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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高度赞扬管子？

王克彬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前479年。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由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汉代起就被尊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成了历代国家政权用来作为整合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的、并有自己特征和内涵的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所在。儒学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主干，也同时扩展到东亚各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尊荣显贵远在诸子百家之上。虽说儒学在近代历史背景下曾受到过冲击和批判，但我们发现，当中华民族重新迈上复兴之路、儒学有了新的定位时，它所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特质或一种传统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是非常珍贵的，儒学于精神的根柢处，仍在支撑着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新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在世界日益传播、发扬光大的趋势，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建有孔子学院就是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儒学强大悠远的生命力，也由此可见孔子伟大而悠远的思想魅力，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尊为世界伟大的历史文化名人，成为影响世界的“十大思想家”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先哲，却很早地就把赞赏的目光投向比他还要早的管子，对管子的历史功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孔子赞扬管子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论语·宪问》篇和汉朝刘向撰写的《说苑》中，而以《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回答学生子路和子贡的问话为代表。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因此自杀，而管仲却不为其主殉身，管仲该是不仁的吧？而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意思是：“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作用。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还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说：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不去殉难，还去为相辅佐齐桓公。而孔子却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意思是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已沦为落后民族，像夷狄那样，披头散发，穿着向左边开襟的衣服。难道还要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恪守小节小信，在山沟里上吊自杀，而没有人知道吗？”在这里孔子不仅把自己一生极力推崇的“仁”的德德光环送给管子，说他大信大节，而且还认为管子辅桓称霸，实际上是挽救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命运，是造福于华夏民族的大圣人。那么要问，孔子为什么这样大力赞扬管子呢？笔者想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点粗浅看法。
第一，管子、孔子都有大一统思想，在维护周礼、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中国人的“一统天下”意识，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甚至更遥远的古代。大禹建立的夏朝，就已经统一了万国诸侯，《诗经》上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说明到周代一统天下的意识已更加明确和强烈。当然，夏商周的这种天下统一和后来的秦汉开创的统一不能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记载可见，夏商周的统一是逐步向后来的秦汉统一发展并为其做准备的。如史籍中说：“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及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直到春秋战国，还存在着很多诸侯国，但总的趋势是：诸侯国数量越来越少，范围规模越来越大，由零化整，由小到大，这为后来秦汉的统一做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长达八百年的周朝（分东西二周）更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鼎盛并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在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第一位重要的就是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管子和孔子正是这样的伟大先驱。周朝是一个以礼制为命脉的宗法社会，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两大柱石，周天子通过对宗亲的封地建国和诸侯国的层层分封，形成众多诸侯国拥戴周天子，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的众星捧月式的或是金字塔式的国家政治结构。这一结构在当时应该说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也为后来的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如果把周朝和夏商两朝作比较，无论是政治统治的人道，还是经济发展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周朝都达到了当时新的历史高度，所以孔子对此大加赞扬，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极力维护周朝的礼制。虽然到了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了诸侯争霸，但是包括五霸之首的齐国在内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无法取代周天子而另立新朝。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呼唤那种既要顺应时代需要进行社会变革，又要注意维护天下国家一统局面的伟大政治家出现，管子作为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的幕后推手和前台操作，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齐国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从而有资格和能力做诸侯霸主，但做霸主并不是对周天子取而代之，而是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以达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继续维护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目的，以便在天下稳定的形势下继续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
根据历史记载，管子本人对周天子是尊重的，而且还说服齐桓公在诸侯中带头尊重周天子，及时制止了齐桓公封禅泰山的行为就是有力的证明。在当时的形势下，维护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就是维护华夏民族的统一。不仅如此，管仲还辅佐齐桓公积极扩大华夏文明的影响，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使得中原诸侯国和长江流域被称为蛮夷的楚国各民族实现了联盟，共同拥戴周天子。《左传》中的《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一文就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的楚国虽然也被中原诸侯国视为蛮夷，但他和北戎西狄等比较起来要强大得多，开化程度也高得多，并且始终怀有与周室分庭挽礼攻伐中原诸侯而称霸的目的。为了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管子辅佐齐桓公率领中原诸侯对楚国实行大兵压境但却按兵不动而以指责楚王违背周礼不进贡包茅的正当理由，迫使楚国承认错误，实现了和楚国的召陵盟会，扼制了楚国北上并吞中原诸侯国的趋势，这为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各民族的融合，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笔者推想，在黄河、长河两大流域文明融合的过程中，淮河流域的文明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更大更快的发展，这也应看作是管子在“一匡天下”的过程中的一项伟业。管子在“尊王攘夷”的大旗下以齐桓公称霸总设计师的身份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伟业中维护并扩大中华民族的融合团结，后来春秋五霸中的其他几霸也大体效仿齐桓公，不敢随意丢掉尊王攘夷的大旗，应该看作是时代使然，也是一个历史规律。有人说管子的尊王攘夷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笔者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份是有的，但如果说是“替天行道”可能更为合适些。正是管子辅佐齐桓公维护了周天子分封的中原诸侯国的农业文明，才避免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和民族的分裂，所以孔子才充分肯定管子维护中华文明的历史功绩，指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对此评价，管子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管子的历史作为符合孔子心目中“大仁”的境界，是仁的最高标准。什么是“大仁”？什么是仁的最高标准？这要从孔子儒学中“仁”的基本内涵说起。管子去世九十四年后孔子出生，孔子生活时代和管子所处的春秋早期相比，“礼崩乐坏”的程度更为严重，生活在“周公制礼”的鲁国，孔子为了挽救这一礼崩乐坏的局面，按周礼的精髓创立了儒家学说。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学，是讲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这一儒家伦理型人学内部有两大支柱，一是仁学，二是礼学，而仁学又是儒家人学的内在精髓。（见牟钟鉴所著《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齐鲁书社2001年8月1版第56页）有人统计，在《论语》一书中，就有一百多处讲到仁的问题。孔子的仁学中最普及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仁者爱人” 了，但是“爱人”能概括或代表仁学的所有内容吗？显然不能，读《论语》的人都能发现，孔子每次讲仁的时候，对象、内容等都不一样，到底仁是什么，由于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历来对仁的解释和见解都莫衰一是，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仁的理念有“爱”的成份，但爱只能是仁的一个开端，而不能概括仁的整体内涵，那么怎么理解《论语》中孔子论仁的所有涵义呢？邵耀成先生所著《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把孔子的仁分析成五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仁的笃实品质；二是指爱人，包括同情心和兼爱思想；三是指修养仁的道路，包括仁道和修仁；四是指仁政；五是指仁的境界。笔者认为孔子赞扬管子“如其仁，如其仁”，就是指管子那种仁的境界，是大写的仁，属于仁的最高层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上文谈到的对楚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既是为了维护周天下的统一，也体现了管子辅佐桓公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是以德义为先，并不是穷兵黩武，而是处处体现了“仁”的境界。为了尊王攘夷，管子对受到夷狄侵扰的中原弱小诸侯国几乎是有求必应。当北方的狄人进犯中原的邢国时，邢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因为劳累本来打算休整一段才出兵，而管子对桓公说：“戎狄的性情如同豺狼，贪得无厌；诸侯国都是亲戚，不能抛弃不管”。于是齐国出兵，狄人撤退。后来狄人再次进攻邢国，邢国再次向齐国求救，桓公率诸侯国击退狄人进攻后，考虑邢国都城离狄人太近，决定帮邢国迁都，迁都时不但邢国的财物器具一无所损，齐国还送给邢国百辆战车和一千名带甲的士兵。邢人迁到新都后，如同到家一样，史称“邢迁如归”。后来狄人进犯卫国，卫国丢掉了都城，国家也被灭亡，而齐桓公在管、鲍策划下，击退了狄人，扶立了卫国新的国王，建立了新的国都，使卫国人忘掉了灭国的耻辱，史称“卫国忘亡”。“邢迁如归”和“卫国忘亡”两个故事说明管子辅桓称霸是对诸侯国实行人道帮助，即使对被称为夷狄的部落或国家，只要他们不进犯中原诸侯，也都能相安无事，如进犯了，赶跑了事，并不以歼灭为目的，尊王攘夷而不是尊王灭夷，充分说明管子对夷狄也是讲人道的。不仅如此，管子辅桓称霸时在国际交往中也不忘周礼。有一次齐桓公帮助燕国击退山戎进攻后，燕庄公把齐桓公送出燕国国界很远的地方，显然超出了诸侯相送的礼节，只有诸侯送周天子才能这样，于是齐桓公按照管仲的意见，把燕君送出国界所到的地方都割给了燕国。由此可见，管仲辅桓成霸，基本是按照“仁”和“礼”行事的。所以历史上对春秋五霸特别是管仲辅佐下的齐国称霸，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史学大家吕思勉在所著《先秦史》中指出：“盖齐桓之长诸侯，犹颇能遵旧典，守信义，非后来霸者所及也。”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国语·管仲教桓公亲邻国》的题解中认为，管子辅桓成霸的外交政策是：“反侵地，正封疆，亲邻国，伐无道”，并认为“春秋霸业迥异于战国霸业，春秋霸业更带有王道特色”。《国语·桓公率诸侯而朝天子》的题解中也指出：桓公霸业并不在侵取土地，吞灭诸侯，而在臣服诸侯，达到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的目的。应该说这些评价是客观公允的。正因为管子辅桓称霸过程基本是以王道成霸业，体现了后来孔子儒学的仁学和礼学的精神，所以孔子才大力赞扬管子“如其仁，如其仁”，这个仁不是普通老百姓个人之间小爱小惠小节小信之仁，而是一个明智的大政治家在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变革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施行的大爱大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大写的“仁”字。
从以上可知，管子辅桓称霸，既是维护了周天下的统一，又体现了后来由周礼而产生的儒家学说的仁、礼观念，所以史学家吕思勉说齐国称霸“能遵旧典、守信义”，而管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因此笔者认为后来孟子说的“春秋无义战”是不适用于管子辅桓称霸的历史的，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和强调，否则我们无法正确认识管子的历史地位。
第三，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孔子和管子心有灵犀。虽然管子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早，但都是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两人的出身相似，都是由贵族变为平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是宋襄公的五世孙，属于殷纣王庶兄微子的血统，后来孔父嘉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祸连子孙，其后人逃亡鲁国，家道中落，变为贫民。管子也应是周王室贵族，具体情况已不可考，后由贵族沦为平民（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细说）。孔子三岁丧父，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做过看管仓库、管理牛羊之类的小官，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二十岁开始创办私学，又因鲁国内乱逃到齐国，不受重用又返鲁办学和研究学问，五十一岁始任中都宰，第二年升任司空，又很快升为大司寇，虽有政绩，但任职不长，因对鲁国政治感到失望而愤然出走，带领弟子从五十五岁开始了十三年的周游列国活动，历经卫、宋、陈、郑、蔡、楚等诸侯国，向所到国的国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但不被重用，反而历经磨难，几次陷入绝境，甚至在陈国因遇战争而绝粮七天，饿得站不起来。十三年东奔西走，牺牺惶惶，“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最大的功绩是开创我国历史上私人教育，创立了儒家学说，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但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直到汉武帝时才开始受到尊崇。管子的人生和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少年丧父，母寡家贫，为养活家庭年轻时经商，做过养马等杂役，三次当兵、三次做官都不顺利，后来作了公子纠的师傅，但在齐国纠、白两公子的政争中因箭射小白带钩，差点被杀丧命，虽有鲍叔举荐被齐桓公授予相位，但初始并不被信任重用，是靠自己的赤胆忠心和大智大勇才赢得齐桓公高度信任而创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
除了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外，在人生态度上孔子和管子也有基本一致的地方，那就是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主张“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而管子一生都在践行“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信条，正因为孔子和管子有很多类似的人生经历和态度，所以才使孔子能深入到管子的心灵深处，能理解比他还早的历史伟人所建功业的真正意义。管子由于遇到了齐桓公这位善于用人识才的明君，所以才实现了自己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孔子同样有匡时济世的情怀，但由于生不逢时，没遇到齐桓公那样的明君，所以才一生不得志，只有在开办私人教育和人类灵魂塑造上别有建树。根据孔子在短暂的司空、司寇官位上的大有作为和周游列国时宣传的主张，笔者推想，在孔子的思想深处，管子类型的功业才应是孔子真正心向往之而又非常羡慕的事情。
孔子对管子的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但却是有所保留的，在高度肯定评价管子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却又指出管子的“器小”和“不知礼”，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的，“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要从两位伟人所在诸侯国文化传统及所从事历史伟业的性质和看问题的角度等方面来稍加分析。管子是一位重实际、重改革的治国政治家，而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以重谋略、讲实际、倡改革而著称，这种传统对管子不可能没有影响，因此为达到带有功利性质的治国目的而有所不拘小节也在所难免，所以才有管子向齐桓公要权、要利、要名的故事，也就成了孔小指责管子“器小”的口实。但在管子看来这都是为了治好齐国的需要，治国实践是一个错缩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说几句漂亮话就能办到的，一切要看实践的检验。而孔子生活在周公制礼的鲁国，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周礼既完备又琐细，孔子从小就受周礼熏陶，十五岁时就立志成为一个懂礼的学者，十六七岁就以知礼而闻名，他没有管子那样受到国君高度信任并让其放手治国的全面实践的体会，但却有按照周礼，按照他自己所创立的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使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几乎是完人的美好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会和管子完全一样，因此对管子公开接受“市租”、有“三归”、“反坫”等不合周礼的做法自然要提出批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司马迁说：“管仲，世人都称他是贤臣，但孔子却轻视他”。不过，司马迁毕竟是个伟大的史学家，他对被“孔子小之”的管子作了如实的记载，指出：“管仲的财富足以和公室相比，他有三归高台，又有反坫，但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看来世上最公正最宽广的还是老百姓的心胸。
有专家指出，在汉代之前，管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应不在孔子之下，但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地位直线上升，而管子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到了宋朝理学兴起后，管子地位下降更明显，直到晚清中国政府衰败，国弱受欺，人们才重新发现管子学说强国富民的实用价值。受到孔子高度赞扬的管子为什么和孔子地位长期以来有如此悬殊呢？《管子解说》（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编著者张小木先生认为大体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最高统治者尊儒的意志变成了国民的意识形态；二是管子的实践和学说着重治国大事，离百姓日常生活较远，而孔子的儒学是重点讲个人修身和人际关系的学问，在老百姓看来既切近，又实际，所以接受的快，关心的多。加之孔子也对管子有批评，特别是到了孟子，对管子批评更多，对管子辅桓称霸的“仁政”、“仁的境界”强调不够，所以管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历史的大误会。人们常说儒家学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源头，实际上应该是齐鲁文化相提并论的，齐文化的代表就应该是管子。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从管子治国实践和学说中发现了其他诸子学说中多有忽视而管子早有实践和阐述的强国富民的光辉思想，发现其资政治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贡献，从而更加重视管子，研究管子，宣传管子，借鉴管子已蔚然成风，前不久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讲了《名相管仲》，相信人们对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管子将会有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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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管子文

冯传礼

管仲夷吾   故里管谷
出生之年  恰逢戊午
少年家贫   结识鲍叔
总角相交  习文练武
射蛇让金   仁德初露
为贾经商  共享甘苦
失马复归   迷津问母
筑台避水  疏浚沟渎
万杠分金   初识召忽
引荐入朝  分傅白纠
保主避难   立志鸿猷
兄弟争王  射白中钩
桓公挟仇   鲍叔力救
荐贤让位  终事明主


英主贤相   大展宏图
诸侯会盟  运筹帷幄
尊王攘夷   革新鼎固
兴灭继绝  猃狁却步
民本和谐   九合一匡
富国强兵  建国兴邦
长淮清颍   泱泱流淌
管鲍之交  万代颂扬
经世之道   立说传后
《管子》存世一座文库
百家诸子   无出其右
至圣先师  以仁许仲


古往今来   颍人怀旧
有识之士  三管研究
四八庙会   祭祀管鲍
肇始至今  不改风貌
二千年后   欣逢盛世
管学升温  见仁见智
传统庙会   文化节替
管研提升  省级学会
亘古而今   代代敬仰
鼎俎醪酒  伏惟尚飨


2010年7月10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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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治国思想及其齐文化特征分析

高 建 立


  摘 要:管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相齐期间，对齐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使齐国很快发展起来，并成为春秋霸首。管子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不但体现了齐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的鲜明特色，而且也大大丰富并发展了齐文化，使得齐文化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之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管子；治国思想；齐文化


   管子，名夷吾，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用其臣民，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出兵以万数，士方行东西南北无抗”[1]，使得齐国“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通货积财，富国强兵”[2]，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梁启超评论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梁氏评价可谓高矣！管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该书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一部著名的子书，它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诸领域。本文试对管子的治国思想进行分析，并就其思想的齐文化特点谈点看法。

一、 强国富民的政治经济思想

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国，重农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根本。所谓“民以食为天”，就是强调发展农业的极端重要性。管子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自然有着浓厚的重农思想。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4]认为统治者要想统治人民，必须注重发展农业，开垦荒地，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多生产粮食，才能富国安邦。同时，他还把从事粮食生产与称王称霸联系起来，认为“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5]。认为只有多生产粮食，并且有所储备，才是称王成霸之道。它还进一步指出：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5]。只要增产粮食，就能吸引人民，招引财富，开拓疆土，并认为“粟者，王之本事也” [5]，明确指出了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5]。它还以先王为例，指出先王之所以得民心，一统天下，就在于先王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民移众，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5]。只要能够发展农业，增加粮食收入，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听从调遣，国家也就很好统治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5]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国家大乱，社会动荡，使政权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管子发展农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调整土地，发展农业。
他说：“地者政之本，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6]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用来调整政事。管子还认为，春夏秋冬，农时长短，昼夜更替，都属于阴阳之变，阴阳运动是有常度的，“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6]非人力之所为，只有土地可以用来调整政事。所以“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否则，“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6]因此必须调整土地，合理利用，才能有利于农业发展。
其次是合理安排农时，兴修水利，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
管子认为，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国家要经常派人“行乡里……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劝勉百姓专心务农。同时还要注意因地制宜，顺应天时，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7]另外，它还主张兴修水利，“决水潦，通沟渎，修章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悍，有所输获。” [7]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使农业旱涝保收。这些思想对现代农业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管子认识到，统治者必须爱惜民力，实行惠民政策。
   一次桓公问管子有关治理百姓的方法，管子回答说：“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8]意思是说，治理百姓，不能单靠刑罚恐吓，强力禁止。而应了解人民疾苦，广施仁政，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9]，故此，“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10]，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国富民强。所以为政者必须“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殃苦，令不行。”[9]如果做事任凭主观想象，滥用民力，不管百姓死活，那么，即使政令再多再严，也不奏效。
另外，管子还把重民看作治国安邦、称王称霸的根本，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11] “古之圣王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12]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诏而民自至。”[13] 。管子还以圣人之所以为者为例，指出治国必须“善分民”[6]，即分利于民，与民同利，所以圣人必须“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6]。主张国家有事则取之于民，无事则藏富于民。另外，统治者还必须为百姓谋利益。“民恶忧劳，我侠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4]；“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14]。
民是国家的基础力量，管子特别强调为政者必须爱民、亲民、施德于民。他说：“人主之所以使天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 [13]只要为政者施行仁政，爱民亲民，给百姓以惠德，那么，百姓就乐于为其统治。有道的明君就是这样做的，“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以实行福利措施来吸引百姓。如果“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只有“爱施俱行”，才能够作到“说君臣，说兄弟，说父子。”[9]因此“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导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以事胜任矣。”[9]

二、以法治国、礼法并重的法治思想

管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实行法治，依法治理国家。
   首先，管子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保障，只有依法治理国家，才能国富民强，社会安定。他说：“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 [10]强调了法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他还把法列为“国之重器”，认为“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国安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15]明君治理百姓最根本的莫重于法令的实施，要想使老百姓服从统治，就必须“法立令行”， “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16]所以“治国使众莫如法”[1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废法而治国”，如果废法而治国，“即使明智高行”，也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16]，甚至会导致“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若“法度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因此，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18]。
  其次，主张赏罚分明，依法办事。
   管子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17]，认为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制度，统治者必须“当于法者赏之，危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因为“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赏禄不可不重也。赏禄加于无功，则民轻其赏禄；民轻其赏禄，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10]。所以，统治者必须执法严明，不以个人好恶、亲疏、远近来行法，“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如果“喜以赏，怒以杀”，则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耳”[9]。所以统治者必须作到“不知亲疏远近、贵贱、善恶”，均“以度量断之”[18] “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人，不自擅也。故能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19]。同时还主张赏罚信实，认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10]。如果赏罚不落实，要感化别人是办不到的事情。其“杀戮必信”的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主张审慎用法，反对滥用。
管子认为：“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慎。刑罚不慎，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 [10]说明了慎用法令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办事不合法令，“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管子还说：“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生；符籍不审，则奸民生；刑罚不审，则盗贼生”。所以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19]。
   管子虽主张严明法治，但又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罚蘩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4]。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司法实践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礼治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重要的治国之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礼当做治国安帮的一大法宝，用繁琐的礼仪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行为，以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服务。管子作为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也把礼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他说：“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仪者，尊卑之仪表也。故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 [13]意思是讲，仪法是万物的准则法式，法度是万民的仪表，礼仪是尊卑的仪表。君主的举动不合乎礼法，违背了礼仪，政令就很难推行，因此必须重视礼仪，才能使国家有条不紊地发展，否则“民无礼仪，则上下乱而贵贱争”[9]。
他还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4]，把四维看作巩固国家的准则。所谓四维即是礼、仪、廉、耻，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并认为“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避恶，耻不从枉”[4]。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果真如此，那么，“不愈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避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4]。
   此外，管子还奉劝统治者不但要重视四维，注重大礼，还应看重小礼，并且特别强调了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治小耻的重要性，并把这些当作治国之根本。《权修》篇中对此作了论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饬也。小耻不饬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只有懂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才能作到行大礼、大义、大廉、大耻。
   管子还主张实行等级制度，并认为只有分清贵贱尊卑，才能治理好国家。《乘马》篇中指出：“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不正则不可以理也。”认为朝廷是贵贱等级名分的载体，朝廷爵位安排得当，人民就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主张“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因此，“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如果“君臣无分，上下无别”，就会导致“法度废而不行”[17]，那时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
      
三、重德尚仁、举贤任能的人才思想

   治国在用人，只有选贤任能，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因此管子非常强调人才的作用，注重培养贤良之士。他认为，人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从长远利益考虑，培养人才是必须的，如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10]认为培养人才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因此，“治之本二，一曰，二曰事”[9]，把人列在了治本的第一位。
国家培养人才固然重要，但发现人才也很重要，对人才视而不见，不善于发现利用人才，则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管子指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4]。那么该如何利用人才呢?”管子说：“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 [10]，“信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13]。所谓明主也正是这样作的，“度量人之力所能为，而后发焉”。根据每个人的才能，量才任用，就可作到“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13]。此外还主张举荐贤才，认为“闻贤而不举，殆；…．见能而不使，殆”[16]。明确提出在选拔人才时要注意三点：一是举荐贤要广，“求天下之精才”，“远举贤人”[20]；二是“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强调“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7]；三是“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主张“察能授官”[10]。管子强调举拔贤才要举拔那些有德有能的人，应把德行放到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限制。只要举才得当，为政者就可以“坐而收，其福不胜收也”。若不当，则“官不胜任”，即使“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21]。除此之外，他还以明君举贤用才为例，阐述了择人之法：“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17]。人事的安排对于治国是非常重要的，用人必须量才，否则用错了就会贻害国家。 管子明确提出：“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否则的话，就会导致“良臣不进”， “劳臣不功”， “才臣不用”[7]。因此，他提醒统治者必须注意四点：“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之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 [7]。并把这四点称为“安危之本”。
   此外，广开言路，积极采纳别人的意见，对于统治者是非常重要的，管子很强调这一点，认为“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非治国之道，只有广开言路，多方听取意见，才能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用来治国。有道之君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好，就在于他能够“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如果能作到多方听取意见，那么“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而昏君却与之相反，“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以致于“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蒙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17]。管子还主张，凡是合理化建议都应虚心听取、采纳，不应有亲疏、远近之分，“毋曰不同生(即“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4]。要“如地如天，何私何亲”[4]。要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没有什么偏私偏爱。《桓公问》中有一段桓公与管子的对话，管子以古为例，劝奉桓公广开言路，他说：“黄帝明台之仪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生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庭之街，以观人词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可见广开言路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还说：“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13]明君只要依靠有识之士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国事，就会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
  
四、管子治国思想的齐文化特征分析

齐国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齐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曾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史书记载，齐国所处之地是“海滨广斥”、“海物惟错”、“厥土白坟”[22]，属于沿海国家。特殊的地理特点，形成了齐国开放性、兼容性的文化特点。这些特征也体现在管子的治国思想中。
1.管子治国思想的开放性特征
班固在描述齐国的情况时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23]，因地制宜，采取“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24]的工商立国政策，确立了齐国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基调。到了桓公时期，随着国土的开拓，国力的增强，管子采取了“四民分业”的政策，在着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兼顾工商之策，很快使齐国国力大增。齐国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多得力于此！
前文已经讲到，管子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但管子并没有把政治眼光束缚在农业的发展上，而是采取开放的姿态，继承了齐太公的治国方略，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注意并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并且对从事工商者实行分业定居的政策，认为“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甚至使“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25]。管子不仅鼓励国内百姓从事工商业的经营贸易，而且还制订了许多政策，鼓励其他诸侯国商人到齐国贸易，并且专门推出优惠的政策，如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等鼓励境外商人投资。这些都为齐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此外，在人才政策上也体现了管子治国思想的齐文化特征。
管子认为，治国之道，贵先得人。他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不但要重视国内人才的选拔使用，而且要“远举贤人”[20]，网罗天下俊才为齐国所用。管子甚至派出游士，“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20]。
管子还主张广开言路，认为只有多方听取意见，把好的建议吸收进来，融会到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中，才能使制订的政策更加切合实际，更加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在《桓公问》中，管子提出了建立“啧室”的问题，主张人们在啧室自由发表意见，收集后供决策参考，主张对于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的人进行奖励。这些开放性的措施，在今天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2.管子治国思想的兼容性特征
   齐文化具有突出的兼容性特征，在姜太公治理齐国时，就实行“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到了管子为相，又大力提倡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推行霸业。在称霸的基础上，齐国频繁会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交往，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形成了齐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管子的治国思想也体现了齐文化这一兼容性特征。
   管子在其治国方针中吸收了早期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强调实行法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否认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世之仪表也”[17]，因此在国家管理中必须严明法令，并且认为，“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法令是治民的根本有效的方法，人民要必须“唯令是视”[17]。管子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礼仪的教化。他认为，“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4]。
   管子认为，治理国家，实行法治是很必要的，没有法治，国家就会陷于混乱，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使国家安定。但管子也并非完全沉溺于法令，他也认为礼仪教化也能起到很好的管理效果，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所以他的治国思想中明显体现了以法治国、礼法并重的思想特点。
  另外，在治国实践中，也体现了兼容性特征。管子继承了太公的发展工商业的方针，在着力发展农业这一根本的同时，也提出发展工商业。作为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法家是主张抑制工商业的发展的。但管子在其治国思想中很好地协调了这一矛盾。他一方面大力强大发展农业，另一方面也适当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但这种鼓励是有条件的，主流思想还是发展农业经济，如说：“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10]。从管子的治国实践上也可反映出鲜明的齐文化兼容性特征。

管子相齐，使得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与管子丰富的治国思想与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管子提倡的发展农业、主张法治、重视人才、集思广益、惜民惠民等等，不但丰富发展了当时的齐文化，体现了齐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特征，而且对于新时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明.朱长春.管子榷[M].
[2]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M].
[3]梁启超.管子评传.序论[M].
[4]管子.牧民[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5]管子.治国[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6]管子.乘马[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7]管子.立政[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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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管子.版法解[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0]管子.权修[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1]管子.霸言[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2]管子.五辅[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3]管子.形势解[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4]管子.禁藏[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5]管子.重令[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6]管子.法法[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7]管子.明法解[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8]管子.任法[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19]管子.明法[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0]管子.中匡[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1]管子.君臣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22]尚书.禹贡[M].
[23]班固.汉书.地理志[M].
[24]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M].
[25]管子.小匡[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商丘师范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政法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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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杰出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军事家

千古第一相管子第113代孙

管 捷


    管捷，男，中共党员，大学中文、法律专业；1968年5月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1986年11月参军至河北省承德市，同时从事新闻工作。

   

1994年转业到北京市昌平区工作后，历任镇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区广播电视局办公室主任、区有线电视台副台长，现供职于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部队两次荣立三等功，在数十家报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新闻作品近千篇，作品多次获奖。

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天地之间》（1、2）、《托塔神工》、《光明执子》，史论《与老祖宗聊天》，文集《岁月如歌》。策划主编散文集《梦兮化笔谈》。曾获《人民文学》报告文学一等奖，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2003年度报告文学特等奖，2004年“中国时代新闻人物”报告文学特等奖，2006年度全国作家金星奖。

    现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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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作者：赵焰






在我看来，这位出生于安徽颍上的一国权臣，应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显然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如果把管仲与孔子进行比较，更可以看出管仲的不凡了。孔子虽然在《论语》中自夸：“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得容易。孔子五十二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相反，因为杀了一个少正卯，限制了鲁国的思想自由，也影响了鲁国的经济发展。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像管仲那样教育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外交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了。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就能将国计民生的问题解决。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但以此为方法，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从现代政治的角度可以看出，管仲的才华，除了表现军事和政治之外，还表现在经济、哲学、法律、外交、教育、人才、管理以及道德伦理等各方面，既有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经验，也有相关的理论总结。按照常理来说，这样一个开拓政治局面，影响历史发展，并且导致社会产生巨大变化的人，应该是有崇高的思想地位和历史地位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管仲的地位，似乎远远低于同时代那些怀才不遇的“空谈者”，比如孔孟、老庄等。连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只是将管仲列入《管晏列传》，总共只有数百字的篇幅。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有晚清时的梁启超算讲了一句公道话，认为管仲是“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现在看起来，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在《论语》中，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两处，一处是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 ”孔子的问答是：“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意思是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即不算廉政。另一处是子贡和子路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的回答是：“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张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可以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同时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谈不上一个道德完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不值得大力提倡的。



    管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想来，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于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由于不够深入，理解能力不够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算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个人的自觉，不重视人道，理性意识淡泊，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 “君子之道”更像是空中楼阁，由于缺乏对人性的深入了解，显得虚无缥缈。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但实际情况呢，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谈不上“善”，也谈不上“恶”，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有问题，决定了“君子之道”的整个哲学体系有问题，也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无法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又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也是一个制度的创造者。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和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已变得相当渺茫了。因此，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很难通过当时的世俗人心去比较和鉴别。这样的方式，使得历史的整理者很难，也无法体会一些管理者的高妙和良苦用心。再加上历史的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经验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这当中的反差，或许，还有人性阴暗的成分吧。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看起来细枝末节的问题。



    因为这样的思维习惯和传统，中国文化对于那种实际上迂腐，却更有悲壮的色彩的方式更为推崇；或者，推崇洒脱而富有游戏精神的老庄。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则更纯粹，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并且，像孔孟和老庄，一辈子都在“修身”，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的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地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节选《名与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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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中国古代的姓、氏、名、字、号

      
　　平时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要想与之沟通，总要问“您贵姓？”“您尊姓大名？”我们国家举行重大会议，公布人事安排，凡有多人担任同样职务，或其他场合如书的编者、作者为多人时，排顺序往往是“以姓氏笔划为序”。那么什么是姓氏？姓、氏是一样的，还是不同的？名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看古书，、古典戏剧时往往会碰到同一个人在他的姓名之外，又有字、号的情况，有时还不止一个号，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称呼。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里就来谈一谈这方面的知识，
主要讲一讲姓、氏、名、字、号的历史由来及演变情况。
　　一、姓
　　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姓是怎么来的？人们推测，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
　　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赢（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瞒）、允等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所以，人们推测，姓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我们这里可以罗列几个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姓的数字。
　　①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长期作为儿童识字读物的《百家姓》（北宋钱塘无名氏编），共收入502个姓氏（其中单姓342个，复姓60个。开头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②宋代郑樵《通志·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有1745个。③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开头曰：“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④清代康熙帝亲自审定《御制百家姓》，（开头曰：“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正，游夏文章……”）⑤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但里面有异体字重复收入的情况。⑦据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汉字处1984年的抽样调查及有关专家的估计，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个以上。（气象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王大良编《当代百家姓》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目前，我国常用的姓约400个，按当时人口数算，前100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周熊金陆，郝孔白崔康王丘秦江史，顾侯郎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这100姓占全国总人口的87%以上。其中李王张刘陈5姓就有3亿多人口。李8700万、王8000万、张800万、刘6000万、陈5000万。全国各城市的大姓情况也不一样，如上海前10名的姓是：张王陈李徐朱周吴刘沈。）这个数字跟我们前面说的所谓远古即有的纯正的“姓”相去太远了。那么另外那些也被称作姓的字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字就是现代姓的主要组成部分 “氏”，下面就来介绍 “氏”。
　　二、“氏”
　　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氏”，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于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
　　从时间上来讲，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了，氏带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通签·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就很能说明二者的关系。“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顾炎武也说“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最明显的标志是《史记》，根据现有姓氏、推究它们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确定它为姓氏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前面提到过，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妫、赢等，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
　　（2）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羊、猪、蛇、龙、柳、梅、李、桃、花、叶、谷、麦、桑、麻、粟、山、水、林、木、风、云、河、江、金、石、钢、铁、玉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
　　（3）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楚、燕、韩、赵、魏、秦、鲁、蔡、郑、陈、宋、阮；司徒、司马、司空、乐正、宰、上官、太史、少正、王、侯、公孙、伯子等，由于古代封爵职官名目繁多，故此类姓很多。
　　（4）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姚（虞舜生姚墟）、东方（伏羲住处）、西门、东门（鲁庄公子遂后代封住地）、东郭、南、百里、欧阳（越王勾践，被封在乌程欧阳亭）、陶、巫、卜、医等。
　　（5）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虞、夏、商、周、殷，文、武、昭、穆、康、庄、宣、平、成等。
　　（6）其他（在姓中还有几种变种，突变情况）：
　　A、皇帝赐姓。如刘邦赐项伯姓刘。李煜赐奚廷圭（墨务官）姓李。
　　B、为避灾难而改姓。如伍子胥在吴被杀后，子孙逃到齐国，改姓王孙；陈厉公子陈完，在陈内乱后逃到齐国做了大夫，改姓田。
　　C、为避皇帝或圣人讳而改姓。如荀改孙，庄改严，丘改邱等。
　　D、嫌原姓复杂、字多而改姓。如司马简姓司或马或冯，欧阳简姓欧。
　　E、少数民族主动从汉姓。如北魏孝文帝规定鲜卑族人改用汉姓如陆、穆、贺、于等，皇族带头，由原来的姓拓跋改为姓元。
　　F、另外，拓跋、单于、宇文、长孙、呼延、尉迟、耶律、完颜，爱新觉罗等都是少数民族姓的汉语译音。有些少数民族姓在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就简化，如爱新觉罗，改姓罗，金。从以上可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
　　今天在公共社交场合的“贵姓”、“尊姓”、“按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实际上包括了古姓、氏这两方面的内容。
　　另外，古代姓氏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①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氏族略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
　　那么男子称什么呢？1、贵者称氏；2、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奕秋、庖丁、匠石、医和、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是通称。
　　②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传》），“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有人认为里面隐含了朴素的优生学。
　　春秋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两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称吴孟子。
　　③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在姓的前后加前缀、后缀。
　　A、前缀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
　　B、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赢。
　　C、加氏、女、母、姬、媪、妪等后缀，如张氏、商女、孟母、吴姬、赵媪等。
　　三、名
　　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
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 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 （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
　　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
　　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垂维佑 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
　　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
　　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頫（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五、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頫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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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董永故里


文/管用和


     
    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湖汊》的诗：“陌上青秧一色齐，菰蒲摇曳夕阳低，渔舟归晚无须唱，时有鸥凫自在啼。”这首詩写的是我的老家的情景。我的老家就在孝感县王母湖的一个湖汊边，名叫管家汊。

    其实，我并非土生土长在那个地方，而是在离她将近二十里地的外祖母家。但我常常回到管家汊，看望我的伯伯、叔叔、婶婶和哥嫂。那里的湖光水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湖汊子是非常迷人的，一汊分开东西，菖蒲芦苇丛生，野荷摇曳。岸畔杨柳垂荫，轻舟维系，渔网牵挂。村庄临水，竹篱瓦屋茅舍相连相挨着水田阡陌。禾浪滚滚，鸥鹳声声，蛙鼓阵阵，全然是一幅美丽的水彩风景画，一支天然的田园交响曲。

    小时候，我常常站在湖畔堆积的贝壳小山包上看湖，看那粉荷垂露，盈盈欲滴，嫩蕊摇卉，金丝飘逸，红蜻蜓歇在红莲花苞之上，水中倒影历历。一片绿荷叶的海洋，五光十色，美不胜收。我尤其喜欢看那些在湖汊飞翔的水鸟，青鹃、白鹭、黑鹳、野鸭，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飞禽。那矫健的翅膀，优美的姿态，自由地翱翔，时高时低，时远时近。有时贴着水面疾飞，有时在低空缓缓盘旋，有时忽然从空中扑向湖里。他们一边飞着，一边叫唤着，叽叽啾啾，如歌如诉，此呼彼应，好不自在快活。

    在夏季水涨时节，遥望远方，碧波潋滟，坦坦荡荡，一望无涯。只隐隐约约看到湖对岸的踪影，有时连一点影子也望不到。浩淼无际的水天世界，带着柔情，带着蜜意，带着神奇的景象，使我想入非非。这广阔的湖水，究竟有多深多远，湖里除了鱼以外，还有些什么呢？听大人说，湖里有水晶宫，还有金船金网。许多的神话传说，使我对湖充满了神秘感。当太阳出来，霞光铺出一块明镜，金波银浪闪闪烁烁，水中一片灿烂，雾气腾腾，变幻莫测。恍惚间，有驾着彩云的仙女，袅袅地在湖上飞翔。似乎天上王母娘娘的小女儿七姐又回到了王母湖上——我的老家她本身就是全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啊。自从我记事时起，就知道她是“二十四孝”中的董永和七仙女结为夫妇的地方，所以称作“董永故里”。除了王母湖，在附近还有董永的坟墓以及仙女池、升天台和董永曾经耕作过的董湖等等遗迹。加上故乡另有一个著名的孝子孟宗，孝感县的县名就由此而得——孝感即孝行感天动地的意思。当然，长大了，从书本上得知董永原是山东人，在兵荒马乱中逃到此地，不幸丧父，因贫困而卖身葬父。而七姐则是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编出来的神话。说明家乡的人对于善良、忠厚、老实、勤劳，行孝道的人是十分崇尚的。好心肠的人必有好报，家乡人笃信只有高尚的人品的人才是最得天道、地道，才是真正的做人之道。

    住在湖畔的管姓，分为大塆、西塆、岗上塆、管家塆、小塆等好几个村庄。乡亲父老以种田和打渔为生。因为经常遭到水淹，几乎家家都有渔船。我的两位堂兄，曾经驾船将我带到湖中捕鱼。那看似风平浪静的湖水，到了湖中，才知风不平，浪也不静。小船颠颠簸簸，摇摇晃晃，没几下我就晕头转向了。我的那位大哥，却稳立船头，用一人多高的麻罩作业，小哥则在船艄操着双桨。那麻罩形似一个巨大的喇叭，竹木作骨架，外面罩着麻网，搬动时非常吃力。大哥将大罩罩入水中，然后用一根带叉的长竿在罩中试探，上下搅动。如果有鱼，它就会撞罩。这时，大哥便迅速将罩衣放下，鱼儿就钻入了网罩之中了。干这种活儿，不仅仅需要体力，还需要十分灵敏的感觉，动作得十分麻利。不然，鱼入罩里，却浑然不觉，或者放网起罩行动迟缓，就别想捕到鱼了。一天罩鱼下来，人的骨头都要累得散架。那天，捞捕的收获不太理想，我这个坐船观渔者却冷得瑟瑟发抖，几乎呕吐。

    “近水识鱼性，近山知鸟音”，乡亲们捕鱼的方式方法和渔具是多种多样的。有丝网、拖网、旋网，还有卡子、花篮、滚钩、罾与罩等等。王母湖有一种特产的银鱼，二寸来长，浑身无鳞，雪白透亮，格外名贵。但捞捕时却十分的辛苦。一般要在寒冬腊月冰天雪地里作业。那网，织的十分精密，大而长。我虽然没有去看过捞捕银鱼，却在家里帮着选择过它。因为捕回的鱼儿往往是鱼虾螺蚌和杂草烂渣混在一起，需要用竹筷将银鱼一条一条地选出来，又一条一条地放置在簸箕里，还不能让其互相粘连，然后晾晒风干。得好几斤鲜鱼才能晾晒成一斤干银鱼。寒冬腊月，做这样一种既要十分细致又要特别有耐心的活儿，真还不容易。我帮着婶婶和嫂子做了一会儿就冻得指头生疼，浑身不自在。就甭说在寒风刺骨的湖上捕银鱼的人是多么的难受了。

    我不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自从参加工作以后，就很少回老家，对那里的人比较陌生。而老家的人，对我的名字却很熟悉。每次回去，他们对我总是分外亲热。除了对我问寒问暖，还向我讲述家乡的近况和他们的家事。尽管面生，言谈起来却犹如老熟人，老朋友，老知己。从乡亲们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大兴围湖造田，王母湖大部分被垦为田地，剩下的湖只有一小半了。现在的管家汊已没有汊子，鱼没了，虾没了，当然船和网也没了，那些常来的水鸟也不见踪影了。值得高兴的是，一条宽阔平坦的国道从管家汊旁边通过，南来北往的车辆如梭，交通十分方便。公路上横跨着一座标牌，标牌上面赫然题着“董永故里”四个大字。塆子里的人早就没有以捕鱼为业的了，多数人在种田，除了种粮食作物，还种植莲藕蔬菜等经济作物。也有不少人出外工作，当干部的，做生意的，搞建筑、运输业的，打工的。塆子里还出了几位大学生。有的人家富裕了，盖起了楼房。没有了湖汊，消失了许多的美丽，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不过，我还是有幸被当地的区政府邀到离此十余里地的王母湖中游了一次。残留下来的湖中没有那么多的水草，湖水浑混的，也没见水鸟光顾。整个湖是一个国营的渔场。当然，生态环境已经改变，湖里很少自然生长的鱼，全靠人工来养殖了。我知道，今日的王母湖再也不是当年的湖了，一切都已起了变化。但乡亲们的亲情和友情依然，品格依然。他们都知道我还能写点儿诗文，为我感到骄傲，把我当作有了不起的学问的人，对我倍加尊崇。我没有为乡亲做什么事，感到十分惭愧。那一次，当地的区政府还特地送我去游览了重新修整过的董永墓，并要求我写一首旧体诗刊印在他们编的区志上。我虽然对旧体诗一知半解，还是硬诌了一首。诗曰：

                        一片春云似梦生，                天助凡夫天永爱，

                      槐荫隐约半分明。                地留仙迹地长灵。

                      潇潇雨洒董郎泪，                民心最是吾乡好，

                      飒飒风扬七姐声；                兼备上苍人世情。



                         附：遵管家族人之嘱写  管家汊渔歌  载入《管氏族谱》

               1                                               6

管家田少地汪洋，澹荡烟波耕作忙，                  茫茫蔼蔼水溶溶，湖汊环村月色浓，

浪里渔舟耕沃土，湖中热汗播棉粮。                  清晓渔舟争出动，星光缭乱碧波中。

               2                                              7

水汊林边四五家，日闻鸥唱夜听蛙，                 出门就把波涛踩，进屋带回风浪来，

星晨渔出船离去，青草滩头浪打沙。                 湖上汊中常往返，村民道路水中开。

3                                              8

杨柳数棵傍水栽，蛙歌时送小船来，                 绿水平铺接远天，荷花红近柳林边，

家家不用种花草，自有芳莲映屋开。                 半湖莎草萍香染，满汊渔舟弄夕烟。

4                                              9

菰蒲满汊草萋萋，垄上新秧一色齐，                 青芦拂水弄斜辉，篱落数家作晚炊，

放眼蓼花萍穗里，耳边鸥鹳竞相啼。                 日暮渔舟归紫霭，一行白鹭绕湖飞。

5                                              10

蛙鸣雨后嫩秧齐，绿树围湖影暗堤，                 一带瓦房碧水镶，荻花摇影舞斜阳，

屋畔村前横小艇，鹁鸪唱罢鸫鸡啼。                 船归小汊烟霞里，群雁横天唱晚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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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超0712

管淳——湖北省时事报道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管淳，男，1954年12月出生，湖北孝感人。中共党员。主任编辑。1981年1月毕业于武师孝感分院中文系。1984年7月调孝感日报社从事记者、编辑工作，先后任经宣部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等职。最近的10多年来，每年发表10余万字的新闻作品，先后参与了《首届中国地报获奖新闻》、《再造孝感》等多部著作的编辑出版，累计获省及省以上新闻奖80余件，并有多篇新闻业务论文在省以及中央级新闻业务刊物发表。先后被孝感市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湖北省首届记者节优秀新闻工作者。现任孝感日报社副总编辑、孝感市作协副主席、湖北省时事报道专业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