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古镇地域文化志》全文==本站独家发布，严禁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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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锋开讲：《白沙古镇传奇》


    地名的来历

1、依山、水命名。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况：（1）直接以山脉、河流、湖泊等名称命名，如五台县、牡丹江市、沂水县、微山县。（2）以山、水配上吉祥语命名，如泰安市因泰山而得名，“泰山安则四海皆安”，寓国泰民安之意。（3）以几座山、几条河的首字组成地名。新泰市，西晋以前曾称“东平阳县”。晋泰始年间，南城侯羊祜奏本取新甫山、泰山之首字，改县名为“新泰”。潇湘，古镇名，五代时置，在今湖南省永州市西北，因地处潇、湘二水合流处得名。（4）以位于山、水的方位命名。如山西省因地处太行山以西得名，云南省因位于云岭以南得名，湖北省因位于洞庭湖以北得名，汝南县因县城位于汝河之南岸得名。位于山水南北两边的，多用“山水的专名＋阴（或阳）”命名：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如衡阳市因在衡山之南得名，洛阳市因在洛河之北得名，海阳市因位于黄海之北得名。这一类地名还有蒙阴县、江阴市等。此类地名中，阳字地名极多，阴字地名较少。（5）因地处河流的源头而取名，如济源市、沂源县、资源县。（6）因位于河流的尾闾而命名，如汉口、海门市、河口瑶族自治县。（7）因靠近水或山而得名，如临沂市、临汾市、临海市、江浦县、溆浦县、淮滨县、滨海县、临朐县、临邛县、临高县。此外，合川市古称合州，因地处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合之处，1913年改称合川县。三水市因位于西江、北江汇流处，城临西江、北江、珠江三条河流而得名。（8）因山脉走向或河流流向的曲折得名。这一类地名多在山水专名后面或在姓氏后面缀以湾、曲、套、圈、隅、里等字，如河曲、河套、易家湾、苗家曲、王家圈、高里、朱家里庄，有的则直接用两个此类字组成，如圈里。
2、按地形地貌或所处地理位置命名。如平原县因地势平坦而得名。大洼县因位于辽河、浑河下游，地势低洼而得名。云南大理的洱海，以湖形如耳得名。台湾岛东北部的鼻头角，是伸入海中的小半岛，因形如鼻子尖，故名。太湖之滨的鼋头渚，是伸入湖中的半岛，因形如鼋头而得名。福州东郊的鼓山，因峰顶有形状如鼓的巨石而得名。湖北省麻城市的龟峰山，因形如巨龟得名。位于山东省平邑县的蒙山主峰龟蒙顶，亦因形如巨龟得名。曲阜市、三门峡市、崇明县、扬中市均属此类。
3、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地名合并构成新地名。福建省，唐代取福州之“福”和建州之“建”置福建经略史，始有福建之名。清康熙六年（1667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江苏省由江宁、苏州二府之首字得名，安徽省由安庆、徽州二府之首字得名。清置甘肃省，以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两地首字而得名。1939年，以富顺县自流井及荣县贡井合并设置市（1942年批准），取名“自贡”。1949年，将原武、阳武两县合并，县名“原阳”。1951年，将西隆和西林两县合并为隆林县，县名由原来两个县名的末字组合而成。1952年，达尔罕旗与茂明安旗合并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赣江上游东源贡水和西源章水在赣州汇合后称赣江，“赣”字是由“章”和“贡”二字组合成的合体字。唐河、白河汇合后称唐白河。新海连、旅大等旧地名，武汉、襄樊、潍坊、淄博、乌海、六盘水、高青、兰考等现行地名均属此类。
4、沿用旧地名。有以下两种情况：（1）沿用古国名作县、市名。孔子的故乡曲阜，是鲁国的国都，所以曲阜古时候曾称鲁县。孟子的故乡邹国（本作邾国，周朝改称邹国），秦时置县曰邹县（今邹城市）。诸葛亮的故乡琅琊郡阳都县（在今山东省沂南县南部），曾是春秋时期一个小国——阳国的国都。莒县、滕州市、郯城县都是以古国名命名的。（2）以本地不同历史时期的几个地名的首字组成新地名。德平为山东省旧县名，此地汉朝为平昌县，魏属安德郡，五代后唐时从郡、县名中各取一字，名曰“德平”。
5、以村庄名作乡、镇名，以村镇名作市、县名。在我国，绝大多数乡镇都直接用乡镇政府驻地村庄名称命名，因此，这里就不再举例了。以村镇名作市、县名的，在全国也为数不少，诸如石家庄、枣庄、鹤壁、驻马店、东营、景德镇、姜堰、辛集、张家界。
6、析置县以位于母体县的方位命名。莱西县由莱阳县西部析置（如今二者均撤县设市）。如东县由如皋县（今市）东部析置。沂南县，1939年由沂水、蒙阴两县南部析置时，称南沂蒙县。后来，因为中国县名的专名大多为两个字，为了趋同，考虑到县境大部为原沂水县南部，所以改称沂南县。以后，虽然将辖区中蒙阴部分划出，临沂、莒县、费县三县的部分区域划入，但“沂南”一名相沿未改。
7、因曾是历史上府、州、县等的治所而得名。如山东省东平县的州城镇、旧县乡，蒙阴县的故县村，贵州省安顺市的旧州镇，湖北省蕲春县的蕲州镇，湖北、云南等省的数个“巡检司”，以及遍布全国的以“城子”命名的村庄。
8、因邻近边界而得名。四川省盐边县因邻接云南省而得名。张家界原是一个村庄，因位于大庸、桑植、慈利三县交界处而得名。莒南县有三界首村，郓城县有五界首乡。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靖边、界首、界上、铁山界、界化垄、黄洋界、界河、界牌等地名均属此类。
9、以工矿业生产场所命名。大冶市因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得名。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村原名石灰窑，相传唐代有人在此建窑烧石灰，故名。左云县政府驻地是梁家油坊村。莱芜市境内以“冶”字命名的村极多，新中国建立后，地质勘探人员以这些带有“冶”字的村名为线索，运用现代化的勘探技术，找出了众多的铁、铜、金、铅矿，该市铁矿已探明储量6.5亿吨，列华东地区之首。
10、以商贸业经营场所命名。“集市”是农村或城市中定期买卖货物的市场。不少地名就是以“集”或“市”命名的：北方，尤其是苏鲁豫皖交界地区，以“集”字命名的居民点极多，如符离集、青?集；南方，尤其是湘鄂地区，以“市”字命名的居民点极多，如津市、沙市、文家市。“务”是宋代官设贸易机关和场所，宋元俗语对酒店也通称酒务。部分“务”字地名至今仍在使用，如杨税务、河西务、商酒务。
11、以农业活动场所命名。垦利县因过去曾被称作垦区和利津洼而得名。莒县的刘家菜园，沂南县的柳行、栗林、柿子岭、栗子沟、菜园、桃峪、杏峪子等村名均属此类。
12、以气象情况命名。此类地名以该地的风、雨、雪、雹、雷电等气象情况的多发性而命名。沂南县风鸣口村地处山峪出口，这一带荒山较多，植被较少，夏季易发生龙卷风，其危害面积虽小，但风力大，一般在10～12级之间，且伴有暴雨，破坏性十分严重，因此，人们将村名定为“风鸣口”。
13、以交通、驿站、递铺、旅店等命名。如双堠、驿道（莱州市辖镇）、驿头、龙泉驿、官塘驿、吕亭驿、递铺（安吉县人民政府驻地）、五里铺、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四十里铺、驻马店、张店。
14、因关塞、港口而得名。如张家口、玉门、山海关、营口、龙口、厦门、海口、风陵渡、天津、孟津、码头（郯城县一镇名）。
15、以军事活动场所和驻兵的地点命名。此类地名后面多带有卫、所、屯、营、寨、哨等字，如威海卫、石臼寨备御千户所（简称石臼所）、黄家屯、王家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驻地）。
16、由宗教产生的地名。古时候，道教、佛教的庙宇极多，遍布城乡各地。天下名山僧占多，名山大川附近自然少不了庙宇。因此，宗教地名遍布中国各地。沂南县的现行地名中，就有金佛院、青驼寺（渐称“青驼”）、夏孟寺、洪观寺、皇上寺、观音寺、龙泉寺、白衣安、黑山安、大安、小安子、门家安子（上述五个“安”字均由“庵”字演变而来）、大庵、庵子沟、庙岭、庙子山、庙子山头、庙前车疃、上佛住、下佛住、田家佛住等村名，庙山、朝山等山名。
17、以水利工程命名。如都江堰市、青铜峡市。
18、以朝代名称命名。三国吴置吴兴郡，取“吴国兴盛”之意。晋安，晋朝置县，意为“晋朝平安”。安丘市在唐朝和后唐曾两次改称“辅唐县”。
19、因皇帝年号命名。东汉建安初年，分侯官县置一新县，取名“建安”。上海市嘉定区，宋嘉定十年（1217年）置县，故名。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升南平军置州，取年号首两字“太平”为名，治当涂（今县）。
20、因帝王的活动场所命名。山东省鱼台县因县北有鲁隐公观鱼台得名。河北省围场县因境内有木兰围场得名。
21、根据历史典故、民间神话传说、文学作品命名。《左传》记载，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介之推隐于绵上山中而死。介休县由此得名。在古临沂，王祥、王览的故里称孝友村，颜含的故里称孝悌里，这一带的乡名叫孝感乡。孝妇河因发源于北齐孝妇颜文姜的家乡（今淄博市博山区）而得名。湖北省孝感市因文学故事人物董永得名。古代传说东海有神山，名曰蓬莱山。汉武帝曾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到山东蓬莱地方望海中蓬莱山。唐时以此置蓬莱县。桃源县因东晋诗人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而得名。
22、以古代帝王将相的坟墓命名。黄陵县，因是黄帝陵墓所在地，故名。湖南省酃县，一因境内有炎帝陵，二因“酃”字生僻难认，所以今改称炎陵县。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在槐里县（今陕西省兴平市东南）茂乡筑茂陵，并迁户置茂陵县。治今兴平东北。武帝死后葬此。山东省沂南县南寨、北寨二村原是一村，名叫墓冢村，因村内有一座“将军坟”而得名。这座将军坟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沂南北寨汉墓群中的一号墓——北寨汉画像石墓。
23、以重大活动命名。文登市境内有文山，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此山，论功颂德，故名。大庆市，其前身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设置的大庆油田，1960年设安达市，1964年改称安达特区，1979年改称大庆市。
24、以动词、形容词命名。以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命名的有怀柔县、息讼庄、前进、建设等。沂南县政府驻地界湖镇的“界”，就是动词，意思是划分。鲁中南方言称地势低洼的平原为“湖”。界湖村位于低洼处，村庄将湖分为东湖和西湖，所以村名叫“界湖”。“界湖”的意思就是“界为二湖”。以形容词命名的有兴隆县、富裕县、热闹、光明等。有趣的是，有的地名具有动词和形容词双重词性。如联合村、团结。
25、以名人的姓名作地名。焦山，在江苏省镇江市东北。相传东汉末焦光隐居于此，因而得名。商河县，《太平寰宇记》载：“汉鸿嘉四年，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以纾水患。民怀其德，故曰商河。”“商河”原写作“?河”，1086年改为商河县。我国现行地名中，以人名命名的，多是革命烈士的姓名或字号，如中山、黄骅、尚志等市名，志丹、左权、靖宇、子长等县名，弼时、开慧、刘胡兰、少云、欧阳海等乡镇名，中山路、中山码头、中山公园、鲁迅公园、张自忠路等城市地名。用古代名人姓名、字号、封号等作地名的有樊哙、曹娥、成吉思汗（元太祖铁木真1206年被推为大汗，称成吉思汗）等村镇名，孟良崮等山名，闵子骞路等城市街道名。此外，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重要领导人石达开的家乡广西贵县（今贵港市），还建有达开水库。
26、因境内物产资源得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温泉县和墨玉县，前者因境内多温泉得名，后者因特产黑玉石得名。这类地名还有铜陵市、盐池县、石棉县、金岭回族镇等。
27、用动物名称命名。如鸡西、鹤岗、双鸭山、石狮、虎林、望天鹅、狼窝沟、蛇岛。
28、以植物名称命名。菏泽市城区称牡丹区，因“菏泽牡丹甲天下”而得名。平阴县玫瑰镇因盛产玫瑰得名。这类地名还有水曲柳、葡萄、槐抱榆（安丘市车庄乡一村名）、榆林、榆社、榆中、榆树、柳林、柳河、柳城、桦川、桦甸、桦南、梨树、桃园、杨柳青等。
29、以置县时流行的名词术语命名。如1929年设置的博爱县。此类地名还有民丰、民权、民勤等县。
30、以吉祥嘉言命名。昌乐县以昌盛安乐之意命名。日照市，宋置日照镇，取海隅日出先照之意。承德市、常德市、嘉禾县、禾兴县都属这一类。
31、中华民族历来向往和平，祈求社会安定，所以，我国多用“安”、“定”、“宁”　等字命名地名。西藏芒康县，清末曾设宁静县，取“安宁、平静”之意。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武装叛乱。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20～22日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了叛乱。1960年江卡宗（即芒康宗）　与盐井宗合并为宁静县（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后，改名芒康县）。此类地名还有西安、南宁、长治、太平等。
32、因异地同名改名。江苏省淮阴县（今淮安市淮阴区）旧名清河县，1914年，为避免与河北省清河县同名，改称淮阴县。淮阴市在1951～1958年、1964～1983年曾称清江市，因和江西省清江县（今樟树市）同名，1983年改称淮阴市（后来，淮阴地区撤地设市，淮阴市升格为地级市，因淮阴市所辖的淮安市是周恩来同志的故乡，所以，地级淮阴市改称淮安市）。
3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为了搞好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而命名或改易地名。安东市、安东县于1965年分别改称丹东市、东沟县（今东港市）。友谊关，一称大南关、界首关、鸡陵关。明初置镇南关，1953年改睦南关，1965年改友谊关。几次改易得美名，堪称“推敲”之佳话。
34、有些地名用字，因为生僻难认，已经国务院批准更改。如黑龙江省铁骊县改铁力县，陕西省鄠县改户县。详见原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4年编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附录。
35、因避讳而改名。三国吴时，孙权的孙子孙皓即位，避其父孙和讳，改禾兴县为嘉兴县。南京市在西晋时名建业，后改名建邺，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
36、因鲁鱼亥豕等偏旁部首因素造成的地名。如成武县，汉高祖刘邦到此地，以武功告成，改楚邱县为成武县，明朝洪武初年铸印局将“成”字误增提土旁儿印成“城”字，成为城武县，于是沿用了数百年，直到1958年才又改为成武县。
37、因其他原因改动的地名。1965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建议，国务院决定将僮族的“僮”字改为“壮”。取其健康之意，又免误读。广西僮族自治区相应改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兖州市，秦置瑕丘县，宋避孔子讳改瑕县，金因瑕为疵瑕义，以城西嵫山改为嵫阳县，明朝成化年间因城中发生数起火灾，欲以水压之，改嵫阳为滋阳。兖州解放以后，城区划为兖州市，乡村称滋阳县，1948年11月，市、县合并，仍称滋阳县。1958年并入曲阜县，1962年改设兖州县（1961年批准）。
38、以移民的祖籍命名。东晋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大量南迁，这些南迁的人叫做侨人。侨人多是按宗族、乡里相聚而居。统治者为了控制侨人，也为了维护侨姓士族的利益，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与侨人的籍贯同名的州、郡、县及其行政机构，叫做侨置。如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立徐州，江乘（今江苏句容北）侨立琅琊郡及临沂县。明初从山西迁往山东、河北的移民，历代由福建迁往台湾的移民，由中原迁往东北三省及新疆的移民，也有很多人因怀念故土，热爱家乡，而以他们的祖籍命名自己的落脚点。
39、以姓氏命名。如张家口、张家港、张家界等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店区，浙江省兰溪市的诸葛镇。据研究姓氏学的资料介绍，中国张姓人口有一亿多，是人口最多的姓。所以，冠以“张”字的地名极多。地名学和姓氏学的研究结果正好吻合。
40、以数字命名。如一面坡、二连浩特、三原、四平、五大莲池、六枝、七台河、八所、九江、十堰、百色、千乘、万州。
41、以颜色命名。红水河，西江上游的别称。因两岸多红色土，水色红褐，故名。此类地名还有红山、红石庄、长白山、丹霞山、黑戈壁、黑虎泉、绿岛、白山黑水等。
42、以方位命名。如察哈尔右翼前旗、中旗、后旗，阿拉善左旗、右旗，左云县，右玉县，清漳东源、清漳西源，浊漳北源、浊漳西源。
43、以著名风景区或革命纪念地命名。大庸市境内有张家界国家级森林公园，故改称张家界市。韶山冲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故乡、著名的革命纪念地，因此设置韶山市。此类地名还有井冈山、武夷山、秦皇岛等市名。
44、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译成汉语言文字的地名。其中，既有音译地名，又有意译地名；既有现代少数民族语地名，又有古民族语地名。如哈尔滨，满语意为“晒鱼网的场子”。同江，赫哲语意为“老屋”。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拉萨，藏语意为“圣地”。藏语“森格藏布”，意为“狮口河”，今译成“狮泉河”。藏语“朗钦藏布”，意为“象嘴河”，今译成“象泉河”。
45、在文学作品中，常以本地的古地名代指写作时的地名。沂水县，古代曾称东莞县，所以，明末清初篆刻鉴别家周亮工《过东莞，武、刘二孝廉载酒，谈花之寺为沂之胜境，同楚中刘公蕃赋》诗，即以“东莞”代指沂水县，这是为了避免和“沂之胜境”的“沂”（即“沂水”）重复。
46、地名除正名外，还有别称。济南市的泉水全国闻名，所以济南又称泉城。古时舜耕于历山，济南市位于历山之下，故又称“历下”。拉萨终年日照强烈，有“日光城”之称。成都市，三国蜀汉时管理织锦之官驻此，故名锦官城。后人以锦城、锦官城作为成都的别名。唐杜甫《蜀相》诗：“锦官城外柏森森。”成都又称芙蓉城。此外，福州别称榕城，广州称五羊城、穗城，或简称羊城、穗，绍兴别称鉴湖，鞍山称钢都，个旧称锡都，苏州有“东方威尼斯”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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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村镇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历史价值　

　——以江南名镇志《紫堤村志》为中心的分析①

论文作者 沈渭滨






　　[中图分类号]K25；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2—0173—09
　　地方志作为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门类，向是学者瞩目所在。其中，盛行于清代的村镇志纂修，其发展轨迹如何，其蕴含的人文历史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由于各地纂成的村镇志大都长期尘封，未能及时出版，即有抄本，也流传不广，致使研究者既无法利用，又很难深入探讨。近年来，我有幸接触了若干未刊村镇志稿本，深为其保存晚清基层社会鲜活具体的大量原生态资料所鼓舞。本文以《紫堤村志》为中心，结合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刊的“江南名镇志”三种，就村镇志纂修的若干问题试作述论，求教于方家。
　　一
　　紫堤为诸翟之别称。《紫堤村志》(下简称《村志》)是清咸丰六年(1856)在《紫堤村小志》(下简称《小志》)基础上增补纂成的诸翟地方志。诸翟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是一个“东西可一里，南北约半里”② 的中等规模古村落。清代时，分属苏州府嘉定县、松江府青浦县、上海县管治。民国以还，其区划屡有变动。今之诸翟，属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也是镇政府所在地，现在已是一个别墅成群，外国人学校群集，百业兴旺之地了。
　　诸翟历史上称名众多。据《村志》所记，诸翟本名“白鹤村”。因全村夹吴淞江支流蟠龙塘而立，故又径呼其为“蟠龙塘”、“盘龙江”。相传肇居于此者为诸、翟(或曰狄)二姓，遂名“诸翟”；又因其地处于二郡三邑交界，时人讹为“诸地”。清初时，村西沿塘堤两岸遍植紫薇花，“花红树绿，景物鲜妍”，③ 人称“紫薇村”，又称“紫薇江”。《村志》题名“紫堤”，即缘于此。也有称其为“诸荻”者，以其龙江两岸多芦苇而言也。自清乾隆三十年(1765)设置“诸翟巡检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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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诸翟之名，相沿至今，其本名及别称，皆隐而不彰。
　　从诸翟称名衍变，可以概见中国古村镇之得名，既可缘水状物，又可取族姓而冠，则村镇志蕴含之人文历史底蕴，由此可见一斑。
　　《村志》自草创到增修成书，前后历一个半世纪。这在我国村镇志纂修史上，堪称罕见。
　　先是，明末清初定居于诸翟的平阳汪永安(字叟否)，有鉴于该村往迹“俱在苍茫明灭间”，若不志之，恐将泯轶。④ 乃决意“网罗旧闻，条列体例，考之志乘，询之村耆”，⑤ 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草成《小志》一书。书凡3卷23目，都10万余言，记一村之风土人情，因革变故。书成后，藏诸箧笥，未得刊布，仅在同好中稍有流传。
　　嘉道年间，村儒侯承庆(字云岩)、朱孔阳(字邠棠)有志于增补续修。不料搜集未富，竟于道光二十年(1840)先后赍志以殁，增补一事，不克如愿。
　　其后，寓居此地的东阳沈葵(字心卿)，以《小志》草成迄今已有100余年中断，“其故老之前型，乡村之遗事，已几渺不可溯”，倘今再不续修，则后人更难求其遗绪。⑥ 遂毅然以衰龄老弱之躯，独任增补续修之事。在《小志》原有基础上，“就童时所闻诸故老，且采诸各家遗编”，穷10余年之功，奔走采集，孤灯独对，终于在咸丰六年(1856)增补纂成《村志》。全书扩为8卷42目，字数超过20万言。内容除增补雍、乾、嘉、道、咸五朝遗事、人物外，另就《小志》冗杂琐屑处修削润色，并调整篇目结构，成为翔实完备之一方全史。
　　从《小志》到《村志》，历三代人之手，前后庚续138年之久，前赴后继，矢志不渝。草创者汪永安，增修者沈葵，皆为流寓诸翟之外姓耆宿，在一无经费可资，二无修志机构支撑下，全凭儒者良知，毫无私利之欲，勤于公益之志，其古君子风范，令人肃然起敬。
　　汪氏《小志》、沈氏《村志》先后于1961、1962年作为《上海史料丛编》，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内部印行，供研究地方史志者使用。沈葵增修之《村志》杀青后一直束之高阁，没有公开出版过。光绪十七年(1888)，长浜张友棠，曾自沈葵弟立诚处得见全书并抄录一过。其后张氏忙于教育事业，无暇他顾。迨至民国八年(1919)，脱身教职，始检出抄本，予以核校。无论原书或抄校本，均长期尘封，未得刊布流传。20世纪80年代，上海县志办公室(今上海市闵行区志办公室)在主持编纂《上海县志》时，征得沈氏《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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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之张氏抄本，知其较汪氏《小志》尤为详备。本世纪初，闵行区志办公室王君孝俭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君晓敏策划辑刊“江南名镇志”丛书时，将沈氏《村志》列入。预计今年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二
　　我国村镇志纂修，始于明而盛于清。明末清初，其体例尚属草创，内容多为辑录府、县志有关记事，汇而成帙。乡镇遗事，则往往随闻随录，冗杂琐屑，编次无序。就保存原始史料言，已具乡土志之存史功能，然就编纂体例言，毕竟条例杂乱，纲目欠周。
　　清代乾嘉以还，志学大兴，修志成风。私家纂修之村镇志，亦随之日趋成熟。成书于康熙年间之汪氏《小志》和庚续于咸丰年间之沈氏《村志》可作为考察村镇志编纂自草创到渐趋成熟的一例个案。兹将两书之分卷设目列表于下表。

志名  分卷                                          设    目
            各志称名、建置沿革、方里、名义、疆界、田亩、户籍、近村、疏浚、神庙、桥梁、坟墓、旧迹、风
      卷前  俗、人物(共15目)
小志  卷中  国朝人物、内则、诗词、文集(共4目)
      卷后  人物续录、人物补传、江村杂言、古文附录(共4目)
      卷1   名义、称名、建置沿革、疆界、村巷、田赋(共6目)
      卷2   水道、疏浚、桥梁、风俗、节序、土产、灾异(共7目)
      卷3   官署、营汛、古迹、乡塾、祠宇、坊额(共6目)
      卷4   庙院、园宅、坟墓(共3目)
村志  卷5   人物(分设元、明2子目)
      卷6   人物(国朝)
      卷7   烈女(分设明、国朝2子目)、流寓(分设宋、元、明、国朝4子目)、方外、释(分设唐、元、明、
            国朝4子目)、道(分设元、明、国朝3子目)
      卷8   杂识、里绅、文集、叙录(共4目)

　　注：有“下划线”者为新设。
　　由表可见，草创时期之《小志》，分卷粗略，且卷目间有明显交叉：其“卷前”囊括志书中地理形胜、建置方里、田亩户籍、桥梁旧迹等掌故，却掺入人物一目；“卷中”则将人物、诗文混于一编；“卷后”又是人物续录、补传等，成为“卷中”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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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显出随闻随录、纲目紊乱之特点。尤可注意者，《小志》“卷前”缺目甚多，诸如田赋、节序、土产、坊额等乡土志必备之掌故要素，均未涉及。凡此，均可说明草创时期之乡土志纂修，尚处于自为而非自在阶段，体例不严，史与志关系未明。因而搜罗不全，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故沈葵在增修《自序》中，既肯定汪氏《小志》“洵足为考镜之资备，乡邦之典故”，又指出其“第经草创，随得随录，未免有冗杂琐屑处”，评论颇称中的。
　　自雍正初年起，朝廷为加快《大清一统志》纂修，屡颁诏令，严谕各省限期完成省府州县方志的编修，甚至有嗣后每60年修志一次的规定。乾隆十一年又颁诏令，督促各地修志。自此，修志纳入政府定规，历久不衰。其间，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总结历代修志实践后，首倡方志编纂理论，提出“方志乃一方全史”、“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创立“三书”、“四体”之说，详论“方志辨体”之要。志学得以大兴，修志渐有法度。有人统计，从清初至光绪年间，各地先后共修成省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乡志、镇志、里志、卫志、所志等共5000余种，8万多卷。其种数占历代编修方志总数一半以上，卷数达80％左右。⑦ 成书于咸丰六年之《村志》躬逢其盛，在体裁上已与章氏之说暗合，而与草创时期之《小志》明显不同：一是分卷设目得宜，纲举目张；二是掌故、文征齐全。堪称一方史地全书。
　　如果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刊布之“江南名镇志”三种，即成书于嘉庆十一年之《南翔镇志》、嘉庆十三年之《安亭志》及道光二十七年之《蒲溪小志》，与成书于咸丰六年之《村志》比照，即可发现4种村镇志在体裁体例上居然相同，而分卷设目也大体相合。4种志书，无一例外均与章氏所创“志为史裁”、“方志乃一方全史”之说无异；与章氏所立“三书”之议相近。章氏称：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⑧ 上述4种志书，虽无“立志”之日，但在行文中，字里行间均能效正史之评骘是非得失，发挥私家修志无所顾忌之特色，寓资治于教化。至于“掌故”、“文征”，各志均极尽收罗采集，以彰一地之盛衰，接续文脉之绵延，且在卷目中分列清晰，有条不紊。读其篇目，即可对当地人文、地理之大概，有所了然。我不知4种志书之纂修者是否读过章氏志学著述，但就书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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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受章氏志学影响，所纂皆可视为“一方全史”，当无疑义。
　　据此，可见私家纂修之乡镇志，在嘉道咸3朝60余年间，深受章氏志学理论影响，并在修志成风氛围中，已蜕出明末清初的草创阶段，进入成熟期。表现为体裁上已明确史与志关系，与“志为史裁”说渐趋合度；体例上已渐趋定型，与“三书”之体相类而有所变通。
　　此论所持论据只有上述4种志书，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就历史长时段观察，似应无大错，提出来供研究史志学者参考。若此说可以成立，则村镇志纂修之历史阶段当可划分。就此而言，《村志》出版，对研究村镇志纂修史自不无意义。
　　三
　　村镇志纂修，辨其体裁体例固然重要，但就其价值言，则以“存史”为第一要义。其供府县志之采择，供后世修志参考，供学者研究地方史志之探颐索隐，均以其是否保存本乡本土鲜活具体、翔实完备的原生态史料为转移。
　　《村志》草创者和增补者，深知此中三昧，在“存史”方面，极下功夫。首先是考之志乘，询之村耆，详尽收罗，做到有史可证者详之，于史无证者弃之，史料不足者简之。诸翟虽有千年以上历史，但宋代以前，事属久远，渺不可闻，故记述极简。自元末迄前清，既有志乘可稽，又有村老耆宿口碑相传，故汪永安在《小志》中，记之颇详：“凡水道之利，物产之宜，以及民生休戚，风俗盛衰，靡不具备。”⑨ 为后人增补续修，提供了良好、扎实之基础，“洵足为考镜之资备，乡邦之典故”。
　　其次，续修者沈葵能遵循汪氏所立“存真”宗旨，在增补雍、乾、嘉、道、咸五朝本村遗事时，坚持对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实物、掌故，认真筛选，区别对待：“于所见则详之，于所闻则略之，于所传闻则尤略之。”⑩ 做到从实而叙，信而可征。所以《村志》依据资料，以记述元末至晚清约500余年的村事最为翔实，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由此可知，时下所谓地方志纂修，应以“详今略古”为原则云云，实为似是而非之论。其实，之所以略古，是因资料不足铺叙所致。详略全以资料多寡而定，不能作为预设原则，刻板奉行。否则，方志之存史功能，何以体现？
　　《村志》存史之处，贯于全书。兹择其著者，分类略述如次。
　　其一，在地理状貌中，《村志》引《大清一统志·广舆记》，略述诸翟分属2郡3邑之建置、方里、疆界等目后，对《村巷》、《水道》、《疏浚》叙述特详。叙诸翟之村巷，以方位为坐标，详细记述了村东北、东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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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西北诸村落所属县别及保、图编号，既明析3县所交之界址，又可见其犬牙交叉之处，对后人考释诸翟区划演变，提供了切实资料。
　　卷2《水道》则以蟠龙塘为经，翔实列出60条环村河道，不分大小，各将其流向、出入处及流经之主要村落等一一标出，既对后人研究吴淞江水系的变化极具参考对比价值，又可为研究蟠龙塘附近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起到按图索骥的作用。
　　蟠龙塘是诸翟最重要水道，系吴淞江5大浦之一。西受太湖之水，出苏州，绝俞塘，过六磊塘、泗泾，绝横塘，又过蒲汇塘，遵朱坊桥入淞江。全长80余华里，迂回曲折，状若龙蟠。其流经诸翟时，因中隔蒲汇塘而水分两股，南为南蟠龙塘，北为北蟠龙塘。诸翟村夹于两塘之间，其农田灌溉、旱涝蓄泄，端赖于斯。由于蟠龙塘入淞江一段蟠龙汇，“水道迴遏，湖波壅滞”，夏秋大雨，常有泛滥；更因吴淞江夹带泥沙，江水倒灌，潴留淤积，河道日见浅狭。自北宋乾兴(1022年)以来，疏浚一事，备受重视。《村志》卷2《疏浚》一目，不仅记录了自宋迄清前后26次疏浚往事，而且征引文献，详列各次主持者姓名、职衔、河工状况等疏浚要素。从次数言，计北宋景祐以后3次，元大德十年到至正元年2次，明永乐十年至崇祯四年9次，清顺治九年至咸丰元年12次。愈往后疏浚越频繁，反映出蟠龙塘淤塞日益严重的趋势。从水道深阔看，根据《村志》所引资料，早在康熙初年，蟠龙塘已是阔5丈5尺，深仅3尺的浅狭水道。所以，生当明末清初的《小志》纂修者汪永安，在其所作《紫堤村赋》中有“横川委折，矗宇缠绵，岸以紫薇而荻悴，沼以芙蓉而香联，浦则飞鹤杳渺，塘则蟠龙蜿蜒”的词句，面对蟠龙塘，半是自豪于诸翟的水乡景色，半是感慨于飞鹤早已不见踪影的滩涂湿地现状。这种鲜活的水文资料，只有在村镇志中才能得见。
　　桥梁是江南水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诸翟环村水道纵横，桥梁尤多。《村志》以不少篇幅记述了诸翟60条水道上共126座桥梁，包括名称、方位、修建年代、捐募出资者、质材、塌圮后重建者以及有关掌故、刻石、桥记等内容。记录之详，已出之《安亭志》、《南翔志》及《蒲溪小志》均无过其右。
　　桥梁一目，为方志所例有，要在说明一地之出入往来，似无足深论。但若从桥文化史视角观察，则足资研究者采择、备考。桥文化研究，包括建代、形制、质材、建造、经济价值、交通意义、战略价值等多种层面，其中桥名亦属不可或缺之项，它反映着一定历史时期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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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撇开《村志》“桥梁”一目中其他有关桥文化的内容，单就百余座桥梁名称，稍加归纳，即可看出其隐含的社会学意义。其跨村东及东北蟠龙塘者，有龙蟠桥、聚龙桥、云龙桥等6座，跨村西及西南蟠龙塘者，亦有鹤龙桥、从龙桥、汇龙桥、宝龙桥、护龙桥等6座，大多以“龙”取名。可见蟠龙塘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以及“龙”作为中华民族象征，在民间的深重影响。环村各河上之跨桥，有取祥瑞意义命名的，如隆义桥、种德桥、永寿桥、万安桥、北太平桥等等；有以姓氏取名的，如潘家桥、黄家桥、徐家桥、秦家桥、范家桥、周家桥等等，都与附近所居之大姓、捐赀者有关；也有以村巷取名的，如沈村桥、华家宅桥、杨家厍桥等。不同桥名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值得研究桥文化者体察。桥文化研究在西方已成时尚，专著迭出。我国近年亦引起重视，但着眼点都在著名桥梁如长江大桥、钱塘江大桥、赵州桥、《清明上河图》之虹桥等等，而对江南水乡之桥梁体系缺乏研究。《村志》及已出版的3种江南名镇志，均保存了这方面的不少素材，有志者若能利用，广为搜求，对桥文化研究必能有所推进。
　　其二，《村志》保存了不少诸翟社会经济、人文习俗方面的资料，对后人研究明清时期诸翟乃至苏松地区的社会生活，具有真实可靠、鲜活具体的认知意义。
　　如田赋，既是农民交粮纳税、遭受剥削的主要形态，也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大政之一。众所周知，中国自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日趋发展。原先以实物地租形式征收粮米的田赋与以徭役形式征发的丁役制度，自明万历初年实行“一条鞭法”后，逐步将田赋、徭役合并，一概征银，变为货币地租。其中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由于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是全国重要的产米区，所以实行一条鞭法之后，田赋仍征本色(即粮食)。但不久变成折色(或曰折漕)和本色并行。所以这些地区农民，既要缴纳折色的上下两忙条银，又要缴纳本色的粮米。清初，赋役制度基本承袭前明折色征银制度，但实际执行时，十分混乱繁杂。田赋按土地肥瘠分上中下3等，有本征、折征之别。本征即漕粮，折征即以银折漕。丁役有条鞭之征、丁随地派、丁随丁派之别，但主要也是征银。(11) 直到雍正元年(1723)实行“摊丁入亩”，赋役制度才渐成定制。
　　地处苏、松3邑交界的诸翟，其田赋恰好反映明中叶推行“一条鞭法”到雍正初年“摊丁入亩”之间的过渡形态。
　　《村志》记诸翟所属嘉定县“全邑折漕，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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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二十一年。国朝因之。于上下两忙条银外，冬春别征米银。其价，县令合富绅每年酌议”。康熙十一、二年，“定一亩，完纳上下两忙条银共一钱八分九厘；白粮米二升一勺”。上海县所属各村，于明万历七年申请漕米改折，十四年仿嘉定例，每石折银4钱。二十年会计折平米，纳折银22500两有奇。清初，定每年上下两忙，“每准熟田一亩，共完纳正银一钱四分三厘，并白粮米银亦折在内”。青浦县属各村，其34保，“每年准熟田一亩，上下两忙共完纳正银一钱三分四厘。比嘉定并无米银一款。惟小涞港跨三十五保一区三十图，则准熟田一亩，每年完纳正银一钱四分三厘，与上海折漕图同。”
　　从上可知，诸翟村在康熙十一、二年所定田赋，不论其属“下区”之嘉定各村，还是其属“准熟田”之青浦、上海各村，每亩完纳正银均在1钱3、4分左右。据梁方仲教授研究，康熙二十四年江苏全省田赋，平均每亩为银5分5厘，(12) 则诸翟嘉定、上海、青浦所属各村之赋额，高出全省平均数近3倍。如果将正额之外的“附加税”如“火耗”等加上，其赋税之重，民生之苦，可以概见。
　　值得注意的是，诸翟由于地瘠不宜种稻，民人均需从旁邑籴米完粮。“旁郡邑遂乘时牟利，物涌腾”，而漕卒催粮强悍，“故长赋者不胜其苦，中民破产，大者丽辟”。(13) 所以村人拥护岁漕改折。明天启初年，“复漕之诏下，阖邑震恐，莫不思掘屋坏田，奔走驱窜。”(14) 邑之士大夫纷纷奏议，请朝廷折漕永著为令。迨至清初，“吴淞江淤塞，岁歉赋重，多逋粮，邑令徵比严酷，每叱为‘顽排’。”乃于康熙十一、二年定此田赋完纳数。
　　虽然《村志》“田赋”一目，不如《安亭志》自唐迄明之田赋沿革详备而显得言简意赅，需要作历史解读。但其所附各篇文献，对后人了解“一条鞭法”之意义、作用，却是极具存史价值的原始资料；其清初所定具体赋额，更可为研究明清史者作为江南重赋的个案，予以采信。可惜至今不少历史著作，很少采用如此有说服力的资料。说村镇志是人文史地资料宝库，当可信也。
　　乡农以田为命，但对田地的价值观念，也随时而变，并非始终爱田如一。《村志》对此有生动记述：
　　长老云：自万历中年，嘉邑折漕，岁复屡稔，田价骤贵。至崇祯大祲，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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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契与人而不受，或遗之地，行者拾之，遂向追取粮饷。国朝顺治初年，棉花倍收，花价又昂，田之弃于人者，无不翻赎，动之结讼。及康熙初，灾祲连年，邑令比粮严酷，昔所买之田，不索值而还之，其人犹不受。至吴淞浚后，康熙四十七八年间，钱粮连邀蠲免，花价复昂，每田一亩，遂增至数金。自后，屡贱屡贵。至道光以来，粮价渐增，田价渐减矣。钱粮从田，近上邑田不查细号，惟望户收除，故富户破家。黠者每无粮而剩田，愚者每无田而剩粮，非清丈而不能明矣。(15) 这段文字，把田价起伏与社会治乱、生产发展以及田赋折色等关系写得如此明白，又把田价与村民对田地的爱恶求弃写得如此生动直观，在已出之3种江南名镇志中，绝无仅有。虽得自传闻，却倍感真切。
　　诸翟地不宜稻，村民多以植棉为业，恃布为生。《村志》记本村植棉业称：“木棉，遍地种之，种有早晚之异(早者隔年白田，晚者春熟田)。色有紫、白之分，然惟白者尚，紫者间或种之。”记村民生计曰：“乡民多恃布为生。往时，各省布商先发银于庄，而随收其布，故布价贵，贫民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有余。今布有余积，而商无现银，价因日落，民生之计蹙矣。”(16) 若将此与《蒲溪小志》串读，更可看出作为松江府花、布集散网络之七宝、诸翟等村镇，在晚清门户洞开、洋纱洋布冲击下，布业式微，民生日蹙之情状。
　　诸翟制靛业颇为兴旺。每年“五六月间，嘉、湖、苏、杭客商骈集，民资以给”。《村志》不仅记述了制靛青的工艺过程，而且记叙了村民在利益驱动下种植靛青的情况：“村民好种靛青。向年种者犹少，故其利厚。今则种渐广，而利寖薄。然土靛向惟丝绸坊用之，近则布坊亦用，故利薄而无大衄。”主业(花、布)日衰，副业(制靛植靛)代兴，自在情理之中。利虽微薄，仍趋之若鹜。
　　诸翟民风习俗，与江南其他乡镇并无大异，但由于历史原因，仍有若干地方值得注意。如好习拳勇一事，《村志》称：“诸翟村民，鼎革时，市井少年好习拳勇、结党羽，是谓‘打行’，遂以滋事，后经地方官严禁，风始稍息。今官命团练，又渐尚力矣。”这一风俗，如果联系明末清初清军“嘉定三屠”史实，就可知道地属嘉定一部之诸翟，其好“尚力”之习俗为何形成；再联系咸丰初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而下诏命各地大办团练，则诸翟尚武传统又得张扬。诸翟团练，在近代上海颇为知名。咸丰十年(1860)近代改革思想家王韬曾任诸翟团练局董事。《村志》短短50余字，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