多年轻诗人缺乏对经典文学的敬意。写作很难，行为艺术可以横空出世，别人脱衣服你可以烧头发，怎么横空出世怎么玩。写作不一样，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记住你的身后有一个书架。去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朗诵，会前人家带我去参观汉学系的图书馆，老天，那么多书，塞在书架上的撒哈拉沙漠。我走了一层赶紧逃走。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你写的那一本又算什么！就像一头满身皱纹的大象，你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皱纹而已。写作要战战兢兢的，要知道别人已经写了那么多，读者都看在眼里。

   8、《于坚思想随笔》有很大一部分是“棕皮手记”。这些“棕皮手记”大概是写于什么时候？它的笔法、行文方式以及内容有什么特别之处？您现在还坚持用“棕皮手记”吗？
    棕皮手记从80年代开始写。主要是我的思想片段。我觉得这些写法更能表达我那些闪电般的思绪。这一套我是从古代中国的笔记体里面学来的，比如《世说新语》。《契诃夫手记》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我一直都在写，积累到一定的篇幅才发表。
    9、《于坚思想随笔》里，还有不少关于国外的随笔，比如《阿姆斯特丹，在梵高的呼吸中》、《在巴黎地铁中》等，您不仅喜欢通过阅读感悟世界，也喜欢通过行走感悟世界？这也许也可以印证您说的“诗人不过是土地测量员”？
    这是继承古代中国的文人传统。李白说“一生好入名山游”。 旅行可以养浩然之气，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10、问个书外话题——现今的商品化似乎让作家陷入了一种理想和生存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为了生存而去写迎合市场的文字，一方面似乎又难以割舍自己的文学追求。作为一名作家，你是曾经 / 常常 / 偶尔有过这样的苦恼吗？你认为最理想的写作是怎样的？你自己做到了吗？
     只写自己想写的，我从年轻时候就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写作就太难受了。我对物质的要求很低，写作带来的喜悦和满足感是其他事情没法比的。为什么要迎合市场？除非你需要超过基本生活之外的货币。我的写作足够养活我自己，养活其实并不难，至少没有难到要你去迎合市场的地步。迎合者，那必然是对物质的需求超过了写作的需求，其实写作这活计所要求的物质生活很低。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一个国家以作家是否能成为“百万富翁”来评判作家的价值，人们关心的是作品与神的关系，与上帝的距离。只有中国例外，因为这是一个反生活、反常识的社会。重建日常生活的神性，就是要热爱生活，每一种生活都是值得爱的，有尊严的、神性熠熠的，而不是只有富起来才是生活。世界文学史表明，这部历史其实主要是穷人们的写作史，甚至许多作者自觉地与世界保持着一种清贫的关系。倒不是那些伟大的作者没有能力富裕起来，他们要干的事比这个重要得多，他们没时间在其他方面富裕起来。清贫，不是贫乏、贫瘠、而是安贫乐道。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2010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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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成肉身
            
        ——最近十年的一点思考

于坚



    老子说，有无相生。一阴一阳谓之道。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焦虑，在我看来，就是对“无用”的焦虑。传统中国虽然肯定儒家的经通致用，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对老子和庄子们的“道”“忘机”也是不敢须臾疏离的。传统中国的文化方向是向下的，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道法自然，自然不仅仅是物质空间，也是中国心灵世界的源头，上善若水，随流赋形。道法自然，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国文化尊重经验和历史，时间是永恒的。文学的主题是大地，写作的基本调子是赞美。写作从世界中出来，又回到世界中。
    在中国，文化扮演着某种宗教角色。道法自然，写作是对世界的说明，这个说明是“为天地立心”。中国心灵在大地上而不是在上帝那里。文章就是立心。
    子曰，人者，仁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本来与野兽同处于黑暗的荒野，但人立了心，于是脱离了原始的遮蔽。立心就是写作，就是文章。“己欲立”的这个己，就是作者。
   心是先验的。就是孟子说的“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立心，立就是为“我固有之”的心祛除遮蔽，文明之。
   立心不是虚构观念、设计世界新图纸。在中国，诗是文化的最高形式，诗是说明，是从世界中出来，“为天地立心”，诗的方向是通过文字使心出场、在场，守护着大地人间，与它民族的宗教不同，中国天堂不在来世，就在世界之中。宗教的方向是向上，终极价值在世界之外，来世。宗教的天堂是虚构的。文却必须回到人间，回到经验，回到大地上，回到世上。文是对人间大地先验的诗性的“明”，诗与宗教，方向和形式不同。诗出于世界，回到世界。宗教只出不回。宗教和诗都在解释说明世界，宗教更倾向于解释，通过“比你教为神圣”的观念，理论、理想、理念、教条。
    诗是对世界的说明，文明。“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蠲戏斋诗话马一浮）诗言志。志，按照字体结构，士心，可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之心。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心是先验的，人皆有心，但只有士心有所思，思就是心田，心有田了，心动，觉醒，生长，这就是志。志，也是记录，以文志之。志，“志者感也”，通过言记录、说明、文明，就是诗。这个志，并不“比你教为神圣”，这个“志”是顺其自然。诗就是文，就像文这个词起源于文身一样，是顺其自然的顺理成章。“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说文》“理者，成物之文也。长短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这是中国本源的“理”。现代意义上的“理”是按照发现总结的规律或依据某个标准对事物进行加工、处置。理性、理财。理事、管理、修理、整理……的理。
   中国诗圣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文章就是赞美，原天地之美。大地人间就是天堂，文章之。这与基督教文化将世界是非化完全不同。“神看见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 And God saw the light, that it was good: and God divided the light from the darkness.而在中国文化中，大块不是“一张白纸”，光与暗都是自然，都是道的载体。先验的，守护着就好。文明就是守护。文明而不是再造。
传统中国的写作基调是赞美。“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蠲戏斋诗话》马一浮）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我以为，兴就是触发。在古代诗歌中，触发汉语诗兴者主要是自然，所以山水诗兴旺发达。“大块假我以文章”，赞美息我以生死的大地是诗的基调。观，就是观点、立场、所在地。群，就是他者，“他人不是地狱”。怨，就是批评。批评是“美刺”，用的是加法。批评与20世纪的批判不同，批评是因为“大雅久不作”（李白）为的是“再使风俗淳”（杜甫）。批判是非此即彼，破旧立新。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说诗是为人之初，性本善而明，为人伦大道而明，诗是立心，扬善，风雅。诗“可以兴、观、群、怨，必止于无邪” （《蠲戏斋诗话》马一浮）诗之最末流，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将诗作为知识。
    赞美基于对有的守护、顺从，喜悦。在1840年以后，中国赞美只剩下无的一面，有被解释为旧。诗还在说，但是已经不明了。文还在复制已经灿烂之极的雅驯，以至腐朽晦暗了，令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感到窒息，使中国在舶来新世界面前全面失语。自五四开始，自然、历史、经验的旧世界首先被从观念上革命，文革是这种革命的极端。进而在空间上被拆除、摧毁。
    五千年，色即是空。王国维之死，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个大空的到来。
    有与无，不再是相生的关系，而是彼此对立，水火不容。曾经是知白守黑，现在，白要消灭黑。
    基于对无用的焦虑，汉语写作的革命性是重建一个现代性的观念系统，激活僵化的所指，重新解释中国之器。说明已经隐晦不明，但无法涂抹，说明已经积淀在汉语历史的黑土中，只能再解释。我们的写作被抛入了一个解释的时代。解释就是批判。
    对无用的焦虑确实为中国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白话文写作就是这种普遍焦虑的一个成果。白话文革命，使汉语在书面重新获得广泛用途，可以为现代中国解释了。以有用为目的工具理性，这是汉语写作之现代性的内在根源。对于现代诗人，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点。
    当代文化的有用，是对各种观念、意识形态、知识的空间性开拓。非历史、对经验的革命、成为当代创造的基本动力。
    自鲁迅以降，文学的主调成为批判，人独立寒秋，成为当代文学的主题。
    鲁迅是个耶稣式的人物。他为汉语带来了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绝对的批判。说明变成了解释，赞美变成了批判，肯定变成了否定。从鲁迅开始，诗经中国进入了圣经中国（或者说“道法自然”的中国变成了“观念先行的中国”。）传统中国以“中庸”为价值的天平，独尊儒术使“中庸”成为一种绝对，或许正是这种“中庸”绝对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恰恰失去了中的天平。
    鲁迅从天而降，他带来的是一种命名方式：“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这口气与超越经验的“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是一样的。这种陌生的东西需要强加于世界，因为它超越了生命的普遍经验。基督教的许多思想在今天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真理、常识，但是这些从天而降的观念在开始的数百年中却是通过剑与火来推行的。
鲁迅在中庸世界中树立一种现代性的绝对精神。“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开窗，意味深长，它其实使汉语写作在一个更大的空间中去寻求中的所在。
     赞美是对世界的原始说明，赞美基于对大地、对器的敬畏，顺应。批判则是对说明的再解释。批判需要无所畏惧。我们这一代诗人是在这个文化背景下开始我们的写作。
    赞美是“原天地之美”。赞美是没有是非的，天地无德。赞美是先验的，这种写作道法自然，写作不是赋予世界新的意义，而是顺应“它的意义”。顺理成章。
     批判是对经验、历史的批判。批判基于本源性世界（或曰故乡）之外的观念、图纸，更X的全球图纸，以确立新的是非，扬弃、否定或者肯定。有用是衡量一切价值、意义的坐标。
     我们时代写作的动力来自是否“有用”。在将近两个世纪的再解释后，“有用”已经成为中国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核心。有用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物质中国。
     但是新的焦虑也出现了，压倒一切的“有用”，也令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精神空虚。可以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将西方一切“用”都搬了过来，现代化在中国的胜利有目共睹。但是，西方的有用、器是植根在上帝中的。上帝代表着西方文化中无这个层面。天职，职业，在西方文化中工作意味着“上帝安排的任务”“神召”。而在当代中国，工作只意味着“先富起来”“勤劳致富”。勤劳于某项工作而没有致富呢？就抛弃这个工作，打一枪换个地方，工作本身被视为无用，有用的才是工作，无用的就不是。工作不是神召、天职。我们没有搬来“上帝”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搬吗，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其实已经使尽浑身解数，教育的普及、各种译文汗牛充栋。但上帝依然在中国精神世界中阙如。上帝这个东西是搬不动的，上帝位于西方文化中无这个层面。无只植根在各民族自己的文明经验中，它无法移植。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知识都可以移植，但无无法移植。无像生殖活动一样，必须在各民族自己的身体中生成，无是各民族的精神之根。
    无是对有的守护，有无相生，知白守黑，文明是无的守护者。文化、经验、审美标准、无不植根于此，无是照亮有的东西。有无相生，有与无的任何一方面的缺席都是对生的摧毁。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如果世界失去了“归于无极”的“常德”，它就抵达了有限，“有”如果没有对无的敬畏、恐惧、没有朝向无的升华，有就是有限。古书说，有是会意字，意思是手中有肉。手中有物而不敢放手，这就是死守，守死。无，最古老的意思就是舞蹈，舞蹈是什么，就是赞美“无”的一组组动作。
我曾经说，文革是一场灭心的运动。心就是无。文革费尽心机要消灭的就是中国世界的无。所谓“灵魂深处闹革命”。文革盛行的“交代”就是要人们把“无”供出来。消灭于意义之“有”。文革中断了中国的形而上的黑暗经验层面。
    中国传统在观念上被彼岸化了，无与有分裂，无走向虚无。无先是由于恐惧而隐匿，继而由于无用而被抛弃。
    现代性对有的空间性开拓成为时代主流。现代主义是一场空间的量化运动，现代主义试图通过有将无量化、空间化。对有用的焦虑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在写作上，它已经具体地影响到我们，这就是对意义、象征、隐喻的狂热追求，对无意义的恐惧。现代中国其实已经不敢写无用的东西。在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写作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对“是否有用”的大规模的集体辩护，解释。
    最近二十年，中国文革新文化中趋于极端的旨在“有用”的泛意识形态化的主流美学体系濒临崩溃，文化价值标准出现了巨大真空。“礼失而求诸野”，各种民间文化力量试图对这一真空进行重建，重建中国当代文化的价值坐标。这种重建在新世纪的最初十年尤为激烈。     
    今年春天，我曾经从苏州到上海旅行，在这个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充分地区，我目睹了新世界的全面崛起和旧世界的全面崩溃。在１００年前只是理想、蓝图、观念的东西，今天已经成为坚固的物质现实。在苏州，时隔三十年，我再次拜蔼了拙政园等古典园林，上次是游览，这次却是拜蔼。我周围弥漫的是一种诚惶诚恐的气氛，太湖石、书法、文言文、画栋雕梁、楼台亭阁、小桥流水……像圣经中的使徒一样被人们顶礼膜拜、叹为观止。这些昔日中国的“寻常百姓家”中的精华如今已经从庸常中升华出来，像教堂一样神圣。无数旅游团组成的朝圣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苏州，苏州已经成为梵蒂冈或者麦加那样的中国圣地。另一座伟大的中国教堂则是黄山，朝圣者的也是队伍日夜不绝。
   “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世界已经被“彼岸化”了。
    我强烈地感受到西方的一句现代格言：“Pastis another country”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哈贝马斯 赵一凡译）
    作为新世界的典范，在上海，我看到１５０年前崛起的上海外滩，曾经由于崇洋媚外而声名狼藉，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里程碑和古典范式。这些具有十九世纪西方风格的建筑，如今再次价值连城，与黄浦江两岸崛起的玻璃幕墙新建筑群一道，已经成为旅游者的另一个顶礼膜拜之地，说它是现代主义的大教堂一点都不过分。
    多年前，我读到英国作家伍尔芙的一篇文章，她说，在20世纪初的某日，世界变了。我当时觉得她很夸张，历史的变化难道有如此具体的时间表？但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或者说在澳奥运会开幕的前后，我深深感觉到，是的，世界变了，我曾经知道的那个世界，已经是“另一个世界”，苏州不仅仅是建筑物，它是一种生活，一个生活世界。外滩也不是“新瓶装旧酒”，这是一个新世界。我意识到，现代主义在中国已经建立起它的主体性，叫嚣了100年的“拿来主义”已经不是纸上的口号，而是一个物质和生活现实。
    在近两个世纪对中国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拿来、整合、革命、批判、再解释、不断地反省之后，我以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重建“无”的基础。最近十年，那个中国现代的小传统——东西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已经逐渐被抛弃，中国当代经验已经成为一种更有超越性的东西。其当代性已经使传统的二元对立不再那么尖锐，与上世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着根本的不同。一种新经验已经成为中国的当代经验，这种新经验不再是一堆抽象的主义、观念。而是一个世界，一个我们已经被抛入其中的物质、社会、文化空间，一个新的器。西方不再是一个彼岸，它已经成为中国世界“第二自然”的一部分。曾经被视为二元对立的西学东渐已经在器的层面成为世界、当下，西方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成为此岸，成为中国生活的巨大现实，而不再是遥远的、彼岸的“西方主义”。文革将中国传统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彼岸化”了，但中国传统依然在身体这个层面发生作用。我体会到的新经验是，过去一直被强调的西方影响或中国特色已经在中国现代化创造的全新现实世界中全面模糊，当代中国其实一个更为完整的在此岸与彼岸之上的一个超越性经验体。
    200年前，德国哲学家谢林就说过 “现代世界开始于人把自身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不再拥有一个家园，无论如何他摆脱不了被遗弃的感觉。” 《艺术哲学》
     今天中国的新经验其实不过是使我们在200年后，随着西方，体验到这种被遗弃的孤独感。
     公元前311年前后，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下了悲歌《哀郢》，这位伟大的诗人写道，“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屈原丧失的只是故乡本土，而我们丧失的是中国世界，是道法自然的古老思想及其载体。而同时，我们丧失了边界，走进了世界。
    怀旧已经太迟了，怀旧没有出路，旧已经成为虚无。别无选择，我们已经被抛人新世界。
    我们需要适应一个更大的故乡，人类共同的世界故乡。
    新经验在空间上已经存在，但是时间没有建立起来。这个时代的观念是维新，维新是空间在平面上的横向无限运动，它总是转瞬即逝。只有时间才可以将经验植根于永恒之中。空间是有，时间是无，孤立的空间是空虚的。人无法只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有中，人们的有需要升华、命名，说明。
    “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向何而去？”如果原天地之大美的传统中国对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话。那么在新的经验世界中，这一点已经茫然。今天的虚无是时间的虚无。
     需要解释的解释。这种解释不仅仅是为空间的无限开发辩护，而是要使人在新经验中安下心来。什么是令人安心的东西，安，就是要使人感觉到生命的意义，活着的意义，某种使你热爱世界的东西，某种来自永恒的庇护。大地是永恒的，生命将生生不息。过去，这种东西存在于故乡中，故乡是一个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场。而今天，大地不再是永恒的了，诸神被科学宣布为迷信，人类改天换地的革命已经使我们丧失了那种依托于永恒的先验的安全感。我们已经丧失了故乡，我们在高速公路的尽头和水泥小区中成为没有故乡的陌生人。这是一个新的经验，我们已经迁移到一个新的居中，别无选择，怀旧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只有在这个新居，这种新经验中重建故乡，重建时间。
    汉语曾经处于一个自足的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场中，现在这个封闭的场被开放了，如果我们要在新的场域——世界中，寻找心灵世界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中国心灵还是一个世界心灵？我注意到今天人们比以往更频繁地谈论普遍价值。心灵是没有祖国的，只有语言才有祖国。如果没有语言，心就永远处于黑暗，为黑暗遮蔽。心就是无，心是时间性的，有是空间性的。各民族语言追求的是同一个东西，伟大的写作只是各式各样的民族语言与心的距离。“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曹丕）
    我庆幸在世界诸语言中，汉语也许是少数距离无最近的语言之一。世界需要各式各样的民族语言来接近无，在这一点上，全球化的“世界语”是一条绝路。
    我们失去了原始的地方故乡，但我们走进了人类最后的全球故乡。全球化使人类殊途同归，人类本来就是一个民族。语言是无在场的不言自明，场是具体的，因此各民族的表述不同。
    有无相生，通过诗和神灵显形的无缺席的世界是虚无的世界，没有无守护的有只是子虚乌有，有将彻底丧失。
    一个多世纪对有的追求已经总结成一个真理，发展就是硬道理。无已经被遮蔽、被遗忘。
    过去十年是市场经济及其价值观在中国全面胜利的十年，我们发现，中国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已经变成以是否有用，是否可以兑现为货币为标准，这种拜物教摧毁了中国当代文化的许多方面。我看到青春是“有用”的，于是“少年中国”的价值观席卷一切。我最近去市中心为80岁的老母亲买一件衣服，偌大的百货公司竟然没有为母亲设计的时装。人们衡量精神生活的唯一标准是市场价格。一切都要走向市场，已经成为全民共识。这也是那些先锋派艺术家的共识，在美术学院，学生们心目中的大师来自拍卖行的行情。
     主流文化今天是如何富起来的文化，它与“常德”的文化精神毫不相干。诗比过去三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少数诗人孤独地坚持着精神活动的“无用性”。在今天的中国写作中，坚持着“常德”和高品质写作的是一批诗人。新诗在时代的急流中没有垮掉，诗对无用的守护不是一种虚无主义负隅顽抗，附庸风雅。当代诗坚持的是无用，而不是虚无。当代诗成功地抵抗了乌托邦浪漫主义和风花雪月的诱惑，抵抗了“政治正确”的“有用”。这些写作一直被我们时代的主流审美经验证明是有用的，这是当代诗被攻击、冷落的内在原因。
     焦虑在诗人内部也很激烈，许多诗人放弃了为永恒写作，而转向为事件、新闻、立即生效而写作。当下，只是诗灵感的一个载体、在场，当下并非诗的终极之地。将当下视为存在，诗成为行为化的语言表演。最近十年各种诗新旗号的建立无不暗藏着对“有用”的渴望。诗人对诗的“无用”发生了怀疑。去年地震时期的写诗热潮，再次证实了诗人们对“有用”的渴望，这是最近十年当代诗最危险的倾向。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中时段是时代、短时段是事件。长时段是永恒。置身其中，中时段和短时段似乎强大而坚固，其实它们只是过眼云烟而已，三十年前我感受不到这一点，但今天我可以感受了，我相信，我们可以为时间、为永恒而写作了。
    我们需要为新经验重建时间。时间就是永恒，就是那些终极性的、到此为止的东西，只有古老的诗可以继续在这个无限进步的时代中继续永恒。诗已经成为永恒的一种隐喻。任何最先锋前卫的诗其创造的基本技艺，无不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诗是一种记忆，这种记忆不是意义的记忆，而是写作技艺的记忆，是对赋比兴的记忆。对于赋比兴来说，各种主义意识形态只是过眼云烟，诗守护的是无，赋比兴就是守护无的技艺。
    在中国文化里，赋比兴就是那种可以使我们在黑暗可中重建故乡、时间、重建无的技艺。我把它理解为建筑房子的技艺一样。故乡是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的经验中生长起来的。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我看来，地就是世界，就是有。庄子所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生者，乃所以善死也”，世界是文明的世界而不是荒野，死是在世界中的死，而不是在荒野上。世界是人的界也是祖先的界，地是人的地，也是祖先的地。祖先就是历史、文明、经验。
    天就是命运，不可知但是你必须顺天承命的。将你抛入世界的别无选择的东西，给予你自由与限制的那种东西。君子三畏，第一畏是天命。
    道就是无，就是时间。诗意、神灵、上帝都是时间的同义词。这是先验的无。呈现为诗、艺术的语言将它们向世界敞开。语言本身就是敞开，文明，以文照亮世界。文不是通向某种形而上的工具、桥梁。文就是敞开这个动词本身。文（诗）将无向世界敞开。敞开的过程、道路就是有。赋比兴就是无向世界的敞开。敞开是守护，不动。
    自然，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有无同一的状态，永恒。道的在场。
    有无相生，在世界中。道就是有无相生。相生就是易。自然是有无相生的场。
    我们曾经在古代的荒野中创造了文明的时间。今天，面对新的经验，我们必须再造时间。
    今天，发明并发一个主义、口号、流派易如反掌，小聪明足矣。但对无的守护则是诗的永恒事业。
无，是对时代、事件的根本超越。这里我要说到什么是当代诗写作真正的现代性，新诗的现代性就是对无的重建，就是对时间的重建。现代性决不是任何新潮的主义、观念，口号、知识等等。写作上的现代性是一种使徒式的、天降大任的、持续的道成肉身的写作。这种写作在观念、主义、意识形态的终极方向上呈现为无。这种写作有的只是写作这个持续的动作，作者赖以为生“养活我自己”的活计。观念、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在写作过程中发生的此起彼伏的片段，作者生命的生长过程，它们不是写作的方向或者结局。
    道成肉身，就是文章为天地立心。
    文起源于古代部落中的巫师将卜卦的结果记录下来。起源于文身。身本是黑暗的，文而明之；人本是黑暗的，语言明之，明什么？心。在中国文化中，文这个活动本身就是精神性的，灵魂附体的，充满萨满气息的。汉语的模糊性、不确定性、诗性就源于此。
     孔子说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就是那些通过写作来立心的人，立心就是“达人”“达仁”。在西方，这个是由牧师负责。尼采甫出，宣告上帝死了，他企图将立心的重任转移给文化，因为文化的源头是直觉、神秘性、不确定性、非逻辑、非理性、萨满教、酒神、泛神论……
    二十世纪受西方影响，中国出现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文人因为放弃了“为天地立心”的古老使命，风花雪月，寻章摘句老雕虫，成为腐儒。“书中自有黄金屋”，获取仕途，改变人生际遇成为文人的终南绝径。文人在二十世纪声名狼藉，导致了鲁迅等文豪的诞生。
    但是知识分子依然不能代替文人，古典意义上的文人就是“文身”之人，文是一个动词，当文人之文成为一个形容词，价值词，而不是一个在现场“天地立心”招魂的巫师的时候，文人的末日也就到了。知识分子是通过写作来进行知识的价值兑现。写作是一个积累个人象征性资本的工具。知识分子知白而不守黑。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力量是有。文不是力量，文是守黑。
    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个次序正在颠倒，诗越来越向着知识之一类、分类知识，只是数、理、化、美术、艺术、舞蹈之一科。昔日，诗通万物，“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诗通于政事，故可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故可统《易》。子夏《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依风俗。’（《蠲戏斋诗话》马一浮）
    兴观群怨。触发诗兴的世界变了，诗不再兴，而是认识、批判世界。诗日益与自然疏远，不只是作为大块山水的自然，更是道法自然的自然，受到西方智性诗歌的影响，诗越来越不自然了，做作越来越普遍。故乡的丧失，使“生活在别处”“在路上”成为诗人的普遍命运。故乡是天地神人四位一体的世界，那是古代诗人在场、立场，出场、所在地。而今天“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作为诗的基本价值被革命，“诗无邪”“不语怪力乱神”式微。诗人热衷的是个人主义、自我张扬，自我戏剧化，自我新闻化，野怪黑乱，漠视他者；古代基于“诗无邪”的怨怼被批判取代。怨怼是加法，批判则是减法，非此即彼。这是一种非历史的经验，我不想只从批判的立场去看它。这个新经验有一个物质世界的主体支持。如果这个依靠革命起家的新经验用的是减法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新经验，我宁可用加法，容纳这个摩菲斯特。毕竟，“诗无邪”已经成为过去时代的乌托邦，也许无邪与邪恶同时在场世界才是诗的场，摩菲斯特们其实一直在场，只是古代诗人没有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罢了。《易》云：“修辞立其诚”，这是一种诚。
    当代中国批判的特点是，它依据的蓝图是拿来的或者强加的，而不是本源性的自我批评。这种批判与“怨怼”“美刺”不同。这种批判有一种天然的暴力性。对批判的批判，这是一个新经验。
    自我，个性、乖戾、极端固然是有助革命。但是，文明不能总是破旧、总是跳梁之辈在表演。时间到了，文明在呼唤守成，呼唤高僧大德。
    写作其实是为世界守成。
    我们时代的诗人只剩下汉语这个最后的故乡，革命到此为止。除非废除汉字，使用拼音。这是最后的故乡，批判必须批判，诗人与汉语的终极关系是美刺，怨怼。从批判回到怨怼、美刺，这是更深刻的现代性。这是汉语终极的“诗无邪”。
    最后的汉语故乡，并非残山剩水，与大地被改天换地不同。汉语依然是一个历史的故乡也是未的故乡。感谢神灵！每个时代，当下的汉语与总是古代汉语同时在场，汉语的这种超越时间的品性是我们最终不会丧失故乡。20世纪的中国维新是从，非历史的潮流异常猖獗，但汉语岿然不动，汉语是一种用加法而不是减法的语言。它既坚持着历史，也接纳着非历史。白话文灿烂了，我们也保留着文言文的黑暗仓库，这是汉语的“知白守黑”。当代汉语可以说是汉语古老历史上最丰富、开放的时代。
    在“诗无邪”的封闭时代确立的“中”“雅”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最后的世界空间中重建“中”，重建“雅”。1840年以来，西方世界给中国树立了一面镜子，通过这面群魔乱舞的镜子，汉语可以重返更深刻的“兴观群怨”，可以更广阔地“类万物之情”。重新确立“中”“正”“雅”的位置，“世有治乱，诗有正变，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马一浮）
    我以为在这个时代，汉语作者必须重新回到文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
道成肉身，知白守黑。
    文人，就是写一切。“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恐学人难会此旨，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志能相通，则无不喻”（马一浮）。如何可以为天地立心如何写。“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也”（姚秋园）而不是某种饭碗、主义、概念、修辞游戏、知识……这个象牙塔之所以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就是因为它们放弃了 “为天地立心”。
    文以载道没有错，这个道是无。是知白守黑。而不是意义、意识形态、观念。文章为天地立心，诗守护的是心灵世界。最近十年的危险是，将心灵等同于各式各样的政治正确，意义、观念，企图无中生有。今天许多人在争论诗标准，我认为任何试图在当下生效的诗标准都只有诉诸权力。马一浮先生说得好：“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
    文不是将语言作为一个工具，由使用者赋予其意义。意义是文这个动作本身呈现的。意义是文章随物赋形的结果。在神话时代，汉字被创造出来，它们不是被赋予了某种意义，而是直接就是神力。我同意本雅明的看法“言辞不是传达另外什么东西的工具，毋宁说，言辞就是语言的本质，言辞透露出精神性本质，言辞即非同事物处于偶然性关系中，也非约定俗成为事物设定符号，（或对事物的认识）”。
     文就是去存在，去匿名、去死亡（不朽），去无。在存在中，“存在的真理的自行发生”（海德格尔）
我们时代流行的是“一本书主义”的旨在“成功”“被承认”的业余即兴式才子式写作。现代性写作不是一种才华，不是指向成功或者富起来、出人头地、不是改变人生际遇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终南捷径。不是“在野”或者“达则兼济天下”，这一点是现代性写作与中国近代大部分古典写作的根本区别。
     现代性写作继承的仅仅是“道成肉身”，“文章为天地立心”，到此为此，激扬文字而不指点江山。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写作可以说是一种专业活计，就像古代部落的巫师“他生下来，他招魂，他死了”。写作应当是某种非血缘的“世袭”。最近一个世纪，写作上的叛徒可谓多如牛毛，人们总是有更高尚的借口背叛写作，一旦有更光荣正确的机会，在作者中，写作是最先被抛弃的，守护无毕竟是我们时代最寂寞的事业。“经国之大业”只在写作内部，而不是背叛写作的借口，这就是“专业”的现代性写作。
     现代性写作是一种生命的重复，通过重复接近道的过程，不是自我复制，而是体积的累积。“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有不殆。”（易经）
    文本空间的密度不是意义的扩张，而在内在的身体性密度。比如，当我说什么是唐朝的时候，我用的词是肥厚。重复是时间的生长。写作是文本的逐步肥厚坚实而不是创新。
    今天，创造发布一个主义不过是抛弃一只跑鞋。“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纬·乾凿度》这个时代只讲变易，而忽略不易。创新、变易如果没有抵达无的“不易”、守成、不变，那就是死亡。
这个时代的作者普遍渴望承认，承认，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虚无。渴望承认是当代诗的隐秘焦虑之一，渴望谁的承认？“排行榜？文学史？选本？教授？这种焦虑在青年一代诗人中很普遍，网络不是已经建立了发表平台吗？为什么对“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如此没有信心？归根结底，这是对经验没有信心，对时间没有信心，对永恒没有信心。
    怎么写是没有是非的，但是诗有高下之分。什么是好诗，我以为必须有一个时间和经验的基础。绝对的空间化永远无法确立起好诗的地位。后现代是空间的狂欢，是无休止的对有的开发运动。空间性的无限革命性的写作，在我看来，其实只是业余写作。空间性的意义占有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是虚无主义的写作，总是“一刻钟”就烟消云散。创新，是现代主义带给中国诗的活力，但是经验、时间不能总是付诸阙如。
   我们是在一种新的经验中写作，经验就是时间，时间不只是未来，也是过去。新的经验，但是重建的是无，是时间、是永恒。这是一个新经验。
    诗是无的守护者，不是虚无的表演者。
   在今天，诗所隐藏的神性、宗教性日益彰显。在诗性张杨的时代，例如唐朝，神性是隐匿在语言中的。但是在诗意匮乏的时代，诗的神性必须出场，这是一个屈原的时代，招魂是诗人的使命。今天，诗歌重新成为那些追求伟大，自以为“天降大任”的人们的事业。
   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是一个迷信时间、永恒、经验的诗人，他是我们时代的先锋派。
我们已经写了三十年，我们是中国白话诗历史上写作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代诗人。这是精神衰败的时代，也是写作的黄金时代。水落石出，不是石头自己拱出来，而是因为持续地创造着自身的不动，直到周围跨掉。在今天的写作环境中，我们得承认，我们是有充足时间的一代诗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像古典诗那样去打造语言的永恒。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种信念来自我对汉语的基本信任。
   汉语是天然诗性的，它是量化、规范化、精确化、标准化的天敌。因此，在今天，我可以说，汉语本身即是一种拯救。
   在汉语中写作，必须道成肉身。


2009年3月31日到4月14日初写
2009年9月再改
苏州-上海-昆明

教师之友网

色即是空
——棕皮手记：关于网络世界

                  
于坚



   
   
    网络带来了一个新世界，它不仅仅是一个信息技术。它是技术，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它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在我们过去的经验中，只来自历史。而网络是非历史的，它带来一个平面，世界因此将完全不同了。把它视为雕虫小技将使我们误入歧途。不，不是雕虫小技，新的世界到来了，可怕的美已经诞生，而且这种美具有全面颠覆历史的力量。我意识到这种力量，虽然我现在还只是朦胧地感觉到它。这是一个新世界。许多东西还不确定，已经露出端倪的方面就像现实一样丰富、复杂、令人欢欣鼓舞，但也暗藏着巨大的危险，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危险。我们将被这个新世界异化。我们聪明备至地虚拟了一个现实，一个游戏，而最终，这个现实将把我们虚拟，把我们变成游戏本身。
    网虫，这个为匿名者创造的汉语新词也许是人类未来的新名称。
    网络世界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发现不同，经过二十世纪，世界地理和文明史中的世界已经基本发现完毕，探险其实是个非常做作的说法。谁还相信那些拿着测量仪器穿着登山鞋的家伙会发现什么新大陆。今天的世界发现是数据，例如生物学方面的一组数据，基因。网络发现的世界是空间性的，这意味着这种发现本身就是一种虚拟。不是现实世界的发现，而是想象中的世界的发现。
   数字化时代深刻地体现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色即是空”。如果把色视为有，虚拟就是对有的虚拟。在网络上，人类几乎可以虚拟一切，性爱、个性、现实，原子弹爆炸、世界末日、将梦境还原为逼真的画面……五光十色，喧嚣混乱，但一切都是虚拟的。
   空间是无限的，人类一直试图在这个方面突破现实世界的控制。网络就是这种突破的一个更为日常、普遍的后果。空间现在不再被少数文化精英、政治集团或者财团垄断。网络解放了人类的想象力，现在，只要一按键盘，每个人都可以虚拟自己的想象的世界。过去时代，发表个人中想象的世界图景，需有权力。传统世界的想象力空间的巨大板块已经分裂成无数碎片，空间原子化了，成为一个个孤独的原子，网络只是给它们提供自我表演的平台，网络似乎为原子与原子之间建立了联系，将它们网罗起来，其实这种联系完全是技术性的联系。原子与原子之间是彼此孤立的。目前，传统的价值观还在发生作用，原子们还在根据基本价值彼此联系、选择。但是将越来越弱，最终原子们只选择它自己，如果世界是一种虚拟的话，人们将发现，对现实适用的价值观在网络上完全可以置之不顾。
    网络是对权力的根本颠覆。这不仅仅是舆论控制的颠覆，文明的标准、权威、塑造生活典型的传统权力也将被颠覆。色即是空，空，所以怎么都行。百无禁忌，道是屎溺。
   传统的投稿制度使发表权控制在少数精英和权威手中，而他们则代表着意识形态或者诸神。网络取消了传统的投稿制度，解放了黑暗中每一个作者，作者其实没有那么神圣。人就是作者。网络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上帝，现在上帝真的死了。
    旨在沟通人类心灵世界、传播普世价值的诗歌、艺术将寿终正寝。当每个人都是作者，也意味着读者之死。现在这一点还不明显，历史还在苟延残喘，但已经初露端倪。
    每个人都是作者，也意味着匿名时代的到来。作者就是匿名。过去时代的作者是金字塔式的，匿名是大多数，作者只是少数。他们通过历史获得冠名权。发现没有，今天，要成名越来越困难了。戏子、小丑们的成名方式已经被滥用。
     网络使人类突破了传统生活的底线，人们在过去时代无法实现的黑暗中自由约会、狂欢、一切语言上的禁忌都可以突破，语言获得自由，怎么说都可以，而不必对此负责，一切都只是虚拟而不是现实。就像避孕套，只享受快感，而不负生殖的责任。
     过去时代的精神和生活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裂变。世界的深层已经碎片化。这个碎片不是四分五裂，而是生命的原子化。网络无边无际地建立起来，好像世界比过去联系更密切，其实人们也陷入了无法突破的孤独。网络表面上是联系，其实只是一格格尺寸标准的碎片。每个人面对一台电脑，每个人都置身在一个平方相等的碎片中。彼此的联系是虚拟的，就像照片与照片的联系。
     这种虚拟也是世界本身，无数的格子将人们古老的联系切断了。道路。公寓、兵营般的小区，人群分裂成一个个原子，走进防盗门，砰地一声关上门，与打开电脑上网一致。
     我居住的对面是一栋办公大楼，那里永远是一排排冰凉的窗子。有时候上班的人离开了忘记关灯，整个夜晚我家被照得明晃晃的，虚拟着月光。而从那边看过来，这边一样是冰凉的窗子，永远空无一人。而其实生活在进行着。办公室新来了我永远不知道的年轻人。而我在家里，永远在吃着无人知晓的秘密晚餐。像耶苏与使徒们那样全世界都看见的最后的晚餐已经不存在了。没有那样的桌子了。最后的晚餐有一个象征，那就是世界是一家，我们可以看见邻居的晚餐，忠诚、背叛、勾心斗角或者同舟共济、悲剧或者喜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大家相依为命。
    过去时代的孤独是在集体中而企图超越的孤独，金字塔尖的孤独，高山上的孤独，孤独是黑暗的，精神性的，内心的、看不见的。而今天的孤独却是原子的孤独，物理性的孤独，每个人都被孤立在世界网络的一格之内，网络将我们彼此分离，在彼此孤立中通过游戏规则的框框联系在一起。我们过去所依赖的那种价值观，那种大家庭的安全感，那种集体主义，那种道法自然的自由散漫已经不存在了。
     货币使世界关系简单多了。货币重估一切价值的后果是，人际关系像货币一样抽象化，完全失去过去的那种面对面的血肉联系。感情、礼貌、道德、肉体关系，根本的支配力量都是货币。
     网络就像货币。它只是一种物质世界的形而上替代物。货币代表的实物并不直接在网络中出现，而且永远都不出现。我在澳门的赌场看那些亿万富翁赌博，这些面目蜡黄的人，守在虚拟的永无黑夜的白昼，或者永不天亮的黑夜，一个子代表一百万，每个博局结束，赌场的工作人员就将代表货币的枚子一扫，扑通一声，一堆牌就被赌场的服务员扫进一个洞里去了，立即什么都不见了。巨大的输赢如果在现实中演绎，那就是血流成河的三国演义。但没有任何激情，任何波澜，无动于衷，赌场内灯光苍白，人都仿佛是蜡像。也许有个人走到窗口跳了下去，谁也不会注意。赌博将世界的悲喜剧抽象化虚拟化了。非凡、高雅、形而上的游戏，接近于诗的核心。惊心动魄的大海，看见的只是一张铺着绿色毛呢毯的长桌上的纸牌。
     一个小人物，就是卡夫卡小说中的葛里高里，那只经常梦见自己变成甲虫的家伙，在过去的世纪他只有变成甲虫。但现在，他也可以成为一头虚拟的狮子，只要他有足够的想象力，也许他在现实中一直都是甲壳虫。网络释放了每个甲克虫裹藏在他内心世界中的空间，裹藏这个空间的现实面积也许相当小，但其空间也同样是无限的。
     网巴令无数的小人物扬眉吐气，心醉神迷。世界在哪里，就在虚拟的网络上。古往今来，世界这个东西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的所谓世界，只是地方，单位，家庭、身体的局部现实。世界现在才真正地到来，人类没有任何时候可以像今天这样近距离地面对大千世界。它就在计算机的屏幕后面。过去时代，我们面对的只是世界的黑暗，生活在别处，穷乡僻壤的人们一直在渴望着到世界上去，他们终于去了，而最后发现他们只是到了另一个地方，世界无影无踪。现在，网络带来了世界，我们发现，世界其实正是一个虚拟，网络将世界呈现为一个虚拟的现舞台。网络最吸引我们的是，它就是世界本身。这种感受今天尤其强烈，一旦关机，人们就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失落感。地方不是世界，地方是一个现实。世界在空间中，世界是想象力的结果，世界是虚拟的，过去我们没有发现这一点，今天网络将这一个昭示了出来。世界是空的，离开了具体的地方，世界只能在虚拟中想象。
    过去，想象力是为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局限。
    现在，苍白的、限制重重、必须负责的现实是为自由活泼的想象力解放运动服务的。
    人类最深刻的联系或者最简单的联系只是虚拟者的游戏水平的高低。
     他们是网虫，在现实中他们是虫，他们只是一只只坐在幽蓝色的荧光屏洞穴的面前的虫子，身板挺直，脖子前倾，双腿静脉曲张，这是人类的新姿态。人类曾经通过站立、步行、搏斗拥有世界，现在他们坐下来，不出户，得天下。今天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随便向着某栋公寓、公司、单位的玻璃窗里面瞟一眼，你就能看见这些虫子，一排排地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仿佛正在吞噬着一张巨大的叶子。多么无聊啊，与阳光灿烂的加利福尼亚海滩上冲浪的家伙们比起来，与正在幽暗窗帘后面寻欢作乐的男女们比起来，他们就像是囚犯。但是，世界的悲剧或者喜剧，正在那些洞穴中剧烈上演，在那个十四英寸或者更小——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洞穴中，世界无边无际。他们才是世界的主宰者、大英雄、天之骄子。而那些迷恋现实的家伙只是庸人，将被历史淘汰。
    现在他们可是大人物，上帝那样的颐指气使。那只虫，在单位上日日受气，谨小慎微，胁肩谄笑、孱弱无能，唯唯诺诺，毫无前途，现在他自由了，解放了，迅速膨胀，他可以虚拟自己为国王、强盗、骗子、色情狂、总统、纳粹、中国第一诗人、菲利普斯……等等他们在现实中永远不是的人物，虚拟有着无限的空间，因此前途无量。网络成为比赛自我膨胀的想象力游戏。人们在网络的虚拟满足他们在现实中无法通过货币实现的东西。网络的虚拟给人们带来了超现实的自由。只要面对网络，进入一个荧光屏的格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梦想的角色。你就是一个上帝，你可以坠入到无边无际的声色犬马的世界和无边无际的自我满足中。你只要统治着键盘，你就是上帝，通过键盘可以虚拟出最辉煌、最荒诞、最超级、最无耻的世界。你可以扮演随便什么角色，国王、受虐狂、自恋狂、男性、女性、施虐者都随便。
    人们甚至虚拟性生活，其实两性关系在塑胶避孕套问世的时候已经虚拟化了。人们只要满足欲望而拒绝会流血要负责任的生殖。虚拟的好处是你不必负责。就像避孕套，只要快感杜绝生殖。你可以是一个超级赛车手，导致无数的交通事故，血流成河而无须负责。这个上帝创造的世界比上帝创造的世界还要辽阔、丰富，但没有一毫米会生下来，成为事实。
    同时网络的虚拟也改造着现实。世界正在被改造成为适应网络而存在的，无数的格子，在一个平台上，以直线和横线联系。超级市场就是一个这样的现实。平台，取物，前提只是必须支付货币。
    现实与网络的刺激比起来，相当虚弱。现实很冷漠，而在网络上，激情被充满激情地虚拟出来，就像海洛因一样令人无法自拔.
    语言的虚拟性现在物质化了。语言是虚拟的，虚拟出来的现实就是现实。象征成为世界本身。世界倒像是虚拟。镜子本来是世界的英雄。现在你只能在镜子中生活，走出镜子，世界很危险。现实就是地狱，镜子才是天堂。
    人类已经完全忘记，那是虚拟的无的世界，一场游戏。
    色就是空。网络使空成为色，成为现实。
    空就是色，离开了网络，现实就不存在了。现实更像是一种虚拟，而虚拟就是现实。
存在的根基摇摇欲坠，人可以不存在而被虚拟于世界中。虚拟的婚姻、虚拟的性、虚拟的风景，虚拟的友谊，虚拟的事件……
    恶搞，恶在搞。人们在虚拟中出了一口长期的“名不副实”所至的恶气。名者实之宾，现在实可以抛弃了，人们在虚拟中名副其实。
    网络就是“生活在别处”。“生活在别处”现在实现了。人们无须再为此而流放、越境。世界、别处，就在荧光屏后面，这令世界各地的渴望出人头地的孤独人士欢欣鼓舞。世界再没有什么穷乡僻壤，一打开电脑，你就抵达了罗马、长安，剩下的只是如何引人注目、点击率。
   存在就是不被注意。而网络的现实感就在于“被注意”。存在不需要被注意，是其所是，在着。一棵树，那就是存在。而网络的游戏是，并没有这棵树，只有关于树的信息，数据、图像。这个信息必须得到接收，交换、膨胀。这是一个游戏规则。“被注意”要求的是点击率。只有在点击中人才获得存在感，而点击率并不是事实，它也是一种虚拟。它将满足感虚拟出来。于是，在网络上，语言解放运动向着耸人听闻而去。
    滚动就是一条忘川。虚拟的然而真实的忘川。为了不被这条忘川淹没，你必须使你的信息总是出类拔萃、惊世骇俗。因此，网络流行标题艺术，内容不重要，重要的取标题。所谓网络阅读，看看标题就可以了。
    “被注意”其实就是忘川。
    网络解放了人的自我，自我现在可以明目张胆地自由塑造了。也许这些自我并不存在于现实中，但是现实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这一点，你虚拟什么，你就是什么。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而现在是虚拟先于本质。人自己又是谁呢，人最终发现，你可以是任何人，你谁也不是。你是所谓现实中的你，在办公室苟且偷生的那个你，还是虚拟的你？
    现实现在更像是超现实，而虚拟倒像是现实本身。因为我们在虚拟中最真实地活着，像我们内心希望的那样活着。而在现实中，我们则阳奉阴违，瞻前顾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伪善地，违心地生活，我们用假话来应付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是作者，这一被遮蔽着的世界黑暗现在被网络照亮了，博客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的主编。而且自己决定自己的刊物宗旨。现实与虚拟是两个世界，身体的现实和语言的现实完全分裂。名不副实。
    虚拟使黑暗的心灵世界获得一种合法的公开释放，博客技术保护了这种释放。
    博客暗藏着一种技术伦理。博客相当奇妙，它被公开阅读，但它不是非法出版物。它似乎是一个装着私人日记、手稿的透明玻璃盒子，这是一种隐私，只是这种隐私的存在方式我们闻所未闻，隐私难道不可以以博客这种方式存在吗？博客公开发表与刊物的公开发表完全不同。这种发表完全是个人行为，相当于私人日记本放在公共场合。读者对博客的阅读只是偷窥。博客是一种透明的隐私，博客只是私人言论的一个延伸装置。删贴毫无道理，因为博客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发表在私人的网络日记本上。博客是一本虚拟的日记。博客点击率就是有一千万，那也是私人日记本，手稿。删除博客等于文革时期的查抄私人日记、信件。
    网名就是语言狂欢的一部分，命名的规范被突破了，能指完全不意味着所指，色就是空，这使人大梦初醒。语言的本质其实是空，说什么都可以，怎么说都可以，与语言之外的那个世界毫无关系。
马甲盛行。马甲是虚拟的虚拟，从自我表演开始，最后迷失在马甲的迷宫中。
    网络上是马甲们在说话，不是具体的肉体在说话。人被停止，删除，那就是死亡。但在网络上，“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这个链接已经损坏”，却无人死亡。
    语言不再是存在的家，语言与存在无关，语言是语言，现实是现实。我们说我们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事。人类深受语言的束缚，现在似乎可以解脱啦。
    语言脱离了存在，完全成为虚拟游戏。网络使人取下现实中的面具，在语言中原形毕露。
身体戴着面具，而语言赤身裸体。在网络上，我看到汉语最黑暗放肆的一面。而在现实中，汉语要收敛、冠冕堂皇、雅驯得多。不只是伦理道德规范着世界，身体也是一种控制。人者，仁也。孔子说的人，首先是身体的人。但网络却没有身体的限制，怎么说都行，不涉及具体的肉身。
    网络是空，身体是色。现在网络就是色，没有肉体的色。网络取代了现实，即是色，也是空。现实是虚拟的，虚拟的世界则是真实的。
    网络丰富多彩，现实却相当贫乏。在现实中，隐喻、象征被过度使用，已经名不副实。而在网络上，语言变的直截了当，直接就是，能指和所指一致。
    曾经，世界的黑暗，每个人眼睛和舌头后面的黑暗令我们无比孤独，我们渴望交流。但身体戴着面具，在现实中我们永远无法取下。我们渴望着暗藏在能指后面的所指彼此见面。这个见面现在实现了，虚拟的见面比真实的见面更容易，没有单位、家庭、空间、传统、性别、年龄、道德伦理……的阻隔，肆无忌惮，虚拟的交流见面比现实的交流见面更迅速、更直截了当，更赤裸。我们热衷于虚拟的见面、交流。越来越害怕直接见面。
    黑暗的时代，我们寻求灵魂的透明。当黑暗被照亮，我们却发现在世界光明所暗藏着的无聊和空虚。我们失去了敌人，这个敌人曾经令我们何等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在对黑暗的反抗中活跃而强大。现在，私人的语言中的黑暗打开了，我们却更加孤独且虚弱无力，每个人的黑暗只是他自我的黑暗，只是黑暗的原子。传统交流、见面中的想象力、试探、猜疑、共鸣、彼此激励反而隐匿了。每个原子自我膨胀、各行其是。网络只是一个冰冷的技术平台，想象力一旦在虚拟中获得现实性，自由正是自由的终点。想象力是限制的结果，人们将发现，失控的、被解放的想象力恰恰是想象力的丧失。
    网络，谁是那只编织它的蜘蛛王呢？资本暗中高兴。资本可以通过对想象力的开发来控制网络。资本今天是网络世界最大的赢家。网络软件设计公司疯狂地开发想象力的空间。如果你想象力贫乏，我给提供最丰富的想象力软件。软件的开发必须琢磨出国民在这个时代希望扮演的角色。赛车软件备受欢迎，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网络购物，就是电脑的换代。网络给你虚拟的自由，享受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你必须不断地跟着公司更新电脑硬件和软件，付费。这种更新每一次都是颠覆性的，你不更行就意味着“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判处死刑很容易，你没有更新，付费。
    生活成本降低。你不必再具体的复杂艰难的生活了。不必具体的做爱，旅行、奋斗、网络让你在虚拟中满足欲望，与避孕套是一样的。不必亲自生活，网络虚拟比现实更巨大、刺激的世界，你可以成为拿破伦那样的人物，在虚拟中指挥千军万马。前提只是你必须支付购买软件的货币。
    世界在网络上成为无数孤立的碎片，原子。现实也成为无数的网点，这些网点仅仅提供维持生命现实最基本的东西，例如方便面。网络购物，使你可以永远不离开网络而活着。这一位才是最伟大的蜘蛛王。每个原子都是一个罐头般世界，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全面彻底的个人主义。彼此不需要联系，因此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人类唯一的世界性只是维持生命的基本原料的生产，就像蛋鸡生产基地。不同的是人比记多了一个电脑虚拟的世界，可谁又知道那些鸡没有秘密地虚拟着一个它们的宏观世界呢，或许它们就是为这个宏观世界的存在而日复一日地吃着味同嚼蜡的鸡饲料。
     世界成为将无数原子以及为它们提供生命养料的网点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因此某只控制整个世界的想象力最发达的资本蜘蛛可以虚拟并供应整个世界。例如，虚拟这个世界是以吃方便面或者麦当劳维持的，然后生产它们，运输到各个网点，
     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被打破，人的现实被全面地虚拟出来，然后成为现实本身。这就是新世界。
     色即是空。


      2008年9月20日星期六
      2009年12月7日星期一改

教师之友网

棕皮手记

于坚




    ▲与几个老同学一起吃饭，这种时候越来越少，过去，你可以参加１００个人的饭局，而现在，饭局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所谓席终人散，并非在一顿饭后，其实过去的许多宴席从来没有散过，只是暂停而已。现在才真的是散了，某某去世了，某某去了外国，某某不知所终，某某出了车祸，而某某成了小人（将你家的情况，酒桌上的肝胆相照时的肺腑之言，电话里的密谈、私人信件都公布了，告密者找到了冠冕堂皇的正义感，大义灭亲了。）……有太多的人你不想再见面了。而过去大家在一起亲如兄弟，觉得将来会一道搂肩搭脖地走进坟墓里去。
    剩下的人聚在一起，就像亲戚一样，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从小”那可不一定只是六、七岁，到你五十岁的时候，二十岁时候在一起喝酒的哥们那就叫小朋友。大伙回忆着过去，过去是永远回忆不尽的。同一细节，反复回忆，每次感受都不一样，细节套着细节，总是有细节还隐藏着，总是有从前难以启齿的细节现在可以说了。难怪Ａ当年上楼的时候总是要在楼梯口坐一阵，说是什么气痛，大家都以为他有这个毛病，其实是为了能够看到Ｑ姑娘一眼。Ｑ太太顿时泪如雨下，我也想嫁给你啊，你怎么从来不说呢！
    由于共同回忆的联系，我们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昔日的某一点，在那一点上，一切都尚未开始、但一切材料都已到位，无数的可能性令你急切地要生活，要发展，要搭建、要探究。而人生朦胧的前景是多么美丽啊，与每个有希望之人的关系都是一张白纸。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错综复杂，无法涂改。在某一个时刻，大家重新简单起来，仿佛回到了开始，就要唱上一曲青春之歌了，但很快时间就到了，打住，解散，而遥远的年代大家是可以不解散的。遥远的年代我们来到黑暗的大街上，一大排地在星星下走，直到人一个个回到孤独，独自一个，这是没办法的，人是一个一个生下的，不是一把一把地生出来的。各人抹抹嘴，走去推出自己那辆灰头灰脑的自行车来，后轮在坎坷不平的人行道上颠簸着，又一辆辆哐当一声跳到街道上，哥们纷纷跨上去，向南的向南，往北的往北，怀着温暖满足的心。顺路的并排行车，手搭在彼此在肩上，继续交谈，把刚才没有说透的话题再讨论一遍。有时候话说不完，已到了一家的门口，又绕路再走几条街，才分手，那个时代城市里没有人，只有我们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响亮地说话。
　　而现在，饭局结束，大家纷纷去开自己的汽车，或者叫上出租汽车绝尘而去。只有我独自去推出我的老自行车，一个人蹬车回家。街道是灿烂的，那么多的灯，消灭黑暗的壮丽运动如火如荼。黑暗过去是一个象征，现在很具体了，就是夜晚，让夜晚如同白昼，人们崇拜这个。有一段路因为要拆迁，只有一盏灯亮着，我看见一个东西，像是一棵树，我没有朝树那方面去想，我已经丧失了一切事物都来自自然的想象力，看见移动的东西，我想到的是汽车；看到不动的东西，我想到的是水泥。某种像树的东西，塑料或者玻璃伪装的。但到了近处细看，这闪闪发光的东西，居然是一棵正在开白花的梨树，像个小偷，黑暗大街上的最后一棵树，它身上的光来自远处国家巨额投资的亮化工程。我这才想起来，喏，这是春天。
　　▲如果我在１９２３年说在１９２３年的春天，整个德国只有卡夫卡先生一个人在写作。德国的庸人一定会全体跳起来反对我，或者对我不屑一顾。确实是，上帝给了每个人与卡夫卡同样的机会，而且也没有谁放过了这个机会，写啊写。但如果在２００６年的春天我说１９２３德国只有卡夫卡先生一个人在写作，所有的庸人都会赞成我的意见，我的见解被认为是相当深刻的。
而如果我断言，在今天的中国，写作的人不超过１０个，大家要么跳起来反对我，要么对我不屑一顾。
    ▲我在春天沿着一条大道走去，树上的花开着，去年我就见过这些花，但已经完全忘记了。再次看见它们，又吃一惊。这种花开口很大，喇叭般的，颜色猩红，像是喇叭涂了浓浓的口红，站在夜总会的门口。树后面是楼房，铁皮制造的广告牌，被风吹得嘎嘎响，某种就要发生的断裂清晰可闻，我怀着侥幸之心在下面走，每次都是这样，但那些广告牌最终还是没有在我路过的时候砸下来。但有人很不幸，被砸倒了。我经常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些事情，我只有逆来顺受。这些树是谁种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树而不是梅花？
    ▲  塞满黑毛的鼻孔。不知道是谁住在里面。
    ▲  羚羊挂角。  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什么意思，一直都语焉不详。最近看到《易经》里面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羚羊触藩，赢其角。”是说，小人把什么都豁出去。君子则善于隐匿。羚羊触到藩篱，无非挂住个角，全身依然隐匿。只是个痕迹而已。
    由此，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说诗歌是冰山的一角，语言只是一个角而已，言近而旨远，语言只是痕迹，真正的深意，是无迹可求的，只可以意会的。但是。没有这个被挂住的角，这语言之痕，水中月，镜中花也是黑暗。
    ▲每个人都有赶时尚的时候，尤其是青年，不赶赶时尚那简直就不正常。但如果一辈子都在赶时尚，这一辈子就等于叫人牵着鼻子走了，也是白活。时尚装成要叫你日子越过越好的样子，其实只是盯着你的钱包。没有什么了不起，年轻时候谁不花几个冤枉钱。只是别把时尚当真，整成个老来俏，老害怕，自己还不知道。平常要过的日子一分钟也时尚不得，比如装修，天天要住的家，如果赶时尚，时尚过去么你就惨了，是不是又敲掉重新来？我认得个刚刚结婚的，我跟他说，墙要刷成你小时候就习惯的那种石灰白，不听，跟着时尚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刷成果绿色，住了两个月，耐不住啦，成天鬼火绿。重新整回祖祖辈辈的俗套。时尚可以赶赶，以好玩为限，要通过赶时尚来证明自己酷的往往当着傻A还得意洋洋。
    ▲滇池。与我童年时代可以喝的那个比起来，这一个很脏。脏这个词用于滇池我很痛心，怎么可以把脏用于太阳、春天、大地、天空、高山？我曾经写下的赞美滇池的白话诗都已经成了古典作品，像文言文一样令青年们读不懂了。作为反面的教材，人类为了所谓“进步”而牺牲大地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许可以引起反思，昆明人今天耗费巨额资金、痛哭流涕地要回到过去的滇池去，回到最落后的滇池去，他们终于发现在大地上，越进步离死亡越近。原生态已经成为一个很难企及的神话，原生态就是不进步。大地之死是没有代价可以偿还的，死了就死了，别指望什么“复活”，基督教的“复活”谎言给了世界毁灭大地的勇气。
    ▲我依然在早晨六点就起床工作，这是青年时代在工厂养成的习惯，我记得那时候一到早晨７点，工厂的喇叭就播出一串嘹亮的军队的起床号，催促工人起床，于是单身宿舍的楼道就活跃起来，传来牙膏和尿液的气味，许多人埋头刷牙，指望着把自己的牙齿刷得比昨天更白。当工人们走在工厂大道的时候，太阳已经圆圆地升起来了，通向车间的路是一条金光大道，那时候我才十七岁，记忆里世界充满光明。
     我已经离开工厂多年，起床的时候，周围的世界还在黑暗的边上睡觉。我像是在别人梦里漫游的幽灵，狱头似地坐立不安，拿起电话又放下，站在窗口看看天色。脑袋里却是空的，不知道要写什么。如果我依然是那个车间的工人，事情就不同了，班长拿出今天要干的活计的蓝色图纸，分发给大家，无论如何你都得干活了。
    写作，你得自己给自己一份图纸，自己给自己吹号，否则你就只有停工。
    ▲　光明的２００５年过去了。黑暗的２００６年来到了。我说的黑暗是指，未来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不确定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未来的黑暗就像新年的聚会上大家彼此不离口的关于新年的各种许愿一样黑暗得看不见五指。
      黑暗。我的意思是，未来，２００６年，是一个需要每个人自己用自己生命的光去照亮起来的。善良的含义，但我根本来不及解释，我已经被黑暗逮捕了。理由仅仅是我在光明到来的时候，使用了黑暗这个词，而没有说那些吉利的话。
    这种黑暗根本不相信人们在使用某个说法的时候有着最善良的动机，人们使用某个“黑暗的”词的时候并非就是不怀好意，内心阴暗，心怀叵测。
    我其实是在使用一个词的不动产，因为它总是在某个方面，例如贬义上使用，而它的大部分最善良的含义，最原始的含义，却一直呆在黑暗中。
    我相信每个词都是被人们怀着善意创造的，只是那善意历史悠久，已经被我们遗忘了。
    ▲　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即使用。这句话特别适合汉语的状况，一个词经常没有确切无疑的所指，词典上的释义规定其实是死的。词要在使用的时候才活起来，词的意义在使用时才出场。汉语的不确定性，使每个词都变化莫测，只有它出现在上下文的场中你才大约知道它的所指，但这也是不确定的。语境决定词的意义，而语境不只是上下文，也是读者的构成。汉语的疆域如此辽阔，在北方所指明确的东西，在南方可能完全相反。看上去都是那个词，那句话，对人心的影响、含义完全不同，也许不是能指的不同，只是所指程度的不动。例如，革命，在某些地区，那就是杀头，而在南方，革命党，听起来，则柔软得多，只是与男性、性感之类有关，这是我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方作家的小说得到的印象。就像在纽约说起美国西部的牛仔已经很浪漫。艰苦惊险的劳动已经淡化，只有健壮男子绷紧的臀部。
    要警惕词的陷阱，我们经常争论某些问题，常常忘记了语境不同，对同一个词的使用，程度是很不一样的，由此发生的意思最终也许就南辕北辙。
    语词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而所指不同，这也是诗的空间感得以发生的因素。写作总是此地自以为是。而在彼地被阅读的时候，原来的所指要么夸张了，要么模糊了，要么牛头不对马嘴。本来很简单的东西，被过度阐释。而复杂的东西，又说得像白开水那样。
    用朴素简单的词，将他们引向深渊，写作有时候就像制造陷阱。
    ▲在汉语中，能指是有限的。五千年来都是那二百多个音。有无相生，能指是有，所指是无。拼音文字则无限地扩张能指，声音喧嚣，能指的失控最后导致的是无意义生活的痛苦。
   ▲ 写作是对所指的拆除和重建。写作是黑暗的，它面对的是无。
   ▲ 图象与文字。图象更直接，更接近能指。一个图象就是一个事实，也许并非事实，但给人的感觉非常具体明确。而文字描写的永远不是事实，文字本身就是虚构。
  ▲ 细节构成时间。
  ▲长镜头具有存在感，慢，就是在场。而特写则把世界切下来，特别的观察，特写是残忍的。
  ▲博客就像黑暗森林中的小路，你走过的时候旁边黑暗的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文明世界生产的野兽看着你，他们各自怀抱着自己的偏见、知识、标准。或者扑上来，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拥抱你。博客意味着你自己是你自己作品的主编。
  ▲ 寻求认可的写作，是奴性的写作。
  ▲许多人的写作不过是自我辩护。他要求世界承认他是对的，疲于奔命。
  ▲文学史是正确的。因此写作当然是错误的。
  ▲汉字起源于人们对所见世界的记录。这种记录不是照相，而是表现要点。中国人一开始就看到各事物的边，边就是要点，是此事物与彼事物的界限或联系，盘根错节，人们把边记录下来，这就是线条。中国式的表现主义由此开始。书法所以是中国艺术的精粹，因为书法是边的最高表现。而西方到二十世纪才看到边，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们看到了边，发生了现代艺术的革命。
  ▲中国人看见世界的时候，没有问为什么，而是接受了它。随遇而安是开始，逆来顺受是后来。道都是一个，就是道法自然。
   西方人问了个为什么，他们开始思考。思考，就是把世界对象化。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例如出埃及记。离开、出走，流浪、在路上……充满着西方历史。而中国五千年来，只是要安居乐业，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地就是故乡，就是天府，别来烦我。但人家就是要烦你，因为人家的地面不好在啊。像摩西那样分开大地带领人们全体逃亡的事情中国没有，摩西的故事暗藏的意思是，大地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他们虚构了上帝和天堂。
    ▲ 中国的道和上帝是不同的。道，法的是自然，是其所是者。道有大地、身体和经验的依托。“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上帝是理念、数学、几何。
   ▲中国人思想而不喜欢思考。不喜欢拷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西方问题。
    想，由相和心组成，相，就是看，观察。用心来看世界，“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想，就是翼思。我理解就是飞翔的思，神游八荒，心竞水流，思而不考，是一种对世界的感受。
思，容也。思这个字里面有田，田就是大地，思是对大地的容。天地无德，所以有容乃大。容就是盛。将大地理解为容、盛。这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思考，就是考核、核查、考查、检验。根据什么来考呢，你得虚构一个答案。这与顺应自然不同，一个是顺，一个是考。顺，理也，就是梳理头发，头发已经存在，已经是容，已经是盛，你只是梳得更体贴而已。顺，不是现在的理发，理发是根据美学来对头发重新布局。考，就是“为什么呢”世界本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虚构，思考。虚构答案，本来的世界如果不顺，与答案不符合，就连根拔掉，重新布局。这就是革命。
    楚国有个屈原曾经问过“为什么”，但屈原从来没有成为正宗。屈原那样的追问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符，属于乖戾之类。屈原是个另类，浪漫主义也是另类，浪漫主义可以搞事，但不能生活。中国文化骨子里存在主义的。浪漫主义是药，不是粮食。
    思，容也。无论思想还是思考，都有个思管着，思，由田和心组成，田就是大地。这意思是无论想或者考，都要有一块地。有地才能容，才能盛。有这个地你才能有心，有思想、去思考。思，管着思想、思考，是中国思想最伟大的、比世界思想略胜一筹的东西。
     梅洛•庞蒂曾经区别“我思考”和“我感知”，翻译者把“我思考”译为“我思”，我加了个“考”。“我思考”就是“从一切状况中抽离出来”完全交还给它（思考）自身，而“我感知”，却必定是肉身化的和绝不能无视肉身的事实的。（见《当代法国哲学》文森特•德贡布），我理解，“我感知”就是汉语的“思想”。我思，就是汉语的“思考”。梅洛•庞蒂如果知道中国的“思”这个字，他会惊讶汉语的简洁。
    ▲克尔凯廓尔说，上帝就是行动。这是将基督教存在主义化了。基督教骨子里是浪漫主义的。近代西方哲学，慢慢将西方思想向存在这边挪。存在先于本质，人要回到身体、回到世界的各种规定性之前去存在，他才可以自由。庄子说“吾丧我”，我就是规定性，就是本质。我青年时代热中于自我表现，到后来才知道，真正的自我其实是在“吾丧我”。“自我”并不存在，是根据知识虚构的一套说法。“吾丧我”才是大自由。
  ▲　有人在报纸上登了征婚启事，找淑女，端正、贤惠云云。并称自己有90平米住房，三室两厅。一女由200公里外之州县，驱车四小时赶至其家，敲门而入，各屋巡视目测毕，一言不发即欲离去。男子不解，问之，女遂答曰：“没有80平米嘛！”扬长而去。
  ▲ 某在酒巴高谈阔论，又来一客，介绍是美籍华人，坐定上茶，谈兴更浓，从中国文化之弊病，五千年只看见吃人，讲到马尔库塞。施特劳斯、昆明的交通问题。客只听不语，离开后，才告曰，他不懂汉语，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说。
  ▲　一女子满脸缠着绷带站在桥上，下面是铁道线。我过去一直觉得铁路的深处暗藏什么，现在在人类的脸上暴露了，那就是绷带。
▲ 如果你思想，你就永远不会安全。
▲ 常识经常像绊脚石一样默默呆在进步的康庄大道上。
▲ 美容是妇女们的意识形态。
▲  春天，白云挺着肥嫩的胸飞过，一条大道在白杨树下飘扬着。
▲  一古玩老板总结，古玩市场的眼睛：一只玉眼两只金眼、三只银眼、四只铜眼（只看是否值钱）一千狗眼，无数瞎眼。
▲  参加一个诗歌会议，诗人们也学着政府官员开会的模式，每个诗人面前放一块牌子，写上诗人的名字，并且按照诗人在各单位的官职大小来排列，例如主席、副主席，中央来的诗人在最前排，地方上的诗人就没有牌子了，随便坐。我看见那些诗人的名字有好多都是笔名：例如，夏之花、天涯孤客、夜的白、沦落人、叶之露。韵味深长。
   网络上的笔名也是一样，小型抒情诗密集，“白露青衫”。
  有什么写作比写自己的笔名更重要，更精练，更有美学和世界观上的代表性的？
  “忧郁的风”是八十岁的老者，而“月光柳”刚四十岁，用餐的时候，路上遇一水坑，“忧郁的风”过不去，“月光柳”蹲下，背起“忧郁的风”哗啦一声就渡了过去。
   ▲  大学校长调动工作，我以为是回去继续教书。结果是调去当局长。在今日中国看来。校长和局长都是一样的，级别是一样的。所以把物价局局长调去当校长没有人会持异议。把周树人调去当卫生局局长也是顺理成章的。
   ▲  死亡在我们中间，又在我们之外。据说周朝的时候，如果活着的人要祭祀先人，朝廷就可以派别人去扮演此人的祖先来与他对话。所谓人生如戏，人生就是死亡，就是对历史的重演。在死亡之中，是说我们的生命只是重演历史。在死亡以外，是说历史是由今天活着的人们在上演的。过去和未来是不存在的，它们都表演于今天、现在。
说文说，鬼，就是人所归。回家。人是自然中的，人者仁也，人离开自然，成为文明中的人，仁人志士，就是从野蛮中出来，离开了家。而成为鬼是回家。
　 文学、艺术其实就是朝廷派去扮演死者的那些巫师演出的戏剧。文人其实是出家人，诗教嘛。
  ▲古代中国的文人，与今天所谓知识分子不同，文人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谓文化人。
    文的意思是：交错刻画以成为花纹。文人就是能够去蔽，为天地立心的人。心就是文，心是被自然遮蔽在黑暗里的，心只有通过文才呈现出来，才留下痕迹。文是心灵的痕迹。为天地立心，就是文。文是动词，是一个去蔽的行为过程。
    但文也成为名词，成为标准。知识分子把文作为一种主义来遵循，因此反而成为遮蔽者。
文是不知道的，文明，什么明起来，在文的过程中是不知道的。
    文化，与文明不同，文化是以文明为基础的一些规范，文化在于把已经亮起来的东西作为标准去化非标准的，用历史去征服非历史。
   知识分子，是把文明作为、主义、知识去推广的、改造世界的人。
   文化人是知道的。文人是不知道的，文人只是刻画出痕迹、纹路，他并不知道将要亮起来的是什么。
   ▲自然高于现实。自然是永恒的基础。现实是自然的表象，现实总是变动不居的。自然不是２０世纪拿来的所谓“客观世界”一词的涵义。自然本身即有所谓客观世界的那些，也包括诱发感觉、情绪、精神、观念、主义的那一切。自然而然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二流诗歌总是要么是客观倾向的所谓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要么是主观倾向的，所谓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席勒区分感伤的诗歌和朴素的诗歌，我过去认为我属于朴素的诗歌，这是不够的，最高的诗歌是自然之诗。诗歌是人的作为，它模仿的是自然开天辟地时候的无所不为，最高的诗歌没有任何主义，它像“天地无德”这句话所说的那样，是没有任何观念的，它只是为天地立心，因为诗歌是人的作为，而人与自然的区别在于，人是有心的。如果没有心，诗歌就像自然那样，乃是黑暗之水。
    ▲诗要到心。到语言是不够的，诗本来就是从语言开始的，只是说话是不够的，要立心。真理、主义、知识，同样是黑暗。因为天地无德，心并不是既定不变的某种观念、意识形态。心是永恒的。意识形态是过眼云烟。
    ▲毋宁说心是一个容器。“天地无德”，就是无倾向，无是非，无立场，因此可以包容万物。心在诗人，是“感通”，在读者，是感动。心不是真理，不是意思、意识形态。
   ▲我的诗歌其实不是口语，绝不是。而是自然、朴素。
   ▲我在某县吃饭的时候，听人家说，一个人的真本事，不在于你有钱可以在这个县买到茶叶。而在于你可以免费“拿到”茶叶，拿到“内部供应”的茶叶是一大本事。拿到科长一级的茶叶是一本事，拿到县委书记一级的茶叶是最大的本事。而县委书记一级的茶叶，是你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的。
   ▲伟大的作品激发的是读者的个性。而它自己是没有个性的。
   ▲大地拥抱一切，不会令它们紧张，那可不是在飞机上系个保险带。
   ▲ 澳门有个贾梅士公园。贾梅士是葡萄牙诗人，据说到过澳门，后来在大海上船翻人殁。但诗没有沉下大海，鱼虾不吃这东西。与其他人相比，例如海军陆战队队员、探险家、海盗、渔夫等，没有谁可以比一个诗人更深入永久地进入一个地方。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后，来过澳门的各种大人物多如牛毛，但澳门只记住了一个贾梅士，他是否真的到过澳门都不确定，只是谣言而已，就一直被纪念着，就是殖民者，引以为自豪的也是他祖国的诗人。
   ▲ 人们总是在说民主，当民主社会到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空虚。他们那时候的写作恐怕又要借助对专制时代的回忆了。民主没有历史。人类的文明史是专制的历史。诗歌、文学都是那种历史的滋生物。因此民主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文学的消失，这并非危言耸听。
  ▲  极左时代的意识形态今天已经只是局部的，而且已经在人民中声名狼籍。谁都承认民主是好东西，民主在暗中其实早已胜利了。民主从来没有在“胜利”这个意义上被讨论过，思考过。
  ▲  可怕的不是过去时代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全民欢呼的充满活力的全球化。在中国，这种活力是通过制度来推进的。得到大众的完全拥护。如果大众对文革那一套心怀不满的话，人民却深情拥护现代化，并且怀疑者必成为人民公敌。
  ▲ 　逆来顺受，给你最黑暗的非人性的你必须接受，例如文革。给你最光明、最人性的你也必须接受。如果有人愿意选择一种非现代化的、非西方的落后的不卫生的生活方式，例如继续当自耕农，流浪汉、继续“脏乱差”，那也是不行的，光明、幸福、文明的生活也是一种强力推行的制度。
  ▲  玩古玩的人喜欢拣漏。但普遍拣的都是小漏。一流的藏家拣的是大漏。什么是大漏，就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还在拘泥于某种教条、观念、主义的时候，你超越之，看见一个时代普遍的审美价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青花瓷的价值举世都知道了，拣漏如骆驼过针眼。但许多大漏就在古玩店里摆着，便宜得惊人。
大漏其实是相当便宜的。大漏何其多！文革使中国人已经在文化上而不是识字上接近于文盲。
   ▲  我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要么在大地上行走。这两天被朋友约出去吃了两顿饭，就听到几个故事，真是耸人听闻，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
    有个朋友的老母亲住在一个单位大院里，老房子里住着几户人。白天大家去上班，老母亲那日也恰巧出门访问亲戚去了。下午大家回来，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推成了一堆土。朋友闻讯赶到，怎么也想不起母亲家有些什么东西，想了半天，想起家里有个很贵重的东西，一架钢琴。钢琴总不至于也开过去推掉吧，根本找不到了，像是做梦一样。
    ▲“诗关别材”。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文化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另眼”，而取代以一切以意识形态衡量。意识形态，过去是左右中西、后来是现代化，今天是货币。
“另眼”是看出“诗关别材”的眼。这个眼已经相当罕见了。
  ▲我曾经觉得自己应当像曹雪芹、卡夫卡那样写作。他们是我知道的最纯粹的那类作家。但后来我越来越发现我不能。卡夫卡们的写作有一种安全感。他写作上的斗争是他自己与自己的心灵、语言的斗争，变化、焦虑、恐惧都离不开他的稿子。
   最深的写作必须有一种写作上的基本的安全感，这个世界在着，苍天白日，只是等着你写出来，决不打扰你。而在今天，你必须对付的事情不仅仅是写作上的事情，你不能像卡夫卡那样只是写，然后拿到布拉格的咖啡店去念，焦虑的是手稿烧掉还是发表，卡夫卡的写作直接面对写作，纯粹的写作。就像一只乌鸦面对自己的黑暗。
    而我无法直接面对写作，我永远没有乌鸦先生那种对自己天生的黑暗的安全感。这种不安全不是国家、社会、时代的，不是写什么上的不安全，也不是生计的问题。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作家什么都可以写，混碗饭也是可以的。这是写作本身的不安全，一只乌鸦对自己的天然之黑的不安全，总是担心着这黑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光明的世界洗去。
    我总觉得我的写作铺就像隔壁的棉花匠的铺子就要因为流行使用工业发明的“太空棉”被而被迫关门。一切随时可能天翻地覆。
   ▲卡夫卡的写作多么安全啊，那种安全感来自父亲总是父亲，故乡总是故乡，咖啡馆总是咖啡馆，棉花总是棉花、春天总是春天，读者总是读者，他们在老咖啡馆里等着你的稿子。一切天长地久，一切都可以为他的写作呈堂供证。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多么古老而强大的父亲啊！这使得卡夫卡对父亲的攻击具有力量。而我的尴尬是，所有的父亲都比我更时髦，我无法有一个顽固保守古老的岩石般坚硬的父亲来攻击。
   ▲我的一个朋友在欧洲的一个小镇开餐馆，他告诉我，许多客人一辈子都只在这个馆子用餐，而且坐固定的位子，点固定的菜。他接手之后，合同规定必须依照前任的菜谱原封不动，任何细微的改动都有可能遭到怀疑。这在今天中国被视为迂腐、保守。
   ▲写作永远没有安全感，作者永远处于“三年大变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不安中，你就像一个永远不能定向打洞的鼹鼠，你总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揪住尾巴连根拔出。你的写作只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说谎，你总是在说谎，你的作品刚刚出版，世界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了，经验已经断裂，大地上哪里还有什么“静静的顿河”和哥萨克！你甚至找不到卡夫卡父亲那样顽固保守的旧父亲，满世界都是的“观念已经更新”的老来红。世界在无休无止地返老还童.你的写作总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据随时被摧毁。日异月新，已经不仅仅是大地的日异月新，故乡的日异月新，而是人性的日异月新，读者们世界观的日异月新。今天，谁还看卡夫卡呢，我从前以为卡夫卡是一个经典，现在发现那只是一种时髦。卡夫卡只有一代读者，而那一代读者与新一代读者之间恍若隔世。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像我青年时代的读者那样知道谁是卡夫卡。卡夫卡就像过时的老房子一样从如火如荼的当代文化中被拆掉了。就是唐诗宋词也面临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它们已经成为虚构，谁还知道“浅草池塘处处蛙”是什么东西？唐诗宋词之所以幸存是因为它们已经置根于汉语最深处，大多数时候，也就是一堆“虚词”而已。
    芝麻开花节节高，总把新桃换旧符，“更Ｘ的”，“维新”……这种传统对那些企图为恒久的世界写作的作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还不是最后的考验，作家不仅总是在他  的写作完成之际其表达的经验就已经过时，甚至写作这件事写作本身都已经落后过时，不过几十年，存在了几千年的手工艺人——木匠、棉花匠、鞋匠、铜匠、铁匠……一一消失，谁能保证产生自文明之初的写作匠们能地久天长？
   ▲写作的本质是为世界守成而不是创新。说法要新，但是基于世界之成。世界的成不断地被摧毁、更新，写作就没有根基，就没有安全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写作与卡夫卡们的写作的分水岭。
   ▲不会再有古典写作的那种安全感了，我这个时代的作者都是丧家之犬，将永远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我过去不明白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感同身受。
   ▲人们厌倦了生活的泛意识形态化。通过各种段子来解构僵硬的意识形态，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成为汉语的普遍话语方式。你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在讲“段子”，段子就是解构，人民中间的段子其实已经解构了一切，性、道德、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假大空，无不被纷纷解构。
解构就是拆除。解构没有立场，一切都不能幸免。
    人民用文革的方式幽默地报复了文革。
    而今天，我发现人们已经厌倦了解构。人们更实际了，说什么都没用，人们现在以货币来重估一切价值。这种解构具有致命的力量，因为它的后现代基础是再次回到了虚无主义的“天地无德”。而比“天地无德”更致命的是，这种“虚无”并不尊重虚无，而是以货币的有来解构一切，不只是传统或者当代的价值体系，就是一切经验都已经被虚无化。而只要能在货币上立即兑现，任何非经验的非历史的事情都可以立即被虚构出来，并成为现实。
    ▲真正的绘画是表现性的。绘画表现的不是世界的像而是世界的边。这个边只是暗示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芬奇们其实不是画家而是科学家。中国文化很早就意识到的表现性，汉字就是边，从世界大地万物的“边”而来，边就是线条，所以汉字后来成为书法。艺术表现的是边，边是各事物之间的边界，发生关系的地方，最富于变化的地方。
   ▲边是万事万物之形的边界。形，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越过了就是“下”或者“上”就不是形。形就是边，
   ▲西方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逐步走到表现上来，印象派发现的就是边。
   ▲太极图就是边的伟大表现。
   ▲阴阳变化就是边与边的关系
   ▲数码相机的出现使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相机。它彻底工具化了。它再不能与手工的绘画、写作相提并论。数码照相机可以不用头脑，你可以在一分钟内按多次快门，完全不必构图。产品出来后，你依据流行的美学原则选优汰劣就可以了。挑选照片比拍摄更重要，这个工作可以不由作者来完成，可以聘请行家。但写作不行，如果没有个人经验的积累，感觉、天份、拿起笔来你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相信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中的杰作，是在那些被淘汰的图象中。
   ▲网络时代的到来，诗歌的发表已经浩如烟海，令人厌倦。读到好诗相当不容易，大海捞针。而且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维新的影响，无休无止的青年运动，青春崇拜，写作上追求先锋、追求标新立异已经成了常识。但空间是有限的，新是会被穷尽的，孔子曰，君子行不由径。李白说，“大雅久不作”。这是汉语写作的不朽动力。每一代诗人总是因为感受“大雅不作”“正声微茫”才激发起写作的激情，因为汉语写作主要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为天地立心。“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2005-2007
    ▲与几个老同学一起吃饭，这种时候越来越少，过去，你可以参加１００个人的饭局，而现在，饭局上的人越来越少了。所谓席终人散，并非在一顿饭后，其实过去的许多宴席从来没有散过，只是暂停而已。现在才真的是散了，某某去世了，某某去了外国，某某不知所终，某某出了车祸，而某某成了小人（将你家的情况，酒桌上的肝胆相照时的肺腑之言，电话里的密谈、私人信件都公布了，告密者找到了冠冕堂皇的正义感，大义灭亲了。）……有太多的人你不想再见面了。而过去大家在一起亲如兄弟，觉得将来会一道搂肩搭脖地走进坟墓里去。
    剩下的人聚在一起，就像亲戚一样，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从小”那可不一定只是六、七岁，到你五十岁的时候，二十岁时候在一起喝酒的哥们那就叫小朋友。大伙回忆着过去，过去是永远回忆不尽的。同一细节，反复回忆，每次感受都不一样，细节套着细节，总是有细节还隐藏着，总是有从前难以启齿的细节现在可以说了。难怪Ａ当年上楼的时候总是要在楼梯口坐一阵，说是什么气痛，大家都以为他有这个毛病，其实是为了能够看到Ｑ姑娘一眼。Ｑ太太顿时泪如雨下，我也想嫁给你啊，你怎么从来不说呢！
    由于共同回忆的联系，我们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昔日的某一点，在那一点上，一切都尚未开始、但一切材料都已到位，无数的可能性令你急切地要生活，要发展，要搭建、要探究。而人生朦胧的前景是多么美丽啊，与每个有希望之人的关系都是一张白纸。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错综复杂，无法涂改。在某一个时刻，大家重新简单起来，仿佛回到了开始，就要唱上一曲青春之歌了，但很快时间就到了，打住，解散，而遥远的年代大家是可以不解散的。遥远的年代我们来到黑暗的大街上，一大排地在星星下走，直到人一个个回到孤独，独自一个，这是没办法的，人是一个一个生下的，不是一把一把地生出来的。各人抹抹嘴，走去推出自己那辆灰头灰脑的自行车来，后轮在坎坷不平的人行道上颠簸着，又一辆辆哐当一声跳到街道上，哥们纷纷跨上去，向南的向南，往北的往北，怀着温暖满足的心。顺路的并排行车，手搭在彼此在肩上，继续交谈，把刚才没有说透的话题再讨论一遍。有时候话说不完，已到了一家的门口，又绕路再走几条街，才分手，那个时代城市里没有人，只有我们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响亮地说话。
　　而现在，饭局结束，大家纷纷去开自己的汽车，或者叫上出租汽车绝尘而去。只有我独自去推出我的老自行车，一个人蹬车回家。街道是灿烂的，那么多的灯，消灭黑暗的壮丽运动如火如荼。黑暗过去是一个象征，现在很具体了，就是夜晚，让夜晚如同白昼，人们崇拜这个。有一段路因为要拆迁，只有一盏灯亮着，我看见一个东西，像是一棵树，我没有朝树那方面去想，我已经丧失了一切事物都来自自然的想象力，看见移动的东西，我想到的是汽车；看到不动的东西，我想到的是水泥。某种像树的东西，塑料或者玻璃伪装的。但到了近处细看，这闪闪发光的东西，居然是一棵正在开白花的梨树，像个小偷，黑暗大街上的最后一棵树，它身上的光来自远处国家巨额投资的亮化工程。我这才想起来，喏，这是春天。
　　▲如果我在１９２３年说在１９２３年的春天，整个德国只有卡夫卡先生一个人在写作。德国的庸人一定会全体跳起来反对我，或者对我不屑一顾。确实是，上帝给了每个人与卡夫卡同样的机会，而且也没有谁放过了这个机会，写啊写。但如果在２００６年的春天我说１９２３德国只有卡夫卡先生一个人在写作，所有的庸人都会赞成我的意见，我的见解被认为是相当深刻的。
而如果我断言，在今天的中国，写作的人不超过１０个，大家要么跳起来反对我，要么对我不屑一顾。
    ▲我在春天沿着一条大道走去，树上的花开着，去年我就见过这些花，但已经完全忘记了。再次看见它们，又吃一惊。这种花开口很大，喇叭般的，颜色猩红，像是喇叭涂了浓浓的口红，站在夜总会的门口。树后面是楼房，铁皮制造的广告牌，被风吹得嘎嘎响，某种就要发生的断裂清晰可闻，我怀着侥幸之心在下面走，每次都是这样，但那些广告牌最终还是没有在我路过的时候砸下来。但有人很不幸，被砸倒了。我经常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些事情，我只有逆来顺受。这些树是谁种的，为什么是这样的树而不是梅花？
    ▲  塞满黑毛的鼻孔。不知道是谁住在里面。
    ▲  羚羊挂角。  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什么意思，一直都语焉不详。最近看到《易经》里面说：“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羚羊触藩，赢其角。”是说，小人把什么都豁出去。君子则善于隐匿。羚羊触到藩篱，无非挂住个角，全身依然隐匿。只是个痕迹而已。
    由此，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说诗歌是冰山的一角，语言只是一个角而已，言近而旨远，语言只是痕迹，真正的深意，是无迹可求的，只可以意会的。但是。没有这个被挂住的角，这语言之痕，水中月，镜中花也是黑暗。
    ▲每个人都有赶时尚的时候，尤其是青年，不赶赶时尚那简直就不正常。但如果一辈子都在赶时尚，这一辈子就等于叫人牵着鼻子走了，也是白活。时尚装成要叫你日子越过越好的样子，其实只是盯着你的钱包。没有什么了不起，年轻时候谁不花几个冤枉钱。只是别把时尚当真，整成个老来俏，老害怕，自己还不知道。平常要过的日子一分钟也时尚不得，比如装修，天天要住的家，如果赶时尚，时尚过去么你就惨了，是不是又敲掉重新来？我认得个刚刚结婚的，我跟他说，墙要刷成你小时候就习惯的那种石灰白，不听，跟着时尚装修公司的设计师刷成果绿色，住了两个月，耐不住啦，成天鬼火绿。重新整回祖祖辈辈的俗套。时尚可以赶赶，以好玩为限，要通过赶时尚来证明自己酷的往往当着傻A还得意洋洋。
    ▲滇池。与我童年时代可以喝的那个比起来，这一个很脏。脏这个词用于滇池我很痛心，怎么可以把脏用于太阳、春天、大地、天空、高山？我曾经写下的赞美滇池的白话诗都已经成了古典作品，像文言文一样令青年们读不懂了。作为反面的教材，人类为了所谓“进步”而牺牲大地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也许可以引起反思，昆明人今天耗费巨额资金、痛哭流涕地要回到过去的滇池去，回到最落后的滇池去，他们终于发现在大地上，越进步离死亡越近。原生态已经成为一个很难企及的神话，原生态就是不进步。大地之死是没有代价可以偿还的，死了就死了，别指望什么“复活”，基督教的“复活”谎言给了世界毁灭大地的勇气。
    ▲我依然在早晨六点就起床工作，这是青年时代在工厂养成的习惯，我记得那时候一到早晨７点，工厂的喇叭就播出一串嘹亮的军队的起床号，催促工人起床，于是单身宿舍的楼道就活跃起来，传来牙膏和尿液的气味，许多人埋头刷牙，指望着把自己的牙齿刷得比昨天更白。当工人们走在工厂大道的时候，太阳已经圆圆地升起来了，通向车间的路是一条金光大道，那时候我才十七岁，记忆里世界充满光明。
     我已经离开工厂多年，起床的时候，周围的世界还在黑暗的边上睡觉。我像是在别人梦里漫游的幽灵，狱头似地坐立不安，拿起电话又放下，站在窗口看看天色。脑袋里却是空的，不知道要写什么。如果我依然是那个车间的工人，事情就不同了，班长拿出今天要干的活计的蓝色图纸，分发给大家，无论如何你都得干活了。
    写作，你得自己给自己一份图纸，自己给自己吹号，否则你就只有停工。
    ▲　光明的２００５年过去了。黑暗的２００６年来到了。我说的黑暗是指，未来是不知道的，不清楚的，不确定的，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未来的黑暗就像新年的聚会上大家彼此不离口的关于新年的各种许愿一样黑暗得看不见五指。
      黑暗。我的意思是，未来，２００６年，是一个需要每个人自己用自己生命的光去照亮起来的。善良的含义，但我根本来不及解释，我已经被黑暗逮捕了。理由仅仅是我在光明到来的时候，使用了黑暗这个词，而没有说那些吉利的话。
    这种黑暗根本不相信人们在使用某个说法的时候有着最善良的动机，人们使用某个“黑暗的”词的时候并非就是不怀好意，内心阴暗，心怀叵测。
    我其实是在使用一个词的不动产，因为它总是在某个方面，例如贬义上使用，而它的大部分最善良的含义，最原始的含义，却一直呆在黑暗中。
    我相信每个词都是被人们怀着善意创造的，只是那善意历史悠久，已经被我们遗忘了。
    ▲　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即使用。这句话特别适合汉语的状况，一个词经常没有确切无疑的所指，词典上的释义规定其实是死的。词要在使用的时候才活起来，词的意义在使用时才出场。汉语的不确定性，使每个词都变化莫测，只有它出现在上下文的场中你才大约知道它的所指，但这也是不确定的。语境决定词的意义，而语境不只是上下文，也是读者的构成。汉语的疆域如此辽阔，在北方所指明确的东西，在南方可能完全相反。看上去都是那个词，那句话，对人心的影响、含义完全不同，也许不是能指的不同，只是所指程度的不动。例如，革命，在某些地区，那就是杀头，而在南方，革命党，听起来，则柔软得多，只是与男性、性感之类有关，这是我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方作家的小说得到的印象。就像在纽约说起美国西部的牛仔已经很浪漫。艰苦惊险的劳动已经淡化，只有健壮男子绷紧的臀部。
    要警惕词的陷阱，我们经常争论某些问题，常常忘记了语境不同，对同一个词的使用，程度是很不一样的，由此发生的意思最终也许就南辕北辙。
    语词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而所指不同，这也是诗的空间感得以发生的因素。写作总是此地自以为是。而在彼地被阅读的时候，原来的所指要么夸张了，要么模糊了，要么牛头不对马嘴。本来很简单的东西，被过度阐释。而复杂的东西，又说得像白开水那样。
    用朴素简单的词，将他们引向深渊，写作有时候就像制造陷阱。
    ▲在汉语中，能指是有限的。五千年来都是那二百多个音。有无相生，能指是有，所指是无。拼音文字则无限地扩张能指，声音喧嚣，能指的失控最后导致的是无意义生活的痛苦。
   ▲ 写作是对所指的拆除和重建。写作是黑暗的，它面对的是无。
   ▲ 图象与文字。图象更直接，更接近能指。一个图象就是一个事实，也许并非事实，但给人的感觉非常具体明确。而文字描写的永远不是事实，文字本身就是虚构。
  ▲ 细节构成时间。
  ▲长镜头具有存在感，慢，就是在场。而特写则把世界切下来，特别的观察，特写是残忍的。
  ▲博客就像黑暗森林中的小路，你走过的时候旁边黑暗的树林里有各种各样的文明世界生产的野兽看着你，他们各自怀抱着自己的偏见、知识、标准。或者扑上来，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拥抱你。博客意味着你自己是你自己作品的主编。
  ▲ 寻求认可的写作，是奴性的写作。
  ▲许多人的写作不过是自我辩护。他要求世界承认他是对的，疲于奔命。
  ▲文学史是正确的。因此写作当然是错误的。
  ▲汉字起源于人们对所见世界的记录。这种记录不是照相，而是表现要点。中国人一开始就看到各事物的边，边就是要点，是此事物与彼事物的界限或联系，盘根错节，人们把边记录下来，这就是线条。中国式的表现主义由此开始。书法所以是中国艺术的精粹，因为书法是边的最高表现。而西方到二十世纪才看到边，塞尚、马蒂斯、毕加索们看到了边，发生了现代艺术的革命。
  ▲中国人看见世界的时候，没有问为什么，而是接受了它。随遇而安是开始，逆来顺受是后来。道都是一个，就是道法自然。
   西方人问了个为什么，他们开始思考。思考，就是把世界对象化。这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例如出埃及记。离开、出走，流浪、在路上……充满着西方历史。而中国五千年来，只是要安居乐业，大块假我以文章，大地就是故乡，就是天府，别来烦我。但人家就是要烦你，因为人家的地面不好在啊。像摩西那样分开大地带领人们全体逃亡的事情中国没有，摩西的故事暗藏的意思是，大地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他们虚构了上帝和天堂。
    ▲ 中国的道和上帝是不同的。道，法的是自然，是其所是者。道有大地、身体和经验的依托。“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上帝是理念、数学、几何。
   ▲中国人思想而不喜欢思考。不喜欢拷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西方问题。
    想，由相和心组成，相，就是看，观察。用心来看世界，“恍兮惚兮，其中有象”。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想，就是翼思。我理解就是飞翔的思，神游八荒，心竞水流，思而不考，是一种对世界的感受。
思，容也。思这个字里面有田，田就是大地，思是对大地的容。天地无德，所以有容乃大。容就是盛。将大地理解为容、盛。这是中国思想的核心。
    思考，就是考核、核查、考查、检验。根据什么来考呢，你得虚构一个答案。这与顺应自然不同，一个是顺，一个是考。顺，理也，就是梳理头发，头发已经存在，已经是容，已经是盛，你只是梳得更体贴而已。顺，不是现在的理发，理发是根据美学来对头发重新布局。考，就是“为什么呢”世界本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就是虚构，思考。虚构答案，本来的世界如果不顺，与答案不符合，就连根拔掉，重新布局。这就是革命。
    楚国有个屈原曾经问过“为什么”，但屈原从来没有成为正宗。屈原那样的追问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符，属于乖戾之类。屈原是个另类，浪漫主义也是另类，浪漫主义可以搞事，但不能生活。中国文化骨子里存在主义的。浪漫主义是药，不是粮食。
    思，容也。无论思想还是思考，都有个思管着，思，由田和心组成，田就是大地。这意思是无论想或者考，都要有一块地。有地才能容，才能盛。有这个地你才能有心，有思想、去思考。思，管着思想、思考，是中国思想最伟大的、比世界思想略胜一筹的东西。
     梅洛•庞蒂曾经区别“我思考”和“我感知”，翻译者把“我思考”译为“我思”，我加了个“考”。“我思考”就是“从一切状况中抽离出来”完全交还给它（思考）自身，而“我感知”，却必定是肉身化的和绝不能无视肉身的事实的。（见《当代法国哲学》文森特•德贡布），我理解，“我感知”就是汉语的“思想”。我思，就是汉语的“思考”。梅洛•庞蒂如果知道中国的“思”这个字，他会惊讶汉语的简洁。
    ▲克尔凯廓尔说，上帝就是行动。这是将基督教存在主义化了。基督教骨子里是浪漫主义的。近代西方哲学，慢慢将西方思想向存在这边挪。存在先于本质，人要回到身体、回到世界的各种规定性之前去存在，他才可以自由。庄子说“吾丧我”，我就是规定性，就是本质。我青年时代热中于自我表现，到后来才知道，真正的自我其实是在“吾丧我”。“自我”并不存在，是根据知识虚构的一套说法。“吾丧我”才是大自由。
  ▲　有人在报纸上登了征婚启事，找淑女，端正、贤惠云云。并称自己有90平米住房，三室两厅。一女由200公里外之州县，驱车四小时赶至其家，敲门而入，各屋巡视目测毕，一言不发即欲离去。男子不解，问之，女遂答曰：“没有80平米嘛！”扬长而去。
  ▲ 某在酒巴高谈阔论，又来一客，介绍是美籍华人，坐定上茶，谈兴更浓，从中国文化之弊病，五千年只看见吃人，讲到马尔库塞。施特劳斯、昆明的交通问题。客只听不语，离开后，才告曰，他不懂汉语，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说。
  ▲　一女子满脸缠着绷带站在桥上，下面是铁道线。我过去一直觉得铁路的深处暗藏什么，现在在人类的脸上暴露了，那就是绷带。
▲ 如果你思想，你就永远不会安全。
▲ 常识经常像绊脚石一样默默呆在进步的康庄大道上。
▲ 美容是妇女们的意识形态。
▲  春天，白云挺着肥嫩的胸飞过，一条大道在白杨树下飘扬着。
▲  一古玩老板总结，古玩市场的眼睛：一只玉眼两只金眼、三只银眼、四只铜眼（只看是否值钱）一千狗眼，无数瞎眼。
▲  参加一个诗歌会议，诗人们也学着政府官员开会的模式，每个诗人面前放一块牌子，写上诗人的名字，并且按照诗人在各单位的官职大小来排列，例如主席、副主席，中央来的诗人在最前排，地方上的诗人就没有牌子了，随便坐。我看见那些诗人的名字有好多都是笔名：例如，夏之花、天涯孤客、夜的白、沦落人、叶之露。韵味深长。
   网络上的笔名也是一样，小型抒情诗密集，“白露青衫”。
  有什么写作比写自己的笔名更重要，更精练，更有美学和世界观上的代表性的？
  “忧郁的风”是八十岁的老者，而“月光柳”刚四十岁，用餐的时候，路上遇一水坑，“忧郁的风”过不去，“月光柳”蹲下，背起“忧郁的风”哗啦一声就渡了过去。
   ▲  大学校长调动工作，我以为是回去继续教书。结果是调去当局长。在今日中国看来。校长和局长都是一样的，级别是一样的。所以把物价局局长调去当校长没有人会持异议。把周树人调去当卫生局局长也是顺理成章的。
   ▲  死亡在我们中间，又在我们之外。据说周朝的时候，如果活着的人要祭祀先人，朝廷就可以派别人去扮演此人的祖先来与他对话。所谓人生如戏，人生就是死亡，就是对历史的重演。在死亡之中，是说我们的生命只是重演历史。在死亡以外，是说历史是由今天活着的人们在上演的。过去和未来是不存在的，它们都表演于今天、现在。
说文说，鬼，就是人所归。回家。人是自然中的，人者仁也，人离开自然，成为文明中的人，仁人志士，就是从野蛮中出来，离开了家。而成为鬼是回家。
　 文学、艺术其实就是朝廷派去扮演死者的那些巫师演出的戏剧。文人其实是出家人，诗教嘛。
  ▲古代中国的文人，与今天所谓知识分子不同，文人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谓文化人。
    文的意思是：交错刻画以成为花纹。文人就是能够去蔽，为天地立心的人。心就是文，心是被自然遮蔽在黑暗里的，心只有通过文才呈现出来，才留下痕迹。文是心灵的痕迹。为天地立心，就是文。文是动词，是一个去蔽的行为过程。
    但文也成为名词，成为标准。知识分子把文作为一种主义来遵循，因此反而成为遮蔽者。
文是不知道的，文明，什么明起来，在文的过程中是不知道的。
    文化，与文明不同，文化是以文明为基础的一些规范，文化在于把已经亮起来的东西作为标准去化非标准的，用历史去征服非历史。
   知识分子，是把文明作为、主义、知识去推广的、改造世界的人。
   文化人是知道的。文人是不知道的，文人只是刻画出痕迹、纹路，他并不知道将要亮起来的是什么。
   ▲自然高于现实。自然是永恒的基础。现实是自然的表象，现实总是变动不居的。自然不是２０世纪拿来的所谓“客观世界”一词的涵义。自然本身即有所谓客观世界的那些，也包括诱发感觉、情绪、精神、观念、主义的那一切。自然而然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二流诗歌总是要么是客观倾向的所谓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要么是主观倾向的，所谓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席勒区分感伤的诗歌和朴素的诗歌，我过去认为我属于朴素的诗歌，这是不够的，最高的诗歌是自然之诗。诗歌是人的作为，它模仿的是自然开天辟地时候的无所不为，最高的诗歌没有任何主义，它像“天地无德”这句话所说的那样，是没有任何观念的，它只是为天地立心，因为诗歌是人的作为，而人与自然的区别在于，人是有心的。如果没有心，诗歌就像自然那样，乃是黑暗之水。
    ▲诗要到心。到语言是不够的，诗本来就是从语言开始的，只是说话是不够的，要立心。真理、主义、知识，同样是黑暗。因为天地无德，心并不是既定不变的某种观念、意识形态。心是永恒的。意识形态是过眼云烟。
    ▲毋宁说心是一个容器。“天地无德”，就是无倾向，无是非，无立场，因此可以包容万物。心在诗人，是“感通”，在读者，是感动。心不是真理，不是意思、意识形态。
   ▲我的诗歌其实不是口语，绝不是。而是自然、朴素。
   ▲我在某县吃饭的时候，听人家说，一个人的真本事，不在于你有钱可以在这个县买到茶叶。而在于你可以免费“拿到”茶叶，拿到“内部供应”的茶叶是一大本事。拿到科长一级的茶叶是一本事，拿到县委书记一级的茶叶是最大的本事。而县委书记一级的茶叶，是你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的。
   ▲伟大的作品激发的是读者的个性。而它自己是没有个性的。
   ▲大地拥抱一切，不会令它们紧张，那可不是在飞机上系个保险带。
   ▲ 澳门有个贾梅士公园。贾梅士是葡萄牙诗人，据说到过澳门，后来在大海上船翻人殁。但诗没有沉下大海，鱼虾不吃这东西。与其他人相比，例如海军陆战队队员、探险家、海盗、渔夫等，没有谁可以比一个诗人更深入永久地进入一个地方。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后，来过澳门的各种大人物多如牛毛，但澳门只记住了一个贾梅士，他是否真的到过澳门都不确定，只是谣言而已，就一直被纪念着，就是殖民者，引以为自豪的也是他祖国的诗人。
   ▲ 人们总是在说民主，当民主社会到来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空虚。他们那时候的写作恐怕又要借助对专制时代的回忆了。民主没有历史。人类的文明史是专制的历史。诗歌、文学都是那种历史的滋生物。因此民主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文学的消失，这并非危言耸听。
  ▲  极左时代的意识形态今天已经只是局部的，而且已经在人民中声名狼籍。谁都承认民主是好东西，民主在暗中其实早已胜利了。民主从来没有在“胜利”这个意义上被讨论过，思考过。
  ▲  可怕的不是过去时代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是全民欢呼的充满活力的全球化。在中国，这种活力是通过制度来推进的。得到大众的完全拥护。如果大众对文革那一套心怀不满的话，人民却深情拥护现代化，并且怀疑者必成为人民公敌。
  ▲ 　逆来顺受，给你最黑暗的非人性的你必须接受，例如文革。给你最光明、最人性的你也必须接受。如果有人愿意选择一种非现代化的、非西方的落后的不卫生的生活方式，例如继续当自耕农，流浪汉、继续“脏乱差”，那也是不行的，光明、幸福、文明的生活也是一种强力推行的制度。
  ▲  玩古玩的人喜欢拣漏。但普遍拣的都是小漏。一流的藏家拣的是大漏。什么是大漏，就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还在拘泥于某种教条、观念、主义的时候，你超越之，看见一个时代普遍的审美价值看不见的东西。现在，青花瓷的价值举世都知道了，拣漏如骆驼过针眼。但许多大漏就在古玩店里摆着，便宜得惊人。
大漏其实是相当便宜的。大漏何其多！文革使中国人已经在文化上而不是识字上接近于文盲。
   ▲  我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要么在大地上行走。这两天被朋友约出去吃了两顿饭，就听到几个故事，真是耸人听闻，也许是我太孤陋寡闻了吧。
    有个朋友的老母亲住在一个单位大院里，老房子里住着几户人。白天大家去上班，老母亲那日也恰巧出门访问亲戚去了。下午大家回来，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的房子已经被推成了一堆土。朋友闻讯赶到，怎么也想不起母亲家有些什么东西，想了半天，想起家里有个很贵重的东西，一架钢琴。钢琴总不至于也开过去推掉吧，根本找不到了，像是做梦一样。
    ▲“诗关别材”。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文化已经抛弃了传统的“另眼”，而取代以一切以意识形态衡量。意识形态，过去是左右中西、后来是现代化，今天是货币。
“另眼”是看出“诗关别材”的眼。这个眼已经相当罕见了。
  ▲我曾经觉得自己应当像曹雪芹、卡夫卡那样写作。他们是我知道的最纯粹的那类作家。但后来我越来越发现我不能。卡夫卡们的写作有一种安全感。他写作上的斗争是他自己与自己的心灵、语言的斗争，变化、焦虑、恐惧都离不开他的稿子。
   最深的写作必须有一种写作上的基本的安全感，这个世界在着，苍天白日，只是等着你写出来，决不打扰你。而在今天，你必须对付的事情不仅仅是写作上的事情，你不能像卡夫卡那样只是写，然后拿到布拉格的咖啡店去念，焦虑的是手稿烧掉还是发表，卡夫卡的写作直接面对写作，纯粹的写作。就像一只乌鸦面对自己的黑暗。
    而我无法直接面对写作，我永远没有乌鸦先生那种对自己天生的黑暗的安全感。这种不安全不是国家、社会、时代的，不是写什么上的不安全，也不是生计的问题。其实在今天的中国，作家什么都可以写，混碗饭也是可以的。这是写作本身的不安全，一只乌鸦对自己的天然之黑的不安全，总是担心着这黑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光明的世界洗去。
    我总觉得我的写作铺就像隔壁的棉花匠的铺子就要因为流行使用工业发明的“太空棉”被而被迫关门。一切随时可能天翻地覆。
   ▲卡夫卡的写作多么安全啊，那种安全感来自父亲总是父亲，故乡总是故乡，咖啡馆总是咖啡馆，棉花总是棉花、春天总是春天，读者总是读者，他们在老咖啡馆里等着你的稿子。一切天长地久，一切都可以为他的写作呈堂供证。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多么古老而强大的父亲啊！这使得卡夫卡对父亲的攻击具有力量。而我的尴尬是，所有的父亲都比我更时髦，我无法有一个顽固保守古老的岩石般坚硬的父亲来攻击。
   ▲我的一个朋友在欧洲的一个小镇开餐馆，他告诉我，许多客人一辈子都只在这个馆子用餐，而且坐固定的位子，点固定的菜。他接手之后，合同规定必须依照前任的菜谱原封不动，任何细微的改动都有可能遭到怀疑。这在今天中国被视为迂腐、保守。
   ▲写作永远没有安全感，作者永远处于“三年大变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不安中，你就像一个永远不能定向打洞的鼹鼠，你总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揪住尾巴连根拔出。你的写作只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说谎，你总是在说谎，你的作品刚刚出版，世界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了，经验已经断裂，大地上哪里还有什么“静静的顿河”和哥萨克！你甚至找不到卡夫卡父亲那样顽固保守的旧父亲，满世界都是的“观念已经更新”的老来红。世界在无休无止地返老还童.你的写作总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据随时被摧毁。日异月新，已经不仅仅是大地的日异月新，故乡的日异月新，而是人性的日异月新，读者们世界观的日异月新。今天，谁还看卡夫卡呢，我从前以为卡夫卡是一个经典，现在发现那只是一种时髦。卡夫卡只有一代读者，而那一代读者与新一代读者之间恍若隔世。我相信今天的读者已经不像我青年时代的读者那样知道谁是卡夫卡。卡夫卡就像过时的老房子一样从如火如荼的当代文化中被拆掉了。就是唐诗宋词也面临被彻底拆除的命运，它们已经成为虚构，谁还知道“浅草池塘处处蛙”是什么东西？唐诗宋词之所以幸存是因为它们已经置根于汉语最深处，大多数时候，也就是一堆“虚词”而已。
    芝麻开花节节高，总把新桃换旧符，“更Ｘ的”，“维新”……这种传统对那些企图为恒久的世界写作的作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还不是最后的考验，作家不仅总是在他  的写作完成之际其表达的经验就已经过时，甚至写作这件事写作本身都已经落后过时，不过几十年，存在了几千年的手工艺人——木匠、棉花匠、鞋匠、铜匠、铁匠……一一消失，谁能保证产生自文明之初的写作匠们能地久天长？
   ▲写作的本质是为世界守成而不是创新。说法要新，但是基于世界之成。世界的成不断地被摧毁、更新，写作就没有根基，就没有安全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我们时代的写作与卡夫卡们的写作的分水岭。
   ▲不会再有古典写作的那种安全感了，我这个时代的作者都是丧家之犬，将永远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我过去不明白何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感同身受。
   ▲人们厌倦了生活的泛意识形态化。通过各种段子来解构僵硬的意识形态，过去几年其实已经成为汉语的普遍话语方式。你在任何地方，人们都在讲“段子”，段子就是解构，人民中间的段子其实已经解构了一切，性、道德、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假大空，无不被纷纷解构。
解构就是拆除。解构没有立场，一切都不能幸免。
    人民用文革的方式幽默地报复了文革。
    而今天，我发现人们已经厌倦了解构。人们更实际了，说什么都没用，人们现在以货币来重估一切价值。这种解构具有致命的力量，因为它的后现代基础是再次回到了虚无主义的“天地无德”。而比“天地无德”更致命的是，这种“虚无”并不尊重虚无，而是以货币的有来解构一切，不只是传统或者当代的价值体系，就是一切经验都已经被虚无化。而只要能在货币上立即兑现，任何非经验的非历史的事情都可以立即被虚构出来，并成为现实。
    ▲真正的绘画是表现性的。绘画表现的不是世界的像而是世界的边。这个边只是暗示着“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达•芬奇们其实不是画家而是科学家。中国文化很早就意识到的表现性，汉字就是边，从世界大地万物的“边”而来，边就是线条，所以汉字后来成为书法。艺术表现的是边，边是各事物之间的边界，发生关系的地方，最富于变化的地方。
   ▲边是万事万物之形的边界。形，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越过了就是“下”或者“上”就不是形。形就是边，
   ▲西方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逐步走到表现上来，印象派发现的就是边。
   ▲太极图就是边的伟大表现。
   ▲阴阳变化就是边与边的关系
   ▲数码相机的出现使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相机。它彻底工具化了。它再不能与手工的绘画、写作相提并论。数码照相机可以不用头脑，你可以在一分钟内按多次快门，完全不必构图。产品出来后，你依据流行的美学原则选优汰劣就可以了。挑选照片比拍摄更重要，这个工作可以不由作者来完成，可以聘请行家。但写作不行，如果没有个人经验的积累，感觉、天份、拿起笔来你什么也写不出来。我相信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中的杰作，是在那些被淘汰的图象中。
   ▲网络时代的到来，诗歌的发表已经浩如烟海，令人厌倦。读到好诗相当不容易，大海捞针。而且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维新的影响，无休无止的青年运动，青春崇拜，写作上追求先锋、追求标新立异已经成了常识。但空间是有限的，新是会被穷尽的，孔子曰，君子行不由径。李白说，“大雅久不作”。这是汉语写作的不朽动力。每一代诗人总是因为感受“大雅不作”“正声微茫”才激发起写作的激情，因为汉语写作主要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为天地立心。“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2005-2007

教师之友网

便条集

258

不知几万里也
这是您的大地
２０米×４８米
占地９６０平米
这是您的小区
２３米×５１米
占地１１７、３平米
这是您的套间
６、５米×４、２米
占地２７、３平米
这是您的客厅
５、６米×３、４米
占地１９平米
这是您的卧室
２、１米×１、８米
占地３、８平米
测量员以为还可以退一步
结果撞到了墙壁
这是您的厨房
１、６米×１、１米
占地１、７６平米
这是您的卫生间
１、４米×１、８米
占地２、８平米
这是您的床位
１、６米×０、５米×２
占地１、６平米
这是太太和您
本人
０、２×０、３米
占地０、０６平米
先生，这是……测量员停顿了一下
您的盒子。

２５９

风来的时候
风铃就响了
我听见了
就停下来
转过头去
它似乎知道我有耳朵似的
电视机里的人物停不下来
他们什么也听不见
那关于死亡的故事
依然在按部就班地上演

２６０

就是停下来那么一下
迟到　被扣除当月的奖金
她避开了必定要准时
在瓷器口大街烤鸭店门口
发生的
车祸
她只是迟到了两分钟
就由死者变成了
围观的人群中
张大了嘴巴
打听故事结局的
女士

２６１

都知道最想搞的是什么
都知道应该如何搞才快乐
都知道应该在何处打洞
都知道必须在什么位置
安插雷管　都知道　只有
爆炸了那座监狱　彼此才会
血肉横飞　灵魂出窍　心满意足
但还是要从送巧克力开始
还是要找些话讲讲
还是要谈谈　小时候的事
谈谈音乐　朦胧诗和
“那些忧郁的下午”
我们一动不动　坐在火山口上
努力做到志同道合　观点一致
其实　我们都知道我们最想干的是什么
发热　胀大　干燥　张开　湿润　痒
我们控制不住血液的走向
我们只想立刻脱光　我们已经无法忍受　
我们痛恨扯谎　我们都快要疯了
但我们还是学着那部傻Ｂ电影
假惺惺地说　再见　明天晚上８点
在歌剧院门口　我会拿着一枝
红玫瑰

２６２
一只青色的蚂蚱
停在秋天的后腿上
那不是什么后腿　那是
老桉树　在风暴中被折断的一截
旁边是掉下来的瓜　树叶和蝴蝶的残骸
前面是蜂巢　它正爬向那里去
它不知道那里有刺

２６３
群猫之眼　被闪电的光芒击中
像钻石那样亮起来
但它们只是停在钻石的边缘
并不象钻石那样
一旦从黑暗中颖脱而出
就直奔王冠

２６４
夏天的午后
一肥而强壮的男子
在大床上裸体睡觉
他不知道后来风撩开了窗帘
它就再也没有复原了
整个房间被暴露
外面又下了点雨
又出来太阳
一位妇人洗完了澡
一些什物被晾在黄色的阳台上
顺便　她朝着邻居的窗子张望
把梦骑在胯下
他去大草原的下半身走了一遭
那里湿漉漉的　桃色的云
每一朵都是母的　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像雄起的种马一样躺在
金黄的草地上　情意绵绵
他发现世界和半小时前完全不同
潮湿　新鲜　可口
美丽的女人就在附近
并且钟情于他
他永远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搞的

２６５
我总是以爱祖国的方式
去爱　我习惯于大步前进
目光炯炯　高举着一切
在祖国的下面　都是些小东西
啊　那朵花是那么小
我的爱太大了
我刚刚用出世的手
捏住它　就断了
“你的爱太了不起
我不配呢！”
我刚刚对一个小女人
说出爱这个字
她就像小老鼠一样
躲起来了

２６６
伤害　不是来自时代
它的巨手从来捉不住我
不是来自那些令我成为诗人的
铁墙　不是那些纸做的绞刑架
不是来自贴在老宅大门上的标语
侮辱我父亲　也侮辱我的青春
不是来自家属被送往流放地的早晨
灰色的秋天　乌云为少年流泪
不是来自我在小瓦房里
拆开第一个少女的
绝交信的时刻
不是来自死亡那边的打击
世界空虚了　在故乡
我第一次看见那神秘的仓库
开门　接纳了外祖母的黑棺材
伤害　不是来自穷母亲
吝啬无比的钱包　
我连买一颗玻璃弹的钱
都要不到　不是来自警察
在公园的鱼塘边抓住我
押到大门口示众的时刻
我甚至喜欢在　过去　
藏着鬼故事的楼梯里　
和那些忠实的霉老鼠
默默地呆着
啊　巨大的伤害
来自公司派来的那些拆房子的工人
刚刚从另一个工地抵达
每人每天发给二十元人民币
他们大笑着　说下班后要去喝酒
这些酒鬼在一小时之内　
就拆掉了
一切

２６７
那母亲在十字路口的中央
被指挥一切的喝住
不敢再动一步
她甚至不知道是谁命令她停下来
中午　阳光最强烈的时候
她用一只手挡着光线　
汗珠顺着皱纹　滚烫着冒出来
一只被搁浅在沙滩上的老贝壳
皮鞋咔咔咔过来了　那个
指挥一切的
什么都配备了　墨镜　白手套
皮带　制服　对讲机　普通话
和钢铁炼成的　表情
就是没有配备　耳朵
母亲小声地嘀咕着　恳求着
听不见　只是重复着一个命令
和手册上印刷的　完全一致
简洁　清楚
退回去！　退回去！
那母亲只好唯唯而退
就退出斑马线
就退回她的包谷地里去了
那些粮食　从来没有教过她
红灯亮的时候
要停
这一课

２６８
离开那些灸手可热的地方
从市中心离开　从商业区离开
从银行的取款机前离开
从超级市场摆满食物的货架离开
从白领阶层上班的大厦离开
从汽车和斑马线惊慌失措地离开
步子经常打滑　差一点
撞在百货公司的玻璃门上
离开那些刚刚建成的小区
离开水泥　钢筋和进口的金属材料
离开刚刚装好的抽水马桶
离开那些客厅和阳台上的花盆
从加油站和立交桥下面离开
从正在消毒的医院和
可以自由借阅浏览的图书馆离开
离开手机　电话和夜晚的灯光
甚至从欣欣向荣的郊区离开
甚至离开了那些在田野的边缘
刚刚出现的渡假区
只有它独自一个要去
那个方向　那个方向
什么都看不见
漆黑一片
它是一匹刚刚卸完了货的
黑马

２６９
用
涂鸦
来反抗画廊
反抗敌人毕加索
反抗《生活》杂志
反抗纽约　反抗银行家和学院派
对天才的偏见　甚至反抗
联邦调查局和总统先生的
文件
就是与一个国家的
美学史对抗
波洛克　你都会有
神助　获胜
是命中注定
只不过是
要等等
人到中年而已
但在床上
如果那女孩失望地说道
怎么总是硬不起来？
大师　这可没有谁帮得了你
你只有自己　
在黑暗中　
一个人
去应付了

２７０
阳光　夏天的中午
黄色的大街上
他只看得见乳沟
深的　浅的
他从学校里出来
那是一个一笔一划的平面
他不太适应外头
凸凹不平的世界
发呆的男生
差点被一只凸起在丝绸底下的乳房
撞着
刚刚长出胡须的
下巴

２７１

正在大减价的小贩　
守在一大堆花花绿绿之间
眼巴巴地盼望着我　
摆满名著的书店　
用斜乜着的　白眼仁
白痴般地审视着我
挂着现代派的美术馆　
五官分裂地看着我
超级市场的玻璃眼珠
一瞥　就看透了我　
一群卤肉从货架上
睁开猪眼瞪着我
一个有五片嘴唇的汉堡包
色咪咪地瞟着我　一架从香港
飞来的班机　红着沙眼
在乌云上目击了我
昨天的报纸　油腻腻地
用一条社论　监视着我
学校的正门　拨开眼屎
期望着我　火车站的入口　
那些花姑娘们靠墙斜支着腿
东张西望　假装做没有看见
孑然一身的我
旁边的脏孩子仰望着
我　手里晃动着的牌子：
“石林一日游”　暗送秋波
不停地瞅着我
我逃进电影院去
一部叫做　《杀手看着我》电影
正在放映
我闭上眼睛
安全地坐在黑暗里
将要被一刀捅掉的
肯定不是我

２７２
那姑娘从牧羊村开来的班车跳下来
背着棉布绣花的包袱　快乐地
蹦跳着　此地没有一个人屑于
像她这种跳　大辫子甩着
一个行人的手臂　瞪了一眼
她还哼着歌子　好像是走在
黎明的山间小路　一只
还沾着露水的苹果　透着
红扑扑的光芒　咕噜噜
滚进地铁去了　
那气喘吁吁的老阴道
像接纳同时上车的
数千种货物　一样
按部就班地接纳了她
它的胃从来分不清
苹果和口红

２７３
这个塔是南诏时代留下来的
建成之后就封死了
宋朝没有人进去过
元朝没有人进去过
明朝没有人进去过
清朝没有人进去过
民国没有人进去过
１９６６年　
他们撬开了一个洞
举着火把朝里面照
什么也没有发现　
又封了起来
女儿九岁的那一年
我们绕着这个塔走了一圈
另一些人也绕着它走
方向与我们相反
她掰着手指头
数了数　一共有十二层
每层有六个佛像
她想进去看
但找不到门　
想问我　又没有问
神秘感在心里产生
从此永远存在
对于这个塔
她已经停止成长

２７４
把舌头连接在打印机上
一按开关　所有
藏在黑暗里的话就统统打出来
非常痛快　但前提是
你先要成为白痴
自动放弃对言论的管制

２７５
几千年过去了
雷的响声还是一样的
听见的时候　所有的母亲都要
慌慌张张跑到外面去
收起干了一半的衣服
兜在怀里　张望着
黑云压来的天空
心里想着儿女们
说　要下雨了
这就是
雷同

２７６
春天　三个光头
闪着铁一样的光芒
再没有一根头发
再没有什么遮蔽着脑袋了
不是要反抗流行的什么
不是要模仿牛Ｂ的什么
不是故作姿态　三个朋友
过去都留着长发　常常
从电影院出来　就一起
去理发店　把头发弄得
像某某某那样　但这一次
他们没有看电影　不约而同
从长发飘飘的年代
进入了的光头的年代
啊　光头的年代
大风吹过世界的头颅
人们纷纷捂住　生怕搞乱了
发型　在蔚蓝的天空下
兄弟们彼此摸摸结实的亮蛋
哈哈大笑

２７８
二月太华寺　
前庭开花　后庭花闹
茶花先开　玉兰后到
杜鹃和海棠　也姗姗而来
好像年轻的皇帝驾到了
这是一个唐朝传下来的春天
刮风　黄昏下雨
乌云在夜里越过云南
黎明后　阳光照亮西山
花朵们　浓妆淡抹
高高低低　随风而动
像一群争风吃醋的家眷
我站在花枝间　一筹莫展
“它们都活到这个份了
我该怎么办呢？”

２７９
我从未见过被劈开的银桦树
我从未想过要看看它的皮下面是
什么　就像我从不会想到要
看看我父亲深藏在肋骨下的鲜肉
但我看见了　它们被一棵棵
劈开在人行道旁　理由是
不适于做行道树　非常危险
从前它们被种植在人行道旁
理由是可以绿化城市　
时过境迁　对这些树的看法
改变了　就像１９６６年
单位对我父亲　（一个老同志）
的看法改变了　认为他的
血统是反动的　对人民有害
于是它们被锯倒　一块块劈开
春天的大街上　我发现银桦树的肉
是紫红色的　但没有血流出来

２８０
“四月是一个残酷的季节”
它在我身体内导致了一场炎症
月初　阳光猛泻　七号早晨突然降温
舌根在深夜肿起来　痛苦深入肺部
神经全体造反　仿佛我是令它们
窒息多年的旧政权　床头上挤满药品
保温瓶冒着热气　四月使我对生活绝望
可外面　玫瑰刚刚系好紫红色的领节
要去赶赴下星期的盛会　花期
并没有由于园丁生病而夭折
那是另一种生活　诗人说它残酷
是的　多么残酷　当我的生活
停止　接受着治疗
当我在四月的病榻上
借着床头灯　仔细地
检查药物的生产日期
它们出厂于两年前
离失效还有六个月

２８１
正要进入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
好像还有什么没有上锁
汽车？别墅的后门？
厨房的窗子？
心烦意乱　色胆萎缩
他不便立即起身前往查看
只好把藏不起来的生理反应
解释为　高尚的精神之爱
比肉体上的　更美

２８２
竞争时代
电力统治黑夜
月亮王
已经名落孙山
在夜晚发光的诸侯中
它是最黯淡的一个
只有诗歌　依据传统
继续尊重着它

２８３
暴雨之后跟着阳光
无数的桃子上市
每一个都那么鲜嫩
每一个都红粉动人
每一个都撩起了裙子
每一个都令我馋涎欲滴
我还是犹豫不决
我不知道包裹在里面的液体
是甜的还是酸的
是已经腐烂还是肉质完美
于是卖桃人挑出一个
代表它们全体
一刀插进去
划开来　让我品尝
他咧嘴而笑的样子
就像妓院里的工作人员

２８４

多少年
我都在为我身体里面的河流
寻找一个瀑布式的出口
怒江有一个这样的出口
南溪河有一个这样的出口
但我的教养告诉我
不要硬来
只能缓漫的渗透
通过形容词　通过
比喻　暗示　通过隐喻
一点一滴注入静脉
意思隐若现
逐渐正确　胶着

２８５
从这个世纪起
购买
所有刚刚上市的
苹果
都要仔细地阅读
说明书　或
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2000-2003

选自<集与图像>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

教师之友网

在汉语中思考诗           
    ——在日本关西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演讲提纲
      


于坚





心




  
   最初，造物主将人摆到大地上，与万物一起。它是谁？老子说，有物浑成，先天地生。老子将这个先于天地生者命名为道。
  人与宇宙万物同处于大地上。人并不高于万物。万物各得其所。世界是混沌的。
  最初，人看见了大地，然后，发出了声音。啊！惊奇、恐惧或者赞美。他有心了。
  心的到来可以使人战胜恐惧、安定、团结、稳定、快乐、幸福，获得存在感。
诗就是无留下的痕迹。诗不是有，它是虚构的有，所以它总是在有无之间。
　心，就是诗意。诗，志也，志，就是心，心是一种可以令人获得存在感的无。
这个无要通过有来召唤。有，就是语言。
   诗是语言保存下来的心。
　心是基本，心高于主义、意识形态、知识。心是不变的，其它最终烟消云散。
   在中国，写作是为世界立心，而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知识。

告

    西方也许是在黑夜里看见大地的，而东方也许是在白日。因为东方后来的思想是把大地视为天堂。中国最早的诗歌是赞美大地。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
   人看见大地，他发出了声音，他把对所见者的感受告诉他周围的。
告，在古代汉语里面，意思就是牛角，牛角是一个武器，可以攻击世界，也可以自我保护。攻击世界和自我保护，都是从世界中出来，将世界作为一个对象，所以是告。告加个木旁，是桎梏，就是被控制。所以，告，告之使晓，就是祛除黑暗的遮蔽，明白、自由，解放，出来。
   但是，告，如果越过了限度，就成为桎梏。
   这个人开窍了，从混沌里出来，世界成为他言说的对象，开始说话。说话，就是告。
    告是通过言来说出，言就是口语。言，说文说：“直言曰言，舌上出者言也”。言就是直接说话。
   口语是直接来自身体的语言。
   口语是诗意最原始的表达方式。
   在东方，太初有道，诗意是先验的。
  《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诗意是先于言和文的存在。
   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就是诗意。
李白说的大块，就是诗意。诗意存在于大地上，大地是一个天堂。
  人生活在上大地和世界上，说出他的感受。这就是原始的诗。
  无需要有才能召唤，言是最初的召唤无的有。
  最初的诗意是通过言，口口相传的。天启神授，犹如黎明的露水，不留痕迹。藏族的《格萨尔》、彝族的《梅葛》
　
诗

  但诗还没有诞生。
  道就是诗意，说道，就是诗。诗意存在于无。语言是有，诗意通过语言说出就是诗。
  部落中的巫师，负有向人民解释无的责任，解释其实是虚构一套说法来安抚人心，解释是针对看不见的，解释是对无的召唤。
  言只是声音。声音是没有痕迹的。很容易遗忘。
  仅仅声音是不够的。赞美感叹之后要永久地记录这些感受，要保存，要记忆，于是文。
  现在，诗诞生了。诗就是文。
  诗是文明的最深刻的痕迹。
  文是一个动词，一个记录的动作。记，就是不忘。
  许慎《说文解字》“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形声相益，既谓之字。”文是动作，字是痕迹。
  依类象形，形声相益，寓无于其中，这就是诗。
《说文解字》说：“直言曰言，论难曰语”。直言是能指。言是转喻的，言离不开世界本身。语，论也。就是分析。语是对世界释义，所指的扩张。语从世界出发，超越世界。
  言是形而下的，语是形而上的。
  言可以召唤无。但无法保存无。
  语，必须记录下来，才能保持，它不同于随风而逝的言。言依赖于事实，具象，看见。语却进入抽象的层面。
  文字使言升华为语。
  文才是诗。

文

   文，是一个动词。就是书写，写作。
   文，据说“是母牛生殖器发情时的象形描绘。”（见唐汉《汉字发现》）
   最初的文也许是从在身体上刻画花纹开始。《礼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最先文身者或许是部落中的巫师，以区别于野兽和部落群众，暗示、象征着自己已经神灵附体，可以从世界中出来，告之，晓之。
   后来，在甲骨上刻字，作为召唤无的符号。对召唤的保存，某些符号非常灵验，于是得以长久。创造出可以长久的文字，是文的一个目标。
《说文解字》说，“字，乳也”。意思是，字就是生殖。文字就是创造，生殖。生殖就是从世界的黑暗中出来。
   这不仅仅是“告”，而是造了。《说文解字》说，造的意思，就是造就，前进。就，是高的意思，与一般的言不同了。
  字是造出来的，诗也是。
  直言，只是说出。文，则是创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礼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文就是不乱。文就是理，理也是动词。《说文解字》理：就是治玉。“顺玉之文而剖析之”。
  文，从世界中出来，世界成为一个书写记录的对象。
  文理世界，但是要“顺玉之文”，就是要道法自然，“大块假我以文章”。
  文身，就是文明世界。通过文来照亮世界。身是原始的黑暗，言是半明半暗，文则是文明。以文明世界，就是文明。文是文明的基础。有了文字，文明才开始。文明就是通过对无的虚构、创造，来分析、规范原始的世界。
  言是原始的黑暗力量。文是照亮它。
  诗意是一，言是二，文是三。三，文明万物。

字，文雅

“道之显者谓之文”《集注》
  在原始时代，每个民族都意识到无的力量。许多民族将无升华成偶像，这是宗教的起源。但是在中国，无，却通过文来召唤，感悟。文就是神灵的寓所，文起着宗教的作用。
  文也是政治。“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古代中国，诗人也是政治家，“美政”，与现代的政治不是一回事情，诗人的这种“美政”传统，来自“文章为天地立心”。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刘向《说苑》

   文的最高形式是诗。最高的诗是雅，雅是中国文化的典范，上帝。
   语就是言吾，说出自己，这使人从世界中出来，区别于野兽。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文，形声，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象形是纹，是创造痕迹，会意才无把召唤出场。
   记录声音的字与记录无的字不同，前者是对有的记录，后者是对无的记录。
   这是汉语与拼音文字的重要区别。汉字既记录了言，也记录了文。既记录了有，也记录了无，汉字在有无之间，何时是有，何时是无，要看语境。看上下文，每个字都是不确定的，要在现场、语境中确定。
   诗意是先验的。汉字是经验的。
   在具体的语境、情境、现场才可以确定其意义，汉语意义的产生要看词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如何。
   同一个词，在不同的关系、空间中、意义不同。
诗不是从声音开始的。诗从文字开始。汉语的优点在于，在实用的层面上，文字是文字，声音是声音，人们可以通过文字交流，但赋予文字以方言的发音。但字，才是汉语最根本的东西，字是不可翻译的，它统一着汉语的能指的所指，使二者不可分裂。这与拼音文字不同，在拼音中，能指和所指是可以分析的，但字超越了能指的所指，是比这两个概念更高的东西，用西方语言学无法解释字的含义。字是一，是混沌，它是超越解释的。
     字在拉丁语言里面不存在。这是在根本上决定汉语诗是不能翻译的因素。汉语诗最根本的部分不是声音，不是意义，不是能指和所指，而是音形义一体的字。
翻译可以模拟声音，翻译意义，但是无法翻译汉字。

一

    汉字从画一横“一”开始，这一横开天辟地，从混沌初开，“一”不仅是声音，一是一划，一个界限，这一划划出了“世界”，上下，天地，形而上，形而下。
   一就是无的到来，就是宗教的开始。
   原始宗教，最初也许是移动了几块石头，筑成了一个高于大地的坛。画一与移动不同，一什么也没有动，只是留下痕迹，纹路。文化与宗教的区别。
    一不是声音，不是靠发音在人群里散布，而是靠看，看见这个图画，各地发出的是自己的发音，发音可以讹传，这个沉默着的“一”，是永远不会错的。
    声音，永远是方言。个性的。声音是无边无际的空间，能够像“一”那样统一的发音并不存在，普通话对此也无能为力，一万个人的“一”的发音永远是一万种方言。否则我们就区别不出那些最标准的播音员的口音了。标准的“一”只有机器可以发出。因为声音永远是形而下的，肉体的。
     一是伟大的形而上，一没有声音，但它可以在各种具体的、形而下的方言中复活。
一是人类对自己的一个限制。
     一是无，而声音是有。
     一就是文。文明是诗而不是声音。
     劳动的号子不是诗。甲古文的卜卦符号才是诗。
     诗是从声音中出来，成为那种固定于文字的无。
     得意忘言，诗是无。文字是引领我们从有抵达无的桥梁。
     诗是无。朗诵是有。声音是有，文字是无。
     声音没有痕迹，它反而是有。它必须随时声嘶力竭才能存在。
     字是有，它从世界中出来，保存着沉默，它反而召唤出无。
     如果把翻译的西方诗歌用汉语拼音表达，会更接近原作。
     汉语的视觉力量也是诗的一部分。汉语是看的。读不出来，但看得懂，这是象形文字的古老力量。
      现代诗已经遗忘了汉语这种古老的魅力，它成为声音的狂欢。
例子：日

      日，本来是一个声音
      看见一物，那物体高高在上，光明四射，，日，也许人心所动所发出的声音。
     然后画下来。（这里有一组日的象形文字符号）日。
    日——这个字源自看见太阳所画下的象形符号。
   太阳——形声、象形、指事。
    会意，就是丰富所指。
    它最初只是来自自然的常识，这个符号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是正常的，顺其自然的。
   单纯的能指。
   然后，所指开始丰富。自道法自然的所指。
   日，表示白昼。日出而作。
   表示时间：一日。
   表示时间的变化更迭。，延续，往日，假以时日。日日新。
   所指的扩张：
   从亮的方向的扩张，升华：
   太阳，太，最，
   阳，阴阳之阳
   男女。
   亮。
   光明—黑暗
   死亡，日落、日暮西山。
   
   反自然的所指：所指的空转。符号，与有毫无关系，彻底的虚无。
   照亮黑暗的力量。
   权力。日者，占卜者。
   君主、日君、皇帝、日畿（京畿）
   光明：黑暗中国的照亮者。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等等。
   所指成为意识形态，毛泽东。

雅驯

雅的范例：白日依山尽，事实+时间+苍凉感。雅的典范。雅是文明的历史化，经验化。
  在中国，文明的最高典范是雅，雅的极端化是雅驯。
  雅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
  雅是一个经验的尺度，最高的状态。
  雅也是对文的束缚力量。其负面就是成为文明活力的桎梏。
  但雅不是意识形态，而是道发自然的历史化的结果。
  雅驯是雅的黑暗，雅驯使文成为教条。
  雅驯是意识形态，他者的暴力。文成为只有少数士大夫才掌握的话语权力，解释权。
“儒以文乱法” 韩非子 《五蠹》
  重新回到有，回到声音。日，就是天空中的发光体。回到能指的原始力量。
  文明到了雅驯，就是黑暗。
  近代中国文化革命，就是要颠覆雅驯的束缚，其动力是重新回到声音的原始力量。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宗旨是“言文一致”。
   从言到文，是一个升华，但雅驯也会成为暴力，导致言和文的分裂，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名与实的分裂。现代中国的语言革命，“言文一致”，其实是再次回到言的原始冲动，重建能指和所指的一。
   这就是诗的循环。
  
2007年11月8日

教师之友网

实际上，我什么都读
  
                  ——我的阅读史

于坚





    在我识字到可以阅读的时代，可读的书相当少，而且越来越少，许多东西是不准阅读或者不提倡阅读的。记得１９６６年的秋天，我进入小学五年纪的下学期，老师发给的课本只有一本，那就是红壳子的《毛主席语录》。另一个下午，我干的事情是跟着父亲把窗帘拉严实，在一个旧脸盆里点起火，把他青年时代的藏书全部烧掉。为什么要把这么漂亮的书籍烧掉呢？当火焰劈啪作响的时候，我少年的心中充满疑问，心灵被猛烈撞击。书成为可怕而神圣的东西，那个下午是一个藏在我内心的启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打开，令我成为一个作者。我后来明白，我一生的写作其实是从1966年这个阴郁秋日的午后开始的。老师和大人决不告诉你他们自己真正以为有价值的读物，这些东西要么已经失踪，要么不被提起。老师、家长、大人众口一词都让孩子们阅读规定的东西，文字非常稀罕，它们大多数是反动的，阅读它们是危险的。我父亲对他青年时代阅读过的东西守口如瓶，但我还是从他的只言片语听得出他阅读过许多我不知道的读物。1970年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我因此可以在家里自由地翻腾他的各种秘密，我找到一个笔记本，那是他阅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笔记，我大吃一惊，他的只言片语显示他阅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但没有任何西方文学的迹象。因为可以阅读的东西不多，所以我少年时代就养成了什么都读的习惯，报纸、油印的反右材料、从百货大楼飘下来的传单、关于缝纫机使用的说明书、赤脚医生手册、新华字典、小人书、大字报、招牌、启示、标语、通知、小字条、地下流传的禁书、领袖语录、鲁迅全集（他是唯一可以阅读的经典作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当代文学、厕所里黄色留言、某人被红卫兵抄家搜出的日记、文件、枪毙犯人的布告……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看到地上有半张废纸，上面印着一段关于景泰蓝的制作的文字，朴素而具体，汉语的抒情传统中很少有这样的文字。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我的阅读活动可以在任何时候，只要文字出现。那时代读书就像乞丐一样，你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碰到什么读什么。我经常以为，世界上的书只剩下最后几本，很快就要被读完了。
那个时代对文字的大面积封锁极大地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我被我的时代培养成为一个第一流的读者，并产生了巨大的写作冲动，文字被时代赋予一种神圣的英雄和叛逆的气质，在别的时代，例如今天，我也许根本不会写作，因为文字的获得和产生以及发表是如此的便宜。我那时代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文学青年，与文字的被囚禁有很大的关系。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叛逆。那时代没有书架，书藏在时代的黑暗中，藏在床底下、墙缝里、某人的隐私里，你得有更强烈的好奇心和勇气，你心中得有光，你才可以多少阅读到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说到与众不同，人们都以为是少数，其实那是汪洋大海。如果你要成为一个通常意义上的读者的话，你得做一个十倍的读者。根据文学史或者导师开列的书目按序就班、由浅入深地阅读是不可能的，你只能碰到一本读一本，而且经常要力挫群雄，因为读物太少，而秘密读者太多，一本禁书偶然出现，如果你不手疾眼快抓到手，书很快就遁入黑暗里去了。我十一岁的时候碰到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当时这本书已经被拆散，被少年们叠成一种方块的玩具，我打开来看了几段，完全不知所云，只是上面的插图，那些侏儒怪人令我好奇。这是我第一次注意西方的书。几个月之后，我忽然得到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外国名字非常难读，就像西药的名称，但我最后适应了，居然读完了它，并喜欢上了外国文学，我发现外国文学有思想，而中国文学好玩，中国文学可以做小人书，例如《三国演义》，但《父与子》显然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同学的哥哥那里，我看到了郎费罗的《海华沙之歌》，这是我第一次阅读的西方诗歌，我不喜欢。忽然在另一天，斯宾诺沙的《伦理学》落到我的手中，艰深晦涩，怎么办，当然要读，我手中只有这一本书。忽然，《唐诗三百首》出现了，毫不犹豫，全部背下来。而下一本书，是《中州集》。忽然，我看的是《茶花女》。忽然，看《九三年》，忽然，《红与黑》，忽然《左传》、忽然，背诵普希金的《致大海》，忽然《十万个为什么》，忽然《草叶集》唤醒了我生命中的激情……１９７５年的夏天，我阅读的是《古文观止》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１９７６年，我阅读了《莎士比亚全集》。那时代书少，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每一本都是经典。我阅读到的书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无名作者集团写下的，罗兰·巴特说“作者之死”，那时候并非什么哲学上的深刻或写作上的策略。许多书你根本不知道作者是谁，一本书有时候会经过千人之手，首尾署名都已经不见了，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好看的书就越传越远，不好看的书就自动消失。因为传经多人之手，封面扉页早已不知去向，而且有时候也故意要掩饰书名，把《复活》换成《物理学》的封面，把《基度山恩仇记》蒙上牛皮字，另取个书目，例如准许公开阅读的《艳阳天》。作者的集体死亡令作品们享受了莫大的光荣，鲁黎、艾青、徐志摩的诗歌与李白、杜甫、莱蒙托夫的诗歌一起在无名中秘密流传。伟大的作者是不怕作古的，“作者之死”使古代的书成为当代的书，令当代的书成为古典的书。文革禁锢了文化，它也考验了文化，什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那时候就是。老天有眼，把最经典的文字留下来。许多书的文字版本消失了，却成为口头流传的故事，我记得那时候我曾经借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作品，自己看罢还掉，又讲给工厂里同车间的人听。把自己看过的书，讲给没看过的人听，是一种风气。《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是谁写的，我到今天都不知道，我是在某个下午听木匠老邱讲的。（百度了一下，是阿根廷现代著名剧作家奥古斯丁·库塞尼的作品。）那时候社会上有许多地下的故事大王，讲的都是世界名著。对书的禁锢，结果是最好的书留下来了，消失掉的反倒是平庸的东西。奇怪的就是，我从来没有读过琼瑶、韩寒之类的东西，今日许多作者深受其害，那时代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地下流传的资格。到１９８０年我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看老师开列的经典书目，惊讶的是绝大部分我已经在地下读过了！而当年给我看这些地下经典的人，并非什么文学史方面的权威人士——例如写作《西方正典》的哈罗德·布鲁姆先生。谢天谢地，他开列的作家我都读过。——选择了这些经典的只是些民间社会的草根人士——店员、锻工、搬运工、司机、病退的知青、大众浴室里修指甲的、钟表匠、木匠、售票员、业余风景画爱好者、拉小提琴的、歌手、医生、会计……等等。
那时候读书，每一本都是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而且还要做大量的笔记，把书里面的格言抄下来，我抄在笔记本上的格言今天可以直接拿去出版。把整本书抄下来的事情也是有的。１９７５年的一天，我在昆明华山西路遇到一个鬼鬼祟祟的男子，他手里拿着两本小书，吞吞吐吐地表示要卖，我要过书来看，是一个叫泰戈尔的人写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我不知道谁是泰戈尔。翻开看，里面已经画了许多红杠，读了一段，“如果你因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了”，在当时那样的汉语环境中，读到这样的诗句真是令人血肉横飞，黄金在纸上舞蹈！定价１角５的书，他要卖三元，翻了２０倍！而我一月的工资才１５元，我买下了平生第一本最贵的书，揣到怀里骑上单车就跑，怕被人抓起来，那书上全是反动言论！自己看完，立即给朋友秘密传阅，大家都喜欢得要命，就决定复印，买蜡纸、刻蜡版、用老式的油墨滚筒油印机，秘密印了十二本。我相当幸运，当我２１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我可没有在这个年纪去读什么汪国真。
图书馆到我１８岁的时候才重新开放，那是１９７２年，书很少，我居然阅读了三个图书馆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几乎全部的书。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４年的很多时间，我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我那时在昆明一个工厂当工人，工厂经常停电，一停电我就跑图书馆读书。我这是受了《马克思列宁的青年时代》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影响，在７０年代我决定做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我游泳、登山、步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战士。冈察诺夫的《奥勃洛摩夫》令我接受了“生活在别处”的思想，奥勃洛摩夫最终与一个胖厨娘老死于“末庄”没有到巴黎去，他的懒惰生活令我深恶痛绝，我枕戈待旦地等待着我们时代的“延安”来召唤我。这种从诗人波德莱尔、兰波开始的先锋派意识形态一直贯穿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主题中，包括卡夫卡、加谬、贝克特、鲁迅和巴金的作品。这种先锋派文化的根源其实依然是基督教思想，把故乡世界说成黑暗吃人、荒谬的地狱。米兰·昆德拉是这种文学主题的第一个怀疑者。我在８０年代的某个时候阅读了他的作品，当然不再是秘密的阅读。伟大的文学骨子里都是叛逆的，这是教育的一个永远的尴尬，教师们教育孩子《红楼梦》的伟大，但一旦明白了《红楼梦》，孩子们对“大观园”所象征的主流文化的反抗也是无可避免的。１９６６年的主流文化明白这个道理，它采取的办法是禁止阅读。中国今日的进步在于，它重新允许人们阅读那些伟大的经典，它当然也知道《麦田守望者》的主人公是一个正统教育的叛逆。而李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形象。
１９７５年我阅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有四本，用牛皮纸包着，只给我看五天就必须归还。它对我的生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本书是为我写下的，我就是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我受这书的影响很多年扮演着一个孤独、高傲的个人奋斗的英雄。“献给各国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创造，只有创造才是真正的欢乐”“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我的生命里总是响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声音，“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一个人要成为明白何谓写作，看过这开头的一句也就够了。
我要提到的另一本书是在１９９０年的冬天阅读的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也许在人类思想史上并非最伟大的，但它对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进入那些更经典的思想至关重要，这是一把钥匙。
那时代我的阅读活动主要是读“写什么”，而不是读“如何写”，阅读“写什么”是一种在存在中的阅读，而阅读“如何写”则是局外人的阅读，已经把作品对象化了，这是批评家和大学中文系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相当功利，它其实是“读者”之死。
什么都读，这其实中国式的阅读，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因为古代的文人其实是什么都读的，读书不仅仅是专业知识的获取，主要是一种修养。什么都读，使我没有成为今日所谓的“知识分子”。我读了一切，成为一个文人，而不是知识分子，非常庆幸。文人与知识分子不同，前者是修养，后者是知识就是权力。
１９７９年，昆明出现了公开的民间书市，地下的书现在来到了地上，那是我阅读史上的辉煌节日，那些书不是买卖，而是交换，人们把自己读过的书拿来换没有读过的书。白天换书，夜晚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换到了《欧根·奥涅金》、《悲惨世界》、夏都勃里昂，他的书是令我朦胧地发现了故乡云南的自然世界。读书人的黄金时代，读书人就像圣徒一样热爱书籍，真正地、狂热地阅读它们。我经常听到悬梁刺股的故事，这一点都不希奇，许多书，我是在煤油灯和蜡烛下读完的，在我青年时代，电还是比较时髦的东西。
　　然后，功利主义的读书时代到来了，书籍成为工具。作者复活，作者的获奖与否、名气大小成为阅读的基本标准。这是读物浩如烟海的时代，也是“读者已死”的时代。
有句老话说，他不是在去书店的路上，就是在从书店回家的路上，哦，我正是这个人。我上周去昆明的一家书店，那里的一位老店员是熟人，她刚刚当了祖母，我当年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少女，两个人见面，还会脸红。
2007-2-24

教师之友网

芳邻旧事诗歌节 中国诗歌网络十年研讨会录音整理(一)



时间:2009年10月17日下午
地点:双流某会议室
录音:张运辉
整理:文康

说明:
几乎是一眨眼，首届芳邻旧事诗歌节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因琐事杂事，也因整理工作极需要时间和耐心，有时仅仅为了听清楚一句话，需要花时间反复听很多次。其中的中国诗歌网络十年研讨会录音整理至今才告一段落，自今日起，分批贴出。由于录音效果的时好时差，以及发言人的一些方言无法听懂，故，有部分与会朋友的发言没能整理出来，特此致歉。欢迎以及麻烦这部分朋友把自己的发言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给我，我一并补充进去。谢谢。
我的邮箱:zhiqing222@sian.com
QQ:563124611

杨黎:
开始的时候，我们内部有一个讨论，就是关于删不删贴，当时我和竖是坚决反对删帖的。何小竹、乌青，当时正好尹丽川也在成都，他们都主张删帖。老韩投的弃权票。然后橡皮就构成了自由里的不自由的现象。关于删帖这个问题，我当时承述了一个观点，你发表反共言论，危及这个网站的生存，这是在中国，我只有删你，因为不删是我的错。那么骂人的呢，骂我妈的我也不删，如果他用真名骂我妈，我就拿把菜刀去找他。如果他用匿名骂我妈，我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在此时此刻，你把眼睛一闭，不知有多少人在骂你妈。仅仅是你不知道嘛。所以不删帖的理由就是绝对自由的理由。他们都要提出批评，以此类推，整个网站我还发现，比如说，自由发表是网络的一个特点，但是中国人，我仅仅指中国人，外国人我不了解，不能承担自由。这是网络的一个特点。被骂了就尖叫了，恐慌了，被骂了就去全力把它删除。以及像老韩说的，诗江湖做到了一种特务行为。通过IP，这种行为在网络上是很严重的。但有人说，我的网站，我说了算。这也是该思考的问题。我只是说出我的想法，关于网站，今天这个座谈，我和我的另两个发起人，李侃和文康，我们达成了一个意图，就是准备出一本书，就叫<中国诗歌网络十年>，出这本书，主要陈述一些网络诗歌事件、纠纷外，还有一个评选活动。评选初步拟定是十年的。十大网络事件、网络人物、网络作品、以及网站。今天我们来开会的很多人，大家都会发现一个特点，我请来了诗生活的莱尔。本来也请了诗江湖的南人，南人是临时来不了，他给我发了短消息，愿意做我们安排的一切事情，愿意在我们会议里担任一个角色。还请了小引，或者的。还有赶路的老德。任意好没有来。很多网站，前橡皮的，他们的，都有。我们论诗歌、网络，一个双重的现象，一个回顾。也是一个总结。但愿能谈到什么成果，什么观点。比如老于发表个什么高见，谈得很好。或者水笔什么高见谈得很好。这是无法想象到的，但我相信，我们谈下去，今天下午会很有成果。谢谢大家。我就不说了，谁来带头发言，谁愿意带头的就来当个出头鸟，我今晚敬他三杯。
于坚:
杨黎打电话给我说，让我来参加这么一个活动。我来了后，从昨天到今天，看到了很多，都是久闻大名，但都是初次见面的朋友。感到非常兴奋。我觉得这个会议，它的风格就决定了它是个，我相信是最近十年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为什么说呢，我发觉最近十年中国诗坛有各种力量都再开会，都想对这十年进行一个总结。也是需要总结的时候，但是各种各样的会议、邀请的与会者不到位，就是说，最近这十年中国诗歌肯定是以网络为主的，但是讨论诗歌的人都是和网络毫无关系的，今天这个会议是唯一一个，都是和网络有密切关系的诗人坐在这里。我认为这个话题才可以说清楚。我认为中国最近十年的诗歌，要简单讲的话，我一言以蔽之，实际上它已变成了在网的诗人和不在网的诗人，我来之前，准备了一些思路，写了一个提纲，在写的过程中我就想到网络在中国已经十年，但是，上网的都是诗人，小说家怎么到今天都没有上网，除了韩东以外，基本上没有小说家去上网。另外，网络开始的时候，也是民间和知识分子争论结束的时候。
杨黎:
我觉得十月十六日像中国的诗人节。反对把屈原作为诗歌节。应该有个快乐的诗歌节，而不应该搞得又要跳河又要卧轨，好像中国的诗人都是以自杀为乐事的，老于，你觉得我这个建议怎么样?端午节定为诗人节是最大的错误。把我们全体搞得伤感，悲戚，全体都想跳楼。
芳邻旧事诗歌节有两次，昨晚是娱乐，放松。我们今天开研讨会，我本人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开的。这个研讨会的名字，我把它命名为”中国诗歌网络十年研讨会1999----2009”.我先谈谈我发起这场讨论的构想。1999年的时候，我还不会上网，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有网络。我们搞电影于文学研讨会。韩东，于坚他们都来了，会完之后，去搞了一个什么，也没有说会。就是诗人在一起玩。没什么主题。主要是声讨知识分子，张扬民间正气。在回来的路上，大巴车上，老韩就跟我说，以一个先见者的领袖的方式跟我谈，谈到了网络的重要性。当时我是想跟韩东说，我们办一个刊物吧，他们没有，非非也没有。被别人办走了，办个另外的刊物吧。老韩说，我这个想法太老土了，搞网络吧，搞个诗歌网站。当时，坦率的说，我比较犹豫。我犹豫只有一点，我不懂网络，网络离我太远了，好像是十万八千里的问题。这个时代的确在变化，也是个机遇。老韩走了以后，来了三个人，三个瘦高个子，我见到他顿时就问，很惊讶，人类怎么长得这样呢。三个1.8米以上的，又瘦又高的留了长发。一个叫竖，这个名字很怪，一个叫肉，这个名字还是怪，还有一个稍微正常一点，他叫乌青，这是他们的网名。我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肉说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我问他们网上是怎么认识的，竖与乌青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很感动。乌青说，有一天看见竖和肉正在谈话，他们谈到了胡冬，当时，那瞬间，乌青就很激动。乌青把<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传给竖，这下就刀对鞘，鞘对刀，他们两个对上了。竖惊呼，你也知道慢船呀，你也知道胡冬啊，你也知道第三代啊，他们就从胡冬谈到韩东，从韩东谈到于坚，从于坚也就谈到了在下。他们很激动，一下就结下了革命的友谊，一个上海的，一个浙江的，一个长沙的，他们三个人在所有的网络中淘汰他们其他的网络朋友，快速的结成了他们自己的圈子。自己到成都来玩。然后偶然在一个朋友本子上看到了何小竹的电话号码，就给何小竹打电话，找到何小竹后，他们就觉得这个圈子不仅建成了，还找到了组织，迅速和何小竹成为朋友，然后我就想到老韩提到的办网站的事情。那时候我还是不会电脑，不会打字，没有上网，这时又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敏，他说我们办一个网站吧，我出钱。后来就诞生了所谓的橡皮文学网。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就想啊，从1999年到2009年，这十年的变化是网络，我觉得网络这种形式，他不仅是换了笔了，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而它之间有很多很实的东西。比如说，老韩老于他们都强调的都看到都强调的一点，就是网络的自由发表，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在此之前，那个发表的概念，就是刚才来的路上，刘涛说，我还没看见你的诗在什么地方发表，她问谁谁谁，我说你这个话是80年代的概念。现在对我杨黎来说，自从进入网络时代后，我基本上就没有发表过，我所有的诗要被他们发表是他们自己拿去的。我不拒绝，这样还说我矫情。他们愿意拿就拿，我自己发诗，以前是橡皮网，后来是诗江湖，现在我基本上只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我认为，发表的概念被彻底的颠覆了，既然有自由发表，同时更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思考，包括自由骂人，它也是自由的，匿名骂人都构成了网络的特色。
于坚:
民间诗人全体上网，跟着民间诗人的更为年轻的一代诗人，全部通过网络来表现他们的存在。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基本上很少在网络上出现，所以今天这个现场，它最重要的是，与会的诗人都是直接和网络发生关系的，这就决定了这个会议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直接在现场提炼这十年的各种事件，各种争论的，而当事人都在这里。那么它就有可能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做出一个我们基本的判断，在我看来，这个网络首先是一场颠覆，这个颠覆它不止相对于例如盘峰会议。朦胧诗是对主流文化的颠覆，盘峰会议是对文革以来那种新的诗歌格局的颠覆，广阔的诗歌写作回到了读者面前，但是网络的颠覆，它正是对人类过去几千年文明的发表(表现)形式的一个最基本的颠覆。我觉得所有在场的诗人都置身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颠覆中，这种颠覆最重要的是它颠覆了传统的发表制度，解放了所有个人写作者藏在黑暗里的黑箱。我曾经想过，博客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博客的感觉就相当于你的日记本，你本来，诗歌放在房间里的，但是后来你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盒子里，而且这个玻璃盒子是摆放在一个公众视野下，但它跟发表不是一回事，它还是属于你个人的东西，别人有观看的机会，我觉得这种颠覆最重要的是使写作不再是个人的。同时使发表也成为一个个人行为。在这方面，它使所有的作者获得了一个非常彻底的解放，而且这个解放，它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非常坚实的技术平台支持，另外一方面，这种解放它也带来了限制，就是说在传统的那种发表里面，这个限制是交给权利去完成的，比如说，那些官办的刊物，它决定发表什么不发表什么，我可以随便写，我投稿给你，你爱发不发是你的事，但是现在，每一个作者都成了他自己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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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
我来了以后，从昨天到今天，就看到了那么多都是久闻大名，但是，都是初次见面的朋友，感到非常的兴奋。我觉得这个会议，从它的风格就决定了它是一个，我相信是最近十年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发现这十年，中国诗坛有各种力量都在开会，那么，都想对这十年进行一个总结。也需要总结的时候。但是呢，各种各样的会议，我觉得邀请的与会者不到位，就是说，这十年中国当代诗歌肯定是以网络为特征的。但是，讨论诗歌的人都是和网络毫无关系的，那么今天这个会议是由唯一一个，就是说与网络密切相关的诗人都在这里，那么我认为这个话题还可以说清楚，因为我认为：中国最近十年的诗歌，如果要简单的讲的话，一言以避之，实际上它已经变成在网的诗人和不在网的诗人，我来之前呢，准备了一些思路，写了一些提纲，我在写的过程里面我就忽然想到：怎么网络在中国已经十年，但是，上网的都是诗人，小说家到今天怎么都没有上网呢？除了韩东以外，基本上没有小说家去上网。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网络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民间和知识分子争议结束的时候，我又忽然想起另外一个现象，民间诗人全体上网，然后呢跟着民间诗人的年轻一点的……
他就不像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诗，只有这样的诗才是诗，那样的诗不是诗。那么我就回忆我，韩东，杨黎、吉木狼格、小安，第三代，我们的写作。实际上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他和政治毫无关系。从来不写那种为政治的诗。表达的就是人在他的时代里的真实的存在状况。真正写政治诗的是朦胧诗那一代。那一代人始终不被接受，是在非诗的意义上不被接受。但是网络，它最好的是他在美学风格上的限制完全取消了，你怎么写都可以。只剩下一个传统的限制，就是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个伟大的颠覆到来的时候，在中国，最先感受到这种颠覆的是诗人。诗人最敏感的意识到这一点，而且立即成为网络上的先锋，我注意到小说界很少利用网络，他们依然满足在传统的媒体上获得权威的肯定。而诗歌突破了这一点。网络在诗人群体里面考验最严峻的是成名的诗人。当写作一旦面临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每个著名诗人的名声都变得非常的可疑。因为过去你是通过权利来推进你的名声的，权利，他对每个刊物来说，要发表什么，哪些不能发表，他有一个限制，他推出的那些诗人的名声，我认为是和刊物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些具有名声的诗人，他一旦上网，他的这些东西(已有的，在官方刊物获得的名声) 就完全等于零。不再起作用了，因为你面对的是黑暗中的读者。我认为网络，对那些有名声的诗人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网络是试金石，你的作品是不是真正的拥有读者，你放到网上去就知道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很多的德高望重的，成名的作家诗人，依然对发展了十年，而且我认为必将影响整个世界历史的网络敬而远之的一个原因。实际有很多历史原因，一些归去时态的所谓的名作家，他要来玩一把网络的时候，发现你的作品是门可罗雀的。而且是骂声一片。网络最好的是它带来了作家和作品直接的赤裸裸的最真实的关系。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年轻一代诗人，我认为中国最近十年最优秀的，以我个人眼光，我看到的最优秀的诗人，他们全部来自网络。我没有在纸刊上发现这样的诗人，就我看见的网络给我的最深刻的感受，非常像八十年代初期，我和第三代的各位诗人相识的那种年代。那时我和韩东都不认识，我们就是某某办的一个地下刊物，我们一看，唉，这个人的诗非常不错。心中一亮的那种感觉。网络又给我这种感觉，我经常上网去，我不会每一个帖子我都要浏览，但我会看后面跟帖的比较高的这种帖子我会打开看，实际上好诗，好的诗人，我只要看两行就知道了。我看到的一批诗人，我现在一下子说不出他们的名字来，但是我都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中国人的毛病是你一点名呢，如果你万一忘记某某，某某肯定不高兴的，又要打架的。但是我基本肯定，我认为中国，这十年最优秀的诗人全部来自网络。这是毫无疑问的一点。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认为那些聪明的诗人——聪明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贬义词。聪明的诗人也意识到，在网络上建立名声的快捷性，你如果上网的话，你很容易，很快会被注意到，那么迅速的成名，就成了网络诗歌的一个动力。这一点也深刻的影响了这十年的诗歌写作。我认为新诗这十年呈现了一种，打乒乓球的口号，就是短平快的这种风格，短平快，本身无可厚非。诗也可以写得短平快。但是如果你网络的动力，你是因为要吸引别人来注意你，这样就影响了很多诗人的写作方向。就变成诗歌的内容尽量朝新闻性，朝耸人听闻的事件，朝哗众取宠这个方向去发展。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诗人的写作，变得像标语，广告一样的东西。这样的诗，读者很快感，但是它也很快的就消失。我并不是对这种写作现象做一种贬义的评论，因为我觉得很难说，也许，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就是要，朝短平快这个方向发展，人类有一天要完全抛弃长篇小说，抛去长诗。就只读这种非常短的东西，比如说，像日本在7到8世纪的时候，都是俳句，那种风格的东西。我觉得汉语重建这种短平快这种写作。有的批评家在指责它的时候认为诗人放弃了所谓的诗歌的难度。我不这么看。我认为实际上是时代和历史要求，诗要从所指，就是要从诗的历史的深度里脱出来。要更快在语言的表面上滑行的需要，因为这个时代的速度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是一个最快的速度。语言抗拒变得具有闪回的效果，闪回的效果，变成真事一样的迅速的点击，让你获得短暂的快感，稍纵即逝的这种东西，我不能肯定它会不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一个写作趋势。聪明的诗人发现，在网络完全不惜声名狼藉以获取名声者，大有人在。网络天生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东西。网络在写作的基本底线上完全就是老庄的思想里面的那套，就是所谓“道”在实力，就是写作的“道”，所以很多完全超越了基本道德底线的作品出现。汉语，如果他本来，有阴阳二字的话，有阳的一极，阴的一极，在传统的诗歌里面，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诗无邪。无邪的一面在传统里面发泄得比较干净，但是邪的这一面，阴的这一面往往被传统媒体遮蔽了。这种自由的发表平台，为汉语的阴的这面也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我认为我看到的很多诗歌是史无前例的超越传统中国的道德底线的。出现了很多。所以这是最恶毒下流的时期，也是最高尚纯洁的时期，这是最浅薄无聊的时期，也是最深刻有效的时期。那么他的意义我认为是有待将来慢慢的认识。你现在下什么结论都为时过早。因为这个网络对整个世界历史来说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言论发表方式的革命。就我来说我认为后来，网络前十年是以论坛的方式出现，最高潮的时期是在２００５年，前后的这几年，那个时候出现了橡皮、他们、诗江湖、诗生活这些网站。这些网站为网络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有效的交流平台。这几个网站的先后出现，把中国当代诗坛迅速的转移到网络上来，中国诗坛已经从黑暗的纸媒转移到光明灿烂的网络上来。不管你成不承认，最近十年，纸刊，传统纸媒发表的作品已是江河日下了。而且因为网络的出现，诗歌对政治的无用性得到了坚持。很多诗人发现，直接发表是最重要的。通过发表，得到稿费，得到认可，越来越不重要了。年轻一代的诗人他们没有经济压力。也没有政治压力，发表变成了非常纯粹的事情。因为发表的纯粹，他恰恰就坚持了诗歌的无用。正因为这十年，诗歌的无用性被网络坚持着，这几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黑暗最极端的时代，如果网络没有到来的话，中国诗人的前途真是难以预料。2006年前后是论坛的高峰期，很多诗人都是直接在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言论、作品。我也是首当其冲，在里面参加，但是后来我发现在网络上的诗歌论战，往往陷于一种人身攻击。陷于一种小圈子之间的互相吹捧。对诗歌本身的讨论非常有限。网络给我们带来一个幻觉，就是以为过去每个诗人在黑暗里面制作诗歌的秘方，现在可以公布了，有了网络我们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出一个写诗的统一配方。每个人发一分，然后每个人的诗都会写得很好。我们一开始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幻觉，开始寄希望于这个论坛，认为大家来发表意见，来论诗歌。我后来发现这是我们的一个集体幻觉。其实网络要提供的东西，不是要你讨论诗歌。诗歌写作的秘方永远是诗人的秘方。那种秘方是上帝给你的，你永远没办法和别人交流。我也不相信谁会说他会教会另外一个人写诗。那个东西永远是个悟性的东西，你有这个悟性就能写。你没有有这个悟性，再怎么教你也没有用处。网络论坛主要是一个吸引眼球的权利游戏。就是说，如果你想迅速的让大家注意到你，迅速的成名的话，你就要去利用论坛，所以我对论坛感到非常的失望。那时我也想不到好的办法。忽然，伟大的博客出现了。我欢呼博客!我认为网络的诞生，在写作上，他就是为博客准备的。前五年它在犹豫探索，忽然它发现了博客。博客让个人的发表真正的自己当主编的这个最基本的平台上来。后来我发现有很多有力量的诗人都回到了博客上来。就是本来没有什么名声的诗人，只要他的作品是牛逼的，他建立博客，他的点击率也会慢慢升长。对于博客的点击率，我相信的是那种，他的点击率不是很高，可能有几百，最多就是上千。这样的博客我觉得是比较可靠的。如果超过这种数字，往往是因为你使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偶尔有时候我的博客会一夜之间上升到一万。我发现都是因为新浪的编辑把我的文章里面，完全不着边际的一句用做了标题。这也是网络十年写作的一个特征。很多作者摸索到这个道理就知道文章写得如何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要想到一个什么样的标题。耸人听闻的标题。有很多耸人听闻的标题，我也试过，进去点击看一下，我发现几乎都是陷阱，都是上当。那个人对他的标题之下要讨论的东西毫无认识。我觉得真正好的博客，他的成长和这个写作的成长的速度是一样的。他是一个缓慢增长的东西。一开始你建立博客，可能点击率很少。但是慢慢的，意识到你的作品的质量的人会一个告诉一个，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作者，不应该害怕在博客上发表他的作品。实际上这个道理和我们年轻诗人发表作品一样，我最早写诗是在70年代，70年代，这个国家没有文学刊物。我的诗只能自己手抄，我复印五份，这五份我就拿给我的朋友，比如韩东。韩东看了，他觉得很好，他转给吉木狼格，就这样一个一个的传过去，在一年两年的时间里面，像我在云南，杨黎在成都，韩东在南京。但是在八十年代那种基本上没有刊物发表我们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的名声是全国性的名声。博客的传播已经回到了八十年代那种正常的传播。如果一个作者，对你的写作是有信心的话，博客真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千载良机。
另外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说网络诗歌，虽然网络给我们的诗歌提供了一个发表的平台，但是我认为，写诗的技艺并没有变。发表的平台改变了，你的诗无论写得长，写得短，你写诗的方式，你感悟到诗歌的方式，和五千年前诗经的作者没有什么区别。你还是要用赋比兴那一套。这个底线，到今天我没有看见谁突破了这一点。这样的突破来自八十年代的非非主义诗人蓝马。他曾经想突破这种赋比兴。突破这种汉字最基本的底线。我记得蓝马写过一首长诗，那里面有很多符号都是他自己创造的。就像做行为艺术的徐斌，创造的那种汉字，天书一样的。这种创造是没有成功的。因为只有你一人知道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在这一点上，不管你的诗是写得短平快，还是后现代，你还是在玩赋比兴。网络诗歌十年，诗人体验到自由的快感。但是先锋诗歌写作也面临着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在十年前我们在说到知识分子写作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他们是象牙塔里的一个小圈子里的游戏。极少数人的写作，你要读懂我的诗，必须要读懂很多经典。你要博士毕业你才能明白我的诗。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作者。那时我们调侃，这种写作非常可疑。但是在今天，那种邪恶的，一看就明白，要直截了当，口语都不够，要写到口水的这种诗，同样会面临被象牙塔化，被小圈子化的危险。实际上最近两三年发生的诗歌事件，虽然公众对中国当代诗歌有种种微词，有些话说得还很难听。诗人自我反省的时候也要意识到我们的写作确实出现了某种问题。这种极端的后现代，极端的使命，走到极端，你越过道德底线后，读者把你关进象牙塔。只不过，一个象牙塔是孤芳自赏，另外一个象牙塔是孤裆自赏。裆，是下半身那个裆。走到极端，孤芳自赏还是孤裆自赏，都是象牙塔。都是小圈子，你被读者抛弃。所以我认为，后现代可以休矣!如果当代中国的每一部手机，都谈到后现代，我每天都要收到五六条解构政治、解构性、解构家庭关系等等。那些手机的小段子，我觉得写得牛逼的不得了。你说要玩解构的话，人民的智慧已经集体觉醒，解构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的集体游戏。不只是在手机上，在每一次餐馆的饭桌上都是在解构。主流文化已经被解构得体无完肤。在这一点上，诗人和人民比起来已经落伍了，所以在我看来，后现代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八十年代，我们知道什么是主流文化。第三代诗歌的先锋性就在于和主流文化保持距离。一种冷嘲，一种讽刺。可能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但是这个主流文化是会转移的。并不是说他永远在那个地方，我很赞同韩东最近发表的一些看法，其实，今天主流文化，就是作为权力特征的主流文化，已经转移到高等院校的那些博士生导师，或者是那些掌握着书写诗歌历史的权力的人手上。它已经不再是在诗歌刊物，或者作家协会。这些只是捕风捉影的东西。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座的各位，大家认为798是先锋派的基地吗，我不认为。我认为798就是一个主流文化的基地。有一天晚上，我打开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我看见晚间新闻的头条在报道798。798里有很多画家都是云南出去的。有的，我们是青年时代在一块玩的朋友。798里面挂的作品，什么毛泽东的漫画啊，这样的作品，在里面卖了几百万，几千万。这些伟大的艺术家是开着跑车走遍世界，办个展览，可以把一百多个嘉宾，包机出去到韩国去参观我这个展览。邀请去的人，全部是朋友亲戚。我在这里面已经看不到任何青年时代先锋派写作的共同的东西。如果是一个所谓的先锋派的艺术家，他搞一个展览的时候，他请一百个人，而且每个人发个红包。这一百个人都说，哎呀，牛逼，画得好。然后马上把你的画买光。这和我知道的先锋简直差十万八千里。我就觉得798是主流文化的基地。实际上他就是一个乡镇企业。先锋是什么，先锋就是要对主流文化作出坚决的怀疑和拒绝!我觉得今天中国的先锋诗歌，恰恰缺乏对后现代的怀疑，反省和拒绝。我发现后现代诗歌的价值观与主流文化完全一致。就是崇拜现代化。然后是玩世不恭，还有就是唯新是从，新的就是好的。对现代化和未来是盲目崇拜。因此我个人的反思是，我认为八九十年代的先锋诗歌，我们只注意到先锋的这一面，我们没有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先锋、后现代，它有没有一个终极价值。先锋后现代的上面有没有一个神灵在上。虽然让我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二十世纪，我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对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就是，他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基础。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所有诗人写作的基本信条。但是，仅仅是自由主义是不够的，自由主义上面有没有神，我认为后现代的写作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写作。他比第三代人的亵渎神灵走得还要远。完全是唯物。神灵在后现代写作里是完全不在场。现在的中国当代诗坛，大家越来越提出好诗坏诗的问题，我以为，有很多人又把这个话题扯到诗上去，诗不是诗，是非诗。扯到诗的形式问题上来。我觉得这种讨论完全是扯淡，他没有找到问题的实质。在写作上，你怎么去写，是永远没有限制的。这正是语言的活力所在。如果你认为只有古体诗的方式才是诗人，那么我们今天的写作完全是一场无聊的写作。所以，他不是好诗坏诗的问题，他不是形式的问题。我认为他是德的问题。今天，坏诗的出现不是因为你使用的口语，也不是因为你使用了知识分子式的书面语的修辞，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诗里面没有灵魂。你没有唤起我们对人生、世界的感悟。语言，只是语言的游戏本身。所以新诗有没有一个德的体现，我这个德是个非常广义的东西。难道我们的道永远是在实例中吗，自由的上面有没有神灵，古代说的礼诗而求读也，是历史的所及。文革时代的灵魂揭示，年轻一代的写作，向民间去寻找一个新的东西。但是你这种也怪黑暗的后现代，你最终还是要回到礼，李白杜甫，他们是唐诗的先锋派。我认为写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不是破旧立新的。他是为世界守陈的。我认为中国先锋诗歌最重要的是要尊重自己的成熟。昨天晚上，把这个诗歌奖颁给吉木狼格，我就认为是尊重自己的成熟。吉木狼格是一个早就应该获奖的诗人。但是昨天晚上，他的写作终于获得了应该有的尊重。我认为诗歌不能是一百年总是一场场青春期的胡闹。所以我认为当代诗歌充斥着太多的流氓，小丑，混混。我最后说一句，我们的诗歌是时代的，需要呼唤的是高僧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