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追踪熊丙奇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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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姓名：熊丙奇　　　　出生年月：1972年7月　　籍贯：四川资中人
    职业：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

  曾出版书籍：《中国教育的100分诊断报告》、《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步入大学》、《成功宝典》、《大学生创业》、《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青春档案》、《迈向成功》、《网络文明》、《直面就业》等20种30余版次。

  他的博客：http://xbqblog.blog.163.com/
　

　年度致敬理由：

  作为教育时评专栏出镜率最高的时评作家，熊丙奇关注的教育问题上至教育改革，下至局长作弊，他像一名握笔的大侠，敢于说出中国教育的弊病。不管是大学校长还是普通老师，他都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他的时评，督促着中国教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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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
2011年04月27日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很是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要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了北大，进了北大之后，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同样和他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到这里继续读大二。到了MIT，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要阅读大量的书，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他说，他对此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因为其他的本科生，大多是直接高中毕业后来留学；而研究生们，感受不到本科生教育。听了他的话，我在想，这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不正是源自于已经养成的学习与讨论习惯，以及鼓励学生所有话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的整体氛围吗？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我国大学最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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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教材背后的权力张狂

9月1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安徽滁州等5个地市的很多初中学生发现，自己领的新书里唯独没有英语课本。据安徽省教育厅红头文件显示，安徽省8月底决定改换上述5地市的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教材版本，因所涉教材量多达近百万册，教材供应商印刷、配送不及，导致出现上述结果。据知情者透露，利益重新分配是更换背后原因。（新京报9月2日） 新学期开始前，才临时确定更换教材——安徽省教育厅颁发相关文件的日期为8月27日，离开学日期不足一周——这很容易让人对这背后的“交易”充满想象。事实上，中小学教材背后的利益链已经曝光多时，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教育管理问题，远比利益链更令人忧虑：行政官员已经可以不顾任何教育规律、教师意见和学生意见，毫无顾忌地对教育指手画脚，明目张胆地从中谋取利益。 过去，在教材利益链问题上，大多行政机构官员，还是懂得“回避”，采取隐蔽的手法操作的，通常的说法是“台面上过得去”。而这起涉及100万册教材的换教材事件，却不在乎“台面上”过得去。 就是不懂教育者，以下道理也会明白——如果要采用新教材，至少要给上课教师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即让教师根据教案做教学准备，再牛的教师，不可能拿着一本新教材，就马上给学生上课。学生使用某一套教材，最好有系统性、连贯性，从一年级到三年级采取相互有承接的版本，中途换新教材，教材风格、内容必然存在脱节，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也就是说，一年级学生可以换用新教材（其实对于一年级学生不存在换的问题），两、三年级的学生，则不适宜调整教材。 但这次换教材，根本就没给老师准备时间，同时，也根本不考虑学生是不是适应的问题。如此换教材，可以说，根本不用去听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意见，也会想到会遭到反对。换句话说，假如教育部门稍微有对学校、老师、学生反对意见的丝毫在乎，就会在“操作”时，想得“周全”一些，比如，提前发文件，或者，今年暂时采用以前的教材，来年再换新教材——有这一年时间“运作”，就是有利益交易，也是“天衣无缝”的，至少是“对舆论负责”。 不这样“运作”，不是表明这些行政官员“傻”，而是他们认为，根本就不要做到“天衣无缝”。就是所有学校、教师、学生不满，就是把问题摆到桌面，又能怎样呢？这是近年来，不少地方教育官员表现出来的想法。而支持他们想法的，正是他们权力根本不受制约、出了“问题”也根本没有问责的现实。 在中小学教材的选择上，合理的机制，应该是学校社区教育委员会、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按照本校的办学特点，共同参与选择适合学生的教材，而不是由行政机构指定，这种指定，不但有着权力寻租的可能，造成教材的垄断，形成教材利益链，而且，也不利于学校自主办学，形成学校办学的个性与特色。如果教材由学校通过民主决策选择，而不是行政机构指定，那么，何来权力背后的利益链？ 现在的教材选择，采取的是行政机构指定方式，其权力几乎不受任何制约；而在指定教材问题上，也难有“失责”可言，教材的好坏、质量高低，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于“问责”，也几乎不可能，问责的就是行政机构本身，相关人员都成为共同利益者，除非内部争斗，要自己问责自己，可能吗？这些年来，媒体一再曝光教材利益链条，揭露其天价回扣，呼吁以贪污、商业贿赂问罪，然而真正被问责的有几起呢？ 与教材的选择、更换类似的权力张狂，在今天的教育管理中，比比皆是，比如，加分腐败，不管舆论怎么曝光，加分乱象何其惊人，可加分政策不调整，操作加分的也无人被问责，如此一来，来年的加分腐败必然更加疯狂。在傲慢和张狂的权力之下，教育的生态被严重破坏，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被普遍漠视。要恢复我国的教育生态，需通过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学校制度，以此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在约束行政权的同时，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并切实维护受教育者与教育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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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艾瑞红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1月27日   03 版）

    “我不是博客控，而是‘教育问题控’。”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博客论坛上，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进行了这样的自我评价，“关注中国教育，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把自己对教育改革的观点写出来，这是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最大兴趣。”
    有着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身份的熊丙奇是“网上红人”， 也是深受媒体喜欢的教育明星。目前，熊丙奇的腾讯博客的点击量超过2000万次，新浪博客的点击量也突破了1400万次。不过，这样一个牛人在微博上却显得没有什么作为，更新互动比较少，粉丝量也不多，几个网站的微博粉丝加起来只有50万。熊丙奇的微博主要是关联微博，即博客发表后根据设置自动生成的微博。
    此次参加由语文出版社、山东世纪金榜集团共同举办的教育博客论坛，熊丙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微博虽然受众面广，但在很多方面是受限制的，比如只能输入140个字，很难说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微博很多时候呈现的信息是比较零碎的，不能全面地反映问题。“我主要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倡导说理。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去行政化等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表述清楚，这就需要用较长的文字来表述，而博客没有字数的限制，是很好的载体。”熊丙奇说。
    经常关注熊丙奇博客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的博客内容主要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对此，熊丙奇自己也赞同，“我的博客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出教育改革的一些方案，表达对教育改革的参与热情。”
    但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也一度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甚至曾经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2008年时，中国青年报教育版的头条刊登过一篇文章《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这是根据我的一次发言写的报道，当时有关部门对我的话就特别不满。”熊丙奇回忆道。
    但是，在熊丙奇看来，经常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的义务，而被批评者能够聆听批评、接纳批评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是因为这种进步，2010年4月8日，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邀请了11位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过意见的社会各界代表举行座谈，对“规划纲要”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熊丙奇也在应邀之列。这是他第一次踏进教育部的大门。
    其实，早在2009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前，教育部的一位原副部长就曾专程到上海征求熊丙奇的意见。“我们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高考制度改革、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意见，还递交了相关的建议文本。后来，我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和吸收了。”
    对于政府部门前后态度的转变，熊丙奇表示，不管怎样，他都将坚持自己的做法，针对教育问题，不断地去献言献策。“外在条件的改变对我不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熊丙奇说。
    一直写博文批评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此，熊丙奇坦言，“有时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要改革教育，也一定要顶住压力，把压力化作教育改革的推动力。教育改革是迟早的事，只要方向正确，就大胆前进。”
    从2005年开博到现在，熊丙奇已经写了2000多篇博文。他每天都发表1~2篇博文，近年来还有增加的趋势。“我现在也很困惑，感觉疲惫、厌倦、沮丧，因为很多时候发现自己是在写同样的问题。”熊丙奇感慨道。
    在熊丙奇看来，一些教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可能不同，但性质完全一样。他评点一些教学事故、学校各种安全问题时，发现事件大同小异，原因都是一样的。为此，熊丙奇说，普及教育常识、推进改革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必须保持‘说’的状态，保持说就是一种力量。”熊丙奇说。
    “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熊丙奇说。他把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比作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才能帮助其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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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犀利教授：熊丙奇

熊丙奇，男，1972年7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熊丙奇接受媒体采访。本网记者袁涛摄 中国江苏网12月18日讯（通讯员陈育凡 杨萍 记者 袁涛 实习生 陶雯雯）“大学的使命就是要进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但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大学的办学很多时候在阻止创新，阻断传承。”12月17日，在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专家熊丙奇直言目前国内大学面临很多问题，想要真正做到创新困难重重。 高校“行政化”阻碍文化传承和创新 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起，就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一问题在社会舆论、“两会”和教育论坛中饱受诟病，高校去行政化已经成为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然而，熊丙奇坦言，在去年7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大学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化。“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也是由上到下统一安排设置的，这样学校就没有充分的自主空间，就不能体现大学办学的灵活性。” “行政化强调服从、强调纪律，如果不去除不仅会阻止文化创新，还会阻碍科技创新。这是当前的一大问题。”对此，熊丙奇建议，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真正做到政府向学校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如果没有自主文化就没有自觉。”他说。 功利化倾向严重高校教授沦为“学术民工” 相比“行政化”，大学校园里的功利化倾向也不容忽视。在熊丙奇看来，从高校管理者到高校教师再到学生都存在着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学校的扩招、合并强调了数量的发展而忽视了质量的发展。很多大学自身也迫切希望能够办好，但是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方法。改校歌、换校名、重立校训，这样的话实际上大学文化就没有传承了，而是被隔离掉了。” 熊丙奇认为，由于功利化倾向的存在，许多高校并未引导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潜心做学问，而是采取一年一考核的制度，希望教师一年就要出成果，这样的结果导致大学教授们都要拿着论文、课题经费、专利去兑现工分最后就变成了“学术民工”。“对教授设定的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申请课题数量、申请经费数量、获批的专利数，以及教学工作量。教学仅占其中一小部分。”他认为，在学术功利化、学术泡沫化的环境下，很难有货真价实的创新。 如何解决高校创新难的问题？熊丙奇院长建议，高校内部应建立起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制度。“以行政来主导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学术不独立、教学不自主，文化氛围就很难形成。”他认为，国内高校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美国的高校中，校方针对不同类别的教授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教授们普遍实行“年薪制”，收入与学术绩效不挂钩。“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教授们就能凭自己的兴趣做学问了。”熊丙奇说。 同质化状态普遍部分院校沦为“考研基地” “中国的高校千校一面，没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熊丙奇说，从985到211，到普通本科，再到高职高专，中国的高校全都是一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体现特色。 “更严重的是教育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并不多，学生接受的是缩水的教育，尤其是一些本二、本三院校俨然变成了考研基地。”熊丙奇直言，由于就业困难，部分本二本三高校的学生一进大学，就把考研当成了唯一出路，以此为跳板，进入更高层次的大学，提升就业的砝码。“这样学生就会完全为考研而学习，而忽视了许多专业课程的学习。”据介绍，许多学校对学生考研也是相当支持。甚至会单独开设教室，配备老师进行专门辅导。“高校本应是按照学生所学专业培养人才，而如今为了让学生考研，偏离了原有的办学理念。大学如果没有真正对学生进行应有的教育，这时就会面临大学文化的消亡。” “部分高校沦为考研基地和目前研究生考试制度的设计有关，但其根源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同质化，没个性。” 熊丙奇说，所有的学校把科研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不管是讲师还是教授，全部变成了“学术民工”，功夫全都用在了怎么写论文，怎么拿项目上，根本没有心思教学生。“985、211高校的学生还可以扛着学校的牌子找工作，普通本二、本三高校的学生只能考研。” 熊丙奇认为，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体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在不同领域的展现而已。高校只有打破“千校一面”的现状，按照自身的定位来培养学生，才能保证教育质量，才能培养出真正有个性的学生。“考研基地”也才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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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教育处于“纠结”状态

　　周舒

　　要解决教育公平问题，“需要系统的眼光，不是光靠某一环节就可以解决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长年研究中国教育的学者，熊丙奇以犀利的专栏和敏锐的言论，一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对他而言，要解决存在的问题，需要“双赢游戏”，“需要每个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意识，明白如何捍卫和争取真正的平等受教育权，也尊重他人的平等受教育权”。
　　第一财经日报：用一个词形容现在的教育公平现状，你会选择哪个词？
　　熊丙奇：教育公平的问题，现在处于非常“纠结”的状态。老百姓期待，政府也想推进，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很大，很多公平的理念不为大家所接受。在区域教育差别、择校、高考改革（自主招生）等等方面都存在问题。
　　日报：你长年研究教育问题，和很多家长有接触，从你的感觉来说，家长对教育现状是否满意？
　　熊丙奇：从家长的角度，希望孩子能够接受公平的教育，这包含了多方面的含义：第一是起点公平，进入学校的机会是公平的；第二是过程公平，老师给予同样的对待；第三是结果公平，升学中不会受到人情权势的影响。
　　关注的焦点不同，背后原因其实是受教育者的权益受到侵犯：入学得不到保障，升学要托关系，高考存在自主招生、加分等等影响公平的情况。求学过程中，老师不公平，对待学生不均衡、不尊重，所以要给老师送礼。这些困惑源于教育资源不均衡，所以会出现择校费，或者为了择校而购房。因为这些因素家长处于焦虑之中，但其实这些问题不应由家长承担。所以，教育要从公平起步，以公平结束。
　　日报：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别现在也是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你怎么看？
　　熊丙奇：从资源上讲，区域上，学校存在城乡的差别。但总体来看，在区域之内、校际之间差别就可能很大。不光城乡之间存在差别，城市中不同学校、学校和学校之间的教育成本的差别就有可能超过10倍。这是因为义务教育由县乡财政决定，按比例拨款，有钱的县乡拨款就多，没钱的县乡学校得到的钱就很少。这是资源来源导致的，县乡财政本身就不均衡。应该让省级财政统筹。
　　但这一措施在现实中又受到阻力，比较发达的地区会觉得自己的资源被瓜分。地方政府会觉得影响拨款分配，落实到个人身上阻力也不小，北京上海这些地区的资源发出去，当地学生一定会反对，最后变成地方和地方互相打架。要转变教育公平理念，需要政府的投入，也需要公民意识的提高。
　　日报：那是否改变人们的意识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部分呢？
　　熊丙奇：意识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资源配置模式的改变，但这在很长时间之内无法实现。要改变义务教育经费模式，也要加强监督，不要中央政府想拨款，但是地方上不拨。发达国家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
　　日报：根据你的研究，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在好转还是在恶化？
　　熊丙奇：这几年政府加大投入，义务教育全免费、扶持中等职业中学、帮扶贫困大学生……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很有限。
　　日报：尽管有这些转变，很多人在教育上还是有被剥夺感，就算北京、上海等等资源比较多的地方也是如此，这是为什么？
　　熊丙奇：并不奇怪。发达地区内部也有选择的问题。上海和北京的家长也面临具体的小升初、幼生小等等的压力，可能这些地区在优质教育的需求上更加旺盛，所以资源显得更加有限，需要更多精力和更大的投入。并且公平不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来说的，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和自己在其中的地位来评价，因为这是和老百姓自己切身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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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可不可以对检查评比“说不”


欢迎发表评论0 字号: 　　熊丙奇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教育系统严格控制年终各类检查评比活动，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检查评比活动。通知强调，凡是没有法规和政策依据、可搞可不搞的检查评比活动一律取消；经核准的检查评比活动在检查评比过程中不得铺张浪费；不得要求基层领导层层陪同；不得要求学校悬挂欢迎标语或组织欢迎队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基层摊派或转嫁经费；不得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或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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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通知来得很及时，也十分必要。年终检查评比多，一些学校疲于迎接评比、检查，在教育系统不算罕见。有幼儿园教师 “诉苦”说，“我们忙于应付这些检查加班加点不说，正常的教学开展不过来不说，保育员的打扫清洁工作我们来做不说，幼儿园的孩子万一发生什么事，还是我们的责任……”很显然，教育部的通知针对的正是这一现实，希望由此给学校和教师们“减负”。
　　“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检查评比活动”、“可搞可不搞的检查评比活动一律取消”，这两条其实包含了较强的针对性。检查方往往会认为自己的检查评比是必要的，也是不能不搞的；这反映了一些地方亟待转变的工作作风，对学校进行检查、评比已成为他们的习惯思维，似乎这样才是对教育的重视；若没有评比、检查活动，就觉得失去了一个抓手。要他们自行清理评比、检查项目，一方面要转变办学思路，另一方面还需要对相关机制进行完善。
　　为此，有不少人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看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建议，“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教育评比和检查活动。学校的常规工作通过正常的记录、汇报、告示、公报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各种检查必须归口一个部门，如教育督导机构。每个教育督导机构必须制定年度评比与检查计划，学校可以拒绝任何计划外的评比和检查。每个学校每年的评比和检查不得超过一项。 ”朱永新的建议，事实上是就如何执行教育部的通知支了一招。这些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多头管理、多头检查评比，可以让学校从迎接检查评比中解脱出来。教育管理部门不妨对此进行调研。
　　通知并没有提出过于刚性的约束，但地方应就通知的精神想方设法、因地制宜地落实好、执行好。其中的关键，是在执行过程中引入应有的监督机制，把各种检查、评比活动置于阳光之下，进行有效管理，不再干扰学校的正常办学活动。朱永新提到，“学校可以拒绝任何计划外的评比和检查”，这种设想较为理想化，因为现在不少检查评比就是“计划外”，有些突如其来的通知学校很难拒绝。拒绝，不但意味着学校的年终考核可能会碰到问题，也可能会影响学校领导的考核、评价乃至未来的晋升；这种微妙的管理关系，不能不说是上述评比、检查活动泛滥的原因之一。通知中指出的几个“不得”，事实上点出了某些检查评比的不当动机，为了能让学校今后能对此种活动坚决“说不”，有关部门也可出台与之对应的问责规定，并形成长效机制。
　　从长远看，有关部门还是要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教改思路，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权责明确、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综合应用各种必要的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外部干预。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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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大学生寝室为什么就不能装空调

熊丙奇 教育学者  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于今年暑假对部分学生寝室进行改造，统一安装了热水器、空调等，于是开学后被改造成类似宾馆一样的寝室竟供不应求。（《楚天都市报》9月12日）
对此，网上有不少帖子表示不解，更对学生们的“贪图享受”予以“严厉批评”：大学生活应该培养孩子们克服困难、坚韧顽强的意志力，这些进校即讲条件的孩子能够锻炼成才吗？！
在分析这些意见之前，我们来看两篇报道。一则是，在9月3日举行的复旦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暑假天气异常炎热，一些住校的学生于是在网上发帖抱怨，称要把‘校长绑架到学生宿舍去，看看能活几天’。当然最后并没有人绑架我。”说到这里，在场新生哄堂大笑。他接着说，“不过我相信，大学的学习条件也会越来越改善，而我们的工作也会不断改进。”
另一则是今年夏天，上海交大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老师在学校BBS上发帖称：“（同学们要是）实在热得不行，就来老师家避暑吧！”这则热帖让身处水深火热中的校园留守学生感动不已。
这两则新闻告诉我们，学生宿舍里的空调，于大学生的生活，已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大学校长和老师，实在不必义正词严地“教育”学生：受热就是吃苦，吃苦就是磨炼。
把艰苦的生活条件，与磨炼吃苦意志等同，这是十分落后的教育观。以这种观念推论，那些办公室里有空调的教授们，应该撤除空调，否则，就显得他们的生活太“安逸”了。而反对在大学宿舍安装空调者，自己应身体力行在家里也不安装空调，一边挥汗，一边工作、学习，否则就是贪图享受、不思进取。
吃苦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一个学生在空调房间里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这能说明他没有吃苦精神吗？我看不出学生是否用空调与他们是否不思进取、贪图享受有任何联系。遗憾的是，在我国的教育中，这种对吃苦精神的错位理解比比皆是。最近我到本地一所新建的大学校园参观，校园建筑十分漂亮，可学生宿舍里居然没安装空调，而如果要重新安装空调，必须重铺电路。可见当初的设计，就根本没考虑空调的事。
今天，我们还把大学宿舍作为对学生的管教之地，而实际上，大学宿舍之于大学生，就是学生出钱租住的一个地方。作为“房东”，学生公寓管理者应该提供基本生活设施。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针对生活环境的变化，教育观念也必须更新，这是教育因材施教的要求，也是教育富有人文关怀的必须。离开现实环境的变化、受教育对象的变化，残守过时的教育观，进行一成不变的管理，教育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责任编辑：马晓慧)


熊丙奇 教育学者
武汉理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于今年暑假对部分学生寝室进行改造，统一安装了热水器、空调等，于是开学后被改造成类似宾馆一样的寝室竟供不应求。（《楚天都市报》9月12日）
对此，网上有不少帖子表示不解，更对学生们的“贪图享受”予以“严厉批评”：大学生活应该培养孩子们克服困难、坚韧顽强的意志力，这些进校即讲条件的孩子能够锻炼成才吗？！
在分析这些意见之前，我们来看两篇报道。一则是，在9月3日举行的复旦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杨玉良在致辞中表示：“今年暑假天气异常炎热，一些住校的学生于是在网上发帖抱怨，称要把‘校长绑架到学生宿舍去，看看能活几天’。当然最后并没有人绑架我。”说到这里，在场新生哄堂大笑。他接着说，“不过我相信，大学的学习条件也会越来越改善，而我们的工作也会不断改进。”
另一则是今年夏天，上海交大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老师在学校BBS上发帖称：“（同学们要是）实在热得不行，就来老师家避暑吧！”这则热帖让身处水深火热中的校园留守学生感动不已。
这两则新闻告诉我们，学生宿舍里的空调，于大学生的生活，已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大学校长和老师，实在不必义正词严地“教育”学生：受热就是吃苦，吃苦就是磨炼。
把艰苦的生活条件，与磨炼吃苦意志等同，这是十分落后的教育观。以这种观念推论，那些办公室里有空调的教授们，应该撤除空调，否则，就显得他们的生活太“安逸”了。而反对在大学宿舍安装空调者，自己应身体力行在家里也不安装空调，一边挥汗，一边工作、学习，否则就是贪图享受、不思进取。
吃苦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一个学生在空调房间里认真学习，刻苦钻研，这能说明他没有吃苦精神吗？我看不出学生是否用空调与他们是否不思进取、贪图享受有任何联系。遗憾的是，在我国的教育中，这种对吃苦精神的错位理解比比皆是。最近我到本地一所新建的大学校园参观，校园建筑十分漂亮，可学生宿舍里居然没安装空调，而如果要重新安装空调，必须重铺电路。可见当初的设计，就根本没考虑空调的事。
今天，我们还把大学宿舍作为对学生的管教之地，而实际上，大学宿舍之于大学生，就是学生出钱租住的一个地方。作为“房东”，学生公寓管理者应该提供基本生活设施。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在持续提高，针对生活环境的变化，教育观念也必须更新，这是教育因材施教的要求，也是教育富有人文关怀的必须。离开现实环境的变化、受教育对象的变化，残守过时的教育观，进行一成不变的管理，教育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责任编辑：马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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