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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峰

戊戌维新中的高燮曾
    戊戌维新已过去了一个世纪，当人们提起戊戌维新，理所当然地就会想到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但是，能使光绪皇帝御览康有为上书变法维新，得益于一位鲜为人知的支持者，他就是时任左都御史的高燮曾。
     书香门第
    高燮曾，字理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三月出生于湖北孝感县白沙铺高家湾。其父高应龙，湖北宝康县教谕，后因高燮曾朝中为官，加四级诰封奉政大夫。在父亲的教诲下，高燮曾兄弟五人先后科考入朝为官。其长兄高光曾翰林院待诏，同治九年（1870）与其弟高辉曾奉诏出征，兄弟俩战死疆场，兄长高光曾年仅24岁。后经朝廷恩准，俩兄弟之子高承恩、高承喜承袭奉部议给云骑尉，高承恩后升迁卫昌营守备。其三兄长高慰曾为武生守御所千总。其四兄长高效曾，五品蓝翎，历任安徽定远县池河巡检、泾县茹麻巡检、广德府巡检。
    虽然兄弟五人都在朝中为官，但高燮曾从不趋炎附势，不拉帮结派和营私舞弊。高燮曾少时聪慧过人，勤奋好学靠自己的真才实学9岁入泮，18岁考中咸丰乙卯科举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进士，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年（1876年）殿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一年（1885年）迁给事中，后迁升左都御史。
     受贬山西
    高燮曾在京为官期间，习尚理学，清廉耿直，忠君敢谏。有侍御之臣名小峰者，因上书痛斥时弊，被朝中朋党诬陷，遭到弹劾，蒙冤被谪戌轮台。高燮曾深感不平，并为其写诗一首相赠为之壮行。诗曰：“西望轮台落日昏，茫茫世事更谁论。乍传白简弹台阁，旋见青骢出国门。汉主自容汲黯戆，诸生谁讼鲍宣冤。柳塘已死安郎去，一唱凉州欲断魂。”高燮曾在诗中将小峰比作汉武帝时常直言切谏的东海太守汲默和汉哀帝时曾上书抨击时弊的谏议大夫鲍宣，对小峰关心国家民情，不顾个人安危和不幸遭遇寄予了高度赞扬和同情。
    高燮曾忧国忧民，对于朝中结党营私，朋党分争会误国误民，并冒死上书慈禧太后，“有挟朋比私，淆乱国事”，受慈禧召见、备问。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握有军事、外交大权的李鸿章，为迎合慈禧的避战心理，不作战守准备，寄希望于列强出面干涉，以致数万大军不战而败。高燮曾等联名上奏光绪皇帝，弹劾李鸿章“误国”，要求“惩处”，“已儆将来”。高燮曾的上书触怒了慈禧，被贬为山西学政。在山西高燮曾创办起学堂，并亲自讲学，有门生甚多，如于右任、阎锡山、商震等都求学门下。之后调京，官复原职。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洗三
“洗三”是中国古代诞生礼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婴儿出生后第三日，要举行沐浴仪式，会集亲友为婴儿祝吉，这就是“洗三”，也叫做“三朝洗儿”。“洗三”的用意，一是洗涤污秽，消灾免难；二是祈祥求福，图个吉利。
民间传说，婴儿系送子娘娘所送，出生三日，她要亲临凡间察看。若小儿精神饱满，身体健壮，家中喝喜酒，吃寿面，便认为主人疼爱孩子，可放心离去。反之，则认定主人不爱小儿，便随即带走（即婴儿夭亡）。世人畏之，故有“洗三”之举，世代传承。中国民间视“洗三”为大吉之礼 。
洗三朝自唐代已盛行。唐《金銮密记》记载：“天复二年，大驾在岐，皇女生三日，赐洗儿果子。”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育子》云：“洗儿会，亲宾盛集。浴儿毕，落胎发，遍谢座客，致宴享焉。”这些文字记述了洗儿的仪式和盛况，而以“洗儿”的方式，祈愿小儿聪明富贵、无灾无难，则可以从宋代苏轼的一首《洗儿》诗中得到印证。其诗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据苏东坡说，宋时闽地百姓三日洗儿，佳人及客都戴葱、钱，以祷祝此儿聪睿、进财。苏轼添第四子亦曾洗三，并往贺朋友孙子的洗三礼，有《贺子由生孙》诗“昨闻万里孙/已振三日浴”之句。整个两宋时代，君臣都有很高的文化水准。梅尧臣家洗儿时，名公欧阳修等人往贺，但都不具财礼。而是一人一首“贺洗儿诗”；梅答谢时也不发洗儿钱、送洗儿国一类，同样是”洗儿诗“相酬：“夜梦有人衣帔幌/水边搜我黄龟儿/明朝我妇忽在褥/乃生男子实秀眉。”《东京梦华录》《梦梁录》都曾说到宋时的三日洗儿。
清代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三日洗儿，谓之洗三。”据说，这样可以洗去婴儿从“前世”带来的污垢，使之今生平安吉利。同时，也有着为婴儿洁身防病的实际意义。
　　谁来主持这个“洗三”仪式呢？过去，有一种专门以接生、洗三为职业的中老年妇女，人们习惯地称她们为“收生姥姥”或“吉祥姥姥”，其实就是“三姑六婆”中的“稳婆”。凡是搞这个营生的，都在自家门口挂个小木牌，上书：“快马轻车，×氏收洗”字样，下边缀以红布条，当做幌子。她们都有一定的接生助产经验，但多数都缺乏科学知识，甚至有的是文盲，连当时稳婆必读的基本课本《达生编》都念不下来。但是，她们所持的“老妈妈论儿”却不少，“洗三”时，所做礼仪之繁琐，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社会上的妇产医院很少，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因循守旧，妇女一旦生孩子，只能接这种旧式的收生姥姥。通例约在产妇临产前三、四个星期，即将其接来“认门”，对产妇略作诊视；至临产时，再请其来家接生。小孩生下三天，必请其来家主持娶儿的洗礼。并循例予以厚赠。
“洗三”之前，本家照例按照收生姥姥的要求，予备好挑脐簪子、围盆布、缸炉（一种点心）小米儿、金银锞子（如没有则用黄白首饰代之），什么花儿、朵儿、升儿、斗儿、锁头、秤坨、小镜子、牙刷子、刮舌子、青布尖儿、青茶叶、新梳子、新笼子、胭脂粉、猪胰皂团、新毛巾、铜茶盘、大葱、□片、艾叶球儿、烘笼儿、香烛、钱粮纸码儿、生熟鸡蛋、棒槌等等。还要熬好槐条蒲艾水，用胭脂染红桂元、荔枝、生花生、栗子若干。如生的是小女孩，还应当用红丝线穿好的绣花针，在酒盅里用香油泡三天，以便“洗三”时给女婴扎耳朵眼儿。“洗三”之日，通常只有近亲来贺，多送给产妇一些油糕、桂花缸炉、破边缸炉、鸡蛋、红糖等食品或者送些小孩所用的衣服、鞋、袜等作为礼品。本家仅用一顿炒菜面来进行招待，富户亦不过在酒菜上丰富些，主食必定是面条，俗称“洗三面”。坐席时，照例让收生姥姥坐在正座上，当成上宾款待。
“洗三”仪式通常在午饭后举行，由收生姥姥具体主持。首先，在产房外厅正面设上香案，供奉碧霞元君、琼霄娘娘、云霄娘娘、催生娘娘、送子娘娘、豆疹娘娘、眼光娘娘等十三位神像。香炉里盛着小米，当香灰插香用。蜡扦上插一对“小双包”（祭祀时专用的羊油小红蜡），下边压着黄钱、元宝、千张等全份敬神钱粮。产妇卧室的炕头上供着“炕公、炕母”的神像，均用三碗至五碗桂花缸炉或油糕作为供品。照例由老婆婆上香叩首，收生姥姥亦随之三拜。然后，本家将盛有以槐条、艾叶熬成汤的铜盆以及一切礼仪用品均摆在炕上。这时，收生姥姥把婴儿一抱，“洗三”的序幕就拉开了。本家依尊卑长幼带头往盆里添一小勺清水，再放一些钱币，谓之“添盆”。如添的是金银锞子、硬币就放在盆里，如添的是纸币银票则放在茶盘里。此外，还可以添些桂元、荔枝、红枣、花生、栗子之类的喜果。亲朋亦随之遵礼如仪。遇着耗财买脸的真有往盆里放金银锞子和“黄白”首饰的。清末民初时，有放银元的，贫者最不济的也要放进几枚铜币。收生姥姥有套固定的祝词，你添什么，她说什么。假如你添清水，她说“长流水，聪明灵俐”；你添些枣儿、桂元、栗子之类的喜果，她便说：“早儿立子（“枣”与“早”谐音，“栗” 与“立”谐音），连生贵子（“桂”与“贵”谐音）；桂元，桂元，连中三元。”以博得本家和来宾们的喜欢。
“添盆”后，收生姥姥便拿起棒槌往盆里一搅，说道：“一搅两搅连三搅，哥哥领着弟弟跑。七十儿、八十儿、歪毛儿、淘气儿，唏哩呼噜都来啦！”这才开始给婴儿洗澡。孩子受凉一哭，不但不犯忌讳，反认为吉祥，谓之“响盆”。一边洗，一边念叨祝词，什么“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做知州”。随后，用艾叶球儿点着，以生姜片作托，放在婴儿脑门上，象征性地炙一炙。再给婴儿梳头打扮一下，说什么“三梳子，两拢子，长大戴个红顶子；左描眉，右打鬓，找个媳妇（女婿）准四村；刷刷牙，漱漱口，跟人说话免丢丑。”用鸡蛋往婴儿脸上滚滚，说什么“鸡蛋滚滚脸，脸似鸡蛋皮儿，柳红似白的，真正是爱人儿。”洗罢，把孩子捆好，用一棵大葱往身上轻轻打三下，说：“一打聪明（“聪”与“葱”谐音），二打灵俐。”随后叫人把葱扔在房顶上（有祝愿小孩将来聪明绝顶之意）。拿起秤砣几比划，说：“秤砣虽小压千斤（祝愿小孩长大后在家庭、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拿起锁头三比划：说：“长大啦，头紧、脚紧、手紧”。（祝愿小孩长大后稳重、谨慎）。再把婴儿托在茶盘里，用本家事先准备好的金银锞子或首饰往婴儿身上一掖，说：“左掖金，右掖银，花不了，赏下人”，（祝愿小孩长大后，福大禄大财命大）。最后用小镜子往婴儿屁股上一照，说：“用宝镜，照照腚，白天拉屎黑下净”。最有趣的是，把几朵纸制的石榴花往烘笼儿里一筛，说道：“栀子花、茉莉花、桃、杏、玫瑰、晚香玉、花瘢豆疹稀稀拉拉儿的……”（祝愿小孩不出或少出天花，没灾没病地健康成长）。
至此，由老婆婆把娘娘码儿、敬神钱粮连同香根一起请下，送至院中焚化。收生姥姥用铜筷子夹着“炕公、炕母”的神码一焚，说道：“炕公、炕母本姓李，大人孩子交给你；多送男，少送女。”然后，把灰用红纸一包，压在炕席底下，说是让他（她）永远守在炕头，保佑大人孩子平平安安。随后，即向本家请安“道喜”，为的是讨几个赏钱。
收生姥姥的“外块”可谓多矣。“添盆”的金银锞子、首饰、现大洋、铜子儿、围盆布、当香灰用的小米儿、鸡蛋、喜果儿、撒下来的供尖儿——桂花缸炉、油糕……一古脑儿被她兜了去。
四十年代后期，随着科学的昌明，人们的脑筋也开化了。妇女们生育多到医院，既文明、卫生，又省钱，很少再用旧式的收生姥姥，所以，这种“洗三”仪式也就逐渐消失了。
如今，婴儿多在医院出生和护理，洗三朝之俗也就不再流行了。只有在偏远地区，洗三朝还在部分人中沿袭，但程序已大为简化，迷信色彩的内容也逐步淡化，只是其中蕴含着对婴儿的祈愿和祝福之情却延续至今，未曾改变。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乡村童年
作者 冯致
　　过脏尾巴龙
　　五六月天的时候，会有一次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天气。大风掀翻屋顶，折断树木，电闪雷鸣，让人心惊胆寒。这种天气，家乡人称之为“过脏尾巴龙”。
　　家乡人坚信，天上下雨，一定是龙在作法。而这些能让天下雨的龙当中，有一只小龙。这是一只贪玩的小龙，常常像个小孩子一样玩得全身脏兮兮的，所以叫做脏尾巴龙。这只脏尾巴龙啊，每年五六月的时候，会去走嘎嘎的（嘎嘎，外婆的意思。到外婆家去，叫走嘎嘎的）。贪玩的脏尾巴龙一路上欢欢喜喜，蹦蹦跳跳，却给人间苍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到了嘎嘎家，外婆问他一路上都干了些什么，脏尾巴龙回答说：我在路上打了几个滚，打了几个喷嚏，把没喝完的水倒了，看见地上有几个坡鸡畴，我给吹倒了，看见路边有几棵葱，我把它拔了。其实，过脏尾巴龙当好玩的打滚，打喷嚏、倒水，就是人间的风雨雷电。吹倒的鸡畴，就是人们的房子，拔掉的葱，就是大树。
　　脏尾巴龙真是厉害啊！　　
　　竹床
　　村子里每家每户都有一张竹床。春秋冬三季，它被置于阁楼上，落满灰尘和蜘蛛网。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由家里的壮劳力将它从阁楼上搬下来，背到池塘边洗净后再搬回家，便开始了它一个夏天的使命。
　　白天里，我们在竹床上睡午觉、做作业、做游戏。而黄昏十分，晚饭做熟了，家家户户又都搬出竹床放在院子里，竹床这时候就成了饭桌。东家吃的南瓜，西家吃的冬瓜，鸡犬相闻，一目了然。吃过晚饭，将竹床擦得干干净净，又在上面或坐或躺地乘凉。村子里有风的开阔地带，夏夜常常摆满竹床阵。
　　竹床还有一个大的功用就是做担架。哪户人家女人要生孩子了，或者哪家老人生病了，就将竹床反扣过来，中间铺上棉被，两边绑上两根木杠，一个结实的担架就做好了。然后派两个精壮的男人，将病人抬到医院。当年我父亲急性阑尾炎发作，我嫂子生孩子，都是用竹床抬到医院去的。
　　竹床在十几年前是湖北的夏天常见的家俱，就连武汉这样的大都市也不例外。在今天繁华的江汉路，还有一组反映武汉旧风情的竹床纳凉的筒雕像。而今，竹床在都市里早已不见踪影，人们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搬出竹床聚在一起乘凉了。不知道如今的乡村还用不用竹床。
　　我怀念竹床，怀念竹床时代那种鸡犬相闻的悠闲。　　
　　女儿港
　　我很早就发愿要认真写一写女儿港。那里留下了我太多童年的喜悦。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心中涌起的却是一股淡淡的忧伤。这滋味，大概有点像初恋的味道吧。初恋总是甜蜜的，然而回忆起来，却总是有一种青涩的伤感。
　　村前一百米处，即是女儿港涨满青草的河堤，爬上河堤，女儿港明净的河水就在眼前了。女儿港真是名副其实啊，拿它来比作一个尚未出阁的姑娘，真是十分的贴切。它明净的河水，和十三四岁小姑娘白净的脸皮并无二致。
　　小时候，每当读到风景如画这个词时，脑海里总是辉浮现出女儿港的模样。站在二道桥上向河两边张望，人仿佛真的就如同置身画中。笔直的两条河堤，张满绿油油的青草，如同两条巨大的翡翠带子。两条绿带子中间明净的河水，又像一条白色的玉带。河水两岸，长着一排排整齐的杨柳，那真像是这些翡翠带和玉带的之间镶嵌的花边啊。
　　春天的柳枝、蝌蚪、河蚌、蛙鸣，夏天的蝉噪、落日、浮光，秋天的清露、凉风、流云，冬天的断桥、飞雪，四季流连飞转，女儿港的风致总是迷人的。这不正如漂亮的小姑娘四季穿上的不同衣裳吗？

刘少峰

孝感“请七姐”民俗溯源
孝昌县白沙镇政府  刘少峰
孝感及其周边地区如汉川、应城、云梦等地，流行“请七姐”的风俗，在春节期间所举行的“请七姐”的仪式丰富多彩，且别具情韵。汉川多在春节之末上元节进行，孝感等地多在正月初一或春节期间任何一天进行。其仪式的内容各地大同小异。以孝感为例，每逢春节，妇女们便聚在大堂屋里悬彩灯、摆上方桌、设香坛、焚香燃烛、烧纸钱、敲锣打鼓击罄。由主请人领唱如下《请七姐》歌谣：
    正月正，麦草青，请七姐，看花灯。
    花灯看得梭罗转，去一梭，来一梭，
    梭得七姐笑呵呵。
    去一撒，来一撒，撒得七姐骑白马；
    上天去，乌龙马，下地来，扫帚马。
    扫帚马高头一壶油，把得七姐梳油头；
    扫帚马高头一壶酒，把得七姐打湿口；
    扫帚马高头一双鞋，把得七姐趿过来。
    七姐七姐早些来，不等黄花夜露开，
    杀黑猪，宰白羊，年年请个七姐来。
在众人吟唱之时，由两个姑娘拿着黄裱，由前门烧到后门，又由后门烧到前门，表示七姐已经请回。吟唱、击罄、敲锣打鼓俱毕，再在方桌上摆上一合盘大米，由两位姑娘相对，端一筛子，筛边绑上一枝筷子，筷子头立入米粒中，端筛者不停划动，米上便留下痕迹，称之为画符，七仙女将所问事情的答问，均隐藏在符中，主请者便以此判断年成、吉凶。除此以外，还有少女们问婚姻，怀孕妇女问所怀的是男胎或女胎等内容。在“画符”时妇女们还要根据所问不同内容，分别吟唱诸如如下《请七姐•问收成》的歌谣：“扫帚马，七百钱，送给七姐做盘缠。请来七姐问年成，大麦收几多？蚕豆收几升？”又如《请七姐•求儿谣》：“筷子神，筷子神，筷子来了不由人，是儿对面坐，是女二面分，无儿无女往上升。”在举行请七姐仪式时，两妇女取筷子，怀里揣一根，双手各拿一根，两人对筷时，都为平筷则生儿，都为歪筷则生女，筷子都往上则无儿无女。
当然，这些习俗只能表达人们对新年的美好寄托和祝愿，至于“请七姐”效果如何，人们是不会太较真的。
原始民族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并不常见，必须以人为的方式加以考验，占卜的方法便随之应运而生。掌管着占卜大权的巫师们却把可能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夸大成为由某种命运安排的必然性趋向，在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一层神秘可怖的阴影，使人们面对外在的神祇，感到自己渺小、卑微，甘愿听从神的摆布和命运的安排。这就是占卜的实质。现实考虑和功利目的才是占卜活动的起因和归宿。此外，占卜过程中的或然性和概率性，致使人们对占卜结果可作任意解释；同时还可根据占卜的目的作任意取舍；卜之不吉还可再用筮占，一次不行还可进行二次、三次。《左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它表明了占卜的一般特点：其任意性正说明在神灵面前进行的是一种世俗功利的活动，它成为自欺自慰的“心理补偿”方式。这乃是古代社会所特有的畸形物，并且使占卜巫师泛滥成灾。因此可以说，充满迷信色彩的占卜活动，一方面阻断了殷商时代宗教观上升为理论形态的可能性，一方面又箝制了自然科学和抽象思辨精神的发展，并在华夏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意识以至社会心理等方面留下了愚昧落后的病根。
从现代逻辑上来看占卜：从随机的事件中去寻求必然的结论，这似乎是荒唐的。占卜的理论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不尽人意，往往就被人们认为是江湖上的骗术，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占卜毕竟是我们古老民族的一种世俗文化，它植根我们人民之中是有一定基础的。我们准确地认识占卜，将占卜赋于人类的理性，这对我们民族的科学、思想、教育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在中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所以中国人认为人事的兴衰可以通过自然的变化表现出来，并在占卜的过程中被捕捉到。一方面，占卜是一种神秘主义，而另一方面，则是各种自然科学经验的实际应用。占卜是一种对潜意识中带有的讯息进行解码的过程。而相信这些讯息的来源是超自然或神秘力量，则是这个理论和科学解释之间的差异所在。
我国古代对于人神的祭祀，只不过是一种很原始的崇拜，是从农耕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纯功利主义的迷信。所以，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多神崇拜的民族。（参见《读乡土建筑这本书》陈志华1991.9《读书》）。春节起源于农业，《说文》载：“年，谷孰（熟）也”。为祝祷年丰，要举行隆重而虔诚的祭祀活动，除有迎喜神、接财神、敬八仙、拜星君、祭玉帝、祭社神等诸多风俗外，还有迎紫姑的风俗。
请七姐是从自古有之的民俗“迎紫姑”衍生而来的。紫姑之记载，首见于刘敬叔《异苑》卷五，曰：“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 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子胥是其婿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正月十五日，以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 能够占众事、言吉凶，这是－个重要的变化，由于有了这种变化，请紫姑神的这种活动才能在古代流传开来，并最终演变成了扶乩，成为与紫姑信仰相伴而行的中国的一种古老的占卜术——扶乩。继《异苑》之后，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隋杜台卿《玉烛宝典》等，皆有关于紫姑的记述。从《异苑》记载的资料来看，在南北朝之前，紫姑信仰就已经比较流行：它不仅见诸于文献记载，而且有了大概的故事情节、明确的祝语和具体的祭祀仪式。但这时紫姑并不具有“厕神”的身份。因为同样在《异苑》卷五中有这样的记载： 陶侃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朱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以君长者，故来相报。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处。《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在紫姑和“厕神”后帝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即能够预知未来。后帝预言了陶侃“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中国的民间信仰是非常具有功利性的，紫姑与后帝相比，具有更加明确的占卜功能，这就为紫姑取代后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加之紫姑的祭祀地点恰好位于厕所或猪栏边，这也就为紫姑逐渐取代后帝成为厕神提供了空间的可能性。远古神话中神祇产生的滥觞阶段，其形象的共同特点为：简约、无定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丰满。紫姑和后帝两故事的梗概相较，前者有更多的发挥余地，更容易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能打动人们心灵的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传说，而鲜活生动的传说可以积极推动信仰的流传。在南朝宋东阳无疑的《齐谐记》中，除了引录《异苑》所记紫姑事外，又引录《洞览》所载：“洞览云：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至正月半可以见迎，又其事也”。而在《玉烛宝典》中则作了肯定之语：“将后帝之灵，凭紫姑见女言也”。二书皆同时引录紫姑和后帝之事，似乎将二者合二为一。《荆楚岁时记》仅作疑是之辞曰：“将后帝之灵，凭紫姑而言乎？”。 然而紫姑的原型为一个受辱忧愤而死的小妾，在人们想像中无论如何也应是一个清秀娇弱的女子，如何与污秽之地——厕所搭上了关系？人们称其为“厕神”，或许与祭拜紫姑的最初地点位于厕边或猪栏边这样的污秽之地有关。《“迎紫姑”风俗兴衰原因初探》一文作者（《绥化学院学报》2006年 第26卷 第05期 作者: 王乐全、赵龙）认为：紫姑信仰的流行与其“厕神”的身份和人们认识到大粪作为肥料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休戚相关。正月十五日作为一岁中最初的满月，具有特殊意义，有占月之俗。月是阴性，其神为嫦娥，而蚕桑也是女性的工作，如《续齐谐记》所说，蚕室之神也是女神，作为厕神的紫姑是女神，在初望之日，会有效用的。古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但灵魂能够成神成仙的人很少，多数人死后，灵魂在阴间为鬼。古人是非常惧怕鬼的，他们认为鬼具有超人的本领，能使人得福或遭祸。特别是那些生前有灵异的人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变成的鬼，往往神通更大。古人惧怕鬼，但又幻想得到鬼的佑护，于是就赋予鬼一些神的特性，甚至将某些厉鬼奉为神。民间崇祀的紫姑、张巡、天妃诸神，就是由厉鬼转化成的人神。然而在紫姑神尚未成为“厕神”之前，就已经具有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占蚕桑”的功能，而且在其成为“厕神”之后，紫姑信仰流传过程中后增的许多其他功能，如男女情事的卜问和请紫姑作诗写词等等，与其“厕神”的身份几乎没有关系，“厕神”对于紫姑而言不过是个虚衔，其流行也与“大粪作为肥料的重要性”没有很大的关系。但后世民间的扶乩迷信活动，与紫姑神信奉的确有着直接关系。

刘少峰

唐代时紫姑就以厕神的身份出现在文献资料中，唐《显异录》（著者不详）： 唐紫姑神,莱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器卿(他书皆作丽卿) ，自幼读书辨利。垂拱四年（685) ，寿阳刺史李景纳为妾，妻杀之于厕，天帝怜悯之，命为厕神。故世人作其形，夜于厕间迎祀，以占众事。唐代的紫姑神，不仅有了明确的姓名、夫家和年代，而且附会了其“厕神”的身份，还由《异苑》中的“感激而死”变成了被“阴杀于厕中”。自唐以后，紫姑神“厕神”的身份就基本确立了。于元代成书明代略有增纂的《道藏•搜神记》和《三教搜神大全》，采用以上记载为紫姑作传，《搜神记》在其基础上还添写紫姑灵异事迹，云：“其（指李景）妻妬之，遂阴杀之，置其尸于厕中。魂绕不散，如厕，每闻啼哭声，时隐隐出现，且有兵刀呵喝声。自是大著灵异。”可见，紫姑神具有灵异已深入人心。
紫姑神信仰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与其本身所具有的占卜特性息息相关。在《异苑》中，紫姑神的占卜范围为：“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云：“其夕（正月十五）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由两条资料综合可知，当时紫姑神占卜的主要内容为农事和将来的吉凶祸福。这个故事说明刘宋时代已有迎紫姑占蚕桑众事的风俗。人们相信悲愤非常之死，其灵必强盛。然而随着紫姑信仰的发展，紫姑神除了其本来的占卜吉凶之外，还被附加了很多其他功能，如男女情事的卜问、请紫姑作诗写词等等。在《异苑》、《齐谐记》和《荆楚岁时记》中，紫姑只是一个模糊的妾婢形象；唐代的《显异录》中，就有了“自幼读书辨利”的说法，紫姑神在唐诗中也有所反映。熊孺登《正月十五夜》：“紫姑神下月苍苍。”李商隐《上元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唐代上元节的紫姑神信仰可见一斑。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中：紫姑“大率多能文章歌诗，有极工者，予屡见之。多自称蓬莱谪仙。医卜无所不能，棋与国手为敌。”某种风俗的传承过程同时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和阶层会根据各自的观念、经验、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等对已经约定俗成的信仰仪式进行改变，增添新的内容，同时也删除一些旧的质素，使其更贴近当时人们的生活，充满活力能代代相传。而信仰、风俗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在关于这种风俗的神话传说之中。唐宋以后，在文献记载中，紫姑占卜农桑的功能很少被提及，绝大部分皆为迎请紫姑写诗作词的文字资料。可见，在当时，社会上迎请紫姑进行娱乐性地写诗作词的活动非常流行，而这些在紫姑神的传说故事中有直接的反映。关于紫姑的传说，情节越来越具体生动，富有传奇性，尤其是关于紫姑的个人学识、才艺方面，这就为文人士大夫扶乩降紫姑写诗作词提供了理论根据。故事总的发展趋势就是使紫姑从一个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小妾，最终在文人士大夫心目中定格成为了一个“博通九经，洞晓五音”多才多艺的薄命红颜。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之下，一个主要受女性祭拜的神祇，在人间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在《梦溪笔谈》卷二十一中有这样的记载“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予少时见小儿辈等闲则召之以为嬉笑。亲戚间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两见有此，自后遂不敢召。”“等闲则召之以为嬉笑”，在紫姑神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到对神祇不敬会有任何惩罚。在很多时候，人们迎紫姑的目的不是为了祭拜，而是为了娱乐。在文献记载中，紫姑几乎没有作为神祇的神圣性和庄严感。苏东坡的《紫姑神记》中载：“紫姑曰：‘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紫姑自称自己为“曼卿之徒”。在这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人对神的敬畏和祈求，而是神主动自愿地来娱乐人。
  紫姑作为一位民间神祗，无论是在下层民众还是文人士大夫当中，都颇受欢迎。只不过，前者更倾向于紫姑“占卜农桑并众事”的实用性功能，而对文人士大夫而言，扶乩降紫姑则更多是生活中的一件趣事，他们心目中的紫姑，雅趣多于信仰，嬉戏多于虔诚。总之，作为女性神，紫姑与其它神祇相比，更多表充满了娱乐性和戏谑性上。教盛行，佛教扶乩最早发端于对紫姑仙的崇拜。扶乩占卜，指利用一个系有柳笔的筲箕，由扶乩人透过仪式，所谓“通达神明”，将神明之讯息写在沙盘上。李商隐《昨日》诗中云：“昨日紫姑神去也，今朝青鸟使来赊”。宋人洪迈《夷坚三志》壬卷三“沈承务紫姑”条载：“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近世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不过如是。”洪迈认为是唐时才逐渐出现扶乩，但南朝刘敬叔的《异苑》卷五却是早有这方面的记载。迎紫姑是为了扶乩。这一风俗，大约始行于唐朝。到了宋代，更为流行。从苏东坡《子姑神记》中“衣草木，为妇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画字”，可见扶乩活动的端倪。至明清，这一风俗则已较为固定。扶乩的方式，各地有所不同，一般都是在厕所或猪栏边进行，有的是用旧衣服包在扫帚上或用玉米秆、稻草扎人，并糊以五颜六色的彩纸，用葫芦瓢等画成紫姑的头脸。迎紫姑时要念咒语：“子胥（其夫）不在，曹夫人（大妇）已行，小姑可出嬉。”如果扫帚变重，表示紫姑神降临，就可以向紫姑卜问。有的地方则不以扫帚等扎紫姑神，而是“提猪觉重者，则是神来，可占众事。”
毕竟厕所的环境有诸多不便，紫姑信仰活动由厕中的祭祀移到厕所之外。于是，在大堂的扶箕就有了市场。而且离传说的朝代越远，这种入厕实地设祭越没有必要。从厕所到在大堂的跃进，也促成了由箕向罗筛和米筛的转变。最后专业扶乩者使用的用具，是用罗筛的外框，加一根横梁。横梁中心打一细孔，孔内插木笔一根。这样，插在箕边的“银钗”已变成了插在中心的木笔，成为面目全非、唯剩象征意义的乩。
把厕所中的紫姑请入大堂后，单问厕所之事已嫌不够，而且既然是神是仙，其它事宜也应周知，于是人们对仕途功名、婚丧嫁娶、农耕商贸就无所不问。此时的扶乩，已成为完全的巫术。
扶乩巫术的变化，表现在紫姑故事的变化、请神时间场所的变化和请神内容的变化诸方面，总之是越变越离谱，越变越完美。
紫姑信仰作为一种世俗性很强的民间信仰曾经遍及华夏大地 ，而巫术文化则以不可抗拒之力在紫姑传说中踵事增华 ，拜偶人、穿败衣、请神、扶乩、颂祝辞、念咒语、画符等等 ，各种巫术内容杂糅其中 ，紫姑传说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接纳了神秘诡谲的巫术文化的赠与。民间传说与巫术文化呈现出一种剧烈的互动态势 ，早期相对单薄的紫姑传说因为认可接纳了巫术文化的参与而获得了蓬勃生长的动力源。在此意义上 ，巫术并不单是紫姑传说中的副产品，已经成为紫姑传说中不可小觑的有机组成部分。神灵扶乩仪式也为中国的民间风水实践提供了宗教信仰方面的强烈的支持，使得一些与风水相关的传统观念与价值得以内敛化为集体的“社会记忆”并日渐地走向神圣化，成为维持和巩固既有的社会文化秩序和宇宙秩序的重要象征资产。宋元以降，扶乩一直是一种流行的民俗信仰活动，对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和文化的多元整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民间的扶乩活动充分展示了以“敬天法祖”为基础的鬼神或祖先崇拜与神秘的风水信仰的情景交融，而鬼神或祖先崇拜所蕴含的道德人文精神也借此渗透到各类风水实践之中。特别是在传统家族社会里，儒家的道德规范与人格追求更是透过内化的风水信仰与外在的扶乩仪式获得了有效的演示。受民间顶礼膜拜的神灵透过神秘的扶乩仪式已充分展示了自身的“信仰力”和“道德力”，不仅有效地推动了风水观念在民间社会的“内敛化”进程，而且对个体因为风水信仰而引发的心灵困顿及道德失范也起到了纠偏的功效。
这种仪式在后来演变成为扶乩请仙。宋元以降，扶乩一直是一种流行的民俗信仰。到了宋代降笔的不限于神仙、道士，也可是古代名人。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载：“近岁迎紫姑仙者极多”。据他说，所请来的紫姑仙不但善诗文，而且会弹筝，能驾云。可是，到了后世，卜紫姑已逐渐成为文人墨客的游戏。至于紫姑，她的身份，她的悲剧经历，早就无关紧要了。宋代民间流行扶乩，以文为盛。陆游在《箕卜》诗描述说：“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凭，对答不顺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陆游以扶乩作为娱乐，一笑了之。扶乩的兴起与科举有关，读书人临考前心中空虚，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陆游在诗中说的“岂必考中否”就是预测科举事。
　　明刘侗等《帝城景物略》云：“望前后夜，妇女束草人，纸粉面，首帕衫裙，号称姑娘（即紫姑），两童女掖之，祀以马粪，打鼓歌马粪芗歌。”又谓“三祝”后，“神则跃跃，拜不已者，休（吉）；倒不起，乃咎也。” 从各地迎紫姑的活动看，紫姑的职责主要不是司人家之厕，而是代卜人事的吉凶和与人一起游乐了。   
　  从明末开始，扶乩对我国佛教的发展开始产生重大影响。清朝中叶时扶乩对佛教的影响，出现又一个鼎盛期，各地纷纷设立乩坛。到民国初年，北京城里乩坛林立，甚至出现了专门刊载扶乩消息和乩文的期刊，当时的佛教净土宗著名高僧印光法师，和天台宗著名高僧谛闲法师、倓虚法师等，都曾经涉足扶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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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明争暗斗。《明史•蓝道行传》记载：蓝道行以扶乩术得幸，他为了搞垮政敌严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于是遣放了严嵩。严嵩就与道士田玉勾结，田玉擅长扶乩术，诬蓝道行，蓝道行下狱死。另一个大臣徐阶极力反对扶乩术，他对世宗说：“扶乩之术，惟中外交通，间有验者，否则茫然不知。今宫孽已失，仅非道行所致。且用此辈。孽未心消。小人无赖，宜治以法。”后来，世宗杀了田玉等人。
扶乩还教人们如何处世，戒贪、克淫，以谨慎行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记载：“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由此可见，扶乩有时并不全是迷信。
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为业。《子不语》卷二十二记载：“乾隆丙午，严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巩县刘氏，自称雁门田颖，诗文字画皆可观，并能代请古时名人，如韩、柳、欧阳、苏来降。刘氏云：‘有坛设其家，已数载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以扶乩为职业者，都有点文化，尤其善草书，有闭目可书之能。扮作紫姑已经附身时，念念有词，或书龙蛇走笔，出示模棱两可之词，或列平和不劲的药方使迷信者崇拜与误信。
扶乩成为人们“精神慰藉”的一剂药方。清中叶名臣叶名琛之父叶志诜笃信道教，爱好扶乩，叶名琛特建长春仙馆（今应元路市二中附近），供奉著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事无大小都要问于乩手。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叶名琛亲自扶乩，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防守，最后战败被俘，时人讥之“六不总督”。民国以后，西方的“灵学”(Divinesciellce)影响上海，使许多有学问的文人也迷信甚至沉湎于扶乩话动。上世纪20年代初，一位叫杨宇青的记者纠集了一批相信扶乩之术的人，借平望街(今山东中路)书业商会的地方设坛扶乩，并取名“盛德坛”。为了推广灵学，他还主编和出版《灵学杂志》月刊。现代文学家巴金在《家》《春》《秋》中写道：“党新由于思念亡妻作扶乩，所思之事得以慰籍。如今扶乩已近失传”。
在1700年前的东晋年间，扶乩就已经进入了非常成熟的应用阶段，这样看来，扶乩存在于我国民间，应该有2000的年历史了。两千年来，扶乩的用具几乎没有变化，一般有专用的木制沙盘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箩、筛、箩等，而降临乩坛的角色却随着时代变迁，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考证：降临乩坛的一般为鬼、神、仙等角色，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坛的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拿破仑、华盛顿、托尔斯泰等等。人们对扶乩的真假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待扶乩的态度长期莫衷一是。早在1934年上海滩就曾经流行过碟仙。上世纪80年代前后，扶乩在我国各地民间曾经盛极一时，主要表现形式是必须悬挂毛主席画像，毛主席显灵降临乩坛等。当今校园里，流传着碟仙、笔仙、银仙、筷仙等，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现形式。
据《中华道教大辞典》解释：扶乩是古代“天人交通”术的一种，又名扶鸾。英文为Sciomancy或Planchette Writing意即箕占、筛占、乩占等。扶乩的最早纪录见于我国东晋时期，唐时传入日本，由日本传入荷兰，再由荷兰传入欧美各国，在日本叫做“灵子术”，西方国家称扶乩的板为“维吉板”，研究扶乩的组织叫“灵学会”，能够组织扶乩和与神交流的人称“神媒”或“灵媒”。美国前总统威尔逊生前笃信扶乩，有一次乩盘上写出了许多古代希伯来文，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英国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哥哥伊拉斯马斯•达尔文坚信扶乩，经常在自己家里组织扶乩会，达尔文曾经参加了一次扶乩会，但中途退场了，达尔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对扶乩虽然持怀疑态度，但经常参加扶乩会，而达尔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学家华莱士却是扶乩的坚决拥护者。
近代对扶乩的真伪始终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并进行了认真研究的人，应当首推北京大学教授陈大齐，1918年5月，他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滩盛行扶乩进行抨击。其次是许地山，他在1940年完成了《扶乩迷信底研究》一书，书中将扶乩的起源至少追溯到南朝陶宏景的《真诰》。鲁迅先生对扶乩持完全否定和不屑的态度，并且把扶乩与婊子并列起来，他说：“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也可以翻翻”，虽然如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鲁迅先生肯定没有时间和兴趣对扶乩进行细致的研究。现代学者认真接触过扶乩的人，应当是很少的，他们通常持不屑的态度，或以“迷信”斥之，或把乩文当作扶乩者的“心灵暗示”，或干脆认定是扶乩者捣鬼等，这样做虽然简单，但却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对扶乩进行了一番研究，认为“扶乩是迄今未能用科学知识进行有效剖析和阐释的中国古代方术之一”，“是一种不太容易解释的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曾经指出：“仪式不仅追忆了过去，而且还借助名副其实的戏剧表现方式将过去呈现出来。”美国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茨也将仪式称作一种“文化表演 ”（cultural performance），认为仪式不光对信仰者来说表现了“宗教生活的习性与观念等两方面的汇聚点，而且是局外观察者最易于考察到的二者间的互动点”。这说明扶乩仪式有很深的民间基础和文化背景。
在孝感，迎紫姑又称之为“迎七姐”、“接七姑”，七姐成为扶乩请神的新对象。自古至民末，孝感“迎紫姑”之俗仍盛。七姐就是七仙女中的小七，专司女儿家的神，求问女儿们的相关事宜非常灵准，例如姻缘婚嫁，前程钱财，家人健康等。因此，请七姐由2个未出阁的伶俐女子在晚间执行。董永卖身葬父感动天帝，七仙女下凡婚配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七仙女在孝感妇女心目中，不仅是一位禳灾降福的神，而且是一位追求爱情热爱生活的女神，她们还认为七仙女是最能够理解姑娘们心事的贴心人，少女们尊她为七姐，年老妇女尊她为七姑。孝感民间将每年的春节期间“请七姐”原本为请紫姑之俗，衍生为“请七仙女”之俗，亦是顺理成章的事。请七姐风俗，是一个喜气活泼热闹的场面，饱含着对幸福的祈盼。在孝感农村，每年闹元宵、看花灯之时，姑娘媳妇手捧针线盒，唱着“请七姐”歌，诚邀心灵手巧的七仙女下凡共度元宵佳节。 这天她们都要绣一绣自己的剪纸活，向七姐倾诉自己的心愿，争当灵姑娘、巧媳妇的美誉；年年岁岁伴随这请七姐的歌声，姑娘们从开始懂事起就学习剪纸绣花，往后她们几乎个个都成了描花剪纸刺绣的能手。从民俗中的诸多活动以及歌谣中，可以看出少女们对七仙女是情同姐妹那么亲热。七姐是一位被神化了的女人，请七姐问年成，问婚姻等众事，只不过是孝感姑娘们的综合心理反应而已，他们追求幸福的心理正是卜紫姑心理的反映。
探寻紫姑神的衍变，深入挖掘孝感“请七姐”民俗的来源和文化内涵，对于打造“浪漫孝感”和“灵秀湖北”形象，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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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感楚剧第一个女演员白莲花与白沙铺
楚剧起源于孝感、黄陂两县，故名黄孝花鼓。最初，它是由鄂东传到黄陂木兰山一带农村，以后逐渐流传到界河一带，所以行家们称为西路花鼓。一九二六年改称楚剧。
　　清代末年，孝感楚剧就有两个流派并存。那时，人们把黄孝花鼓叫黄孝路子，把后来从府河（涢水）流域传到这里的花鼓叫府河路子。
　　花鼓戏开始演唱时，就被封建统治者视为“花鼓淫戏”，而遭到严令禁演的厄运。因此，两个流派均不敢在县城附近演出，只能在鞭长莫及的边界地区活动。前者活动于县东的界河（黄孝两县交界处）流域，而后者则经常演出于县西澴河上游的山区。
　　六十多年以前，黄孝路子的艺人以种田为主，农闲时组织乡班在黄孝两县交界处演出，天长日久，界河一带就成为楚剧艺人集中之乡。同时，界河一带也是向汉口输送楚剧演员较多的地方，如享誉汉皋的关啸彬、章炳炎、李品山（李百川之师）以及熊三元等人居住的官家河、李家岗、熊家大湾，素称花鼓之乡。
　　府河路子最初活跃于府河（涢水）下游的应城、云梦、安陆、孝感等县交界处的道人桥、长江埠、隔蒲潭、辛安渡、大福街各个集镇和乡湾。后来由于历史和乡俗习惯等原因被迫溯澴水北上转移到云梦、安陆、应山、礼山（大悟）和孝感交界的赵李棚、义堂、广水、花园、小河、王店一带山区演唱。这里广大劳动人民十分喜爱由一人主唱而众人附和的哦嗬腔，因此，府河路子就在这一带打开局面，扎下根子。以后，不少安、应、云等县同行纷纷前往花园、小河找聂可（厚元）、谭脚鱼（聚太）、田丁友诸领班搭班演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的戏班多达十五六个，演员近两百人。深受群众欢迎的演员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张洪奎、冷月清、颜汉江、张狗屎等人。他们不仅在邻县各乡镇演出，还西到随枣，北出武胜关，足迹踏遍豫南各县，以至远达郑州。
　　黄孝路子和府河路子各树一帜，分道扬镳，至少僵持了三十年之久。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汉口后，花鼓戏正式定名为楚剧，从租界进入新市场（民众乐园）演出。府河路子中的名演员如高月楼、冷月清、张洪奎、颜汉江、谭脚鱼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虚心学习黄孝路子的优点，也先后进入汉口，登上楚剧正式舞台。高、冷、张三人并且成为各自行当挂头牌的演员，所灌唱片，传遍全省各地，颇受听众欢迎。
　　正当楚剧进入新市场演出不久，孝感第一个楚剧女演员“白莲花”在应山县的广水镇初露头角。这件出人意料的社会新闻，当时不仅轰动了孝感城乡和毗邻各县，而且影响到武汉三镇京、汉、楚各剧院。因为当时的汉口各个剧种还没有女演员登台演出，就连最时髦的文明戏（话剧）也是以男扮女。真旦登台，在当时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闻。
　　胡桂香，艺名白莲花（一九〇二 —— 一九三二），孝感城关西河街人，原系商人之女，后因家道中落，其父以小贩为生。桂香年幼时聪明伶俐，人才出众，童年时与罗柏山订婚。罗十岁时跟花旦艺人张卓生学戏，十二岁在云梦大福街登台演出，后因族规不准唱戏，曾一度中辍。一九一八年，罗胡成婚。第三年，罗便正式参加了张卓生、颜汉江的戏班扮演花旦。
　　胡桂香童年喜欢看戏，每逢附近演出，场场必看，并到终场为止。时间一长，她也能唱些《打花鼓》一类的小曲子。既然其夫罗的从艺为族规所不容，不能回乡定居，胡桂香就索性随夫外出，以随班家属身份在后台打锣接腔，过着流浪生活。年复一年，耳濡目染，桂香也能唱十多出折子小戏，但慑于社会舆论和世俗偏见，却始终不敢在前台露面。
　　一九二六年春，戏班在广水镇演出后准备返孝。时天降大雪，致戏班滞留广水，不得南归。几十个人都挤在车站票房里，为不能动身而着急。广水车站站长半开玩笑地说：“只要胡桂香两口子能合唱一出戏，你们的生活我想办法包下来。”为了戏班人员的生活有着落，几经劝说，胡桂香和罗柏山才在公开场合合演了《打懒婆》这出喜剧，顿时轰动了整个广水镇。雪过天晴后，戏班准备南归。镇上殷实工商户为了借真旦上台，以广招客商，再三挽留，胡桂香才继续演唱了几天。这样，孝感第一个楚剧女演员才在广水镇初露头角，打响了第一炮。
　　一九二七年春，孝感城乡人民在中共县委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胡桂香夫妇才双双回到老家，组织起夫妻班（真旦班），正式以“白莲花”的艺名，在县内各集镇和云梦、安陆、应山等县的交界处演出达六七年之久。
　　　　一九三一年，桂香在郑家阁演出四十余天，当地观众特地为她搭起一丈多高的戏台，开了楚剧在农村演出登上高台的先例（过去楚剧是草台，只有汉剧搭高台）。也有从汉口乘火车来看真旦演出的。汉口的老圃、满春等剧院曾派专人来聘请桂香赴汉演出，由于男旦们的极力反对，故未能成行。
　　一九三二年，胡桂香应孝感城内六也茶园（实系演唱汉剧的剧场，地址在天后宫）之邀请，曾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短期演出。这是孝感楚剧艺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县城里公开演唱，受到了楚剧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一九三三年农历正月十二日上午，白沙铺、毛陈渡、朋兴店三处同时派轿子去请桂香唱灯戏。白沙铺是年前预约了的，另两处集镇来的人都强行拉她上轿，一时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经乡间父老调解还是去了白沙铺演出。
　　一九三三年五月，年仅三十一岁的胡桂香因病去世。虽然胡桂香的舞台生涯只有短暂的几年，但由于演出的异常成功，还因此打破了世俗偏见，为培养第二代、第三代女演员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就在她死后的几年间（一九三四 —— 一九三八），北部聂可、谭脚鱼、田丁友等戏班里，就相继培养出来陈云霞、李金翠、胡金凤、冯秀英（赛金花）、张素琴（张洪奎之女）等第二代真旦。抗战初期，在孝感东乡和南乡湖区草台上还出现了黄莲芬、张凤楼、汪明芝等几位唱做俱佳的女演员，其中大部分人从四十年代就活跃在花园、小河、王店、广水和河南信阳等地楚剧舞台上，有的人一直坚持演出到七十年代。
　
（文：张力 载一九八五年九月《孝感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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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的习俗
孝感位于江汉平原，但节令习俗与鄂东北大部分地区基本一致，却也独有趣味。
大年初一早起，人们先拜天地、家神、尊长，然后出门拜年。拜年是不问亲疏的，称为“拜年无大小”。家中来了拜年客，必定再三挽留，以糍粑相待。俗语有“拜年拜节，糍粑发裂。”拜年一般拜到初三、初四为止。
    这里的人们还有以初一这天听到的飞禽叫声来判断新年的生产情况的习俗。五更鸟先叫就宜于养鸭；鹊先鸣宜于养鸡；天亮时麻雀噪飞就是丰年；人们还认为初一听到狗群吠不是好兆头。
    除夕之夜12点的时候，各家要把一个做好的金元宝模型送到门外，代表在新的一年里会招财进宝。
    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人们不扫地、不汲水甚至不动火，饭菜都预先弄熟，称为“压岁”。初三才开始挑水，并在井池边烧纸钱说是“买水”。门神也要在初二取下烧掉，俗谚说：“初三烧了门神纸，各人寻生理。”新年伊始，举笔写字时，在过去要先用红纸写一幅“新正举动蛇笔，万事大吉利”的话贴在墙上。
    正月十五是春节的高潮，锣鼓敲得震天响，没有锣鼓或锣鼓少的时候，人们把铁罐子也当成锣鼓敲。所以孝感民间有“正月半敲铁罐”的俗语。
    龙灯会是孝感民间正月十五节庆活动的中心。人们一般从初八开始扎龙，还扎狮子、彩船、竹马、高跷、平台等样式。正月十五这天男女老幼同游同乐，唱各种彩词。采莲船走村串户，见到什么人家就唱什么词，例如“老者添寿、少者安宁、家事如意、四季大平、五谷丰登、鹿鹤同春、七星转斗、八仙临门、久久富贵、十福大全”等祝福的吉利语。
元宵之夜，孝感当地还流传着请七姐、问年成和乞巧的习俗。七姐当地叫做张七姐，传说是玉皇大帝的第七个女儿，她最心灵手巧，且心地十分善良。一天，七姐得知丹阳境内（今孝感）有一年轻人姓董名永，因家贫无钱安葬死去的父亲，只得卖身为奴。七姐深受感动，私下天庭与董永结百年之好，在大槐树下成就姻缘。可惜作媒人的大槐树一时高兴，把“百年好合”说成“百天好合”，害得董永六姐只有百日缘分。七姐用巧手金梭织出了10匹锦绢赎出了董永，准备整治家园恩爱白头。不料玉皇大帝得知十分震怒，急召七姐回宫，七姐不得不忍痛飞去。她的织布校化成了飞梭石，织机留在了人间，人们在夜深人静时仍能听到“咔喳、咔喳”的织机声。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身着盛装的姑娘聚集在飞梭石旁，手捧针线盒向七姐乞巧，唱乞巧歌。唱完乞巧歌后，还要询问年成好坏、吉凶如何、能否婚嫁等事宜。此外，有的人家用糯米粉作成鹅蛋形状，让孕妇烧“鹅卵”以占生男生女。卵裂就兆生女，卵起小疣子兆生男。
当地民间还传说正月十五晚上是老鼠嫁女的日子，人们不能在家里喧闹。妇女要在床下点一盏麻油灯，边拜边说：“请红娘子看灯。”据说这样，一年就没有臭虫骚扰了。人们还用竹篮从屋上抛过去占棉花丰歉。仰则主丰收，仆则歉收。
    另外，孝感地区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五更时，人们用火照栗、梨等果木，边照边用刀斧敲打树干。一人边敲边问：“结不结？”一人在旁边应道：“结！“据说这样做新的一年里就会果实满枝头。
(刘少峰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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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婚俗

                 袁新明

    我要说的是我们孝感遗留下来的旧的婚姻习俗，现在大多从简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我想把它记录下来。一个人的婚姻大概要经历如下过程：

   1、定亲。过去我们孝感农村的婚姻大多是父母包办，靠媒妁之言撮合而成。一种情况是父母约定，如张家和李家是亲戚（过去许多姑表、姨表成婚姻的）或关系很好，两家大人约定结成亲家，还有的指腹为婚，两家女性怀孕，如果将来生的是一男一女，约定结为亲家。两家有约后，还要各自找算命先生算一下两人的年合八字是否相合，如果相合，再由男方找个媒人举行定亲仪式。另一种是第三者觉得两家儿女年纪相仿，两家门当户对，于是主动到两家上门撮合，撮合成功确定婚姻。不管是父母约定还是媒妁之言，定亲都要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成实，就是男方要买几件布料，包几斤红糖（用红纸包装或贴上红纸），跟媒人一起到女方去送礼，表示这门亲事确定下来了；第二步是过茶，就是由媒人撮合确定一个吉日，男方和媒人一起提着聘礼（一般是四至八套衣料、四包红塘、四包杂糖、糖果等）到女方家去，女方则要请最亲的亲戚或本家一起吃饭，表示对外公布这门亲事已经确定下来。至于定亲的年龄是没有限制的，可以是没出世的坯胎，可以是睡在摇篮里的婴儿（俗话叫摇窝亲），也可以是张成少男少女的青年。定亲以后两家来往较以前自然密切些，办大事两家都要相互送礼，尤其是男方送礼还不能少。过春节男方还要到女方家拜年。

    2、送花招。两家孩子大了，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男方这年的二月初二（花招节）就要到女方家送礼（肉、酒、糖之类），叫送花招。这节气未过门的女婿必须亲自去（可以约媒人一起去），并亲自向亲家母提出两人结婚的请求。这时女方一般不会很爽快答应的，总要推辞说孩子还小，不懂事，家里困难没钱买嫁妆等等，这话一半真，一半假，含有我家姑娘不会很贱就答应嫁给你的意思，必须看你是不是诚心想结婚，要考验考验，或刁难一番。

    3、送端阳。男方要求结婚那年的端午节，必须提着酒肉等礼物到女方家送节礼，如果女方未答应两人结婚，就借机再次提出结婚请求。当然，如果女方还是不答应，那就要请媒人多到男方喝几次酒，多到女方跑几趟，有的也由男孩直接去要人的，直到女方答应为止。

    4、送中秋。过去结婚日期一般定在下半年，多在阴历十月、冬月（这两个月是农闲时期）。如果通过男方及媒人的多次努力，女方答应把姑娘嫁过去，那么男方就要在中秋节这天提着礼物（月饼、酒、肉、布料等）去女方送中秋节。如果女方没答应，男方想结婚，还是要在花招、端阳、中秋节时去送礼，以表示诚心和决心。

    5、送日子。女方答应嫁姑娘后，还要由两家共同商定结婚日期，当然主要是听取女方意见。结婚当然要选择良辰吉日，所以两家都要请算命先生算日子。日子敲定后，还要举行个仪式叫送日子。男方和媒人一起提着礼物（这次除了肉酒外必须要有衣物或布料），带着写有结婚日期的红纸条到女方家去，女方把比较亲的亲戚和本家接到家里喝酒，表示公布两家已经确定婚期。未过门的女婿回家时女方一般还要回赠一两双姑娘或母亲亲手做的布鞋。

    6、辞嫁。婚期确定下来后，姑娘要出嫁了，女方的亲戚都要接姑娘到自己家做客，因为是出嫁前最后一次做客，所以叫吃辞嫁饭。姑娘离开时，亲戚们都要送点礼物（如，衣服、袜子、床上用品等）给姑娘。

    7、抬嫁妆。在婚期临近的前两天，女方都把姑娘的嫁妆筹办齐了，男方要在这两天请人把它抬回去。要抬的嫁妆包括床、桌子、柜子、凳子、四元（大小脚盆、脸盆、围桶）等，有的条件好的还为姑娘购置了厨房各种碗盘杯碟，现在又增加了电器如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空调、摩托等。过去是用扁担、木杠和红绳子抬，现在可能一般用车子拖了。女方在发放嫁妆之前，亲戚和本家的人（多是小孩和妇女）都把嫁妆一件件藏起来，闹着要男方拿红包或香烟才交东西，不过红包钱不多，一元、两元、五元、十元不等，香烟必须成整盒，价格一般也在二至十元之间。一般是一件嫁妆需要一个红包或一包香烟。这样闹是为了热闹，含有喜庆的意思。

    8、过盒子。一般包括如下内容：（1）接客，是进入结婚喜庆的日子，一般在结婚日期的前一至两天，男方要把自己所有亲戚接到家参加婚庆。（2）贴婚联，过盒子这天男方家里大门、堂门要贴上喜庆和迎宾的对联，堂屋大手（右侧）墙面中上方贴上新郎结婚起的大号（按本族辈分起名），并根据大号的两个字作一副对联贴在号联两边，表示孩子已长成大人，结婚后同族就要喊他新取的大号了，是晚辈的年长者就不能像结婚前一样直呼其名，而要按辈分尊称他了。（3）送聘礼，过盒子这天上午新郎要去女方家，出发时要放鞭炮，随行的有媒人，陪亲（与新郎年纪相近的小伙子陪伴和保护新郎），礼聘先生（负责礼仪，一般由年岁较大熟悉礼节的人担任，手提一个红布包着的木茶盘，上面放着小酒壶，一小条肉、一对一斤左右的小鲤鱼等，叫求亲礼），牵毡条的一至二人，还有挑礼物的：几十斤肉，根据女方客人户数多少每户一块折范肉（约一斤左右，割成长条形状）和女方待客的肉，还有几十斤鱼和几十斤散酒，四或八包红塘，新娘装新和换洗的新衣服四至八套（一般在结婚前两个人一起去定购或定做的），新看鞋两双。（4）行礼，一行人到达女方家门时先要鸣炮，接着进入堂屋，牵毡条的把毡条拉成长方形铺在堂屋下方地面，毡条前面堂屋正中一般摆上三张大方桌，神柜上这时要点燃香和蜡烛。新郎进堂屋时要行大礼磕头（有的安排在吃完饭离开时，还有的安排在娶亲那天早上），叫四礼八拜：拜祖先，拜父母，拜主要亲戚，拜本家老人，每拜一次作两个揖，磕四个头，拜完了毡条要在原地转180度，朝堂门外作一个揖才算结束。磕头时动作比较慢，有乐队还要奏乐、鸣炮，亲戚和围观的客人在新郎行礼时可以击打新郎（如多半用楝树果，也有用萝卜、小土块和麦壳等，也有舍不得打新郎（认为是自家人、亲戚）转而打陪亲和媒人的，但一般都是为了热闹，没有恶意去伤害别人。（5）上正席。上正席前东家要放鞭炮，有乐队要奏乐发送上席信号。安席：农村堂屋做大事一般可以摆六桌酒席，靠右首上沿为首席，它的左首为第二席，依次类推。新女婿和媒人坐首席上沿（也有的地方正副位以巷路或靠壁为大，就是说该席的主位为靠堂屋中间巷路的那一排或靠墙壁的那一排）女方舅爷等主要亲戚坐对面陪酒，每席坐十人，上下席各坐二人，两侧各坐三人，靠左侧角的那位是酌酒端菜为本席服务的人坐的位子，一般称之为席长）。其余席面全部依次先在上下首安排主要亲戚（同级别按辈分和年龄排序），两侧安排次要亲族的顺序安排席位。出菜：正席出菜顺序也有讲究，一般顺序为，先出八个干菜碟（如鸡肉、牛肉、猪耳、咸鸭蛋、花生米、瘦肉、猪杂或鸡杂等，也有不出碟直接上大菜的），然后按如下顺序出菜：藕片、粉条、杂烩、滑鱼汤、排骨或猪蹄炖藕汤、白萝卜炖牛肉汤、胡萝卜炖羊肉汤、大肉、炸豆腐圆子、肥肠大白菜汤、滑肉汤、千张炒大白菜、炖黄豆芽、咽饭肉、海带、全鱼、炒青菜等，当然，出菜顺序或菜的样式数量也不一定全部一样，但基本顺序大同小异。讲礼：大肉（有的是豆腐圆子）上席时不能马上吃，要等东家讲礼后再吃。讲礼菜一出，要鸣炮奏乐。新郎的父亲和本家叔辈两个人，一个人端着茶盘，上面放着一双筷子和一只酒杯，另一个人拿着酒壶，按席位主次顺序逐席敬酒，还要说礼节性的感谢光临的话，敬酒时每席一般要上一包香烟，近几年又增加了每人一份小礼品（一条毛巾、一包喜糖、一包洗衣粉或洗洁精等其中两件物品)。端盘子的人端大肉来时顺便每席都端来一只小碗，里面放着十支香烟，那是主人家代表厨师放上的香烟，酌酒的人每人发一支，吃罢敬酒菜，新郎要向这只装过香烟的空碗中放红包（一般10-100元不等),其余坐上下首的主要亲戚（其它席也一样）也要放现金（1-若干元不等），这叫谢厨师；另外，新郎还要分别掏红包感谢酌酒和端菜的人。闹新相公：在酒席当中，除了要新郎掏上述红包外，如果本席两侧坐的是陪嫁的年轻姑娘们（一般她们会主动找到那里坐），她们还会出很多难题刁难新郎，如，出一副对联的上联要新郎对下联呀，把大肉或豆腐圆子用红线串起来让新郎无法吃菜呀，打谜语要新郎猜呀，把十双筷子摆成花要新郎按顺序解开呀等等，如果新郎说错或做错不是被罚酒就是要掏红包或香烟，总之，就是为了增加喜庆的气氛。下席：农村结婚上正席一般不能随便自由上下席，必须等第一席的全部吃完了（先吃完的人要把筷子架在自己用的汤匙上表示等候他人的意思），主人燃放了散席的鞭炮后才能离席，散席时乐师也要一齐奏乐。待全部客人下席，堂屋清场完毕后，新娘家会安排人给新郎端来热水，放上新毛巾（也有的为了故意倒冷水或脏水刁难新郎的）让新郎洗脸的，这时新郎往往象征性擦一下手就把红包掏出来完事。换手绢：新郎新娘每人事先准备了一只手绢，由女方的陪嫁姑娘代替新娘跟新郎换手绢，这时姑娘们会变着法子出对联要新郎应对，如果对不上就要掏红包了。之后，男方一行人就可以告辞离开了。

刘少峰

9、待媒（也叫坐夜）。有的女方为了热闹，在结婚日的前一天晚上，要求男方娶亲的队伍到女方家坐夜。引礼：男方在摆完晚宴后，先请会行大礼的长者按到女方家去行礼的模式引领新郎在堂屋学磕头行礼（如烧香点烛，鸣炮奏乐，还要牵毡条四礼八拜，甚至也会有淘气的小孩和大人用楝树果打新郎官的。铺床：引礼完毕后，男方要举行浓重的铺床仪式，要选择八字好有儿有女不在月经期的年轻健康妇女两人进房铺床(这两个人同时担任新娘娶回家后牵亲的任务，一般为男方主要亲戚），铺床开始，要燃放较长的鞭炮，乐队要奏乐，全体在场的所有亲属都要参加喝彩，要选一个会喊铺床采词的人喊采，采词的大致意思是安排铺床的顺序，祝愿新婚夫妇生儿育女长得健壮美丽有出息（下面是我新老结合编写的一篇采词公大家参阅：手捧红烛入洞房，新人房里好嫁妆。左边摆着镶金柜，右边摆着龙凤箱。梳妆台上美人镜，一对红灯亮满房。将军桌配太师椅，正中摆座象牙床。四铺四盖床上放，一对枕头绣鸳鸯。绫罗帐子挂床上，一对帐钩闪金光。帐帘绣的龙和凤，门帘绣的牡丹香。拿来新絮铺新床，铺好新床迎新娘。伸手铺床先铺东，生个儿子当老总。铺罢床东铺床西，生个儿子架飞机。铺罢床西铺床南，生个儿子中状元。铺罢床南铺床北，生个儿子坐轿车。 四个角的拵一拵，生的儿子很精明。四个角的按一按，生的儿子很好看。四个角的拍一拍，生个儿子好体魄。四个角的扒一扒，生的儿子象爸爸。  生了儿子生姑娘，姑娘长得真清爽。有才有貌有气质，将来找个如意郎。媳妇今日是朵花，明朝就是伢的妈。今天大家齐喝彩,明天新娘倒香茶。）铺床前里面的人必须拴牢房门，不让外面的人进入或看见。铺床开始，乐器和鞭炮齐鸣，喊采人每喊完一句，众人都要大声齐喝“呦”，直至采词喊完，铺床结束。床铺完后，铺床的人要用新锁锁上房门，新娘不到房门不开。辞祖：女方在这个时间也在家里举行仪式，那就是辞祖。作为姑娘，在娘家由婴儿长成大人，不仅有父辈的付出，也有祖辈的付出；马上要离开父姓的祠堂，加入新的姓氏做人，离开自己的祖先，这时候举行告别祖先的仪式当然很有必要。辞祖的仪式很简单，就是烧香点烛敬菩萨后，姑娘向菩萨和祖先磕头。这时，也是妈妈和女儿最伤心的时候，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妈妈和女儿都要放声大哭，妈妈哭舍不得离开女儿，对不起女儿，教女儿出嫁后如何当好媳妇，女儿也哭自己对不起父母和舍不得离开家庭等等。沐浴：结婚是人生大事，所以不管新郎新娘都要在婚期的第一天晚上认真洗个澡，新娘要把头发整成新娘妆。两个人从头到脚要换上崭新的。新郎可以在这时穿上结婚的礼服，新娘可以在第二天早上穿婚纱。两个人穿内衣时一定不能穿短裤，据说穿上短裤不吉利，预示着夫妻不能一辈子上头，是半途夫妻。坐夜：男方根据要求，在婚期的头一天晚上娶亲的一行人要到女方家过夜叫坐夜。出发前男方要放鞭炮，新郎带着媒人、陪亲、礼聘先生、接亲的两个姑娘或年轻妇女，牵毡条的两人，抬箱子的四至八人，带上乐队，花轿，还要带一大包喜糖和十条左右甚至更多的香烟，敲锣打鼓地一路前往新娘家。进村时必须燃放鞭炮，到女方家门时女方也用鞭炮迎接。有趣的是，这时女方并不会很顺利地打开大门迎接客人进门，二是紧閂着门，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要男方不停地放鞭炮，奏乐，女方也不停地接着放鞭炮，以增加喜庆气氛；二是闹男方的喜烟。开门是有条件的，一般是女方有多少亲戚，有多少来陪嫁的姑娘，每人都要有一包香烟，当然还要抛洒喜糖。男方来时如果稍有不慎，娶亲带来的任何物品都会被女方的客人抢走藏起来，到第二天发亲时男方用香烟或红包才能换回。闹一阵子后，双方达成默契，姑娘们才打开大门让娶亲的队伍入堂就坐，并热情招待来人：发烟、倒茶。并在当晚（大约在凌晨一两点）摆宴开席。饭吃完后，女方妥善安排男方客人和乐队打牌或入寝。

    10、娶（发）亲：在婚期的那天清晨，女方就要做发亲的准备。首先准备男方客人用早点，接着男方乐队奏乐，新郎向女方父母长辈和主要亲戚行大礼。接着是哭嫁，新娘和母亲以及其他客人陪着哭嫁，再接着是姑娘穿婚装戴冠子帽（一种如楚剧舞台上的姑娘带的饰有玻璃球、亮珠的华丽帽子）出闺房，站在斗上（斗里点燃一个香油灯，斗上扑着一只竹筛子，娘家将一把（十双）筷子拿在手上，然后娘家的人要从姑娘的手中抢走这把筷子后，姑娘才能上轿。这筷子意味着是娘家的饭碗，姑娘出嫁了，就要将饭碗交给娘家，而姑娘们谁舍得离开自己的母亲，丢掉娘家的饭碗，所以都会用尽所有力量死死抓住筷子不松手。这时娘家人一边抢，一边劝，直到抢下姑娘手中的筷子。这时姑娘的亲哥或堂哥背着新娘出门上轿（还有步行或坐车的），门外男方的人忙着用红绳绑着箱子和被子枕头，待女方点燃起身（发亲）鞭炮，男方便敲锣打鼓迎走新娘。女方陪嫁的姑娘还要送新娘一程，送到半路上才与新娘分手，男方牵亲的两个妇女一左一右牵着新娘前行。在陪嫁姑娘分手时，新郎还要给每个陪嫁送新娘的姑娘一个红包或礼物（手绢、香皂之类）。新娘离家后，女方就开始吃早餐，吃罢早餐，参加婚礼的多数客人就会告别回家去了。

    11、拦车马。女方发亲后，男方就要作好迎亲的准备。要在家门口摆一张方桌，上面摆上猪首，点燃蜡烛和香，还要摆上三只酒杯斟上酒，等待接亲的队伍归来。新娘一进村就要鸣炮奏乐，亲到家门口时迎亲的队伍都要在方桌前停下，乐队要不停奏乐，鞭炮要不停放，有一位拦车马的先生会站在桌前念念有词，大致意思是“天地开张，日吉乘凉，男家的先祖请进，女家的先祖回乡”，就是说姑娘嫁过来了，女方的先祖有可能为了继续关爱本家姑娘，骑着马，驾着车，跟着来到了男家，迷信的说法，一家不能容二祖，所以这时男方就要将女方的家祖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