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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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朱自清（1898——1948）

　　现代著名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县，后居扬州，称“我是扬州人”。19岁入北京大学预科，不到一年，又考进本科，并以三年时间修完哲学系全部课程。在校时，就开始文学创作。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1920年先后加入“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1921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历任浙江省杭州、台州、温州、宁波等地的师范学校和上虞、扬州两地中学的国文教员。1925年应聘北上，任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系教授，1930年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次年赴欧留学，在英国攻读语言学及英国文学。一年后回国，在清华继任原职。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仍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坚持教学，一丝不苟。1945年，抗战胜利，随学校迁回北京。因积劳成疾，于1948年8月12日溘然长逝。在贫病中坚守中国人的气节，不吃美国“救济粮”，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朱氏对于中学、大学的中国语文教学工作，始终热情关注，不遗余力。对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性质和任务，早在1925年他就著文指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主要有两条，“（一）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二）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两个目的之中，后者是与他科相共的，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这“相共的”和“特有的”，说出了双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他又用自己优秀的文学创作，显示了纯粹白话文的巨大魅力，为青年提供白话文写作的范例；他甚至应教科书编者朱文叔之邀，专门为中学国文教科书写了白话文短篇《春》作为课文，使它成了后世语文教科书中必选的杰作。他研究中国语文的精辟见解，汇集在《经典常谈》、《语文拾零》、《语文影》、《论雅俗共赏》、《标准与尺度》等论著当中。抗战期间，与叶圣陶合作编写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和《国文教学》等书，几乎成为当时中学国文教员的必读书。抗战胜利后，与叶圣陶、吕叔湘等，为开明书店编制《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本》，影响深远。　　朱氏在语文教育上既重视白话文和现代文，也重视文言文和古典文。他认为现代青少年读的、写的主体应是现代白话文，但他们又不可没有最低限度的接触古代典籍的能力，因此二者要合理地结合，相互为用。在语文训练方面，他尤其重视说明文和议论文，认为这两种文体，既切合实用，又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思想。在表达能力的训练步骤上，他认为“思想、谈话、演说、作文，这四步一步比一步难，一步比一步需要更多的条理”，因此他提出了“从练习演说入手”，来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设想。他重视文章的朗读，为国人所尽知，有《论诵读》、《论诵读教学》、《论朗诵诗》等文，论述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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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胡 适（1891——1962）　　

现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１９０６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留美官费生，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入文学院，１９１４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１５年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又任北大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１９２８年任中国公学校长。１９３１年春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１９３５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评议会评议员。１９４６年就任北大校长。１９４９年离沪赴美。其间曾先后于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４年返回台湾讲学，并出席“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１９５８年离美返台，定居于台北，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１９６２年病逝。 　　五四时期，我国中小学的国文科，从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到教材教法，都经历着重大的历史性变革。在这场革新运动中，胡适的影响至巨。胡氏是提倡白话文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０６年，一批“清国留学生”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自编《竞业旬报》，全部刊载白话文章。胡氏在读期间，就为该报第１期撰写了纯粹白话的《地理学》，同时还为《安徽白话报》等提供白话文稿。当时，他还不过是个１５岁的少年。１９１０年赴美留学，仍竭力倡导白话创作。自己首先尝试着用白话写诗，后来这些诗稿结集成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胡氏又是第一个尝试着用白话来翻译法国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的人，那是１９１２年前后的事。这两篇杰出的白话译作，后来都被选作国文科的经典性教材。１９１９年，胡氏又把自己用英文写成的独幕剧《终身大事》翻译成中文，这便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戏剧文学的白话剧本。１９１８年，胡氏又冲破了历来用文言来写学术著作的传统老例，尝试着用白话来写哲学论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国文教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１９１５年６月，胡氏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专论，除了指出传统圈点法的弊害以外，还亲自设计了１０种新式标点符号。推行国语，也是五四运动的又一重大业绩。１９２０年，教育部在京开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氏出席讲演十余次，对教育部命令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教授，表示赞赏，指出“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第一件大事”，它“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２０年”。 　　胡氏在１９２０年和１９２２年先后就国文教学改革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过两次讲演。前者是应北京高师附中国文研究部之邀，所作的题为《中学国文的教授》的讲演；后者是应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之邀，所作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讲演。这两篇重要论文，对中学国文科的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所论各点，就胡氏本人而言，是他以往所持一系列卓见的综合反映；就语文学科的发展而言，是后来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制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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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叶苍岑（1904——1993）　



　著名语文教学法专家。河北任丘县人。193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担任洛阳、邢台、桂林等地师范学校和桂林高级中学国文教员。1943年后，先后在桂林师院、保定师专、北京师大、辅仁大学任教。1952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中学语文教材教法”课程的教学。叶氏在40年代初，任教于桂林师院时，曾编写出版过一部《初中精读文选》。同时，在《国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1942）上发表《对中学新生谈国文学习》，针对中学新生的实际，讲述了“中学国文科的目标”、“学习的内容”（精读、略读、作文、文章法则、口语练习等）、“在学习上应该注意的地方”等有关中学国文科的若干重要问题，似乎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学国文学习法指南。1953年，配合前苏联专家普希金教授的学术活动，指导实习生进行“红领巾教学”改革试验，发表《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的专论，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叶氏的主要论著有：《论语文教学改革》、《说明文通论》、《说明文教学问题研究》、《议论文读写基本能力培养》、《实用文》等。主编有：《中学语文教学通论》（一册）、《语文基本知识丛书》（九册）、《语文基本能力培养丛书》（九册）等。 　　叶氏任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期间，主讲中学语文教材教法多年。在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向科学化目标迈进的历程中，叶氏首先关注的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他主张：（1）定向研究。他认为中学语文课是一门具有工具性、思想性、、实践性等多种性质的综合性学科。语文教学客观存在的综合性特点，要求人们多侧面地对它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以建立语文教学研究的整体观念。（2）定量研究。他认为语文教学的整体，主要是由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语文基础知识教学三大部分组成；而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个定量分析问题。把这三大部分的定量问题分析出来，并整理清楚，既划定范围，又确定内容，对学生学习一定十分有利。（3）编序研究。他认为在定向、定量的研究基础上，从教学需要出发，必须科学合理地解决内容的编排序列问题。这种“科学化”的设想，对培养中学语文师资十分重要。在这一点上，叶氏的见解也是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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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中国20世纪语文教育的大家　　　 陈鹤琴（1892－－1982）



　　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浙江上虞人。7岁接受启蒙。1914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聘回国任教。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并兼任园长。1929年发起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当选为主席，以后又在江西、上海创办过幼儿教育学校和机构。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并以自己的子女为对象进行过三年的观察实验，记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归纳出101条教育总结。 　　他曾针对当时教育界“教死书”、“读死书”的状况，提出“活教育”主张，确立三大目标：（1）“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2）“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3）“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他还提出“活教育”的17条教学原则。他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由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部、婴儿园五部分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他认为，幼儿教育是一门教育科学，是基础教育的基础。通过全面系统的切实地科学实验，做好幼儿教育的研究工作，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幼儿教育的客观规律，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教育论著近400万字，主要有：《儿童研究纲要》、《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我的半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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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２０世纪教育的大家　　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




陶行知，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人，1891年10月18日生，一家躬耕自食，家境清寒。陶行知自幼聪明好学，但因生活贫困无力入私塾读书，6 岁时蒙馆塾师方庶咸秀才视其资质聪颖，为其免费开蒙。8岁到万安镇经馆伴读，11岁又回到黄潭源自学，有时也帮父母参加田间劳动。15岁进入歙县教会学校——崇一堂学校读书。因陶母在本校帮佣，英人校长唐进贤喜欢勤劳聪明的陶行知，准其免费读书。17岁崇一堂毕业后独自远离家乡，考取了杭州广济医学堂，因不满该校歧视非教徒学生，入学三天后便愤而退学。18岁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后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担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编。四年后，陶行知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毕业典礼上，他以优异毕业生的资格，宣读了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论文表露出了他最初的教育救国的思想。　　1914年（23岁）陶行知在大学校长包文先生的鼓励和亲友的赞助下赴美留学，考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第二年便获政治学硕士学位。但他没有在伊利诺斯大学读完，便于1915年9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原因是，他深信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且他认为第一流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他攻读教育的最好的学校。他决心将来为祖国教育的改革、发展奉献终身。他认识到“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重要之手续。”1917年 在哥大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毕业回国，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为我们遗留下的宝贵财富有三：一是伟大的学说和理论，二是伟大的实践和经验，三是伟大的人格和精神。我们重点介绍他的学说和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活教育理论。他的创造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幼儿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师范教育思想、终身教育思想，都是植根于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的核心，“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的场所，“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方法。（一）生活即教育． 对生活即教育，陶行知有一句很有概括性的话，就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即教育”的含义有三：一是生活有对人的教育作用，二是教育又促进生活的变化，三是教育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生活教育的效能：一方面“过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只要把自己放在社会的生活里，即社会磁力线里转动，便能通过教育的电流，射出光，放出热，发出力。另一方面，“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须过什么生活。”只有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在生活中进行教育，才能发出力量而成真正教育。教育与生活的关系：1、生活决定教育；2、教育改造生活。教育改造生活，要从培养人开始；教育改造生活是改造自然，实现富国理想；教育界改造生活最重要的是改造社会生活。（二）社会即学校．它是要求“以社会为学校”，用陶行知的话说就是“把整个社会或乡村当作学校。”它的含义：1、认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2、学校不得关起门来办学，必须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3、运用社会力量，由群众办自己所需要的学校；4、从培养目标说是培养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的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能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普通劳动者；5、从教育内容说，他要以社会为课堂，使学校的教育内容更丰富。（三）教学做合一． 1、“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其教学论，它是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改革。 2、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 3、“教学做合一”，中心是个“做”字，什么是“做”呢？它的特征：1、行动，2、思想，3、新价值的产生。陶行知给“做”下过一个广义的定义：“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破坏，是寻求出路。”他说：“是活人必定做。活一天，做一天，活到老，做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