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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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向我的身体道歉”                                                  ——我读李以亮 湖北日报讯 张执浩     李以亮，1966年7月生于湖北农村。1987年大学毕业后执教十余年，现供职于武汉市电信公司。1986年开始习诗并发表作品，作品见诸国内相关专业期刊。曾获《诗刊》、《诗神》、《飞天》等刊物各类诗歌征文奖。兼事诗歌批评与欧美诗歌翻译。作品结集出版有《逆行》。译诗集《东欧现代诗选》即出。 　　在武汉这拨诗人中，我和李以亮认识得算是很早的了。据他后来回忆，大学期间曾去过我的寝室，也曾见证过那个躲在宿舍一角布帘后面的我。但我对那次会面已经记忆模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很早就听说了他的名字，因为我俩的初恋女友曾是高中时代的闺蜜，尽管我在武汉他在宜昌，但通过她们的口口相传，我们也在彼此的心目中烙下了痕迹。现在想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惟有诗歌和女性才能让关于青春的回忆如此生动。     “我一生坚持的东西/你们正如此轻易地丢弃”，这是李以亮在《黑暗》一诗中的呼告，也可以看作是他整个写作的基调。李以亮的身上杂糅着知识分子、民间、泛学院，以及半体制化，等等，非常复杂的气质，这也是当代中国作家身上最具普遍性的气质。但李以亮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异常尖锐地呈现了这种矛盾气质对自我精神所带来的损害与挤压，并将自己作为“标本”而非“个案”，主动摆放在了审判台上。因此，阅读李以亮就不可避免地使读者本人一次又一次陷入到自省之中，并在反讽、自嘲与自爱中寻找某种和解的力量。多年的翻译生涯使李以亮有机会接近他心目中的诗歌标准，他从米沃什、辛波丝卡、扎加耶夫斯基等人那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持，他将这种支持有效地转化成了对自我写作的苛求和约束，并以独具个性的文本作为呼应，一如他曾在诗中所言：“我一生有个理想：自费诗集出版，100页/前50页：我的诗。后50页：全部空白。”（《杂碎》）     熟悉李以亮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来他一直被一种根深蒂固的湿疹所困扰，但只有非常了解他写作的人，才能从字里行间窥探到他与这种“疾病”之间所建立起来的“隐喻”关系。这是一种灵与肉此消彼长的关系，也是梦想与现实相互磨损的关系。在他早年的一首题为《向我的身体道歉》的诗中，他起句写道：“我的身体，你跟我三十余年/现在我谨代表我自己，向你道歉：我对不起你——”，随后他从“头发”、“眼睛”、“鼻子”开始一路“道歉”下来，直到“双腿和脚掌”，情真意切，充满了愧疚和道德的力量。如何饲养我们的肉体，这个看似普遍性的问题，在李以亮那里变得如此具体而真实，他必得早晚面对，作出回答。“被疾病改变的人也改变了疾病”，这是我在献给李以亮的一首诗歌里的一句话，我相信，李以亮的“道歉”最终会获得他身体的谅解，他的反抗，他的愤怒，以及驱使他写作的原始激情——“我写诗/有两个理由：半夜起床，我有话要说，我无话可说”（《一气之下》）——都将经由他写作得以释放，并由此赢得此生的宁静与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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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周古平和他的九头鸟之梦

湖北日报讯 图为：易飞

    周古平，发表各类文学作品300多万字。近年来出版有长篇童话幻想小说《九头鸟1滴血降露》、《九头鸟2生命之舞》、《九头鸟3浴火重生》、《九头鸟4九凤和鸣》、《九头鸟5拨雾寻道》、《九头鸟6古船腾飞》等，并获得2011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周古平是湖北文坛的一个奇人。他是学工科的，从事的是最没有诗意的工作，写的却是最需要想象力的童话幻想小说。他多次获奖，却谦虚地说：“我是文学上的学徒工”。
    初识周古平是在去年的某次聚会上。这么多年我“混迹”于文学圈，在文学大省采访过许多有名的和没名的作家，所以开始我对他并没有特别深的印象。只是心里有点打鼓，这位平静如水的仁兄为何着迷于童话幻想小说。直到前不久，我们在湖北饭店聊了一阵，他猛然为我打开了一道奇特的文学（也许不只是文学）风景。仔细一品，周古平的作品以科幻的严谨、奇幻的趣味、玄幻的开阔、魔幻的讽喻，的确独具一格。
    周古平是有个性的。去年春节，本来是一段可以享受团聚、放松身心的美好时光，周古平却带上方便面，去了飞雪连天的武当山，只为了实地踏寻作品里将要写到的九头鸟在茫茫武当“拨雾寻道”的故事现场，亲身感受故事的气氛。即使是“五一”和“十一”长假，他也把自己关在家里，废寝忘食地书写着多卷本大幻想小说《九头鸟》系列，让全部的身心和激情跟随着九头鸟踏上了漫漫的幻美旅程……
    九头鸟，是湖北的精神名片，也是周古平生命里一个美丽的精神梦想、一个深沉的文化情结。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周古平创作的《九头鸟》系列已经完成了前6册。全部作品拟定为12册。前6册甫一问世，即获得广大读者的热捧，网上点击过千万。不到一年的时间，《九头鸟》已推出第二种版本，并且获得2011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这也是本年度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的唯一一位湖北作家，新华社等几十家媒体予以报道。《九头鸟》是一部充满大爱、大美和大智、大勇的仁爱之书。令人感佩的是，在《九头鸟》的写作背后，周古平也用自己温润的爱心、真诚的善举，默默地书写了另一部“现实版”的爱的童话：他拿出版税，在红安等革命老区的乡村小学，为孩子们创建“九头鸟爱心书屋”，为孩子们送去电脑和上万册各类图书。
    他憧憬着，在未来的日子里，“九头鸟爱心书屋”将从湖北的偏远山区逐渐扩大至全国各地。之所以有此想法，周古平曾告诉朋友说，只因为自己小时候家里贫寒，没有钱买书看，为了读书有时只好借书、抄书。他真心希望为此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周古平是一位儒雅君子，绘画曾在国内获奖。智慧而心地善良的他，平时总能克己而悯人，可谓“宅心仁厚”。他是位孝子，也是位好人。他资助孤儿，为身患癌症的同事慷慨解囊，他曾从网络上看到有一个读者，发表了一篇表达了对《九头鸟》的喜爱之情的文章。他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个读者，原来是一位来自贵州偏远山区的读师范专业的大学生。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给了这个小伙子许多无私的帮助和热心鼓励。这一桩桩事让我深深感动。
    除了《九头鸟》小说系列，他正在默默地努力去做的，还有九头鸟主题公园，九头鸟绘本、动漫、游戏、影视作品等。
    谈到他为什么对《九头鸟》会如此投入，他说：“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童话作家，仅仅能为孩子们写几本书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为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送去我们的人文关怀。童话作家虽然无力让所有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至少可以做到，让每一个读过童话的读者，得到生命的营养，点燃精神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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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写诗又编诗的沉河

湖北日报讯 田禾

    沉河，本名何性松，1967年生于湖北潜江。1990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主要写作诗与散文。出版有散文集《在细草间》。现任职于长江文艺出版社。

　　了解沉河的人，一定会相信，如果给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诗人来评选一个在诗歌界的好人和最有人气的人，无疑，沉河一定是得票最多的人。当我刚刚写下这两行文字的时候，沉河打电话来了：“田兄，最近好吧！”其实沉河打电话，也不一定有什么事，或者只是一个问候，就是这声亲切的问候，却能让你感到一种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温暖。很有可能，沉河打电话时就在我楼下。因为我楼下是水果湖高中，他每天准时在8：40来学校接他妻子和儿子回家。他妻子是水高的语文老师，儿子是水高的学生。再忙，他也没耽误过。我经常在朋友面前说，沉河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
    沉河在文学界极有人缘，特别是在诗歌界，沉河用他的朴实、善良、真诚和诸多美德，结交了诗坛上广泛的朋友，很多朋友与他已成为忘年之交，莫逆之交。
    沉河原是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由于他热爱写作，并取得了较高的创作成就，2001年调入长江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沉河调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以后，他集中精力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出版整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诗集近百种，其中策划的“中国21世纪诗丛”主要出版中国当下实力诗人的诗集，已出版十三种。2009年编选的《21世纪初中国实力诗人诗选》，2010年编选的《本草集》（百名诗人写自然），还有近年与天问文化传播公司合作出版的《读诗》、《译诗》、《评诗》等，都在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有他策划和编辑的一些图书获得了全国性大奖，如《大江东去》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雷平阳的诗集《云南记》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最近，沉河又成立了“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他想为诗歌和诗人们做更多和更有意义的事。
    经过沉河多年的精心打造，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诗歌，已经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品牌。诗人们感到，能认识沉河和能跟沉河打交道，是一种荣幸，能够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个人诗集，或入选沉河责编的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辑的年度选本《中国诗歌精选》，更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荣耀。
    沉河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创作的散文集《在细草间》，以独特的眼光、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体悟人生，有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朴素美，赢得了广大读者和校园师生们的喜爱，散文《生命》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师人文读本》。沉河的诗歌创作，他不断在诗艺探索的同时，坚持着纯诗风格的写作。沉河的诗，以平常说平常，用小事说小事，自然之景，白描之笔，却能让人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笔触之处，始终有吸引读者眼球、感染读者魂魄的力量。诗人伊沙在评价沉河的诗歌《自由》时说：“《自由》是个大题目，大到极难将其做好，但此诗却完全出人意料，往最小里做去，小到妻子的一句话，小到一对夫妻的枕边之语——如此之小，胜过你所能够想到的任何一种大”。沉河诗歌中的这种大，同时又上升到他编辑诗歌的大情怀、大智慧、大胸襟、大眼界之中，所以，才使他编诗和写诗融合得那样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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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翻底牌的高手韩永明

湖北日报讯 易飞

    韩永明，湖北秭归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河风尘》，散文集《日暮乡关》，中短篇小说《毛月亮》等30余种，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最佳”奖等，多部作品被转载，《滑坡》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韩永明是个翻底牌的高手，可是他并不会打牌，真正和一把大牌所需求的那一张致命的底牌操在手中是什么滋味，他并没有体会过。当年李清照和赵明诚为了谁做一件家务事，两人要先丢骰子，揭开盖子的那一刹那，也许是惊喜，也许是懊恼。
    说到底，这些都是小趣味。一张底牌的两面不过是惊喜和懊恼，可是人生的底牌是多少面呢？牌桌上的结局只有两个，赢输或者胜败，人生的结局有多少呢？岂能以牌桌的某张底牌来论？要翻动它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力量！
    这是一件非常需要担当意识和费力的事情，也是一件和自己较劲的事情，更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诚然有些底牌也透出点点温暖，看得出他在努力寻找挖掘，但更多的则是人性的混沌迷失、人生的无奈和生命的苦寒，可韩永明就喜欢干这个。《滑坡》、《淹没》、《移民风波》……这种写作取向在韩永明的小说标题中就可看出端倪。韩永明为自己制造了一系列写作难题，他都无情面对，并一一化解。纵然翻出的底牌有些残酷，是让人一时难以接受的，他都乐此不倦。“无思想，无承担，这样的写作毫无意义。”“繁喧之中的无序，灵魂的缺失精神和无所依托，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韩永明的这些话，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在芸芸写作大军中，凸显自己可贵的品质。因而在当代湖北作家中，韩永明是不能忽视的。
    韩永明稍长我，于我是兄。自认识他以来，我们就始终黏在一起，这样的缘分可能始于2007年或者更早一点。在我认识的作家圈子里，永明兄最难得的一点是谦和。这种谦和让我在他面前有了偶尔放纵的快感和无话不谈的惬意，渐渐地让自己也变得自信起来。言谈之中，永明兄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言犹在耳。我们的话题都是由文学而起，然后伸展至漫无边际，渐渐消隐于无形。更让人欣喜的是，我们对许多作品和作家的看法趋同，于是更有知音之遇。残冬午后，仲夏黄昏，春秋朗日，每个月少不了几次，在报社后面作协门口翠柳街的那几间小餐馆里，永明兄和我们几个，总要温几壶酒，举杯豪饮一番。不经意间，几小时过去，每每微醺着适意而去，每次总觉得多喝了几杯，少讲了几句。这种酣畅惬意的日子想来也有五六年了，几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对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他是幸运的，文学眷顾于他，像是做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秭归诗神故里的青山绿水出发，来到嘈杂纷繁的大都市武汉，一切顺其自然。由于《芳草》杂志1997年在秭归一次偶然的笔会，他把自己写的第一部小说《总工会主席》给编辑看，一下被相中，很快发了《芳草》头条。“当时觉得自己蛮有才，小说蛮好写，于是就信手写了起来。”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翻底牌是沉重的，可韩永明的写作却是轻松的。这是一个悖论。为何能将常人觉得沉重的东西玩得轻松，说明他的工夫早已下足，他的积累早已丰厚。“灾难是一个舞台，也是一面多棱镜，它可以照见形形色色的人生，也可以照见社会世态；它可以考量人的良心，也可以看到历史或现实的宽广背影。”韩永明谈《滑坡》创作的一番话，道出了他写作的价值取向。韩永明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将现实中的人置于极端的情景之下，以此表现各种触目惊心的冲突。“灾难是一个舞台。人们面对灾难，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和表现。他们或者逃逸，或者承受，或者积极抗争，或者怨天尤人。”韩永明如导演，擅长导灾难片，他让各色人等在灾难中充分展示个性和人性。
    而他心有成竹，因为：“世界因此增加了许许多多慷慨激昂，或者扼腕之叹，人类的精神也因此变得充盈而富足。”
    韩永明的写作是聪明的，也是勤奋的。因为他每翻出的一张底牌都让读者“步步惊心”。而他的下一张底牌，肯定会让我们“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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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文学铁人李德复

湖北日报讯 刘益善

    李德复笔名滴扶，195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各种专著和文学作品集20余部，总共约1000余万字。2009年患淋巴癌之后，在病床上完成40余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不言放弃》。1999年，获第二届湖北出版名人奖，2010年获新中国有影响力的期刊人称号。

　　李德复的成名作是发表在《长江文艺》1958年4月号的小说《典型报告》，写一位山里基层干部治山引水反保守的故事。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争着出版，几十家报刊抢着转载，连苏联的《真理报》也译成俄语刊登。人民教育出版社把《典型报告》选进中学语文课本，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成同名电影在全国放映。李德复当时的那个红火，决不逊于当今文坛艺坛的新星。
    我上小学时从一位大哥哥的语文课本里读到《典型报告》，当时没记作者名字。大约是1976年，在武昌紫阳路215号那个小院进门右手边与厕所毗邻的小屋里，住进了一个痩痩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当我得知他是调到省文艺创作室当专业作家的李德复，《典型报告》是他写的，立时就对他崇敬有加。那时刚粉碎“四人帮”，李德复受批判，要他“说清楚”。后来湖北省文艺创作室恢复为湖北省作家协会，李德复在那个小院里受了三年批判。我当时没批他，1979年春我结婚时，请他与后来写电影《武当》的谢文礼、《长江》的副主编何帆到家里喝酒。那天德复说了许多话，他献身文学，忠心向党，却一次次地挨整受批。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斗得受不了，曾写了遗书吞安眠药自杀，结果被来抓他的红卫兵弄到医院洗肠，醒了后继续批斗。“反革命分子李德复你想以死叛党叛国，死有余辜！”医院成了批斗会现场。“四人帮”倒了，被“四人帮”迫害的他却要说清楚与“四人帮”的关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们从没认为他是反革命，当时省作协机关很多人也相信李德复是没有问题的。徐迟先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出版时，亲自携书到小屋里看望李德复，送他的书上写着“德复同志留念 徐迟”。
    李德复先后五次挨批挨斗，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矢志追求文学而引起的。他15岁发表作品，到今年2月由台湾秀威公司出版45万字的自传《九死而不悔》，他在文学道路上跋涉了65年，共发表作品千余万字，出版著作20余种。他第一次挨批是1951年，当时他是湖北教育学院戏剧科学生，被派到阳新县姜祥山当土改工作队员。他信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模仿丁玲获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写出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姜祥山上》，被说成是不好好搞土改，为名利写作，其阶级根源是官僚资产阶级兼地主阶级出身在起作用。于是班上斗全院批，19岁的他被斗得吐血，住进医院，休学回家。他第二次被批是在华中师范学院俄语系读书时，因为在学生中宣传胡风的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被打成小胡风分子。第三次被批时他已分配到襄阳工作，因发表的小说《小学里的大学生》，内容与彭德怀的万言书挂上了。第四次被批斗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说他的《典型报告》与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是大毒草。第五次被批就是他调到省作协后的“说清楚”了。
    1980年，李德复解放了，他离开省作家协会，调到湖北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当主仼。这期间他写了五部电影电视剧本和多部中短篇小说，还有其他种类的文学作品，创作进入了井喷期。突然，李德复丢掉铁饭碗，不要工资不要国家一分钱，到《书刋导报》、《爱情婚姻家庭》去当社长总编辑。他领着一帮人，白手起家，四处打拼，苦苦挣扎，终于把一报一刊办成拥有自己的资产和在读者中享有声誉的媒体。这一段经历在他的报告文学《九死而不悔》中有详细记载，我读时几次泪湿衣襟。德复，你一次次挨整，你眼睛几乎瞎了，你骨折了，你患癌症了，但你却一次次地站立起来，且站得威风凛凛！你著作等身，你拥有荣誉，你不在乎，你在乎的是一辈子对文学的追求。“他是一位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文学铁人。”有评论家这样评价李德复，我以为很贴切。

    编后：收到这篇稿子时，也收到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李德复先生于18日去世，享年80岁。李先生一生挚爱文学，创作了近千万字的作品；在文化事业的开拓尤其是文化的产业化上得风气之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了价值上亿元的文化产业。也许这些成就并不是最重要的，李德复最具价值的在于，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奋斗中。今日本栏目刊发此文，以表达对李先生的深深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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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斯文低调的田苹 湖北日报讯 杨秀武     田苹，土家族，省作家协会委员，文学院第五、六届签约作家。著有小说集《小城是真实的》、长篇小说《大水井》等，影视文学剧本《神兵》《夹缝中的足迹》《鸽子花开》《大水井》《代课老师》等。 　　有人这样形容田苹的斯文：她一接电话，电话线就软了，声音像小猫儿一样细嫩。儿子都上大二了，仍旧淑女，不在任何场合说一句脏话。我和田苹认识20多年了，每每想调侃一下她，都于心不忍。也有时候文朋诗友到一起，忍不住来几个黄段子，她不答腔，最多也只是似懂非懂文静地一笑。2007年，田苹作为恩施州作协代表团的团长带队参加省作代会，当斯文秀气的她带着我们几个彪形大汉在餐厅出现时，完全是一种戏剧性的反差。一位省作协的领导开玩笑说：恩施州作协有意思，斯斯文文的田主席怎么带着一帮“土匪”？！当时，田苹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把那副跟她一样斯文的金丝眼镜轻轻往上一顶，朝我们几个一望，腼腆地一笑，端起一杯纯净水：我们恩施的，给省里的老师敬酒啊！本来恩施女人说话声音就像轻音乐，而田苹一开口，听起来简直就是巴皮巴肉！     如果说田苹的斯文有一些莫名其妙，那么她的大气和低调就有点岂有此理了。有这么一件事是最有力的佐证：几年前，田苹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大水井》改成了30集的电视连续剧，立马进入一家影视公司的投拍项目。制片方大约认为她没有什么名气，光凭她那个斯文样就觉得难以承受此重任。于是，他们特意请大编剧来修改，一个不行又请一个，前后换请了好几个。每一次，田苹都以极其谦虚的姿态迎接老师，仔细整理史料给老师参考，陪老师采风，等等。在她看来，“大水井”是先祖留给文化人的宝贵财富，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只要能把该剧做好，让她个人怎样配合都行，编剧署名在前在后不计较，就是干脆不署名也想得通……结果，几位老师的修改都没有过关，几经曲折，当剧本创作任务再次落到田苹头上时，她一方面自己努力创作，另一方面仍请求制片方最后请高手修订。《大水井》在恩施开机时，本地新闻媒体在刊发有关新闻时将田苹放在了第二编剧，理由很简单：一是修订老师是国内有名的编剧，二是这么大一个作品应该不是本地作者能写出来的。事后，记者请田苹吃饭道歉，要为她作一个专访，但她说：饭我吃，专访就不必了。年轻的记者可能不知道，田苹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省作协在几年前就给了她加入中国作协的表，她一直没填，总觉得自己不够条件。     其实，从小在机关大院生活的田苹还有一种吃苦耐劳的倔强。她曾经到老高山山民家体验生活，大雪纷飞冰天雪地整晚睡不热不说，几天下来，与主人家老老小小共用唯一的一个塑料盆，洗脸、洗脚、洗衣也算不了什么，关键是患脚疾的主人还用它洗脓洗血，田苹也没嫌弃……还有一次随剧组到原始森林拍外景，牛仔裤裤角边全被鲜血染红——那是山蚂蟥逮着细皮嫩肉的她好好饱餐了一顿！     读田苹的小说集《小城是真实的》，读她的长篇小说《大水井》，看她的电影剧本《代课老师》，都不像是她写的！写泼妇骂街，骂得天昏地暗；写战争场面，打得心惊肉跳；写恩恩怨怨，纠结得神魂颠倒。还有这些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民报告的恩施州的先进人物，周国知、施星灿、谭定才……那一篇篇用宏观的眼光诠释英雄、让听众感动得泪流满面的报告稿竟然都出自田苹之手！     我总在想，这么多优秀的作品，田苹是怎么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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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以“格”而立                                                  ——记我的杨弃老师 湖北日报讯 陈敬黎 　　杨弃，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咸宁市作协副主席。在海内外各种刊物发表诗文1000多首（篇），出版个人专著5部，主编诗文集6部。 　　我开口叫老师的人不多，杨弃先生便是其中一个。从1993年我认识先生到现在，我一直叫先生杨老师。无论他的职务怎么变迁，我都如此，这基于先生给我人格、文格的影响。这份影响，让我受益至今，受益一生。格，是为人为文的品质。先生给了我“格”的影响，让我晓得轻重，晓得为人为文不易。     记得1993年底，咸宁市（原咸宁地区）作家协会成立，召开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杨弃老师当选为作协副主席。作为这次会议的秘书长，我接待了杨弃，并从此结识了他。会后，先生掏腰包为这次会议买了单，帮助了咸宁市作家协会。先生以他不言的善举，让我晓得了人格的重要，无言地教我如何立“格”，从那时起至今，我一直很尊敬地叫先生“杨老师”。     杨老师年长我十岁，也是从他认得我那一天起，先生一直叫我老弟。我每听及便汗颜，请先生叫我小陈，他都至今未改口。那个时候的我，初涉文坛，名不见经传，仅仅怀揣着文学梦与杨老师接触，那时他是通城县教委主任，创作成果累累，这使我清楚杨老师为人有“格”，他为我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高兴，鼓励我坚定不移地为梦想奋斗，总叹息我不容易。     作为咸宁作协副主席，杨老师尽职尽责，鼓励后生，低调处世。前几年，他还在通城县人大主任的位子上，便主动提出辞去通城县作协主席职务，让贤青年才俊何成林。只要能为年轻人说话的地方，他都以肯定的态度去说，以积极的姿态鼓励，赞赏。少说自己，多说别人的好，这是杨老师的人格表述。杨老师工作之余勤奋写作，成果不断涌现。他以他的作品和激励后生的为人态度，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无论他当教师，当乡镇长，当教委主任，当宣传部长，当县委办公室主任，当人大主任，他始终那么低调，没有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子上，似乎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通透。别人用嘴说话，他用笔说话。这便是官员作家的典范，这便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杨弃老师的文格，表现在他对文学的尊重，对文学的锲而不舍。他不游戏文学，把自己要对这个人世说的话，把自己丰富的情感，很慎重地用文学表达，这份慎重，基于他对文学的挚爱，他不求文学糊口，但求文学立世。     杨老师已在海内外各种刊物发表诗文一千多首（篇），出版个人专著五部，主编诗文集六部。正如任蒙先生在《写诗是高智能的使命》中说：“读到杨弃的诗，我猜想他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诗人。后经了解，年逾半百的杨弃，始终迷恋诗歌，我认为很值。这不是指他因为诗而得到些什么，而是他把诗写到了相当高度。”在出版诗集《学会赞美和歌唱》中，他写道：旨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探索，将平凡的小事切开，看血的流向，看火的走势，以期充实自己的精神家园，或者，能告诉读者一点什么。     不求文学给予什么，只求文学立世，这是杨老师的文格。这个“格”影响着我，也会影响许许多多为文学付出的人，杨老师以德示人，以文示人，乃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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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勇的A面与B面

湖北日报讯 吕志青

    张泽勇，长阳人，土家族。现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党委书记、社长。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三峡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宜昌市作协主席。出版有《泽勇散文》等四部散文集，总计近百万字。多篇作品获奖。

　　在张泽勇的一篇散文（《大师》）中，一位幽默的盲人按摩师把人身体的正面称为A面，把人的背面称为B面。按照这位按摩师的说法，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工作是张泽勇的A面，读书和写作是他的B面。
    认识张泽勇很早了。那时他尚在宜昌市委组织部工作。业余写散文。有一篇文章还被收入到中学的课本里。后来又写小说，我曾在《三峡文学》上编发过他的一个短篇。那个短篇写得机智有趣。再后来，小说就不怎么写了（近年里他又重新染指小说并在省刊发表了新作），仍是写散文。但由于工作的关系，这种写作当然不可能是那种一心一用地全力投入。其时，他已做了《三峡晚报》的社长。一个社长有多忙，大概只有在报社里工作过的人才能知道。尽管如此，他的散文写作却从未中断过。
    在他的各类散文中，我颇喜欢那些有关亲人、以及他自己的成长经历的那些篇章，如《哭母亲》、《父亲》、《父亲的史记》、《曾祖父逸事》、《童年忆》、《放牛纪事》、《难忘的一九六六》、《我是农民》、《桂子山的回忆》等等。以我之见，张泽勇最好的篇章有不少正是集中在这一类的作品中。那里面有历史的印痕，有世态人情，有生活的活气，浓稠的情感，有虽已去远但难以磨灭的记忆。也许就因为这丰厚的记忆，其文字也更显饱满、润泽，灵动。其次是有关故乡风物的那些，如《施坪记》、《故乡月》、《渔峡口记》，这些篇章质地较为丰润，运笔简练明快。也颇喜欢他有关淘书的那些。那里面不仅有淘书的情形，还掺杂进了他的阅读经历和情感经历。而且，从中亦可看出书籍在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顺便说一下，张泽勇还算得上是一位藏书家。据说他的藏书量在一万五千册左右。他的书房已是够大的了，而且，书房的四壁也是用书柜做隔断。尽管这样，日益增多的藏书还是没法安置。于是只好拆除其他隔墙，换成书架。看上去，整个居室更像是一个图书馆了。据说有的人藏书只是为了“藏”，张泽勇则是既藏又读，或者，主要还是为了读。近年里，他读中国古典文学，读国外的诸多大家，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快餐时代里，像张泽勇这样沉静的读书人其实并不多见。
    回到那个A面B面之说。我得说，在张泽勇的A面与B面之间是不无联系的。虽说从表面看来这个B面是位处背后，但却是他更为内在的生活，或者说，这个B面正好就是A面的脊柱和支撑。一个人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脊柱和支撑是不一样的。从张泽勇的生活轨迹来看，他属于“官”的序列，但他仍多少保持了一些率直和率真。正如从他的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在我看来，他的散文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朴素与自然，包括某种程度的率直与率真。这些特点从他的各类散文、包括那些论人论事论文的篇章里都能很明显地看出来。有时，读者可以看见一种由率真所带来的清澈；有时，读者又看见了一种由率直所带来的激烈。尽管读者也许并不一定总是同意他的看法，但无论如何，你能感受到某种真诚和坦率，亦能感受到那种与率真相伴而来的清新与明快。文如其人，大概指的就是张泽勇这一类的作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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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陈贤仲：文学幕后亦精彩

湖北日报讯 图为：王维洲

　　陈贤仲，笔名陈深，红安人。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协。历任《延河》编辑、长江文艺出版社小说编辑室主任、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著有文论集《编外余墨话短长》等。

　　在陈先生看来，他不是作家，因此他不让我写他。可我查查他接触的作家，其中很多人既是名高望重，其作品又是被赞美得不得了！说来，陈先生的这种谦逊仅仅因为他是一位编辑而已。陈先生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即到西安《延河》编辑部，这个编辑部竟然是周总理为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会谈的所在地。而且附近还有张学良的公馆。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何等的宝地！此院不但风水好，风光也美，每天都让人痴痴迷迷地工作着。陈先生结婚那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按照时俗，只喜滋滋地买了些糖果，可来参加这个婚礼的人，却叫这对年轻人大吃一惊。其中有陕甘宁边区的文协主席，老革命老诗人柯仲平夫妻，以及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魏钢焰等高干夫妇双双对对地都来参加。当时由柯老主婚。他拉着这对小夫妻的手，吃着他们的糖，连连叫着甜，祝他们快乐百年，祝陈贤仲当编辑要编发出更多的精彩文章！陈贤仲在热烈的掌声中，昏昏然地激动不已，暗暗下定了要当个最优秀编辑的决心！
    现在明白了吧，他很快便体会到了当编辑其乐无穷：每接触大作家，自己自称是“学生”，便学到了不少好的写作经验；而接触一般习作者，自己就被称为“老师”了，他则要把学来的经验传播下去。他在“学生”和“老师”之间，一日数变，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几年过去，他也发现了新问题。他认识到了什么样的写法是坏的，这不是一般的专业理论家能够悟得，只有当编辑才最能方便地发现！而要把坏的写法宣布出去，一是写好退稿信，二是这样宣传面太小，只有——只能自己写文章了！
    一时，“陈老师”名声大振，到后来，好坏参照，他明白名家的东西也得写。于是，他两次写了张贤亮，写了柳青，还有贾平凹，有秦兆阳，有王汶石，有蹇先艾！到后来，大势所趋，他也写到了陈忠实，路遥，再有王蒙、白桦、张一弓、张笑天、蒋子龙等等。他已经成了一个非同小可的理论家，因为他的理论实用价值很高！苏群，他是《长江文艺》的编辑同行，写了不少极好的长篇。他对苏的细腻描写，大加赞扬。但也点出了《圈套与花环》的美中不足，作为长篇的构思，它缺乏大起大伏的震撼人心的部分。
    陈先生谈起很多他的朋友，其中有位诗人田奇。1987年我去敦煌，回来时他拿出一封开了封的信给我，原来这是我的妻写的，内中说过了中秋节，可惜我没有回去，真是月圆人不圆啊。田兄说，怕有你的急事，我就打开了。弟媳望月思人，她对你多好啊。一点点事，田兄这么为我操心。陈先生说，田奇是他的紧邻，总见他亲自动手做饭，是一个难得的男人！陈先生周围这样的好男人，太多！
    陈先生后来回武汉，他被任命为湖北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接手时只有26个职工，17万元的小单位。他一边很烦恼，一边奋力地工作，最终办成为出书2576种，盈利2044万元的出版社，而且他还为本社建了一个挨近东湖风景区的家属院，里面住的已经是70户人家了！少儿社的老编辑沈晨光对我说，“陈贤仲呀，这个人不得了，他前半生研究编辑和写作，后半生致力于图书调整人事安置以及自立赚钱和党务工作。真是要把人累死了”！
    当然，陈先生并没累死。他们老夫妻为照顾小外孙女，武昌、汉口两边跑，跑得很得劲。在他东湖的书屋里，很郑重很明显地摆了不少从各地特别是从西安寄来的多本新书。这是他最为迷恋的文情与友情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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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道清玩影视 湖北日报讯 刘富道     张道清，共发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散文作品300余件，多篇获奖，出版专著4部。报告文学《塔魂》获《人民文学》首届银杉文学奖。担纲编剧的8部电视连续剧和2部电影剧本被国家影视制片机构收购并投拍，其中有3部在央视黄金强档首播。 　　湖北作家中，在影视圈里玩得转的，玩出了一些名堂的，张道清算一个。 以往有种说法，作家写电影剧本，叫做“触电”。这个“触电”的危险性在于，旷日持久的修改，叫你耗不起时间。我和道清合作编剧的《杨得志围城打援》是个例外，第一稿送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就说可以开拍，小的地方可以边筹拍边修改。     这个本子在中央台六频道播放时，收视率比较高，剧组随即得到一笔不菲的奖金。八一厂开拍时，就冲着两个奖项奔，果然都拿到了。先是中了第七届百合奖最佳故事片一等奖，还是名列第一。紧接着是第十二届华表奖，得了三项提名奖，也有一笔奖金。据说给评委放映时，中途出了技术故障，没有放完。要不，就正式得奖了？     同我们合作的乙方，是武汉作家协会视听委员会，领衔人戴新民是位作家，他以中南社会调查机构的人力财力为依托，为“共和国名将系列数字电影”组稿。我选择同道清合作，是因为我正在赶写一部书稿，正要去当阳采访一位人物，道清是那里的一方诸侯。他还有个优势，熟读兵书，对我军一些著名战例做过系统研究，他写的20集电视连续剧《抗日名将左权》，其中的精彩情节“三次设伏”，成为某军事院校的战例教材。跟道清合作的好处是，他熟悉电影、电视剧本的格式，熟悉编剧的套路，而且是个快手。     他比我想像的还要快，从当阳回来一个星期后，我就在电子邮箱里发现他发来的初稿。一看人物表，我就高兴了。中心人物杨得志，写明职务是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而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和参谋长，就只写职务不写姓名。这就保证了中心人物的历史真实性，为他与其他人物的故事留有虚构的空间。他还解决一个大难题，设计了一个女主角。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在杨得志手下安个女报务员，但历史记载当时我军一方并没有无线电通信设备。我离开当阳时把这个难题甩给道清了。在人物表上，看到一个徐水地区女子别动队队长，我就乐了。杨得志手下的特务连连长，与这位女队长是未同房的夫妻，有这两个人物就有了军民协同作战情节，把这出戏搞活了。     影片中杨得志吃梨蘸辣椒粉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细节。这个细节是从毛主席身上移植过来的。我在资料中看到，毛主席到杨得志部队视察，杨得志招待毛主席吃梨，毛主席要杨得志找点辣椒来蘸着吃。道清把这个细节运用得比我想像的还要好。后来经过导演董亚春的再创造，变得更加夸张，更加有意思了。     按照合同，先要写6000字的故事梗概，获得通过后付第一次稿酬。6000字相当于一个本子的六分之一呀。道清说写故事梗概不如把本子写出来，我非常赞同这个主意。他写的初稿基本成型了，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定稿了。新民在八一厂认可之后，很爽快地把应该三次付完的稿酬，一次全部付清。     八一厂文学编辑对第一稿的意见是，加强爱情线，他说光看打仗没意思。后来，这个本子又根据杨得志家人的意见，还有电影频道的意见，做过两次修改，不过都只是小修小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