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京楚两文化巨头合办《帅作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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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作苏：带着责任融入传媒改革日 期：2008-5-19   来 源：中国新闻出版网  

　　□小传
　　江作苏，1953年9月生于湖北武汉，复旦大学本科、中央党校研究生、高级记者。现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湖北省记协主席。1982年分配到湖北日报社，历任《江汉早报》副刊组长，《楚天周末》副总编辑，湖北日报社驻十堰、郧阳、神农架记者站站长，政宣科教部副主任、记者部主任、政宣科教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内心秉持的是：责任、创新、严谨。提出“责任造就公信力”理念，实施了《湖北日报》历史性改版。开辟了《总编辑评报》和个人专栏《楚人快语》，已刊发近百期。他注重理论研究与创新，出版了《记者心语》、《我随东风行万里》、《潮涌大江》、《江河归大海》、《浙江星火借入楚》等多部专著。被评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荣获第七届长江韬奋奖、首届湖北新闻名人奖、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

　　□个性
　　最大的爱好是乒乓球和书法。
　　集团所属报刊中花费精力最多的是《湖北日报》，注意力放在都市类报刊上。
　　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邓小平。
　　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是《邓小平文选》。
　　当一把手，最重要的是面对现实，把握未来。

　　□悟语
　　胸怀人民，打造公信；立足荆楚，壮大传媒。
　　他是全国第一个拥有百万份报纸（《楚天都市报》）和百万份期刊（《特别关注》）的“双百万”传媒集团掌门人。
　　他提出“责任造就公信力”理念，并主导实施了《湖北日报》影响深远的历史性改版，引起了国内同行的广泛关注。
　　他一手拿红笔，一手拿蓝笔，不仅策划、采写了大量新闻作品，而且为打造以传媒为特征的文化产业集团描绘出了蓝图。
　　他是第七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也是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获得者，他带着责任置身改革大潮，实践并见证了传媒业改革发展的进程。
　　他，就是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总编辑江作苏。
　　“30年来，新闻工作者的姿态在不断调整，总的方向是朝着‘贴近社会、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发展。过去当记者时，也讲深入基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时还只是一种观察，为了反映而去。现在，随着新闻观念的变化，人民的创造、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心声已成为了报纸的主体。我认为，这一观念的变化，是最突出的。”
　　和许多掌门人一样，江作苏是时代的幸运儿。1978年，他由一名知识青年、基层工人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也正是这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82年，江作苏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一干就是26年，从基层记者做到传媒集团一把手，职位在变化，荣誉在变多，但是这变那变，江作苏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情愫始终没有变。
　　在与《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交谈时，江作苏讲了1995年做记者时所经历的两次大跨度采访，这是对其新闻观、人生观影响最大的，也是在求新、求深探索方面印象最深的。
　　一次是忍着恶臭坐在运猪火车上，四天三夜押运供港活猪到香港，写成了一组体验式系列报道“鄂猪南运记”。
　　在祖国内地每天发三趟列车保香港市场供应30年之际，他和同事登车采访。在令人窒息的猪车环境里，甚至没有电，没有水，他们却发现了很多押运中有意义的新闻，感受到了为保香港大局内地各方人士的合作贡献精神。而这些新闻，是不曾为人发现和见诸报端的。正是这次报道，让读者知道在360行之外，还有押猪一行。事后，外贸职工们给他们送来了锦旗，上书“人民记者”四个大字。
　　通过这次采访，江作苏对新闻报道有了更深的认识：新闻不一定全是事件，讲述人物背后的故事，同样是非常鲜活的新闻题材。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联结在一起，就是一个具有新鲜社会意义的人物报道。聚焦于人与聚焦于事，具有同等重要意义。
　　另一次是驾乘国产东风汽车，纵横神州50天，颠簸数万公里，写成进行式连续报道“我随东风行万里”。这是在我国汽车工业面临开放格局，迎接世界汽车产业冲击之时开展的一次大规模采访行动。国产卡车到底能不能与进口卡车抗衡？国产卡车在市场和服务方面有哪些软肋？带着这些问题，他和同事打破报纸的地域界线，驾乘国产东风汽车西进沙漠，南入森林，北闯雪国，东行海疆，通过目击方式进行考察与思考。从4月12日启程，到5月19日返回，沿途发回报道50多篇，不仅正确给出了国产卡车完全可以在开放条件下与国外产品抗衡的结论，而且还从汽车文化、汽车环境和生产力布局方面作了多向思考，达到了相当的深度。最后二汽授予了他们“东风汽车公司名誉职工”称号。这些只是江作苏记者生涯中的一个个缩影。
　　“创新是一团火，方法是一瓢油。创新的火种如果不存在了，做新闻的动力也就没了。”江作苏如是说。从事新闻工作26年，他创新的步伐一刻没有停止过，他策划、采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足迹遍至三峡工地、抗洪现场、神农架密林、大别山区、京九工地……他组织报道舍己救人英勇献身的大学生肖栋栋、贴心政委谭明金、扎根大别山的将军之子程平东，均产生了广泛影响，指挥采写的周国知、郑琦、陈刚毅等重大典型，从湖北走向全国，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先后做出过重要批示。
　　2005年5月之后，当了集团总编辑的江作苏，一手拿红笔，一手拿蓝笔，仍然坚持写稿。在江作苏的脑海里，永远不会忘记小平同志一段意义深刻的话。小平同志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记者是一个用笔说话的工作职业，不管个人职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不愿放下手中的笔。”后来，江作苏开辟了《总编辑评报》和个人专栏《楚人快语》，已刊发近百期。他还注重理论研究与创新，先后发表、出版多篇论文和专著。“是责任感驱使记者用敬业的态度和高度专业的水准从事自己的新闻工作，如此才能铸就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闻精品”。“30年来我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精神上的回归，真正实现‘三贴近’，老百姓的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老百姓要所映的东西就是我们要所映的。”从26年的新闻实践来看，江作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高扬改革大旗，对于媒体自身来说，并非是一件说到就能轻易办到的事情。我体会到，媒体从开始报道别人怎么改革，到把改革引入媒体自身，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传媒业最大的变化之一。”
　　党报如何改革？党报集团如何改革？这是江作苏升任集团领导之后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江作苏认识到：“我们正身处一个深刻的变革之中。这种转型对于事业发展是必需的，同时也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如果转型不成功或者转变得慢了，很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会失去以往的优势。”
　　2005年是“报业寒冬论”、“纸媒冰河期”等悲观论调层出的一年。“发展就要迎接竞争，竞争就要有敢于创新的决心！”时任集团总编辑的江作苏，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传媒格局，果敢地提出了“责任造就公信力”的全新办报理念，并于2006年1月1日主导了《湖北日报》56年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次改版。改版后的《湖北日报》，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该报还将“责任造就公信力”的办报理念醒目地标示于报头下方，以此大力彰显他们的新理念。
　　谈及提出“责任造就公信力”的初衷和这一理念的内涵，江作苏说：“一个理念就是一面旗帜，一个理念就是一个团队工作的方向。把它公开昭示于读者，表明我们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旗帜。媒体的公信力是新闻媒体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被社会公众所信赖的内在力量。提出这个口号，就是要把责任视为公信力的源头和根本，就是要以务实、开放、负责的心态冷静观察社会，以建设性的视角报道新闻。”
　　此次改版，被江作苏称为“最用力的一招”。实践表明，改版取得了“八个一”的成果：创新了一套新闻采访、编辑、发布的运行机制；确立了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稳重大气的版式；培育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栏目；策划了一批有创意、影响较大的报道；涌现出了一大批新闻报道精品；形成了一股清新的文风；培养了一批有事业心、有责任感的人才；创造了一个好的报纸经营环境。
　　经过改革洗礼的《湖北日报》，呈现出开放大气、观念先导、文风活泼、实用性强的崭新气象，赢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不仅受到中宣部有关部门的称赞和读者好评，报纸的发行量较过去也大幅度增加，广告收入增长了两成。
　　新的办报理念，新的制度设计，新的运行方式，带来的是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比如在报业经营方面，实行的是面对市场、优化组合，统一经营、分担责任的独特体制模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使得面对市场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对于这些改革措施，江作苏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开放之前报业基本是静态的，都是一份报一个领导班子，一个模式几十年不变。现在全国报业是在动态中调整，动态中进行优化，动态中做强做大。媒体的这种千军万马、各出其招，也是社会形态在传媒行业活力的反映。面对困难，面对市场环境，有勇气的经营者要拿出各自不同的对策方案来，而不是按照千篇一律的办法去开拓事业。30年来，对报业经营者提出的最大挑战，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群众需求，要做出有勇气的选择，既有项目的选择，也有经营模式的选择，也有战略趋向的选择，对报业管理者来说，这是一种勇气与水平的检验。
　　“说实在话，改版不易，改革也不易。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经受住了市场考验，效益连续多年实现增长，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江作苏如是说。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传媒业发展最快的30年。媒体正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困难不畏艰险地奋进中不断发展的。我们以“一主（报纸）两翼（期刊、网络媒体）”为发展策略，经过几年的着力经营，成绩有目共睹。打造一流的传媒集团，打造以传媒为特征的文化产业集团，成为我们今后的目标。”
　　2001年7月28日，对湖北日报人来说是一个铭记在心的日子，这一天，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走上了集团化发展的快车道。2007年4月28日，对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发展来说又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在这一天，集团正式更名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吹响了从传统报业向现代传媒进军的号角。也就在10天前，江作苏从集团前任董事长毕志伦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成为集团的新掌门人。
　　目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百万份报纸（《楚天都市报》）和百万份期刊（《特别关注》）的“双百万”传媒集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集团形成的“一主两翼”格局，为今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江作苏说，“一主两翼”格局，即报业为主，期刊、网络传媒为“两翼”。报业为主，就是要保持集团内报纸的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提升报纸品牌的张力。在做好主业的同时，充分利用集团的优势，尤其是紧紧依托期发量已达260万份的《特别关注》和湖北第一新闻门户网站荆楚网，发展期刊群和网络新媒体群。《特别关注》被业界称为“黑马”，仅用了19个月时间就使发行量从100万跃升到200万，其“高台跳水”的做法被业界广为称道。目前，为打造期刊群，专门为《特别关注》申请注册成立了杂志社。荆楚网发展步伐也很快，已实现“一变四”，即省政府新闻网站、省政府门户网站、楚天无线、网络家园，已建起荆楚网本地新闻发布系统、短信息发布监测系统等网络平台以及中部崛起数据库、电影风向标专题数据库，还开通了《荆楚网视》频道，为发展新媒体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近3年来，集团广告收入每年净增1个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基本上都翻了一番，相当于5年再造了一个报业集团。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传媒集团，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内部资源可以均衡使用。他们提出了‘一主两翼’的发展战略，就战略着眼点和着力点来说，它要求区分核心业务、支撑业务和培育业务。
　　“要说发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要想经营都是一本奋斗账，只要是成为社会进步有机地构成部分，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都可以化难为易，化险为宜，取得行业的新发展。只要解放思想，把握机遇，扩大眼界，用好资源，努力朝前走，一定会将集团打造成以传媒为特征的文化产业集团”。谈及集团的发展，江作苏这样认为。
　　“30年来，我感到传媒产业形态正由单一走向多元，社会角色由补充向主体转移。面对现实，把握未来，作为一个集团管理者，有几个牛鼻子必须得牵住。首先就是媒体经营的着力点，必须扣住公信力。我们在“责任造就公信力”理念下，提出了构建四个现代化平台作为集团今后发展的支撑。”
　　对于传媒集团的未来，作为一把手的江作苏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报业仍然是具有健康产业基础和发展潜力的产业。所需要做的是，进一步调整报系结构，通过改革进一步确立《湖北日报》作为旗舰媒体的领导地位。通过内容结构调整、销售渠道重构、人力资本优化，进一步落实“责任造就公信力”的办报理念，使《湖北日报》成为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品牌，成为社会主流大众必读、在中部地区有相当影响力的现代政经大报。同时，进一步明确大众报纸的定位，扩大在不同人群中的影响力，形成覆盖不同市场的报系结构。
　　打造以传媒为特征的文化产业集团，成了江作苏的又一个新目标，一要紧紧扣住公信力，二是打造系列支撑平台。
　　谈到公信力，江作苏认为，作为媒体，必须有公信力，责任就是反映在公信力上，扣住公信力，把各种媒体形态调动起来，自觉地服务从社会标准，主流价值的标准，具有行业特征的道德底线。《楚天都市报》的办刊宗旨是“责任媒体，百姓情怀”，《特别关注》的办刊宗旨是“激扬人生智慧，抚慰读者心灵”，《三峡晚报》的办刊宗旨是“关注民生，彰显公信”等等。
　　扣住公信力，可以避免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道德失范、新闻失信的现象，使得我们在行业的制高点上，在媒体手段多样化，新兴媒体数量巨增的情况下，用是否具有公信力这一标准，建立起读者与媒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纽带，形成一种良性的互信互动的关系。
　　公信力，除了反映在报道之中，在广告、社会活动等领域也是全覆盖。为了提醒员工们的公信力意识，在新启用的楚天传媒大厦前，专门制作了一个方圆雕塑，用花岗石做成的方框，体现的是媒体的责任，中间是用石头雕的圆形铜锣，体现的是做社会进步的喉舌，中间刻上“责任造就公信力”，为的是让员工们能天天以此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公信力。

　　为了应对产业形态由单一走向多元的竞争，江作苏说，集团将打造四个面向未来的支撑平台——采编平台、印刷平台、数字平台、资本平台。他认为，“在发展中我们意识到，近年来，报业已进入以数字化平台建设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和跨媒体经营时代。数字化网络平台衍生的互联网、手机报、视频音频共生的IPTV等，客观上要求报业从单纯的信息加工业向多元化和多媒体传播服务业发展。为了实现大发展，着眼于多媒体开发、占地300亩的传媒生产基地已投入使用。荆楚网作为报业集团向现代传媒集团转型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今后将致力于推进多媒体与新媒体的共融发展。下一步，集团将稳步推进IPTV平台建设，加快移动新媒体平台建设步伐，同时以数字报纸为龙头，不断丰富网络出版形态。”
　　谈及资本运作给报业发展带来的机遇，江作苏坦言，不论是发展IPTV，还是其他新媒体，其巨大的投入都是传统报业依靠自身积累所无法实现的，因此只有依靠上市才能帮助集团完成这“惊人的一跳”。目前，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已经在证券化方面迈出了步伐，主体上市的筹备工作也已进入实质性阶段。江作苏深知，机遇与风险并存，上市能够带来融资的便利，但作为一个公众公司也面临着挑战。第一，上市公司必须向社会公开其经营状况；第二，上市公司必须承担股民“用脚投票”的风险。
　　资产证券化也不是一“券”就灵，面对资本市场这个全新的领域，作为党报集团的掌舵人，如何寻找机会与资本“亲密接触”，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资产证券化之路，又避免重蹈一些传媒集团融资后盲目追求多元化、做大不做强、利润下滑的覆辙，对江作苏来说，将是一个考验。
　　“打造一流的传媒集团，打造以传媒为特征的文化产业集团，是我们的目标。目前，集团的各项主要指标已进入全国前10名，有的指标进入前5名，虽然距离要达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但发展的方向已明，决心已定。”集团未来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作为掌门人的江作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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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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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潘凯雄简介
2010年01月21日

著名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

　　潘凯雄简介：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名文学评论家。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担任《文艺报》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著有《蔚蓝的梦》，主编《2003中国最佳散文》、《2003中国最佳随笔》、《全球经济大盘点丛书》等。
著名作家余华：潘凯雄印象二三：
他善良并且乐于助人，最重要的是他拥有足够的智慧和切实可行的经验，他能够给朋友提供有效的帮助，而不是夸夸其谈的安慰。所以，当我需要一个朋友帮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潘凯雄。
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批评家说话时都喜欢挥舞着手臂，喜欢将手臂挥到作家们的鼻子前，滔滔不绝地说上一遍夸奖的话，最后才捎上几句诚恳的批评。而潘凯雄的手，在我印象里总是插在衣服口袋里，很少拿出来，更不要说是挥舞了。
潘凯雄让人感到他沉稳，友好，宽容和善解人意之外，还能让人扬眉吐气，做到这一点可是不容易……<阅读全文请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简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3月成立于北京，系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拥有五十年历史，被公认为成就卓越的文学出版社，发掘、培养了大批当代优秀作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当代名家的代表作皆由该社出版。该社出版物以高质量赢得广泛称赞，已形成了高品位，高质量的“人文版”图书系列，被赞为“代表中国文学出版社的最高水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繁荣文学出版事业，加强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注重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多层次结构，力求较全面地反映古今中外优秀文学成果。目前设有当代文学第一编辑室、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现代文学编辑室、古典文学编辑室、外国文学第一编辑室、外国文学第二编辑室、文化读物编辑室、教材出版中心、少儿读物编辑室等9个图书编辑室以及《当代》、《新文学史料》、《中华文学选刊》、《中华散文》和《文学故事报》等5个文学报刊编辑部。五十年来已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古典名著和现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中译本以及文学理论、高校文科教材、人文科学著作等图书8000多种，发行7亿多册。该社注重对外文化交流，已与40多家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出版高档次高品位文化图书为主，兼顾通俗性读物。注重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系列化，力求较全面的反映中国及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成果。已出版图书8000多种，发行近7亿册。其中翻译出版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作家的作品近3000余种。系统的整理出版了30多位中外文学大师的全集，文集，出版汇集世界一流作家一流作品《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00种，250卷），依文学史体系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和现当代作家主要作品的图书系列。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良传统可以概括成四句话，一是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的出版宗旨，二是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三是坚持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四是坚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作为事业之本。这些优良传统五十年来恒久不变，作为立社之基石，兴社之旗帜，引导着出版社继往开来，发展壮大。高扬着这面精神的旗帜，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这里筑成了我们永远的家园，人文社图书将走向新的世纪和更广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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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阅读不好玩

• [潘/文]

潘凯雄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编审。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文艺报》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副刊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著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著、论集，发表研究论文若干等。[1]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
　　代表作：《蔚蓝的梦》、《2003中国最佳散文》、《2003中国最佳随笔》、《全球经济大盘点丛书》等。
　　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家。原《文艺报》社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有《蔚蓝的梦》等。 曾主编《2003中国最佳散文》、《2003中国最佳随笔》、《全球经济大盘点丛书》等。

作为职业出版人，终日以读书为业，只不过这时所读之书伴随着专业而行，谈不上个人有多少选择的自由。这样的读书我称其为职业阅读，职业阅读于个人性情而言常常是苦乐参半。遇上一本不错的书，读来自然是兴致盎然，是一顿精神大餐，是一种灵魂享受；然而更多的时候则未必如此，一本并不想读的书因职业需要而不得不读，特别是这本书很可能还不怎么样，却依然要硬着头皮细读，此时的阅读自然就是味同嚼蜡了。     时时听到一些不明这个职业真相的人对我们的工作发出艳羡之声：“你们这个工作就是看书，真好啊！”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其实职业阅读的恐怖还不仅在于不得不时时要读一些味同嚼蜡的书，更在于长期阅读同一专业的书极易造成自己趣味的麻木，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审美疲劳。我自己时时半是玩笑半是真情写照的一句话就是“看稿都看恶心了”，说的就是这种状态。因此，如果撇开热爱工作、敬业与否一类的道德评判不论，仅就个人情感体验而言，职业阅读总体上不是一件好玩开心的事儿，这与一个人爱不爱书、爱不爱读书从根本上说是两码子事儿。     与职业阅读比起来，我更喜欢读闲书。这种“闲”于我而言并非仅仅只是指休闲，更是“杂”与无拘无束之意。在书海中徜徉，拿起一本书随意地翻上几页，喜欢的自然就津津有味地读了下去，无趣又无用的放下就是，没有谁的强迫，没有任何的功利，精神处于高度的自由，此时此样的阅读才是真乐趣、大惬意。古人所云“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界我想指的都是这种状态下的阅读。至于为了高考、中举、求职一类的读书不在此列，那当属“寒窗苦读”是也，一个“寒”一个“苦”便将这类为功利而读书的状态描摹得淋漓尽致，是无所谓乐趣可言的。即便如我这种不得不为职业阅读所累者，也是时时要挤出时间读点闲书的，别的不说，单对缓解审美疲劳就大有裨益。     读闲书乐，闲了便读闲书更乐。支上一把躺椅、沏上一杯香茗，捧上一本自己喜爱的闲书，静静地读上几章，思绪随书中情景而飞，哀乐因书中人物而动，悠悠哉、陶陶然，实乃人生一大惬意。现在人们常以生活节奏加快，工作中竞争加剧、闲暇时间减少为由而拒绝阅读，国民阅读率也呈逐年下降之势。这是事实也是借口，我们还远未忙到没有闲暇的地步，属于自己的时间的确在减少，就看你如何安排了。不是完全没有闲时，闲时不读书的最大理由其实更在于从来就没有体会过读书之乐。也难怪，我们的教育更多的只是强调学以致用而很少讲学以致乐，于是读书自然就和寒苦画上等号，能不读就不读了。     古人还说过一句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反省一下，这“少”未必是“寒窗苦读”不够，更是闲书读得不够，闲时读书不够。与强调读书致用相比，我更主张读书致乐，先有乐，才能读；读多了，总有用。读书之妙，便在这润物无声之中。

管季超0712

潘凯雄：畅销书的前世今生来源：互联网

　　畅销书一说最早发端于美国。1895年，美国有一本文学和文化批评杂志《文人》首开畅销书排行榜。这个排行榜指向很单一：就是某个时段某一类图书简单的销量排行。无非有两个限定，第一是在某一时期，所有图书在同一个时段上；第二是某一种类型，或是文学，或是励志，或是文学里面再细分，这样就具有了可比性。
　　如果再查看一下某个时间段《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100名的榜单构成，很多人会大吃一惊。鉴于中国当下畅销书市场的情况，这个榜单也大大出乎我的想象。比如在《纽约时报》综合榜单长时间占据第一的是《圣经》，这个很容易理解。其中在某一个月只有一本书超过了《圣经》，那就是米歇尔的《飘》。其他图书的时效性就很强了，当然这种时效性很强的特点也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今天公认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甫一出版便持续在榜，还有今天公认为古典主义代表作家的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是长期在榜。
　　综合考察西方畅销书榜的起源以及在一个时段里排列前100名的榜单，大致有如下3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纯粹的市场评价，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段里面某本书销售排行的先后，这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评价。第二个特点，这种排行实际上也是在折射某一个时期社会公众的阅读倾向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特点，这个评价我姑且称之为社会评价，或者是社会心理评价。第三个特点就是审美评价的多元化，如《圣经》《飘》《莎士比亚剧作》《百年孤独》等都曾赫然在榜，这显然不是一种审美评价所能概括得了的。
　　回头再看我国本土的畅销书。我们对畅销书市场的关注、畅销书市场的形成应该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此时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只有在此以后，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而即使在这个时代，有一些书的发行量很大，我们同样也不能称之为畅销书，比如教材就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现在，畅销书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也有所谓出版业“二八定律”，即20%的图书创造整个出版产业80%的利润，由此，有些对畅销书的关注甚至到了近乎疯狂的状态，动辄出手几百万争夺一部书稿。
　　对比前面分析过的西方畅销书榜的3个特点，可以看到中国的畅销书市场同样也有这3个特点。第一，应当承认中国畅销书的排行标准首先依然是商业评价、市场评价，它也是显示某一时段里销售量排行先后的评价。当然，我国的市场经济刚起步不久，畅销书排行榜里面可能有水分，可能有诈。比如在报上看到的“买榜”，自己出版的书自己人去买，通过这一手段将销售数字拉上去，而一般老百姓又喜欢从众跟风。“买榜”是制造畅销书的手段之一，尽管它的手段比较不地道。
　　第二，同样是一种社会评价，中国的畅销书市场也反映出中国读者在某一个时段里的阅读趋向、公众心理，而且绝对有中国特色，阶段性特别强。也就是说，在某个时期某个阶段一定是流行一到两种东西，比如曾有一个时期大家都关注隐私，加上“私”字就好卖。这就像在刚刚改革开放时，沾上“性”字的书就好卖。这样一种阶段性特征还和中国社会逐渐开放的程度成反比：当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和国际接轨时，畅销书的选择也开始趋向多元化，阶段性的特征逐渐开始模糊。
　　第三，中国的畅销书和西方最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审美评价，或者说我们对畅销书关注最混乱的、最不到位的也是审美评价。一说起畅销书，就简单地把它和通俗文学、文化快餐画上等号，说它是图书中的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两年又有一个新词叫“类型写作”。总而言之，都是上不了高雅之堂的昙花一现。这些都是我们主流话语对畅销书在审美上的基本评价，且长期占据主流地位。这样的评价必然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莫名其妙的不屑一顾。很多作家自以为搞纯文学创作，怎么能关注这些玩意儿？看不起畅销书。另一方面是写畅销书的人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导致中国畅销书水平始终不高。
　　对于畅销书，很多人采取非常漠视和不屑的态度，觉得畅销书就是类型写作，不值得研究，也没有多少文学价值。的确，畅销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类型写作，或者说是程式化写作。但需要注意的是，优秀的、成功的畅销书的程式化和我们现在所标榜的程式化，有没有细微末节、甚至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比如说丹·布朗在当下西方世界成人写作里是数一数二的畅销书作家，其代表作是《达·芬奇密码》，还有《天使与魔鬼》《数字城堡》《失落的秘符》等。我们一谈到这类作品，就说它是悬疑、惊悚，但为什么不仔细再往下看看，丹·布朗小说里的悬疑和惊悚，是不是每一部都一样？如果稍微细致地研究一下丹·布朗的几部长篇，大家就会发现，尽管故事都是发生在一个城市，最后在惊悚的过程中把悬疑解开，但他的每一个悬疑、每一个解套都赋予了一种新的学科的、文化的内容在里面，惊悚的外壳中实际上套着不同的内容。
　　再举一个细节的例子。畅销书《廊桥遗梦》中有一个情节，描写的是女主人公弗拉西斯卡坐在院子里端详着自己当年的情人——罗伯特的照片。如果国内畅销书作家来写这一段，笔下可能就是一两句话，但是在《廊桥遗梦》中，作者从头发写到下巴，笔法之细不亚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那种对人物肖像的刻画其实是很见功力的。
　　所以简单地评论畅销书是类型写作、程式化，远远概括不了畅销书的全部特点，而蜻蜓点水式的研究与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畅销书的健康发展。尤其在网络无门槛的公众狂欢的写作现状下，的确出现了很多文字垃圾。结合西方对畅销书的理解，以及它的榜单分析，对照分析当下的中国畅销书市场，可以发现畅销书研究的诸多空间。比如说通过畅销书来研究中国公众的社会心理、阅读趋向，研究畅销书的艺术审美特征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类型、模式几个简单的词就能概括的？即使是类型化写作，为什么中国的类型化不如西方的好？又比如从出版的角度看，畅销书的运作机制到底是怎样的，是不是简单的“买榜”就能解决问题？到底怎样运作畅销书？是不是简单的价格战就能出版畅销书？现在为了争夺畅销书作家的作品，今天一个开价500万去买，明天另一个就敢开价600万。这样低端的运作其实是在毁人毁行业。这样的价格战在中国其他产业里面早打完了。如果畅销书不从一种理性的角度加以认识，还是一味打价格战，最后只能是大家同归于尽。所以希望无论是评论界，还是畅销书作家，大家都能重视畅销书写作，关注畅销书自身蕴藏着的丰富的社会、文化和审美现象。(潘凯雄 )

管季超0712

实录：潘凯雄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9月02日   新浪读书

文艺评论家潘凯雄

　　9月1日，文艺评论家潘凯雄在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中国文学图书与国际市场”研讨会上畅谈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障碍。
　　发言实录如下：
　　潘凯雄：各位大家好！
　　一个比较难谈的问题，可能谈的比较尴尬，尽管走出去，国家战略在一个高度，非常重视，也有任务要求，但实际上中国图书走出去各个门类、板块应该是不一样，据我所知，实用类和旅游、保健、养生，介绍中国一般情况的，这一类的读物应该说比较多。实际上文学应该说在我的概念里面，文学图书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相对来说，坦率讲目前的份额还是比较小的，或者说是非常小，这么说也不为过。主持人刚刚说的，要说印数也参差不齐，目前我所知道的，在海外卖的比较好，恐怕也就是七八万，应该是非常好的。其次稍微好一点儿的，大概是1-2万这样一个数目，当然有很多坦率说只有几千本。
　　这样一个障碍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中国长期的封闭，尽管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也有30年了，毕竟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封闭，的确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识确实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在里面，包括选择中国作家的作品，早期的确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说白了，用我们的话讲叫意见者的作品，这种情况应该说随着这两年随着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每年以两位数的增长，的确在世界的国家的形象有很大的改善。所以现在从我们目前来说，国外的一些著名出版商是要求我们主动的推荐作品，而且还主动的要求我们推荐能够反映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小说作品。但是遗憾这个工作在前两年一些国外的著名出版商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像兰登等国际上著名的文学出版社都来着我们谈，让我们推荐。但是这个工作正在做的时候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应该说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强烈，至少在去年有一个基本策略投资基本上停掉，尤其对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本身有一定风险性的投资全部停掉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恐怕是继续长期存在的，中国文学走出去也就是翻译的原因，刚刚主持人介绍，有些人甚至说文学不可译，像早期有些人说诗歌不可译，文艺图书走出去的翻译问题比其他图书的问题大得多，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学瓶颈，而且国外据我所知，著名的出版机构用的翻译者一定是要用母语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比如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一定是这样选择的，我们有时候想当然，一些美好的愿望，中国现在有钱了，资助你，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或者说中国有这样的想法，包括中国作协也有这样的想法，把这个译文译好送出去人家不要，一定要本国的，一定要母语非常好，文学功力非常好，像中国文学走出去就找葛浩文去译。比如说全德国能译中国小说的不会超过10个人，这是歌德学院驻中国的一个院长跟我说的，他在很热心的做中德文化交流，也很热心中国的图书到德国去，但是寻找译者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个问题要解决不是一时半会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比较长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知程度的加强，汉语就像中国人学英语一样的，恐怕到那个时候会好一些，不像旅游指南、养生保健是很实用的，相对翻译比较简单。
　　第三个原因：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虽然这几年我们改革开放的力度比较大，但是坦率的讲，出版业的改革开放比其他产业、其他行业还是滞后的，所以我们的市场化在往前赶，实际上好多东西还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这样一种经纪人制度、经理人制度，基本上还是在一个初创阶段。也就是说缺少这一方面做版权贸易方面专门的人才，当然这支队伍的培养，可能比翻译队伍的形成要快。所以这几个方面的综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现状，中国文学在国际图书市场的市场份额的确是非常之少。包括去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是主宾国，在德国的主要书店里面必须要设一个主宾国的专柜，我去看了一下，我看到有莫言、张洁的作品，其他可能是海外华人的，我们就不知道是谁了。按他音译出来不知道是谁，本来中国图书就非常有限，我们认可的作家就看到这两个作家，这就是一个现状，这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包括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逐步的改善。这个东西的确不像别的像经济贸易一样加大出口就出口，这个加大出口也出不出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还是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追求出去有多少、一年卖多少更有用吧，说白了就是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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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凯雄推出《“双面人”手记》 日期：2010-10-28 作者：徐璐明 来源：文汇报

作者认为目前业内对出版规律的研究其实与实务脱节，研究者缺少实践经验，实践者缺少对典型案例的归纳与总结，缺少类似MBA教学的那种对鲜活案例的解析。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评论家潘凯雄的文集《“双面人”手记》近日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引起业内关注的是：作者以评论家与出版家的双重身份指出：目前业内对出版规律的研究其实与实务脱节，研究者缺少实践经验，实践者缺少对典型案例的归纳与总结，缺少类似MBA教学的那种对鲜活案例的解析。         该文集精选了作者近10年在工作之余所写下的评论文字，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出版和读书的思考及感悟。以《“双面人”手记》命名，既是与该书所涉及的出版与读书两部分内容相吻合，也是作者对“出版人”内涵的一种理解：“出版人就是文化人、职业文化人、文化商人，这三位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文化人’更是‘出版人’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该书第一辑收录的文章记录了作者作为出版人对出版行业的观察和思考。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对出版规律的研究应该是一种理论与实务高度结合的研究，或者说应该是立足于实务，在对大量实务包括案例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寻找总结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该书的写作时间前后跨越近10年，因此读者也可在书中一窥我国出版业在这10年中发展变革的轨迹。而作者也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新兴媒体出版的思考。如在《全媒体出版》一文中，作者就指出，数字出版的出现所带来的变化决不只限于工具的层面，其深刻的变革在于最终要影响到人们的表达和思维。因此，在研究数字媒体载体的同时，更要研究数字媒介的核心竞争力，开发出有针对性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产品出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出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同一内容在不同介质间的平移。         收录在该书第二辑的文章则是作者近10年读书的部分写照。全辑所表达的是作者对“出版人”身份的另一种思考：作为出版人，可以暂时不写作，但不能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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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功之道



2006-05-11    责任质量 精品 人文社的优良传统
    [主持人]：50多年来，人文社的出版物一直是国内读者获取文学素养的源泉，也代表着中国文学出版读物的最高水平。请潘社长先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宗旨以及它的定位？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是1951年3月份成立的，可以说是新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专业文学出版机构。如果说它的宗旨和定位，那就是以繁荣文化出版事业、加强国家的文化建设为己任，注重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多层次结构，兼容并蓄，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成果。
    有这么几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要以国家的建设为自己的责任，还有就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另外它是考虑图书出版的系统性和各层次结构，因为它的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所以它所出版的文学图书是囊括古今中外的优秀成果。现在中国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大概有50多家，还有许多非专业的出版社也在出版文学图书。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的兄弟出版社可能是偏重于某一个方面，比如说偏重古典的、古籍整理的的，是侧重在一个点上。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今中外，这是和其他出版社在文学出版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特点和定位。
    [主持人]：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被中宣部等部门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潘社长，你对“优秀出版社”这个称号如何看？
    [潘凯雄]：优秀的出版社这个称号是一种荣誉，但更是一种责任和压力。因为名声在外了，所以对国家，对广大读者，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在努力，做到对国家和读者都负责。而一个出版社的成功，离不开两头的支持，一头是作者、作家，另外一头是广大的读者，出版社不过是在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这两条缺任何一头，我想出版社都是做不好的。
    [主持人]：50多年来，人文社成就卓越，今天仍是我国出版业的排头兵，那请问人文社所赖以持续发展的优良传统是什么？
    [潘凯雄]：谢谢你对我们的鼓励，又说我们成就卓越，又说我们是排头兵，实际上我们自己根本不敢这么说。人文社发展的优良传统简单的概括就是：第一，是责任意识，因为出版业是一种文化事业，从事文化事业的人不能不讲责任感，这样一个责任感，既是对国家的责任，也是对读者的责任，绝对不能没着良心办事。
    第二，是质量，对文学作品来说，就是要有一个精品意识，这样一个精品是全方位的，既有对作品的判断、选择，也有对作品的制作过程，比如说我们出版社到现在为止，选题论证制、三校一读制，有的出版社5—7天就能出一本书。坦率的讲，您要我们赶这个时间，我们也能赶出来，但是我们一般不这么做，就是我们要保证基本环节，比如说三个校对的环节加上一个通读的环节，一个不省。想一想，20 万字的图书要校三遍，而且校都要一个人校，几个人校的话，前后就不统一了，要校三遍，还要有一个人通读一遍，再加上最后的终审，这些基本的流程上去的话， 5—7天是不可能做出来的。现在一些作家朋友为什么喜欢在我们出版社出书？其中有一条，认为我们的文字质量非常好，不像有一些读物上错别字、病句特别多，这些我们都认为是质量意识或者是精品意识。
    第三，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我觉得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对一个做出版的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做文学出版，审美的趣味应该说个人是有差异的。从事编写也好，从事管理的人也好，同样有自己的趣味和好恶，做出版的话，就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实际工作中的选择，必须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学出版事业能够多样化，能够百花齐放，而不是单一的。
    责任意识、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50 多年来一直坚守的基本立场和文化态度。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还应该再强调两点。一点是竞争的意识，另外一点是市场意识，前面这几点，过去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仅有这三点，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够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实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考虑要学会竞争，当然是公平的竞争，而不是恶性竞争。同时，要有非常敏感的市场意识，这样我们才能在今天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又能够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在今天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出版社是为人类生产精神食粮的工厂，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又必须赢利，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问题上，人文社如何权衡，又是怎样解决这种矛盾的？
    [潘凯雄]：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有个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社会效益是一个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各种有害的图书、各种不健康的图书，我们是坚决不予考虑的，这个前提就不谈了。
    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一直坚持两个效益的统一，不做任何片面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经济效益也就很难讲社会效益，对图书来说，经济效益体现在发行量，比如说一本图书，现在经常讲的五千也好，八千也好，是它基本的利润的平衡点，如果低于就可能要亏损，就不能有经济效益，发行量越大，经济效益就会越大。如果把这个基本道理讲清楚，就很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读者买了这本书、读了这本书，才可能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当没有人读这个东西、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社会效益从哪儿谈起？所以，我们讲两个效益的统一，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绝对不做那样的理解，就是因为这本书的社会效益好，不考虑它的经济效益，即使赔钱也要干，不做这样简单的理解。要想产品真正产生社会效益的话，必须相应产生经济效益，否则的话，社会效益是一句空话，我们不做这样空洞的理解。
    有一些文化积累的工程，我们出版社一直在承担着，比如说古今中外作家的全集、文集，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东西，确实有它绝对的文化价值。举个例子，比如说《鲁迅全集》、《巴金全集》，规模都很大，动辄二三十卷，这样一个规模，销售可能就是500多一套或者更多，这样对普通的读者来说，买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样的文化产品对国家建设来说确实是需要的，但是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有问题了，这样的东西就不可能发行量走得很大，这时候就需要出版社给予一定的扶持、投入。这样的东西，我想即使有社会效益，但是经济效益的话，就要靠别的盈利来补贴。这就是我们的宗旨。
    长销畅销一齐抓人文社的市场运作
    [网友]：我是读着人民文学社的书长大的，我们全家人对它都有很深的感情，它给了我们丰富的精神食粮。希望人民文学社越办越好。
    [潘凯雄]：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出版社的鼓励，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我相信类似这样的网友在全国有很多很多。因为我们平常做各种和读者沟通交流的活动中，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就是说我们都是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长大的，我相信40岁或者30岁以上的读者，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对此我们出版社的全体员工非常感谢，但是同时也觉得是一种压力，如果我们做得不好，实在是对这批读者极大的辜负。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不辜负这批读者、网友对我们的厚爱，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地通过我们的努力吸纳更多忠实的读者。
    [网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以前一直是独领风骚的，但近年来，南京译林出版社在此领域好像比人文社做的要好，请问潘社长对此问题如何看啊？
    [潘凯雄]： 这位网友朋友看来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个副牌，叫外国文学出版社，应该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出版社的确在外国文学出版领域里做了很多工作，出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可以不客气、不谦虚的这么说。但是，以前确实有一个客观的条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刚刚改革开放那段，能够出版外国文学的出版社是非常少的，文革之前就是上海译文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家，而且当时有个不公开的约定，我们是偏俄苏，他们偏欧美，我们偏古典，他们偏现代一点，而且当时能出的只有我们两家。当时全国的出版社也没有那么多，从出版外国文学的态度来看还是比较慎重的，比如我们这个出版社没有那个语种的编辑，这个语种的书我们是不能出的，这实际上是为了保证图书出版的质量。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社越来越多，出外国文学的出版社也越来越多，而且有些出版社也未必死守这条，整个出版社没有一个人懂英语的，但是能出英语书，这种情况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也得坦率的承认，这些年也有其他一些兄弟出版社在出版外国文学这块做得比较成功，比如说上海译文，比如说南京译林，在做关注国外最新畅销书方面，比如说云南文学出版社曾经在出拉美文学这块，比如说当年的漓江出版社出过诺贝尔获奖作者的作品系列，这些都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现在也在采取措施，到目前为止应该讲，在外国文学的经典出版部分，就是二十世纪以前，包括二十世纪上半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实力或者功绩还是大家公认的，但是我们短就短在国外当代文学这块，就是追踪最新的国外的出版动态这块，我们做得不够。这几年，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也在采取措施。
    [网友]：请问《哈里波特》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吗？这本书是如何策划和炒作的呢？
    [潘凯雄]：《哈利波特》当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不仅出了一本，而且出了五本，今年可能要出第六本。我刚刚说，我们在出国外的当代文学的力度不够，实际上我们这块的工作也在做，比如说《哈利波特》就非常成功，令同行非常羡慕。这本书要说策划，我想这是一个正常的版权引进，因为《哈利波特》进入中国之前，已经是全球畅销书了。据我所知，当时有很多家出版社都盯着这块肥肉。为什么最后选择我们？这个问题恐怕只有由他们来回答。反正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我们算胜出。这个选题反映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敏感和眼光。
    但是，在国外很畅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以后，是不是同样畅销，就不好说了，因为同样有国外非常畅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以后默默无闻。所以，引进以后，如何打开中国的市场，出版社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哈利波特》是在儿童文学写作里对中国的读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们以前基本上是写实的、教化式的东西，这样一种魔幻的东西，如何让我们的读者接受，我们的少儿读者、年轻读者能不能接受，这的确是当时一个问题，我们心里也没有底。但是，我想人类文化总是有共通的一面，尽管种族、语言不同，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人的欣赏是有相通的一面的。所以，在后期的市场推广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确保了《哈利波特》这样一个全球的畅销书进入中文市场以后同样畅销，因为每一册的销量就达到 100万以上。对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虽然100万不是很大的数目，但是在中国的市场，100万是非常惊人的数目。而且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一个长销书了，形成的销售节奏是每一册一上市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量，以后变成每年要走一个量。所以，《哈利波特》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畅销书，同时也是长销书，我们后期推广的确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网友]：人民文学的书价是很不是有点贵了？
    [潘凯雄]：平心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价不能算是很贵的，充其量算是中等的。我们的定价有一定规矩，因为出版社说是事业单位，实际上也是企业经营，就肯定有一个成本的概念，每一种图书根据它不同的成本，会给它一个非常合适的定价，而且也会考虑到它的读者对象给它一个合适的定价。说书价贵，我想这是出版业和读者的沟通不够，因为这么多年来，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都在上涨，图书也一样。可能大家比较习惯了其他产品的涨价，比如说一包烟，三十五十的没有人说贵，但是很奇怪，一本书30块钱的定价，就会有人叫贵。这是两方面的事儿，一方面作为出版者来说，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承受能力和他的消费能力，要把定价定在合理的位置上。作为读者来说，对文化产品的价值要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不能简单一味的抱怨书价的高或者低，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主持人]：近年来，人文社在对外引进方面都做过那些有益的尝试？贵社引进的《哈利波特》曾热销一时，不过还在做的年度国外小说系列反响并非很好，这些小说可能很好，但问题是如何保证引进的图书确实为我国读者喜欢？
    [潘凯雄]：这几年我们出版社在组织一个年度国外小说系列评奖，已经做了三年了，我们请来一批外国专家，在评上一个年度国外最新的畅销小说，就是由中国的专家评国外第一时间出版的畅销小说，我们每年评6部，在北京发奖，把一些外国专家请来做一些交流。这个活动做了三年了，刚才有网友问我说这个你们做得并不是很成功，坦率的讲，这个问题我自己是这样看的，我们也承认目前这个活动的反响没有预期那么大，但是我们同时又冷静的在想，打造这样一个活动的品牌是需要时间的，这是我们出版社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我们要在出版外国最新的文学作品上进入，而不是把这个市场拱手让出，我们我们希望是高质量的进入。我相信，如果这个工作我们持之以恒的做下去的话，而且每一年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我相信 “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年度评选”的活动会成为一个品牌性的活动。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要我们的工作做好，不断的改进，而不是萎缩。事实上，这几年我们也在一年一年的想办法，如果各位网友在这方面有什么高招，我也非常诚恳的希望给我们支招。
    [木克金]：我觉得，人文社一定要坚持自己，不要短视，要坚持高定位。
    [潘凯雄]：我非常同意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不要短视，一定要坚持自己。坚持自己之后，我还想补充一句，既要有所坚持，又要有所发展。事实上，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出版方针，我们出版社因为有50多年的历史，所以积累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优秀文学资源，但是这个资源你必须要把它用好，用好了才成为资源，用不好就成为库存产品放在哪儿了。所以，我们一直不断地激活我们手头所拥有的出版资源和组织新的原创作品相结合，一直追求的是长销图书和畅销图书的相结合，这两条腿在整个出版结构上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结构，不简单的依靠一条腿走路。所以，有的出版社单一的走畅销书路线，我们当然也会对畅销书投注一定的精力，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畅销书上，我们更希望的是既畅销又长销的产品，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了。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非常注重图书的市场推广，前面有一位网友提出来《哈利波特》的市场推广，这块上出版社就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又坚决反对恶炒，所谓恶炒就是指脱离实际、欺骗读者的炒作。我们注重市场推广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出版社至少比较早的单独设立一个策划部，这个机构目前所承担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市场营销和推广，通过各种媒体，把我们出版社的图书介绍给读者，包括今天在人民网上的访谈。据我所知，在我们之后有很多出版社也这样做了。我们确实既要坚持自己，又要有所发展，要坚持文学的高品位，同时也要关注一些流行文化。因为做出版，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时代，不能离开现实，孤芳自赏肯定不是一条发展的道路。
    评论界的恶俗现象并没泛滥
    [文学大王]：你如何看待80后写作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没有出版过80后作家的书？以后会不会走这个路线？
    [潘凯雄]：我想80后作为一种写作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对整个80后的写作也需要有一个具体分析，80后的写作并就是一种模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过市场上很火的80后作家的书，但是很年轻的作者的书我们是出过的。以后会不会走这条路线？不好做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回答。我们的出版宗旨里有一条是兼容并蓄，80后是一个丰富的写作现象，坦率的讲，这里边有一些不错的东西，但也有一些平平的东西，我们不会专门就80后如何如何，但是如果80后的写作里确实有一些优秀的东西，我想会进入我们的视野，把它推出来。
    [文学大王]：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你如何看待当前文学评论界存在的弊端，比如捧评、棒杀评以及红包评论等现象？
    [潘凯雄]：这位网友提了一个文学评论的问题，我就以个人的身份回答。看样子，这位网友对评论界的现象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得坦率的承认，你说的这种现象在当前的文学评论界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也没有到泛滥的地步。第一是存在，第二为数也不是太少。所以，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为我个人来说，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学评论，所谓的捧杀、棒杀，实际上就是当年鲁迅先生的捧与骂，要么就是极端的鼓吹，要么就是一棍子打死，这两种极端的东西，我个人是极为反感的。红包评论的现象，的确有这种现象，作为我个人来说，对这种现象也是非常反感的。
    这种现象出现有它很复杂的原因，只有从两个方向去着力解决，一个是做文学评论工作的个体，应该有基本的道德自律，就是基本的职业道德，这当然是一个大话。即使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你也好歹在乎一些自己的名声，不要太不值钱了，太贱就把自己卖掉了，拿二三百块钱的红包就做一个打引号的御用文人，对个体来说，确实有个自重的问题，否则对个人的发展也不好。
    另外一条，从全社会来说，要形成一种对这种东西的谴责，至少是不追捧。但是现在没做到这点，有一些媒体，实际上也助长了它，缺少一种比较求实的态度。有的人说这也是一种学术腐败，能不能用“腐败”这么重的词？现在我也吃不准，但剽窃、抄袭的确是腐败。捧杀、红包做多了会把自己的牌子砸掉，以后谁会相信你的话呢？
    [孤松]：在今天，伪书猖獗，盗版泛滥。潘社长对这种现象如何看？
    [潘凯雄]：目前，伪书的确非常猖獗，特别是我们感觉到盗版更猖獗。我们出版社深受盗版之苦、之害。我们在打击盗版、打击伪书上也尽我们所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坦率的讲，出版社真的是无能为力，因为出版社不是一个执法机构，它只是一个出版机构，它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舆论的呼吁，向有关部门举报，我们出版的图书被盗的太多了，我们印数过万的图书差不多都被盗过。出版社面对这样的现象，只能通过媒体来接受，另外向相关执法部门举报，出版社本身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指望出版社打假，本是就是没有法律知识的说法，出版社没有资格打假，它不是一个执法单位。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办？我想只有两条，第一，我呼吁政府的相关部门加大打击力度；第二，广大的消费者不要买盗版。从事盗版的人就是贼，贼大家都很讨厌，被盗版的产品就相当于赃物，如果告诉你是赃物，你会买吗？我现在告诉你们，盗版图书就是赃物，就是这样简单的道理。只有这两条做到了，伪书也罢、盗版图书也罢，才能有所遏制，否则的话，盗版真是一件令出版人非常痛苦的事情。
    人文社的成功之道与未来蓝图
    [主持人]：可否为人文社多年来的成功之道做个总结？顺便畅想一下它在未来的构思和战略蓝图。
    [潘凯雄]：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出来的，对成功之道做总结的话，还是回到我前面说的几个意识上来。一个是责任意识，一个是质量意识，一个是兼容并蓄的文化态度，同时要增加一个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
    至于畅想一下未来的构想和战略蓝图，如果说我们的改革工作做得比较成功的话，因为目前出版全行业都在深化改革，如果改革成功的话，我们未来应该是一个沉淀结构更加丰富、出版形态更加多样、市场反应更加灵活的，既是专业又是大众的，既是国家的又是世界的出版机构，如果把这句话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产品结构更丰富。我说的产品结构，是指图书的选题结构，现在我们当然是古今中外都有，但是怎么样进一步细分、定位更准确，希望更丰富一些。我们现在的出版形态现在是单一的图书，还有少量的报刊，但是报刊没有做强做大，我希望我们以后不仅是图书贼一条腿，还有期刊这一条腿，还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衍生产品，在产业链上做文章，市场反应更灵活。因为我们是50多年的老社，要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形态。既是专业的又是大众的，我们往专业的方向发展这个我们不会动摇，但是怎么样被读者接受，就是大众的。中国文学怎么和世界接轨，怎么样让世界上更多的读者来了解中国文学，这当然不是一家出版社所能做到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出版社应该有这么一个目标，有这么一个理想。我想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勾画未来的构思，如果能做的话就是蛮好蛮好的。
    谢谢各位网友，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相信以后还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我也真诚地感谢各位网友对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以来的支持，我也希望你们能一如既往的给予我们关注和支持，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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