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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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勤奋而快活的“独行侠”
                                              ——古远清先生印象

湖北日报讯 樊星

    古远清，广东梅县人。现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在海内外出版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庭外“审判”余秋雨》等多种专著。

　　年届七旬的古远清教授堪称文学研究界的劳动模范。多年来，他勤奋笔耕，在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港文学研究、诗歌史研究领域上下求索，出版了著作近40部，可谓著作等身。其中，《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都是填补了学术空白的力作。他不抽烟，不饮酒，不打牌，不唱歌，喜欢买书，剩下的好像就只有爱好写作了。在饭桌上，他也常常眉飞色舞地谈文坛趣事。他吃饱了，就常常向还没有打算撤离的朋友说声“失陪”，迈着快步踏上回家的路，去写作。好像他的全部神经，只为写作而兴奋快活。有时开会，我与先生同居一室，相对而坐，听他谈台港文人逸事，谈他与余秋雨打官司的趣闻，谈“文革”旧事，谈着谈着，就发出哈哈大笑，真是人生快事。
    先生好像是从研究“朦胧诗”开始切入港台文学研究的。他与古继堂先生并称“南北二古”。但这位“南古”先生的研究视野显然更加宽广。他的书，常常以大量引述鲜为人知的史料见长。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批阅原始史料方面下的功夫之大。他曾经呼吁建立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这显然是针对那些喜发空洞“高论”的现象而发。而他自己，除了能够从原始史料中发现新的学术生长点以外，也注意在专著中穿插些文坛趣闻，使专著增添一些活泼的气息。此外，他还兴致勃勃写出“笔记体”《野味文坛》，披露文坛趣事，还文坛以生动、有趣、泼辣的原形，在《文学报》上连载，也颇得好评。
    在今天的学界，古先生还是一位“独行侠”。他研究港台文学那么有名，但他所在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学研究所不仅没有“梯队”，甚至连助手也没有，就他一人在那里支撑（因此，他有时也因为自己一直没有带研究生、没有培养接班人而感到遗憾）。他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也不找关系，“出书也不交钱，还有稿费”。这当然与他的研究别开生面有关。研究之余，他余勇可贾，单枪匹马向大明星余秋雨叫板，以至于余秋雨将他列为自己的“四大对头”之首——所谓“古（远清）、余（杰）、萧（夏林）、沙（叶新）”。一时间，文坛风生水起。以古先生翻阅原始史料的功夫，对手很难招架。每逢开会，古先生都会从他随身带的那个鼓鼓囊囊的皮包里翻出他发现的史料，滔滔不绝谈他与余秋雨打“笔墨官司”的过程，谈自己的支持者的声援和策应。我注意到他谈着这一切时是那么兴奋，好像不是在打官司，而是在谈一桩有趣的文坛轶事。他的笑声是那么地爽朗，富有感染力！他是一个快活人！
    有一次，我问古先生是否经历过磨难，先生答曰：“当然。‘文革’中我收到过一张‘五一六’的传单，就交了上去。没想到后来整‘五一六’，报案人竟成了作案人！就莫名其妙把我打成了‘五一六’分子！把我关了起来，关了半年。还逼我老婆和我离婚。还好，我老婆拒绝和我离婚……”这样的遭遇，先生谈起来声调平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的夫人一直是他的贤内助。“我的全部稿子都是她打的。书出版了，文章发表了，稿费全归她。”
这，也是一则文坛轶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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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袁小平，地摊上写先锋作品


湖北日报讯 黄大荣

    袁小平，1971年生于蕲春农村，现居荆州。先后做过看守、临时工、保安、出租车司机、经营过小店铺，现打工。发表过中短篇小说《三分之一灵魂》《颤栗是一种爱》等；出版诗集两部，其中《重生如玉》为7部长诗合集。
　　袁小平把他的中篇小说《三分之一灵魂》塞进《荆州文学》杂志社门缝的时候，他想，这是上帝的一把骰子，让他来决定我还写不写吧！
    这篇小说，在编辑部引起了轰动。大家围坐一起，一边读，一边就有人击节赞赏。读到三分之一，话题转向“能不能发表？敢不敢发？”我说，题材不是问题。这一篇写得严肃，个别文字调整一下，可以发。接着，《荆州文学》连续四期头题推出他的小说和诗。出刊后，我们立即寄给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的一些文学眼光很厉害又很挑剔的朋友，得到了我所期盼的回应。沙叶新先生刚刚研读过几位海外华文作家的长篇小说，他做了对比评价：袁小平对小说的感悟和理解，他驾驭小说语言的能力，不在那些已经成名的华文作家之下。虽然我对这位突然冒出来的作家一无所知，我也并不惊异：此地藏龙卧虎，民间自有高人。唯楚有才，且多奇才怪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很想约他见面。他三次都推脱了。这是很少见的。多方打听，才知道他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没有正式职业，摆地摊，卖小菜，打短工，开“摩的”，为了养家糊口，什么都干过。好像还有不便说的隐情。他的一位朋友认识我们，再三说明，市作协的几位是读书人，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他才同意见面。袁小平面容清瘦，浓黑的胡须修剪齐整，身量略显单薄，衣着随意而干净，举止斯文，话不多，颇得体，礼仪周全。一种单纯明澈略带抑郁的书生气质。上帝为他投掷的第一把骰子，在我看来是罕见的大吉：赋予了袁小平过人的文学禀赋，又赋予了他宏大的文学志向，15岁便发誓写出启示录式的大作品。他沉迷于古今中外文史哲名著，多方尝试，笔耕不辍，一路踽踽独行已经25年。问题出在上帝的另一把骰子：给了他一个脑瘫的儿子！这孩子已经7岁，四体健全，活蹦乱跳，大脑发育却停止在6个月婴儿智力水平。袁小平为文学的付出，本来就使他几乎丧失了生存能力；现在，上帝竟要他承受如地狱般煎熬的苦难。
    袁小平诗比小说更好，先锋作品比写实的更好。他在思考和试图破译历史、人类和人性的深层密码。我理解，为何人的尊严、命运和孤独是他乐此不疲的主题。他的先锋文学中国化、本土化实验，尤其令我感佩。当我读到他作于青年时代的一部部长诗，我无法描述我的震撼和感动。我想，一个时代过去了，新诗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我和周万年、吴长青诸好友商量，定要让他的长诗及早问世，肯定下这位文学奇才的著作权。作家朋友赵先生慷慨相助，帮我实现了从事文学编辑几十年来最奢华的梦想，出版袁小平的七部长诗集《重生如玉》。一时间，远在各地的朋友，都在为袁小平的脱颖而出操心。《小说林》《清明》《作品》《上海文学》已经或即将推出他的小说和诗。
    袁小平还是袁小平。依然那样淡定，依然在为每日的一家三餐劳碌奔波。我们只是偶尔通通电邮电话。在我，是害怕触及他不愿提起的生活艰辛和不幸；在他，则是怕打扰我工作，其实，我这一辈子都在“被打扰”，无所谓的。那天我突然看见报纸上一条赫然瞩目的标题：寻找100名脑瘫儿童！我连忙给袁小平打电话，让他记下报上的电话，赶紧联系。等我再仔细看那篇文章，心凉了，那是广告。
    他说，就在他几乎精神崩溃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一线希望。他正在摆脱抑郁症的困扰。这是我最高兴听到的话。  我们仍然在想该如何帮他。我不知道上帝的下一把骰子，什么时候投掷，又会是什么结果？他应该有所收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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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一个尽心尽力的文学义工
                                               ——诗人谷未黄印象

湖北日报讯 谢克强

    谷未黄，原名胡盛瑞，中国作协会员。1959年冬月出生于武汉市蔡甸区。1978年在《湖北日报》发表处女作。著有诗集6部，散文随笔2部，作品选入《中国新诗大辞典》《新媒体散文》等40余种选集和辞典。

　　那天，北京诗人潇潇给我发来短信，邀我参加在青海德令哈举行的“首届海子青年诗歌节”，去领略一下大美青海。还没来得及给潇潇回复，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谷未黄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我，省、市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和长江网，近日将在凤翔岛举行湖泊岛屿论坛，邀我出席。
    真是不巧，两个活动时间有点冲突，我把潇潇邀我去青海的事告诉谷未黄，他一听急了，便提高了声音说：这是我们诗歌创作委员会举办的活动，你不能不参加。
    没等我答话，他又绘声绘色地给我描绘起沌口开发区和蔡甸区之间的后官湖，有湿地3000多公顷，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湿地公园，而如诗如画的凤翔岛就坐落在此。
    一边是大美青海，一边是华中湿地。我犹豫了一下，便说：就你意思，我参加。
    7月28日，一大早，我就看见一辆大巴士车停在我们作家协会门前，等我走近车时，只见刘富道、古远清已坐在车里，不一会儿田禾也来了，车上还坐着我不太熟悉的十几位青年男女，一看便知都是去凤翔岛的。
    车到凤翔岛，远远就看见谷未黄迎了过来。和我们握过手后，他便把我们引进宾馆的大厅，让我们一一落座，这才走向前台，拿来他早先安排好了的房间钥匙，一一递给我们，并将活动时间与论坛的议程发给我们，这才走向会议厅。他说，还得去看看论坛会场布置情况。
    湖泊岛屿论坛，会场气氛热烈。作家、诗人们争先恐后，就自己的所见所闻，对后官湖的生态保护和凤翔岛的生态旅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而这两天的各种游玩项目，更是让我们一群长期栖住都市的人们，尽情享受大自然的亲密爱抚。不是么，有人在清澈的湖水里游泳戏水、有人在河道里撑杆放筏、有人在青草地里追逐撒欢、有人坐在鱼池旁静静垂钓……而我仿佛回到儿时的故乡，坐着一只小船穿行在葱翠的荷叶中，不时伸手采莲、不时低头摘菱。最难忘的是当晚的篝火晚会，当我和刘富道等点燃篝火后，也老夫聊发少年狂，和一群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起来。虽是夏日，空气有点闷热，而相逢在凤翔岛上的作家、诗人们似比篝火的热情更热，直至午夜，仍不肯罢休……
散场后，好几个来自外地的诗人对我说，多亏谷未黄的组织，使我们有机会在凤翔岛相遇。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谷未黄的乡村题材的诗就写得风生水起，他先后出版了《初潮》、《谷未黄乡村诗选》、《谷未黄通俗诗选》等几部诗集。他在那个时期的诗，多是他自己对生活感受的个人感情抒发，力图将自己的生活激情与平凡的生活图景融为一体，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因而也使读者在审美中体味生活中的诗意。后来，他将笔锋一转，又迷上了散文，并称之为“新城市散文”，一时间好评如潮，就连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先霈在读过他的散文后也认为“谷未黄的散文比他的诗更有诗意”。这是因为他以一颗诗心，尽可能地将他乡村生活的诗意或者他诗意的生活体验，以充满诗意的文字表现出来，营造属于自己的新的故乡。
    然而，作为湖北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秘书长、武汉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秘书长，谷未黄首先是一个诗歌活动家，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义工。多年来，他满怀激情、认真负责又孜孜不倦地组织诗歌笔会、文学采风、诗歌讲座和诗歌朗诵会。仅今年我就参加了他组织的“首届知音文化与旅游产业战略发展论坛暨大好河山风景区知音文化网络征文笔会”、百名网络写手走进武汉市洪山区青菱乡“青菱文化艺术中心”和这次的“湖泊岛屿文化论坛凤翔岛生态之旅”。
    这就是谷未黄，一个忙于诗歌创作之外的诗歌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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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每一个梦都是一个独创”                                                  ——席星荃印象 湖北日报讯 李叔德     席星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襄阳市作协副主席。先后毕业于襄阳师专中文系和湖北大学本科。著有散文集《沧桑风景》《记忆与游走》等4部。发表散文及论文200余篇，80余万字。 　　席星荃是一位清贫的中学老师。早年，为抚养一双儿女，曾在课余卖米补贴家用。我是他的用户，当他气喘吁吁地背着一大袋米爬上五楼时，我非常感动。那时我们相互间文学话题谈得较少，没料到他后来写起散文来竟力透纸背，自成一家。     后来我才懂得，席星荃成长于穷乡僻壤，骨子里全是乡情乡思乡愁乡恋。当他一边教学一边研读二十五史，洞察历史之后，又对世界有了自己全新的认识，加之笔墨功夫成熟之后，汩汩不绝的文章喷薄而出，当然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作品通过他的家人、亲戚、邻里的遭遇，回顾农民往日的苦难和反映近年农村的巨大变迁，写得凝重而深刻；他的家乡又是文化底蕴特别丰厚之处，他那寻访考察襄阳古迹经历的记叙，写得典实而翻出新意；他既然是自然之子，对四季庄稼、树木山川的咏赞，写得清雅而别出一格。他一方面咀嚼着曾经的苦难，唱着优美的牧歌；一方面超越苦难与穷困，思考着人类寻找和回归家乡这个永恒的哲学话题，发人深思。作者在一部书的自序中说：“我感觉好的散文是一个好梦。梦是人生开出的花朵，是现实的曲曲折折的映象；又是上帝给我们绘制的幻象，神奇诡异，匪夷所思。梦从不模仿别人，也不模仿自己原有的样子做。每一个梦都是一个独创。”     读席星荃的散文，我们会不知不觉地跟他一起游走，穿越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隙。感觉到他厚重中透出几丝幽默，成熟里折射出几分天真。不过，现实中的席星荃和那个胸怀宽广沉思寡言的作家却不是一回事。他长得修长苗条，爱穿运动鞋，性情急躁而好斗，跟人辩论起来，出言疾速，寸步不让。初时不习惯，再时仍不习惯，待天长日久时，才明白他本是性情中人，本色表现。一切的含蓄蕴藉都在文章中了，他的本性当然要在真实环境中无拘无束尽情释放了。     席星荃在一篇散文中写到：“大清早，太阳冒出东冈，草地眨眼亮起来，每根草尖上都有一颗露珠，光芒四射，一片灿烂。我走过草地，偶尔回望一下自己的影子，吃了一惊：头部周围竟然有一个辉煌的光轮！人移动，光轮也移动，永远在你的头部灿烂着！”这里，每一个生命都有其灿烂之处。他的散文成就斐然，《长风千年江湖老》获《长江文艺》散文随笔奖，散文集《沧桑风景》获第二届湖北文学奖提名奖，《记忆与游走》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     席星荃是位勤于思考的作家，他钻研理论，写了40多篇文学论文，或被转载或获奖，很见功力。除了书写乡村的散文之外，他钩沉史料，披沙拣金，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历史随笔，表达了他对历史独到的理解和体悟。最近，他又提笔开始写小说，我希望那一团辉煌的光轮继续跟着他移动，再给文坛贡献一批优秀的“席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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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滕家龙：真情实感写人生

湖北日报讯 刘书平

    滕家龙，1954年生于陕西西安市，先后在十堰人民广播电台、十堰电视台、《十堰晚报》、《十堰日报》等单位工作。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电视文艺片等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文学专集《飘零者》，作品多次获奖。现担任十堰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很早以前，我们十堰市一群年轻人磨刀霍霍要当作家，都盼望早发作品。恰恰藤家龙在报社编副刊，所以想结识他的人不在少数。作者们给他送稿，他从不像有些编辑那样耍派头，总是微笑着把稿子收下，当场阅读，现场向作者传达稿件处理的结果。这样一来，很多作者就喜欢他的作风，慢慢就成为好友。时过境迁，现在鄂西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作者，包括在省内乃至全国有一定声誉的作家，都与他有一段难忘的交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担任十堰市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上任之初，组织上请他当作协常务副主席，助我一臂之力。家龙虽然没有很重要的作品震撼人心，但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电视文艺片足有百余万字，1991年还出版了诗集《飘零者》，在十堰地区曾掀起过不小的波澜，是大家佩服的人。在我眼中，家龙是个性情中人，最喜欢喝酒，我劝过他，少喝为宜。他笑着说：“好酒当歌，人生几何？”我深深知道，人的性情难改，应该说，家龙喝酒很文明，好酒好诗不好色，爱说爱唱不爱静，永远都给我们呈现着天然的本性。他性格豪爽，读了好的文章，一定要讲给朋友听；有了新见解，一定要和文朋诗友碰撞。他这种生活方式，很容易擦出创作的火花，激发出创作的灵感。记得十年前，我和一群文友小聚，各自谈兴难止，到了吃饭时间，家龙慷慨请酒，大家豪饮之中，我作出决定，让每人各写一篇作品。后来，家龙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芳草》上，那是他较有影响的一篇作品。想到这些，我感到自信，因为家龙点子多，与文友交往甚密，加之诗作写得深刻，散文也写得“文气”，大家发自内心信服他，他担任作协要职，既能鼓动大家的创作热情，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大家，这有利于推动十堰文学的发展。
    这多年来，家龙不负众望，一有空闲时间，就凭着自己的朋友关系，请人赞助一点资金，他就召集几个作者，开一个作品研讨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乘机喝点小酒，相互攀谈，刺激灵感，然后都写点文章。我觉得这种方法对文学的发展极有好处，互相鼓励，共同燃烧，其主观上凝聚人气，客观上促进事业，可谓是两全其美。后来，我被调到省文联文学院工作，回忆和家龙在一起的日子，他确实为十堰市作协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请名家到十堰，讲文学，开眼界，把鄂西北的作家由小众化转为大众化，使大家注重了地域文化，寻找到了文学的原创性。今天，十堰的作家们开始立足于脚下的这片黑土地，真正成为本土的歌者，真正用文学在书写十堰的历史与今天，书写十堰的土地与人民。
    家龙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牢，他说：“我永远是个没有大作为的作者，但是，我一直希望十堰作家要走出去，感受全国乃至全球化的文化震荡；同时又要走回来，体味本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困在经典中的写作放回生活，推出大作，展示十堰人的文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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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写诗又编诗的沉河

湖北日报讯 田禾

    沉河，本名何性松，1967年生于湖北潜江。1990年毕业于湖北大学中文系。主要写作诗与散文。出版有散文集《在细草间》。现任职于长江文艺出版社。

　　了解沉河的人，一定会相信，如果给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诗人来评选一个在诗歌界的好人和最有人气的人，无疑，沉河一定是得票最多的人。当我刚刚写下这两行文字的时候，沉河打电话来了：“田兄，最近好吧！”其实沉河打电话，也不一定有什么事，或者只是一个问候，就是这声亲切的问候，却能让你感到一种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温暖。很有可能，沉河打电话时就在我楼下。因为我楼下是水果湖高中，他每天准时在8：40来学校接他妻子和儿子回家。他妻子是水高的语文老师，儿子是水高的学生。再忙，他也没耽误过。我经常在朋友面前说，沉河是一个好父亲，也是一个好丈夫。
    沉河在文学界极有人缘，特别是在诗歌界，沉河用他的朴实、善良、真诚和诸多美德，结交了诗坛上广泛的朋友，很多朋友与他已成为忘年之交，莫逆之交。
    沉河原是武汉市第四十三中学的一名高中语文老师，由于他热爱写作，并取得了较高的创作成就，2001年调入长江文艺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沉河调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工作以后，他集中精力致力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出版整理工作，到目前为止，已出版中国当代优秀诗人的诗集近百种，其中策划的“中国21世纪诗丛”主要出版中国当下实力诗人的诗集，已出版十三种。2009年编选的《21世纪初中国实力诗人诗选》，2010年编选的《本草集》（百名诗人写自然），还有近年与天问文化传播公司合作出版的《读诗》、《译诗》、《评诗》等，都在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有他策划和编辑的一些图书获得了全国性大奖，如《大江东去》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雷平阳的诗集《云南记》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最近，沉河又成立了“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他想为诗歌和诗人们做更多和更有意义的事。
    经过沉河多年的精心打造，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诗歌，已经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品牌。诗人们感到，能认识沉河和能跟沉河打交道，是一种荣幸，能够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一本个人诗集，或入选沉河责编的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辑的年度选本《中国诗歌精选》，更是一种荣幸，也是一种荣耀。
    沉河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和诗人。他创作的散文集《在细草间》，以独特的眼光、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体悟人生，有一种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朴素美，赢得了广大读者和校园师生们的喜爱，散文《生命》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和《教师人文读本》。沉河的诗歌创作，他不断在诗艺探索的同时，坚持着纯诗风格的写作。沉河的诗，以平常说平常，用小事说小事，自然之景，白描之笔，却能让人平中见奇，小中见大，笔触之处，始终有吸引读者眼球、感染读者魂魄的力量。诗人伊沙在评价沉河的诗歌《自由》时说：“《自由》是个大题目，大到极难将其做好，但此诗却完全出人意料，往最小里做去，小到妻子的一句话，小到一对夫妻的枕边之语——如此之小，胜过你所能够想到的任何一种大”。沉河诗歌中的这种大，同时又上升到他编辑诗歌的大情怀、大智慧、大胸襟、大眼界之中，所以，才使他编诗和写诗融合得那样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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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翻底牌的高手韩永明

湖北日报讯 易飞

    韩永明，湖北秭归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大河风尘》，散文集《日暮乡关》，中短篇小说《毛月亮》等30余种，曾获《当代》文学拉力赛“最佳”奖等，多部作品被转载，《滑坡》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韩永明是个翻底牌的高手，可是他并不会打牌，真正和一把大牌所需求的那一张致命的底牌操在手中是什么滋味，他并没有体会过。当年李清照和赵明诚为了谁做一件家务事，两人要先丢骰子，揭开盖子的那一刹那，也许是惊喜，也许是懊恼。
    说到底，这些都是小趣味。一张底牌的两面不过是惊喜和懊恼，可是人生的底牌是多少面呢？牌桌上的结局只有两个，赢输或者胜败，人生的结局有多少呢？岂能以牌桌的某张底牌来论？要翻动它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力量！
    这是一件非常需要担当意识和费力的事情，也是一件和自己较劲的事情，更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诚然有些底牌也透出点点温暖，看得出他在努力寻找挖掘，但更多的则是人性的混沌迷失、人生的无奈和生命的苦寒，可韩永明就喜欢干这个。《滑坡》、《淹没》、《移民风波》……这种写作取向在韩永明的小说标题中就可看出端倪。韩永明为自己制造了一系列写作难题，他都无情面对，并一一化解。纵然翻出的底牌有些残酷，是让人一时难以接受的，他都乐此不倦。“无思想，无承担，这样的写作毫无意义。”“繁喧之中的无序，灵魂的缺失精神和无所依托，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韩永明的这些话，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在芸芸写作大军中，凸显自己可贵的品质。因而在当代湖北作家中，韩永明是不能忽视的。
    韩永明稍长我，于我是兄。自认识他以来，我们就始终黏在一起，这样的缘分可能始于2007年或者更早一点。在我认识的作家圈子里，永明兄最难得的一点是谦和。这种谦和让我在他面前有了偶尔放纵的快感和无话不谈的惬意，渐渐地让自己也变得自信起来。言谈之中，永明兄对我的帮助和鼓励，言犹在耳。我们的话题都是由文学而起，然后伸展至漫无边际，渐渐消隐于无形。更让人欣喜的是，我们对许多作品和作家的看法趋同，于是更有知音之遇。残冬午后，仲夏黄昏，春秋朗日，每个月少不了几次，在报社后面作协门口翠柳街的那几间小餐馆里，永明兄和我们几个，总要温几壶酒，举杯豪饮一番。不经意间，几小时过去，每每微醺着适意而去，每次总觉得多喝了几杯，少讲了几句。这种酣畅惬意的日子想来也有五六年了，几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对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他是幸运的，文学眷顾于他，像是做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秭归诗神故里的青山绿水出发，来到嘈杂纷繁的大都市武汉，一切顺其自然。由于《芳草》杂志1997年在秭归一次偶然的笔会，他把自己写的第一部小说《总工会主席》给编辑看，一下被相中，很快发了《芳草》头条。“当时觉得自己蛮有才，小说蛮好写，于是就信手写了起来。”于是一发而不可收。
    翻底牌是沉重的，可韩永明的写作却是轻松的。这是一个悖论。为何能将常人觉得沉重的东西玩得轻松，说明他的工夫早已下足，他的积累早已丰厚。“灾难是一个舞台，也是一面多棱镜，它可以照见形形色色的人生，也可以照见社会世态；它可以考量人的良心，也可以看到历史或现实的宽广背影。”韩永明谈《滑坡》创作的一番话，道出了他写作的价值取向。韩永明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将现实中的人置于极端的情景之下，以此表现各种触目惊心的冲突。“灾难是一个舞台。人们面对灾难，有各种各样的态度和表现。他们或者逃逸，或者承受，或者积极抗争，或者怨天尤人。”韩永明如导演，擅长导灾难片，他让各色人等在灾难中充分展示个性和人性。
    而他心有成竹，因为：“世界因此增加了许许多多慷慨激昂，或者扼腕之叹，人类的精神也因此变得充盈而富足。”
    韩永明的写作是聪明的，也是勤奋的。因为他每翻出的一张底牌都让读者“步步惊心”。而他的下一张底牌，肯定会让我们“大惊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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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故乡的河流在他血脉中流淌                                                  ——田天印象 湖北日报讯 张永久     田天，男，1963年生，土家族，长阳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曲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田天报告文学选》、《你是一座桥》、《天若有情》等作品，曾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传记文学奖以及湖北省青年文艺“金凤奖”等。 　　第一次见到田天是在《艺丛》编辑部。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国人的文学梦方兴未艾，文学界每有名人新作推出，往往便成为重磅炸弹，惊起山呼海啸般的浪潮，文学似乎成了国人梦想中的救国之道。那天见到的田天也是冲文学而来的，而且为了文学，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艺丛》的编辑朋友向我介绍田天，那个人生在长阳，土家族后裔，是他们村子第一个考取名校（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学的是生物系遗传学专业。可是他只读了两年就申请转系，要进入与文学有关的中文系，且已获当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破格批准。     因为文学，也因为长阳，后来我和田天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有一次我与田天聊这事，田天说，他从理科转文科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与个人的兴趣爱好有关。他生长在美丽的清江河畔，从小见惯了种田薅草唱山歌、生了儿子跳花鼓子、死了人跳丧鼓（撒叶儿嗬）的各种歌舞场面，深受清江文化的熏陶影响，对文学似乎有种与生俱来的迷恋。读初中时就尝试给县文化馆的刊物投稿了，是县里的重点作者。“一个人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为职业，其中的乐趣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田天一边笑一边这么说着，正好他说出的也是我的心声。     这么些年一路走来，田天文学成就斐然，先后获得多种全国级别的奖项，这些都不用去细数了。印象最深的是田天对故乡那条河流的感情。有一次，我与田天夜晚聊文学，扯到了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田天说，那才是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为自己的民族写出了那么优秀的史诗。日常生活中田天是个幽默诙谐的人，很少见如此庄重认真的神情，我知道他那一刻说的是肺腑之言，因为多年以来田天心中珍藏着一个梦想：要为生活在清江河畔的土家族儿女写一部大书。     为了给心中那部大书作准备，2001年，田天申请回故乡长阳，挂职担任副县长。那些年也是我和田天来往最密切的几年，经常是对方一个电话，我或他就被叫到了长阳或宜昌，边喝酒边聊天，天南地北闲扯。田天的才华是多方面的，除了写作外，聊天时的机智也是一绝。经常随口说着说着，田天的俏皮话就脱口而出，闹得满饭局的人一个个喷饭。     田天对故乡那条河流的爱是真爱。挂职锻炼的那几年，他用脚步丈量过长阳的每一寸土地。为了给故乡多做几件实事，他通过武大校友的关系联系到军旅作家张世黎，游说广州军区投资一百多万，在长阳资丘镇凉水寺办了所希望小学，清江椪柑是长阳的重要产业，品质好产量高，但由于交通和信息等原因，导致销售不畅。田天得知情况后，专程为这事跑了无数趟，牵线引进了武汉一家大型果品公司到资丘镇建立了生产基地，田天还将资丘椪柑命名为巴柑，专为那些巴柑写下了在别人看来是下里巴人的广告宣传词：三峡宜昌，风光无限。遍山柑橘，遐迩名传。中国巴柑，巴人之柑。满清两岸，巴柑领先……《文艺报》曾以《作家架桥人》为题，对田天在长阳挂职锻炼的生活进行了报道。     田天说，每当他想起故乡那条清江河，沉睡的记忆就会苏醒，故乡那些逝去的人和事刹那间复活，像春天里的一朵朵花儿，开放在心灵的原野上。我们所说的文学梦，就是俯身拾取那些美不胜收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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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小地方与大作家
                                                  ——郑能新印象

湖北日报讯 何存中

    郑能新，中国作协会员。已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先后有40多篇被《新华文摘》、《读者》、《小说选刊》等选载。有50余篇获国家或省级大奖，2011年获得西班牙“世界华语小说奖”、“吴伯箫散文奖”。现为黄冈市文联副主席、黄冈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08年获湖北省“十佳青年文艺人才”称号。

　　写郑能新，不能不写英山。郑能新生在英山长在英山，是从英山走出来的作家。英山是出作家的地方。小小英山县文化馆三十年的时间内，就走出了三个在当代中国文坛著名的作家，前有姜天民的《第九个售货亭》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接着是熊召政的长篇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三位都是祖籍英山或者在英山成长的，而且都离不开英山县文化馆，先后都是英山县文化馆文学辅导干部。郑能新第四，郑能新也是英山县文化馆文学辅导干部。郑能新是刘醒龙的继任。前些年英山县为了光大传统，写了一篇《小县偏出大作家》的文章，被湖北日报等十多家报刊登出，列举了这些，那就叫轰动。郑能新虽然目前不能与前三位相比，但他毕竟也是从英山走出来的，待以时日，定成气候。他年龄比前三位小。
    应了一句鄂东俗话“笋子挨着竹子长”，自然得风气之先。但是郑能新同前三位一样，走上创作之路并不顺利。据说他当年高考结束，他的总分离录取线低了几分，主要是数学成绩不好，于是就名落孙山。回乡后，先是在当时的大队机务组开票，后来放电影，再后来说好了到县里一家有名的企业办公室写材料，不料竟出意外，没有去成。正在这时有伯乐出现，县文化馆馆长看中了小有名气的他，于是就招他到县文化馆当临时工。那时候县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满编，于是领导就安排他兼带着在文化馆干了几个月的事务长。后来文化馆创作辅导干部调到文化局创作室去了，他才名正言顺到任。英山县前三位连同郑能新先前都是最基层的作者，是英山县领导们不拘一格选人才，想尽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才使他们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这与其说是英山作家的努力，不如说是英山领导慧眼识珠。后来英山县领导从特殊人才的途径，通过当时的科技干部局，解决了郑能新的编制，让他安身立命，成为真正的文化干部。
郑能新后来在文化馆当副馆长，接着当馆长，都是努力创作，得过全国全省的不少奖。十几年前黄冈市文化局的领导，鉴于郑能新创作成绩，把他调到了市群艺馆，先是副馆长，后来当馆长，再后来市领导又把郑能新调到市文联当副主席。一个地方对于一个作家如此厚爱，可以说在全国也是少见。郑能新写在黄冈是他的幸福。
    郑能新写小说，也写散文。郑能新的小说《一斤茶叶》和《楼灯》获了不少奖，上了《小说选刊》。郑能新的散文，发在全国的刊物上，遍地开花，被各种选刊选载的频率很高，同样得了不少奖，还上了教材教辅。近年来他的中篇小说也写得风生水响。
    当上市文联副主席的郑能新，应该说是一个地方的创作领军人物。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如何领导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使其更上台阶，出作品，出人才。一个是自己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熊掌与鱼的关系。二者兼得固然难，二者兼得当然好。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加倍努力。
郑能新感恩英山。郑能新知道在黄冈他肩上的担子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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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活力自在他那一方                                                   ——漫说刘川鄂 湖北日报讯 王又平     刘川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负责人，湖北大学教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兼区域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已出版《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小市民 名作家——池莉论》、《世纪转型期的湖北诗歌研究》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文化散论100余篇。     没能同川鄂做成同事，是我不小的遗憾。本来是有机会的，而且两次。一次是我找去，另一次是我邀来。     我找去，那是整30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研究生刚毕业，对分配去的单位不甚满意便到湖北大学谋一教席。川鄂应该是本科毕业不久吧，他的名气还说不上，但湖北大学文科是很有些名气的，周勃、邹贤敏、郁沅、张国光、冯天瑜等都是响当当的名字，更何况还有我不少同窗校友在这里就读或任教。因此尽管第一次去湖大，但于我而言，不像是陌生之地。印象极深的是，在中文系的楼层上看到了“《李自成》研究室”（或研究中心吧）的牌子，让人顿生好感：湖北的大学研究湖北作家，真是再务实而又妥帖不过了。     我邀来，却是打那差不多30年后的事。此时的川鄂已是名满学界的实力派专家了，而我所在的学科亟须担得起纲、擎得起旗的年富力强的学者，川鄂自然是理想人选。同川鄂私下交谈至少有四五次之多，我也深知这干的是挖兄弟院校墙脚的勾当上不得台盘的；但于公乃为我学科发展计，于私有惺惺相惜之心，于是也就不恬扮说客之角，取三顾之姿了。事情的结果，一如我没去成湖大，他也没来成华师，竟至于每相逢，必慨叹：当代学者终不及现代学者有个自由身的。     两番都没能折腾成同事可引为憾事一桩，但我和他皆属于乐天知命一族，焉知我去他来是否会生出更多的憾事呢，毕竟诸般俗务我俩都不大会打理的，于是也便各自偏安一隅，听其发展了。     我力荐川鄂来促进我学科不是没道理的。早年王蒙曾评说陈建功写小说是“两套拳路”，既会写书卷气十足的《飘逝的花头巾》，又会写市井气十足的“谈天说地”系列。其实与之相比，川鄂的功夫真还不止两套拳路。     我与川鄂相识不算早，最初是在电视屏幕上得知的。那是哪届的世界杯，他与李俊国、聂运伟、冯黎明合伙，以“胡四氓”的名头在电视台神侃足球，大概是以长幼为序，川鄂便是“胡小氓”了。从宝积庵（湖北大学旧址）登临电视台的这群“氓”那可很是风光了一阵，后来《神侃足球》竟然还出书了，可见是颇有市场的。自打这儿，我认定川鄂是最有明星范儿的，其帅气和神侃之功就是他的“星相”初显了。这个印象是如此之深，及至我看到他的煌煌大作《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竟怎么也同那个咵破天侃晕神的“胡小氓”联系不起来——一板一眼的引经据典条分缕析，俨然峨冠博带正襟危坐之学院夫子的高头讲章一部，它与此前此后的一系列学术著述夯实了川鄂的专家基座。     也许是成见，我对“家”和“星”是有严格区分的。且不论高下，起码这“家”与“星”是两套拳路。“刘川鄂”和“胡小氓”似是这两套拳路的标牌，各指一套路数。然而后来的事就有点看不懂了，那就是因《小市民、名作家——池莉论》引发的争议。将池莉创作的文化内蕴定位于“小市民”，这是专家所取的知识者立场，也是川鄂文学评论的犀利之处；但书中所指“100处硬伤”则似乎言之过甚，如“议论失当”、“形象苍白”之类显然无所谓“硬”不硬的。至于池莉接招一场论争下来，我揣测，川鄂的星级指数当大涨，其中不乏“100处硬伤”的造势之功。这想必是“家”和“星”两套拳路并出的组合拳了，抑或消解雅俗沟堑、弥合“家”“星”分离的“后现代”路数？其实莫看我对川鄂的评论吹毛求疵，内心委实羡慕得紧：学究们四平八稳、字斟句酌的判词，终将使评论憋闷过去、偏枯过去；大众传媒时代了，活力自在他那一方。     川鄂有一别号——浪子阿川，这似乎是他腾挪于学界、媒体或者“家”、“星”之间的一个写照。其实川鄂有外人所不知的定力，这就是他经年累月所执著的湖北作家研究。这份香火传承始于《李自成》研究，到今天新世纪转型期的湖北作家研究，历时30年而不懈，做成了体系，做出了特色。川鄂作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者，自然功不可没；只是，我想得更多的则是：有湖北大学这一方重镇，有川鄂领军作传叙史写评论，湖北作家当可谓幸莫大焉！每念及此不由庆幸：幸亏当年没把他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