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小学取消三好生引关注 校长:要给孩子腾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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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小学取消三好生引关注 校长:要给孩子腾飞的动力 　2012年02月24日　 作者：三好学生　 　来源：新华网

“在路上”的教育如何走得更好--北京一学校取消三好生评选引起关注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４日电（记者葛素表、王思海、姜潇）能当上“三好学生”是每一个学生的愿望，也是家长考量孩子在学校表现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但在２月２１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正式宣布从今年起取消三好学生的评选，改“三好学生”的评选为“１０＋Ｎ＋３”项奖评价。 　　从“评选”到“评价”，从“三好”到“１０＋Ｎ＋３”项奖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这种评价是否会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教育专家怎么看待这种改革？ 　　小学阶段要给孩子蓄积“腾飞的动力”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李烈对记者说，这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学校秉承“为了每一个孩子健康发展”的基本理念，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深入思考，将原有的学生评价工作进一步细化、完善，改“三好学生”评选为“１０＋Ｎ＋３”项奖评价。具体来说，“１０”包括：爱心、守纪、学习、诚信、劳动、健康、礼仪、全勤、安全、特长等１０项；“Ｎ”是指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或进步；“３”是指育爱杯、小钱学森杯和小博士奖。 　　李烈说，这些评价是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主要是基于小学阶段的教育特点。育爱杯是要求孩子坚持一年以上公益活动，比如到敬老院、太阳村、科技馆等做志愿者；小钱学森奖是鼓励孩子进行发明创造，获得区级以上奖励；小博士奖主要是对孩子阅读的要求，每年必须读指定数量的课外书，并根据年龄特点写出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 　　李烈说，小学教育是“在路上”的教育，不宜过早对学生做出结论性评价。到小学阶段结束时，个体的身心发展距离成熟也还有着相对大的差距。中学阶段孩子的发展潜力仍是巨大的，仍充满各种变数。作为教育者，不能因小学阶段一时的发展结果，以一种定论的方式对孩子的发展做出评价，这种定论本身及定论的形成，很可能影响固化了孩子的自我认识从而影响了孩子在后续发展中失去了积极的、正向的发展动力。 　　李烈坚信，每个孩子都是三好生，学校要给每个孩子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和可能。因此不能过于简单地对孩子的发展状况做出结论性评价，要永远给孩子一份希望，给孩子继续腾飞的动力。 　　多一把尺子，多量出一批好学生 　　巍巍是北京海淀区一所小学六年级学生，她的妈妈六年来一直在担心中度过，孩子在班上是年龄最小的，刚上学身体瘦弱，同学们跑都追不上，而且写字慢，为陪孩子，她从证券公司辞了职。“孩子到了五年级体质和学习成绩才有了明显进步。低年级的时候，孩子差半岁特别明显。” 　　北京实验二小的老师们早就关注到了由于孩子“年龄差”造成的“体力差”和“智力差”现象的普遍性。李烈说，小学阶段不同学生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不同步，但是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激发每一位学生的进取精神，使其在原有的水平上获得更多更优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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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三好学生”评选过于看重分数，“在单一或粗线条的‘同一把尺子’的评价标准中，一些未来创新人才就很有可能被扼杀”。实施因人而异的多元培养，不仅会呈现出“多一把尺子，多量出一批好学生”理想的基础教育之追求，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保护和培养未来的创新人才。不仅“全才是才，单项突出也是才”，李烈说。 　　对于实验二小的改革方案，北京市西城区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套校本标准评价已经实施多年了，在操作上应该没有多大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会组织相关人士进行认真研究，如果该校推行的新标准得到了学生、家长的认可，又不违反全面素质教育评价体系的要求，允许学校进行尝试。 　　创新“孤岛”能否与教育链条“配套”？ 　　北京实验二小取消三好学生评选向部分家长做了问卷调查，大部分家长认可这种做法，觉得孩子有了更多的自由去发展爱好，但也有一部分家长担心，孩子以后小升初怎么办？ 　　根据北京市现行小升初政策，如果在小学四、五、六年级连续三年评为“三好学生”，那就有可能被“推优”进入重点中学，这对家长来说，是除奥数、英语的特长、占坑班的坚守等途径外，孩子能否评上“三好学生”是进入重点学校的一个重要“敲门砖”。 　　在２月１７日举行的家长会上，李烈已给家长们吃了定心丸。“实验二小不是彻底不评三好学生了，而是要把评三好学生放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北京市给的三好学生名额一定给孩子们。”家长们对此举给予了支持，也有家长建议，实验二小应该和中学对接，让这种教育理念渗透到中学阶段。 　　为了取得三门主科的好成绩，王女士一年前狠心停了女儿的钢琴课。开完２月１７日的家长会，她马上给钢琴老师打电话，恢复上课，孩子的爱好不能抹杀，“也许孩子能在弹钢琴上有发展呢！”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认为，其实三好学生的评选有利有弊，在一地程度上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虽然对孩子有激励作用，但也会给孩子造成一定压力。实验二小把评选改为评价，换了一种方式，希望它能淡化功利性，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学生，让孩子自由健康地发展。 　　早在北京实验二小之前，取消三好学生的评选也曾有学校尝试，但都草草收尾。北京实验二小的创新是否成为“孤岛”，能否与目前的升学体制配套，对此，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并不担心，她坚信，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培养孩子的持续发展能力，这种评价将对孩子终身受益。她也期盼目前中学升学体制尽快进行改革，“给孩子们成长发展创造更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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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验二小回应取消三好生：非颠覆原有标准 　2012年02月24日　 作者：肖媛媛　 　来源：中新网

中新网北京2月24日电(肖媛媛)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从2012年新学期开始，将用已坚持实施十余年的“10+N+3”开放式多元评价手段完全取代“三好学生”评选体系。该校校长李烈今日表示，此举并非是要颠覆“三好生评选”的原有标准，而是对其操作层面的改善。   　　今日，该校就此话题召开媒体见面会，李烈其间做出上述表示，并呼吁社会勿将舆论焦点过多地投注在抨击“三好生评选”上，而应“以宽容的态度，给予宽松的环境，支持这样一种教育尝试！” 　　三好生评选，自上世纪50年代推行以来，已有近60年历史，这一制度屡受“标签论”、“唯分论”等的批评。李烈指出，“三好生评选”奉行至今，教育大环境已有所改变，“它的价值是要肯定的，三好生评选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应该随着教育环境的发展进步，对其操作层面进行一些改善。” 　　同时，李烈介绍说，北京实验二小所采用的“10+N+3”的多元评价标准其实就是在“三好生评选”对学生德智体这些基本素质考察的大前提下，丰富并细化了对学生能力素质的评价标准，不以硬性的分数、比例选拔性地、结论性地界定、评定学生，以期激励学生发挥自评自查的主动性争取进步。 　　针对“将三好生评选体系改为‘10+N+3’评价手段”推行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掣肘因素，李烈回应说，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不可能获得完全认同，有一部分异议还有可能源于立场不同。“‘暂停三好生评选’将由本学期开始试行，但新学期才刚刚开始，实践尚未完成，成效没有定论，饱受争议在所难免。但我坚信，这种尊重学生个体差异、促进每个学生健康发展的评价手段，肯定会得到最终认可。”李烈说。 　　此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公开表示新学期将暂停评选三好生，一度掀起舆论热议，话题范畴也从“是否取消评选”延伸至“有无可能推广”上。 　　据李烈介绍，“暂停三好生评选”年初才作为议案经市人大提交给市政府，最后的改革意见和实施方案还没出来，仍须与市教委进一步沟通。她透露，虽然尚未作为书面报告上报相关教育部门，但在与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进行沟通时已获知，“像实验二小这种教学环境相对成熟的学校，可以‘松绑’政策条件，让它们放手试验”。 　　而针对外界对“小升初”推优挂钩等相关升学政策对接颇多担忧的话题，李烈指出，“10+N+3”多元评价手段自1997年实施并多次改善以来，已获得多方包括诸多优秀初中认可，而且该校也并未放弃区级、市级等其他级别三好生的评选，因此对学校学生并不存在阻滞发展的影响，“我们也要对自己的学生负责”。 　　当被问及对多元化评价手段的未来有何设想时，李烈表示，“当然希望这一举措可以获得推广，我们有责任为更多学生创造良好条件，甚至逐步改变教育大环境”。但她也指出，这是理想状态，在现有教育格局下，实验二小会从校内开始进行实践，以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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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验二小回应取消“三好学生”评选一事(图) 　2012年02月24日　 作者：姜春媛 李莹　 　来源：新华网

北京实验二小回应取消“三好学生”:小学教育应以“近小实细”目标引领 　　2月24日，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李烈谈将“三好学生”评选改为“10+N+3”项奖的思考。新华网记者 姜春媛摄 　　新华网北京2月24日电（记者姜春媛 李莹）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实验二小”）取消三好学生评选一事近日引发广泛关注。24日下午，实验二小校长李烈接受新华网《第一回应》栏目采访，详细阐述改“三好学生”评选为“10+N+3”项奖的几点思考和详细说明，并解答网友关心的问题。她表示，小学教育是“在路上”的教育，不宜过早做出结论性评价。 　　小学教育应以“近、小、实、细”的具体目标为引领 　　有网友疑问，“‘10+N+3’项奖主要针对哪些方面？”对此，李烈校长介绍，“10+N+3”项奖对原有的德、智、体“三好”标准作出了进一步丰富和细化。如，针对当前独生子女自我中心、冲动性强、意志力薄弱等突出问题和对“德行”好的教育要求，我们细化出“爱心、守纪、诚信、劳动、利益、安全”等具体的评价指标，甚至进一步细化出具体的行为要求。同样，“智”和“体”中，我们不但对孩子的学习习惯、运动习惯作出了要求，要求全体学生做到，并为不同的学生进一步分别细化出“全优奖”、“单项优秀奖”以及“突出进步奖”。同时，我们以“特长”奖、加“N”奖的方式，落实对“美”的关注和细化，对那些有特殊点，哪怕是握笔姿势、书写整洁等孩子也给予了关爱和认可。加“3”奖的方式，主要包括育爱杯、小钱学森奖、小博士奖。 　　“小学生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决定了只有细化、具体、可操作可执行的教育目标才是可实现的教育，否则太容易流于形式和口头。同时，细化、具体是多元评价必不可少的要求。”李烈认为，“近、小、实、细”成为“10+N+3”项奖评价的首要特征。 　　这种评价体系如何在孩子的发展中起到作用？李烈认为，在促进学生不断发展之前，首先要让孩子在不封口的、多元评价的“10+N+3”项奖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只有拥有价值感的孩子才会喜欢自己，只有喜欢自己的孩子才能正视自己的不足，才会愿意不断进步。然后让这些找到自我优势和价值的孩子，再一次对照“10+N+3”项奖，确定自己下一步努力和前进的方向，并写上制定合理的行动计划。” 　　李烈表示，激发学生积极的自我发展动力，使学生的发展实现从他律到自律，从“老师家长要求我”到“我自己要求自己”，给予其不竭的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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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二小仍将继续用好现阶段小升初“推优”政策　　网友非常关心“‘10+N+3’项奖与‘小升初’有什么关联？”对于这一问题，李烈认为，现阶段小升初“推优”的政策仍要继续用，实验二小也要参与。但新评价体系下的“推优”，一是不存在以三年连续的“三好生”为前提，二是我们新的评价体系仍有选拔功能。到具体操作时，会有更完善的考虑，最大的价值在于所有孩子在这个阶段对自己的认同感与发展都能实现。
　　“在路上”的教育，不宜过早做出结论性评价
　　李烈校长还就小学教育“特殊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小学阶段是终身发展的早期阶段，小学教育是“在路上”的教育，不宜过早对学生做出结论性评价。因此，即使到了小学毕业，每一位孩子的发展潜力仍是巨大的，仍充满各种变数。
　　为此，作为教育者，不能因小学阶段一时的发展结果，以一种定论的方式对孩子的发展做出评价。“这样做，不仅因对孩子发展潜能的忽视而可能错误地影响了孩子的终身发展和未来成就，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定论本身及定论形成的过程，都极可能就此固化了孩子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概念，从而影响到了孩子在后续发展中失去了积极的、正向的发展动力。”李烈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激发每一位学生进取的精神，使其在原有的水平上获得更多更优化的发展。”
　　“不仅全才是才，单项突出也是才”
　　对于小学阶段学生的发展情况，李烈认为，小学阶段不同学生间的发展不均衡、不同步，即使同一位学生身上，德、智、体各方面之间的发展也会不同步、不均衡。因此，面对那些在某些方面发展慢的、不如意的、或存在某些明显缺陷的孩子，必须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不仅全才是才，单项突出也是才。评价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教育性’，尤其是小学阶段。”
　　李烈分析说，创新人才在早期发展阶段，由于其特有的创新性思维、创新型人格等特征所致，大多会在这一阶段表现出很多特立独行的行为，但往往因其还没表现出成人世界所熟悉的创新成绩或成果，很容易就被贴上怪异、不合群、扰乱集体活动的标签。这些“特异性”不仅需要科学的引领，他们那些有价值的、独特的表现更需要得到认同和保护。
　　“在单一或粗线条的‘同一把尺子’评价标准中，这些未来的创新人才就很有可能被扼杀；而在因人而异的多元评价体系中，因为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就很有可能得到积极关注、认可，乃至是有的放矢的科学培养。”李烈特别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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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的"为爱而变" 　2012年02月27日　 作者：常志鹏 王思海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２月２７日电（记者　常志鹏、王思海）李烈，是一位“有想法”的校长，正像她担任校长的北京实验二小，是一所“有风格”的名校一样。 　　但本学期开始不再进行延续几十年的“三好学生”评选，这种想法和做法还是在圈里圈外引发众议。３天前，北京实验二小召开媒体通气会，专门为他们要变评选三好学生为“１０＋Ｎ＋３”奖项评价做出说明。 　　李烈一如往日，用她已经习惯了的对孩子们特有的柔和声音娓娓道来：之所以提出新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因为小学阶段的奠基教育应以“近、小、实、细”的目标为引领，从这一点出发，实验二小一直努力尝试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不断具体化，并相继体现在学生发展的评价标准中。 　　在此番公布的实验二小的评价标准中，“１０”代表德智体美的细化内容，如爱心、守纪、学习、诚信、劳动、健康、礼仪、全勤、安全、特长，以鼓励孩子全面发展；“Ｎ”指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或进步，如获得区级以上科技、文体等奖项；“３”指育爱杯、小钱学森杯、小博士奖，以激励孩子发挥自身优势。 　　李烈说，这次公布的评价标准不是靠拍脑袋拍出来的，他们的初衷不是要“颠覆”什么，只不过是“为了每一位孩子健康发展”。 　　记者注意到，实验二小从１９９７年提出“十项奖”，２００２年提出“１０＋Ｎ”奖项和“杰出奖”，现在又正式提出了“１０＋Ｎ＋３”奖项。可以看出，实验二小的“１０＋Ｎ＋３”的评价方法，是在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 　　李烈说，小学阶段主要是６到１２岁的孩子，他们个体的身心发展距离成熟也还有很大差距，他们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也是充满各种变数的。 　　所以，她认为小学教育是“在路上”的教育。“每个孩子都有与众不同的特质，都有自己的智能优势”，“全优是才，某个方面杰出也是才”。在李烈心里，要永远给孩子一份希望，给孩子继续发展的动力。 　　这种想法，与李烈一贯强调“育人的核心是爱”相因果。一个人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爱，没有爱的生命是悲哀的；诠释生命的教育中不能没有爱，没有爱的教育是苍白的——在李烈自己写的书《给生命涂上爱的底色》里，对“以爱育人”的理念有清楚而真挚的表白。 　　正是因为爱，孩子们每一个细小的优点在实验二小被“放大”了。一位家长说，她经常接到的“报喜”电话中，除了说考试成绩之外，说得更多的是您的孩子在数学课上图画得好，或者您的孩子写字姿势很正确之类的小事儿。 　　受一家外国航空公司乘务员蹲下来与乘客交谈的启发，李烈十几年前早提出了“蹲下来跟孩子说话”、“注视孩子的眼睛”、“给孩子一个拥抱”、“给孩子出错的权利”等，鼓励教师为学生创设一个被理解、被尊重、被关注、被接纳的宽松成长环境。让每个孩子在成长中感受到爱，进而转化成自己爱的情感和行为，使人格获得健康发展。 　　实验二小的校园里，有一座一位女老师与一名学生脑门相抵的雕塑，可以说，这是这所学校“以爱育爱”理念的浓缩。李烈觉得，这些年来，实验二小的教师队伍对爱的理解在不断升华。也正因如此，实验二小在北京诸多名校中的“口碑”不断攀升。 　　然而，“１０＋Ｎ＋３”评价标准能否被接受、被认同，仍然面临考验。因为对很多家长来说，最关注的问题是没了“三好学生”称号，孩子将来在“小升初”的择校中能否被认可？ 　　李烈对此毫不讳言，为了跟目前市里、区里的一些择校政策相匹配，实验二小会在这套自己的奖项评价标准的基础上按比例继续选送市级“三好生”和“推优生”。 　　李烈没说这样做是基于现实考虑的“妥协”还是为了更大范围内争取认同的努力，但大家都明白，对于李烈和实验二小来说，改变，仍然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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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家子弟眼中的教育歧视 时间：2011-11-28

近段时间以来，“绿领巾”、“红校服”、“测智商”等涉嫌教育歧视的事件，引来外界广泛关注，质疑之声四起。也引发了公众对当下教育制度的反思。 　　唯分数是举的教育体制，使教育部门把分数、升学率作为评价学生、教师的唯一标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考核评价机制，使一些学生动辄被贴上“差生”的标签，被带上了“绿领巾”，甚至被要求“测智商”。而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则被冠以“优等生”，戴上了“红领巾”。 　　毫无疑问，这种把学生以成绩的好坏贴上不同标签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会使被贴上“差生”标签的学生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损害，甚至会因此自暴自弃，且这种做法的消极影响甚至会影响他们终生，对此我有着切肤之痛。 　　1989年我在邻村的一个中学就读，在当时，农村的小孩出路很窄，考学似乎成了农村孩子“鲤鱼跳龙门”的唯一出路，我自小就向往城市生活，因而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很努力，学习成绩也很好，从未出过前5名。在当时，我所在乡的乡中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升学率都是全乡最好的，为了让我考学的几率大一些，我父亲通过关系让我到乡中就读，期望我的成绩能够得到大幅提升。 　　然而，希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在当时，乡中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全乡范围内成绩好一些的、升学有望的大多集聚于此，我等这些农村中学的尖子生到乡中后根本毫无优势可言，也大多不会受到乡中教师的重视，他们重视的是那些今年升学有望的优等生。 　　到乡中后，我的座位由原来的第三排被班主任调到最后一排，和一些复习生做一块，（说明一下，在当时，中专相当的难考，但是上高中又花费太大，因而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考上中专，尽快就业，为了这个目标，有的考生复习了一年又一年），这些复习生程度较好，对老师讲的课也较为熟悉，因而上课期间不认真听讲，交头接耳的现象很普遍，因而在上课时我基本上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 　　本来新生与老生的成绩就存在着差距，再加上听不清老师的授课内容，严重影响着我的学习成绩，但我这人向来不服输，学习依然很努力，很刻苦，因而我的成绩随与一些复习生有差距，但在新生中仍是佼佼者。 　　但即便如此，仍受到班主任的歧视，我仍然被冠以差生，在我的记忆中，为人师表所必备的和蔼可亲、关怀备至那些优良品质在我们班主任的身上不见分毫，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班主任从未关心过我，有一件事更是让我气愤到了极点。当时由于学校没有寝室，我借宿在一个亲戚家，离学校有点远，虽然我很用心，但有一次由于晚上学习的时间太长，第二天早上我上早读课迟到了，但迟到者并非我一人，还有两位班主任眼中的学习佼佼者，但那天早上，班主任唯独让我站在了教室外，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了我，而那两位学习较好的同学的迟到行为他却只是提醒了一下，就让他们进了教室，当时我十分气愤，甚至有了退学的念头，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此事，我都十分痛心。 　　可见，歧视差生的危害性是极大的，因而不管以何名目为借口，歧视差生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都应该叫停。但这样事件的发生，根在当下的功利性的教育制度，因此叫停容易，根除难，如果不改变当前功利化的教育体制，不改变对教师、学校的评价机制，变象歧视差生的事件很难杜绝。就像赵本山说的小品那样，很快会穿上新“马甲”，以新的面目出现。（河南省南召县人大常委会 崔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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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勇：教育的底色是公平作者：詹勇  时间：2011-11-14

近来，一些学校出现的“颜色标签”颇为引人注目。西安一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包头一中学给“好学生”穿红校服，山东一中学用红黄绿三色作业本区分学生成绩好坏。 　　这些做法，尽管其初衷可能是教育探索、激励上进、缩小差距，但在教育实践中，已然变形走样，甚至背道而驰：戴着绿领巾的孩子一出校门就赶紧摘下领巾塞进书包，领到颜色作业本的孩子经常躲着做作业……“颜色标签”已给一些孩子的精神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有着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古训，在近现代教育视野中，卢梭提倡“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们作出好坏的评判”，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一再提醒，在影响学生的内心世界时，不应挫伤他们心灵中最敏感的一个角落自尊心。“颜色标签”之所以为人诟病，不仅在于其简单粗暴的教育功利化倾向，更在于无视个体尊严和个性的等级制度，生生将本应在同一片蓝天下并肩成长的孩子分隔开来，给教育公平抹上了暗色。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颜色标签”，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看不见的教育差别标识。学校有重点校、普通校之分，班级有重点班、实验班、普通班之别，学生有特优生、良好生、普通生、差等生之属，农民工子弟“入学难”背后是户籍制度下本地居民、外来人口的待遇差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难”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 　　这些有色无色的标签标识折射出了转型期中国教育事业的难点和痛点。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教育改革浪潮中，教育公平成为各国政府和教育界最关心的问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人民教育需求的迅猛增长，审视中国教育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在教育公平迈出重大步伐的同时，一些教育不公问题也更为凸显，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成为紧迫的现实课题。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最大的公平是教育公平”，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近年来，“促进公平”作为工作方针之一写进了《教育规划纲要》，“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正是着眼于受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义务教育、师范教育免费政策陆续出台，应对名牌大学农家子弟越来越少的“自强计划”“圆梦计划”不断推出，让农民工上大学的“农民工高考”火热进行…… 　　在现实的困惑与改善的努力中，教育公平的逻辑越来越鲜明：教育发展需要量的丰富，但更要有质的均衡；需要技术的升级，但更应立足人的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当然，教育公平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的历史过程。面对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五花八门的教育方法，不论是社会管理者还是教育者，都须清醒地看到，教育的底色是公平。只有在公平正义的背景下，教育才会成为人人皆可攀援的“向上阶梯”，学校才会成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乐园，我们的社会才能绘制出色彩斑斓的发展进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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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教育岂能制造歧视作者：刘洪波  时间：2011-11-01

无锡市儿童医院，测智商的学生已经预约到了11月底，原因是一些老师要求差生进行这一测试。这一新闻有似曾相识之感。翻检旧稿，早在1995年，我的一篇文章就议论过北京市一些小学对“差生”推行测智商的做法。学校要求一些孩子测智商，说的是“开个弱智证明来”，而且交代“医生问什么全说不知道”。这样的测验，弱智自然是成群的。学校说，“弱智证明不放档案，但毕业考试成绩不及格也可以升学”，而实际上“弱智证明是和升学率、及格率以及教师的奖金挂钩的”。 　　在网上搜索，可见这样的做法遍地开花。这两天，媒体报道无锡的“差生”被测了智商；稍早一些，媒体报道广州白云区穗丰小学组织了13名学生到广东三九脑科医院测智商；去年1月，重庆晨报报道该市渝中区一所小学也组织了“差生”到医院进行智商测验。 　　报道中，无锡已经出台禁令，“坚决制止和纠正要求对中小学生进行‘智商测试’的错误做法”，称要对存在此类错误做法的学校和老师在各类评优评先中“一票否决”。但我也知道，1995年媒体报道北京有学校组织“差生”测智商后，教育部门也进行了禁止，然而，结果如何呢？今年8月检察日报报道，北京仍有学生在暑假前被学校要求测智商，称这样就能使学校对学生教育“对症下药”。 　　让学生测智商的做法，在多个地方屡屡出现，原因都是一个，学校或老师认为“差生”拖了后腿，而智商测验分值低，“孩子的成绩就可以不计入班级成绩和考核”，这样老师就能够通过绩效考核，学校也可以统计出好分数。 　　教师和学校为了奖金而对“差生”进行定向排斥，当然是重大问题，医院能够随便开出“弱智”证明，也堪称奇观。然而，教育主管部门不去改变其“绩效考核”的方法，保留“智商低的学生不计成绩”的条款，又何辞其咎？教育主管机关、学校、教师以及医院，都走上了向学生批发“弱智”称号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特色。 　　没有谁反省自身，所有的机构都可以大吐苦水，诉其委屈。“弱智”帽子大批发的现象后面，有着如此中国式的景象。教育主管机构会说绩效考核之必要，而除开弱智学生的成绩又可以使绩效考核实事求是。学校和老师会说，绩效考核太严格了，拿不到绩效奖金是多么冤枉。医院则要说自己是何其无奈，家长就要“弱智证明”，甚至学生就是“问什么全不知道”。于是，一个荒谬的事情，经过多个方面联合完成，却没有哪一方觉得自己有问题。 　　教育原本是使人获得发展，义务教育原本是给人以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并使各种才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条件。然而，我们的教育不仅只肯定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而且发展到将部分学生钉上“弱智”的标牌。这样的教育，说它违背了宗旨，已嫌过轻，准确地说，这是作恶。“弱智”的称号后面，学生是否弱智，真真假假，其中既有才能的扼杀，也有失教的责任，还有隐私的暴露。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发展到出现作恶现象而不以为意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会如此变态？ 　　近来，教育的新闻还有不少。西安一所小学专门发给“差生”“绿领巾”；包头一所中学专门配备给“优生”“红校服”。这些做法，据说“初衷”都是不错的，用以激励学生上进。社会歧视是绝对的丑恶，教育在任何社会都必须是阳光的事业，而在我们这个社会，教育机构竟能想出各种招数给学生印“红字”，给学生打上优劣标记。弱智证、绿领巾、红校服等等，不过邪门到耀眼，像座位按分数编排这样的做法，行之广泛而且行之已久，有哪个学校、哪个教育主管机关认为不妥当呢？甚至整个社会都已对此视而不见，连异议都不会有了。 　　在“激励上进”、绩效考核的名目下，教育机构生产歧视，明目张胆抛弃一些孩子，公然将平等教育原则置换成“优劣分等”，这是教育的悲哀。而整个社会对教育机构的歧视行为感觉钝化，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多么习惯于歧视的存在。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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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敌：歧视性教育几时休？作者：无敌  时间：2011-10-31

安“绿领巾”事件刚刚过去，刺眼的“优秀生”校服又出现了。昨天下午“天佑中华A”的微博一经发布，就引来了诸多网民的关注。（10月26日新华网） 　　中国的教育已经背离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等教育的育人原则。由于绩效工资的推行，各教育部门、各校、各个教师，为了做出绩效多拿工资，也即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奇法突现，怪招叠出。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主要以学习成绩，辅以纪律状况，把学生分成优、中、差几类。分类的目的又不是为了给差生开小灶、吃偏饭，帮助其赶上来（这个太费事，吃力不讨好），而是人为地把学生两级分化，使优生树立起天然的“大脑”优势，差生树立了娘生的“自卑”情绪。 　　好多高中校至今还在分重点班、拔尖班、普通班（有些初中校也分），一般学生要想上拔尖班，家长就得大出血（一般差一分交近万元）。从幼儿园开始，好学生就受尽了“好座位、多提问、多表扬、多奖励”的礼遇，差生只能向隅而泣。小学、初中，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学习好的学生一好百好，是老师的掌中宝，家长的心上肉，学习差的学生一无是处，是“老爷不亲、舅舅不爱”，学校里一出现坏事，是首先的怀疑对象。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个拼“大脑”的教育。 　　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里，出现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来“激励”学生，包头市二十四中与房地产商一起给优生穿红校服（学校是激励，房地产商是做广告，各取所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虽然一个对的是差生，一个对的是优生，但在教育方法上，却是异曲同工，都是一种歧视性教育。 　　教育的功利性（绩效工资、重奖）必然要带来教育的短视性。教育各界为了争功夺利，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拼学生的大脑，看学生的分数。绿领巾、红校服只是众多方法之一。更为严重的是，学校为了提高知名度，高分学生可以卖钱！这个由初、高中民办学校发明的奇法，已经遍及公办校。高分学生的价码也越来越高，有的达到十几万，而且抢夺激烈。高中校与学生家长签订协议，先付若干万，考了清华、北大后再付若干万。我地有个学生，被一近邻地学校以10万买去，我地学校再以15万买回。这个学生不负众望，今年考了清华，我地还以古状元夸官形式游过街呢。另一被外地以10万买去的学生，因差三分没有考了清华，就只拿了5万定金。可见，现在有个智力高、脑筋好的孩子，也可以发财致富。 　　有人问：买学生的钱从哪来？这个不用担心，学校有成绩了，政府的奖励高得出奇（这是政府重视教育的唯一方法），仅一个教师节，我们这个14万人的小县，就奖了近400万。再说，考不上高中又想念的，交费；不够住拔尖班的想进，交费。这些费合起来数目不菲。而买几个高分生的经济效益、荣誉效益都大得很，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所以，买卖学生的市场也就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了。 　　看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学生的素质、道德、情操、理想等等都是虚的，是若干年后才能体现出来的，那时已不归学校所有。唯有学生的分数，摸得着、看得见，立竿见影。故为了激励学生重视分数，绿领巾、红校服之类最简单、最可行、利益能归当时的办法自然就有人想出来了。但照这样做，估计发明大王爱迪生，科学巨匠牛顿、爱因斯坦等都因调皮捣蛋而被扼杀了。就是数学考零分的吴晗，估计也上不了大学，只能打工挣钱了。 　　从绿领巾、红校服、买卖学生这些现象中，中国教育应该反思什么？中国要立于世界之林，需要怎样的教育？是认真考虑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