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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汉代名片“谒” 之史话随笔考

·姚老庚

很多人以为考古总是和古旧的东西打交道，是个很没意思的活。殊不知，考古也是可以很有趣的。比如，名片是谁什么时候发明的？现今在社交生活中名片已成为不可缺少之物了，是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可是你知道名片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它又是怎样演变的吗？名片在现代社会颇为通行，但名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东西，这种时髦的东西也不是泊来品，名片又曰“参榜”。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在西汉时，名片是用竹木做的，称作“谒”。汉代名片谒面空白处写贺礼钱数，所以，中国还应算是使用名片最早的国家，名片至少在秦末汉初就已出现了。
《仪礼·觐礼》文：“摈者谒诸天子”。汉代名刺已很流行，“刺”上一般要写明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刺”。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刘邦引兵过陈留，郦食其“踵军门上谒”，求见刘邦，刘邦不见，“令使者出谢，……郦生，目案剑叱使者……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这是关于名片的一段最早的记载。《史记·高祖本纪》亦记载，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吕公家去贺喜，因为没有带钱而不得上堂入座，便假装“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刘邦原为诈酒食，不料反受吕公赏识，并因此得到了一位妻子，即后来的那位吕后。对于《高祖本纪》中“乃绐为谒”句，唐司马贞“索隐”曰：“谓高祖素狎易诸吏，乃诈为谒。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谷也”。谒，一般常用的意思是拜见。另指说明，陈述，告发。还指名帖。《后汉书·孔融传》之“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正说明谒的使用情况。
唐·李德裕曰“为相贵盛，人务加礼，改具衔候起居之状，谓之门状”。《明史》有“台谒当以属礼”。 清·王士禛 《香祖笔记》卷八载：“唐宋启事用门状，即今士大夫彼此拜谒之名刺也。” 所谓“谒”就是拜访者把名字和其它介绍文字写在竹片或木片上（当时纸张还没发明），作为给被拜访者的见面介绍文书，也就是现在的名片。由于东汉蔡伦发明的纸张开始普遍采用，于是“刺”由竹木片改成了更便于携带的纸张。《释名》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这“诣”就是汉代的名片。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将军朱然墓中出土了三枚谒。这三枚谒是用木片做成的，长24.8厘米，合汉代1尺，宽9.5厘米，厚3.4厘米，谒面顶部中央写一个“谒”字，右边直行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扬朱然再拜”，谒面有一大片空白，这就是留作书写贺礼钱数的地方。汉代的名片，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片，叫做“刺”(札)。刺因“书以笔刺纸、简之上”而得名。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14枚刺，也是长1汉尺左右的木片，但宽仅3.4厘米，厚仅0.6厘米，既薄又窄。刺面从上到下有一行墨书：“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面也没有可写别的文字的空隙。在刺上除姓名爵里外，还常要写有表示客气和问候的话。据《释名》记载：“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也”。
“刺”的出现比谒略晚，但至少到东汉时也已十分流行了。由于刺比谒更轻巧、灵便、实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刺逐渐取代了谒。刺流行的时代比谒长，从文献中可知，汉魏时奏刺是流行的习俗，因此，在当时的墓葬里我们也常可找到它们的踪迹。中国建政以来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获得的名刺木简，是1955年4月底在湖北武昌任家湾一座东吴时期的砖墓中获得的，在墓中还发现有黄武六年（227年）铅质买地券一方，墓内出土三枚木简，长18.8至21.5厘米、宽约3.5厘米，可惜字迹已漶漫，仅在一枚上可以看出“道士郑丑再拜”字样。由于字迹辨认不清，当时难以确定它即系爵里刺，未受重视。此后，又在江西南昌的东吴、西晋墓中发现了字迹清晰的名刺简多枚，使我们对此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南昌一座西晋墓中曾出土过5枚木刺，《梁书·诸葛璩传》中也有“投刺邦宰”的史话。　　
隋唐以后纸张普及了，名刺不再使用木片而改用纸来书写了，于是，它的名称也就逐渐改称为“帖”了。但有意思的是刺传到日本后也被日本人所接受，他们至今仍把名片叫做“刺”。到了明代，统治者沿袭了唐宋的科举制度，并使之平民化，“万般皆下品”读书便成了一般人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识字的人随之大量增加。人们交往的机会增加了，学生见老师，小官见大官都要先递上介绍自己的“名帖”，即唐宋时的“门状”， 又曰 “参状”。“名帖”这时才与“姓名”字“官阶”有了折射尊卑等级的瓜葛，明代的“名帖”为长方形，一般长七寸、宽三寸，递帖人的名字要写满整个帖面。如递帖给长者或上司，“名帖”上所书名字要大，“名帖”上名字大表示谦恭有礼，“名帖”上名字小会被视为狂傲。据《青箱杂记》卷二载，北宋皇祐、嘉祐年间“未有谒禁”，即这段时期没有发布过有关名片的禁令，于是士人利用名片登门求见，请托找关系，跑官买官古已有之。封建时代，由于官场腐败，攀附权贵，巴结名流，结党营私，随处可见，这样，名片的运用也就大显身手了，特别是碰到刑事问题，向法官走后门，行贿受贿，搞得乌烟瘴气。
明清时，趋炎附势者利用投刺拜客之机拉关系、钻营投机的情况，在社会上很普遍。小小名片，大千世界，人间百态。反映出人们在社会交际中存在着的尊卑等级关系,可以说是明清两代世风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交际中的多方面的情况。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即此（名片）一事之沿革，亦可以观世风也”。据《啸虹笔记》载，明代有个姓茅的官僚，为了巴结权贵严嵩，投其所好“每谒严嵩，用赤金镂姓名缝红绫作柬，嵩以为尊之也”。有一首《都门竹枝词》对此做了揭露：“大字职名笔画工，门前投递纸鲜红。都镌拜客无他用，关节曾防暗里通”。可见在那些身带制作考究的名片，到处“投刺”拜客的人中，有不少是曲意逢迎、暗通款曲、暗通关节者者。俞弁《山樵暇语》在谈到士风变化时特别举出何良俊说的话，评道：“士风之浇薄，于此可慨。”并抄录一首嘲讽投刺虚礼的诗：“一刺来投一刺还，交情一日遍长安。直须不作虚文事，可使离群出世间。”茶余酒后，以上赘言权当考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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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文嚼字趣谈“亥”字
·姚老庚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中的“亥”字，位于十二地支的末位。传统用做表示十二生肖次序的符号代称，与天干的十位相配成六十组合数轮回，用来表示年、月、日的次序，周而复始，循环使用。现农历的年份仍用干支纪年，如“辛亥年”等，亥年出生的人属猪，亥时即夜里九点至十一点。
《说文解字》：“亥”，荄也。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从二，二，古文上字，一人男一人女也。从乙，象裹子咳咳之形。《春秋传》曰：‘亥有二首六身’古文亥为豕，与豕同。亥而生子，复从一起。亥字以“草根”为核心而孳乳，发生同源分化现象。从词义变化来看，以亥得声的字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一、从亥得声的字有些具有根、事物的最末的意义；荄、核、垓、颏、姟。二、亥，《说文》：“亥，荄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荄，根也。”三、荄，《说文》：“荄，草根也。从草亥声。”《尔雅释草》：“荄，根。”郭璞注：“俗呼根为荄。”亥字上面的两个横代表阴与阳，下面是两个人，在前面的是女人，在后面的是男人，女人挺着肚子，意思是怀孕了。这个亥字的意思就是，此时男女交合就可达到阴阳平衡，晚上22点左右行房事最好可以怀孕。亥字也很有趣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您想让生命有一个起点，就要从亥时开始。现代人大多数也赞成亥时性爱。因为性活动需要付出较大的体力，亥时行房事后可以立即入睡，使双方得到充分的休息，第二天可以保持充沛的精力。需要注意的是，最好在22：30左右入睡，这样才能保证子时熟睡，并保证新的一天正常、平稳地开始，我们的生活、生命也因此而不断延续。笔者认为《黄帝内经》开篇已经提出“不妄作劳”，当然包括房劳在内。根据《黄帝内经》理论，中医临床对“肾虚”者也不是直接补肾，而是辨证平衡脏腑之间的互补关系，而且补肾也采用“虚则补其母”之法，运用“金水相生”原则，以补肺来益肾。补肺又可推及健脾。所以，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治病必求其固本。脾胃好了，吃得好了，则无须补肾。常说“饱暖思淫欲”，其实里面就含有五行的生克关系。
亥是古人73岁的隐称，恐怕就鲜为人知了。这得从中国有句关于寿命的俗语“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起。据考证，源于我国历史上两位“圣人”归天时的虚龄。一位是春秋时的孔夫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活到七十三虚龄而终。另一位是战国时的“亚圣”孟老夫子，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未满八十四虚龄时去世。因为古人的年龄都是以虚岁计算的，由于我国对古代孔子、孟子十分推崇，其学说在我国也有巨大的影响，历朝历代都奉之为“圣人”。所以他们归天的年龄，也就被后人看成是大不吉利的事情和难以逾越的界限了。故认为是人生进入老年之后的两道“坎”，就像现西方人忌讳耶稣之死“十三”这个数字一样，避之惟恐不及，故有的老年之友过这两道“坎”时，尤显得心有余悸，格外谨慎。甚至按传统迷信的做法，扎上红腰带，以求消灾避难、平稳过渡这两道坎。
古人忌讳说73岁，于是常用“亥”字来隐称“亥”字为何成了73岁的隐称呢？如唐代刘禹锡《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绛州》诗云：“午桥群吏散，亥字老人迎。”李商隐《戏题赠稷山驿吏王全》诗也云：“过客不劳询甲子，惟书亥字与时人。”刘辰翁金缕曲/贺新郎“七十三年矣。记小人、四百四十，五番甲子。看到蓬莱水清浅，休说树犹日如此。但梦梦、昨非今是。一曲尊前离鸾操，抚铜仙、清泪如铅水。歌未断，我先醉。新来画得耆英似。似灞桥、风雪吟肩，水仙梅弟。里巷依稀灵光在，飞过劫灰如洗。笑少伴、乌衣馀几。老子平生何曾默，暮年诗、句句皆成史。个亥字，甲申起”，故诗句中的亥字便源于此也。
古人认为，“亥”字有“二首六身”之说。亥字篆体上二横为首，象征二万，下有三个“人”字形同三个“六”视为六身，象征六千六百六十，合起来为二万六千六百六十，恰好是73岁的日数。古时“人生七十古来稀”，以旧时的生活健康水准及医疗条件等，享年若73岁已算高寿了。咬文嚼字故用“亥”字或“二首六身”来隐称73岁，并用此趣谈以比喻长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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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中国古代的题壁诗

·姚老庚

题壁诗是古代诗歌中的瑰宝，亦为我国民间文学奇葩之一，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书法文化现象。古代文人士子于远游近访中，常常会即兴或应邀将诗文书写于公共场所，以便其扩散流传，这就是题壁诗。题壁诗之“壁”，可细分为屋壁、厅壁、亭壁、楼壁、殿壁、墙壁、寺观壁、驿传壁、山石壁等。其中以题于屋壁者较为常见，如宋苏轼题于寺壁《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杜甫的《题郪县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白居易的《醉题沈子明壁》、温庭筠的《和友人题壁》等。从书法上看，这些诗文多为即兴应景之作，一般来说价值不大，但也不乏大家之作。唐宋诗人在题壁上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不仅源于对书法和诗歌的喜爱，同时也是出自欲求人知的传播渴望。他们挥毫泼墨之时未必计较“发表作品”之名，也不考虑藏之墙壁、传之不朽，更多的是快意于抒情写意本身，以让更多人更快地获得由此传出的信息。因“壁”难以长期保存，绝大多数被毁，只有极少数存留于世。    题壁诗始于两汉，盛于唐宋。汉末书法家师宜官是可考的最早题壁者之一。据《晋书》卷三十六转引卫恒《四体书势》云：“至(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值，讨钱足而灭之。”师宜官，东汉南阳人，书法家。这是古代题壁的最早记载，可惜其题壁的具体内容已无从得知。古人常于驿店、僧舍、山崖壁间题诗。多羁旅人之作也。或诉离愁，或寄所思。俚俗浅白者多有，间得佳作，清雅可读。就内容而言，题壁诗皆有感而作，是有所寄托的。这类诗大多对现实不满，不平则鸣。如宋无名氏《题壁》诗云：“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最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汉代以后，题壁者代不乏人。南北朝时期，题壁诗渐多。至唐代，题壁之风乃大行于世，《全唐诗》里的大量诗作都注明是随手题写。据唐人诗集统计，当时题壁诗的作者有百数十家，其中以寒山、崔颢等最为著名。如唐寒山题于石壁的一首无题诗：“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题于邮亭壁者如：“山月晓仍在，林风凉不绝。殷勤如有情，惆怅令人别。”（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题于殿壁者如：“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旧唐书•柳公权传》）题于楼壁者如《水浒》第三十七回宋江的“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崔颢最有名的题壁诗当数《黄鹤楼》以致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因见崔颢此作，为之敛手。唐代名相姚崇的曾孙、与贾岛齐名并称为“姚贾”的姚合，也酷爱题诗，其诗友项斯说他“官壁诗题尽”。唐宪宗元和年间，白居易、元稹诗歌盛行一时，题元、白诗歌于壁者到处可见。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记载：“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元、白二人也亲为题壁。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云：“元白齐名，有自来矣。元微之写白诗于阆州西寺，白乐天写元诗百篇，合为屏风，更相倾慕如此。”正如白居易在《答微之》诗中所说：“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与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五代时期最著名的题壁者当属大书法家杨凝式。杨凝式“素不喜尺牍”，其主要书迹都留在寺庙墙壁上。《旧五代史》本传注云：“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迹，辄流连赏咏，有垣墙画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以至“西洛寺观二百余所，题写几遍”（《书小史》）。宋代题壁之风方兴未艾，不逊唐代，据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十：“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驰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朋姓字，写途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画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辉顷随侍赵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可见题诗之多。举凡邮亭、驿墙、寺壁等处多有题咏。较为著名的有王禹偁的《题僧壁》、苏舜钦的《题花山寺壁》、王安石的《书何氏宅壁》和《书湖阴先生壁》、杨万里的《题龙归寺壁》、陆游的《题酒家壁》等。现在更多被人提及的是南宋林升的《题临安驿》：“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在文学史上如渺渺孤鸿，他的名垂后世，完全是驿站的墙壁给成全的。元代以后，题壁诗已远不如唐宋之盛了。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文人士子的题壁之风渐渐隐退，但至清末民初仍有一些文人学者雅好此风。北京香山正白旗三十八号发现的题壁诗，因与曹雪芹联系起来，被红学界疑为“曹雪芹故居”。 题壁诗兴盛于唐宋？原因有二：其一，唐宋时期，尤其是唐代，诗歌、书法臻于极盛，题壁诗之多，正是当时诗歌创作和书法活动繁荣的体现；其二，唐宋时期虽已发明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但印刷能力有限，大量诗歌不能及时刻印出来，“题壁”就成为诗人即兴“发表”诗作的最佳方式。但由于当时印刷能力很有限，还有大量诗歌不能刻印出来，“题壁”就成为一种“发表”诗作的最佳方式。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过往行人见而读之，就可传播开来。壁间诗题遍天涯，无虑千百，任其流传生灭。惜无人整理收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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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之别称小考随笔
·姚老庚
详见东汉·许慎着《说文解字》释“墨”为“书墨也，从土黑”。在《古今事物考》卷二“墨”条中，也写道：“墨始于黄帝之时，一云田真造墨”。李孝美在《墨谱》中记载：“最早的墨是用漆和石粉所做”。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记载着三国魏书法家韦诞制墨的方法：“参以真珠、麝香，捣细合烟下铁臼，捣三万杵。”终于制成“丰肌腻理，光泽如漆”、“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好墨。韦诞制作的墨被称为“韦诞墨”，是古代的珍贵之墨，被赞誉为；“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偶读“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珍材取乐浪，妙手惟潘翁。鱼胞熟万杵，犀角盘双龙。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从宋代苏轼在《孙莘老寄墨》诗中写的赞美墨的诗句中倍受感悟。诗中的“潘翁”即北宋制墨名家潘谷，据说他所制造的“潘谷墨”被誉为“墨中神品”，有“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之魅力。
自古故墨之别称繁多：陶宗仅在《辍耕录》卷二十九中云：“上古无墨，竹挺点漆而书。中古方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李廷痎为唐末。易州墨工奚超之子，于歙州制墨，因品质俱佳，被后主李煜封为“墨务官”，并赐姓李，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
玄圭：“急磨玄圭染霜纸，撼落花须浮砚水。”（宋·杨万里《春兴》）
玄玉：“玄玉初成敢轻用，万里豹囊曾入贡。”（明·高启《赠卖墨陶叟》）
玄珠：“万灶玄珠一唾轻，客卿新以玉泉名。”（金·元好问《赋南中杨生玉泉墨》）
陈玄：“赖石陈玄典籍传，肯教边腹擅便便。”（宋·庄季裕《鸡肋篇》）古时绛州在今天山西省新绛县，所产之墨较为有名，为朝廷贡品，而墨又以陈年、浓黑者为上品，故称之为绛人陈玄。又韩愈在《毛颖传》称它为“降人陈玄”。北宋大学士苏易简在《文房四宝谱》中写道：“松滋侯易玄光，墨也。”乌丸：“秦郎百好居第一，乌丸如漆姿如石。”（宋·陈师道《古墨行》）亦有乌金为墨之别称也。
乌玉玦：“近者唐夫子，速致乌玉玦。”（宋·苏轼《孙莘老寄墨》）唐李廷《藏墨诀》中称墨是“乌玉块”。
松烟：“往逢醉许在长安，蛮溪大砚磨松烟。”（宋·黄庭坚《答王道济寺正观许道宁山水图》又南唐时燕人李廷圭以松烟造墨，光泽可鉴最负盛名，后渡易水而居江南，故也有人称墨为燕人易玄光。墨，多以松烟制成，品质上乘的还要添加香料，故被古人封之为松滋侯、黑松使者、玄香太守、亳州楮郡平章事从文献记载中可知，中国古代的墨所采用的主要原料共分为松烟、石墨、漆烟和桐烟四种，其中主要以松烟和桐烟为主。
松液：“要与陶泓作佳传，老磨松液写《黄庭》”（元·宋无《端石砚》）
松煤：“山中老僧忧石泐，印之以纸磨松煤”（宋·欧阳修《石篆》）
松腴：“苍鼠奋须饮松腴，剡藤玉版开雪肌。”（宋·苏轼《六观堂老人草书》）
麝煤：“蜀纸麝煤添笔媚，越瓯犀液发茶香。”（唐·韩偓《横塘》）如，新版《辞源》：“麝煤：制墨原料，因以为墨的别名。”《汉语大词典》：“麝煤：即麝墨。”台湾《中文大辞典》：“麝煤：墨之别称。”笔者认为，这些辞书将“麝煤”只释为麝墨的别称”。
珍煤：“贵价市珍煤，风前试寒泓。”（宋·文同《谢杨侍读惠端溪紫石砚》）
灶煤：“瓦池研灶煤，苇管书柿叶。”（宋·苏轼《孙莘老寄墨》）
书煤：“引书煤而黯黯，入文亩而休休。”.（唐·薛涛《四友赞》）
黑蛟：“绿蚁滟樽芳酝热，黑蛟落纸草书颠。”（宋·陆游《醉书山亭壁》）
翠饼：“何以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饼敲云笏。”（宋·苏轼《赠潘谷》
龙宾：“龙宾十二吾何用，不意龙文入吾手。”（元·泰不华《桐花烟为吴国良赋》）典出《云仙杂记》：一天，玄宗见御案墨上一小道如蝇而行，叱之，小道呼“万岁”，自称是墨精“龙宾”。
唐墨用龙香剂制成，故又称“龙香剂”。墨以黑而光者为贵，“玄光”亦是墨名。“松使者”。传说唐玄宗用的墨土，有一道士是墨精，号松使者墨的别称有：麋丸、漆妃、隃麋古时墨的官爵有“松滋侯”、黑松使者、玄香太守、毫州楮郡平章事等。
古代制墨不光是一种工艺，其中凝聚着设计者的无限巧思，而御墨的内容更是与清宫文化等诸多方面相关，已不局限于墨之本体。清代制墨以御墨为最，但不仅仅只有御墨，民间百姓特别是文人等亦离不开用墨，因此当时已形成了一门独有行业，其中也是派别林立，各有所长，最著名的还要属“徽墨”。安徽省制墨著名于古今中外，其历史悠久，流派纷呈，其中又主要以歙县和休宁两派最为著名。
“墨”给人的印象似稍嫌单一，但却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用品。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墨的世界并不乏味，而是内涵丰富。作为一种易消耗品，墨能完好如初地呈现于今者，当为十分珍贵。且文人骚客多有：喜墨，爱墨，玩墨，收墨，鬻墨，易墨，藏墨，观墨，品墨，选墨，用墨，试墨，论墨，聊墨，说墨，乐墨，迷墨，痴墨的怪僻，一些古墨得以流存于世，可供今人收藏、把玩、研究。于此舞文弄墨中了解古代制墨工艺与用墨文化，进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属幸事中国的墨，堪称瑰宝也。作为“文房四宝”的墨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用品，它更是举世无双的文化艺术品，是中华民族的又一骄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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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明清盛极一时的书房之命名“斋”

·姚老庚

书房，是文人墨客魂魄所在。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心灵的归宿地。自古以来，国人就有给自己的书房命名的习惯，尤其是文人墨客、居士学者，这种风气历千载而不衰，并相沿至今。起用书房之名，或辑录文辞以言志；或假借风物而陈情。给自己的书房命名这一嗜痂之癖，唐宋之前较少，后渐渐流行，至明清盛极一时。细细品味斋名，或雅致、或含蓄、或言简意赅，或自勉、或自嘲，或表爱好、或寄情言志，书斋主人的生活情趣与治学之道尽在其中，可谓寓意深刻，耐人寻味。  


“斋”，《说文》：“斋，戒洁也。从示，斎齐省声。”其本义为“斋戒”，指祭祀前整洁身心。后“斋”引申为干净、整洁、幽静之处所。故明·计成在说《园冶》说：“斋——斋较堂，惟气藏而致敛，盖藏修密处之地，故式不宜敞显。”斋号始于魏晋，盛行明清。《山堂肆考》中记载的“盘龙斋”是我国古代可考的最早斋号之一。晋桓温初于南州专设书斋，斋中悉画盘龙，因号盘龙斋。再如，《晋书·陶侃传》云：“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其实，“斋”并非一种建筑形式，只是一种幽居的房屋之意。文人将自己读书为文之处称作“斋”，不过是表示自己专心向学而已。王孚《安成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以“斋”名之者众矣。如王安石的“昭文斋”、韦应物的“永定斋”、何绍基的“不洗砚斋”、清·沈德潜的“归愚斋”语出韩愈的“归愚识夷涂，汲古得修绠”、刘鹗的“抱残守阙斋”、齐白石的“三百石印斋”、容庚的“颂斋”、张恨水的“待漏斋”、陶行知的“不除庭草斋”取自曾国藩的“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梁实秋的“雅斋”、赵朴初的“无尽意斋”、王利器的“争朝夕斋”、罗常培的“未济斋”、吕叔湘的“未晚斋”、梁漱溟的“勉仁斋”、程千帆的“玄览斋”、朱自清的“犹贤博弈斋”、林语堂既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又欣赏道家“无为”的哲理，其生活态度坚持“有为”，但往往也有“不为”事，遂取“有不为斋”作斋号等，都是中国书斋文化的醒目而珍贵的标志。
清代史学家黄宗羲一生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律历、数学等，作文惜字如金，力求简洁，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惜字斋”。也有在“斋”前加一“之”字者，如清代杨以增的“四经四史之斋”、清代诗人舒位，一生涉猎极广，知识渊博，写起诗来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他“积三十年，成二千首”。可他自谦不足，把自己的知识和创作成比作汪洋大海中吸出的一瓶水，故把书房取名为“瓶水斋”。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上饶郡城外兴建寓所，其书房旁边是大片农田，乃以“临庄稼”之自然景致“稼轩”为斋号。宋代名相李纲常以桂花品格自勉，亲植桂花以明“蟾宫折桂”之志，他的书斋命名“桂斋”。后来，政治家林则徐在李纲祠旁筑一读书处，也命名为“桂斋”。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任永州零凌丞时，非常尊敬力主抗金而遭贬的张浚，曾三次前往拜见。可是，张浚三次闭门谢客不见。杨万里只得写信求见。张浚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终于接见了他，并勉励他凡事要正心诚意。他深为钦佩，便把书房命名为“诚斋”。明朝文学家章溢隐居在龙泉县一间陋室里进行学习和创作，他以苦为乐，发奋用功，写出不少著名的诗文。他说：“人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苦之为乐”。刘基为这种精神所感动，写了《苦斋记》一文，把章溢的书斋取名为“苦斋”。明代著名文学家张溥，他小时候并不聪颖，看到别人看书过目成诵，常常气得捶自己的脑袋，骂自己愚笨。他想了一个办法：每读一遍文章，就整整齐齐地抄录一遍，边抄边诵边记，然后投于炉火之中，重抄一遍，这样反复六七次，烂熟于心。天长日久，他握笔的右手长出了老茧。为了勉励自己，他就把自己读书的屋子取名为“七录斋”是督促自己勉力读书。
20世纪30年代后期，现代散文家周作人把自己在北京的书室命名为“苦雨斋”，斋名固然颇有诗意，也可看出主人的苦涩心境。然而，他强调沏喝苦茶，追求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继而鼓吹闭门读书，逃避现实，沐“苦雨”而不醒，却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聂绀弩的“三红金水之斋”。著名文学家姚雪垠，博学多才，为了达到学无止境的目的，读更多的书，识更多的理，便把书房命名为“无止境斋”。语言学家王力著作等身，有浩瀚的专著，有精美的小品，自云：“古人有所谓雕龙、雕虫的说法，在这里，雕龙指专门所著，雕虫指一般的小文章、小意思。”故将书斋取名“龙虫并雕斋”。 镇江籍画家刘二刚移居南京后，将其画室取名“午梦斋”，解其意：每日午饭后必打一盹，时间不长而好梦常来。也有直接用“书斋”二字的，如顾炎武的“堡中书斋”。
文人给书斋命名有很多方式。有用斋名表明心志的，还有用斋名刻画生活环境的，比如沈从文的“窄而霉小斋”，因他早年在北平的居所又小又有霉味，故而得名。细思起来，斋名体现的都是斋主的心境，张溥的坚忍、沈从文自嘲中的达观，何尝不是绝好的例子？近代学者章钰曾自署斋名为“四当斋”。取自于宋代诗人尤衷说自己的书屋是“四当”：“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愤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样一个典故。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蒲松龄的“聊斋”了，它暗示了小说题材的来源。作者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憎恶科举，晚年以“闲谈”排遣寂寞之苦，聊以读书写书自娱。现代散文家朱自清为自己的书屋取名叫“犹贤博弈斋”，意思是说，在这里著书立说和创作，还是比赌博下棋都要好。孙犁曾为书房取名“耕斋”，当是笔耕不辍之意；袁鹰的书房叫“未了斋”，是提醒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做……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共收三万六千多人，十万三千余条，其中斋名不下数千。由于传统风尚的习染与传承，为斋室标名迄今不衰。书斋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从中看国运民命、变迁兴衰、人世沧桑。文人斋号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传统文化的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线。品味斋名，可以体会书斋主人的志向、情趣、心境甚至人生观。斋名可谓中国语言文化的一朵奇葩。不言而喻，斋名有着较高的审美意趣和研究价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一束馨香四溢的奇葩，愿书斋起名之风，传承不绝，名人们以“斋”命名，也许是“斋”字高雅、空灵，也许是它同佛、道有一定的联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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