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应该教什么

管季超0712

美育应该教什么

李瑞华《 中华读书报 》（ 2023年03月29日   13 版）

　　■李瑞华

　　我儿子中考那年，南京市的中考语文试卷据说很难。老师后来说，出考场的时候，看到他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想来也颇觉可怜。一般来说，所谓考试难，多是题型有了新的变化，学生们之前刷的题、做的准备没对上路子，一拿到试卷就头脑发懵了。像中考、高考这么重要的考试，内容肯定是不会超纲的。儿子跟我说了语文的一道题，材料出自《儒林外史》：天长才子杜慎卿等人游金陵雨花台，“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杜慎卿笑道：“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问的问题是：文中的“六朝烟水气”指什么？《儒林外史》是初中指定课外读物，题目出得当然没问题，甚至可以说相当好。只不过对于这类读物，通常考得较多的是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写作技巧、思想内涵之类。这回题目出得很小很具体，可是不要说对于一个阅读积累和人生经验都很有限的初中生，即便对于我这样一个中文系毕业的成年人，一时之间也觉得很难找到一个关键词或一句话来给出简洁的回答。“六朝烟水气”是什么？是历史积淀，是文化底蕴，是风雅精神，是诗意？好像都是，但又都好像不那么确切。

　　儿子如今已上大学，之所以又想起中考的事，是因为前些时候听了一个视频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中小学美育教学该怎么教、教什么的问题。早在20世纪伊始，学者王国维、教育家蔡元培等就力倡美育。王国维在1903年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首次将德、智、体、美“四育”的观念引入中国。蔡元培则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等主张；在他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更是把美育列为国家的教育方针。蔡元培还给出了美育的定义：“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不过，定义终归是抽象的。一个世纪之后，当美育又一次成为国家教育方针的时候，对于美育在中小学究竟该如何开展，却仍然存在着诸多困惑。有时候，美育被等同于德育，美育就是美好情操和美丽心灵的教育——在古代来说，就是培养君子；在现代来说，就是培养良好公民。有时候，美育被等同于艺术教育，美育就是开设绘画、音乐、舞蹈、京剧、昆曲等艺术课程，再广泛一点，和弘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把木作、泥塑等等非遗传统手工艺引入课堂，培养孩子们的艺术技能和艺术欣赏能力。甚至有的时候，美育也被等同于校园环境美化，让学生生活在美的环境里，从而得到陶冶。这些是不是美育呢？应该说是，但又不完全是。

　　我并不是教育工作者，也不是美学专家，对于美育课程如何开设的问题，本无资格置喙。只是由于这个主题的触发，让我突然之间对于什么是“六朝烟水气”的问题有了一个答案：审美精神。与此同时，对于美育应该教什么的问题，也有了一个答案，同样是审美精神。可审美精神是什么？又如何教呢？这就要回到审美活动的一些基本特性。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谈到了我们对于世界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在实用的态度中，心理活动偏重于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心理活动偏重于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心理活动偏重于直觉。哲学家康德认为，判断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形式，而判断又可分两种，一种是定性判断，又叫逻辑判断，是我们在理性认识中所常常采用的；另一种是反思判断，是由个别出发，反思其普遍性的判断。在反思判断中又有两种，一种是审目的判断，一种是审美判断；在审美判断中，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中介是愉快与不愉快的情感，所以审美判断又是情感判断。概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审美活动是一种“情感的直观”。需要强调是，这里的“直观”，不同于我们日常的感官直觉，它是带有情感的，是有人类判断力的作用在其中的。所获得的情感，也不是我们日常的喜怒哀乐，而是主体的情趣和对象的姿态在往返交流中发生的一种既有个体独特性又有群体普遍性的感性经验。当这种情感是愉悦的时候，我们一般说对象是美的；当这种情感是激昂的时候，我们一般说对象是崇高的。

　　审美活动既然是“情感的直观”，这就提醒我们，审美教育不同于行为规范教育和学科知识教育。它更多的不是知识和规则的灌输，而是切身的体验。教给学生一些艺术创作的技巧和鉴赏的知识，固然有助于审美意识的培育，却并不能取代审美活动本身。举例来说，现在中小学生都要求背诵一定数量的古诗词，但大多数人都已经没有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些经典的田园诗意象，比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就算记住了诗句，也很难产生那种美感的愉悦。因为他们与诗中所描写的对象是隔绝的。这真正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在教室里上很多的美育课，也许还不如让他们去大自然里撒撒野，或者就像那两个挑粪桶的，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去雨花台看看落照。

　　康德还有一个著名论断，“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这就指出了审美活动的另一个根本特征，即它的无功利性。审美判断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知识判断、道德判断，而是不借助概念的纯粹观照和自由的情趣判断。个体在审美活动中获得的美感经验，同审美对象的实用价值无关，同主体的任何欲望和利害考量无关。朱光潜先生则以一棵古松为例加以说明。他说，一个画家在观赏一棵古松的时候，他的全副精力都专注在古松的形象本身上，古松于他构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里叫作显花植物……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作一幅画去玩味。”他说：“注意力的集中，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

　　正是因为审美活动是无功利的，我们才说美育是以陶冶情感为目的的。陶冶的效果，无法像其他学科那样，有一个划定的教学大纲、可以通过考试的分数来检验学习的效果。事实上，把美育当作一门课来教，反而容易违背美育的初衷。当我们希望学生通过美育课程去爱上一种日渐小众的传统艺术，或是去传承一门濒临失传的非遗技艺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功利的，只不过这种功利戴上了文化的光环罢了。进而，如果把美育变成考核学生或学校的指标，就更是南辕北辙了。

　　理想的美育，是在每一门学科的教育中，都能够融入和贯穿审美意识。学习任何学科，如果不是一味刷题，如果能同应试教育的目标稍稍拉开距离，学生都能体会到其中的美感。语文、英语自不必说，数学、物理这样的纯自然科学，也存在着形式之美、逻辑之美、自洽（合目的性）之美。朱光潜先生说，“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的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和薛定谔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狄拉克说：“使一个方程具有美感比使它符合实验更重要。”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在被问及为何对自己的理论有信心时，他的回答是：“因为我的方程式是美的。”彭加勒说：“逻辑是证明的工具，直觉是发现的工具。”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而直觉和想象力，正是审美活动的重要特征。

　　由审美的无功利性，又可以联系到康德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美是“自由的游戏”。这一观点后来由席勒加以发展，成为著名的“审美游戏说”。这里的重点是“自由”。从表层的意思来说，它仍然是指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不受对象和环境的限制，不带有任何实利的企求。但是从更深层次来说，“自由”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又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自由是人之为人的自我实现，是“自律”和“自为”，也可以说，是人的合目的性。康德和黑格尔之所以都把美学作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就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桥梁，来沟通自然王国和理性王国。正是在审美活动中，人通过“自由的游戏”，实现了“自律”和“自为”，统一了真和善，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万物的灵长”。正因为如此，席勒说：“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是审美的王国中的基本法律。”

　　哲学的语言未免抽象。其实，在《论语》中，对于审美作为一种自由圆满的境界，有一个非常生动而又经典的描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积极事功，周游列国，推行仁政，甚至到了“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地步，可是在这里，他分明是把曾点所描述的审美境界，认作了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一直贯穿着儒道互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样的传统，不正是审美精神对于功利追求的一种平衡吗？

　　回到美育应该教什么的问题。毫无疑问，相较于具体的艺术学科，美育更应该致力于培育审美的态度，养成审美的精神。美育的手段，更多的不是知识与技巧的传授，而在于情趣的陶冶，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人固然脱不开物质实利和社会关系的需求，但人生之中，我们总是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同实际的生活拉开一点距离，去追寻一点纯粹的愉悦，譬如那两位挑粪桶者，让世界有一些诗意，也让人生更值得去过。今天我们抱怨各种“卷”，学生在学校里“卷”，成年人在工作中“卷”，焦虑和压力不堪承受，乃至于“躺平”，是不是因为在功利之网中陷得太深，而少了一点超越的审美精神呢？

　　事实上，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事业，都只有在我们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不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利害得失，但求满足理想和情趣的时候，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比如，谈到中国数学与世界尚存的差距时，丘成桐先生就说，如果家长、老师一味地让孩子做题、学奥数，只是希望他们考入一流名校，那就永远养不成大师。“我们培养年轻人，希望他们不但能解决大问题，也能够走出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就是追随自己的兴趣和理想。

　　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一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他自己也说，在这样一个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怎么还有心情来谈“美”呢？他的理由是：“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生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这，也许就是美育的无用之大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