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走近黄玉峰

管季超0712

收到黄玉峰先生新作《说苏轼》。
黄玉峰先生是位了不起的语文专家。他认为语文教学要“归真返朴，走向传统”。学生读，老师也读，所谓语文基础，就是读了多少，记了多少，领悟了多少，表达得怎么样，而不是专门研究某一语言现象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知识点的伪本领。他每周六节语文课，一节到图书馆泛读，一节练笔，其余四节大部分时间由学生自己看、 背、抄，作文教学他基本不命题，让学生写随感、写读书笔记、写课题报告和研究论文……
这些都是我及其欣赏的。我也曾经在中学教书，也做过不少的探索，我完全赞同他，所谓语文教学就是让学生多读，所谓作文，就是让学生自由表达。这里有很多方法可以尝试。
他虽然对那种掉书袋的讲法不喜欢，但是，他自己钻研起来却是非常掉书袋的，我亲耳听他跟一位古典文学教授抠字眼，一个字一个字地切磋、质询、探问。
他的《说苏轼》是他在文化中国演讲的讲稿。分为“苏轼人生”、“苏轼轶事”、“苏轼诗词”、“苏轼短文”、“苏轼哲言”、“苏轼生平扫描”等6部分。
黄玉峰还是性情中人。一手好字，让我佩服。他说苏轼，自然更有个性情在，文和字，对苏轼都有理解。说人，功夫就在那个“性情”二字。
黄玉峰用李方叔的话来概括苏轼：“道大不容，才高为累！”自然，从大处，他是完全地把苏轼的“道”、“才”说得到位且生动的。
而我还看重黄玉峰对苏轼人生之“趣”--这个趣里到处了苏轼的性情。比如，他说到苏轼的超脱，是从“吃”来写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写苏轼如何吃羊脊骨，吃菜羹、山芋羹……
看似写这些都是闲笔，其实理解一个诗人和他的诗，对这些细节的领会都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悟到一个作家、一个诗人的内心的真境界。
黄玉峰当然不仅仅是把这些当作有趣的材料来用，而是用来解读苏轼作品的内在机理。比如，他对苏轼被贬黄州时期作品中出现大量“我”这个字眼的解释，从对苏轼人生境遇的体解，他认为苏轼这个时期遇到了“我是谁”的困惑，反思自我，对自我进行人生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认识人生和生命，这些导致苏轼诗歌中出现大量的“我”字。这个解释是让人茅塞顿开的。

管季超0712

2007-11-16 | 黄玉峰老师墨宝：临江仙六子六绝句（一） [img=http://js2.pp.sohu.com.cn/ppp/blog/styles_ppp/images/btn_share_s2.gif]分享[/img]



标签： 乙平  黄玉峰  墨宝  绝句  

  (黄玉峰书/虫子摄影/乙平诗)

临江仙六子六绝句

其一

郭外山河日月浮，

庭中花卉易荣枯。

平生解得此三昧，

闲看归去来兮图。

其二

周身弥漫书生气，

志趣天然得率真。

腾跃至今才不惑，

举杯豪饮压诸君。

其三

叶落西风亲古道，

功依寂寞爱寒窗。

鹏程展翅几千里，

畅饮高歌为我狂。

管季超0712

黄玉峰等：课内课外说语文——教改三人谈 上海　黄玉峰 赵志伟 商友敬
　　 教语文教育是通过“立言”去“立人”，要给学生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感悟、思考
　　黄玉峰：（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古人说：“教亦多术”。教法不是只有一种，要根据不同的课文、不同的要求，以及教师学生不同的特点，选用不同的方法，不能搞形式主义，更不能做表面文章。现在强调的所谓“讲深讲透”，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导，是点拨，是创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氛围，要给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让他们自己感悟、思考。我不赞成那些没有意义的“阅读分析”，那些教法往往把课文中的简单问题“分析”得复杂化；又把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和文采风格“分析”得简单化、抽象化，使学生只记住老师“分析”出来的干巴巴几条，而丢掉了文本。
　　我认为，语文课千万不要搞“标准答案”。“标准答案”会捆住学生的手脚，使他难以发挥。尼采说：“生命僵死之处，必有法则堆积。”不能要求什么都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统一进度、统一教法、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导致封闭，封闭导致僵化，最后使教师与学生的思想萎缩，人格委琐。
　　教师在上课时要发扬教学民主，不要以“教师爷”的姿态出现，而应教学相长，与学生一起提高，互相交流。这是我追求的教学境界。
　　赵志伟：（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学法副教授）：现在中、小学出现的种种违背教学规律的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教师本身完全明白语文该怎么教怎么学，但迫于形势，屈从于应试教育现状的压力，也不得不把学生赶到“题海”中去，以大量的机械式的“单项训练”（实际上其中有不少伪知识）来代替真正的语文教育。还有一种教师是真不懂该怎么教，于是手执一本教科书、一本教学参考书再加上几本练习册，在课堂上“依样画葫芦”，反正有“标准答案”在手上，足以“镇住”学生。
　　教师在课堂上要大处着眼，要养成学生自己查工具书看注解的习惯，教师要适当地把作者及背景介绍给学生，这就是孟子所提倡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不要把好好的文章肢解得支离破碎，所谓“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教学中抽出其中的某一字某一句某一段加以赏析，目的在于领会全篇的精神情味。如果因为上次高考、中考考过这一类题目，就拼命让学生做几十道几百道这一类题目，那是十足的胶柱鼓瑟，对学生对自己都没有好处。
　　商友敬：（上海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高级讲师）：教育的目的是“立人”，语文教育的目的是通过“立言”来“立人”，即让学生在最好的语言环境中成长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语文教师的责任在于运用语文教材（即最优秀的语言作品）通过课堂和课外的教学，让学生茁壮成长。这就要教会他们读，多读，爱读，自觉地读，读成习惯，一天不读就不舒服；还要教会他们写，写心里话，写自己的意见，写成习惯，“情动于中”就要“形于言”，一天不写就不舒服。
　　现在有不少学生怕读怕写，是读和写都不得其法，究其原因是老师教而不得其法。要教学法生多读书，进入到里面去体味，而不是站在外面“分析”，所谓“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要教学生多表述，说心里话，而不是门面话；写出自己的见识，而不是八股文章。这就需要老师先作出榜样，用自己的读和写来引发学生的读和写。
　　学 中小学生重在积累，积累就是多读经典之作 　　赵志伟：我非常同情现在的学生，每天从早晨6时关到下午5时，晚上作业还要做到11时，一点空闲都没有。但效率不是与时间成正比，有时甚至是成反比的家长、老师和学生一定要明白这一点，要用最少的时间完成学习任务，吸取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耗费时间精力于哪些无用的知识和虚假的技能。
　　当代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大林帕森说：“把孩子们投入到语言的海洋”。注意，这不是语法练习的“题海”，而是古今中外经典著作的海洋，让他们在典范性的语言海洋里漫游。我们的父辈祖辈，为什么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即使没有念几年书，写出的文章至少也能文从字顺。什么原因？读得多，读的全是经典之作。如果只读现在这薄薄的一本课本是绝对不可能成才的。
　　黄玉峰：小学生和初中生重在积累。要积累就必须多读，有些名篇要熟读成诵。不断地积累，“使其言如出我口，使其意如出我心”。在精读的过程中，会不知不觉地潜移默化，自己的情感得到冶炼，自己的言语也得到修整，这就如同写字一般，一本帖临摹久了，“入骨”了。该读的读，该背的背，该抄的抄，这比那些不着边际随心所欲的“分析”与机械式的“单项练习”有用得多。至于“泛读”，我的办法是结合课本给学生开一些经典书目篇目，还要介绍一些报刊杂志上的鲜活文章。
　　高中学生更要把他们引向社会，读好社会这本“大书”。我的做法是引导他们听讲座，逛书店，泡图书馆，看展览，练书法，学篆刻，赏文物，观话剧，演小品，吟诗词，作演说，编刊物，作采访，乃至组织旅游，直接进入山水和人文景观之中。总之要引进时代的“活水”，观察时代的“风云”。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有了兴趣就能形成习惯；形成习惯，他们就会自己去追求了，“好学深思”四个字能成为他们的性格，有了独立的思想和开放的精神，这就是成功的教育。
　　商友敬：学习语文是“三分课内，七分课外”，课内向课外辐射，课外向课内集中，互相作用，相得益彰。要造成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局面。要努力营造一种平等而宽松的学习风气，人人都可以质疑问难而不必有所顾忌。教研室内教师之间形成一种读书风气，就可以影响学生的读书风气与兴趣。孔夫子说：“君子之德，风”。在读书方面，教师要使出榜样。讲台上站的是“读书人”，是“学者”，还怕学生们不好好读书吗？”
　　要引导学生自觉地写文章，从日记写起。写文章可以拓展学生的眼界、心胸和笔墨，养成发表意见的习惯，同时也会整理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场上的作文。
　　考 考试是“临竿一跃”，考什么却大有讲究。新型的、多样的考试呼之欲出 　　黄玉峰：考和教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学生学得更好。但是现在异化了，“考”成了唯一的目的，学是为了考，教也是为了考。老师教书成为指导学生如何应付考试。尤其是毕业班的老师，不是教语文，而是“教考语文”；甚至非毕业班的教师，也提前“磨刀霍霍”，准备把学生赶向考场。
　　我主张要考“三个多少”和“两个怎么样”。即：读了多少？背了多少？懂了多少？文章写得怎么样？字写得怎么样？我以为这样不但有利于促进人才的健康成长。为此，我向有关领导部门建议：要打破统一的高考模式，不拘一格选人才。最后我所教的复旦附中文科加强班，将举行一次学生论文答辩会，邀请北大、清华、复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作协等单位的教授、专家来评审，面对面地考一考他们。这样考试的可信度高，可以更好地促进学习，也可以让大学直接选拔人才。
　　赵志伟：我们不能把语文教育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考试“指挥棒”。譬如跳高，测试的是你在横杆前的一跃，而你的体能和技巧却是长期锻炼的结果。
　　考试的公平准确表现在试卷的“信度”和“效度”上，所谓信度就是题目准确无误，效度就是真正测出学生的水平。我认为还要加一点，即老师不看标准答案自己也会做。
　　要改革考试，首先把小学、初中、高中的层次分清，采用不同的题型，不能都考“阅读分析”。小学侧重背诵、默写、词汇的积累和应用；初中可考一些“阅读理解”（而不是分析），通过考试引导他们去读经典名著；高中应该引导他们把“读书”和“作文”结合起来。高中的文言文考试侧重实词、标点和翻译，少考语法。王力先生多次说：学习文言文最重要的是词汇而不是语法。
　　商友敬：考试有两种：一种是为选拔人才而考，如高考、中考；一种是为促进教学而考，如平时的期中考期末考。高考、中考当然可以统一命题，但也不能过僵过死，要让考生人人都能显示真水平。平日的考试应该由教师自己命题，这是对教师的尊重和信任。现在所谓“教考分离”，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插入“第三者”，实际上是在考教师，使教师十分被动，使学生对教师心怀疑团，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不利于优化教学环境。
　　从语文课的特点看，平日考试可采用口试的形式，从他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文章的理解程度。近代大诗人陈衍（钱钟书的老师）小时候读《孟子》，他的父亲听他读出一股气势来，十分高兴，说是读懂了。老师要在学生读书时语气的抑扬顿挫和轻重徐疾中听出他的理解程度，然后问他几个问题。当然，作文也不可少。作文的评价标准应为：文从字顺思路通畅者及格；能发表自己的见解言之成理者，加一等；有文采，有真情，想象力丰富者，再加一等；说空话、套话、假话者，不及格；抄背《作文选》，不给分。

管季超0712

黄玉峰撰《诗书画的巧妙结合——读喻蘅先生的《诗书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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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6-03 作者：黄玉峰

近年来文艺界有一种奇谈怪论，把中国的文人画说得一钱不值。把诗书画结缘说成是借诗歌书法以补绘画之无能。“徐渭骂罢骂八大”，仿佛只有否定了这一切，才算绘画的正宗。在我看来，诗书画结缘正是中国画的特色。人们将“秦砖汉瓦”视为国宝，却要把“诗书画结缘”这个宝扔掉，这真是糊涂得可以。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诗和画之间的关系，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论。以后又发展为题画诗这一形式。题画诗这一形式极大地开拓了中国画的创作领域，丰富、提高和深化了它的内涵。喻蘅先生的题画诗，就是其中的典范，把诗书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匠心独运，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我们可以用新、真、诚、蕴、活、趣六个字来概括喻老诗的特点。        首先是新。读他的诗总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新鲜感。因此而得到名家的公认。1991年园林学大师陈从周（梓翁）为喻之专著《艺文随笔》作序，赞许他的诗说：“我平时不大喜欢时人自编的诗集，但喻诗选本却吸引了我，竟夕读毕，感到警拔婉洽，思新韵雅，一扫时下诗坛习见的馊气。”出于对喻老诗词书法的喜爱，以后凡遇有新建亭榭楼台请梓翁题匾额、写对联、作诗词的，他都推荐喻老。如富阳建“依绿园”，引山泉入园中“借山楼”前小池，建桥、亭于池上，亭名“来音”，梓翁嘱撰楹联，喻老一挥而就：“一涧谷音飞冷翠；满楼山色借遥青。”人皆称绝。        求真是喻老诗词的又一特点，他的诗几乎每一首都是真情的流露，绝不说假话、大话、套话。历来为书画文物题跋，作者往往怀有偏见，随意臧否，或虚词赞饰，或谰言否定，名不符实，贻误后人。总之是缺少自己的东西，缺少真情真意，而喻老的诗恰恰既抒真情，又求真意。这里单举一例，以说明求真意之一斑。        西泠石伽父子山水墨竹遗作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家属邀请其生前好友为题诗点评，喻老承应三十余幅的题诗任务。其中有二伽的《万里长城组画》，喻老欣然题了八首，每一首都自出机杼，绝不人云亦云。历来诗人画家皆歌颂长城为中华民族精神之体现，而喻老却不同意，他根据史实，题咏说：“二伽采墨筑长城，画出中华忧患情。仿佛苍崖云树里，连山号角沸边声。”他认为只有“百族骈阗成一统，九州同庆太平春”才是真正解决民族矛盾的出路。这实际上是对长城作用的公正评价。        “诚”是一种平等的态度，在诗里，喻老总是亲切地与读者交流。他既欣赏他人作品中的意蕴，也批评他人书画中的缺点，勇于正视自己创作中的瑕疵。喻老早年临夏圭《长江万里图》，自觉与夏老金边银角的水平相去甚远，就在题诗中自嘲：“银角金边马夏殊，剪波何靳费工夫？倘经醉客朦胧眼，也是将军金碧图。”意思是如果将自己的作品让喝醉酒的人看，才会被误认为是像唐代金碧山水画家李思训将军的佳作哩。这种自我调侃，可见其至诚之心。        “蕴”是诗中内涵之美的表露。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论及诗中点景与写情的难易，他认为唐诗在这两方面优于宋诗的原因，“在于能发情景之蕴，以至极致”，喻老诗中的蕴味，即是如此。他有一组《庐山杂诗》让人拍案叫绝。比如第四首：“芦湖行馆是耶非？四面轩窗坐翠微。为恐啁啾惊法架，至今山鸟畏低飞。”短短二十八字，把庐山会议斗争之激烈以及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表达得含蓄蕴藉却又淋漓尽致。        喻老的诗还有一个特点是“活”。尤其在题画诗中，往往把无生命的物事，赋予生命。让古代的人物复活，超越时空，与之进行有趣的对话。比如，有位名画家到富阳鹳山，画了《春江烟雨》，请喻老题诗，喻老稍一沉吟，即题三首。其中一首是：“风急天高浪作堆，顽云抱雨尚霏霏。黄公 笠今何在？为写他山久未归。”元代山水画大师黄公望曾画《富春山居图》而成为画坛泰斗。喻老在诗里猜度，也许他至今还在外地搜寻画稿，好久未回到富春山来吧。这种联想，使画面顿然生机盎然。        喻老的题画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趣”，无论什么画到他笔下，都能点铁成金，趣味无穷。一次陈从周先生为友人画册页，其中一页画了两只葫芦，构图雷同，自己觉得画得不好，便题“依样”二字自嘲，叫人送与喻老题诗，声明要“幽默”一点，喻老挥毫，立成七绝一首：“两个葫芦不画三，先生谜底我能参，大锅饭好年年吃，依样葫芦已不凡。”借葫芦之雷同，讽刺吃大锅饭的现实。这样一来，两个无意雷同的葫芦，反成了有心创作的意境。        喻老喜画墨竹，又擅画山水。他的墨竹师法乡先贤郑燮，又曾向石伽老人请益，而自成一格。他的山水继承黄宾虹，层层渲染，既有水墨画的笔致，又有油画的意蕴，特别耐人寻味。        喻老的书法是原汁原味的王圣教，隽秀挺拔。然而近年来，更为随心所欲，更为老辣，呈现出沧桑感。他的书法已与墨竹、山水融为一体，达到“通会之际，人书俱老”的境界。        喻老还擅篆刻，可惜因年迈，已封刀多年。        喻老集诗书画印于一身，如今将这些成果以《诗书画缘》的形式影印出版，我想这对于青年一代无疑是一个示范，对于那种奇谈怪论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回答。

管季超0712

转 ：中国语文人物*苏步青教授给于漪题赠为"硕学为师，洁身作范"。

    *七十年代末，于漪老师上《海燕》公开课在电视直播时，大上海万人空巷，不是虚言。大家纷纷争睹于老师上课时的风采。

　　＊朱永新先生称姜广平为当代中国教育写作第一人，姜亦以此自慰。

　　＊姜广平云，于漪、钱梦龙、魏书生这些人都竟然不是中文科班出身，但却成了这一行业里的大腕人物，实在值得人们替那些正牌的中文出身的人遗憾。

　　＊李海林说 黄玉峰，以民主与科学为自己的教育理念，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甚至天真；李镇西称他为“五四青年”——“五四”者，乃“五十四岁”之简称也。不过，八年过去，斯人已六十有二了，尚不愧此称号，实属难得。

　　＊ 峰长着一副“庄稼汉”的模样（周一培语）。

　　＊黄玉峰对时下“不损皮不损骨”语文课，用二十字加以描绘：“学生不读书，老师多演戏，悠悠十二载，腹中空如洗。　”

　　＊黄玉峰老师语文功底厚实，读书涉及文、史、哲诸领域，而且书法、中国绘画及篆刻艺术皆有一定造诣。

　　＊钱梦龙从小智力平平，生性顽皮，不爱学习，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创下了三次留级的“记录”。老师送给他的评语是“聪明面孔笨肚肠”。五年级留级后，钱梦龙遇到一生难忘的好老师－－武钟英。她把“聪明面孔笨肚肠”评语改为“天资聪颖好学生”。

作者：陈先福

管季超0712

不开风气非名师
____专访全国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先生

    黄玉峰是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语文教师。近年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语文教学改革实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对他的改革，教育界议论纷纷，有的拍手叫好，有的在观望，也有的则不以为然。“我喜欢庄子的这句话：‘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让别人去说吧，我只管走自己的路。”──黄玉峰如是说。带着几分猎奇的心理，我们采访了黄玉峰老师。从外表看他不属于斯文的读书人，质朴、憨厚，阔嘴、大鼻、小眼睛，皮肤黑黑的。如果换上一身农民的打扮，往田头一站，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农民了。黄老师似乎很欣赏自己的形象，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庄嘉翰”，“庄嘉翰”者，庄稼汉也。另外还有一个笔名叫“杜行霞”，“杜行霞”者，独行侠也。我们交谈时，他还拿出几方闲章给我看：“不与众驱”、“不和众嚣”、“宠辱不惊”，这一切，也许正是黄玉峰个性的写照。

　　　　(一)

    ▲你是怎么想到进行教改实验的？

    ●我从小就喜爱语文这门学科。进师范读文科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职业，我是非常喜欢，可是前些年，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不会教书了。根据考试的要求，无非是做做习题，对对答案，教师稍稍越雷池一步，就被说成“超纲”。教语文似乎只为了讲清一百多个知识点，其实这些“知识点”与语文基础，语文能力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了用这些“知识点”来解释课文，为了通过课文来讲清知识点，教师要花很大力气与学生一样做习题、备课。而那些标准答案，又根本不标准，就是让教师参加高考，成绩也不会比学生好。这个书可怎么教！受害更大的当然是学生，在精力极其旺盛、创造力极强的年龄，要他们大量做那些似是而非、味同嚼蜡的重复劳动，把他们的活跃的思维扼杀在一个“人造”的标准里，结果虽然花了很大的气力，却仍没有多少收获，到高中毕业，书没有读几本，连句子也写不通，至于高尚情操、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更是从何说起？
    出于对这种现象的极大的反感，我从九十年代初，进行探索。91年，我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一篇题为《还我琅琅书声──兼论四十年来语文教学的失误》的七千字的长文。到处投寄，却未予理采，最后删削成三千字在《语文学习》1992年第12期上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这就好比吃饭，整整十二年，可怜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分析研究为何‘吃饭'，分析研究‘饭'里有什么营养成分，可就是没有真正地吃上几口！无怪乎到头来个个面黄饥瘦，营养不良，偶尔有几个稍稍健壮的，也是得益于课外，自己吃的。”“十二年中，浪费在肤浅的、架空的、重复的、主观臆测、自说自话的分析和训练之中的时间，实在太多太多了。──这就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以后我又在上海《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评语文教学的现状，提出改革的思路。与此同时，我便着手在自己所教的班级里进行教改实践。

　　　　(二)
　　
    ▲　你是否能说说，你是怎么进行改革的？
　　
    ●　我既然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不读书”，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还我琅琅书声”，“读书人要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体会其中的人文精神，在读书的过程中，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某些规律，也就是说，把学生带到语言的海洋中去，带他们游泳，让他们自己弄潮击水，学会游泳。这个方法可以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那就是“归真返朴，走向传统”。我特别欣赏“三味书屋”里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读，老师也在读，学生读“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教师在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我觉得只有直接接触文本，才能体会到前人的思想、语言，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所谓语文的基础，就是读了多少，记了多少，领悟了多少，表达得怎么样，而不是专门研究某一语言现象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知识点的伪本领。

    ▲你能不能谈得具体些？
　　
    ●我的改革实践主要是从教材教法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教材，课本、课本，就是课堂教学之本，现行课本中很多内容并不是第一流的，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更难打动人。我首先把那些平庸之作剔除掉。比如茅盾的《水浒中的人物与结构》，李一安《心中的大佛》等，同时增添了大量名家名篇，比如《论语》、《孟子》、《庄子》中的片断，《大学》全文，《滕王阁序》、《前赤壁赋》、《人间词话》等，也引进了近现代的如周作人、朱光潜的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小波的《一个独立特行的猪》等等，增添的原则，是与所教课文有关的，扩展开去。与课文并无关系，但对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兴趣能力有益的也有选择地引进。
    同时根据不同学生，开一些书目，让他们进一步地开拓视野，两年多时间里，学生一般都熟读背诵了几十篇文章，几百首诗篇，看几十本书。二年多的学习，他们俨然以“读书人”
自居了。现在，在重编教材，增加了大量中外古今的名篇， 称之为“新语文” 。我以为这样的做法非常及时。阅读一定要有一定的量。阅读一定要“法乎其上”。培根说：凡有所读皆成性格。可见，读什么，读多少，对他们形成人格，真正提高语文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发表于凯迪网络http://www.cat898.com 猫言无忌

管季超0712

一、解释：先吃透教材，再超越教材
教学有三个基本要素：教师、教材和学生。教学的基本意义可以理解为教师引导学生学习教材。
教师究竟应该引导学生学习哪些教材？
在目前看来，这个问题似乎不用教师操心，因为学校已经为教师提供了教材。但是，教师如何理解和讲解教材，显示出教师的专业水平。优秀的教师往往对教材心领神会，缺乏经验的教师可能对教材无动于衷，还有一些既缺乏经验又缺乏责任心的教师则可能对教材持简单、轻率的态度：根本不理睬现有教材，完全凭自己的喜好另起炉灶。
这些教师之所以对现有教材持简单、轻率的态度，他们的依据可能是：教师应该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或“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但是，这种简单、轻率的态度可能导致的后果是：现有教材被抛弃，教师只让学生学习一些简单的、无意义的资料。
这样看来，难道教师只能“执行”教材而不能“加工”教材吗？难道教师不应该“成为课程研究者”吗？难道教师不应该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吗？
这是教师经常面对的一个难题。
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很多事情无法简单地采用“是”还是“不是”、“应该”或“不应该”、“要么……要么……”的办法来解决，那是“平面思维”。
“平面思维”容易提供“假问题”，大量的“真问题”往往隐含在“关系思维”而不是“平面思维”中。
这里的“关系思维”，就是寻找教师“执行”教材和教师“加工”教材之间的关系。教师“执行”教材和教师“超越”教材究竟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一个“真问题”。
对于缺乏基本的课程经验的教师来说，他首先应该学会“执行”教材。而对于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课程经验的老师来说，他在“吃透”了教材之后，就可以“超越”教材。
“吃透”教材是教师超越教材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教师无法吃透教材，就不要轻易地抛弃现有教材。如果教师已经吃透教材之后，就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和教师个人的学识超越教材。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教师究竟应该如何超越教材？
我们先提供三个“超越教材”案例，然后提出相关的讨论。“超越教材”其实是一个教师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过程。所以，在讨论之后，我们提供了关于“教师怎样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拓展阅读”材料。

二、案例
下面提供三个案例：一是“不按教材顺序讲”的何文浩老师；二是黄玉峰老师的“反叛”；三是王泽钊老师的“新语文”。

案例1：调整教材：“不按教材顺序讲”[12]

何文浩老师是武汉外国语学校高中部的物理教师。有关何文浩的传奇有三:第一，课外不留作业；第二，他所教的学生全部考上大学，而且都是重点大学；第三，用人有术，顽石一块的学生经他调理能成玉。1996年，班里1/3学生考上北大、清华。学生们习惯称特级教师何文浩为“何特”。
何文浩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在宜昌兴山农村中学教书20年。农村中学没有统一教材，他自己编写，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每晚在油灯下刻苦。没有教具自己做，如起电机、避雷针等。后来有了教材，何文浩背书，高中三册书他熟知第几章有几节内容，具体内容在第几页。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在第二册课本第50页，同一内容在必修教材的第251页”。根据记忆中的题型，何文浩每天出一份试卷当堂做当堂批改，他说：“这等于做作业。课堂上已经掌握的知识没必要搬回家做重复劳动。农村孩子家务负担重，回家后不能再给他们增加负担。我要他们课堂上搞懂知识，搞不懂回家赶作业是骗我。我不要他们作假。”
何文浩在吃透了教材后，他不按教材顺序讲。他说每章每节互相渗透，他只讲他提炼的精华。

案例2：补充教材：语文教学的“叛徒”

黄玉峰老师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中国青年报》曾以《语文教学的“叛徒”》为题，对黄玉峰做过长篇报道。所谓“叛徒”，不过是说他大张旗鼓地调整教材、不同教材：[13]
他的改革实践主要是从教材教法两个方面进行的。
1.首先是教材，课本、课本就是课堂教学之本，现行课本中很多内容并不是第一流的，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更难打动人。他首先把那些平庸之作剔除掉。同时增添了大量名家名篇，比如《论语》、《孟子》、《庄子》中的片断，《大学》全文，《滕王阁序》、《前赤壁赋》、《人间词话》等，也引进了近现代的如周作人、朱光潜的文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小波的《一个独立特行的猪》等等，增添的原则，是与所教课文有关的，扩展开去。与课文并无关系，但对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兴趣能力有益的也有选择地引进。同时根据不同学生，开一些书目，让他们进一步地开拓视野，两年多时间里，学生一般都熟读背诵了几十篇文章，几百首诗篇，看了几十本书。二年多的学习，他们俨然以“读书人”自居了。
2.接着，他改进教法。黄玉峰认为教法其实就是学法。语文教学应以学生活动为主，把课堂还给学生。他大刀阔斧地改变阅读课的教学方法。每周六节语文课，一节到图书馆泛读，一节练笔，其余四节大部分时间由学生自己看、背、抄。作文教学他基本不命题，让学生写随感、写读书笔记、写课题报告和研究论文，使学生一头沉入书海之中。辅之以适当点拨，从兴趣出发，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学习语文的良好氛围。学生读有所获、学有所得后，再上台谈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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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着古今中外文化的精髓。他认为：语言不只是思维和交流的工具，更是人的生存方式。语文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真正的阅读是与作者心灵的对话。这个对话交流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
3.黄玉峰还非常重视对语文课程资源的开拓。他曾带领学生到浙东演绎文化苦旅，把课堂搬到了山上、水上、路上。他还请大学教授、学者担任评委，举办论文答辩会……拉近学生与古人、名人、伟人的距离，使他们对历史上的优秀诗文有了直接的、感性的认识。他认为：语文不能只讲语言文字，必须包容文史哲乃至科学艺术等等。离开这些内容，语文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黄玉峰利用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等语文课程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各种语文活动，既使语文的外延得以拓宽，更重要的是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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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铺创新路　精育英才苗 ——记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研究型课程与教学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版）记者

在以研究型课程为导向的课程改革方面，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真可谓成绩斐然。这所学校的研究型课程与教学赴早，开展得广泛而深入。在整个的改革中，黄玉峰老师所进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改革、汪杰良等老师进行的数学课程与教学改革、杨士军老师进行的地理课程与教学改革、朱天红老师进行的政治课程与教学改革、华国清老师进行的历史课程与教学改革等尤为出色。 　　黄玉峰老师在批评过去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时指出，几十年以来的语文课程与教学最大的弊病在于：将语文视为一门纯粹工具性的学科，忽视了它的人文价值；语文课的教学沦为繁琐的语法、修辞等的分析，学生的精力都耗费在记背那些繁琐而空洞的分析之中。他认为，语文不只是一门工具，它更重要的价值是人文价值，在于人们藉它以安身立命；学生学习语文，固然有工具性之目的，但最根本的是要接受人类积累起来的文化，提高文化修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表现与创造。 　　基于这样的观念，他在他负责语文教学的班组里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首先是终止几十年来语文教学中通行的繁琐的语法、修辞分析，扩大阅读量。他说：“好的教学，最重要的是自己读书。”因此，引导学生自己读书成为他改革的首要方面。阅读包括两种：一为精读，亦即背书，他认为这是我国最古老也是最好的一种教学方法；二为泛读，通过此来大大地扩大阅读面。在他的课堂上，主要的时间用于学生自己读书，他与学生一起读。他很少讲授，只是在必要时稍加点拨。读完以后进行交流，在交流中，他特别注重学生思想的闪光点。其次是组织和辅导学生撰写学术论文，使学生通过撰写论文进行研究性的学习。为促进这种学习活动，他组织学生创办了自己的班刊，因而学生具有大量的发表论文的机会。他还就自己学生的论文举办了一个论文答辩会，答辩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著名教育家于漪的好评。此外，他还采取了种种改革措施加强学生的修养，如书画艺术训练，组织学生进行文化旅游等。 　　黄玉峰老师的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例如：学生学语文、学文科的兴趣大大提高，文学功底显著增强，书画艺术修养提高，并形成了从事研究、撰写论文的较浓厚的兴趣和较强的能力。 在数学课程与教学方面，汪杰良等老师采取了诸如引导学生大量阅读数学课外读物，寻求对现有教材有所越，在现实生活、环保、计算机等方面融入数学，鼓励学生发现和研究问题、撰写数字小论文等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数学课的研究型课程改革取得的成绩十分令人瞩目，学生的研究论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99年10月，复旦附中有2项学生科研成果被评为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99青少年科学论坛优秀项目。 　　在学生的研究成果中，有王之任同学的《称球问题的新发现》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该同学在阅读《初等数学能力训练》一书时，遇到一个称13球的问题，感到十分有趣，但发现现有的称球方法太繁琐，就此与老师进行交流。老师指出：若能有简单的称球方法取代这繁琐的方法，将是十分有意义的。王之任对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思考，得出了一种新的称13球的方法。老师给予鼓励并要求他将称13球问题推广到n个球问题。在老师多方面的引导和帮助下，王之任同学发现了称球问题这一经典问题的新的、简化的算法，并发现了三个定义、五个定理，写成论文《称球问题的新发现》。对于这一论文，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舒五昌先生评价道：“文中概念清楚，叙述严谨，定理及证明均正确，所引入的可行三进代码集的概念对于给出k次独立称球的方法是很重要的。作者创造了三个定义、五个定理，大大改进了称球问题算法的可行性。这一成果是对数学的一个新贡献。该文是一篇非常优秀的科研论文。”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在地理学科方面的研究型课程改革，主要是结合环境教育展开的。该校的环境教育始于1983年，到目前已是第18年了。多年来，该校以“七个一”建设为主线，展开全方位的环境教育。这“七个一”是：一个规划，即将环境教育纳入全校各级各部门工作计划之中； 一套制度，即制定出一套学校环境教育制度，如环境教育网络化制度、环境教育考核评估制度、环境教育管理制度、环境教育校外实践制度、环境教育宣传制度等，使环境教育工作规范化；一片基地，即建立环境教育的基地，现已陆续建立了高二农村环境社会调查基地、环境考察调查基地、邯郸路护绿基地、生态教育实践基地等五大基地；一套教材及大纳；一系列活动，即围绕环境教育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寓环境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一支队伍，即逐渐形成一支战斗力强、事业心强、工作认真负责、主动积极的能独当一面的环境教育师资队伍，即逐渐形成一支战斗力强、事业心强、工作认真负责、主动积极的能独当一面的环境教育师资队伍；一批典型，即通过“复旦附中环境爱好者协”树立起一批“环境小卫士”典型。该校的环境教育的实施做到“立足必选课，开好选修课、活动课，充分利用渗透课”。在杨士军等老师的努力下，该校的环境教育日益向着研究性发展。例如，在有关环境教育的实习、实践或考察等活动中，引导学生细致观察、独立思考与研究，撰写研究论文。作为介绍杨士军等教师研究型课程与教学的一个例子，下面转摘该校附中的一张“赴浙江安吉县综合实习学生名单及课题方向一鉴表”：（表） 　　杨士军等老师的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除老师们外，学生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学生撰写的论文获市级以上奖励的已有10多人次，其中马庆容、陈栋的《重金属元素对青菜的污染》和邵晓燕的《灰尘对植物光合作用的影响》分别获得第二、四届“全国生物百项论文一等奖”。复旦大学附中也因师生们在这方面的成绩而获得多项殊荣，例如1995年被评为“全国环境教育先进单位”，多年连续被评为“杨浦区先进单位”，目前正在争创首批“全国绿色学校”。 　　朱天红老师的时事政治课，堪称政治课方面研究型课程的典范。朱天红老师的时事政治课作为一种研究型课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达到成熟与规范化——在课时的安排、每课的结构、课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都是如此。朱老师发表的一系列有关的研究论文也表明这一点。每周三节政治课，其中一节为时事政治课。几年来，朱老师在她的时事政治课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时政课自主探索模式”，这是一种研究性的课程与教学模式，它把课的结构分为准备、实施和评价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强调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进行自主探索、研讨。该课的研究性进一步体现在以下三大教学策略之中：主动参与策略；自主发展策略；合作探索策略。每个学生都必须进行自主探索，也都有自主探索的机会：每个小学每学期至少讲课一次，当一个同学讲课时，其他同学参与研讨、点评。下面转摘并稍加调整的“时政课自主探索模式程度图”较充分地体现了课程与教学的研究性。除正式上课外，朱天红老师还引导学生通过时事简报的方式来进行探索、研究，各展所长。（图） 　　作为富有创意与不断实际努力的产生，朱天红老师在被不少教师认定难有作为的时事政治课中，取得了不寻常的成绩：学生对时事政治课的兴趣变得十分浓厚；学生的思想行为大为提高，例如，1997-1999年的三年中，该校有500名学生主动参加邓小平理论学习班，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学生的研究能力增强，例如在1997-1999年的三年中，产生了上百篇有关邓小平理论研讨的学生论文；学生的综合能力增强…… 　　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研究型课程与教学的探索还存在于其他各门学科之中。例如英语教师何幼萍开设了富有特色的英语阅读课，通过这种课引导学生自主地读书然后写作；历史教师华国清等以引导学生写家史、对历史上存在意见分歧的事件进行思考与研讨等来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与能力。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正是通过在各门学科中开展研究型课程与教学改革，普遍铺设引导学生创新之路。通过广大教师的不懈努力，大大提高了学生的研究问题的意识、兴趣和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一批富有创新精神的英才的幼苗正在该校茁壮成长。改革的不断成功，使这所高水平的学校在新的形势下愈加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与令学校光芒四身的特色。

http://www.being.org.cn/inquiry/fuda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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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新语文》问世记 本报记者 汪文 　 “我们自称为一群理想主义者，我们中间有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有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也有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怀抱一个美好的心愿：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新语文读本》编辑手记 　 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学文科毕业多年，竟会被一套中学语文读本迷住，我一篇篇翻阅着《新语文读本》，爱不释手。这旋即成为我的采访任务———这套12本的读本是怎样问世的？ 　 在成都《教师之友》杂志上，刊出了编者手记———长达4万余字，我却一口气读完。将编辑理念与选文相比照，印象更为深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将这套书细细吃透（包括全书、全文），那就足以为一个中学生构建起人文素养的平台———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通常理解的“语文”。我不由得感叹自己的中学时代为何没有这样的食粮。 　 摘出几则《手记》： 　 ———真正的阅读，是与文本作者心灵的对话。如果读书的人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而书的作者是民族与世界、人类的大师、巨匠，那么，这样的读书交友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传递、精神传递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作者———编者———教师———学生”四者之间对话交流的互动关系。 　 我们选了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中的《告别》等两个片断作为初中第一册首篇，并作了这样的阅读建议：“你也刚刚‘告别’了小学，开始了中学生的新生活。你怀念小学时的老师和同学吗？ 　 本文着重写了班主任老师佩尔波尼先生在开学与学期结束时的两次谈话。老师说‘我爱你们，也需要你们爱我’。你能从作者的描写中体会这是怎样一种爱吗？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爱？ 　 建议读《爱的教育》全书———就以此作为你中学时代阅读的开始，好吗？” 　 ———我们精心编写了一系列单元，从不同角度展开爱的主题。除对大自然、小动物的爱之外，还有对父母的亲情之爱……我们并不回避对学生的爱情教育，在高中阶段组织了“唱不尽的爱情”、“昨夜星辰昨夜风”单元，选了勃朗宁、裴多菲、李商隐、李清照等脍炙人口的情诗，并节选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与《简·爱》等著名爱情小说。 　 到了高中阶段，我们逐步引导学生面对生活的沉重。特意组织了“面对死亡的日记和诗文”、“审视国民性”等单元……我们坦率（这种坦率是与青少年对话必须有的态度）地对学生说： 　 “很久以来我已经不再听说这样的残酷的故事了。———对于你，或许还是第一次听说。 　 但你已经长大，应该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重了。” 　 我们节选了《安妮日记》与纳粹集中营里孩子的诗，写下了这样的阅读建议： 　 “你大概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你见过这样的时刻处在死亡的威胁下的‘密室’里的少女的日记吗？……作为同龄人，作为同样拥有青春、理想与渴望的中学生，面对安妮这极不平常实际上又极平常的犹太少女的内心世界，你有何感想？” 　 ———文理交融。在初中阶段，编写了“室内旅行记”、“法布尔和他的昆虫世界”、“观察与发现”等单元。从高中第二册起，连续编写了五个单元的“科学纵横谈”，成为高中的一个重点。 　 在“科学纵横谈”（一）（二）中，选了澳大利亚科学家贝弗里奇的《科学家》与中国数学家王梓坤的《谈才》与《谈学》，并与学生作了这样的交谈： 　 “本文讨论的是‘科学研究中的才能’，而作者本人在纵横谈论中所显示的广博的知识，语言文字的优美，足以显示作者知识结构的合理。在这一点上，对你有什么启示？你也能够调动你各方面的知识与才能，就某一个问题，谈‘文’讲理，述‘古’评‘今’，说‘东’道‘西’……纵横论说一番吗？———少年意气，激扬文字，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生境界。” 　 ———“阅读经典，走近大师”成为整个读本的贯穿性线索。几乎每一册都形成一个系列：如“走近居里夫人”，“聆听泰戈尔”、“杜甫和家”等。节选了大量中外名著……不拘一格地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流派的思想与文学“尽量地汲取”，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类文明精神火种的一种传递。 　 ———在比较中阅读。在高中课本里，我们选了培根的《论读书》，丁尼生的《鹰》、布莱尔《虎》等，都是世界散文与诗歌史上的名篇。于是我们选择了中国翻译家的不同译本，其中有郭沫若、徐志摩、冯至、卞之琳等，同时选入，让学生比较，并附原文，让学生自译。 　 …… 　 “我们是把《新语文读本》的编写当成一项学术工作来做的。” 　 这群理想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怎么聚到一块，编出这套书的？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 　 我在北京现代文学馆见到了主编之一吴福辉，他是该馆副馆长，他的夫人朱珩青是作家出版社的编辑，也参加编写工作。一聊才知道，1978年他在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前，曾在辽宁鞍山某中学当过19年语文老师。朱珩青也有20年教龄。 　 谈起中学语文教育，吴福辉说：“要我说，语文课本有三分之一可读，三分之二根本不可读。也就是学生课外阅读的一个小小阶梯罢了。”他介绍，建国后中学语文学苏联教育，加强课堂教学，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论文增多。 　 他当老师那阵，应运动需要产生的文章越来越多，“反右”之后政治性更强，社论、领导人的论文几乎每册都有。“反修”时甚至还有和苏联展开大辩论的教育文章。 　 “谁都不爱教这些！老师最爱教小说和古文，讲古文也最愿意串讲，不愿分析。因为一分析就要求讲局限性，全是僵化的那几条：批判忠君、封建糟粕和旧礼教。好处也千篇一律：情景交融，人物刻划生动，层次清楚。” 　 6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确立了“语言文字工具论”，字词句篇的训练得到严格贯彻，直到90年代质疑语文教育。 　 一开始老师还觉得有好处。学生肯读书了，老师按照知识点教学，课也容易上。“可这时候，语文和做人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真的。特别是文革中，完全变成‘跟学走’，与个人文明素质无关了。”吴福辉遗憾地说。 　 “语文为什么要和做人有关系？” 　 “只有语文教学和立人相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孩子成为现代的人。语言本身是有文化积淀的，过去我们仅仅把它当作为阶级服务的工具。以至于不了解世界进步文化，不懂得世界文明是怎么走过来的，知识面极其狭窄。而教育应当教会他们有反省精神、独立意志和平等思想。” 　 可直到前几年，吴福辉参加中学语文教改讨论会时，看到的语文课本还和60年代他教的差不多，基本没理会近20年来学术界研究成果。“应该把学术思想以原样保持精粹水准，并较快普及到民间，这是体现民族素质很重要的标志。而且这项工作不能由二三流的学者来做。” 　 因此，吴福辉一接到《读本》编写邀请函，就一口答应了。 　 “编写过程一定有意思！” 　 “当然！你去问一个人吧！我们这些人中，把全书通读过两遍的只有他。” 　 在北京西郊一所高校宿舍区中，我见到了这套书真正的灵魂人物。他是大学教授，国内外知名学者，在所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他体格健壮，声音洪亮，感情充沛，个子不高，却仿佛蕴含着无穷活力。和他谈话似乎没有距离，也不觉得对方是年过6旬的长者。 　 “您是大学教授，怎么想起给中学生编书？” 　 “我也搞不懂，怎么会越陷越深……”（教授的名字并未印在书上，他也拒绝在报道中具名。因此下文中称他为L教授。） 　 60年代，他曾在某偏远地区中专当了18年语文老师，后来他到北京读研究生。再度和中学语文产生联系是从一本书开始的。 　 90年代初，上海《语文学习》杂志想让L教授开个专栏：对中学语文教材有关作品重作分析，他们送来了现行课本和教参。L教授一看大吃一惊：“万万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中学语文教学对作品的解释还停留在60年代水平，太陈旧了！” 　 “我突然明白难怪我上课这么费劲！每年我讲鲁迅的时候都要遇到障碍。” 　 有个学生这样写道：对鲁迅的评价“大约到了小学四五年级，每学期语文课本里都会看见鲁迅大名，这是我最怕也是最难的。且不说半文半白拗口的语言，晦涩难懂的字眼，模糊不清的含义，就是老师总 　 结课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也足以使我头疼，所以我觉得可畏。”因此，L教授第一堂课常常要花很多时间扫除中学对鲁迅的误解，塑造一个与中学语文不同的鲁迅，“我要告诉他们，鲁迅不是那么可怕的，实际上是可亲可敬的。” 　 “我自己是一个学者，我认为学者不仅要研究，还应当尽量把学术成果普及，这是我的追求———我研究某作家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他。”L教授十分严肃，“所有人开始了解现代文学是从中学课本上得来的，鲁迅、冰心、巴金，都是从课堂上知道的，中学生是最大的普及者。而且，教育界和学术界，大学和中学沟通，是五四以来的传统，我作为一个五四传统的研究者，这是我的本行，不是份外之事。” 　 起初，L教授把写专栏当成业余工作，后来越写越带劲，不仅讲鲁迅，还讲其他人，看到外国文学里一些内容不对头，忍不住也写，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这组文章结集成册。“我的目的是给中学老师一个必要的参考。改变他们的某些思路，中学语文教学的基本观念就是有固定的东西去背。而我想说，一个作品可以有各种解释，我的解释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可以给你一个新角度。” 　 这本书发行之后反响非常强烈。有的老师说：真没想到，对一部作品还可以有多种解释。此后L教授就没有过问这类事，他以为为中学语文教学做了贡献了，也圆了梦了。 　 直到前几年，质疑中学语文教育热潮掀起，有编辑请L教授等大学教师谈谈对中学语文教育及高考语文的批评，开始他不想多嘴，可看了一大堆材料，觉得确实有问题，于是又忍不住写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影响很大。 　 可是，影响越大L教授越感不安。他深知，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建设。“能不能拿出一套有建设性的东西，比如理论论著、课外读物或教材，据此进行新的探讨或争论……这样，争论才不会变成意气之争，地位之争，利益之争，而真正是为我们的孩子，为教育事业负责。” 　 在语文教学改革方面，L教授一直强调自己是个“门外汉”：“批评只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理念提出批判性的意见，并不试图指导实践；但建设却是要直接影响实践的，必须‘态度积极，行动谨慎’。”从“批评者”到“建设者”，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转换。“简直逼得我重新学习！” 　 这对年过60的L教授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找来了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的课程标准，过去的教材，五四以来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各种资料，有关语文界论争的各种文章，以及建国来以特别是近20年有关语文教育学、心理学研究的各种论著，夜以继日埋头苦读，整整一个暑期，形成了一篇4万字长篇论文：《以立人为中心》。 　 “我从这时开始形成对中学语文教育比较系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你现在看到的《编写手记》，就是我和编委会共同学习、研究的成果。” 　 恰在当时，一家出版公司想出一套中学语文读物，希望L教授出面主持。 　 L教授十分犹豫，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研究计划，一部书稿的材料都已准备好，只待动笔。但最后他还是决定再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梦。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第一项工作就是“寻找真同志”。 　 “一定要找志同道合的合作者，而且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有献身精神，肯于冒风险。因为这套书有无数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失败。” 　 他首先想到他的研究生同学吴福辉夫妇和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中，还有长期关注中学语文的王晓明、夏中义教授。L教授认为一定要有专家，他想起在研讨会上认识的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中学语文研究专家王尚文———“语感论”和“人文论”的代表，立刻发出邀请。此前，二人只是一面之交，但相互感觉到人格吸引，直觉对方是可以信赖的。王教授马上同意。 　 还要请中学老师。他邀请的许多老师都是在学校里应试教育中备感“孤独”的，即便是特级教师也是传统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黄玉峰与L教授多次探讨语文教学改革。提起这套书，黄玉峰马上表示：“一句话的事，肯定来。” 　 没过天，黄给L教授打电话：“我一人来不行，有个老朋友非要参加不可，哪怕自费也要来！”这人就是上海一名普通退休教师商友敬，国学功底深厚。得知我在采访，一大早主动从上海打来长途电话。他痛心疾首：“工具论害了一代老师，也包括我。我们都进入一套操作系统：看教参、摸摸行情、看看考题，再去害学生。” 　 他是所有编委中年龄最大的，但所有人提起他都说他童心未泯。一听说老朋友黄玉峰有这么好的事儿，非闹着要参加。L教授哈哈大笑：“他是个可爱又好玩的白发老头，故事很多！后来他起到很大作用，古代文学、诗词很多阅读建议都是他写的。” 　 L教授还邀请了一些资深编辑和学者，许医农、赵志伟、王栋生等均一口答应。志同道合者像滚雪球一样壮大了。 　 采访中，很多人都提到“L教授邀请函中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到了世纪末，自己也步入老年的时候，似乎对一切都绝望了，惟一没有、也不能绝望的是为孩子们（也是为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王尚文教授曾有过犹豫。他当时正在编写浙江省语文教材，身体不好，非常瘦弱。他知道这件事不是挂名，而要倾注极大心血，所以朋友都劝他别参加。但他跟L教授说：“犹豫之后决定，豁出老命也要干，我是为你这个人所感动……” 　 几年前，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位年轻的女编辑给L教授打电话，说有一部书稿《爱，你准备好了吗？》非常棒，是对中学生进行爱情教育的，想请他做序。当时L教授太忙了，没有时间。可过两天，女编辑又打电话来，她说：“以我的性格，你拒绝后我不会再找你，可我又看了一遍，实在是太喜欢这本书了，你能不能看一眼……” 　 结果，L教授只看了几眼就被感动了，他在序言第一句话写到：“我只是读了本书的一部分就止不住流了好几次眼泪，这是一本真正的启蒙书……” 　 本书作者就是广东珠海一中的曾宏燕老师。《读本》有关爱情的一个单元与她有关。直到编委会开会，L教授和曾宏燕才第一次见面。 　 班子初步定下来了。L教授考虑应当找一些年轻人加盟，与老专家形成观念对峙。于是尹振球、齐红伟等30岁左右的年轻教师、研究生被吸收进来。 “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 　 第一次会议是1999年9月，大家初次见面，一件小事让商友敬老师印象颇深。讨论时，L教授发表了什么意见，有个研究生马上站起来激烈反对，L教授也没在意。商老师感慨地说：“没想到这么民主，小青年可以这样反对老师。” 　 11月份提出编辑大纲，确立基本理念。1月进入大规模选篇工作，大家没日没夜地交换看法，激烈争论。 　 有一个争论是关于经典。L教授的意见是阅读经典，时文基本不选。他认为经典相对稳定化，老师指导学生读几节课，再抽一节课选当下的、学生感兴趣的文章。既保持稳定，也可以让老师更灵活。 　 可他一提出，搞当代文学的强烈反对。L教授退一步：尽量少，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吴的夫人朱珩青激动地说：什么是经典？很难说！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双方差点吵起来。“朱非常固执，一篇篇给我推荐，推荐一篇被否了，再推荐。”L教授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采取折中方案，选了一些近年刚刚出现的，“非选不可”的东西，甚至还收录了刚刚崭露头角的散文家刘亮程等人。后来大家都说，这简直是在考我们的眼光！ 　 爱情题材作品也是敏感的焦点。一次，有人提出不仅应涉及，甚至应该鼓励学生对爱情的了解和探讨……话音刚落一位老教师拍案而起：“我女儿正上高中，你鼓励我决不同意！” 　 对方也针锋相对：“第一，你反对它也存在，教育必须有诚实的态度。第二，选文要有引导作用。” 　 编委们每篇文章都视如己出。商友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你们选文章就像爱护你们的儿子，我选文章就像对待我的老子！”而就在他钟爱的古典文学领域，大家发生了最激烈的争论。 　 商老师须发皆白、风度翩翩，被编委们誉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给每册书都选了50篇诗文，但常常是，他刚刚用“带有南方腔的普通话”读完一篇古文，陶醉地赞叹：“好得不得了！”立刻就有年轻人跳起来否定：“不行！” 　 尹振球、齐红伟等尖锐提出，《水浒传》、《三国演义》不该选，从现代眼光看，《水浒传》根本观念有问题，《三国演义》宣传的又是什么？商老师急了，四大名著怎能不选？这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定论的，把这些都否定掉，怎么构建文学史？ 　 尹振球等认为，“新语文”的“新”还应表现在对“旧语文”的审视。它应在思想上继承五四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要对人们灵魂、精神生活予以关注，对古文从篇幅及观念上都要慎重。 　 双方开始还心平气和，但争论逐渐升级，吵得不可开交。后来，还是L教授采取折中方案，经常是他问商友敬，唐诗选多少，商说10首！L说不能，3首！商要求再多点，L说4首！讨价还价半天，最后也许定5首。 　 可贵的是，争论时有发生，但丝毫无损感情。我就分别听到尹振球与商友敬相互称对方是“儒雅忠厚的长者”、“一个明心见性的人”。而且，采访中几乎所有编委都说，正是由于差异引起的争议紧紧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会场上针锋相对的双方可能在场下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是会议结束，几个老师又彻夜长谈到天亮。 　 尹振球至今还清晰记得，一次讨论直到中午12点多，谁也不下楼吃饭，服务员催了一遍又一遍，争论还是异常激烈。L教授受到尹振球等几个年轻人“轮番轰炸”，突然生气了：“你们搞阴谋诡计，我不干了，你们干吧！”他走到大堂还愤怒地挥着手臂：“谁爱干谁干，我不干了！”大家全吓坏了。 　 可是，下午开会时，尹振球一落座，就看见L教授正坐在对面，从花镜上抬头望着他，偷偷地笑着。尹振球心里顿时一热： 　 “大家内心坦诚，在争论中毫无芥蒂，这是多么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是一种人生享受，这才是真同志。编这套书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广州会议期间，几位中学生第一次被邀请到会场。 　 复旦附中高三学生殷之光头天上午还不太敢说话，到后来，他已经敢挥着拳头支持《创世七日》了。总有老师招呼他：“帮我看看，中学生能接受吗？”，这是他头一次和一群老师如此充分、平等地讨论问题。他至今还记得，南师大的张中老师给他提过一个意见：有的时候，你应该更像个孩子。 　 殷之光把那张长长的书单视如珍宝，一直带到了大学校园里。有些文章没选进读本，但成为他重要的阅读参考，在大一已全部读完。 　 广东东莞中学王翔提出的顾城诗引起了老师间的争执。有人说：“他是杀人犯，道德有问题，对孩子有误导。”可有人认为，人有问题，但诗歌显然是适合孩子的。考虑再三，教育专家还是觉得，老师很难向学生介绍作者本人情况，还是没选。 　 争论中经常迸发出漂亮的点子，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比如“‘火’与‘光’的文学想象”、“爱山人与爱海人的对话”。张中教授提出“文理交融”，“同一外国作品选多种译本，且附原文”，大家拍案叫绝。 　 “他非常能琢磨！张中性格慢吞吞的，看上去挺懒散，但考虑周密，知识面宽。比如写天鹅，他提出可以找散文的天鹅，诗中的天鹅，不同的诗中有不同的天鹅，同一个题材选择不同表现形式，棒极了。” 　 齐红伟提出让差生树立信心的教育，培养心理素质，选了《心理医生的建议》。曾宏彦提出应选歌词，于是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她》、罗大佑《童年》也进入读本…… 　 夏中义、赵志伟教授亲自编选了《哲学与诗》、《美学家眼里的建筑》、《不拘一格的序跋》等专题。王栋生老师更以他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初中部分的编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亲自编选了《杂文的艺术》、《小说中的喜剧小品》等专题。专攻古典文学的黄灵庚教授也应邀为读本的古典文学部分的注释把关，将他的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融入了注释之中，为提高整体编写水平起了很大作用。还有一些年轻人如陈玉兰、邵金生、徐敏、孙晓忠等作为他们的老师的助手也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工作。编委会中还有一些“无名的英雄”。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尽量贡献自己的智慧，竭尽了全力。 　 大量选文结束后，由L教授和王尚文教授做最后全局的把握，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立篇目，给单元命名，一条条注释、一篇篇阅读建议从头编写。那一阵儿，L教授每天从早7：00一直干到深夜，到底多少工作量他也说不清。 　 “累坏了吧！”“不，”他几乎陶醉，“这是很美的享受，你接触的都是人类最美好的东西，这是很快乐的事———对话先从我们自己这儿进行。” 　 书稿改定，出版又一波三折，最终，版权落户在广西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李人凡用“眼前一亮”、“神经颤动”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它的确是精品！首先体现了开放式的语文观，不是名家名篇的简单堆砌，而是渗透了文理交融，中外汇通；其次，非常生动回答了当今素质教育问题，从语文来看，它具备了最深刻的人文品格，而以往我们的语文课缺乏这样的底蕴；第三，体现了语文建设应当和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和人格成长相吻合，培养学生做人。” 　 本书开印4万套，初中卷已售完，高中卷也所剩无几。在当年全国教育图书征订会上一枝独秀。 　 李总编在台湾认识一个出版商，向他提起这套书，说信不信，这套书肯定能被你们接纳。7月，出版商在广州买到这套书，在宾馆里刚刚读到初中，就急不可待地给李人凡打电话：“太棒了，马上买你们的版权。” 　 黄玉峰老师在课堂上没跟学生们提起过这套书。他不愿学生误会老师卖自己编的书。但他有一天，教完蒲松龄的《促织》后，又从《读本》里选了汪曾祺的《蛐蛐》，给大家朗读了一遍，还特意带了点作者的苏北口音。这两篇文章也被《读本》收录在一个单元。《促织》主人公结局无限风光，但《蛐蛐》的风格很悲凉。读到结尾，变成蛐蛐的孩子临死前对爸爸说：“现在，我的时候到了，我过了一秋，也该去了。”同学们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已经中学毕业的殷之光对这套书有一个生动描述：好像从前吃大食堂，只有这几样菜，早就吃腻了，就认为全世界的食堂都这么难吃，可换了一个食堂，哇，是自助餐，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太棒了！食堂原来也可以这么好吃！ 　 其实，L教授从心底里认为，中国最需要读这套书的是农村孩子。城市孩子的读物很多，而农村孩子没那么好的条件，“我认为我们这套书把最好的东西提供了，能让他一下子提升到最高点！眼界哗就打开了。而且农村孩子没有别的书读，就可以拼命学，读多了自然就懂了。我在山区呆过，我知道他们是真正的读者，但我担心他们还是见不到。” 　 就在几天前，L教授刚刚给湖北巴东一个农村中学生寄去了一套书。 　 “我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认识的就送一套，帮一个是一个。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也许1万人只有10个人能读这套书，但救一个就是一个。” 　 这套书全价132元，平均10元多一本。同样的书比这要贵得多，这对老师们的收入是有影响的。但他们跟出版社提出，宁愿钱少拿点，也希望便宜一点。 　 “就是为了农村孩子。”L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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