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诗词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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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诗词欣赏





    蒋介石习武出身，舞文弄墨非其所长，平生诗作存世不过十余首。　　
　　1908年，蒋介石获清廷公派去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士官预备学校——振武学校。不久，就由他的浙江同乡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蒋介石对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俄国和日本的侵华野心有清醒的认识。1909年，他有一首小诗《述志》，述说一个热血青年的报国之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万事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此诗可谓蒋氏代表作，其平生之志趣、抱负、性格乃至命运，都可以从中窥见。爱国是无疑的，以光复神州为职责并非大话。个人抱负也不必讳言，其志岂在封侯，其志又岂止在封侯！在二十世纪的腾腾杀气中，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终是“力不如人万事休”，一语径自成谶。以诗质论，则粗豪无文，正是赳赳武夫本色。

　蒋介石故乡所在的溪口雪窦山景色绝佳，他一生中曾多次登临，乐而忘返。尝嘱夫人宋美龄实地勘测，拟建成中国第二庐山。1920年11月23日蒋介石曾有《雪窦山口占一绝句》：

　　雪山名胜擅幽姿，
　　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隐莫迟迟。

　　此诗有传统文人怀抱，兼具儒家的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情结。相信那一刻，为名山胜水所醉，其功成身退、归隐林泉的愿望是真诚的。然而终其一生，蒋介石并不曾真的退隐。
　　1925年2月，蒋介石率军东征陈炯明，连克东莞、石龙、常平。2月10日军次常平，作《常平站感吟一绝》：

　　亲率三千子弟兵，
　　鸱鸮未靖此东征。
　　艰难革命成孤愤，
　　挥剑长空涕泪横。

　　此役原计划以滇粤桂联军十万之众为主力，东征开始后，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却按兵不动，唯右翼的粤军和黄埔校军进展迅速，并付出重大牺牲，这就是诗中的“孤愤”之感的来由。

1926年北伐时期，《江西日报》创刊，应江西省主席李烈钧之请，当时镇守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作诗道贺，发表在12月1日该报创刊号上。诗题《贺〈江西日报〉诞生》：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这掀天倒海的潮流， 　
      竟已仗着自然的力，
　    挟着它从珠江来到长江了。
　　  潮流是什么，是什么？
　　  不是绿的水，是红的血和黑的墨。
　　  今天我们的血已染红庐山的面，鄱阳湖的口。
　　  这黑的墨，正拌着那红的血，
　　  向着长江的水流去。
　　  这新诞生的《江西日报》，
　　  就是挟着这墨的力和着那血的力，
　　  一直冲向黄河流域去。
　　  呀！好革命的怒潮啊！
　　  呀！好革命的势力！

　　有趣的是，这样一首白话诗、自由诗，也就是所谓新诗，竟会出自蒋介石的手笔！在人们惯常的印象中，蒋似乎一直是守旧的，代表着文化保守主义。　　
　　1928年11月，已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外出视察，21日于安徽怀远作《出发校阅撰歌二则》。

　　其一：

　　五月三日是国仇，国亡岂许尔优游。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快来共奋斗。革命革命，牺牲牺牲，黑铁赤血，求我国家独立平等与自由。独立、平等，中华民国乃得真自由。

　　其二：
　　北伐虽完志未酬，男儿壮志报国仇。报国复仇在革命，革命未成死不休。


1935年7月，正值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一路部署围追堵截的蒋介石忙里偷闲，于27日登峨眉山，作《游峨眉口占》二首：

　　朝霞映旭日，
　　梵贝伴清风；
　　雪山千古冷，
　　独照峨眉峰。

　　步上峨眉顶，
　　强消天下忧；
　　逢寺思慈母，
　　望儿感独游。

　　第一首景中寄兴，表达身居绝顶的快意。第二首由忧国转而思亲，述说忠孝不能两全之憾。据说当年武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即中断在日本的学业，回国参加革命，在率部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前，他给母亲的信中恳请“恕儿不孝之罪”。

1945年10月9日，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国庆前夕，国共和谈之“双十协定”签署前夕，蒋介石于重庆作《大中华歌》：

　　战胜强权，复兴中华。协和万邦，威振迩遐。完成国民革命，建立平等自由大中华。民族解放，民权吐葩。民生乐利，自由开花。实现三民主义，建立富强康乐大中华。五权并立，五族一家。民国万岁，宪政孔嘉。厉行五权宪法，建立统一独立大中华。
　　是为歌词，一咏三叹，尽述其建国理想。

　然而，歌犹未竟，战端重开，四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即败走台湾，1949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台北作《六三自箴》：

　　虚度六三，受耻招败，毋恼毋怒，莫矜莫慢。不愧不怍，自足自反，小子何幸，独蒙神爱。惟危惟艰，自警自觉，复兴中华，再造民国。

　　其中“小子”一语，出自《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之什》，系周成王自称，故谦敬中有傲气。当晚，蒋以日记自省：“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1950年10月25日，蒋介石将其五年前所作“五箴”修订为“四箴”。
　　《法天自强箴》：

　　中和位育，乾阳坤阴。至诚无息，主宰虚灵。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主敬立极，克念作圣。

　　《养天自乐箴》：
　　澹泊冲漠，本然自得。浩浩渊渊，鸢飞鱼跃。瀀游涵泳，活活泼泼。勿忘勿助，时时体察。”

     《畏天自修箴》：
　　不睹不闻，慎独诚意。战战兢兢，莫现莫显。研几穷理，体仁集义。自反守约，克己复礼。”

     《事天自安箴》：
　　存心养性，寓理帅气。尽性知命，物我一体。不忧不惧，乐道顺天。无声无臭，于穆不己。

　　这一组箴言，用于自勉自励，内容大致为中国古人修身养性格言的集合重组，见出其对于传统处世哲学的皈依。
  1953年10月31日，宋美龄以画为蒋祝寿，蒋介石作诗《为夫人题画》：

　　风雨重阳后，
　　同舟共济时。
　  青松开霁色，
　　龙马动云旗。

　后来的岁月里，蒋宋间仍不时有诗画合作，如题竹诗句：雪筠彰清节，耸翠傲岁寒。题荷花诗句：风清时香来远，坐对浑忘暑气侵。”人生渐入晚境，诗亦渐近闲适安恬之风了
　据说，蒋介石还有若干旧体诗词，作于阳明山别墅，因多抒写晚年颓唐心绪，不肯示人。1979年宋美龄曾向美国《天下事》旬刊“人物志”专栏记者哈妮透露，她在蒋介石去世后，发现丈夫作于五十年代的一些诗，计有旧体诗词四十三首，新诗一首，自嘲打油诗二首。本想为之结集出版，但蒋经国认为，这些诗虽然制作精巧，但大都品位不高，使人阅后很容易联想到南唐亡国之君李后主。宋美龄认为言之有理，待再读其诗，发现有的对中华民国的前途太不乐观，有的对部下指责过多，有的仇恨中共甚于日寇，为不影响蒋在国人心中的“威望”，遂将诗稿付之一炬。


                               ( 转自中国诗歌圈博客 作者毛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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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炼字艺术举例

1、相传，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与他的妹妹苏小妹及诗友黄山谷一起论诗。小妹说出：“轻风细柳”和“淡月梅花”后，要哥哥从中各加一字，说出诗眼。苏东坡当即道：前者加“摇”，后句加“映”，即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小妹却评之为“下品”。苏东坡认真地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小妹微笑道：“好是好了，但仍不属上品。”一旁的黄山谷忍不住了，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山谷吟诵着，玩味着，不禁托掌称妙。试想，如果是“八月秋高风怒号”，细柳梅花则不堪一击，只能是败柳残花。其实这个“扶”和“失”字，好在不仅抓住了景物特征，从根本上说，它创造了一种和谐朦胧的美妙的意境。

2、杜甫《登高》中的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常”字写时间之长，频率之高，由此强化了诗人因遭遇坎坷、长期漂泊而产生的孤苦与悲凉的心境；“独”字，根据对仗的原则，可以理解为“偏偏”之意，诗人却偏偏要在多病之秋登高感怀，这不正是伟大的爱国诗人那种忧国忧民、虽九死犹未悔的执着精神的体现吗？

3、唐代诗人齐已曾写过一首《早梅》，其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诗人郑谷看后说，此诗好是好，不过宜将“数”字改成“一”字。齐已连连叫绝，故拜郑谷为“一字师”。为什么这个“一”字就锤炼得好呢？其实，如果遵循生活真实的法则，诗人早晨起来看到的也许就是凌寒开放的几朵梅花；然而，艺术毕竟不同于生活，它得具有感染力，一个“一”字，给人的新奇夺目的气氛比“数”字要浓得多，而且又有引发读者想象的韵味，更给人以无限的希望。
4、古诗句中的一些词语的用法较为特殊，了解其用法，对于我们理解句意乃至体会整首诗歌的思想感情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白在一首表现音乐的诗中写道“客心洗流水，馀响入霜钟。”要理解这个“洗”字的妙处，首先就要弄清其用法。在用法上它有被动意义，亦即“流水洗客心”之意。“洗”字与“客心”搭配就充分表现出了音乐涤荡胸中世俗杂念的巨大感染力量，与“流水”搭配又暗取“高山流水”的典故，恰倒好处地表现了诗人与蜀僧的深情厚谊。

5、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中先用“过”、“到”、“满”等，这些词语都是以极普通的用法表现极普通的意思，而改用一个带有使动用法的“绿”字，用来支配“江南岸”，不仅写出了江南大地由枯变绿的过程，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将江南大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呈现出来了。

6、杜甫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一句中，“燃”字用得极妙，由“燃”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火，把花与火相比，就抓住了花明丽、鲜艳的特征，在青绿背景的反衬下，花朵就显得格外红艳。不仅如此，还利用火苗燃烧的跳动感，赋予花儿以动感，化静为动，就把花朵竞相开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生机盎然的特征准确地传达出来了。

7、杜甫在《旅夜抒怀》中这样描写所看到的景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为何要用“垂”、“涌”二字来描述星和月呢？原来诗人抓住了“平野阔”这个特点。在此前提下，用此二字才符合视觉规律：仰望天空，因原野空阔，星星近者高，远者低，就像往下掉的样子，故用一“垂”字；平视前方，因原野空阔，月亮从江边升起，给人的感觉就像从江中升出一般，故用一“涌”字；而“涌”又带有一种强烈的动感，不是从江水中浮起，而是“涌”起，又因诗人抓住了江水澎湃、激荡的特点。

8、孟浩然有一首《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其中后两句是为人传诵的名句。一个“低”字，抓住了景物的特点，而一个“近”字则赋予了景物以感情。诗人为何不说江清“人近月”而说江清“月近人”呢？当然，除了要符合音韵、格律上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因为“日暮客愁新”，所以月亮成了一个能理解诗人痛苦和愁情的伴侣，它要主动靠拢来陪伴、安慰漂泊流浪之人。

9、张先的《天仙子》中有“沙上并禽池上冥，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王国维在评价这首词时说，“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因为这个“弄”字，能引发人的联想，“花弄影”，那又是什么弄花呢？这个“弄”字，把“影”这种死景写活了，这就是化静为动。这个“弄”字，含有“嬉戏”、“挑逗”之意，又使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情趣。

10、宋祁人称红杏尚书，因为他有一首《玉楼春?春景》，其中有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认为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读者恍似觉得红杏盛开，枝头蜂蝶云集，熙熙攘攘，齐来闹春，使一幅红杏图春意盎然，但句中并没有说起蜂蝶来，这就是“闹”的作用。我们设想，如果把这“闹”字换成其他字眼，（撇开韵的因素）如“好”、“满”、“浓”、“足”等等，都没有“闹”字来得生动有活力。

11、李白有一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诗人李白正是以物观物，所以才不知何者为己，何者为山，才会这样忘我与投入。而这种闲适、安闲的心境诗人把它外化到“云”上了，用了一个“闲”字。李白何以知道云“闲”，因为李白是云，因为李白拥有一份安闲与闲适，只不过他把这种感情移到了外物上。在美学上，这叫做“移情”。

12、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诗人不说“照”而说“铺”，是因为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几乎是贴着地面照射过来的，的确像“铺”在江面上，体现出诗人用词的准确、形象；同时，用“铺”字还写出了秋天夕阳的柔和和江面的平静，给人安闲、舒适的感觉。

13、陶潜“悠然见南山”。“见”字用起来更能达意。“望”是有意识的，而见是无意识地，自然地映入眼帘。用一个“望”字，人与自然之间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人仿佛在自然之外，自然成了人观照的对象。而用一个“见”字，人与自然不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关系，人在自然之中，与自然一体，我见南山悠然，料南山见我亦如此。与自然一体也就与天地一体，与宇宙一体，是天地境界或者近于天地境界。如果是望，就成了有意所为，而见字正写出了人与自然，乃至于宇宙之间的一种和谐。

14、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溅”、“惊”二字，不仅用字新鲜，而且增添了诗人感时恨别的内心痛苦。

15、“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郊兴》王勃）这句诗，“湿”言“光”，“疏”言“影”，本身就不寻常，王勃写春雨，雨下的时间短，雨后日出，花上已没有雨水，在日光照耀下更见滋润，所以说“花光湿”，这个“湿”字极为确切。这个“光”字显得花有精神，所以说“光”字有情。风停了，在日光照耀下，夜影清疏，一个“疏”字，显得日光从叶影透出。完全按照生活的样子写出，又显得有诗情，用字尽妙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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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如何阅读蒋介石
　　向来不爱读传记。
　　每一个人，无论伟岸或猥琐，崇高或卑劣，成功或沦落，都有着极其复杂的面相。且不论其脑袋中运转的事物难以计数，即便是琐屑事物，记载下来，也为数庞大。即便是丘吉尔自传那样庞大的体例，怕也难以穷尽，又如何能够了解进而判断他的一生？
　　我们几乎都是在对于蒋介石的仇恨之中长大的，这当然要归功于教科书不遗余力地抹黑和掩盖。这是意识形态化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好在教科书并不是所有的一切。我们或者可以假设有些人可能终身所接受到的历史教育都停留在教科书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人群的可悲就已经是注定的了。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便是对照阅读。
　　近些年来由于中国与台湾之间关系的缓和，尤其是台湾国民党高层对大陆的持续访问，两岸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在对于国民党高层人物的描摹上，有了相当大的逆转。2012年图书市场上蓦然出现了许多关于蒋介石的书籍，却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恰如教科书中对于蒋介石有着牢不可破的定论一样，即便这些年来对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有所松动，但是对于蒋介石的贬损却未有稍改。故而三位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大家，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所共同著作的一本作品《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中的一段话就让我颇为感慨：“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或许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固然国人数年来掀起了一股装腔作势的“民国热”，以及在民主压力之下对于蒋介石有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向往之心，但客观评价蒋介石其人其事，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重山。
　　在阅读邹谠先生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时候，我曾经颇为惊异他对于蒋介石毫不留情的评价，亦即，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美国、与中共、与其他社会力量重新建立中国的时候，是负有无法推搪的责任的。在蒋介石的思维之中，“朕即天下”的观念乃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前提，无论是共产党也好，无论是美国也好，无论是任何一个党派、军阀的势力也好，只有他自己牢固地占据权力的巅峰，才是中国解放和现代化的希望。
　　蒋介石即便在其后顺从宋美龄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也一生矢志不渝地坚守这个信仰，但在他的内心之中，儒家思想的浸润也是挥之不去的根本要义。《天下得失》中所解读的蒋介石，显然儒家的自我修养在蒋介石一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但仁者爱人的思维却并非蒋介石惟一的思想来源。孙中山所肇始的民族主义，在蒋介石个体生涯之中，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杨天石的作品《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曾经记载蒋介石1923年代表孙中山出使苏联意图联苏北伐失败的经历，为未来蒋介石坚定的民族主义做了一个绝佳的注脚。
　　儒家思想、半吊子的民族主义加上蒋介石本身性格中坚忍的个性，使蒋成为了一个“残暴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做出牺牲。这也使得他在围剿中共、前期绥靖日本和炸开花园口的极其庞大的心理因素。即便在退守台湾时期，皇权般的绝对权力与施政的惯性使他仍旧采用了高压的手段未曾手软。
　　在多个对于蒋介石日记进行解读的版本之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蒋介石是如何有效地推行民主自由的记载。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只是蒋介石权谋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即便他相信民主是一种可能性，那也在遥远的未来，并不是立即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当下选择。然而，这只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那么客观的半个蒋介石而已。
　　我所阅读过的蒋介石传记中，最为精彩的仍旧不过是驻任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官员的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很高，在台版译本的后记中他这么写道：“在蒋的主政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首富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他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
　　这多少刷新了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而大陆的另外一个蒋介石研究权威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中，有段类似的评价：“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
　　我们常以为蒋介石北伐、清党、东北易帜直至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在其生涯中也是不光彩的一面，但是显然，外界的评价与我们所见，仍有巨大差异。陶涵认为，蒋介石一生之中，统一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而北伐固然期间有着党争、政争等多重因素，而直至抗日前夕，国民党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建设，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并非只是一纸黑墨而已。那时的蒋介石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在各个军阀之间寻找平衡之道，减少战乱对于民众的损害，艰难建设国家整体，绝非旁人可以想见的困难与挫折。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是一部极其严谨的学术著作，显然并非如同陶涵的书那样具有对于公众的可读性，但杨天石先生所做的乃是苦功夫，是对于蒋介石日记的深度研读以及比照各类资料所得出的成果。他认为，蒋介石的长达57年，如今保存达53年的日记，基本上属于自用，而非示人，因此具有极高的真实性。由此，也可以见到，蒋介石那些修身养性、儒家自省、宽仁律己的思维，绝非造作而已。
　　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摆在一起的时候，便得到了一个极其复杂乃至矛盾的蒋介石。一方面，他的统治几乎依赖在对于权力以及传统帝王思想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心想要打造一个现代国家；一方面，他内心中暴虐残忍，圣人不仁；另一方面，他又笃信宗教，学儒爱才。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蒋介石？如何阅读蒋介石？
　　于是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历史无法还原，在解读、再解读，对解读的解读之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历史本原的真实；另一方面，我们却一再必须去重构一个已经湮灭的世界，以求对今日的世界有所裨益。
　　尽管虚无宿命的历史观仍然是我的看法之一，但是惟一可以鼓舞我积极的地方在于，当我们把这些关于蒋介石的事实堆放在眼前的时候，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便得以呈现。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都不可能是单一与分明的。恰恰因为蒋介石乃是一个终身都在矛盾冲突之中生存，并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他天使与魔鬼并备的性格，我们才得以明白现代中国的辗转与多变，确然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所交织而成的图景。
　　历史的功用并不是简单地判断黑白，而是我们需要从历史与它的人物之间去寻找世界发展的线索，从而可以为今天我们所建造或遵从的未来历史提供镜鉴。
　　至少，阅读如此庞大数量的蒋介石，乃是我们忘却蒋介石的一种方法。惟有跨越过对于现代中国如此矛盾而深重的遗产，现代中国才有那么一丝的可能性。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阅读真实的蒋介石，仍旧是那么困顿而艰难的任务。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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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在认识蒋介石“真身”的路上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第一版
　　在很长时间里，蒋介石担任中国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位高权重，说一不二，确实是现代中国一位超凡人物。也许正因其“超凡”，蒋介石也成为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囿于两岸长期的对峙与意识形态的对立，在神化、美化与鬼化、丑化的喧嚣中，我们只能隐约感受到那个云遮雾绕的蒋介石，而难见其“真身”。
　　但是，我们想见识的正是他的“真身”，这需要历史学者去“拨云见日”，去勾勒、描绘出那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蒋介石。
　　最近，在蒋介石研究领域中，出版了一本颇值得关注的书，它力图以学术化的方式呈现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历史学者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尤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一点也不艰涩难懂，而是语句平实，向读者娓娓道来，以学术化的方式讲述有关蒋介石的一个个“故事”，阅读完后会发现，这应该就是蒋介石的“真身”（至少是现有条件下，所能了解到的接近真实的蒋介石），其实他和我们普通人没有多大的不同。
　　参阅了很多新史料
　　蒋介石虽是军事与政治人物，但他非常注意保存史料，生前即多方保存各种公私文件档案。现在海峡两岸（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都保存着许多有关蒋氏的档案，尤其是台北“国史馆”藏量巨大，此即我们通常称为的《蒋档》，此系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资料。据统计，蒋档文件有317136笔，其中单单照片就有50798笔，内容包括政治、外交、军事、财经、文化、社会、交通等诸多方面，非常丰富，可视为研究蒋介石的史料“宝藏”。
　　在有关蒋介石的史料中，近年最引人关注的是蒋介石日记，毫无疑问，蒋日记是近年来推动蒋介石研究日渐深入的最关键史料。蒋氏从1915年，即28 岁，开始记日记，直到1972年，这年他85岁，手肌萎缩，不能执笔，3年后便去世了。蒋介石一生总共记了57年的日记。蒋日记，后几经周折辗转，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2006年逐步对外开放，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
　　众所周知，日记乃记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蒋日记内容很丰富，包括他的工作、生活、读书及其所思、所想、所行，等等，可以说，蒋日记大有裨益于我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从这点讲，蒋日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应当承认，蒋日记无法给当下的中国现代史叙述框架带来颠覆性作用，但足以重建很多史实，使得我们对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加细化、精准、深入。当然，只看日记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才有可能揭示历史的本相和蒋介石的“真身”。
　　《天下得失》一书所征引的主要史料是蒋介石日记，也大量利用了其他的历史档案文献资料，除中国大陆方面外，台湾方面的“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大家所熟悉的研究机构的藏档，在本书中均有征引。从史料种类而言，既有日记、档案，也有报纸、杂志、忆述、访谈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兼具史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值得提及的是，这其中《熊式辉日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张嘉璈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黄郛日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傅秉常日记》（傅氏家属藏）、《宋子文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学界似乎“知名度”还不高，但应该是引起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新史料”。
　　目前最要紧的是具体的专题研究
　　与此前相比，如今的蒋介石研究已经细化、深入得多了，但客观地说，还未达到可以对这位复杂人物“盖棺定论”的地步。也可以说，以目前学术积累现状，还不足以写一部综合、全面的“蒋介石传”。许多具体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这种情况下，有关蒋介石研究转换为具体的专题研究，就显得必要、紧迫。《天下得失》全书共十一章，也就是关于蒋介石的十一个专题，这些专题探讨对推进蒋介石整体研究很有助益，同时，我想这些专题本身也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以下略述部分章节的问题与内容，以飨读者诸君。
　　第一章，“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主要探讨了蒋介石的早年经历及其如何影响蒋氏个性特质的，颇具心理分析的意味。蒋介石九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孤儿孤苦的童年，造就了蒋介石孤独孤僻的个性，同时，生活周围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和手足同胞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淡薄。显然，早年的孤苦，对蒋个性特质的铸就和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且深远的，他在日记中就倾泻道：“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苦伶仃，孤立无援，母亲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他在日记中经常感叹，质疑部属、友朋、同志之间的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他一方面很看重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自己的信任与忠诚。既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在蒋氏个体生命史中，值得信任的人，除了自己生母外，仅有陈其美和孙中山了。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掌控下的国民党高层猜忌成风、内耗不断了。
　　第五章，“地缘纠葛与派系纷争”。在该专题的探讨中，研究者就改变以往的惯常从左右、利益、矛盾等角度，而尝试从地缘角度探求国民党内部派系纠纷的新解，颇具创见。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斗争的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形成了广东人在国民党内居多的局面，自然而然造就了一批粤籍党国领袖，也形成广东人的革命正统意识和地位。蒋介石作为“外地人”很难在这个系统中立足，自然想改变这种局面，北伐可以看作他突围的尝试。北伐成功，国民党离开广东，成为全国性执政党以后，很长时间内，蒋介石还得与广东人胡汉民、汪精卫等党国领袖合作，以用好“党”这块招牌。在此过程中，正是由于与粤籍党国领袖没有“搭档”好，不时发生冲突，才有蒋的下野与再起。当然，后来随着国民党政权巩固，蒋介石不断提拔、重用浙江人士，粤籍党员的地域观念，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影响力逐步降低。基于地域视角的考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后来在蒋介石身边的显赫人物几乎都是浙江人，例如，党政方面的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军政方面的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的徐恩曾、戴笠、毛人凤等。
　　第七章，“家国亲疏：与宋子文、孔祥熙的关系”。我们若按常理推测，蒋、宋、孔三人为姻亲，利益攸关，关系应该不错，但其实不然，三人之间的关系充斥外人所不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与算计，由此进而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领域的问题。宋子文确有理财治政的能力，但不太听话，蒋介石日记中涉及宋的记载，多用“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等语词。孔祥熙深谙蒋之心理，对“最高领袖”基本以服从为要，没什么冲突，故总体而言，蒋孔关系要好于蒋宋关系。不过，孔虽然听话，但办事庸碌，且注重以权谋私，自肥，后来招致蒋的反感，离开权力中枢。至于宋孔关系，表面上不冷不热，实际上则多半在背后较劲，相互拆台。没有阅读这些文字，一般人很难知晓曾经是中国最显赫的几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吧。
　　最后一章，即第十一章，“蒋介石的阅读史”，也写得很有意思。很难想象，作为党国领袖的蒋介石，在政务繁重、戎马倥偬之间，居然会数十年持之以恒地读书。据粗略估算，从1919年到1945年，蒋日记所记载的阅读书目近200种，其中，中国古籍（经史子集）80多种，新书（清末民国时期所著译）100多种。从表面上看，新书数量似乎超过古书，其实蒋氏读古书的时间居多，因为很多古书他是反复阅读，他在日记中就写到“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蒋阅读的中国古书，首选是经书，四书五经，蒋氏多次反复阅读，尤其是《大学》、《中庸》，他在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均有阅读。那些能提供军事谋略、政治治术的古书，如《孙子》、《管子》、《韩非子》、《墨子》等，蒋也多有阅读，从中借鉴兵略政术，吸取为他治国平天下的“良方”。在新书中，蒋介石对各国革命史及与革命有关的书籍，怀有浓厚兴趣，从1925年到1935年前后，蒋先后看过《俄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列宁丛书》、《革命心理》等，尤其是前面两部书，蒋曾多次阅读。大量阅读上述三类书籍，蒋介石读书之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使自己成为圣贤、豪杰、革命领袖。
　　其他各章节具体内容，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当然，若从各章节内容关联来看，全书结构似乎显得有点松散，逻辑也感觉不够圆融自洽。其实，这问题倒不大。因为本书是专题研究，各章节所探讨的问题自然不一，但都统摄在蒋介石研究的主题之下，基本上按时间先后编排各章节。
　　简短的结语
　　《天下得失》从几个不同的面向，对蒋介石的一生做了初步的描画。正如历史很难明确说出哪里是起点、哪里是终点一样，对蒋介石研究而言，本书既非起点，也非终点，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解答，或者说，是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对蒋介石复杂一生的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对蒋介石客观公允的历史评价，也许这本书只是“万里长征的某一步”，因为，蒋介石研究现在还是“在路上”。
　　最后说一句话，如果从该书各章内容来看，书名的副标题改为“蒋介石的家国与人生”也许更为适恰。
来源：中华读书报 | 作者：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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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如何阅读蒋介石
　　向来不爱读传记。
　　每一个人，无论伟岸或猥琐，崇高或卑劣，成功或沦落，都有着极其复杂的面相。且不论其脑袋中运转的事物难以计数，即便是琐屑事物，记载下来，也为数庞大。即便是丘吉尔自传那样庞大的体例，怕也难以穷尽，又如何能够了解进而判断他的一生？
　　我们几乎都是在对于蒋介石的仇恨之中长大的，这当然要归功于教科书不遗余力地抹黑和掩盖。这是意识形态化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好在教科书并不是所有的一切。我们或者可以假设有些人可能终身所接受到的历史教育都停留在教科书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个人群的可悲就已经是注定的了。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可能的理解历史的方式便是对照阅读。
　　近些年来由于中国与台湾之间关系的缓和，尤其是台湾国民党高层对大陆的持续访问，两岸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在对于国民党高层人物的描摹上，有了相当大的逆转。2012年图书市场上蓦然出现了许多关于蒋介石的书籍，却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恰如教科书中对于蒋介石有着牢不可破的定论一样，即便这些年来对于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有所松动，但是对于蒋介石的贬损却未有稍改。故而三位民国学术研究领域的大家，汪朝光、王奇生和金以林所共同著作的一本作品《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中的一段话就让我颇为感慨：“蒋介石在日记中，有大量修身养性、自我反思、自我节制的记载，相信不全是‘作秀’。再说，要能持续几十年‘作秀’，或许也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作秀’了。”固然国人数年来掀起了一股装腔作势的“民国热”，以及在民主压力之下对于蒋介石有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向往之心，但客观评价蒋介石其人其事，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重山。
　　在阅读邹谠先生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时候，我曾经颇为惊异他对于蒋介石毫不留情的评价，亦即，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与美国、与中共、与其他社会力量重新建立中国的时候，是负有无法推搪的责任的。在蒋介石的思维之中，“朕即天下”的观念乃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前提，无论是共产党也好，无论是美国也好，无论是任何一个党派、军阀的势力也好，只有他自己牢固地占据权力的巅峰，才是中国解放和现代化的希望。
　　蒋介石即便在其后顺从宋美龄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也一生矢志不渝地坚守这个信仰，但在他的内心之中，儒家思想的浸润也是挥之不去的根本要义。《天下得失》中所解读的蒋介石，显然儒家的自我修养在蒋介石一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但仁者爱人的思维却并非蒋介石惟一的思想来源。孙中山所肇始的民族主义，在蒋介石个体生涯之中，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杨天石的作品《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中，曾经记载蒋介石1923年代表孙中山出使苏联意图联苏北伐失败的经历，为未来蒋介石坚定的民族主义做了一个绝佳的注脚。
　　儒家思想、半吊子的民族主义加上蒋介石本身性格中坚忍的个性，使蒋成为了一个“残暴的爱国主义者”。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为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做出牺牲。这也使得他在围剿中共、前期绥靖日本和炸开花园口的极其庞大的心理因素。即便在退守台湾时期，皇权般的绝对权力与施政的惯性使他仍旧采用了高压的手段未曾手软。
　　在多个对于蒋介石日记进行解读的版本之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蒋介石是如何有效地推行民主自由的记载。在我看来，这更多的只是蒋介石权谋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即便他相信民主是一种可能性，那也在遥远的未来，并不是立即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当下选择。然而，这只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那么客观的半个蒋介石而已。
　　我所阅读过的蒋介石传记中，最为精彩的仍旧不过是驻任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官员的陶涵（Jay　 Taylor）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很高，在台版译本的后记中他这么写道：“在蒋的主政下，他达成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终止中国百年之耻；除了（外）蒙古、香港、澳门和沙皇在东北之权利，他首富了前人失去的领土。难怪他在中国又成为全民拥戴的人物。”
　　这多少刷新了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而大陆的另外一个蒋介石研究权威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之中，有段类似的评价：“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年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
　　我们常以为蒋介石北伐、清党、东北易帜直至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在其生涯中也是不光彩的一面，但是显然，外界的评价与我们所见，仍有巨大差异。陶涵认为，蒋介石一生之中，统一乃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而北伐固然期间有着党争、政争等多重因素，而直至抗日前夕，国民党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建设，都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并非只是一纸黑墨而已。那时的蒋介石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在各个军阀之间寻找平衡之道，减少战乱对于民众的损害，艰难建设国家整体，绝非旁人可以想见的困难与挫折。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是一部极其严谨的学术著作，显然并非如同陶涵的书那样具有对于公众的可读性，但杨天石先生所做的乃是苦功夫，是对于蒋介石日记的深度研读以及比照各类资料所得出的成果。他认为，蒋介石的长达57年，如今保存达53年的日记，基本上属于自用，而非示人，因此具有极高的真实性。由此，也可以见到，蒋介石那些修身养性、儒家自省、宽仁律己的思维，绝非造作而已。
　　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摆在一起的时候，便得到了一个极其复杂乃至矛盾的蒋介石。一方面，他的统治几乎依赖在对于权力以及传统帝王思想之上；另一方面，他又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一心想要打造一个现代国家；一方面，他内心中暴虐残忍，圣人不仁；另一方面，他又笃信宗教，学儒爱才。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蒋介石？如何阅读蒋介石？
　　于是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样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历史无法还原，在解读、再解读，对解读的解读之上，我们已经丧失了历史本原的真实；另一方面，我们却一再必须去重构一个已经湮灭的世界，以求对今日的世界有所裨益。
　　尽管虚无宿命的历史观仍然是我的看法之一，但是惟一可以鼓舞我积极的地方在于，当我们把这些关于蒋介石的事实堆放在眼前的时候，他的矛盾性与复杂性便得以呈现。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来都不可能是单一与分明的。恰恰因为蒋介石乃是一个终身都在矛盾冲突之中生存，并且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他天使与魔鬼并备的性格，我们才得以明白现代中国的辗转与多变，确然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所交织而成的图景。
　　历史的功用并不是简单地判断黑白，而是我们需要从历史与它的人物之间去寻找世界发展的线索，从而可以为今天我们所建造或遵从的未来历史提供镜鉴。
　　至少，阅读如此庞大数量的蒋介石，乃是我们忘却蒋介石的一种方法。惟有跨越过对于现代中国如此矛盾而深重的遗产，现代中国才有那么一丝的可能性。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阅读真实的蒋介石，仍旧是那么困顿而艰难的任务。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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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国近代史揭秘与解密杨天石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0月10日   13 版）
    蒋介石寿元88岁，应该算是一位长寿老人。他一生给中华民族做过好事，当然也做过错事。胡锦涛总书记去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提出了六个字——抚平历史创伤。在历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但是也有过两次分裂。在很长一段的时期里，两党是处在对立、对峙、互相仇视的状态中。现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发展、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这就提出了一个“抚平历史创伤”的问题。怎样抚平历史创伤呢？在我看来，正确地、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评价当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功过，是抚平历史创伤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我讲讲蒋介石解放前为中华民族做的两件好事。

    第一件是蒋介石领导北伐。大家知道，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中国就沦入北洋军阀分别割据、互相混战的阶段。主要的军阀有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这三大军阀集团之外，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军阀。孙中山一生的志向就是要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富强的、新的国家。孙中山在生前没有能够实现这个志愿，他去世以后，这个志愿是由蒋介石继承并且把它完成的。

    蒋介石的北伐曾经受到过许多方面的反对。1923年，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托，作为孙逸仙代表团的团长去访问苏联，访问莫斯科。蒋介石这次去访问苏联，主要是想征求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的同意，在当时的中国领土蒙古库仑（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建立革命根据地。孙中山、蒋介石原来的革命根据地是在东南沿海、广州，但是把广州作为北伐的根据地并不理想，原因是香港就在广州旁边，革命军要北伐，英国殖民当局随时可以在后方捣乱，让广州不得安宁。其次，从广州到北京，中间要跨过长江、黄河，帝国主义的军舰完全可以开到武汉的江面，将国民革命军拦腰斩为两段。另外，从广州北伐路途遥远，要经过湖南、江西、湖北、河南、河北等五、六个省份。因此，孙中山和蒋介石想把蒙古的库仑作为革命根据地，因为库伦靠近苏联，可以得到苏联的帮助。而且北京和库仑之间没有长江大河，没有帝国主义军舰开到当地进行干涉的可能，而且库仑离北京比较近。

    但是苏联党和政府长期把蒙古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当蒋介石提出希望苏联党和政府帮助国民党在蒙古库仑建立军事基地时，遭到了苏联党和政府的强烈反对。苏联当时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都告诉蒋介石说，你们国民党不要那么急急匆匆地搞什么军事行动，首先要搞好宣传、竞选，不要忙着打仗！这实际上是苏联方面反对蒋介石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去进攻北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到了1925年年底，蒋介石再一次提出北伐计划。而且蒋介石表示，如果1926年年初开始北伐，那么到8月肯定可以打到武汉，就可以统一全国。但是，蒋介石1926年的北伐计划受到了当时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反对。这些年由于苏联档案的公布，我们了解到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后面，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中央。苏共中央政治局4月1日的决议中讲到，“广州（政府）不应占领广州地区以外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还有其他一些决议以及当时共产国际的决议，都反对蒋介石北伐。

    除了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中央之外，蒋介石北伐的主张也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在当时的中共的杂志《向导》上发表文章，认为当时北伐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蒋介石坚持自己的主张，依然进行了北伐。

    蒋介石在北伐中采取的策略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一是“各个击破”，二是“远交近攻”。当时中国存在着三个军阀集团：在湖南、湖北以及河南地区是吴佩孚军阀集团；在上海、江苏、浙江、华东沿海地区是孙传芳军阀集团；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是张作霖军阀集团。如果国民革命军与这三个军阀集团同时开战，结果必然会失败。因此，蒋介石和国民革命军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略，逐步打击三个军阀集团。另外就是远交近攻。张作霖军阀、孙传芳军阀集团离广东地区比较远，因此打吴佩孚的时候，蒋介石就联合、拉拢孙传芳。等到把吴佩孚打垮的时候，就接着打孙传芳，打孙传芳时又联合张作霖。等到孙传芳被打败，再继续打张作霖。历史证明，这个策略是很成功的。

    北伐战争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时间是八个月。在这八个月中，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先后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集团，攻克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江苏六个省份。在八个月的时间内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巨大的事情。

    到了1927年4月，中国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由原来的互相合作变成了刀兵相见的仇人。在1928年以后，尽管中共已经从阵营中分离出去，但是蒋介石在1928年还进行了二次北伐。二次北伐仅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从江苏徐州一直打到北京城下，迅速占领了当时的北平和天津。张作霖退回东北，而且很快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在这之后，张学良在1928年改变旗帜，归顺中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东北易帜”。到了这时，北伐宣告成功。1928年，由于北伐的成功，从民国建立以来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初步达成了统一。

    下面讲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的：日本是一个法西斯、军事化、现代化的强国，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落后的、而且是分散的军事上的弱国。敌强我弱，这是当时基本的情况。而且可以这样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曾经面临过许多次亡国危机。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这许多次亡国危机中，日本侵华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次亡国危机。

    要讲抗日战争，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个词，叫“不抵抗主义”。过去的说法，大家应该从中学、大学的教科书已经了解到了。1931年9月18日深夜10点左右，日本驻沈阳军队进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面对日本的进攻，我们以前听说的是蒋介石下命令给张学良，说不要抵抗！这就是历史上“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的来源。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日本进攻东北沈阳北大营，而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作为蒋介石的一个卖国罪状。

    这些年来，我们已经有充足的史料可以证明“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封电报，是蒋介石在9月19日夜里打给张学良的，它证明了“九一八”的晚上，蒋介石根本不知道东北出了什么事。这段电报是这样讲的，“北平张副司令（张学良）勋鉴：中（蒋介石）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作业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蒋中正叩。”所以这个报告证明了“九一八”当天夜里，蒋介石没有接到张学良的请示，不知道日军进攻北大营。他是19日从上海发来的电报中才知道的，而且也不是张学良的回话。

    1990年，张学良接受美籍华人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访问时，唐德刚问起“不抵抗主义”是怎么出来的？张学良明确回答，“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它，躲开它。”所以，“不抵抗主义”这个命令，有了电报以及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应该可以证明与蒋介石没有关系。

    但还会有一个问题，“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实行妥协、退让政策，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订立了一些很屈辱的协定，例如大家知道的《塘沽协定》、《上海协定》等等，这方面每个人都可以举出许多事实。大家必然会问，既然你说蒋介石是抗战的，为什么他在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六年时间，对日本是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

    今天来看是有这几个原因。一有国力悬殊的原因，也就是中日两国的国家力量相差太多。二有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要抵抗外敌，内部要统一、安定、团结。同时也还有历史文化的因素，这包括老子的思想，包括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的思想，也还有蒋介石的老乡、浙江人、古代越国国王勾践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思想。

    在这里介绍1934年2月15日蒋介石的一段日记，这段日记讲的是勾践入臣。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把当年的勾践与今天的蒋介石比较一下，他的“耐苦忍辱，不知过我几倍矣”！所以蒋介石在六年之内对日妥协、退让的原因，他是想学当年的勾践这个榜样。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用妥协、退让的办法来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1936年6月，蒋介石对一个英国顾问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说，“对日抗战是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是蒋介石并不是消极的在拖，在他对日妥协、退让时，同时就在做与日本作战的准备。在1933年蒋介石就提出一个计划，叫做“东南国防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建足了各式各样的掩体，就是防御工事。根据统计，当时已经造好了3374个作战工事。可见蒋介石是在准备对日抗战的。

    持久战方针的形成，大家都会知道毛泽东在1938年曾经写过的一篇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也曾经有学者、政治家宣传国民党的抗战持久战方针是受了毛泽东影响的结果，历史证明这种看法站不住脚。

    1932年2月25日，蒋介石给当时国民党将领何应钦的命令，让他准备第二期抗战计划。其中讲到，与倭持久作战，与日本人作战要打持久战，不打持久战不足以把日本狂妄自大的气焰杀下去。请大家注意更重要的一段话，还是我刚才讲的蒋介石和英国顾问李滋罗斯的一段话。他说，“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段谈话的时间是1936年6月，离卢沟桥抗战还有一年多时间。后来的中国抗战历史，也证明了蒋介石在1936年与李滋罗斯的谈话是完全一致的。

    国民党的持久战方针是什么？就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我讲这些是想证明，国共两党，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提出了持久战思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有它自己的内容，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为什么？大家如果查阅就可以知道，我刚才讲过的这些都是在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之前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内容。

    下面说的是西安事变前夕的绥远抗战。过去大家也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认为蒋介石是卖国，对日妥协、苟且偷安，甚至于向日本人投降，而蒋介石后来为什么能够抗战八年呢？很简单，因为1936年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联合逼迫蒋介石抗战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大家传统的看法，认为蒋介石的抗战被迫的、不得已的，被张、杨抓起来了。我为什么讲绥远抗战？因为它是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绥远抗战是华北将领傅作义将军在绥远的百灵庙地区主动进攻日本关东军豢养的一支伪军。日本人进攻中国不是一张嘴把中国整个的吞下去，因为中国太大，它吞不下去。日本的办法叫做“蚕食”，像春蚕咬桑叶一样，吃了一口，再吃下一口。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然后就想在河北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傀儡国，叫“华北国”。然后再进一步在内蒙、绥远地区建立一个国家，叫 “蒙古国”或者“大元国”。在建立了“蒙古国”、“大元国”之后，还想在今天的宁夏地区建立所谓的“大夏国”。日本人想把“大元国”、“蒙古国”这个国度建立在绥远省百灵庙地区。傅作义在1936年11月24日夜突袭百灵庙，把百灵庙的伪军全部消灭，这个举动粉碎了日本人想建立所谓“蒙古国”、“大元国”的企图。过去我们讲，傅作义在绥远百灵庙的战斗怎么打起来的？说是傅作义受了中共的影响，傅作义是自觉的反抗了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影响。而绥远抗战恰恰是蒋介石和他的助手陈诚将军亲自策划、指挥的结果。

    蒋介石在1936年完成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两广事变”——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背叛中央的行为——和平解决了。这之后，蒋介石认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取得了成功，具备了与日本人决战的条件。因此在卢沟桥事变前一年——1936年，蒋介石就曾经有过与日本人打一场的想法，要把日本在上海地区的海军陆战队赶下海。

    再看一些史料。1936年9月12日，蒋介石致电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要求他重新计划，进行飞机和军舰的特种训练。电报说，“对桂的作战计划可以取消，此后应集中于对倭一点为要”，也就是此后专门对付日本了。同时在9月17日，蒋介石致电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让他“准备万一，以与倭决战”。当日再电何应钦说，“据昨今形势，日方已具一决心，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更重要的是，10月9日，蒋介石决定让中央政府各部门做好迁移准备，从南京搬走。同时决定修建上海一带的工事。当时，蒋介石已经指令冯玉祥等人制订这份计划，由张治中、黄绍雄率领四万中国军队，左右夹攻，消灭当时在上海的六、七千日军的海军陆战队，然后派大军到华北抗日。大家都知道，1937年在上海发生了“八一三”淞沪大战，蒋介石调集了全国八九十万军队，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了三个月。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但是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1936年就已经准备在上海与日本人大战一场。

    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绥远抗战是蒋介石决策、指挥的呢？也要靠材料来说话。这段材料是10月23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说“即使伪军增加，亦不足为虑”。当时关东军增加了防守百灵庙的伪军，傅作义有点顾虑，而蒋介石说没什么，“吾兄智勇，必能如计完成也。今日战况如何，望时时电告，以免悬念”。所以这封电报以及其他资料很雄辩的证明，1936年11月的绥远抗战是蒋介石策划、指挥的结果。

    那么西安事变呢？它发生在这二十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可见在绥远抗战在前，蒋介石想在上海发动大战，而且准备迁都，跟日本人拼一场，这个计划在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早就定好了。所以蒋介石的抗战不是西安事变被迫的结果，而是当时形势使然，蒋介石觉得与日本决战的条件已经慢慢形成了。

    现在讲迁都重庆和长期抗战。

    在满清统治时期，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打到山海关，清朝的很多官员惊慌至极，准备跟日本人谈判，后来由李鸿章出面，订立了《马关条约》。1937年，淞沪大战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没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趁势攻打南京。怎么办？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官吏中有几种态度，一种是以孔祥熙为代表，他说现在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德国人来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太好了，是老天爷赏赐的好机会。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见风转舵，别打了，谈和吧。所以孔祥熙主和。另外一个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批评蒋介石说，你还在犹豫什么？怎么这么优柔寡断，赶快与日本人谈和吧。国民党还有个高级官员居正说，赶快谈吧，赶快签条约。如果你蒋介石不敢签，我居正替你签。所以当时国民党的文臣武将一致表示，上海地区没有打赢，南京也很危险，只有与日本人谈判这条路。

    看下面蒋的这段日记。12月28日，“本日汪（精卫）、孔（祥熙）、张（群）诸兄来会报。余以昨日国防会议情形与意见，由汪、孔与余三人决定。余坦白告以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於敌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於敌手，则敌所凭藉，我国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也。乃即决定不理敌之条件”。

    当孔祥熙、汪精卫等人都主张与日本人谈和时，蒋介石认为不能够谈，不能够白纸黑字写下屈辱条约。所以蒋介石决定迁都。当年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之前没有做，当时康有为就提出拒和、不谈和，要迁都，而清朝政府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把李鸿章派到马关去了。而南京在这段最危险的时候，蒋介石决定迁都，那就是说要准备长期抗战。

    中国的抗战为什么能胜利？我们一直讲中国的抗战是中国人全体奋斗的结果。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决策要与苏联、英国、美国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蒋介石觉得，日本人最怕的是什么？是中苏两国结盟。蒋介石在日记里就写，日本人最怕什么，我就先做什么。所以从1932年开始，蒋介石就指定外交人员和苏联恢复邦交，中苏组成同盟国。

    从下面一段可以看出来，蒋介石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最早的倡议者。1940年10月1日，蒋介石首先约见英国大使卡尔、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他们提交了《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正是在蒋介石的《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的基础上，后来才形成了26个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如果没有这个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存在，我想中国的抗战也会胜利，但是那个时间也可能是16年，也可能是32年，说不好。中国抗战为什么能够在8年内取得胜利？这与我们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有关，有美国、英国、苏联的帮助，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原因。

    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那么容易组织的吗？首先，日本人在拉拢。他们千方百计的想要拉拢蒋介石、重庆国民政府，说你们不要与英美站在一起，和我们日本人站在一起，蒋介石和汪精卫应该合作。蒋介石坚决采取拒绝的态度。1939年，日本一个特务和知鹰二在香港找到了国民党代表萧振瀛，这个人做过天津市长。特务说只要蒋先生肯坐到谈判桌前面来，我们日本人保证做到两点：第一，我们不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第二，我们可以抛弃汪精卫，甚至于把汪精卫杀掉。萧振瀛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孔祥熙，孔祥熙很高兴，马上告诉蒋介石。他认为这个条件可以谈了，条件多么好，我们只要与日本人谈判，日本人不但可以不支持汪精卫，而且可以把它杀掉，这是多好条件啊。可是蒋介石是怎样对待孔祥熙的呢？大家看我下面的批示，“兄与萧（振瀛）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以后只要有人以汪精卫为理由，劝我与日本人接洽的），应以汉奸论罪，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这段话是批在孔祥熙的来信上的，这不仅仅是告诉萧振瀛，也是告诉孔祥熙，如果你们再要这么做，我连你也要杀掉。

    据材料显示，在日本人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系的过程中，日本人前后有12次要和重庆谈和，但是每一次都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表示，只要中国的领土上有一个日本兵，我就不跟日本谈和。只要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一个日本兵的情况下，我才与你们谈和。

    除了日本人的拉拢，德国人也出面拉拢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德国希特勒的助手格林派他的亲信洋克与蒋介石驻欧洲的代表接触，希望中德两国订立一个中德秘密军事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中国军队从东边进攻印度，德国军队从西边进攻印度，把印度攻陷，以便让日本军队和德国军队在印度洋会师。这是德国方面的计划，我们看蒋介石的回答，他当时让陈布雷起草回信说，“此事切勿继续侦察，如前途再有任何提案，只将其内容记取后即可，以兄本人之意，当面婉辞谢绝，以为此种提案，决不可能，亦难转达其意，覆绝为要”。所以蒋介石命令桂永清坚决拒绝德国人的计划。当时希特勒在欧洲战场可以说横扫千军如卷席。而当时的英国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他们把香港、滇缅公路全部封锁，这样就使中国向海外的出口和联络通道全部关闭了。所以当时国民党内有人提出，我们不能与英国合作，要转过来和德国合作。主张这种意见最强烈的是两个国民党官僚，一个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公子孙科，另外一个是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他们说英国不是好人，我们不能跟英国合作，要跟德国合作。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坚持继续与英美合作。

    再讲一个新问题，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问题。

    抗战时最流行四个字“抗战到底”。什么叫“抗战到底”的“底”？蒋介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说法，但是在抗战后期他明确的讲到什么叫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有点怀疑，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蒋介石怎么会有这么远大的理想呢？我们还是看具体的事实。

    1942年11月，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交给宋一封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第一点，国内问题，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琉球归还中国。第二，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辅助，十五年以内独立。第三，朝鲜应该马上独立。第四，泰国保持其独立。第五，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为使英国不丧失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缅甸亦然。第六，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二十年内辅助其独立。第七，外蒙古归还中国，是否自治，由中国自定。第八，中俄问题与中共问题立场之说明。这八条里面有两条是讲中国的内政，大部分讲的是越南、韩国、缅甸、泰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从这个提纲看来，蒋介石讲的“要解放亚洲被压迫民族”不是一句空话。

    还要看事实。韩国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前一年就被日本灭亡，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韩国灭亡之后，大批的韩国爱国者流亡到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成立了韩国政府，建立了光复军、义勇队。蒋介石和国民党长期支持韩国流亡政府，支持这两支外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抗日。开罗会议时，美国总统当时提出韩国做日本人殖民地太久了，二战胜利以后，让韩国马上独立不行，他们做奴隶时间过久了。所以罗斯福提出的主张是，中、美、英、苏四国共同管理韩国。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明确的反对罗斯福的意见，说不行，一定要让韩国独立。所以说，韩国的独立是蒋介石坚持的结果。不仅如此，二战胜利以后，重庆国民政府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居然拿出20万美金作为韩国流亡者回国去建立政府的资金。

    第二个国家是越南。在开罗会议期间，当时罗斯福对蒋介石关系很好，他对蒋介石说，越南这个国家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政府在二战中表现实在太差，两三个星期就向德国政府投降了。现在二战胜利，我再把越南交回给法国，我感情上受不了。所以他就问蒋介石，委员长，我把越南送给你们中国怎么样？但是蒋介石的回答是，越南我们不能要。越南从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要让越南独立。罗斯福不相信，认为蒋介石怎么回事？我把越南送给他也不要。开罗会议之后是在伊朗召开的德黑兰会议，斯大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罗斯福跟斯大林嘀咕，蒋介石真怪，我要把越南送给他，他还不要。斯大林也觉得不可理解，认为他确实很怪。

    还有印度问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一共离开中国两次，一次是到埃及参加开罗会议，一次是访问印度。蒋介石、宋美龄在中国抗战很紧张时，为什么到印度去？是为了调节英国和印度爱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英国是反法西斯战线成员，是我们的同盟国。但是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爱国者甘地、尼赫鲁都要求独立，反对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日本人、德国人又在拼命的拉拢印度的爱国者，说只要你们站过来我们就支持你们独立。所以蒋介石、宋美龄去调解他们。蒋介石劝英国当局说，你们不要那么压迫印度，要允许印度自治。然后又劝印度的爱国者甘地、尼赫鲁，你们也不要走太偏，你们要先要求自治，然后再独立，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参加反法西斯战线。所以他是去调解矛盾。刚才我介绍给大家的宋美龄与罗斯福的谈话提纲中，还是主张印度独立的。

    讲讲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而且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到94%。二战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从抗战时间上看，美国是3年9个月，英国是6个月，但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拖住了日本北进的脚步，使得苏联避免了两面作战，从而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德国。从1941年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辆坦克到欧洲战场。而且，中国战场延迟了日本向东南亚前进的计划，牵制了日本南进的兵力。为英美，特别是美国赢得了时间，也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了后方基地。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粉碎了德、意、日在中东会师的计划。

    因此，我认为，蒋介石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做出了贡献。我还要说，中国的抗战是中国人民全体奋斗的结果，蒋介石贡献了他自己的力量。  

    (本文是作者于前段时间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的演讲，由苟娴煦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