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向日本学习！！ 。[==不要删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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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應學習日本什麼？

邱立本

中國要向日本學習什麼？從魯迅到郁達夫，都在日本土壤裏發現靈感的泉源。百年以來，日本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揮之不去的鏡子，不斷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的痛苦。



其實所有的留學日本的學生，都看到日本社會的特色，就是全民對學習的重視，對基礎教育的重視。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就投下巨大資源消除文盲，全面提升識字率，從娃娃抓起。日本基礎教育的特色就是要求平等，不管是多麼窮困的地區，都爭取擁有和繁榮都會區一樣的資源。中央政府在這方面極為重視，確保不會因為家貧而使學齡兒童失學。偏遠地區的學生，從北海道到沖繩，都會有說東京口音的小學老師，保證學生的「國語」標準。


但這項日本現代化的傳統，卻映照出今日中國的悲哀。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卻是面對基礎教育崩壞。一九七七年文革結束後第二年，中國迎向教育改革的狂喜，恢復高考，走出四人幫泛政治化的陰影，但卻一步又一步走向基礎教育被遺忘的陰影。教育逐漸被市場化，尤其在全國向「錢」看的氛圍下，越來越多的窮困地區的學子失學，義務教育不能落實，成為中國人胸口的最痛。


基礎教育的失敗，其實不僅是貧困的地區，還包括了繁華都市約兩億民工，他們由於沒有城市戶籍，子女都不能進當地的學校，不少就因此失學，或是進去簡陋的民工學校，讓「二等公民」的烙印延伸到下一代。


八九十年代香港、台灣和海外華人所發起的「希望工程」，其實就是對中國基礎教育的失望。為何中國的基礎教育還要靠境外的協助？尤其近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逐漸躍居世界前列，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到了二零零八年，中國的教育經費，只佔中央財政支出的百分之四點四，而日本的教育經費，近十年都是佔百分之八以上。這巨大的落差，難道還不值得全球中國人警惕嗎？


事實上，中國現在的教育經費，只相當於日本的一九二五年；中國教育支出佔政府預算的比率，在全球一百五十一個國家中，排名極低，不僅落後於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也落後於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像古巴、朝鮮等，甚至是落後於很多非洲窮國。


基礎教育的崩壞，不僅是道德的問題，也是國力的問題。當中國很多官員都表示關心中日國力比較時，他們為何看不到中國基礎教育失敗的惡果——中國的文盲率估計近人口百分之十，也就是約一點二億人，等於日本的人口。


再窮也不能窮孩子。但中國無論在窮困的三十年前，或是在相對富裕的今天，還都是在窮孩子，還是在歧視最無助、最不能爭取自己權益的群體。


日本是一個沒有文盲的國家，中國要向日本學習，首先就要從基礎教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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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学习 [转]

在脑海深处，唤起了深深的烙印，记得在高中的时候在《读者》看到的文章，说的是学习日本的。文章是忘记了，说的是日本的危难意识。那个时候开始便在的意识的深处，暗黑的深林当中，刻着向日本学习。     历史上的日本不光彩，特别对于中国这个被侵略的国家来说，日本的罪行罄竹难书。国仇家恨固然不能忘，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否定，“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在170年前说的这句话放在当下并不过时，甚至是很时髦的言语，符合主流。现在的中国四处在学习，向美国学习、向西欧学习、想苏俄学习，而现在更应该向日本学习，当然之前我们也在学习，现在很多的"90"就在学习日语，佐藤樱花国际日语就是一个教授日语的机构。
    除了仇恨，我们对日本的人的印象估计主要有这么几个：低头哈腰、动漫和漫画、AV女优、樱花、女短裙、佳能、sony等。貌似不是很特殊的，其中最特殊的要是：用世界百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A片。但是很多的人都不知道日本是一个最能学习的民族，学习强者从来都是的日本的强项，也就是与强者为伍，面对佩里舰队的挑衅，面对船坚炮利的美国舰队，日本人以欢迎的姿态接受了佩里的要求，打开了久封的国门。从此开始了一段屈辱和奇迹，也拉开了百年维新的序幕。今天日本成为亚洲唯一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与强者为伍，是日本的一贯做法。在中国的唐代，日本向大唐帝国学习，派出诸多的日本国民前来求学，很多日本的青年在长安定居，以便更好地学习唐朝的文化。最著名的要是日本的奈良市了，它仿照唐朝的长安建造的，至今让然保留着许许多多的唐朝风格的建筑和文化。在美国打开日本的国门后，日本便开始了大规模地学习西方的文化、科技以及制度。镰仓使节团的出访，几乎踏遍了欧洲当时的发达国家，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德国，在德国日本找到的发展自己的道路。借鉴德国的发展模式，实行由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很快日本就发展壮大，也就在此刻日本摆脱了成为殖民地的厄运。尽管是通过不断的战争和侵略周边的国家来加快自己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同样在美国的策划下结束了战争的日本，满目疮痍，城市成为废墟、急剧的减少。但是维新运动积淀下来的基础，特别是文体科教的基础成为了战后日本重建的基础，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日本经历了被称为“沉默的二十年”，80、90年代经济衰退，日本经历了瑟瑟发抖的寒冬。任正非在《北国之春》一文中，对日本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个寒冬中的表现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他不禁发问要是华为公司经历这样的寒冬能不能够像日本的公司那样能存活下来，中国的企业在中央的寒冬中能否走出困境，存活下来？华为和中国的其他企业是否为中国必将经历的“寒冬”准备了足够的棉衣和粮食。今天的日本的依旧和强大的国家走在一起，美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依靠美国，走进世界强国的圈子，风光不亚于欧洲，知道今天，日本依旧还是“三极”中的一强。
    也就在这个被任正非称为的日本寒冬中，发生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写日记的原因。我根据中国的企业家的最近的访谈整理出来的故事：日本国内的矿产是非常少的，开发起来那是相当的困难的，而在90年代以后，小的金属矿也没有了。冶炼厂不能没有原矿啊，但是现在秋田县的那家冶炼厂依旧在运转着，没有矿怎么也练出产品呢。那就是从废家电中提取，如金、银、铜等金属，而且盈利能力比炼矿产还要高。在日本的人的价格是很贵的，但是在拆解那些废家电、手机等等必须要用到的人工，而日本却将这些工作留在了国内经行，这样的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简单的进行外包给一些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中国。一边是资源的循环利用，一边是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一举多得。而更令人意外的是：经过日本的统计，在日本变成的消费大国后，把城市的废家电、非电脑等大小电器全部回收，有计算了各类金属的含量，如铜、银、铅等，那么日本是一个富矿大国。从垃圾里面倒腾几下，日本就是富矿大国，很多人想不到。但是日本早就开始这么干了。在较量未来的博弈中，日本已经占据了先机。日本也早就为自己的未来准备好了。而且这个企业还是民营的，靠着自己的自律、利他来解决民族未来的忧患。这个何等的令人敬佩。日本人民在地震后的利他行为不是让我们这个拥有雷锋和雷锋精神的民族汗颜么。
    改革开放是有三十年了，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可歌可泣，令人惊讶，是个奇迹，别忘了，同成就赛跑的还有成就的一个兄弟，就是问题。中国现在的情况是：问题和速度赛跑，前一段是速度比问题快，后面的呢，这个速度还能保持吗？会是多久呢？会有问题比速度快的一天么？我相会的，就像任正非写的一样--华为的冬天一定回来，华为也终有一天会走向灭亡，就跟人的死亡一样。
    当下的民众的情绪已经开始有点变得躁动了，很多的问题已经体现出来了，人开始变电很浮躁，社会上很多热点新闻就是最好的例证，有些案例令人触目惊心，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那是事实。三十年的狂奔，问题似乎要集中的爆发，而在的这个紧要的关头，我们攒够了足够的能力去解决了没有么？在这个社会的洪流中，个人又怎么面对呢，都是我们即将面对的困境。学习别人的经验或许是最实在的法子，把别人的过去当做自己的未来，不算是一个坏事，少走多少的弯路不知道，至少让你的心里有点底，心里更加的踏实。
    在这个的十字路口，往哪边走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考验这个国家，考验这个民族，考验每一个人。学习下邻居的经验比跟远房亲戚借钱更加的有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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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日本，学什么？2011-07-19 来源: 扬子晚报(南京)


女足世界杯日本夺冠了，很多人会说，我们要学习日本足球，学习她们的技战术打法，学习她们顽强的精神。看起来，这样的说法没错，但这对于目前的中国足球，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学的，是日本人如何精致地对待足球，如何撒网式地将足球带入到寻常百姓家。2004年，记者采访时任国青女足主帅商瑞华时，他就明确告诉记者，中国足球要走日本那样技术型的道路。2010年，记者采访中国国家队新任主帅李霄鹏，他说了和商瑞华同样的话。由此可见，学习日本女足的先进打法，几乎任何一个国内教练都知道。但大家心里都清楚，不是照搬强队国家队的打法，就能解决中国女足衰落之本的。


那么，日本足球哪些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呢？在日本的幼儿园，每个班都配备专门教足球的男老师，虽然是启蒙，但这却对日后孩子们产生踢足球的兴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常说，足球从娃娃抓起，在邻邦日本，这几个字却体现得如此灿烂，而我们的举国体制哪里去了？在女足无法继续辉煌，为领导争得政绩，为中国足球遮羞之后，中国女足已经没人关心，也不再像原来专业体制下那样广出人才了。
在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情况下，我们的女足，没人愿意把孩子送去参与。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抱着肯德基麦当劳看着书，全都是眼镜侠。而足球运动失去了青少年人才的储备，何谈与世界顶级接轨的可能？
现在的日本，有3万注册女足球员，而美国则是300万，德国也有超过100万。我们呢？只有400个。所以，咱们要学日本，首先要踏踏实实从娃娃抓起，而不是总急吼吼地想在自己任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张 昊
(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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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习日本：吴敬琏的见证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7-29/100285225.html

转载其中的相关段落

1.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2.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学习“国外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连续举办了三个大型讲习班；此外，大批学者选择了去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留学或者进修。还有一批中年经济学者，像赵人伟教授和我自己，当时已经50岁上下，仍然到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重新学习经济学。

3.在中国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领导人和计划官员倾心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即使以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发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政府不能不承担更大的协调责任。

4.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短时期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持续。近年来这种增长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1994年以后，中国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地区的情况一样，中国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在20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了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所有这些都向我们警示：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5.与此相关的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这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遇到过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并实现转型，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2007年，中外经济学家曾经在国际经济学会“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北京圆桌会议上对东亚和拉美国家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必然遇到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不论从理论和各国的实践上看，实现平稳转型都非易事。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待于政治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贡献，显然也是责无旁贷的。

6.总之，以上所讲的“中国之谜”，显然是一个值得经济学者认真研究和讨论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和阻碍。这是一个20年来国际经济学界和国际组织一直热切关注的问题，也是对经济学自身，尤其是对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经济学应当勇敢面对这一挑战，在这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面临重大转折的时代，经济学大有用武之地。

最后加几句说明：作者的见证虽然比较权威，但作者自己也只是很大的政经互动网络中的一个点，所见的至多是部分真相，以上所引都应该批判地看。例如，所谓“政府主导型经济”，若落实到微观层面、落实到官僚个人、官僚机构、商人、企业、国外资本家相互作用的微观层面，所谓主导恐怕难以令人信服。而若上升到宏观层面，官僚机构一般会被看成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这个重要方面显然被忽视了。显而易见，它既不够具体，也不够抽象，只是一个很有画面感也许还吸引人的简单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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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仍然值得中国学习
　　我1958年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是《美国家庭情况》。

　　当我很快就要写完博士论文时，有位教授对我说：“为了了解美国社会，你需要到外国去，了解外国的社会，做比较研究，不跟外国作比较怎么能写好自己的国家？”后来，教授为我申请到奖学金到国外学习，并让我“找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但具有与美国不同的文化的国家”。

　　于是我来到日本，在日本呆了两年，第一年主要学习日语，第二年做家庭调查。我去一所小学，请学校给我介绍六个家庭，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走访这六个家庭。他们都对我非常好，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好”，而是很真诚的好。从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认识他们，到现在我们仍然是朋友，他们的孩子、孙子和我的孩子、孙子也交了朋友。

　　当时这些日本家庭并不富裕，但很有人情味，相处起来很融洽。我们不谈政治，就是做朋友。美国人看日本人主要是通过这种日常接触，而中国人看日本人则很多是通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那种非常残酷的“接触”。所以美国人看日本人与中国人看日本人很不一样。

　　在我初次访问日本的1958年，日本还很穷。当时普通美国人家里都有电视机和冰箱，而日本人没有。日本人说他们穷是因为打仗是错的。当时中国很多人认为军国主义会在日本复活，但我了解战后日本人民是不愿意打仗的，觉得二战时期军队领导人欺骗了他们，不讲真话。

　　这些经历帮助我完成了《日本名列第一》这本引起很大反响的书。直到现在，我常常被问到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体会到日本社会的各种成绩，比如普及教育很成功，社会治安很好，犯罪率较低，贫富差距不大，培养了非常能干的官员，而且官员腐败不严重，公司内部非常合作、团结，产品质量提高很快等。我说“日本第一”，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大最强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是如何发展的。写这本书，也是为了让美国人知道日本人很多事情做得非常好，至少比美国做得好，而当时美国人还不了解日本人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

　　这本书出版以后，在日本“出了风头”，而且美国也有许多企业负责人让自己的员工读这本书，要大家注意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很快。不过，赖肖尔（美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编者注）对我说： “日本人读了你的书会变骄傲。”

　　我不知道日本人是否真的变得骄傲，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前10 年确实经历了一个经济低迷期，到现在仍未结束。尽管日本亟须改革以摆脱当前困境，但我们仍应看到日本发展过程中的可取之处，比如，日本经济发展的质的水平、教育、知识、国民素质水平仍然很高，日本社会比美国更节俭，日本很多公司仍很成功，很多产业仍是世界第一，在不少高科技领域日本的出口仍然强劲，日本企业制度虽然有所改变或改进但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因为这种制度能给员工一种安定感和进取心。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并已经取代日本成为 GDP“世界老二”。尽管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中国仍然应该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非“学美国不好的地方”。 【作者傅高义（Ezra Vogel）是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本文由冯昭奎整理。】

　　环球时报　　201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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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我们该向日本学习什么2011年3月18日
　中国新闻网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国民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临危不乱、秩序井然，再次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中国媒体聚焦的热点内容。从电视到微博，日本国民在地震来临时的细节形象一一展现：防灾、避灾意识浓厚，自救行为训练有素，遇灾时互相救助，灾后秩序良好，在物资匮乏时也没有出现恐慌和哄抢。
在此背景下，有人发出“学习日本国民”的呼吁并得到为数不少的中国普通民众呼应，这也不难理解，而怎么学、学什么，仍是课题。 中日一衣带水，彼此的学习、借鉴，古已有之。但作为有着长期历史纠葛、沉重历史包袱、情仇皆深的两个国家，如何从“国民”这一层面谈及互相学习、借鉴，在相当长时间里，却是敏感话题。 以所谓“国民性”而论，中日均属儒家文化圈，其必有同；近现代以来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其必有异。笼统地从“国民性”出发，不免失之标签化。不可否认，日本国民在灾难来临之际值得我国国民学习或借鉴之处，有些是得自先天环境的影响，比如防震意识、专业训练，或也可归于所谓的“岛国危机感”，还有一些，是社会成员富裕之后逐步养成的习惯，比如秩序与节制。相对而言，这些都是更近于技术层面的问题。 反观中国在相关可以向日本学习的地方，不言而喻，即存在明显不足之处，也不宜以“劣根性”简单概括。我们自己存在的问题，有些是文化习惯，也有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或体制导引长期形成，还可能是某种普遍的病态和偏执心理。其中，有些是在社会温饱富足后便可望逐渐改善的，另外一些却未必。 总有些特性，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寡——在国家层面是GDP，在企业层面是利润，在个人层面是手中掌握的财富。人的良善处未必随着财富的增加自然生发，其拙劣处也不见得会随生活富裕而自然消解。在现实语境下，可以如是表达：两国之间GDP的赶超，不代表国民的赶超。 需要向日本国民学习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临危不乱、秩序井然”，更包括一些更为基本的“国民性”内涵。不仅是灾难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如何自救，更包括灾难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如何看待、如何救援。相较而言，这些品质影响更深远，也更足以验证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堪称“现代”、“文明”。特别是像日本这样一个“特殊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军国主义等非正常的教育毒害，国民如何在思想上“解毒”，最终实现“正常化”，相当值得深究。“解毒”的良剂，便是将人生命的价值置于第一位（特定情况下，甚至放在种族、国家之上），摒除偏见、狭隘与仇恨，用关爱与宽容证明自身的国民素质。 作为一个长期受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影响国家的国民，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灾民态度，可以说是有目共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8年5月，日本各大连锁便利店，从当月13日开始每个店中都设置了汶川地震捐款箱。也即是说，日本各地的城市乡村、街头巷尾，人们所到之处都有一个小小的盒子，连着中国，连着四川。凤凰卫视驻东京首席记者李淼回忆说，汶川地震发生后，“很多日本普通老百姓在街头组织捐款，餐馆、24小时店，随处都有捐款箱。日本救援队为尽快出发（要等中方说yes）在成田机场整整待命一晚；除政府外，各党也各尽所能，如自民党就第一时间包机向成都运送物资。” 此次日本大地震，除了中国政府及相关机构及时参与救援，民间发出的声音较之以往也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纷杂的网络意见中，理性与爱愈加凸显。但仍有不和谐音：有网友证明，就在3月12日，在百度搜索“热烈庆祝日本地震”，显示网页为277万个，去掉“热烈”再搜，则是852万个。 尽管每个国家的国民都会有形形色色的声音，但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果。 人们公认，地震重塑了日本的国民。其实，这何尝不是重塑作为局外者的中国国民的机会？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国民的成长，不然，无论耸立多少实体的高楼大厦，终究难以掩盖精神上的废墟。 (责任编辑：文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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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什么？201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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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很多中国人自豪于GDP上涨的幅度，甚至有人提出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中国模式”，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模式”像当年的“日本模式”一样风光不再，以至于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将会处于优势地位。幸好总有清醒的人指出各种问题。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说：中国还没有产生具有普适价值的商业模式。但是日本，早已在自己的土壤中找到了合适的模式，比如精细化管理等。
　　日本是一个必须尊重和学习的国家，当全世界都在衰退中缩减消费的时候，几乎经常能在中国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看到日本科研人员不时推出几个栩栩如生的机器人，当我们觉得能聊天的机器人好玩或者嘲笑这些机器人看上去有些无用的时候，应该看看这些数字：日本寄希望机器人产业2025年时的利润可以大涨至近700亿美元。日本还雇用了超过25万的工业机器人劳动者以削减高昂的劳务开支，并希望以此支持未来的工业机械化，日本的机器人工人数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而且在未来15年中很可能会增长到100万。
　　可以展开想象，当老龄化时代来临，日本工厂里到处是机器人勤劳工作的景象，而中国陷入老龄化危机后，要买多少个这样的机器人来解决劳动力减少的状况呢？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都是这个国家的一贯特性，早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日本企业就已经开始从其传统优势行业，比如家电、汽车以及电子产品等产业向新能源、动力汽车等新兴产业迁移，并且早已开始在低碳经济领域谋求发展。日本产业转型和对创新的不懈追求并没有像中国人习惯的那样大张旗鼓，日本总是在安静中积蓄着创新的力量。
　　美国人看到的日本人创新：通过采用和改进外国（大部分是美国）的技术，首先是低价，借助更高的质量或服务掌握技术的领先。沿着这条路，它们与客户之间培养了紧密的联系，它们熟悉客户的需求并能够很好地满足它们。技术上的优势加上客户的信任共同堆砌了令竞争对手望而生畏的进入壁垒。（摘自《经济学人》）
　　几个让你瞪大眼睛的数字：2009年，《经济学人》杂志“全球最具创新能力国家排行榜”中，日本位列第一。《创业家》能掌握的数据是：从2000年到2006年间，日本研发投入占GDP比例的3.04%，美国2.73%，欧盟1.86%，中国1.4%.
　　原来，这个看似安静的邻居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步调默默前行。在为此次专题进行的系列采访中，我们一次次为这个民族独到的创新理念而感到震撼。这种有别于传统思维的理念太值得我们这个“热得发烫”的国家认真揣摩。
　　长江商学院项兵院长认为专注和精细一直是许多中国企业的短板，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具有非常大的互补性，两国中小企业合作空间非常大。以下为项兵院长接受本刊采访的观点。
　　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什么
　　去年，我去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亚洲创新论坛。我提了一个观点：目前亚洲企业在考虑企业发展模式的时候，对于西方依然有着一种崇拜的心态，基本上是把西方的理念直接拷贝过来？至少到目前，整个东方的思维依然在西方的框架之下很难超越，当然，日本也不例外。
　　我一直认为“以全球应对全球”是一个国家支撑未来的核心能力。恕我直言，因为文化和语言等带来的一些障碍，日本企业在高端管理人才整合方面是滞后于欧美企业的，所以我判断在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上，日本的大企业在全球诸多行业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日本人会选择收窄行业，集中资源于那些仅仅靠制造的精细和系统集成能力就可以独步全球的行业，在这些领域他们会持续有全球的竞争。
　　我的理解，日本人最大的专长还是在你做出来以后，我能做得更细、更精、更可靠，这是日本企业真正的强项，所以不论是全球知名的大企业，还是众多的中小企业，它们都能在缝隙市场表现杰出，靠的就是专著和精细。
　　这是一种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很独特的思维，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资源、经济结构都不同，当然并不适合套用，但是保持一种亦师亦友的合作确是很有必要的。我认定中国和日本的中小企业合作的空间会是非常巨大的。
　　日本有很多非常好的中小企业，它们有良好的品质，品牌，产品研发能力，但是他的国内市场萎缩，人口老化减少。这些中小企业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在全球化的今天，日本很多中小企业在国内及国外的发展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而对于中国，专著的精细一直是我们许多企业的一个短板。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要从组装走向制造，从低端走向高端，从低附加值走向高附加值，仅仅靠自主创新、自力更生，我认为难度是非常之大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日本人的专注，日本人的创新，它们有这些东西。它没有我们快速增长的市场，我们有“人口红利”，至少还会持续十年，中日在中小企业上的互补性是非常之大的。在未来中日中小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联盟联合而更好地应对国内市场的挑战，并更有可能联手应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是非常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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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学习　　　 文 / 浏阳老虎

声明：我恨日本人，我不是汉奸，我建议学习日本人。 　　看骂日本人的文章看得太多，骂什么的都有，就没看到多少要“学习日本人”的话，这次希望拿出来大家参谋、参谋。古代的中国人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强者，强自内心，并不是“自封”和骂几句娘就可以成为强者的。我们中国人要好好学习日本人敢于超越老师的学习精神，好好学习日本人重视细节的认真态度，好好学习世界各国文明的精华，老老实实做好中国自己内部的事（包括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建立民权、民生、民族的、文明富强的中国），否则，单靠嘴硬，硬不了多久。 　　第一，学习日本自强不息的精神 　　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根源在于日本民族文化及心理上的同质性。在正规场合下，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给人以地位十分悬殊的印象，下级对上级总是那么鞠躬顶礼，但在非正式场合的相互关系中，下级会感到同上级亲如一家，社会没有阶层化，杜绝了阶层亚文化的产生，从而保证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 　　日本在世界民族坐标中是个有特色的民族。以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从事以种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型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从春种到秋收若无整个家族及邻舍的彼此照料帮忙，势必举步维艰。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核心？集体本位主义形成的始因。日本文化可说是一件“百纳衣”，主要由中国、英美及本土诸种因子构成。日本人自身创造力依靠引入外来文明得到启发，进而推进本国发展。日本文化的继发性形成了该民族学习和接种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略，且与传统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种新质的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 　　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日本人具有“亲自然”的情感倾向，在思维方式上重感觉、轻抽象；重经验、轻思辩。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说到底是它文化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而形成实用主义。“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日本传统的整体结构是“家”的联合，其顶端是皇室，这种多层次的同组关系形成作为日本社会整体的政治组织即国家。这种纵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日本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每个男女生来负有“恩情债”。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的主要形式是“忠”。世人皆知的日本人的“企业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因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日本才能踏上其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第二，向日本学习注重细节的品质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细节决定成败。一个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可以造就一个公司的成功，而一连串不起眼的细节的忽视，可能就会导致一座现代化大楼的坍塌。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公司、一个国家的成功，往往也都体现在对细节的注重上。中国人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荣，把任何事都看得远、看得广的人尊为高人，将志在四方、以报效国家为追求的人视为国家栋梁。但是，我们既需要雄图大略，更需要将宏伟蓝图落实到细节、并将每一个细节都扎实完成的精神。在这个方面，日本人凡事从细节入手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日本人是一个有匠人气质的民族。这使日本人对关注日常生活小事的态度，细微到了极致。比如，在生活用品上，日本人制作的苍蝇拍，不仅可用于拍苍蝇，还附有装死苍蝇的小盒子；有一些人还为指甲刀做了一个套，以免剪指甲的时候指甲屑乱飞；还有厨房的用具，小巧玲珑、形式各样，用起来得心应手。这种追求细节的精神，使日本几近成为一个“方便之国”，日本人发明了各式各样的方便面、方便酱汤和各种方便食品，24小时的便利店到处可见，送饭到家的业务也早已盛行。近年来，甚至还兴起了手提式的方便厕所，以便于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堵车不能如厕的驾车族。许多人到日本旅游，都会惊叹于日本人在生活细节上的微观思维。今年以来，一些民意测验也表明，日本旅游者的形象、外国人对日本人的好感度，以及在日本生活的便利程度等等，都排在世界之前列。这些都与注重细节有关。 　　第三，向日本学习时时处处的环保意识 　　笔者记得一组数据，“我国每年丢弃的一次性筷子达450多亿双，制造这些筷子需要砍伐近2500万棵树”。相比日本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65%的国家，我国更需要倡导人们自带筷子就餐。轻轻小小的一双筷子，并不会占据多大的空间，把它装进包中，更是举手之劳，可若一旦成为全民的习惯，它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观的作用不可低估。 　　据好事者披露：在餐厅就餐时，日本人的第一个动作，都是习惯性地打开随身携带的背包，从中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起初，我对他们的一致举动很费解，没想到，盒子里装的居然是或竹制、或铁制的筷子。对此，我不得不感叹环保意识在日本的深入人心，感叹自带筷子竟成为了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是学历史的，我比很多人都知道日本鬼子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侮辱与伤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做的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有爱国情感——牢记历史，我们更要有危机意识——否则，还会要受侮辱与伤害！战胜对手，首先要学习对手。我们要学习的还很多。我今天提出来，是想我们的国人有更多务实的态度和实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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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我们应该向日本学习什么？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日本发生的9级大地震虽然损失惨重，但日本民众在地震来临时的表现给世人印象深刻。原因正如美国灾难预防专家所说，是地震文化救了日本。
　　美国专家这话的意思是，地震之后，日本民众根据长期养成的技能和习惯自主避险，媒体、社会组织、政府也都以最快的速度和非常专业的方式投入救灾。面临1900年以来的全球第五强震，日本前期准备堪称完美。所以，比起2004年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以及去年发生的海地地震死亡20多万人来，尽管日本这次地震也造成了较多人员伤亡，但应该看到，在大自然面前，日本并未丧失对抗能力。
　　近年来，全球发生超过8级以上的大地震多次。至于7级以下的地震，更是频繁发生。如此密集的地震，再次向全球特别是抗震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发出了公共安全的警讯。
　　中国也是一个地震频发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给国人造成的伤痛，永远不会忘记。就在日本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刻，我国云南盈江县发生了5.8级地震，虽然震级不及日本，但也造成20多万人受灾，死亡25人。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的地震文化。
　　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地震等自然灾害还带有较强的社会性。我们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阶段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极可能因对自然灾害的处置失当而引发社会危机。另外，比起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来，中国无论在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的应对方面，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以地震来说，很多城市的建筑质量都不过关，达不到抗震标准，多数中小城市甚至连500人的受灾安置能力都不具备，更没有几座像样的避难场所。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要解决硬件方面的欠缺比较容易，关键是软件方面。软件方面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政府自身的危机意识、管控能力和管理机制；二是民众对危机的认识和反应。这决定了政府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应该说，经过汶川大地震以及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后，无论是政府和民间，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都大为加强。
　　但是，不必讳言，我们要达到日本那样的地震文化程度，还有相当大差距。就政府来说，越到基层，政府的危机感越弱，而很多公共安全危机，恰恰发生在局部和基层。另外，由于政府层级过多、部门分割以及对上不对下的政绩体系，也使得政府获取危机的信息渠道不畅，机制僵化，管控能力较差。从民众和社会来看，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对公共安全的认识也还有待提高，依赖政府的心理比较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获得事实真相，当危机来临时，人们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人恐慌是经常之事，从而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
　　所以，一旦发生类似于地震这样的公共安全事件，政府应急预案能不能马上启动，如何疏导群众恐慌心理等，我们其实没有太大把握。比如，前不久江苏响水县化工企业的毒气泄露传言，竟然引发全城大逃亡，这就是基层政府危机处置不力的案例。
　　此外，我们的问题还在于，由于民间组织未全面成长，加之社会信任的匮乏，每当灾难发生时，政府得不到社会和民众的配合，往往被迫包揽危机的处理，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一个社会，如果危机来临时，人与人之间不是冷漠、猜忌、排斥甚至趁火打劫，而是相互关怀、友爱、理解、宽容与帮助，那么，这就是为战胜危机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但这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和信任机制的建设。
　　因此，对照日本这次大地震及日本民众表现出的地震文化，检查和反思我们在公共安全体系上的缺陷，以防患于未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日本的“地震文化”时刻准备着“下一场”地震的到来；那么，对我们而言，要降低公共安全所蕴涵的巨大风险，政府也必须在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尤其是要加快民间组织的培育，重建整个社会的信任纽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防范由地震引发的各种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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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教育:中国要向没有文盲的日本学习
2009年01月09日

中国新闻网


香港《亚洲周刊》2009年第2期刊文指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日本是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中国要向日本学习，首先就要从基础教育开始。
文章摘录如下:
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从鲁迅到郁达夫，都在日本土壤里发现灵感的泉源。百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镜子，不断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痛苦。
其实所有的留学日本的学生，都看到日本社会的特色，就是全民对学习的重视，对基础教育的重视。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就投下巨大资源消除文盲，全面提升识字率，从娃娃抓起。日本基础教育的特色就是要求平等，不管是多么穷困的地区，都争取拥有和繁荣都会区一样的资源。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极为重视，确保不会因为家贫而使学龄儿童失学。偏远地区的学生，从北海道到冲绳，都会有说东京口音的小学老师，保证学生的“国语”标准。
一九七七年文革结束后第二年，中国迎向教育改革的狂喜，恢复高考，走出“四人帮”泛政治化的阴影，但教育逐渐被市场化，尤其在向“钱”看的氛围下，穷困地区的学子失学，义务教育在一些地区不能落实，成为中国人胸口的最痛。
而繁华都市约两亿民工，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子女都不能进当地的学校，不少就因此失学，或是进去简陋的民工学校，让“二等公民”的烙印延伸到下一代。
近年中国的外汇储备逐渐跃居世界前列，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到了二零零八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中央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四点四，而日本的教育经费近十年都是占百分之八以上。这落差难道还不值得全球中国人警惕？
事实上，中国现在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的一九二五年；中国教育支出占政府预算的比率，在全球一百五十一个国家中，排名极低，不仅落后于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也落后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像古巴、朝鲜等，甚至是落后于很多非洲穷国。
再穷也不能穷孩子。但中国无论在穷困的三十年前，或是在相对富裕的今天，还都是在穷孩子，还是在歧视最无助、最不能争取自己权益的群体。
日本是一个没有文盲的国家，中国要向日本学习，首先就要从基础教育开始。(邱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