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着您读一组文章

管季超0712

俞平伯的《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一

    关于治学问，现在想来，司马迁所讲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做学问，其一要博，其二要精。学问这东西看上去浩如烟海，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攻破几点就可以了。荀子说：“真积力久则入”，从一点下手，由博返约，举一反三，就都知道了，何在乎多？喝一口水，便知道了水的味道；吃一口梨，便知道了梨的味道。诗词歌赋，都是能一通百通的。
    首先要好学深思，更重要的是心知其意，要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好学深思的基础上自然就能发现问题了，不是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以《红楼梦》研究为例，就能说明一些问题。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胡适之是考证癖，我认为当时对他的批判是击中其要害的。他说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确实把不少青年引入歧路；“多谈些问题”就是讲他的问题。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烦琐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了？一些续补之作实在糟糕得不象话，简直不能读。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原则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对《红楼梦》，既不好学，又不深思，怎么能心知其意呢？《红楼梦》说到天边，还不是一部小说？它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不从小说的角度去理解它，是说不到点子上的。
    自学之法，当明作意。要替作者设想，从创作的情形倒回来看，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联系。作者怎么写，读者怎么看，似乎很简单。然于茫茫烟雾之中欲辨众说之是非，以一孔之见，上窥古人之用心，实非易事。

    二

    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我八、九岁时废除了科举，此后古书才念的少了。不过小时候背熟了的书，到后来还是起了作用。我认为记诵之学并非完全不可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因为读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这并不是说不要背诗。好诗是一定要背的。我当初念书没念过《唐诗三百首》，不过好诗我总是背下来，反反复复地吟味。诗与文章不同，好文章也是要背的，讲诗则是非背不可。仅仅念诗是不成的，念出的诗还是平面的；翻来复去地背，诗就变得立体了，其中的味道也就体会出来了。

    三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当然也有关系，研究诗词的人最好自己也写一写诗词；做不好没关系，但还是要会做，才能体会到其中一些甘苦。诵读，了解，创作，再诵读，诗与声音的关系，比散文更为密切。杜甫说：“新诗改罢自长吟”，又说：“续儿诵文选”，可见他自己做诗要反复吟哦，课子之方也只是叫他熟读。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虽然俚浅，也是切合实情的。
    我治学几十年，兴趣并不集中。在北大初期写一些旧体诗，到新文化运动时又做新诗。从1918年到1920年没有做旧诗。以前跟老师学骈文，新文学运动开始后，这些也不学了。但这些对于我研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却很有帮助。的确，创作诗词的甘苦亲身体验一下，与没有去尝试、体验大不相同。如词藻的妙用，在于能显示印象，从片段里表现出完整。有些境界可用白描的手法，有些则非词藻不为工。典故往往是一种复合，拿来表现意思，在恰当的时候，最为经济、最为得力，而且最为醒豁。有时明明是自己想出来的话，说出来不知怎的，活象人家说过的一样；也有时完全袭旧，只换了一两个字，或竞一字不易，古为我用，反而会象自己的话语。必须体验这些甘苦，才能了解用典的趣味及其需要。

    四

    我曾想做一组文章，谈谈做文章的问题，就叫《文章四论》。一是文无定法：文章没有一定之法，比如天上之云，地上之水，千姿百态；文章就象行云流水。别人问我“文法”，我说我不懂文法。二是文成法立：行云流水看来飘逸不可捉摸，实际上有一定之规，万变不离其宗。
    后两句我认为更重要。其三是声入心通：《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礼记》作“故长言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长言、嗟叹、咏歌，皆是声音。《虞书》：“诗言志，歌永言。”六字尤为概括。上文言诗，亦通于散文。于诗曰诗情，文曰文气。如曹丕《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古人做文章时，感情充沛；情感勃发故形之于声。作者当日由情思而声音，而文字；今天的读者要了解当时的作品，也只有遵循原来轨道，逆溯上去。作者当时之感既托在声音，今天凭借吟哦背诵，同声相应，来使感情再现。念古人的书，借以了解、体会古人的心情。
    其四是得心应手：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古人论文往往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伤于含混，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陆机《文赋》说：“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对文思的很好的描写。得于心，则应于手；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那种况味正在不离不著之间。
    这四篇文章我并没有作成，而且恐怕永远也作不成了。不过这是自己写文章的一点体会，也是研读古人作品的必由之路。创作和研究两者原本是相通的。
    总之，文史哲三大类中还有好多问题，多年来仍没有解决。书虽然不少，但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人间词话》论诗人之素养，以为“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我于论文艺批评亦云然。

    五

    再谈几句题外的话。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一些书籍的质量问题。比如古籍的整理点校，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但一些校点本，在校勘、标点上错误多得异乎寻常，有时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错误，这不仅给我们的文史研究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还要误人子弟。另外，还有许多书籍的问题出在印刷上，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如此等等，都亟待解决。因而想借此机会呼吁一下。

管季超0712

徐复观：求学和读书
一、求学

1943年，徐复观时任陆军少将，这一年他受到蒋介石的器重并成为高级幕僚。徐复观读到了熊十力独创的新儒家哲学体系“新唯识论”，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遂萌发了从师之意。正好此时，熊十力也在重庆梁漱泯先生主持的勉仁书院教书。徐复观便试着写了一封信，表示了仰慕之情。不几天，熊十力便给他回了信。熊十力说到后生对前辈要有礼貌，批评徐复观来信字迹潦草，诚意不足。徐复观立即去信道歉。经过几次通信后，熊十力约徐复观来书院面谈。

徐复观第一次去见熊十力，是身着陆军少将军服。
徐复观向熊十力请教该读点什么书，熊十力向他推荐了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复观说这本书早已读过了。熊十力面露不悦之色，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

过了一段时间，徐复观再见熊十力，报告《读通鉴论》已经读完。熊十力让他谈谈心得，徐复观就谈了许多对王夫之的批评。

熊十力还未听完就开始破口大骂：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多年后，徐复观回忆到：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一生的人。

二、徐复观先生谈读书

读书要有目的、方向和立足点

徐复观说，读书光有兴趣是不行的，兴趣不加上一个目的，是不会有收获的。他说，为了某个追求而打开书本和漫无目标的读书，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读书一定要有一个要达到的目的、要有一个方向和立足点，否则就像一个流浪人，钱到手就花掉；纵然经手的钱不少，但到头来还是两手空空。

要读通几部大部头作为最基本的东西

徐复观在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读了四十多年的书，当然涉猎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但我现在知道，不彻底读通并熟读几步大部头的古典，仅靠泛观博览，在学问上是不会立下根基的。这即是我在回忆中所得的经验教训。”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对每一门学问，若没有抓住最基本的东西，一生总是门外汉。这话实在是经验之谈。

读一流学者的一流书

徐复观称自己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对于读书慢慢地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那就是决不读二流以下的书。徐先生说：“随便在哪一部门里，总有些不知不觉的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这类的书，常常部头较大，内容较深。当然有时也有例外的。看惯了小册子或教科书这类的东西，要再向上追进一步时，因为已经横亘了许多庸俗浅薄之见，反觉得特别困难；并且常常等于乡下女人，戴满许多镀金的铜镯子，自以为华贵，其实一钱不值；倒不如戴一只真金的小戒指，还算的一点积蓄。这就是情愿少读，但必须读第一流著作的道理。”

不读与自己研究无关的书

徐复观先生在读书上有一个“怪论”——不读与自己研究无关的书。一般人总是说：开卷有益。但徐复观先生却说：“非万不得已，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徐复观以自己为例，他说：“我从前对鲁迅的东西，对河上肇的东西，片纸只字必读。并读了好几本厚厚的经济学的书。中间又读了不少的军事著作；一直到民国四十一年还把日译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种，拿它摘抄一遍。但这些因为与我现时的研究无关，所以等于浪费。我一生的精力，像这样的浪费太多了。垂老之年，希望不再有这种浪费。”徐先生的这话对于信息时代如何读书是大有裨益的。

多读原典

徐复观先生力主多读原典。他说：“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我一定要把可以收集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再细细去读原典。因为我觉得后人的研究，对原典常常有一种指引的作用；且由此可以知道此一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和结果。但若把这种工作代替细读原典的工作，那便是一生居人胯下，并贻误终身，看了后人的研究，再细读原典，这对于原典及后人研究工作的了解和评价，容易有把握，并常发现尚有许多工作须要我们去做。这几年来我读若干颇负声名的先生们的文章，都是文采斐然。但一经与原典或原料对勘，便多使人失望。至于专为稿费的东西，顶好是一字不沾。所以我教学生，总是勉励他们力争上游，多读原典。”

要读西方的哲学著作

徐复观有一个比喻，说是人脑好比是一把刀，而西方的著作就像是用来磨刀的磨刀石。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凡是伟大的著作，几乎都在告诉读者一种达到结论的方法，因而给读者以思想的训练。康德的著作是这样、黑格尔的著作是这样，罗素的著作也是这样。这就是说，西方的哲学著作的确能起到磨砺思想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呢？徐复观说，西方的哲学著作在结论上多感到贫乏，但在批判他人，分析现象和事实时，则极尽深锐条理之能事。另外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也需要读西方哲学。要了解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基本问题，及他们努力求得解答的经路。因为这和中国文化问题，常常在无形中成一明显的对照。

要做摘抄

徐复观先生在读书方法上有一个诀窍，那就是做摘抄。为了教中国文学史徐复观摘抄了三十多万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为的是中西打通。徐复观说：“我读书的一个重要门径便是摘抄。一部重要的书，常是一面读，一面做记号。记号做完了便摘抄。我不惯于做卡片。卡片可适用于搜集一般的材料，但用到应该精读的古典上便没有意思。书上许多地方，看的时候以为已经懂得；但一经摘抄，才知道先前并没有懂清楚。所以摘抄工作，实际是读书的水磨功夫。再者年纪老了，记忆力日减，并且全书的内容，一下子也抓不住，摘抄一遍，可以帮助记忆，并便于提挈全书的内容，汇成几个重要的观点。这是最笨的功夫，但我读一生的书，只有在这几年的笨工作中，才得到一点受用。”

读后要消化、反刍

徐复观先生特别重视读书之后的消化、反刍。他说，读书如同吃东西。“正吃东西时，所吃的东西并未发生营养。营养作用是发生在吃完后的休息或休闲的时间里面。书的消化，也常在读完后短暂的休闲时间；读过的书，在短暂的休闲时间中或以新问题的方式，或以反刍动物样的反刍的方式，若有意若无意的在脑筋里转来转去，这便是所读的书开始在消化了。并且许多疑难问题，常常是在这一刹那之间得到解决的曙光。”所以一个人读了书后脑筋里应该有几个问题。若是脑筋里没有问题，这说明书还是没有读进去，须得再仔细得读。

管季超0712

流沙河：《锯齿啮痕录》自序

文学作品分类甚繁，很难分得一清二楚。若要寻根究柢，我看只有两类：第一类是实文，第二类是虚文。除此两类，别无文学。

实文源出历史，真中求善。

虚文源出神话，美中求善。

其效用则一，皆善也，所以不宜对垒起来，互相轻贱。主文运的诸公，恕我直言，一碗水要端平。

中国的传统文学，实文为主流，虚文为支流，中国的现代文学，虚文为主流，实文为支流。虚实轮流坐庄，此亦时代风尚使然，怪不得谁。我替实文呼吁，请求不要忽视，不是想喝那半碗水。我是看见，怎么说呢．有些年轻朋友，—篇自传一封信都写不清楚，却要去跑想象之马，大写其虚构小说虚构诗，觉得这样不好，才呼吁的。提倡实文，或有助于扫除当今浮靡不实的恶劣文风吧?

或问：“你为什么不用纪实文学一词?”

我答；。写得不好，不敢说是文学。例如《七只惰雁》七封恋爱信明明是应用文，《锯齿啮痕录》明明是记事文，《太阳神》明明是议论文，又都写得不好，何必非要尾个学字遮住瘦臀不可。现在一说文学，就是小说，以及云里雾里虚想的诗。应用文，记事文，议论文，好象都低一等，不免有点自惭，所以我不愿用纪实文学一词。何况文学二字使人想到创作，创作二字使人想到编造，那我不如就用实文一词好了。”

或又问：“实文不就是散文吗?”

我又答：“不能划等号，因为散文容许虚构。

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好吧，再见。

1986年5月12口在成都临街五偻南窗

管季超0712

傅佩荣：学习「国文」经验谈


老师的鼓励

中学六年期间，除了数学以外，我每一科的成绩都还不错，谈到自己真正喜欢并且一生受用的，则非国文莫属。最难忘的是两位老师对我的鼓励。

高一时的国文老师是李德民先生，他上课教学认真自不待言，但是印象中的他总是轻皱眉头，若有所思，好像抑郁不得志的样子。在一次月考过后，他送我一份奖品，是林语堂所著《生活的艺术》，内页题了字：「赠给佩荣学弟存阅。李德民，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当时我是十五岁的高一学生，读到这样的题字，称我为「学弟」，心里充满荣幸与兴奋，下定决心好好念国文。时隔四十年，这本书封面已经脱落，边缘化为易碎的纸片，但是依然珍藏在我的书架上。当然，后来我也明白所谓的「学弟」有两种解释：一是兄弟之弟，因为闻道有先后，大家在追求真理的路上，都是同门师兄弟；二是学弟所指为「学棣」，是老师对学生的客气称呼。无论李老师心中想的是哪一种，他鼓励我的作用与效果都是极为深刻的。

高三时，国文老师是萧炽先生。萧先生当时年约六十，是老一辈的念书人，经常穿着长袍来上课，使教室气氛显得庄严肃穆。他对课文偶有独到的见解，尤其在口译文言文方面，推敲再三，语句典雅。后来他决定把六册高中国文的古文部分译为白话出版，办法是由他的学生里面选出六人，负责按照他上课的笔记去整理成通顺的文章。萧先生是北二女(后来改名「中山女高」)的名师，他来我的母校恒毅中学教书是兼课性质。结果呢？他所挑选的六位学生中，五位出自北二女，只有我一人是恒毅的，并且负责的是第五册。

书成之后，取名《高中国文读本》。我有机会与北二女的学姊们共襄盛举，自然颇觉得意，不过从那时起陆续有人由我的名字判断我是女生，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我考上大学后，这本《读本》借给别人未获归还。谁能为我寻得一册此书，我愿以拙著十种相赠。如果能够再度翻阅昔日学习心得，在字里行间想象年少时的思绪与意念，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一刻啊！

老师带领学生入了门，接着要靠学生自己去努力了。学习国文的成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理解，二是表达。各国文字皆有古今的差异，但是像我们的文言与白话这种形同两种文字的情况仍属罕见。这一点对「理解」构成很大的挑战。

理解的步骤

中学生比较缺少人生经验，理解课文的程度因而受到限制。所谓程度，可以由两方面说明，其一是：不曾经历战乱、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的人，就很难体会相关的描写，这时只能望文生义，记住一些故事情节与隽永的语句。我在中学时代，课外阅读材料除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传统小说，以及《汤姆历险记》、《块肉余生录》、《三剑客》、《基度山恩仇记》这些西洋小说之外，还包括当时流行的纪伯伦的《先知》、《泰戈尔诗集》等。至于报纸副刊所载的名家之作，如中副，更是每日必读者。这些作品扩展了我的想象空间，丰富了我的言谈内容，使我对国文的兴趣延伸到生活的许多层面。有一段时期，我也接近拿破仑的表现：「他狼吞虎咽地阅读所有他能拿到手的书。」

书是有生命的，它会发酵、膨胀，再变形转化为阅读者的滋养，使他可以进而撷取更精美的食品。

另一种理解程度是依三个问题而展开的，就是：一，这篇文章在说些「什么」？二，作者是「如何」说的？三，作者「为何」要这么说？以下稍加分析。

首先，文章的内容是白纸黑字，不容混淆的。国文课本皆有批注，老师的职责是口语翻译。考试题目的重点不出这两者的范围。至于背诵课文，虽属必要而效果不佳。关键在于理解，亦即厘清每一字每一句，让自己确实明白作者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只要完全理解中学六年国文课本里的文章，就具备基本而必要的语文素养，可以在阅读上拥有自己的天空了。

其次，背诵古文的作用，不是为了训练记忆力，而是要藉此学习作者「如何」展示他的思想与感受。许多教学不能不采用亦步亦趋的方法，就像初学写字要跟着虚线重画一遍，不然总是记不真切。文章结构有起承转合，时地人事物皆须交代清楚，有些话是场景与序曲，在经营与雕琢之时，烘托了主题意识的鲜明姿态，进而以理顺气和的语句铺陈出来，使读者随之认同某种意境，引发「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鸣。

从「如何」的角度来看，才知道一篇文章的精采之处。至于第三阶段的「为何」，则须由个人提升到人类层次，才能充分领悟。说人类，有些笼统；说人性，比较真实。作者的生平背景、特殊际遇、个人志趣、生命愿景是些什么。这些条件所塑成的心灵是独一无二的与不可复制的；但是，发而为文之后，依然使读者的心灵随之悸动。这其中的道理在于人性。好文章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越了解人性，也越能品味好文章。只有体认了作者「为何」写一篇文章，才算达到理解的最高程度。

表达的方法

国文科的测验项目必有作文在内。作文的秘诀是「意到笔随」。意是指我的想法，笔是指我驾驭文字的能力。想法人人都有，最怕的是芜杂蔓衍与轻重难分，所以贵在善于剪裁，形成一套可取的说法。说法是口语表达，与文字尚有一段距离。要想学会作文，先须学会说话。说话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好像作简报一样，要说得有头有尾、条理井然、段落分明。擅长说话的人，必有高度的同理心，否则无以感动别人。这种同理心也正是作文的必备条件，意思是：写作者要由阅读者的立场来看待自己的作品。

其次，平常就得练习概括自己的想法。写作必须有感而发，有话要说，但是临到考场看到作文题目才凝聚想法，恐怕难免是急就章。有人认为写日记有益于作文，原则上这是对的，不过还须培养聚焦的习惯，努力把一件小事情说得完整而透彻。

接着，如何使文笔随着想法而尽情挥洒呢？谈到文笔，就涉及才气问题。但是，基本的锻炼工夫仍是不可或缺的。以白话文为例，首先要练习造句。譬如，看到这样的语句：「牧童骑在牛背上，边走边吃草。」我们当然知道是牛在吃草，但是全句的主词却是牧童。又如以下这一句：「这是某人之墓，生于某年，卒于某年。」乍看之下，好像是坟墓有生卒年。说话难免较为松散与含混，有时适度的肢体语言也可以帮忙达意，但是文字则是安静地写成白纸黑字，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造成阻碍。

由造句到分段，再构成整篇文章，作文就完成了。至于才气的因素，我倾向于接受西方所说的：「天才只是长久的耐苦。」所耐之苦是广泛的阅读与认真的写作。要写好文章，怎能不喜欢文字？怎能不与文字为友为伴？

最后，我愿稍加说明自己的写作经验。由于念的是哲学，善于说理而拙于抒情，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的写作方向。真正敢于提笔为文，仍然经历了长时期的准备阶段，那就是「翻译」。

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先后从英文译为中文的哲学作品约有二百万字。这种训练是相当扎实的，我不但学会了英文，也学会了中文写作，翻译必须忠于原作，不能任意添油加醋；转换到中文写作时，就须忠于自己的所思所感，侧重于运思与推论的合理性及逻辑性，效果则是希望说服读者。

回顾过去二十余年，写作已成为我每周的功课，使我形成阅读、省思、写作、演讲的良性循环。国文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也希望中学生好好珍惜学习国文的机会。　　

选自《生活有哲学》(健行文化)

摘自《铁肩担道义－－二十堂名家的国文课》　商周出版社

管季超0712

夏丏尊：受教育与受教材

自从我在《中学生》创刊号上写了那篇《你须知道自己》以后，就接到了不少的青年的来信。有的自陈家庭苦况，有的问我中学毕业后的方针，有的痛诉所入学校的不良，问题非常繁多，欲一一答复，代谋解决，究不可能。没法，只好就诸信中寻出一个比较共同的问题，来写些个人的意见当作总答。

我在创刊号那篇文字里，曾劝中学生诸君破除徒以读书为荣的“士”的封建观念，养成实力。这次所接到的来信中，差不多都提及到这实力养成的问题。关于这，我实感到有答复的责任。至于答复得好与不好，且不去管他。

先试就实力二字加以限制。我的谈话的对手是中学生，所谓实力，当然不是什么财力，权力，武力，也并不是学士或博士的专门学力，乃是普通一般的身心上的能力。例如健康力，想象力，判断力，记忆力，思考力，忍耐力，鉴赏力，道德力，读书力、发表力、社交力等就是。

这种能力，虽是很空洞，很抽象，却是人生一切事业的基础。犹如数学公式中的X，诸君学过数学，当然知道X的性质。X本身并无一定价值，却是一切价值的总摄，只要那公式是对的，无论用什么数目代入X中去都会对。上面的各身心能力，本身原不能换饭吃，成学者，或有功于革命，但如果没有这诸能力，究竟吃不成什么饭，成不了什么学者，或有什么贡献于任何革命事业的。

这身心诸能力，原也可从自然环境或职业部分地获得，例如滨海的住民常善泅泳，当兵的自会富于忍耐力。但人为的有组织的养成机关，不得不推学校教育。所谓教育，就是能力给与的设计。学校就是为施行这设计的而特造的人为的环境。专门以上的学校为欲使学生直接应世，倾向常偏重于专门的知识技术的传授。专门以下的学校所传授的，不是可以直接应世的知识技术，其任务宁偏重于身心诸能力的养成，愈是低级的学校愈如此。所谓课程也者，无非施行教育作用的一种材料而已。

专门以上的课程收得了也许就可应世，就可换饭吃，至于专门以下的学校课程，收得了仍是不能应世，换不来饭吃的。不信，让我举例来说：诸君花了不少的学费，费了不少的光阴，好容易了解了几何中西摩松线的定理或代数中的二项式，记得了蒲公英、鲸鱼的属类与性状，假如初中毕业时成绩第一。但试问这西摩松线的定理和二项式的解答和关于蒲公英、鲸鱼的知识，写出来零折地卖给谁去?怕连一个大钱也不值吧。又假定诸君每日清晨在早操班上“一二三四”地操，一日都不缺课，操得非常纯熟，教师奖誉，体育成绩优等。试问这“一二三四”的举动，他日应起世来，能够和卖拳头的江湖朋友一样收得若干铜子吗?以上不过随举数例，具实诸君所学习着的各科无不皆然。

诸君读到这里也许又要感到幻灭了，且慢且慢，西摩松线二项式和蒲公英鲸鱼的知识，虽不能卖钱，但因此而表现的推理力记忆力等等是终身有用的。又，幸而能升学进而求更高深的科学，这些知识当作基础也是有用的。“一二三四”操得好，虽不能变铜子，但由此锻就的好体格，和敏捷、忍耐、有规则等的品性，是将来干任何职业都必要的。“功德不虚”，诸君用几分功，究竟有几分益处在，断不至于落空。

由此可知，中等学校教育的课程，只是一种施行教育的材料，从诸君方面说，是借了这些材料去收得发展身心能力的。诸君在中学校里，目的应是受教育，不应是受教材。重视书册，求教师多发讲义，囫囵吞枣似地但知受教材，不知受教育，究是“买椟还珠”的愚笨办法。

诸君读了我上面的话，如果以为是对的，那么希望诸君注意二事。

第一，要自觉地从各科目摄取身心上的诸能力。我上面所说的话，原只是普通教育上的老生常谈，并非什么新说，照理，教师们都该知道了的。他们应该注意到此，应该利用了教材替诸君养成实力，不应留声机器似地，徒把教本上的事项来一页一页地切卖给诸君。但现在的学校实在太乱杂了，一年之中可换三四个校长，前学期姓张的先生来教诸君的地理，后来归姓胡的教，这学期又换了姓王的。在这样杂乱无序的情形之下，说不定诸君的教师之中没有不胜任的分子。又，教育是教师与学生合作的事，教师虽施着正当的教育，学生如果无接受的热心，也不会有好结果，故渚君须有养成身心诸能力的自觉才好。一个代数方程式，同级的人都能解，你如果解不出，这事本身关系原不大。但在一方面说，就是你的记忆力或思考力不及人，不到水平线，这却是大事。冬天早操屡次赶不上，这事本身原不算得什么有碍，但由此而显现着的你的这惰性，如果不改革，却是足为你终身之累的，无论你将来干什么。

第二，对各科目要普遍地学习。近来中学生之间，常用因淡薄的实用观念或个人的解好，把学习的科目偏重或鄙弃的事。有的想初中毕业后去考邮局电报局，就专用功英语，有的想成文人，就终日读小说。无论哪一校，数学都被认为最干燥无味，大家对了都要皱眉的科目。体育科，则除了几个选手人员外，差不多无人过问，认为可有可无。图画、音乐等科，也被认为无足重轻的东西。这种倾向由能力养成上看来，真是大大的错误。因了学科的性质，有的须多用些功，有的可少用些功，原是合理的。又，现制中学的高中已行分科制，学生为了将来所认定的方向，学习要偏重些某方面，也是对的。我所指摘的只是普通一般的中学生的对于学科的偏向，尤其是对于初中部的学生。你想毕业后去考邮局或电报局并不是坏事，但除了英语的知识以外，多带些知识趣味去，就是说，在记忆力忍耐力等以外，多养成些别的能力去，不更好吗?你想成文人也好，但多方面的能力修养，将来不会使你的文人资格更完满吗?

中学原只是普通教育，其中的学科都是些人类文化的大略的纲目，换言之，只是一个常识，在综合地养成身心的能力上看来，不消说是好材料。次之，在有升学希望的人，当作预备知识也自有其意义。至于要想单独地拿了一种去换职业，究竟是毫无把握的。将来情形变更也许不能这样断言，至少在现制度是如此。任你怎样地去偏重，结果所偏重的依然无用，而在别的方面却失去了能力养成的普遍的机会，只是自己的损失而已。

一家商店，常有一种东西是值得买，而其余是不值得买的。例如杭州西湖上的菜馆里，醋溜鱼是好的，而挂炉烤鸭就不好，虽然门口也挂着“挂炉烤鸭”的牌子，我们如果要吃醋溜鱼，就到杭州西湖边上去，如果要吃烤鸭，那么上北京菜馆去，不然就会找错了门路。学校犹如商店，在中学校里所可吸收的是普通的身心能力，不是可以直接应世的教材。如果要买应世实用的教材，那么将来进专门大学去，或是现在就进甲种实业去，急于考邮局电报局的，还是进英文夜校去。

中学校的性质如此，是借了教材给与能力的。诸君在中学校里，试自己问问：“我在这里受教育呢?还是在这里受教材?”

管季超0712

任继愈:谈学术文章的写作

写学术文章，可以说没有共同的程式，却不能说没有共同的要求。

朱谦之先生治学兴趣广泛，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哲学史、日本哲学史、朝鲜哲学史、音乐史、戏剧史、宗教史、目录学都有专门著作问世，曾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他写文章的特点是快。每大早晨四五点钟开始写作，到八九点钟停土。他写作时，手不停挥，文不加点，一两万字的文章，一挥而就。有时连引文也懒得查对。汉代文学家枚乘，文思敏捷，草拟紧急文书“倚马可待”。枚乘写文章快是快，但不是学术著作，总数量也不多，比朱谦之先生差远了。

冯友兰先生晚年目力不佳，他写文章由自己口授，助手记录，冯先生在记录稿上做些修改，最后整理成书。解放后出版的几部《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古人中有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的作家，多半指的诗、赋或即席应酬之作。口授几十万宇的学术文章的却不多见。冯先生善于化繁为简，逻辑性强，使人读后印象明确。他的观点别人不一定赞同，但不会由于表达不清楚而使读者误解。这是他的功力之所在。

朱光潜先生写文章，先把必要的材料收集齐备，把文章的大端、纲目列出来，摆在手边。然后按拟定的纲目，逐章逐段地写下去。朱先生的文章条理分明，不蔓不枝，如潺湲山泉，有曲折，有起伏，而说理明畅，沁人心脾，有理论文的清新，又有诗的韵味。

熊十力先生写文章富有批判、论战风格。有时急于下笔，随手抓几张纸（多半用别人来信的信纸背回起草），奋笔疾书，宇如狂草。写到会心处，口里不断讽诵。文章写完，他认为最重要的段落加上浓密圈点。有时高兴了圈点的地方占了一半以上，重点反而不明显了。他为文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字句不加雕饰，看似漫不经心，而用字遣词，又十分准确，不可更动。

汤用彤先生写文章，慢条斯理，不以敏捷擅长。中年以后，患高血压，手颤，用毛笔写宇很吃力，几千字的文章要断断续续写好几天。写作过程中不断修改，一稿往往修改多次。他的文章虽非一次写成，并没给人以不连贯的感觉。使人读后觉得清通简要，文质得中，寓典丽于高古。深得魏晋风格，却没有魏晋文风虚诞浮华的弊病。

上述几位老先生中，除朱谦之先生属于才子气的写作方式，别人不容易学以外，其它如冯、朱、熊、汤几位先生都有特长。他们的文章，不论长篇巨著，还是札记短笺，讲的都是他们熟悉的东西，不讲他们不熟悉的东西。因而讲起来总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鲁迅先生曾说过，章太炎先生晚年社会上尊奉为国学大师，他不讲他熟悉的文字学，却喜欢讲文字学以外的东西。出了范围，他的言论往往不大正确。鲁迅对此，很为章太炎惋惜。这里讲的几位先生文章写得好，受到内行人的尊重，原因是在学术问题上从不“越位”。这一点，值得学习。专家，所专的只不过一个小范围，小范围以外，专家未必专，也许很外行。

现代人写学术文章，不同于古代人。评论学术，分析概念，要求清晰、准确。《庄子·天下篇》是学术论文，用庄子《天下》的写作方式，表达不了当前的百家争鸣局面。写学术文章，要有系统的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上面所举的这几位先生超过乾嘉学者，也超过同时代新学派的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接受了现代思想方法。所谓“现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现代中最根本的一条标志，即看作者是否熟悉现代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有了科学的思想方法，才可以保证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不断提高。科学的发展无止境，学术研究的深度、广度也无止境。

学术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好比人的性格不能强求一律。所谓“文如其人”，即指文章风格，也指人的品格。写文章离不开技巧，要有基本训练。这是每一个学者在青少年应当学会的本领，这里不去说它。我只说学术论文最要紧的是文章的科学性。如果内容缺乏科学性，就等于人患了软骨病，站不起来，成为不治之症。学术文章，先有“学术”，再谈“文章”，因为文章的支柱是它的学术内容，而不是词藻、结构、章法。旧社会所谓“桐城义法”写不出学术论文，用“马列义法”装点的文章多短命，有的文章连一两年的寿命也没有维持下来，一点也不奇怪，理应如此，因为文章缺少科学性。

管季超0712

陈建功：不妨一试
钟雪同学：

　　寄来的几篇作文都读过了。你希望我能“给以指教”，这使我不安。写小说的人，未必能当一个好的作文指导者。你倒不如直接请教你的老师。也许，他更能针对中学生的特点给你以帮助。不过，既然读过了你的作文，还是有一些想法的，谈出来供你参考吧。

　　 通过你的作文可以看出，你掌握了较丰富的语汇，对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等表现方法也有一定的训练。这是不错的。我甚至猜想你一定也和我在中学时代时一样，准备了好几个本子，有的专记生活中精采的语言，有的专摘书本里独到的描写……这些，对于一个决心学好作文的中学生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我也同样看出，你对自己的作文缺乏一种总体构思上的把握能力。你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到了语句的锤炼、词藻的堆砌上面，却没有考虑应该如何运用总体构思的力量，挨出深刻、新颖的立意。因此，读了你的作文，感到一股段优美流畅的文字象是一朵朵鲜花，你为了其中的每一朵直至每一片花瓣，都煞费苦心，可惜的是它们不能长到一根有力的枝条上。这使我想起有不少立志于写小说的人把他们的作品拿来给我看，那些作品也大都犯有这个毛病。看来，从中学作文深开始，更注意一下立意、构思的训练，真是十分必要的了。

　　我中学时代的作文，也曾经历了你这样的阶段。那时刚刚开始接触较多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又很低，常常为作家们“有那么多新词儿”所倾倒，读书时，拼命搜集词汇，作文时，大用特用，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了。当然，不能说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更何况开始的时候，竟有好几次被老师在课堂上叫起来宣读“范文”，着实感到得意洋洋呢。终于有一次，作文的题目是《北京的秋天》，我把从《北京游览手册》上抄录下来的几乎所有美妙的形容词全用上了，自认为这是我的“力作”，岂料得到的竟是老师写在文章后面的一句严厉的批语：“肉长不到骨头上，是一堆臭肉——不要堆砌词藻！”我至今还记得那红铅笔写下的今我心惊肉跳的这句话。不过，回想起来，越发浇深地感激那位老师。他开始为我进行一种训练：他不再要求我交整篇写好的作文，而是只要我交提纲。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春》，你打算怎么写?”，“《记一个老人》，你打算怎么写?”他要求我在五分钟以内把一部电影或一篇作品的立意、构思表述出来。今天看起来，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方法，这不过是一种立意和构思能力的锻炼。可是在当时，这种锻炼真使我获益不浅啊。它使我养成了一种思考方式：我常常逼着自己面对一题、一景或一人、一事浮想联翩，很快就有了一篇文章的立意，同时拿出了表现这立意的总体构思。同样，读了一篇好的作品，注怠力也转向对它的立意以及构思的分析了。不管是“读”还是“写”，抓住丁立意，抓住了构思，才算抓住了主要矛盾。我想，以后我在写文章，搞创作时有所进步，恐怕一定程度上得力于那位老师，得力于他的训练方法。我又想，我们的中学作文课能否试用一下这种方法呢：出一个题目，思考一刻钟。然后由几个同学讲自己的立意、构思，每人五分钟。当场比较、评点。一题议罢，再出一题……即便老师不采用这种方式，我看你也不妨试一试，也许，这对你纠正自己的弱点不是没有好处的。

            顺祝
进步

                         陈建功

管季超0712

大地上总有孩子跑过



教师月刊编辑部



大地上总有孩子跑过。

大地上的孩子，她们参与了这个世界最初的苏醒。她们是这个人世间的好奇和惊喜。她们是语言里的“啊”、“呀”、“吗”、“嘿嘿”、“哈哈哈”。她们随着四月的风拂过山谷，群峰奔走相告，一阵阵发出生命相依般的共鸣。

我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听不见这样的声音，或者是，这样的声音会使他不适、茫然——他习惯的是那种有确定意思并对应于某物的声音。而我们的教育，也往往只作用于此岸的建筑物，只在可以精确描述的地方产生意义，而失去了对远方、对高处、对低语、对内心的敏感和观照的能力。

当人的成长在教育中被窄化为知识的增长的时候，人便被从情感、情性、情志、情趣的土壤中连根拔起。此时，纵使设备再精良、手法再先进、技巧再娴熟，教育充其量也不过是小丑的舞蹈。在这个小品当道的时代，这“小丑的舞蹈”对大众的情绪和喜好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一不小心，你就可能成为小品的一部分，一个场景，或一句台词。

或许，我们无法说清楚，何为真正有益于人幸福、完整地成长的教育，但至少，我们必须懂得去辨识，那些损坏人性、忽视尊严、贬低浪漫、嘲笑真诚、抑制想象的无意之举，并像对待可怕的坏习惯那样，努力去改变、克服。

在这个教育的大地上，只要有绿意萌生，你都要心怀期待：又有孩子，即将跑过……

管季超0712

这个六月，我们不能不悲伤



教师月刊编辑部



你无法想象，当这样一些平常的地名—一福建南平，广西合浦，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陕西南郑—一相继出现的时候，触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六月，我们不能不悲伤。

这个2010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在一些家庭那里，只有“六一”，没有“儿童”。

除了在玉树地震中早夭的那些儿童，我们更疼痛着，在 3月23日到5月12日短短50天里发生的这6起校园惨案中惨死的那些孩子。

再多的泪水也洗不掉他们流在大地上的干净的血——那一天，他们告别了父母，随之告别了这个世界；有的甚至，就在父母面前告别了这个世界。生命凋零，童年不再。

我们无比羞惭地发现，在突如其来的暴力面前，成人世界并不能给我们的孩子提供庇护。而那些有幸避过屠刀的孩子，他们的心灵，将怎样长久地纠缠着那一场噩梦！还有，更多的孩子，只是“听闻此事”，他们的成长是否将因此而多了一种对“身边人”的恐惧？

那高高举起的，不是刀斧，而是罪恶，是人性的溃败。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这是人性安全、价值观安全而不仅仅是校园安全的问题。

这一期杂志是“总第12期”。可是我们根本来不及有所谓的“月刊周年喜庆”。我们只听到窗外有一阵一阵的叹息：

下雨了

雨点落在地上

一会儿就不见了

仿佛那些校园里的孩子……

管季超0712

没有两岸，只有前方



教师月刊编辑部



万物都在自己的秩序里走动。而人是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他在劳动，思考，相爱，歌唱。还有什么也如此有意思？或许是：水边的青草，跃过水面的风，刚刚过去的昨夜，以及夜色里一闪一闪的萤火虫……

这也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你无法“把水珠从水中挑选出来”（道辉诗句）。在岁月的长河里，每一滴水，既是喧哗，也是传奇。我们是作为一个人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教师，怀抱人间并俯身于这一片教育的大地的。

这是我们必须自我觉知的。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思考。我们的目光来自我们自己的瞳仁。在这个恒久的世界和纷繁的时代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需要有最基本的道德判断力和审美能力，去思考、追问那些最基本的人生、人性和文化、教育的问题，诸如生与死、爱与恨、自我与他者、个人与族群、儿童与成人、现实与梦想、科学与人文、此在与彼在、已知与未知……

我们必须抓住这些“本”的、“体”的、“根”的、“源”的东西，并以此为土壤，培植与提升为人、为师的精神品格——除了“教育爱”，还要有民主、平等、对话、悲悯、诚信、担当等公民情怀。所有这些，既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我们教书育人的依据。

只有扎根于此，我们的工作才可能是建设性的，积极影响每一个孩子的，有益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以及这个世界的未来的。

在岁月的长河里，没有两岸，只有前方。我们期待，当你打开这个“教育人文读本”的时候，你生命的丛林里，有一个个明亮的事物，在慢慢升腾，轻轻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