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孝感文史资料专辑》

管季超0712

张鸣：辛亥革命的五个岔路口
时间：2011-03-29
来源：随笔  作者：张鸣

　　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雨果说过，导致拿破仑最终惨败，一蹶不振的滑铁卢战役，败因无非是拿破仑援兵的向导不好，以致失路误期，否则，败北的就可能是威灵吞公爵。有的二战史专家也说，如果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前，德国军队不是莫名其妙地停止进攻，那么几十万英军就回不了英国。后面的历史怎样演，还真就不好说。当然也有人认为，当年在德国那么多次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好些十分接近成功，如果成功了一次，那么二战的历史同样会有不同的结局。中国的辛亥革命，烈度不大，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也最具变化的一个事件。整个的发生发展过程，充满了变数，面临多个岔路口，无论哪个岔路哪怕一丁点因素加了进来，历史的路径就会因此而拐弯。后来的历史，也许就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辛亥革命的第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出自她妹妹家族的三岁的溥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辛亥革命，革命党的机会，起点就是1908年。如果新政不是中途换马，不是溥仪的父亲，25岁的摄政王载沣当家，而是中年的光绪皇帝秉政，事情会大不一样。这个因戊戌维新遭难的皇帝，在汉人士绅中拥有相当的人望，加上蹉跎岁月所赐给他的经验和感悟，他一向表现出来的求新意愿，会使得新政以及立宪会沿着更平稳的路径进行。少年亲贵一系列大得罪人的措施，从汉人手里收权的皇族内阁料想不会出台，铁路国有也未必会这样冒进（四川保路运动，就打着他的上谕，抵制铁路国有）。只要不很过分地得罪立宪派士绅，得罪地方势力，革命党人就不可能有机会。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遭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第一个拐点中，我们期待的偶然没有出现，那么在第二个拐点中，我们不期待的偶然，却偏偏出现了。1910年4月，革命党人进京谋刺摄政王，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等人，把炸药运进北京，测试、安装，并侦查清楚了摄政王每日上朝的路线，找到了合适的安放炸药的地点。刺杀方案也相当妥帖靠谱，威力巨大的炸弹，由汪精卫在现场用手摇电话机引爆（类似于自杀性袭击）。可是，就在前一夜埋炸弹时，鸦儿胡同的一个居民，坏了肚子，半夜出来出恭，发现石板桥下有人，觉得深夜躲在桥下，非奸即盗，多管闲事嚷嚷起来，否则，第二天摄政王上朝，多半小命不保。那年月，改良的间接动力就是革命，革命威胁越大，改良就越认真。摄政王载沣，是当政少年亲贵的头儿，如果他被杀了，革命的威胁直接震慑清政府，政府的改革自然会加快。立宪党人的立宪请愿，就不一定会被拒绝。关键是，他们的改革动作，也会规矩不少，至少不至于像原先那样轻举妄动。这么一来，革命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辛亥革命的第三个拐点，是在1911年10月9日和10日两天。9日那天，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的据点试制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将印章、旗帜、手枪和花名册都丢给了湖广总督瑞��。当天，如果瑞�┖菀坏悖�马上按图索骥，在新军中拿人，也没事。如果宽一点，马上当众烧掉花名册，宣布不予追究，也能安定军心。偏偏他选择了最下策，在外围抓了几十人，杀了三个示威者，结果当晚新军里人心惶惶，酿成事变。事发之后，在起义士兵没有打上门来之前，他老兄就听楚豫号兵舰的舰长的话，先行在后花园挖了一个狗洞，全家躲上兵舰，摆出一个随时要跑的架势。当时守卫督府的士兵，火力挺强，全城的新军，大部分没有跟随起义，绝大部分军官都站在朝廷一边。起义士兵群龙无首，如果督府的抵抗稍微坚决一点，到天亮能否攻下来，后来起义士兵自己都说，根本没有把握。天黑兵荒马乱，大家不摸底，如果天亮了，督府还在清兵手里，那些躲着观望的团队，肯定会站在瑞澂一边。这样一来，起义势必要失败。当然，守军能否坚定，关键看主帅，主帅未战先走，军心焉能维持?
　　不过，此时的清政府，大错已经铸成，立宪党人都很愤怒。即使武昌起义不成，人心已散的大局已定，革命只是往后推迟一些时日而已。当然，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清政府能因腹地的兵变而引起教训，及时改弦易辙，也许也还有救。等到了武昌起义成功，各省响应之际，再废掉皇族内阁，宣布立宪，甚至摄政王也退位，就什么都晚了。历史，已经不给清政府机会了。
　　革命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1911年11月7日凌晨。在此之前，北洋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已经跟同情革命的士官同学现任第二十镇统制的张绍曾，以及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蓝天蔚商量好，准备合力在北方发难，推翻清王朝。当时，北洋六镇一半左右的兵力调往武汉前线，这三人掌握的武力，已经是剩下北洋军的大半。如果真的闹起事来，朝廷大概还真就完了。在前线的北洋军，如果闻听后方起火，腹背受敌，军心肯定维持不住。那么，革命后的天下，多半轮不到袁世凯当家。当然，北方的革命党人，是否能听孙中山的招呼，也不好说。不管怎么说，历史肯定不会是今天看到的那个样子了。可惜，那个石家庄火车站的凌晨，把一切都改变了。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带人刺杀了自己的长官，还残忍地割下了头颅去请赏。吴禄贞一死，反革命的势力气焰大涨。张绍曾撑不住了，只能离队而去，蓝天蔚也被部下出卖，不得已出走大连。刚刚令人兴奋的大好革命形势，不旋踵就烟消云散。其实，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有同志曾劝他把卫队换上自己的人，至少多带几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然而，吴禄贞过于自信，就是不肯，干这样大的事，卫队一干人连同队长，居然都是前任留下的旧人。如果吴禄贞稍微有点警惕性，小心一点，刺客得不了手，整个的大局，就会变个样子。
　　革命的最后一个拐点，出现在1912年1月16日。尽管南北方的议和已经接近完成，就差袁世凯最后推一下清朝的孤儿寡母，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当然，袁世凯也就可以做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了。然而，北方革命党人却并不买孙中山临时政府的账，依然策划刺杀袁世凯，力图以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清室。就在1月16日的清晨，刚刚上完早朝，跟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摊牌的袁世凯，遭遇革命党人的暗杀。东华门附近，埋伏好的两组人马掷出了用炼乳罐头做的炸弹，虽然炸弹威力强大，但三颗却有一颗未响，只杀伤了袁世凯的卫士和一些行人，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躲了过去。当年，没有什么避弹设备，马车如果挨上炸弹，袁世凯多半得翘。这样，后来的政局就又难说了。没有了袁世凯这个强人，北洋系即使再强悍，也是群龙无首，无论如何推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首领，政局，又是一大变。
　　一连串的偶然因素，不仅让革命得以发生，而且走上了一条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轨道。历史学家总是喜欢在事情发生之后论证事情的必然性，但在上述的过程中，其实很难说必然会走到已经发生的这一步，如果五个拐点哪怕有一个偶然因素出现变化，事情都很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写小说、编剧本的人，总喜欢在历史过程寻找紧张情节，有的时候，找不到这样的情节，还会编出来，让人看起来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其实，真实的辛亥革命，还真的就是这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道理也许是这样的，这场革命，无论怎样讲必然性，毕竟是一场道理不够充分的革命——不是多数人都活不下去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民和内地士绅，甚至不想革命。
　　辛亥革命在当时的世界，不算是一件大事，西方列强，甚至不屑派一个政府的副部级的官员到中国来指导各方下棋，明里暗里活动的，只是西方的驻华使节。但是，这件事对中国，却是个头等大事，两千多年的帝制就此告终，亚洲的一个庞大的古国，变成了最年轻的共和国。一系列的交易、谈判，一系列的炒作、斡旋，还加上一系列的惊心动魄的拐点，让这个中国人的大事充满了戏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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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勇：应重新建构我们的问题意识
时间:2011年4月11日 作者：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这段时间我正好在写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1911年中国大革命》，本月底交稿（社科文献出版社）。写作过程中，我对过去30年来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也重新梳理了一遍。我个人觉得，我们新一代学者需要下功夫的还是史料，史料要好好地去消化。

我认为以下文献是比较重要的：中国史学会1950年代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最新的是由章开沅先生主持，去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收录了中国史学会那套之后出来的新资料。此外，辛亥人物的史料（如日记和文集），在过去的30年里也出了很多，如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宝蘅日记》，新华出版社的《那桐日记》等等。现在看来，学术界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史料。表现在研究上就是，这20年来，国内并无全面更新换代的辛亥革命研究著作出现。截止到现在，流传最广的仍然是1980年代章开沅与林增平共同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以及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

胡绳武、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稿》写得比较个性化，章节设计很清晰，注重历史细节描写，大量运用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章开沅、林增平的《辛亥革命史》是集体作品，类似传统的历史教科书，抽象分析非常多，大的框架设计很好，有整体感，但缺乏胡、金那套书提供的现场感和细节。

然，这两套书今天来看都有问题，注重革命党方面的言论，对革命的对象缺少基本的同情。这里面牵涉到辛亥革命的前因，1900年新政当中很多政策发展的逻辑关联，这两套书都没有注意到，包括对引发1911年新军起义的两个直接原因，也都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去进行分析。以历史的逻辑关联来看，铁路国有直接导致了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汉空虚，武汉空虚又导致了新军起义成功。这两套书都是从铁路国有政策不合理出发来做推演的，这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其实当时，不论是列强还是比较中立的舆论界，都认为铁路国有是一个合理的政策。

最近两年出版的小本子很多，因为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每出来一本都会去买，感觉很多作品很草率，这大概和出版界热衷于炒作的风气有关。这些书只是讲一些历史的细枝末节，算不上辛亥革命研究的主流。

这一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的世界背景的问题。中国的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两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翻版，革命本身是流血是破坏，但辛亥革命最后走向了和平解决，这里面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这方面的意义过去很少有人注意。我们更多地是谈辛亥革命失败了，讲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有点问题。难道资产阶级就一定要打到底吗？一定要和清政府斗个鱼死网破吗？我们应该转化一种视角，从现代化的视角、人民本位的立场去回看这一段历史，这样，我们可能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从而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我在读相关史料时，感到当时人们的想法被曲意解读，失去了本来面目。比如关于立宪和共和体制的争论，一直到1911年年底，国内基本都觉得最好的选择是走向君主立宪，但在过去的历史讨论中，都认为君主立宪是罪恶的，只有走向革命走向共和才是好的，这就和历史事实差距太大了。

我们应该下功夫的是转换视角，重新建构自己的问题意识。当然这不容易，因为近代史的时段虽然并不长，但问题太多，且与现实有着非常复杂的关联，牵一发动全身，任何点的突破都有可能影响近代史体系的重构，影响我们对这一百年历史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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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勇：近代史研究仍大有开拓空间
时间:2011年5月23日 作者：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或许因为过去读书时代将基本史料大致浏览过了，所以这些年我最关注且用时最多的不是基本史料，而是新书。反正现在课题费也比较多了，而且课题费也只有用在买书这类事情上，所以，但凡我感兴趣的新书，我都会网购回来看，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别人正在做什么，自己应该做什么。

最近这几年，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晚清，期待能够重建晚清的历史记忆，已出版的有《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1911年中国大革命》、《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将要出版的还有《1895年大梦初醒》、《晚清二十年》。因此在过去这些年，我比较关注晚清史料的发掘和应用，只要价格不是太离谱，我一般都会买回来。比如最近买的这套《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是章开沅先生主持的一个大项目，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虽然出版了好几年，但学术界似乎重视不够，这里面所蕴含的信息还没有获得充分揭示。

过去我们一直有个看法，以为1950年代由中国史学会牵头整理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差不多已经为近代史的研究搭起了基本框架，许多人都说有多少外国人依据这套书获得了博士学位，意思是近代史资料已经没有多大开拓空间了，现在读读章开沅先生这套书，就发现我们过去好像坐井观天，太夜郎自大了。从这套史料书引申出的感觉，像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可能还应该在史料发掘上下功夫。这套资料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个人兴趣在于其中翻译的一些外国人档案，这些档案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变动，比如1911年中国政治变动，就很有帮助。国际社会对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观察，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所能凭借的主要是《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出版）、《英国蓝皮书中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等有限资料，这套书的第六卷提供了日本外务省档案，第七卷提供了法国外交部档案，第八卷补充翻译了英国外交档案，这些新出资料对于重建辛亥记忆意义重大，过去许多耳熟能详的故事看来都值得重新研究，比如过去许多著作都说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没有急于回国，是忙着在外面筹款，现在通过这些新资料，就很容易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西方国家此时并不把孙中山当回事，并不认为他所领导的革命党人能够有效控制中国局面，因而也就不可能给予全力支持。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两边下注，一面应付革命党，一面又对清政府保持外交上的同情。

另外，中华书局去年出版的《许宝蘅日记》也值得注意。通常，我们讲晚清史，从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很多故事的基本线索大致按照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给我们框定的话语模式往下讲，即在清廷当中，存在一个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坚定的反对派和保守派，和一个以光绪帝为首的改革派。甲午战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戊戌变法，帝党主改革，后党主反动，甚至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囚禁皇上。到了1901年新政开始，皇上只是傀儡，所以到了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一天之内相继去世，都被解读为一场阴谋，直至现在依然成为晚清史的基本主轴。其实，这个故事脉络是有问题的，梁启超本人当年就承认他和他的老师这样说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后世许多史学家不太明白，挖空心思为他们师徒进行论证。从《许宝蘅日记》我们可以看出，在晚清并不存在两个领导集团，人家母子同心一起治理着国家主持着朝政，即便到了1908年光绪帝病危，也看不到什么阴谋。许宝蘅的记载大约是晚清真相，因为我们知道光绪帝、慈禧太后的遗诏及许多上谕，都是许宝蘅起草的，他是知道朝廷一些内幕的。如果朝廷真有什么阴谋的话，许宝蘅不会不在这部日记中有所透露。

晚清史还有一个悬案就是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根据康有为等人阴谋论的说法，这就是因为袁世凯1898年出卖了维新派，陷害了光绪帝，所以待摄政王上位，就公报私仇。这个说法也是多年来始终得不到澄清，且越说越邪乎。其实根据许宝蘅日记及相关史料，就会发现，袁世凯足疾由来已久，慈禧太后、光绪帝活着的时候就因此请过病假，至于后来被开缺回籍养疴，真的没有什么阴谋在，更不存在公报私仇。由此也就可以重新理解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整个晚清史就不会被一个接着一个阴谋所笼罩。

我们已经与阶级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渐行渐远很多年了，但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好像还比较相信阶级冲突，相信阴谋论。于是近代史的许多问题至今都没有获得很好的理解，晚清政府成了卖国政府，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犹如水火不相兼容。假如晚清历史真的这样，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那些与两宫有密切接触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那桐等人的文献中求得证明呢，为什么一直要靠那些野史笔记去论证呢？

许宝蘅在日记中明明白白地记录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母子之间的恩爱和日常事务，类似的细节，关系到今天我们对晚清史的认识和定位。晚清史的重建，可能需要剥离掉康、梁加给我们的一些先入为主的东西。无论清廷后来垮台是怎么回事，应该说，在清廷内部，没有他们所说的那样，有两个领导，更不存在一个完全扼制另一个的情形。我个人觉得，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用常人的心情而不是用阴谋论去解读历史。假如我们继续以三流的智慧去解读历史上一流人物的阴谋，那么前人无法认同，后人无法理解。后人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新史料有助于晚清历史的重建，这是国家清史工程这几年最大的贡献，我们期待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全集，以及义和团战争等一系列新史料的出版，只是价格不应那样贵，像《李鸿章全集》定价几万，这就有点将公器变私器谋取私利的嫌疑了。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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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雷池月＊

＊　雷池月：原湖南省政协学委办主任。

　　上世纪末，侨居海外的两位学者曾经引发过对革命话题的讨论，许多精彩的意见，都通过列举诸多历史案例详为佐证：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甚至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惟独少见有人提及中国的辛亥革命——对此稍有迟疑，便会尴尬，尴尬之余，不免想起，这总是出于某种原因吧！也许由于这场革命声势和影响不够大？也许由于它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不够典型？似乎都有一点道理，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对它的结果一直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估计。

成功？失败？无需求索的结论

　　几十年来，说起辛亥革命，有人认为它取得了成功，也有人认为它彻底失败，条分缕析，各自有理。同一件事，竟然会有两种完全相悖的结论，而且让人难以分清两者间的正谬，岂非咄咄怪事！其实，用形式逻辑的方法稍事检验，很容易发现问题症结的所在。判断的大前提：辛亥革命的历史使命（目标）——推翻满清皇朝，建立民主中国。由于这一前提含有前后两个部分，“成功”论者只择取了前一部分，“失败”论者则只瞄准了后一部分，于是，前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结论：成功了；后者的小前提是：辛亥革命没有建立民主中国，结论：失败了。

　　其实，后人以为这前后两部分的革命目标是一个整体，原也没有错，因为不“推翻满清皇朝”，“建设民主中国”从何说起？前者是后者无法回避的先决条件。然而，当时的事实却是，这二者并非同时作为一个整体提出，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和发展，但是并未成为革命阵营内部一致的共识，甚至一度导致统一阵线队伍的分裂和瓦解。为了厘清真相，不妨对当时情况做些简要的回顾。

　　十九世纪末，中国积贫积弱，变革可以说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就连慈禧太后在镇压了戊戌维新之后，也动了实行新政的念头。变革的愿望最为强烈的当然是汉族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中除了保皇党人以外，共同的第一诉求就是“驱除鞑虏”。革命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无不以此作为自己的宗旨，至于“驱除鞑虏”之后的国体、政体和政策，则几乎是各有各的想法，而且都不甚明晰。所有关于革命的宣传，自然也都是以反满排满为中心内容。当时以一死而名动天下的陈天华和邹容，所留下的脍炙人口的篇章——《猛回头》、《革命军》，可以说是影响最大、最为典型的革命宣传资料了，今天读来，难免从中嗅出种族主义煽动的气味。这样说，并无苛责前贤的意思，为了尊重事实，引一点原文：

　　五千年我汉人开基始祖，名黄帝自西北一统中央。夏商周和秦汉一姓传下，并没有异种人来做帝皇……俺汉人百敌一都还有剩，为什么寡胜众反易无常？只缘我不晓得种族主义，为他人杀同胞丧尽天良。莫学那张弘范引元入宋，莫学那洪承畴狠心毒肠，莫学那曾国藩为仇尽力……那元朝杀中国千八百万，那清朝杀戮我四十星霜；洗扬州屠嘉定天昏地暗，束着手跪着膝枉作天殃。

　　以上唱词节录自陈天华的《猛回头》。选择戏词这种体裁自然是为了向下层民众进行宣传以扩大影响。邹容在《革命军》里发出的种族主义呼号则更为激烈：

　　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净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黄帝子孙，返命还魂，至尊极高，独一无二，巍巍哉，皇皇哉，革命也！

　　邹容虽然年纪小（死时不过二十岁），他的《革命军》却是推动辛亥革命爆发的一篇很重要的革命文献，不然他也不会被新政府追封为“大将军”。他的忘年好友章太炎，作为革命舆论的引领者之一，当时流传最广的名句也是：

　　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愿吾闽人，勿忘郑成功；愿吾越人，勿忘张煌言；愿吾楚人，勿忘何腾蛟；愿吾桂人，勿忘瞿式耜；愿吾辽人，勿忘李成梁……

　　章的光复会同志、杀身成仁的徐锡麟更是直截了当、掷地有声：

　　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

　　总之，一片反满、排满之声，确实也正符合当时的各大革命团体的“共同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至于“民主共和”云云，当时即使有人提起，也是语焉不详。这一方面可能由于这些先行者们自己也不甚了然——谁能说清楚民主政治建设该从何处着手？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前提和基础？己之昏昏，何能使人昭昭！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他们本人对共和政体和立宪民主制度还是有所了解的，但出于策略的考虑，回避了这一话题。因为一则当时要中国的民众接受民主这个绝对生疏的概念，肯定难度很大；二则通过控诉种族压迫的罪恶以激发革命的热情，简单而直接，最易获得宣传鼓动的理想效果。而只要群众被唤起了，摧枯拉朽，满清帝国的倾覆指日可待。就像陈天华所分析的：

　　五百万旗人，不事生产。满不及汉，百分之一，安坐天下二百余年，岂是满人才能，乃是我汉人的愚蠢。发一声喊，他就坐不稳了。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武昌首义爆发之后，虽然当时现场并无一个有力的政党，也无一个有声望的领袖，但居然就站住了脚，且旬月之间，南方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反抗，就宣布放弃政权。这其实就可以说，辛亥革命成功了。

　　然而，“革命仍未成功”。这又是一个对照革命目标必然得出的结论。当时孙中山已经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理念，1906年，他就指出欧美共和国盛行的代议政体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即“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专制”。后来他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又特别说明：

　　……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做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立宪民主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上述孙中山的政纲表明，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他是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当然，事与愿违，辛亥革命并未能完成政治革命的任务，相反把中国带入了长年内战的混乱局面，于是便有了“失败了”的结论。孙先生自己大约也是失败论者，所以他直到1925年去世之前还一直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是，应该看到，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个任务目标，确实是分阶段提出的。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当年都没有提出过“立宪民主”的纲领目标，从口号上看，华兴会是“驱除鞑虏，复兴中华”；光复会是“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兴中会则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三者一字之差而已！只是兴中会还有“建立合众政府”一说。不过“合众”（united）一词，与国体政体并无必然联系，世界上，不是既有“United states”，也有“united kingdom”吗？孙中山在三大组织联合成立同盟会时，在原来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后面增加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内容，但三方并未就此完全达成一致。孙先生强调说，民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对此，光复会的意见就很不相同，它的领导人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一文中曾经说过：“帝王一人秉政，优于立宪，没有什么不好。”后来两个组织的渐行渐远，最终分裂，与这一点分歧大有关系。

　　东京《民报》鼎盛时期，革命党人一方似乎都已接受“中华民国”这一未来的国名，但是对于“民国”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在英语中，“民国”被译成“republic”，republic的原意是共和国。但是倘若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就是指的建立共和国体，则不仅与孙中山的原意差距很大，而且那也就很难指认这场革命为失败，因为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制确实被共和取代了，且后来的洪宪篡逆和张勋复辟等都并未能撼动这个既成事实。共和制当然不能涵括孙先生所谓“以四万万人为主”的民主。此前的历史上，有贵族共和，有寡头共和，有罗马、威尼斯式的共和，也有雅各宾、督政府式的共和，孙中山对此当然很清楚，所以，最初的民国一词的英译，他在republic前面加了定语National，以示“民国”并非一般的“共和国”，强调他实行直接民权的用心。照理说，定语National似乎不如democratic更契合他的原意，但也许比较能为革命营垒中的多数人接受，他为此做出了妥协。后来的十多年里，他多次解释过民国和共和国的异同，重申自己立宪民主的主张。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得出了“革命尚未成功”的结论。

　　中国未能建成宪政民主国家，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根本失败之处。这一失败，是天意如此，还是人谋不臧？不管怎样，它在当时，只能是一个必然结果。分析原因已经是许多学者做过了的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若干若干条，都能言之成理，行文及此，不禁也想说上几句，虽然不无续貂附骥之嫌，还是希望能于细微末节处，略有新意。

革命的群众基础从来都是决定成败的第一要素

　　革命伟人曾经说过：“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虽然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一直有人认为此说与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有抵触，但用中国历史事实做检验，却是正确不过的结论。辛亥革命的情况如何呢？基本上可以说农民缺位。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明革命党人当时曾经在农村尝试过发动农民的工作。农村和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和反应，大致就是鲁迅的小说《药》、《阿Ｑ正传》和《风波》里所写到的情形。四亿农村人口对民主革命的冷漠和麻木，大约用《药》里面“花白胡子”说的“疯了”一词就能概括，而“航船七斤”对失去辫子的惶恐也正说明他们距离民权意识有多么遥远。所谓“立宪民主”云云从何说起？对于在长期专制制度下习惯于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的绝大多数农民，犯上作乱从来不是他们的向往和追求，甚至可以说，在动乱的过程中，他们的情感选择更多的可能是倾向于保皇。这是小农的阶级本性使然，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知，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才会提出“让小资产者无产化，然后强迫他们革命”那样一类残忍的口号。

　　当然，在辛亥革命期间，也有过以农民军为名义的武装力量的介入。不过那大多都是各地的帮会势力。中国的游民无产者和农民的关系历来很近，它最初的含义就是指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个阶层在历史的变革关头常常凝聚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由于其“破坏性强”，对于摧毁旧秩序最能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期，南方的主要帮会哥老会（洪门）、三合会、三点会等和革命组织（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宋教仁的华兴会，蔡元培、章太炎的光复会）等，都有过密切的联系。甚至有人认为，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不过是三合会的分支。帮会力量对早期革命的贡献不可谓小，在武昌起义前的多次武装暴动中，冲锋陷阵主要就靠他们，因而牺牲的人员也最多，包括一些领袖人物，像广东的郑士良、湖南的马益福等。清廷倾覆以后，被立宪派势力夺去了性命的还有湖南的焦达峰（哥老会的龙头老大，当了十天湖南都督）、浙江的王金发等。

　　但是，革命后，会党势力的遭遇却很不理想，南京的临时政府根本没有适当考虑他们的安置问题，立宪党人不必说，就连同盟会的领导层都有意识地疏远了一直倚重的会党，怕他们玷污了自己的形象。此事在海内外造成的影响颇大，国内的会党，得罪了也就得罪了，反正已经用不着他们再出力，海外就不然了，美洲的洪门致公堂可是财大气粗的，心中十分不满。在接踵而来的“二次革命”时，孙中山再度赴美筹款，洪门的弟兄竟然没有人到码头迎接，情形十分尴尬。不过孙先生不愧有“孙大炮”的美誉，后来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又重新启开了洪门大佬手中的钱袋。会党势力（主要指游民无产者阶层）曾经被革命党人寄予很高希望，但结果却并未在革命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所以通过辛亥革命，他们也未能如历史规律所表现的，大批进入主流社会上层；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从此日益迅速地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了。

　　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新军”——即“新建陆军”。这是清朝政府在1894年按照德国和日本的方法组建的一支新式军队，1895年起交由袁世凯统率和训练，1898年编成所谓“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标准编制一万两千多人），随后南方各省也分别组建新军，共编练成十六个镇和十六个混成协（协相当于旅）。新军的兵员实行考选制，对年龄、文化、体格都设有较高的标准。待遇当然也比较优厚。因为自1905年起废除了科举，青年小知识分子投入新军的颇为不少，其中便有许多革命分子渗入，并在其中不断发展同情者。“北洋六镇”由于一向政治上控制较严，革命思想的影响很有限（这也是构成后来南北对立和军阀混战的前因），而南方各省的新军则大多已建立了各自的秘密组织（如1911年秋天，驻武昌的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中，就已经有一千余人参加了“文学社”），随时准备揭竿起事。革命的危机，已经是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爆。

　　武昌起义确实也正是一起偶发的枪击事件所导致。一名士兵开枪打死了巡哨的排长，各队认为枪声是起义信号，就在值星班长（棚目）指挥下进攻军械库，并公推库中的队官（连长）为总指挥。连长的声望和见识显然不能应付眼前的大阵仗，在攻克巡抚衙门后，便推举（实际上是强迫）协统（旅长）黎元洪为总督，宣布独立。紧接着，南方各省的新军在革命党人军官带领下先后举事，纷纷独立。摧枯拉朽的形势逼得清廷交出了政权。一个也算庞然大物的专制帝国，竟这样轻易地土崩瓦解了，不能不说新军的反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证明，衡诸中国的国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确实是一条真理。不过，要说士兵就是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就很勉强，因为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全国号称十六个镇，但除了北洋六镇和驻武汉的第八镇、驻南京的第九镇外，其余各镇都是组建不久，兵员装备不足，而且欠缺训练。每个镇的驻地都在国防要津，中部各省如河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仅驻有一个混成协（辖两标，即两个团，总计不过三千余人）。以如此少的兵力就想决定数千万人口的一省之命运，只说明了清朝统治的极度虚弱。

　　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的市民（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工人、店员、学生及各色脑力或体力劳动者），是否构成了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呢？没有！第一，当时代表现代生产方式的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层，力量都很弱小，用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集会上的话来说，“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事实上，市民阶层最能表现实力的街头政治到1919年才被推上舞台。第二，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多蜕变自官僚地主，故一直有绅商之称。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支持君主立宪，并不赞成暴力反清。张謇、汤化龙这类人才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对孙中山及其主张（特别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民权主义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根本不予认可。孙先生本人也从未表示过和资本家有什么共同的政治基础。而且，在临时国会讨论新国会议员参选条件时，同盟会提出的方案，对资本家参选从财产、学历等方面作了诸多不利的限制，当时还是袁世凯出面为他们说话。所以有日本学者指出，以同盟会的号召力为主体的辛亥革命很难被确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看来，辛亥革命有限的人力资源并非出自于某一广大的社会群体，它的群众基础就是以同盟会为首的少数革命团体及其影响下的部分新军士兵。其人数就中国而言真是少得不成比例。是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背景构成了它一夕而竟其功的条件。同盟会及其周围的革命团体的基干成员，大多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中上知识分子（其中又以留日学生为主）。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很有些类似沙皇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十九世纪的民意党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革命党人），比如成员的社会属性、激进的政治观点和激烈的斗争手段等。民意党暗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结果是导致了国家从改革向专制的倒退，最终党自身被瓦解；汪精卫暗杀摄政王失败，结果却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和他的党在不经意间被送上了政治舞台的最显眼的位置。这真是历史不可捉摸的吊诡之处。

　　既然辛亥革命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甚至看不出鲜明的阶级背景，那么，通过这样一场兵变似的革命，想在一个老大封建帝国建立起现代民主政体，只能说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严重不足

　　任何革命，思想（理论）准备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思想向行动转化时，才会进入组织准备的程序。然后，两个准备相辅相成，推动革命的发展。辛亥革命的思想（理论）准备是很欠缺的，唯一稍具分量的理论资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都是孙中山在1905年和1906年才分别提出的概念。当时正值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及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孙先生语焉不详，与会者亦未多加注意，而刚刚合并的光复会就对纲领口号提出不同意见，除了对民族主义的解释（“驱除鞑虏”）大家认识一致外，其他如涉及“民权”的“建立民国”、涉及“民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都有争议。最后导致了除蔡元培以外，光复会的人马和同盟会渐行渐远，基本上只是保持了一种统一战线的关系，在革命行动的策划和实施上各行其是。

　　孙中山虽然也提出了“驱除鞑虏”，但它所要表达的中心意义是推翻帝制，正如他后来所解释的——“就是汉族人当皇帝，也是非打倒不可的”。而且，他最早发现“驱除鞑虏”这个口号不仅反映了有违时代潮流的种族主义情绪，在实践上也绝不可行。一则当时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并非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驱除了满人并不能就此实现国家的富强和进步；二则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作为中国人的一部分，都应享受平等的权利。谁该被赶走啊！三则往哪儿赶啊？赶回他们祖先的居住地，那岂不是要接受国家分裂的局面？于是在辛亥革命中适时地将这条改成了“五族共和”的国策。这一改，效果是积极的，它避免了革命中种族间的仇杀现象，更维护了国家的法理上的一统，如果为了配合驱除鞑虏的口号，一味强化翻二百六十年前的旧账以激发民族仇恨的宣传，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还真难说。

　　把“驱除鞑虏”这样近乎愚昧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绝对不是革命的光荣，而且，它反映的只是宋朝以后积弱的汉人褊狭的民族意识，也并不符合儒家以夏变夷、包容天下的传统理念。汉唐时期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是根本没有什么种族偏见的：“夷法治之则夷；夏法治之则夏。”法是什么？就是制度、文化。所以，国人从来没有把北魏孝文帝元宏当成一个“胡虏”，相反称颂他是一代明君。辛亥革命的精英们为了宣传和鼓动的方便，以“驱除鞑虏”为第一条、而且是惟一一条共同确认的政纲，只能说反映了时代背景和个人见识带给他们的局限性，以至一场民主革命，竟未能把民主共和观念放在首位推介和宣传。

　　不过，以国家的专制传统和民智开发的程度，当时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教化，确实也难乎其难，危险不说，还势必会招致朝廷和百姓一致的抵制。何况，究竟要不要建立民主宪政国家，连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也并未统一。比如，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就表示了支持帝制的立场。直到南北议和期间，章氏还是临时政府北迁积极的推动者，并且自己也兴冲冲地跑到北京去（被袁世凯软禁，大闹总统府，大勋章做扇坠等等，那都是后话了）。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一三民主义思想库里的重要内容，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反对。孙中山多年游历欧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深有体会，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才踌躇满志地概括出民生主义的这两条口号。他曾经说过，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机体的病理现象，而不是生理现象，因此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通过激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办法。有病就治病，他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就是最适用于中国的药方。孙中山大约也知道，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自己是远不及马克思的，但上述的“诊断”和“处方”所带来的自信，却决不因之而稍减。不料国人的响应并不热烈，同一营垒中的光复会就提出，要求取消这两条口号，或者将“平均地权”改为“平等人权”。

　　思想理论上的不一致，必然导致组织建设上的软弱和混乱。同盟会始终就是一个联合阵线似的组织。它既无严密的组织结构，也无严格的组织纪律，由于政治理念、成员籍贯、私谊渊源等方面的异同，派系复杂，矛盾重重，进而至于在紧要关头不仅互不配合，甚至相互掣肘，刀枪相向。这种亲痛仇快、贻误大局的例子数不胜数。

　　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家在东京的合并，真正维持的时间不过一年左右。从1907年春为了《民报》的经费问题，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就已经和同盟会翻脸，此后双方的笔战几乎少有间歇。1909年，章、陶二人还分别发表过《章炳麟公布孙文罪状书》和《宣布孙文罪状传单》，积怨之深可以想见。但由于活动地区不同（光复会集中在长江下游苏、浙、皖，同盟会主要在两广两湖），倒也互不妨碍。辛亥起事，同盟会的陈其美当了上海都督，在浙江都督汤寿潜出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时，想趁机由自己兼领浙江都督。但汤已推荐了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接替，于是陶、陈双方展开了争夺。浙江是光复会众最集中的地区，陈一时自然不易得手，陶一向鄙视绰号“杨梅都督”的陈其美，两会交恶以来，颇多轻藐之词。公仇私怨纠集一身，陈其美顿起杀心，派自己的拜把兄弟蒋介石带领一名杀手，潜入陶成章藏身的医院，结果了陶的性命。陶成章死后，章太炎一介文人，狂狷之气有余，韬略之才不足，光复会群龙无首，逐渐走向消亡。

　　章太炎和陶成章前后担任过《民报》总编辑，笔锋犀利，又好逞意气，对孙中山的攻击文字中多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一派讼师笔法，极具煽惑力，一时给同盟会和孙中山造成了颇大的被动。章太炎也曾痛骂过袁世凯，袁世凯震怒之后，却只是一笑置之，说“这是个疯子，不能跟他认真计较”。当时袁氏大权在握，并不担心书生的几句狂言能奈何得了自己，故而有此度量。而孙中山却是在海内外四处奔走呼号的革命者，全凭个人的人格魅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如何承受得了章太炎他们的攻讦和丑化，于是不得不费心尽力替自己辩白，而对有些读者来说，事情却由此变得越描越黑。同盟会疲于应付之余，事业的推进也极不顺利。从1907年开始，在两广沿海及湘赣边区发动的起义一再遭到挫败。

　　光复会分裂出去了，华兴会也很受影响。孙武、焦达峰等联络两湖地区的会党成立新团体——共进会。另立山头，当然不是好事。黄兴为此当面质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答道：“同盟会举止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说：“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达峰笑答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这话实在是很类似山大王的口气和水平。不过当时这种对同盟会领导层无责任能力的指责之声确实普遍存在，这里举事，那里举事，不是一触即溃，就是自行瓦解，最惨烈的莫如辛亥三月广州起义，数以百计的革命精英（许多是从日本、香港赶来的青年才俊）横尸街头，而事前受命配合行动的队伍（如姚雨平指挥的新军）根本没有响应。后来黄兴在给总会的报告中愤慨地说：“此役无异于将我川、湘、闽、浙同志聚而歼之。”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度陷于瘫痪状态。在武汉，孙武的共进会和蒋翊武的文学社达成了合作共识，准备发难。事前因制造炸药发生事故，所有领袖人物不是被捕杀，就是已逃匿。两组织的士兵成员不甘束手待毙，议决于10月10日鸣枪为号，起义自救。武昌起义颠覆了满清王朝，但在黄兴、谭人凤等领导人闻讯赶来主持汉阳保卫战之前，它却并没有任何革命组织在现场指挥，完全是一场由偶发事件导致的自发行动。

　　作为辛亥革命中居于最重要的领导地位并发挥最重大影响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当时所经历的涣散和挫败，孙中山无疑是负有责任的，虽然他毕生献身革命的精神崇高伟大，也不能改变这一历史的结论。谭人凤有一段评析孙中山的话颇有参考意义：

　　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前，视为心腹者，仅……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捐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发难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乎！

　　谭人凤是同盟会里一位极具人望的长者（他比孙中山还大六岁），急公好义，勇于任事，有道德楷模的风范。汉阳保卫战中，以五十多岁的病体坐镇前线，战事失利后黄兴走了，他独撑危局，稳住了黎元洪，才保住了南北议和的局面。宋教仁是他的挚友，但当宋氏要解散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联合成立国民党时，他力持反对意见，由此也可见此公原则性很强，而且对同盟会情感极深。他作出的对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决策失误的批评，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谭人凤的上述评析还只是说到武昌首义之前，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包括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以及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在一系列行动和决策上，继续表现出组织建设和革命目标之间的巨大落差。这无关乎孙先生或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指挥能力，在当时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成熟的民主政党，或者换句话说，国家的政治传统和国民的素质，决定了那个年代民主政治革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任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只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理论就是来自于对上述现实的痛苦的体认，而那遭到后人许多质疑和反对的“漫长的训政”正是其中最宝贵的心得：民主政治，这一步，必须要走，为了顺应历史潮流；这一步，有风险，踏空了，就会掉到沟里去。

摘自《书屋》2011年第1期

本文载于《律师文摘》2011年第一辑“史海钩沉-返回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