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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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中国人历史命运:百年传记文学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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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网编者按】传记文学是中国历史和人物命运的剪影。《史记》开创了通过
人物传记来记录历史的方式，以后历朝历代的正史都延袭此体。近百年来，受西学东渐
的影响，传记文学逐步突破政治上流社会的藩篱，走向人文学者、通俗明星和普通人，
纪传方式也从以人纪史发展到揭示人格，展示人物的时代命运与生存境况。
传记文学的魅力
荆轲刺秦王之后，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不知出现过多少义无反顾的刺客，演出过
多少惊心动魄的悲剧，但没有一个比荆轲给人的印象更深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去兮不复返”的名句千古流唱，是司马迁的《史记》赋予了荆轲不朽的历史生命。
比司马迁晚二百多年，西方出现了第一位划时代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人们至今想了解
古希腊罗马不能不读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名剧《儒力
斯·凯撒》和《安东尼与克丽奥巴特拉》直接取材于这部名人传。法国伟大人文主义者
拉伯雷悉心研究并且刻意模仿名人传的风格。德国伟大的乐圣贝多芬也屡次提到深受这
部名人传的影响。普鲁塔克描绘的古希腊罗马人在历史上活了将近二千年，至今没有变
为化石，仍然散发着生命力。
我们不能不感叹传记文学的魅力。
《史记》：古典传记的最高成就
中国传记文学开山之作当推《史记》。
《史记》开创了以人物纪传替代事件叙述，并通过传人纪事作为书写历史的方式。司马
迁之后，东汉的班固袭用这种“纪传体”，以后历朝历代的正史都延袭此体，一部二十
四史就这样写下来了。用人物传记来记录历史是中国人特有的纪写历史的方式，与西方
完全不同。
司马迁奠定了传记文学的地位。魏晋以前，文学和史学是不分家的。所以鲁迅称赞《史
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是文史并举。
司马迁写《史记》的志向很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他真
正留传下来的却是他笔下的人物形象。
一部《史记》写下四千多个各色人物，二三百个主要人物，其中几十个人物活灵活现、
呼之欲出，脍炙人口。多少元代杂剧、清代戏剧、现代话剧都从这些人物形象中汲取灵
感，借用题材。又有多少后代人都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了解《史记》，认识历史。
中国传记文学的衰微与停滞
传记文学古典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很久。《史记》代表了古典传记的最高成就。史称
二十四史“近不如古”、“每况愈下”。“前四史”以后便是长期的衰微和停滞，直到
19世纪末。
因此，中国文学传统中，传记是最薄弱的一环。在这点上，我国两位研究传记文学最著
名的学者胡适和朱东润的观点是一致的 胡适说“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
发达的是传记文学”。朱东润也说：“平心而论，传叙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实为不甚发达
之部门。”
中国文学传统历来以诗为正宗，叙事文学并不发达。汉民族没有产生过自己的史诗，叙
事诗中的精品也不多见。而传记文学与叙事文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叙事文学尤其长篇小
说的繁荣是明清以后的事。而且，它是在市民说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新兴的口
语文学，与传统的文人文学是两个系统。传记文学缺少这方面的借鉴和补充。
另外，中国文学在形体方面多简短之作。言简意约，即是上品。诗歌、散文、小说和传
记都是如此。这是传统和特色，但也是局限性，对叙事文学的发展非常不利。用胡适的
话说是“最不幸的事”。
中国现代传记：启蒙运动的产物
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
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一样，在公元前后出现第一次辉煌的高峰之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停
滞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记》
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对中国发生影响也要等
200年之后。
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交替时期，作出了开创性努力，贡献最大的是戊戌维新运
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胡适。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他的文化活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文、史、哲
诸方面传记文学是他极力提倡和努力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传
记作品。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成风气，大量传记发表在
刚刚兴起的白话报刊上，有的传记本身也用白话写作。据晚清文学专家阿英的研究，这
一时期发表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伟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资产阶级
革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从传统到晚清发展到了顶点。
美国学者霍理斋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
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
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老虎”确实，梁启超只是在西
方走马看花，而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对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乃尔大学写下
的札记《传记文学》，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的结果，他比较了东西方传记
文学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
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东西方传记的长处和短处，强调传记应
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这篇札记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
整的传记理论。以后五十年间，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札记里找
到根据。
胡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传记文学理论
和他为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动。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
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
自传与回忆：中国传记文学的繁荣
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
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写作自传的是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史学家顾颉刚和戏剧家欧阳予倩。郁达夫写过
多种自传，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顾颉刚1926年写的《
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学术自传。欧阳予债1929年发表的《自我演戏以来》是舞台生活回
忆。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开始写作自传《我的童年》，之后一发不可收。这
四种最早的自传恰好是传记文学四种不同的门类。
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
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主要是在30年代写的，洋洋洒洒一百多
万字，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多种单行本。而谢冰莹以一部《女兵自传》倾倒了多少热
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一批书：《巴金自传》、《钦文自传
》、《庐隐自传》、《资平自传》和《从文自传》等等，一时蔚为壮观。
这时期还有几种非作家的自传值得注意。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
另一位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写的自传二章。这两位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翟秋
白临刑前留下的自白让后人去评说，而陈独秀没写完的自传则让后人惋惜。著名新闻记
者邹韬奋的《经历》和著名出版家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着珍贵的价值，
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则“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别
具一格。
自传在古典传记中是所谓杂体传记中的一种，是作品数量最少影响最小的一门，与史传
文学的巨大成就无法比拟。但自传的兴盛则是现代传记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传记发展
的主要成就。
尽管这些著名自传都有鲜明个性和多种色彩，都极力张扬自我，但有一个共同点，如郭
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出生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也
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些自传影响重大，是因为通过个人命运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丰富的中国现代史画卷。
他的及时性与现实感，深度与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
一般性他传：陷入政治泥潭
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传则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多种回忆录和关于武训的多种传记。
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朱东润。
朱东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用毕生精力认真研究西方传记文学、用现代方法进行写作的
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张居正大传》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作品。这是
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动的传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接近西
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政治黑暗时期，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为寻找政治理想，吴晗写《朱元璋传
》则为了政治批判。发思古之幽情，出于现实之感慨，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传记作品的写作首先应当是学术研究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
当有意识地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传记文学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就会失去自己独
立的生命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变成“速朽”文学。在这一点上，成功的例子是《张居正
大传》，失败的例子是《朱元璋传》。
当年，比吴晗走得更远的还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陈伯达的《窃国
大盗袁世凯》。这两本书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当年曾经是官方指定的政治学习
读物，在史料取舍和学术评价上的片面性则显而易见。
吴晗在30年代曾宣布自己是独立的学者，但他投入政治斗争成为左翼知识分子之后，他
的写作自觉不自觉地为政治所左右。范文澜和陈伯达作为党内知识分子更是公开宣称“
为政治服”。这在革命时期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情有可原，但也留下了“隐患”。
1949年建国后，这个“隐患”公开化了。
1949年建国后，“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包括传记文学的公开口号和最高原则。从1949
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普及性的传记读物大量涌现。这
些作品并不讳言都为了配合党和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几乎所有作品都
是有关方面组织撰写，编辑加工的成分很大，有的索性捉刀代笔。这些作品公式化、概
念化倾向严重，文字毫无特色。即使有关鲁迅的传记也难以幸免。
用这种方法写作有一个成功的例外，那就是《我的前半生》。虽然这部书是奉命之作，
有明显的宣传目的和宣传效用，但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传奇，而执笔者李文达全身
心地投入其中。因此，它在整体构思和叙述风格上都较成熟，与当时流行的传记不同，
具有个人创作的色彩。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别具一格
被公认为现代中国最渊博的学者陈寅恪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柳如是别传》是最具分量又
独具一格的传记巨著。陈寅恪是在目盲体衰的晚年，以他最后十年最宝贵的时间，呕心
沥血写下了180万字的巨著。朱东润曾经不解陈寅恪何以用如此宝贵的精力为一个妓女立
传。其实，陈寅恪开始写柳如是，也有一种排遣解闷打发时光的意思，但随着写作的进
展，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工程，古老的文言格式无法束缚他自由活泼
的思绪，渊博的学识在笺诗证史的考据中如鱼得水，在对柳如是的喜怒哀乐作传神的描
述中，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生命的律动和呼吸的起伏。
《柳如是别传》同一般的传记和学术传记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笺诗证史，主要方法
是考证，他几乎做到传中无一字无来历，而传记的内容涉猎极广。有学者这样评价：“
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
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
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
化痛史。”这段话说出了这部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
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
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
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
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
“文革”：传记文学的空白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已经开始“神化”毛泽东，那么，到“文化大革命”
中则变本加厉，登峰造极，全民族投入一个疯狂的“造神”运动。
“文革”初期，红卫兵们撰写的各种有关宣传毛泽东的小册子如雨后春笋，发行量之大
和传布之广可以与“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媲美。
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的宣传品并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整个民族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觉
不自觉地参加了创作和传布，并且长达十年之久。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
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但那只是就官方文学而言。任何时代，除了官方文学还有民间文学。在文化专制的年代
，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还在民间。
其实，历史不会空白。在历史长河中，浮在表面的是泡沫，沉在底下的才是珍珠。但发
现珍珠需要时间，还需要条件。
“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
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唯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对“文化
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
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往往会与事实真相发生难免的差距。由于主客观
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
。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
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
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白尘。我们已经看到有价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现。比如廖沫
沙的《瓮中杂俎》和邵燕祥的《人生败笔》。这两部书还只是传记的素材或雏形，但有
着极珍贵的“文革”史料价值。
还有《彭德怀自述》和《徐懋庸回忆录》也是“文革”中写的，他们不是正常的写作，
而是在有关部门威逼下写的所谓“罪行交待”。由于他们的真诚坦白和文学修养，这种
特殊形态的文字也就质变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
与彭德怀和徐懋庸一样，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在那个年代被迫写下多少
痛苦的“交代”。这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态的文字还有大量的尚未发掘，也没
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发掘整理出来，那么对当代史和现代传记研究都将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口述历史：港台、海外传记文学的亮点
当传记文学在大陆徘徊时，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50年代初，中国
革命胜利后，国民党中的大批达官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李宗仁、孔祥熙、陈立
夫、胡适、顾维钧等，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远见卓识，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
，组建了一个研究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国史专家的唐德刚。
经唐德刚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还有他和三位学
者共同完成的长达六百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口述历史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就采用了不少这种口述历史的材料 近代
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据说李秀成被捕后，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
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边讲一边写，才有了这篇自述。
大陆当代最成功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所用
的方法已接近美国学者列文斯首创的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只是没用录音机。
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行口述历史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是从唐德
刚开始的。以后大陆才有模仿者。
1979年后：传记文学走向大众化时代
中国传记文学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记文学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准
备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近百年传记文学的第二
次高潮。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积累、挫折和反复、思考和等待，传记文学积蓄已久的
能量一朝释放，喷薄而出，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
勃之势。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
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人物的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
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
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传记文学的作者已从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扩大到政界经济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文
艺娱乐体育行业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明星自传的热销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崇高
感和神秘感，几乎使每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跻身于传记文学的创
作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之列。传记文学的发行量之大为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甚至压倒
了畅销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宠儿。
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
作家学者传记：思想解放的力量
这一时期传记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作家们写的自传和回忆录。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总是首当其冲。“文革”结束后他
们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们是最热烈的响应者
、参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论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的联手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如
此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气象。
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使作家们真正放开了手中的笔，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过去无法触及
的领域，或者披露历史真相，或者重新评价历史。
开风气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开始酝酿，写得比较
早，所以还有种种顾忌，但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文化史资料。
丁玲关于翟秋白的回忆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还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细腻而又生动地
描绘过翟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续写长篇小说而是写完她的回忆录，她晚年的写作会
有价值得多。
胡风出狱后，有关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为他重新平反，可见他问题的复
杂和平反的艰难。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涉及许多敏感的问题。可惜他受到的摧残太重，身
体太差，晚年写出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坚强的毅
力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风传》。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在3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这桩
历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监
狱。
韦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写出的名为小说实为自传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笔触伸
到了延安时期。她与在她之前发表的几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一样描述了延安这段历史中
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试图探索某些历史的因果。
学术传记中有两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陆键东的《陈
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升年谱》和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最有
价值的两部年谱。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驱者顾准的《顾准日记》和学者吴宓的多卷本《吴宓日记》，都是后人花极
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资料，顾准的文字开始发表时还困难重重，先海外后大
陆，但思想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
领袖传记：传记文学的热点
领袖传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一个热点。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历史的重重帷幕渐渐拉开，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重新开始评
价，一些人头上的神圣光环开始消失，一些“牛鬼蛇神”开始恢复本来面目。人们要求
了解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实际上也是了解自己走过的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强
烈愿望，是领袖传记热的真正背景。
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几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热中，已经出版
了几十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传、回忆录和资料集。这些作品在毛泽东走下神坛成为
一个普通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显然还没有一位大手笔表现出中国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
复杂性，表现出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过30年
代后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述》、据说，“文革
”初旅美学者许芥星教授访问周恩来时，表示想写一部周恩来传。周恩来拒绝说：“我
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好像周恩来对韩素音也说过类似的
话。在当时特殊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性格，这样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
了一点周恩来对个人传记的看法。到周恩来诞生百年纪念日之前，也已经出版了大量关
于周恩来的传记、评传和回忆录，除了一些比较精彩感人的片断和短篇回忆外，几乎还
没有一部传记表现出周恩来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邓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种传记，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最有影响。毛
毛虽以女儿身份来写父亲，但这部书基本上还是“官传”，可能因为上卷所写的事件作
者还没感性认识。人们期待着毛毛的下卷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邓小平几乎所有共和国元帅
和老将军们，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回忆录或者传记。这些回忆录或传记都由写作小
组来完成，这样的写作有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只有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
值。有的甚至连史料价值也很难说。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中，唯一的例外是《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没有写作小组为他代笔，
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一笔一划自己写下来的。也唯有《彭德怀自述》没有
丝毫的矫饰，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部自述真实的力量与凛然正气震撼人心。
明星传记：传记文学进一步大众化
把传记文学推向最广大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交流和共鸣。在80年代是领袖传记，
在90年代则是明星传记。
明星传记开风气之先的是刘晓庆。还在1985年，她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我的路》
引起轩然大波。刘晓庆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当时的“理论权威”，批判
她“宣扬个人主义，自我奋斗”，要有关党组织教育帮助她。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化界
和一部分读者对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明星写自传颇为非议。
中国历来有“盖棺论定”的传统，过去写自传的大多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
也要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开始回顾一生。其实，仔细想想，30年代，巴金、郁达夫、沈
从文、谢冰莹、顾颉刚和胡适等人写自传时也是才刚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巴金、郁达夫
、沈从文和谢冰莹写自传时不到30岁或刚过30岁，比刘晓庆还年轻。顾颉刚写学术自传
时才33岁，胡适名望最大也年龄最大，不过40岁。现在论资排辈还属于“青年干部”。
正因为打破定规，30年代才有了蓬勃的生机。
刘晓庆写《我的路》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尽管这部自传写得还很粗糙和稚嫩，但她的出
现打破了自传属于政治家和文学家专利的观念，开创了为当代人和普通人立传的先例。
十年后，明星传记蔚然成风。大多数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都已经出了书或将要出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远远超过作家传记和纯文学
书籍。但不过两三年这些通俗传记便已到了泛滥成灾，每况愈下的地步。
与明星传记相映成趣的是大量的企业家传记。与明星传记不同的是企业家传记，由企业
家雇人捉刀，这些传记的印数很少，读者更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大批地“制造”出来
。
那些轻率地写作和靠“合理的想象”编织出来的传记最大的问题是失真。真实性已经是
这些通俗传记最可怕的缺陷。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可以写传记出传记，这是一个传记大
众化的时代。
人物传记：时代的文学
这是时代的进步。但进步的代价是传记失去了文学。
其实，传记文学是应当描写普通人的。
一位真正伟大的传记作家并不只是使历史名人留传下去，而是要让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
物获得不朽的历史生命。就像达·芬奇画笔下的蒙娜丽莎，这位平凡的女性比任何一位
帝王将相更具不朽的历史生命。
为普通人立传必须要有大手笔，就像画蒙娜丽莎必须达·芬奇。
时代呼唤大手笔。时代需要大作品。
大手笔和大作品不是自封的，不是培养的，也不是某种工程可以“制造”的。他只能自
然天成。
一个大手笔的出现有许多偶然性，但一批大手笔的出现一定有必然性，那就是要有适合
他们生成的气氛和土壤。
大手笔需要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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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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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至今清晰记得十几年前在太原高增德先生家里第一次见到完整台湾《传记文学》合订本时的情景，可以说是亦喜亦惊；喜的是台湾传记文学的丰富和水准，达到了很高程度；惊的是如此规模的学术建设，竟是私人出版机构完成的。把这些杂志合订本细细看过后，当时也曾起过建议内地出版社设法引进的动议，但没有一次成功。这
次看到成批引进的内地版《传记文学》杂志社的部分产品，感到这实在是对学术界和读者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虽然目前引进的几种传记，多数作过删节，甚至删节较多，但在目前情况，这样的处理，读者会非常理解。

　　传记文学的发达水平，实质是一个地方开放程度的体现，严格说来，传记文学的繁荣建立在开放这个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中史传文学的发达程度，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相关，所谓“董狐之笔”，这是良史产生的基本条件。

　　台湾《传记文学》追求的理想，就“传记文学”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它重在“传记”，所谓“文学”只是对“传记”文笔的一种要求。我个人理解，台湾《传记文学》的传统中，是“传记”第一，“文学”第二，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依赖前者存在。这种“传记文学”观念和中国内地流行的“传记文学”明显不同，从学科角度观察，台湾《传记文学》在史学领域，而内地的“传记文学”一般放在文学领域判断比较恰当。台湾《传记文学》类同于中国内地的“文史资料”，虽然因为两地政治制度的差异，在总体上体现出的风格还不同，但在史学层面，它们是一个类型的史料。当年唐德刚评价办《传记文学》杂志的刘绍唐时曾说，内地编辑的政协“文史资料”就相当于台湾的《传记文学》，这个评价大体是不错的。

　　“文史资料”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目前还没有人特别加以研究，其实它是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了“民国历史”，在当时历史处境中的回忆者虽然可能因环境限制，在真实程度上不好和台湾《传记文学》对等比较，但两种史料互相比较阅读已成为“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这个以政治任务形式完成的学术工作，由于它的系统和连续性，事实上成为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学术工作。而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在当年就把“文史资料”作为了解历史真相的一个主要方向，原来《读书》杂志的主编沈昌文在他的回忆中就反复强调过“文史资料”对他的影响，那个时代留下来的、今天还作为研究和一般阅读的书很少，但“文史资料”是少有的例外，在这一点上，它和台湾《传记文学》获得了同样的命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959年4月，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是周恩来。在一次招待60岁以上全国政协委员的茶话会上，周恩来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较大的时期，对这一段特殊时期，周恩来给政协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征集文史资料。“文史资料”的编辑，不同于党史、国史和地方史，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和政协渠道，征集和出版“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提供别人不太重视或不大了解的许多内容，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文史资料”工作是在周恩来倡导下开展起来的。周恩来提出，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完整地记载下来。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当时“文史资料”的主要撰写者，是各地的政协委员。那时的政协委员，大多是中国各界名流、社会贤达，他们当中既有军政界的名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很多人在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些人更是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人。他们以当事人、亲历者的身份而写作的回忆文章，可以匡正传统正史的缺失和谬误，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政协“文史资料”的出版，不但在中国获得了成功，在外国也有重要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和欧洲的著名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中，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资料。政协“文史资料”比台湾《传记文学》的一个明显长处是它的广度，现在县级以上的政协都编辑出版有“文史资料”，行政级别越靠上越完善。省级以上的政协“文史资料”都比较成系统具规模，而县级“文史资料”，因为靠近地方，有些情况为外人所不知，不能不给予特别注意。资料使用的一个原则是，越靠近研究对象的史料，一般说来也越丰富越比较可靠。现在因为有了李永璞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编《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篇目分类索引》（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年）和《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全46卷，附总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研究者可方便使用“文史资料”，台湾有《传记文学》，内地有“文史资料”，这是史学界可以引为自豪的一件事。

　　无论《传记文学》还是“文史资料”，都非常注重人物传记的选择，就这个问题的一般阅读感受而言，我以为《传记文学》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我想这也是黄山书社乐于引进“传记文学丛书”的一个理由，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眼光，我认同他们的选择。从个人阅读感受来说，我判断传记在学术研究中的原则是：

　　一、先西后东，先旧后新。这里的“西”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所以可以把香港和台湾包括进来。同样的传记，我要先读西方的，先读1949年前的。

　　二、自传尤先，他传靠后。自传虽然也常有不准确的时候，但自传作为初始材料的地位不应当动摇，因为自传是我们了解传主生平的原始起点，应给予特别重视。族谱、碑传一类史料的源头一般也离不开自传。不是说自传完全可靠，而是强调自传的原初史料线索，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说法，同时人做的传记尤先，异时人做的传记靠后。

　　三、第一本传记尤先，此后的传记靠后。因为第一本传记通常接触的史料有初始性，特别是史料的线索有原创性，以后的传记是一个不断扩展和丰富史料的过程。第一本传记一般都很短，越写越长是传记发展的基本特点，有史料扩展的原因，但也有把简单史料放大的爱好，我的阅读经验是关注第一本传记，留意最后一本传记，用第一本和最后一本对比，大体可以了解史料扩展的脉络。当然这不是说中间的所有传记都没有价值，而是从史料来源角度判断传记的完成过程，大体说来，传记的难易程度是递减的，第一本最难，越往后越容易。

　　台湾《传记文学》传统中明显优于我们的地方，是其对口述历史和自传非常重视，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学术的基本追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内地版“传记文学”丛书先行引进的几本传记中，以自传为首选的缘故。

　　《传记文学》2008年第六期

“传记文学”：为历史存资料　替文学开新路

本报记者　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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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初，《闲话台大四十年》等四种装帧素朴、开本适中的传记图书悄然现身内地图书市场，封面上竖排繁体“传记文学”字样仿佛印鉴，很多内地历史学者（尤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看到出自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之手的这四字，自然会想到在内地、台湾乃至世界范围民国史研究界以权威、丰富、详实的民国史资料闻名的台
湾《传记文学》杂志。由花生文库策划并在内地推出的“传记文学丛书”（黄山书社出版）即源自这份杂志及相关图书，截止目前该丛书已问世五种，8月还将有三种出版，内地历史研究者及更多普通读者可借此感受《传记文学》的魅力。

　　这份由近现代史学者刘绍唐于1962年在台湾创办的杂志，45年来已出刊554期，加之其副产品——“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共250种，足够摆满一整书架，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与文化内涵被誉为“民国史长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纪念《传记文学》创刊二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实为对这份杂志的价值中肯的评价。

　　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成露茜社长介绍，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带给知识分子更大的表达空间，以“严肃的态度与轻松隽永的笔调”为写作标准及“给史家作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为主张自我期许的《传记文学》那时诞生可谓水到渠成。

　　中国人少有写自传的传统，成露茜认为，一是“为贤者所讳”，自己写自己纵然忠实也怕有自炫之嫌，二是“为智者所讳”，写自己难免要涉及同时代的人，易惹纠纷，“有了以上顾虑，许多人觉得不写也罢，因此造成历史上的许多空白。自己生前不肯写，死后别人写不像，这真是重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传记文学》的出现对写传记、读传记、重视传记无疑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办一份持续不断而作风正派的传记文学刊物，来纠正若干不合时宜的观念，推动与扩大传记文学写作的影响，这正是刘绍唐创办《传记文学》的初衷。创办伊始，《传记文学》遵循着“以轻松隽永之文学笔法写严肃之真人真事”的选稿标准，可读性与史料性的一致令其在台湾不仅为历史研究者所看重，也为众多普通读者所喜欢。陶希圣、梁实秋、赵元任、唐德刚、柏杨、余英时等作者从另一侧面凸现该杂志的水准，保持每期杂志内容品质的同时，由此衍生的“传记文学丛书”、“传记文学丛刊”也在1964年问世，首本“丛书”为刘绍唐亲自编写的《什么是传记文学》，首本“丛刊”则为王云五的《谈往事》。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主编、花生文库总经理王瑞智是2004年考虑引进出版《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他从一开始就觉得只做几本难成规模，于是向成露茜表示，“希望通过丛书的形式在内地把《传记文学》的理念反映出来，延伸这一图书品牌在内地的影响”。“我就像跑马圈地一样，和《传记文学》签了将近50本书，还争取到从《传记文学》杂志中选编一些未曾结集出版的内容。”创刊至今，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及其相关图书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如何选择，选择什么就成为王瑞智他们最头疼的问题，“选书的标准，一个是政治上的考虑，另一个是传记涉及的人物是否为内地读者所熟悉，文本是否好看。有些作者虽然内地读者未必熟悉，但有必要了解，且书中内容很有趣，我们也会选择，比如叶曙的《闲话台大四十年》。”

　　由于某些原因，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势必要对台湾《传记文学》及其图书的原有内容加以适度删节，对此王瑞智表示，“书中内容的调整和删节都会和成露茜沟通，已经出版的五本，内容删节都不大，但会对读者说明，如《问学谏往录》的‘出版说明’中就提到这一点”。整本书引进之外，花生文库方面还对《传记文学》未结集部分精挑细选编辑成书，比如已经出版的《我与故宫五十年》就是王瑞智根据当年那志良在《传记文学》上的连载内容编选而成，该书推出后深受内地读者认可。花生文库非常看重“传记文学丛书”在内地的品牌积累，王瑞智不仅对选题内容严格把关，还邀请知名装帧设计师翁涌为丛书量身定做风格独具的“外衣”：纯白封面，鲜红“传记文学”Logo，书名首字繁体图案横跨封面、书脊和封底。这些都是为了从内容到形式被更多内地读者所熟识，进而促进这套丛书的口碑和市场反响。

　　《传记文学》虽然保持着上佳的史料、学术品质，但毕竟有面向市场的商业性，思考“读者想看什么样的文章及文章的内容和表现”成为其题中应有之意。成露茜告诉记者，“有剧情张力的文章受编辑偏爱，而剧情张力在内容的呈现往往偏向文中人物的逸闻趣事、回忆感想及生活细节的丰富描述”。这些内容成为《传记文学》的文本特色，令大量近现代中国史的学术文章以其为史料来源，也影响了《传记文学》系列图书的文化特色。“原本为读者着想的商业考虑，不料意外成为重要的史料特色。”成露茜欣慰地表示。她特别回忆起自2000年任《传记文学》社长以来所出图书较为畅销的有女作家孟瑶的《中国小说史》、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等，“另外，推出的两本新书《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让‘传记文学’展现出更多的出版活力。”记者从花生文库了解到，《跃登百老汇》与《留美杂忆》也将由黄山书社于近期推出。

　　时过境迁，今天的时代背景与读者需求较《传记文学》初创时已有很大不同，王瑞智分析，当下台湾和内地读者对这类文本的态度并不相同，“两岸的读者情况有些时空置换的感觉，台湾读者现在对‘传记文学’这样的内容渐趋降温，而内地读者近年来对此的热情反而温度升高，这也是我们引进推出这些图书的原因之一。”他认为，《传记文学》现在面临的难题不只是读者群的换代，作者的日益减少也是个问题，“《传记文学》的作者一大半都是当年从内地去台湾的，其中很多都曾是政治、文化、学术界的名人，他们经历丰富，文笔生动，但这些人陆续离世，他们的后代也大多移民国外”。成露茜并不否认这一点，“面对老读者的期许、新读者的需求，设定传主的对象除了在传统的党政军以外，增加文化、专业认识及为台湾贡献心力、留下纪录的各式人等，对这部分历史补白，将《传记文学》数字在线化等，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已出和8月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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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书社版“传记文学”丛书已出

　　《我与故宫五十年》，那志良著，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历经故宫博物院成立、部分故宫国宝迁赴台湾、台北故
宫博物院成立的那志良在书中所叙，展示了故宫文物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命运起伏。由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三十六卷第四期起第三十八卷第六期止连载的那志良关于故宫的文字结集而成。

　　《问学谏往录》，萧公权著，2008年1月第一版，20.00元

　　政治学者萧公权从家庭婚姻、治学门径、人格修养等方面，在书中追述其一生求学、教学经历，反映大半个世纪的学界风云与时代风貌。原书1972年1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五四》，杨亮功著，2008年1月第一版，22.00元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反映了杨亮功所在年代学术思想的智慧之火，是中国早期教育蜕变的珍贵史料，原本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五四》则是记载五四运动的最早出版物（1919年9月出版），依据的原本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改版。

　　《闲话台大四十年》，叶曙著，2008年1月第一版，16.00元

　　“台湾病理学”之父叶曙娓娓道来的“台大外史”中可见胡适、傅斯年等名教授风采，记述当年台大的知识群体活动，既是对台湾大学学术体制的介绍与剖析，也是对校园神韵与人文情怀的怀念。原书1989年2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

　　《王映霞自传》，王映霞著，2008年3月第一版，26.00元

　　这本自传对王映霞与郁达夫的爱情纠葛、民国生活有生动写照，书中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如胡适、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交往与介绍，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珍贵史料。该书依据的是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初版版本。

8月将出

　　《在中国二十五年》，[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著
　　《留美杂忆》，钱存训著
　　《跃登百老汇》，黎锦扬著 　　


本页位置： 中华读书报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8年7月9日



读《传记文学》琐记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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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传记文学》的最早结缘，大概是在十六七年前上大学的时候。90年代初期很流行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我喜欢唐德刚描述的那个在潦倒中不失可爱本色的胡适，也喜欢他半文半白，俏皮而不失幽默感的文风，顺便也就知道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丛刊，因为我们读的内地版就是从那里引进的。可惜的是，那次阅
读唐德刚，并没有把我引入进一步阅读《传记文学》的大门。

　　后来上研究生，对有关清华的学人感兴趣，断断续续又与《传记文学》续上了缘，记得曾在杂志上看过连载的《蒋廷黻回忆录》，读过丛刊中梁实秋的《谈闻一多》，复印阅读了有关潘光旦的多篇回忆文章。

　　如此又是几年过去了，1997年底学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传记文学》丛刊中的萧公权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我很快购得一册。那时的学术敏感度还不高，没有能力从中捕捉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但对书中讲的一个观点倒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意是说，萧先生认为，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固然不错，但在假设和求证之前应该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没有这个阶段，可能提不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还要回过头来向“放眼”看过的，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自己为什么对这一点印象独深？大约是胡适的话太有名，常有人“说道”它，批判的有，辩护的也有，萧先生的观点看来比较周全，说出了一个有经验的学者的肺腑之言吧。

　　后来读到余英时先生的一本书，他说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大家庭的子女都被名教纲常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人人都非反叛不可，激烈反对家庭言论者的思想言论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个人的遭遇；没有同样遭遇的人的看法则不同。他举的例子是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里谈到的经历：萧父母双亡，在一个旧式的开明家庭下长大成人，颇受益于早期的家庭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基础上，他认为五四健将攻击中国旧家庭有点偏激。余先生的结论是：“由于只有受了委屈的人才会呐喊，而没有苦痛经验的人则保持缄默，所以在‘五四’时我们往往只听到前者的声音。”在深佩余先生的洞察力之余，又不免有些懊恼，自己明明是看过萧书的，五四时期《新潮》杂志上那些痛骂“家庭万恶”的文章也看过，但自己居然储存了这么多原料，没有凝结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吧。

　　1997年夏天，我应约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史家随笔”丛书选编过傅斯年卷，名为《出入史门》，在选文前面我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前言”，后来蒙好多熟人抬举，说是写得有点文采。其实我自己也还是有遗憾的——就在我交稿后的几个月，我又查阅到《蒋廷黻回忆录》，看到一段话：“《独立评论》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独立评论》花了许多时间撰稿。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旦撰写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同是历史学家的蒋廷黻，对傅斯年的时论说了这么中肯的评论，引到我的文章里不是很有说服力吗？至少要比我这个后来人高谈阔论强得多了。

　　转眼又是多年，直到今年春节时读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其中有一篇为《传记文学》杂志创刊20周年写的《“以一人而敌一国”》，读后才深刻地领会到《传记文学》的价值，才在观念上把《传记文学》与内地的文史资料选辑联系起来。这篇文章也许是谈《传记文学》史料价值最准确、最深入的一篇，此前我不能说对它所说的观点毫无认识，但无疑是比较模糊的。这些年我对《传记文学》浅尝辄止，追根溯源，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识的不深刻，如果早些年读到唐文，可能我的阅读史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我甚至发愿抽出半年时间通读《传记文学》与文史资料选辑，即为唐先生大文所刺激而成。

　　就在读这篇文章之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验证它的机会。今年春天我重读了一遍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对有一段话很感兴趣，说的是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听当时名重一时的哲学家杜威演讲，杜公实在不擅此道，“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我想听众当中定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听得十分吃力”。读后不禁联想到1962年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一篇回忆，潘写的是杜威五四时期在清华的五次演讲：“……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潘文写作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文风中往往多自我批评，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物、思想、制度等多轻蔑之辞，多年前我颇怀疑对杜威的描述是否有点过甚其词，读了萧公权的叙述，这个疑问顿时焕然冰释了。杜威五四时期在中国呆了两年，借助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一大批有名的中国弟子的风头，到处演讲，后集成《杜威五大演讲》出版。前人往往盛赞杜氏演讲的影响力如何巨大，实用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如何风光，这大概是单纯从文字表达上看杜威，如果把他演讲的效果因素也考虑进去，或许就更全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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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百年来的传记文学简史(人教版必修备课资料)

可参考萧关鸿编的《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传记文学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在古典传记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风貌。此书旨在介绍这一时期的兴盛风貌，从近百年的传记作品中选择了42篇具有代表性的传记，分为4卷。每篇传记都加了注解，对传记的作者、传主以及传记文本都作了评介，可供读者参考。 这里节选的是书的序言。这篇序言可以当做中国近百年的传记文学简史来阅读。从梁启超、胡适等人对现代传记的提倡和写作，到20、30年代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到40年代具有浓厚政治寓意的传记写作，到解放以后传记文学取得的成就，还有海外的“口述历史计划”等等，这些具体的历史过程，在文中都被描绘得非常清晰。通过这篇序言的阅读，既可以对近百年中国传记获得现代转型以后的成果有所了解，也可以按图索骥，找到优秀的传记文本来阅读。 中国现代传记，即区别于古典传统模式的现代传记，是本世纪初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西方传记文学与中国一样，在公元前后出现第一次辉煌的高峰之后，经过了一千多年的停滞和低潮。但它的第二次高潮出现在18世纪。 中国传记文学的第一次高潮代表作《史记》比西方第一部奠基之作要早200年。而西方第二次高潮的重大成就对中国发生影响也要等200年之后。 简单学习网最新讲座： 王大绩讲高考诗歌鉴赏 王大绩讲高考作文 王大绩讲文言文阅读 林斌讲英语完形填空 林斌讲英语阅读理解 李俊和讲高中英语写作 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交替时期，作出了开创性努力，贡献最大的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他的文化活动领域极为广泛，涉及文、史、哲诸方面，传记文学是他极力提倡和努力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最早向国人介绍了西方传记作品。 由于梁启超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成风气，大量传记发表在刚刚兴起的白话报刊上，有的传记本身也用白话写作。据晚清文学专家阿英的研究，这一时期发表的传记作品，传主大多是中国历代政治文化伟人、民族英雄和中外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传记文学的政治功利性从传统到晚清发展到了顶点。 美国学者霍理斋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考虑。” 确实，梁启超只是在西方走马看花，而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对西方文化自然了解更深。他在康奈尔大学写下的札记《传记文学》，就是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的结果，他比较了东西方传记文学的差异。“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他进一步具体分析了东西方传记的长处和短处，强调传记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这篇札记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传记理论。以后50年间，胡适倡导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可以在这篇札记里找到根据。 胡适对于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的传记文学理论和他为传记文学发展所作的呼吁和推动。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 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最早写作自传的是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史学家顾颉刚和戏剧家欧阳予倩。郁达夫写过多种自传，最早的一部是1927年发表的日记体自传《日记九种》。顾颉刚1926年写的《古史辨自序》是一部学术自传。欧阳予倩1929年发表的《自我演戏以来》是舞台生活回忆。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开始写作自传《我的童年》，之后一发不可收。这四种最早的自传恰好是传记文学四种不同的门类。 进入30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其中以作家自传或回忆录最有影响。倡导传记文学的胡适身体力行写出《四十自述》。郭沫若的自传主要是在30年代写的，洋洋洒洒一百多万字，先在报刊连载，然后出多种单行本。而谢冰莹以一部《女兵自传》倾倒了多少热血青年。上海第一出版社以“自传丛书”为名推出一批书：《巴金自传》《钦文自传》《庐隐自传》《资平自传》和《从文自传》等等，一时蔚为壮观。 这时期还有几种非作家的自传值得注意。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另一位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晚年写的自传二章。这两位共产党人都是大知识分子，瞿秋白临刑前留下的自白让后人去评说，而陈独秀没写完的自传则让后人惋惜。著名新闻记者邹韬奋的《经历》和著名出版家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都有着珍贵的价值，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西潮》则“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别具一格。 自传在古典传记中是所谓杂体传记中的一种，是作品数量最少影响最小的一门，与史传文学的巨大成就无法比拟。但自传的兴盛则是现代传记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传记发展的主要成就。 尽管这些著名自传都有鲜明个性和多种色彩，都极力张扬自我，但有一个共同点，如郭沫若在《我的童年》前言中所说：“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出生了这样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这些自传影响重大，是因为通过个人命运展开了一幅极为广阔丰富的中国现代史画卷。它的及时性与现实感，深度与广度是其他文学样式所难以比拟的。 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的他传则相形失色。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鲁迅先生的多种回忆录和关于武训的多种传记。 到了40年代，才出现了朱东润。 朱东润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用毕生精力认真研究西方传记文学、用现代方法进行写作的最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家。 《张居正大传》是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作品。这是一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思想精辟、形象生动的传记。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接近西方传记风格的现代传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中国政治黑暗时期，朱东润写《张居正大传》是为寻找政治理想，吴晗写《朱元璋传》则为了政治批判。发思古之幽情，出于现实之感慨，这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传统。 但真理不能多走一步。传记作品的写作首先应当是学术研究和独立的文学创作，而不应当有意识地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传记文学如果沦为政治斗争的奴仆，就会失去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和艺术价值，而变成“速朽”文学。在这一点上，成功的例子是《张居正大传》，失败的例子是《朱元璋传》。 当年，比吴晗走得更远的还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和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两本书都是为政治斗争需要而写的，当年曾经是官方指定的政治学习读物，在史料取舍和学术评价上的片面性则显而易见。 1949年建国后，“为政治服务”成为文学包括传记文学的公开口号和最高原则。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有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普及性的传记读物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并不讳言都为了配合党和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几乎所有作品都是有关方面组织撰写，编辑加工的成分很大，有的索性捉刀代笔。这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严重，文字毫无特色。即使有关鲁迅的传记也难以幸免。 用这种方法写作有一个成功的例外，那就是《我的前半生》。虽然这部书是奉命之作，有明显的宣传目的和宣传效用，但因为末代皇帝溥仪的生平传奇，而执笔者李文达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此，它在整体构思和叙述风格上都较成熟，与当时流行的传记不同，具有个人创作的色彩。 被公认为现代中国最渊博的学者陈寅恪在这个时期写出的《柳如是别传》是最具分量又独具一格的传记巨著。 陈寅恪是在目盲体衰的晚年，以他最后十年最宝贵的时间，呕心沥血写下了180万字的巨著。朱东润曾经不解陈寅恪何以用如此宝贵的精力为一个妓女立传。其实，陈寅恪开始写柳如是，也有一种排遣解闷打发时光的意思，但随着写作的进展，他完全投入其中。他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工程，古老的文言格式无法束缚他自由活泼的思绪，渊博的学识在笺诗证史的考据中如鱼得水，在对柳如是的喜怒哀乐作传神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生命的律动和呼吸的起伏。 《柳如是别传》同一般的传记和学术传记都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笺诗证史，主要方法是考证，他几乎做到传中无一字无来历，而传记的内容涉猎极广。有学者这样评价：“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这段话说出了这部书所包含的丰富内涵。 陈寅恪的可贵可敬在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考，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极其少见。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所写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他自知晚年倾注全力的著作出版无日，写作风格更为自由。他给中国传记文学史留下这部独一无二的甚至后人难以企及的巨著，在那个年代只能是个“异数”。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个奇特的时期。是一个空白。 说空白，是说那个年代一场浩劫，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结束已经20年了，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在“文革”中写作，记录“文革”中的经历和史实，可以称作传记文学的作品，惟有一部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控诉、回忆和追记，人们已经写得很多很多。但这些毕竟是事后的评说。因为时过境迁，人们的记忆和叙述难免会与事实真相发生差距。由于主客观原因或这样那样的需要，有些回忆和叙述往往有意无意地夸大某些方面或缩小某些方面。更有甚者，有些所谓的传记和纪实文学，把历史真相搅得模糊不清。因此，当事人的原始记录就显得特别珍贵和极其难觅。 偌大中国，不会只有一位陈白尘。我们已经看到有价值的珍珠正在慢慢浮现。比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和邵燕祥的《人生败笔》。这两部书还只是传记的素材或雏形，但有着极珍贵的“文革”史料价值。 还有《彭德怀自述》和《徐懋庸回忆录》也是“文革”中写的，他们不是正常的写作，而是在有关部门威逼下写的所谓“罪行交代”。由于他们的真诚坦白和文学修养，这种特殊形态的文字也就质变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作品。 与彭德怀和徐懋庸一样，有多少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艺术家在那个年代被迫写下多少痛苦的“交代”。这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形态的文字还有大量的尚未发掘，也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如果发掘整理出来，那么对当代史和现代传记研究都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当传记文学在大陆徘徊时，在香港、台湾和海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作品。 50年代初，中国革命胜利后，国民党中的大批达官要人纷纷移居美国，其中包括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胡适、顾维钧等，哥伦比亚大学具有远见卓识，拟就了一个“中国口述历史”计划，组建了一个研究室，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民国史专家的唐德刚。 经唐德刚之手完成的有著名的《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还有他和三位学者共同完成的长达600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口述历史方法中国古已有之。司马迁的《史记》就采用了不少这种口述历史的材料。近代著名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李秀成自述》。据说李秀成被捕后，用广西话口供，曾国藩听不懂，只好叫李秀成自己写，于是李秀成一边讲一边写，才有了这篇自述。 大陆当代最成功的口述历史作品是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的《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所用的方法已接近美国学者列文斯首创的西方口述历史方法，只是没用录音机。 中国传记文学史上，这样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行口述历史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是从唐德刚开始的。以后大陆才有模仿者。 中国传记文学再度走向高潮是在1979年以后。 正如20世纪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传记文学三四十年代的高潮做了准备一样，“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近百年传记文学的第二次高潮。经过七八十年的孕育和积累、挫折和反复、思考和等待，传记文学积蓄已久的能量一朝释放，喷薄而出，在内容与形式、深度与广度各个方面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 这时期传记文学思考和发掘的题材和视野之广是空前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名人几乎都有一本或几本传记，过去不为人注意或有争议人物的传记，过去已有定论的功臣或罪人的翻案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对近百年历史的重新思考和重新描述达到的深度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 传记文学的作者已从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扩大到政界经济界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文艺娱乐体育行业的明星，乃至普通的知识青年。明星自传的热销打破了传记文学的崇高感和神秘感，几乎使每一个具有阅读能力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跻身于传记文学的创作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之列。传记文学的发行量之大为纯文学作品望尘莫及，甚至压倒了畅销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宠儿。 传记文学进入了一个大众化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传记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作家们写的自传和回忆录。 1949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总是首当其冲。“文革”结束后他们得到平反，一些幸存者开始撰写回忆录。而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们是最热烈的响应者、参加者和鼓吹者，正是理论界、新闻界和文学界的联手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才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气象。 思想解放和冲破禁区使作家们真正放开了手中的笔，把反思的触角伸入到过去无法触及的领域，或者披露历史真相，或者重新评价历史。 开风气之先的是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由于他在“文革”中已开始酝酿，写得比较早，所以还有种种顾忌，但还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现代文化史资料。 丁玲关于瞿秋白的回忆是她晚年最重要的文字，还没有人像她这样深刻细腻而又生动地描绘过瞿秋白。如果丁玲晚年不去续写长篇小说而是写完她的回忆录，她晚年的写作会有价值得多。 胡风出狱后，有关方面于1980年、1985年和1988年三次为他重新平反，可见他问题的复杂和平反的艰难。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涉及许多敏感的问题。可惜他受到的摧残太重，身体太差，晚年写出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所幸他的夫人梅志在他去世之后，以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胡风传》。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回忆了自己的前半生，重点在30年代左翼阵营内部的论争。这桩历史公案在“文革”中被江青定罪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而夏衍因此被投入秦城监狱。 韦君宜在半身不遂之后写出的名为小说实为自传的作品《露沙的路》，把反思的笔触伸到了延安时期。她与在她之前发表的几篇关于王实味的传记一样描述了延安这段历史中过去不为人知的侧面，试图探索某些历史的因果。 学术传记中有两部最值得注意：一部是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一部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的《洪昇年谱》和丁文江、赵丰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是最有价值的两部年谱。后者是在完成50年后才首次印行。 思想解放先驱者顾准的《顾准日记》和学者吴宓的多卷本《吴宓日记》，都是后人花极大努力整理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史资料，顾准的文字开始发表时还困难重重，先海外后大陆，但思想的传播是无法阻挡的。 领袖传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一个热点。 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历史的重重帷幕渐渐拉开。人们要求了解自己的领袖人物的真实面貌，实际上也是了解自己走过的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的强烈愿望，是领袖传记热的真正背景。 认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几乎是全民族的愿望。在8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热中，已经出版了几十种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评传、回忆录和资料集。这些作品在毛泽东走下神坛成为一个普通人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显然还没有一位大手笔表现出中国这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出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一部作品超过30年代后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 据说，“文革”初，旅美学者许芥星教授访问周恩来时，表示想写一部周恩来传。周恩来拒绝说：“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党的传记，从不强调个人的传记。”好像周恩来对韩素音也说过类似的话。在当时特殊年代，根据周恩来的性格，这样回答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多少透露了一点周恩来对个人传记的看法。到周恩来诞生百年纪念日之前，也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周恩来的传记、评传和回忆录，除了一些比较精彩感人的片断和短篇回忆外，几乎还没有一部传记表现出周恩来性格和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邓小平生前身后已出版了多种传记，尤其以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最有影响。毛毛虽以女儿身份来写父亲，但这部书基本上还是“官传”，可能因为上卷所写的事件作者还没感性认识。人们期待着毛毛的下卷写出一个活生生的邓小平。 几乎所有共和国元帅和老将军们，所有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回忆录或者传记。这些回忆录或传记都由写作小组来完成，这样的写作有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作品只有史料价值，而无文学价值。有的甚至连史料价值也很难说。 在所有这些回忆录中，惟一的例外是《彭德怀自述》。彭德怀没有写作小组为他代笔，而是在人身失去自由的特殊情况下一笔一画自己写下来的。也惟有《彭德怀自述》没有丝毫的矫饰，而是作了深刻的自我剖析。这部自述真实的力量与凛然正气震撼人心。 把传记文学推向最广大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引起交流和共鸣。在80年代是领袖传记，在90年代则是明星传记。 明星传记开风气之先的是刘晓庆。还在1985年，她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我的路》引起轩然大波。刘晓庆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当时的“理论权威”，批判她“宣扬个人主义，自我奋斗”，要有关党组织教育帮助她。另一方面是当时的文化界和一部分读者对一位三十出头的女明星写自传颇为非议。 中国历来有“盖棺论定”的传统，过去写自传的大多也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也要到功成名就的晚年才开始回顾一生。其实，仔细想想，30年代，巴金、郁达夫、沈从文、谢冰莹、顾颉刚和胡适等人写自传时也是才刚出人头地的年轻人。巴金、郁达夫、沈从文和谢冰莹写自传时不到30岁或刚过30岁，比刘晓庆还年轻。顾颉刚写学术自传时才33岁，胡适名望最大也年龄最大，不过40岁。现在论资排辈还属于“青年干部”。正因为打破定规，30年代才有了蓬勃的生机。 刘晓庆写《我的路》是需要足够勇气的。尽管这部自传写得还很粗糙和稚嫩，但她的出现打破了自传属于政治家和文学家专利的观念，开创了为当代人和普通人立传的先例。 十年后，明星传记蔚然成风。大多数小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体育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都已经出了书或将要出书，这些书的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册，远远超过作家传记和纯文学书籍。但不过两三年这些通俗传记便已到了泛滥成灾，每况愈下的地步。 与明星传记相映成趣的是大量的企业家传记。与明星传记不同的是企业家传记，由企业家雇人捉刀，这些传记的印数很少，读者更少。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大批地被“制造”出来。 那些轻率地写作和靠“合理的想像”编织出来的传记最大的问题是失真。真实性已经是这些通俗传记最可怕的缺陷。 各行各业各色人等都可以写传记出传记，这是一个传记大众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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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呼唤自传文学

2009年03月23日
来源：中新网-华文报摘　




　　梁启超曾答应过胡适要写他的自传，但是直到他55岁离去时终究不曾为他自己写过任何才情文字。民国之初那些年里，胡适感叹中国文化界缺少传记文学，于是四处鼓动文坛友朋留下“个人史”，包括蔡元培、张元济、高梦旦、陈独秀、熊希龄……可惜应者寥寥。因此，旧友郭沫若、李季先后出版自传，胡适还很高兴。 　　因临近四十二岁生日,笔者找出胡适先生四十二岁之时出版的《四十自述》，细读颇多感慨，当年胡适之吁七十年过去又如何？
　　虽然胡适当年的自述以今天的眼光看，真是“文学得很”(连他母亲的订婚都写得栩栩如生、颇多对话)，但他毕竟真切地以自己的眼光追述描画了个人历史长河的朵朵浪花。细致的笔触、张扬的用词，展现了这位国学大师的另一张面孔：亲切、简洁、自信却又充满智慧。而他当年通过上海东亚图书馆刊行这部薄薄的传记之时，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那个被称为星光灿烂、大师辈出的年代。
　　在中国，自传之不受青睐也有传统，或许是因中国文化重社稷、轻个人的文化观念，自传文体被烙上西洋文化产物之印便情有可原。胡适所希望的，当然是一种在宏大叙述之外的、对涓涓细流的描摹，或许更真实和隐秘、但肯定更多细节、更富动机，可供人对人类进步之文化洪流的形状能有更多个案进行实际研磨。
　　当1949年新中国来临，知识分子刚刚收起的家国选择重新来过，宏大叙述重新成为主流。奉行自由主义的胡适选择了台湾并最终在1962年的2月病逝于台北。这期间的中国知识界经历的冲撞、彷徨、游离和命运抉择的人生戏剧，何止一位胡适先生。
　　巧合的是，胡适病故4个月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于1962年6月正式创刊。从那时以来，这本坚持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刊物便集合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大量文史资料，学界誉之为“民国史长城”，甚而成为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各汉学中心、东亚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其地位已无其他中文刊物可比肩(直到去年春天，随着海峡两岸气氛转暖，首批《传记文学》丛书登陆亮相，加入了中国大陆知识界自传文学方兴的细流)。
　　以上述脉络可看出，当年斗私批修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的《随想录》竟然成了一时洛阳纸贵的文学读物，以至后来连文革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和揭发信都具有超级史料价值，再后来则以杨绎先生的《我们仨》和季老在97岁高龄时出版的《季羡林自传》为高峰。然而无论怎样，人们似乎还不能承认那些影视歌明星们出版的自传类文字可以入列知识界自传文学——他们虽然满足了社会大众的阅读需要，但却不能提供一种理性的、反省的、警示的思考。
　　如果人们读过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不是会想知道陈先生要如何叙述自己的一生？在他人的观察、猜测和理解中，他自己如何去看待命运的转圜，这毕竟是一场思想对话中的缺席——自传的社会化价值绝不是自娱自乐，而应是那些时代的“微缩景观”。
　　事实上，无论从国家文学史或个人命运史的角度，自传文学都是一种必要的文学样式，它在外部世界的客体解读之外，可以内部心灵的主体解剖提供某种自证、自辨、自述的视角，使偏见、误解、动机在不同的观照下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它可以加入这场人类灵魂探索旅程的风景，可有别样的“我的”欣赏姿势。
　　随着国家财力日渐殷实以及国际地位的微妙变化，某种历史性的宏大叙述风格正在重新降临到中国，落在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头上。在社会时局变迁面前，在“发财还是发言”中选择了后者的知识分子们(袁伟时语)，若要作个人史的叙述已有更宽松的环境和思想空间。当然，还有互联网，这种新生的以高科技名义开垦的处女地，更可以无限量地承载着更为便利传播的自传。
　　多年前，我曾鼓动父亲撰写他的自传，对新中国航空史上第一代飞行员的曲折命运作一写真。正是他已写完的数万字文稿，使我看到一个时代的洪流，如何裹挟着他的父辈以及整个家族。也使我看到了那个生动、真实的、自然的父亲形象——在这个崇尚集体叙述的国家，他不是知识分子，更不是公众人物，但他的记录还原了他的时代。
　　中国知识界需要更多自传，更多基于个人视角的价值重估。
　　(摘自美国《侨报》 作者：张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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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的人生示范意义
——评丁晓兵自传《左手礼》

发布时间：2011-08-09

   来源:军报记者    作者：李健



    文随世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记文学。在中华民族进行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人文关怀的倡导，和谐社会的建立，使人的主体精神得到极大关注。积极向上、拼搏奋进的人生成了这个时代的楷模。人类的模仿天性，决定着优秀传记作品可以在心灵间留下真理的重量，可以“使无力者有力，悲观者前行”。传记的这种魅力来源于它自身的人生示范、教诲激励和温暖人心的功能。最近，解放军出版社顺应时代，出版了“时代英雄”系列传记丛书，丁晓兵的自传《左手礼》是该系列之一。传主丁晓兵起死回生、艰难跋涉、奋力超越的光辉人生像雨露阳光滋养心田、激励斗志，他也像熊熊燃烧的火炬，引领众生走出黑夜，远离迷途，转向自信、有为的幸福人生。
    传记起源于人类本能的自我纪念。历史的发展又使传记功能逐步超越了纪念，而具有了人生示范和励志教诲的功能，并成为实现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早在西汉时期，古典传记的代表人物司马迁就在《史记》中完成了传主的人生示范，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表示写作《史记》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德行、记载功业。西方传记经典《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者普鲁塔克也希望通过他的传记宣扬美德，供人效仿，而他自己也是通过传记写作改善道德，“我努力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照那些人物的善行为楷模指导自己的一生。”正是传记的人生示范意义，宋濂作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大力提倡传记写作，其目的“垂教后人”，为当时的社会树立做人的楷模。曾国藩深昧传记的教育作用，他的传记被时人誉为“经世大文，信史实迹，读之足以开拓豪杰心胸，其光气烛天地，贯日月而不朽。”辛亥革命前后的传记文学，几乎占据了绝大多数革命刊物，成为宣传革命，鼓舞士气的舆论工具。梁启超的传记作品始终将开启民智、讴歌英雄、彰扬爱国主义奉为圭臬。他以传记文学为人生示范，宣传新观念、新思想。梁启超传记的人生示范和励志功能被他发挥到极致，他明确提出希望用传记宣扬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强悍民族精神，激发国民壮志。为此，他撰写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英雄伟人进行人生示范。五四新文化运动，含有人生示范意义的传记大量涌现，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自传得到了繁荣发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传记的人生示范由个体化“小我”转向集体化“大我”，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通过具体的传主得以体现。解放后的17年间，人生示范意义上的传主被神圣化，高、大、全的传主形象让人可望不可及。新时期传记文学的传主形象有了新突破，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立体多面的传主形象呈现在读者的视野里。英雄、伟人走下神坛，传记作家以真实、人性、解释的方式进行新的人生示范。丁晓兵的自传《左手礼》充分体现了这种人生示范，他坚强的意志、不屈的个性、执著的信念和深厚的人文关怀，真正实现了“文其人、如其人”的传记审美原则。竭力弘扬英雄崇拜的英国哲学家卡莱尔说，“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认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精华，就是伟人的历史，伟人都是良师益友，“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它不仅像盏明灯，更像上帝赐予的日月光辉；如我所说，这是一种体现天赋创见，豪迈刚毅和英勇崇高品德的永不熄灭的光源；——在其光辉的照耀下，人人都会感到受益无穷。”他把英雄视为各种时代都要竭力召唤的伟大人物。同时，他也强调，英雄崇拜是永恒的基石，人们将藉此开始重建新时代；英雄是历史剧变中有生命力的中流砥柱。因此，罗曼•罗兰称他写《贝多芬传》，是因为贝多芬是“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巴金多次重译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因为传主的人格力量感人肺腑，使巴金明确了“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时代英雄”丁晓兵的自传真诚、质朴，像亲切的朋友推心置腹，胸怀坦荡。他通过一个个成长故事架构传记，以轶事衬托个性，以心理描写和深度解释反映思想和内心感悟；笔锋常带感情，以及诙谐幽默的行文，让读者不仅沐浴在人性的光芒之中，而且感受到英雄丁晓兵那有力的独臂仿佛提携着我们的灵魂飞翔。他的自传《左手礼》所具有的人生示范意义绵长而深远。自传中所表现的真诚、善良、坚毅和执著扑面而来，“传中有画”，“奕奕而有生气”，读他的自传，似乎他就在眼前，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他是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是英雄，却生活在我们中间，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他与我们共享。正是丁晓兵写作中的真诚，和对传记真实性的遵从，成就了《左手礼》的人生示范意义和启迪人心的楷模作用。《左手礼》的成功还在于呈现了人性本色和人文关怀的温馨。每个时代都有英雄传记，过去的英雄传记，尤其文革期间的英雄传记，给人一种圣人、偶像、十全十美的感觉，英雄人物仿佛横空出世，集合人类所有的优点。即使雷锋这样的英雄，也要人为地掩盖他戴手表、穿皮衣、谈恋爱的自然人性。《左手礼》可谓新时期最优秀的传记之一，传主丁晓兵用人性、用英雄本色抒写亲历的波峰波谷、沮丧、挫折，甚至英雄末路时的滚滚热泪，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凭着强力意志战胜艰难险阻，其过程撼人心魄。他在传记中写道：“那个晚上，我生平第一次认真地思考生命的价值，认真地反问自己。你是不幸，可和那些永远回不来的战友相比，你是不是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少了只手，你丁晓兵就觉得自己完蛋了？不行了？你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吗？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你还指望别人用啥眼神看你呀？从当兵第一天起，你就整天热血沸腾地喊着：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现在，你还没有把生命献出去，只是献出了一只手，就觉得不平衡了？就无法接受了？”他在自我反思和自我激励的同时，也不忘揭示自己成名后的虚荣，“我似乎完全沉浸在鲜花、掌声、人们的赞美声中。每天翻阅报刊成了我那段时间的一个爱好，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丁晓兵不隐讳自己在工作中掉链子又掉链子的往事，也写为了挣回面子所付出的汗水与泪水。他认为磨难是金。在为官的道路上，他以自己的“三不怕”——不怕别人说无情、不怕别人说没用、不怕别人说没钱，和“三乐”——助人为乐、吃苦为乐、自得其乐，成就自己的理想信念。《左手礼》没有以往英雄传记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缺陷，而以真实、个性、轶事和细节使传主形象达到了“圆而神”、立体多面、血肉丰满。正因为传主形象的真实可感、栩栩如生，传记文学的人生示范意义才能得以很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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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强中外学者之间在中国传记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主办，云南姜氏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东岳庙管委会协办的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于友先，原《求是》杂志社社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高明光，原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政委、少将李而炳，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王丽、俞健萌、杨正润、张洪溪、忽培元、徐光荣、丁冬等，以及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等国家的80余位学者、作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京的部分会员也出席会议参加讨论。会议发表演讲论文近40篇，研讨内容包括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探源，《史记》与史传传统及其文化影响，各体传记的清理及其文学、文化与社会价值，自传与亚自传（日记、游记、书信等）中人的生存状态，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古代传记论的再评论，中国传记文学的特点、成就及影响等。
12月17日晚举行的开幕酒会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俞健萌首先致辞，他对与会的海内外嘉宾高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并预祝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的艾朗诺教授和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寒山碧先生，也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为期三天紧张热烈而规范有序的大会演讲及讨论分为五个单元，与会学者、作家围绕古代传记的总体考察、先秦到两汉的传记文学、汉代以后的传记文学、新文化运动与传记新潮流、当代传记问题等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交流。20日下午的第六单元，与会中外学者作家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位于朝阳门外神路街的中国明清皇家道观东岳庙。
第一单元“古代传记的总体考察”，主持人为韩兆琦（北京师范大学，兼评论）和南恺时（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堡垒学院）教授。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杨正润教授做了《重新评价中国古代传记》的演讲，认为上世纪胡适提出的“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的说法，已经成为对中国古代传记的主流看法，但仔细考察就发现其中有两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胡适等人所谓“不发达”的评价是把传记归入文学范畴作出的，也是以文学的标准进行的。“不发达”的说法无法同中国古代传记的极大数量和其中蕴含的极大信息量和历史价值统一起来。其次，这种评价是在传统的“小传记”、而不是在现代学术理念的“大传记”范畴中进行的，因此对中国古代传记是否可以作出“不发达”的断语还要慎重考虑。杨正润提出，不要把传记简单地归入文学或历史学的范畴，而把传记看作同它们并列的、独立的文类，这样才符合传记作品日益增多、逐步取代小说成为主流文类的趋势，也才能确立认知和研究传记的自觉意识。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教授《对中国古代传记文学起源的思考》，进一步深化了他1984年的力作《略论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起源》（《新华文摘》1984年第9期）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传记的起源，从人类的主观意识说，主要是起于对祖先的纪念，而“尊祖”或纪念英雄伟人，目的也是在教育后人。研究传记文学的起源，不仅能解释传记文学产生之谜，而且有助于正确地认识传记文学的本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香港益安国际集团总裁俞健萌以《“水文化”和传记文学的“源”与“流”》为题演讲，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分析，认为一部中华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水的文化”史。“水的文化”既是中华文明史和传记文学史的一大启“源”性动力，同时也是实际上规制和滋润着《史记》之后的中华传记文学“流”的脉动形态的重大因素。因而《史记》成为中华传记文学史上“汇源成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伟大里程碑。荆楚理工学院全展教授谈到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30年》，认为30年来中国大陆关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研究，经过1980年代的起步积累期、1990年代的发展繁荣期、2000年代的深化拓展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老生代（朱东润）、后老生代（韩兆琦、陈兰村、李少雍等）、中生代（李祥年、俞樟华、张新科、郭丹等）、新生代（熊明、史素昭、许菁频等）四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主席、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寒山碧的《中国古代传记特色初探》，认为古代传记有的无传记之名而有传记之实，有的单有传记之名却无传记之实，当然也有名实相符的传记文学。太史公创立了以人述史的新手法，使《史记》成为传记文学的典范。在客观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寒山碧进一步指出古代传记存在的不足之处，认为“中国古代传记过于简约的传统，不利传记文学的发展”；“仰视传主传统影响传记文学健康发展”；“专制主义窒息传记文学发展空间”。这些论断可以说在胡适“不发达”的观点上进一步探索了“不发达”的真正原因。台湾铭传大学副教授郑尊仁博士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述评》，将零散且游走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传记理论资料，细心梳理，详加辨析，按文类、功能、文字等三大类总结讨论，认为古代的传记文学理论十分复杂，它有极深奥的内涵，仅由文或史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了解。这份宝贵遗产值得人们进一步探究。徐州师范大学教授王成军博士谈到了《中国经验：史传文学叙事中的“实录”书法》，认为实录书法是中国史传叙事中“万代一准”的第一律法。中国史传叙事中的“实录”内涵，永远彰扬“不虚美、不隐恶”理念，但是在叙录事实的同时却始终有着用事实展示思想的目的。美籍华人学者邵耀成博士，近年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部有关孔子的学术著作，这次他论述了《孔子周游十四年中的时间坐标》。他由国学大师钱穆不满太史公《孔子世家》中年份的混乱与述事纷乱说开去，整理出孔子周游十四年（前497—前484）中的时间坐标，将有些纷乱的事件记载梳理出一个头绪，花费了极大的心血。

第二单元“先秦到两汉的传记文学”，主持人为辜也平（福建师范大学，兼评论）和周质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于友先，从“客观”、“艺术”和“生命”三个层面论述了《〈史记〉对传记文学的真实贡献》，认为《史记》为传记文学树立了“真实”的典范，这对当前中国的传记文学创作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施丁，以《史记》中的萧何、张良、韩信“三杰”传为例，论述了《〈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他认为，《史记》传记文学具有传如其人、传神写照、不虚不隐、善序事理、寓意其中等五个特点。这是其传人无与伦比的奥秘所在，也是传统的纪传史学和传记文学的理论依据。著名《史记》研究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韩兆琦教授，论述了《〈史记〉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他认为《史记》是世界上最早成熟的传记文学，具有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中国是传记文学成熟最早的国家，古代传记文学门类众多，异彩纷呈，影响巨大，其派生艺术成就卓绝。另外，他还总结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五点优秀之处，即明确的功利性；鲜明的人物性格与生动的故事情节；强烈的抒情性；篇幅短小，易于诵读；文字上的精雕细刻，在语言上经得住反复诵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徐光荣，通过细读《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发现这篇作品与辽宁历史与文化渊源深厚，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特殊影响。这次他以《〈史记?荆轲传〉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为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与探讨。香港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在《气势磅礴
结构浑成——论两汉三国的优秀传记作品》一文中，选取司马迁、班固、蔡邕、曹操、曹植、嵇康等6位传记家的7篇名著逐一进行了评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编审，较系统地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谈论了《匈奴历史人物传记及族群迁徙流变考》，能给人很多的启发。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军事堡垒学院教授南恺时博士，探讨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中世纪早期（译者注：时间大致为东汉到隋朝）的历史学家将孝子的传记定名为〈孝子传〉》。通过细致考证，他认为，历史学家就是为了强调孝道不但对家庭，而且对国家很重要，才会用“孝义”这个词，而不用“孝子”，因为这个只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在讨论过程中，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见解。北京东岳庙庙务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袁志鸿住持，以《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探源——文献尤其道教经籍载录仙传的考察和认识》为题演讲。他认为，对记载历代道教人物修持行道过程仙传的考察和认识，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非常价值和意义。这对传记文学而言，无疑拓展了研究的新领域。
第三单元“汉代以后的传记文学”，主持人为全展（荆楚理工学院，兼评论）和寒山碧（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教授。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佐藤利行博士的《王羲之传记研究——以隐士生活为中心》，十分注重实证的研究。作者围绕东晋王羲之生命的最后10年这段时间的书信，考察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思想，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传统意识中的“书圣”形象、隐士形象相去甚远的王羲之，其论述富有创见，令人信服。辽宁大学毕宝魁教授的《从〈全唐文〉看唐代文人传记创作的自觉意识》，属于命题作文。他以《全唐文》为范围，对唐代文人所创作的传记进行田野式考察，其分类之细、涉猎之广、考察之深，令人感动。唐代文人传记研究，以前多以韩柳为对象，学界已有很多成果，但本文能以《全唐文》为核心，另辟蹊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艾朗诺，以《李清照的传记：明清时期》为题演讲，可以视为著者对李清照形象的发展史、接受史考察，其深厚的学养令人叹服。通过勾勒明清两朝人们对李清照的接受以及李清照声誉的变化情况，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变迁，让听众一下子联想到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来。都是以小见大，都是女性传主，所不同的只是一为大众熟知的女词人，一为普通的平民而已，但无疑她们都有“岁寒姿”。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罗福林博士，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小品文写人算传记文学吗》。他用简洁传神的文字，解读、阐释归有光、袁宏道、张岱等经典的小品散文，认为“如果传记文学的范畴包括所有的真实写人的文字，至少也应该把小品文纳入传记文学研究的范围作参考。”宁波大学副教授尹德翔博士的《晚清使西日记之为自传文献的考察》，在跨文化交流的宏阔视野内，运用21世纪文化研究的新眼光，重新审视晚清使西日记中自传形象和文化身份，探索扎实，时有新见。所论问题在一般人眼中难免枯燥无味，但他十分注重细读的功夫，文字清新可读，能给人愉悦。香港树仁大学助理教授、香港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黄仲鸣博士的《冶游无悔：王韬早年的社会生活》，针对一些学者对王氏的研究有感而发。在细读王韬的诗文、自传、日记等基础上，反弹琵琶，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原其真实的本来面目。作者归纳比较、阐释商榷，“冶游无悔”四字，极尽风流韵味。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尤以近现代文学研究见长，他的《近代散文文本蕴含重大政治思想意义的典范之作》，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多重视角，论述了梁启超《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特色。作者十分注重在大时代背景中的实证研究，或中外比较，或与中国同时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比较，做到了论从史出，新见迭出。讨论中他还顺便指出《史记》的四点局限性，不失为一家之言，值得重视。常州大学讲师周凌枫博士以《世界图景下的中国之思》为题发言，他论述了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时代和历史意义，立论有据，好处说好，不足之处说不足，较少思想的束缚。
第四单元“新文化运动与传记新潮流”，主持人为朱文华（复旦大学，兼评论）和张敬珏（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河北人民出版社李世琦编审的《简论梁启超传记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梁启超作为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理论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值得深入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周质平博士，在《“以文为史”与“文史兼容”：胡适与林语堂的传记文学》的演讲中认为，无论就理论而言，还是就实际作品而言，胡适的传记文学都是较偏历史的，而林语堂的则较偏文学；胡适所提倡的“传记文学”，其实是“以文为史”，而林语堂则是“文史兼容”。在比较阐述的基础上，论者指出，他们两人不同的风格和取向，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两个方向。这种结论切中肯綮，深得要领。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唐岫敏博士，以《胡适的〈传记文学〉与中国传记现状》为题，进行了互文性的再阐释。她认为胡适《传记文学》一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犀利批判性，至今仍有其影响意义。江西师范大学讲师梁庆标博士谈到了《日记中的人性“阴影”》，他从清朝王大点的日记、英国塞缪尔?佩皮斯日记谈开去，认为“五四”之后的中国日记写作有了重大的改变，吴宓、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日记在暴露、反省与批判中体现了国民人格的现代发展，他们向世人披露的“阴影”一面，是通向认识全面、完整、真实人性的重要路径。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辜也平，以《继承与借鉴并重的探讨——论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理论建构》为题演讲。他从朱东润对“传记文学”概念的探讨、内涵与外延的把握、复杂性与相互矛盾等方面，谈到了朱氏的理论建构，客观公允，科学严谨。他认为朱东润是在外国作品的激发下对传记文学产生兴趣的，但外国的传记文学仅仅是其理论探讨的某种参照；从根本上说，朱东润关于传记文学的理论探讨和理论建构，立足的是中国传记的写作实际，中国传统的史传观念才是其重要的精神资源。燕山大学教授朱旭晨博士的《缘定今生辙：丁玲传记研究》，将丁玲传记写作分为20世纪30年代的雏形期、80年代的发展期和90年代的繁荣期。她从历时的角度评析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传记文本，论述厚重扎实，深入到位，很好地吻合了丁玲传记研究的自足性与丰赡性。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审王斌俊，曾担任多部名人传记图书的责任编辑，此次他以《中国近期传记文学出版浅议》为题发言。他先将新中国传记出版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继而谈到新世纪传记出版的新情况、新特点，最后对未来传记出版的趋势进行了若干展望与思考，体现出一个出版工作者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第五单元“当代传记问题”，主持人为杨正润（南京大学，兼评论）和艾朗诺（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校区）教授。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敬珏，从跨文化/比较文化的角度，谈论了《中国人所写传记（自传）对美籍华人的回忆录和传记文学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和批评家赵建秀将美籍华人所写的自传归为基督式文体，认为此类自传将注意力放在自省和服从，与此不同，张敬珏则认为很多回忆录和传记小说所描写的主人公都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孔孟时期重视家庭的文化传统。在将梁启超的《三十自述》、胡适的《四十自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与汤亭亭的《女勇士》、李培湛的《承诺第八》、林露德的《木鱼歌》深入比较剖析之后，张敬珏认为，中国人所写的三部自传与华裔美国人所写的三部作品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很大的区别，其区别在于中国作家只是关注其家庭中的积极面，而华裔美国人则不避讳谈及其家中的一些不光彩的历史。青岛大学孟桂兰副教授的《中国现当代自传建构中“我”的不同形态》，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胡适、王蒙等人的自传为例，感受他们自我不同的独特心声。扬州大学副教授孙德喜博士，在《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当代传记文学论》中，总结了古代传记文学真、善、美三方面的历史传统，回顾了1949年以来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脉络，通过大陆和香港传记不同写法的比较分析，论证得失，总结经验，由此得出一个融会贯通主张，那就是：当代传记文学一方面要继承历史传统，真实客观地叙事，敢于直言；另一方面，要以“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统率写作，提高传记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品位。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司长忽培元，出版有多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他在《〈史记〉的魅力及传记创作浅论》中，由《史记》的文本创新及其深远影响说起，谈到了当代人物传记如何学习借鉴东西方传记经典文本，处理好史与诗之间的辩证关系，能给人许多直接而深刻的启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敏，以《万花丛中的一点奇葩——浅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影片》为题演讲。她在世界传记电影的宏阔背景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记片的历史沿革及其发展轨迹，并点评了一大批传记影视片的辉煌业绩，认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丰富、从平面到立体、从模式化到复杂化、从传统的单一视点到富于现代感的多向视点的过程。
中国传记文学（古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的中外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高规格的、高水平的、内容丰富的“学术盛宴”。诚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杨正润总结的那样：这次研讨会进一步打开了国际学术交流的大门，会上发表演讲论文的近40位学者中有11位是远道而来的境外代表，为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的学者，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道共同研讨感兴趣的话题，围绕古代传记的核心问题，尊重历史、继承传统和与时俱进、创新研究，围绕传记的民族化与时代影响等展开热烈讨论，不时出现学术思想的碰撞，充分体现了全球视野和开放时代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多元文化精神；研讨会不仅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传记的一些核心问题，而且还扩大了研究范围，现当代传记研究当中的一些热点或准热点问题，都成为讨论的对象；大会精心的组织，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宏观的考察，微观的求证，丰富的材料，敏锐的研究视角，使得这次研讨会硕果喜人。

（来源：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作者：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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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学可参考韩兆琦主编的《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此书是一本较为详细的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史。编撰者按照先秦(萌芽)、两汉(突起)、魏晋南北朝(传记文学的兴盛)、唐宋(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元明(旧式散传的继进和文学传记文学的新扬)、清(文学传记的兴盛)各个历史朝代的划分，梳理出传记文学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传记文学的源头，主要存在于各种史书之中，唐代才有了纪传体小说，明末清初的文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写作人物传记。所以这本传记文学史的最突出的地方在于，呈现了中国古代的传记是如何从史书中脱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型的渐进过程。


这里节选的是书的序言的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我国古代传记的5个门类：史传文学、杂传、散传、专传、传记体小说。这5个门类的传记文学，在全书中可以见到具体详细的论述。







我国的古代传记文学大概可分为五个门类，而实际可讲的却主要只有三类：其一是史传文学，以《史记》《汉书》为代表。“史传”二字最早见于《文心雕龙》，刘勰是用它来包括上起虞夏，下至东晋的所有各体史书，概念非常宽泛。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史传文学”则仅是指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而且还得是文学性强，比较善于刻画人物的。《唐书》《宋史》等是纪传体，但文学性一般不强，所以我们基本不讲；《资治通鉴》有些地方艺术性不错，但由于它不是纪传体，所以我们也不讲。《左传》《国策》等分别是编年体与国别体，不是以人物为中心，照理应该不讲，但由于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那时尚未出现，而它们对于后世纪传体写人文学的形成又有重要关系，所以我们把它们放在了“传记文学的萌芽”中。需要说明的是，《国语》《左传》《国策》在《文心雕龙》中是属于“史传”的，而我们为了要把它们与后起的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划清界限，不生混淆，因此在我们的《传记文学史》中就只称它们为“历史著作”，而不再对它们使用“史传”这个名词。


其二是杂传，也可以称之为类传，如《古列女传》《唐才人传》等。这种作品从汉末纷起，数量极多，或按地域、或按人品、或按职业，总之是以类相从，内容庞杂。这类作品大都是粗陈梗概，艺术性很差，称之为“传记”，未为不可；但能称之为“传记文学”的数量不多。但这一门类确实存在。


其三是散篇传记文学，简称散传。这是指成部的纪传体史书和杂传类传以外的文学性强的各种单篇传记以及各种具有传记性质的作品，如行状、碑铭、自序等。这类作品自东汉末期兴起，品种繁多，风格各异，唐宋以后的传记文学珍品主要产生在这个门类里，如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苏轼的《方山子传》、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等都是。“散传”这个名称是我们从前人的作品中借来的，如明代李开先作有《亡妻张宜人散传》即是一例。目前有些文章、著作中常称这类作品为“杂传”，我们认为不合适。“杂传”之名始用于刘宋时期的王俭，《隋书·经籍志序》有“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之语。其后梁朝的阮孝绪著《七录》，其中有所谓“杂传部”。《隋书·经籍志》杂传类的小序说：


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今取其现存者部而类之，谓之杂传。


可见古人对于“杂传”的用法，是指内容之杂，而不是指篇章之散。它这里所包含的都是各种成册、成本的专著，与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那些单篇传记文章根本不同。所以我们这里将其区分为两类。


在“散传”这个门类中，早期较多的是碑文、墓志铭等应用文，连行状这一类都不多，至于为当代人写单篇传记而又富有文学色彩的那就更少了。这种情况甚至在韩愈、苏轼那里几乎都没有多少变化，都还没有自觉地把这种文学样式利用起来，这个工作只有留给明清时代的作家来完成了。我们称散传中这种以写当代人为主，而以“传”命名的文学作品叫做“文学传记”。这类作品在清代最兴盛，与近现代一气贯通。


其四是专传。这是指篇幅较长的中篇以上的单人文学传记，它不像一般散传那么短；它单独成册但又不像杂传那样多人以类相从。可惜这种作品古代不多，我们只发现了《大唐三藏法师传》。近现代以后，这种作品多起来了。


其五是传记体小说。小说不属传记文学，这点前面已经说到，但是有些作品界限也不容易划分，例如唐宋传奇中有些作品是完全出于虚构的，是文人“有意为小说”，但也有些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虽然作者自己或当时的人也曾把它看作小说，但过些年后人们修“正史”，竟然把它删削收入“列传”，如《谢小娥传》，这样的作品还能不讲吗?有些作品虽然未被收入正史，但它写的也是真人实事，只是有些夸张演义而已，如《长恨传》《赵飞燕传》《李师师传》，它们是半传记半小说，显然是从传记文学上发展下来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此外还有些作品，人物情节都是作者虚构，但写作格式，作品用语一切都是模仿传记文学，如韩愈的《毛颖传》和《聊斋志异》里的许多花妖狐怪故事。虽然使用的材料不同，而思想神韵，精神寄托，语言笔法，一切继承《史记》，这些作者学习司马迁，达到了登峰造极、升堂入室的程度。由于这种原因，我们特开专节，对这些作品也附带加以介绍。是不是收容太滥了呢?也不一定，《新大英百科全书》的“传记文学”中就含有“传记小说”与“传记体小说”两种。


传记文学来源于历史，历史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最发达的学科，现在保存的最古老的史学著作是《尚书》，其中已经有了不少文学笔法；待至《国语》《左传》《国策》出现，描写事件、描写场面的水平就已经很高了，而且对于人物描写也日益重视，许多人物形象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的许多片断至今仍使人叹为观止。但是这些作品的主要宗旨和整个框架都不是写人，它们只是为后世的写人文学，为真正的传记文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做好了思想与写作技巧的各种准备，所以我们称先秦为“传记文学的萌芽”时期。待至两汉，随着《史记》《汉书》的出现，传记文学的辉煌时期到来了。《史记》《汉书》作为传记文学中的两部空前绝后的杰作，有它们的独特性。它们的作者都是我国迄今为止的数一数二的伟大史官，他们写书的目的都是写史，他们的著作分别成为我国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的开创者，被我们后世历代奉为“正史”的楷模。只是由于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当时最有才华的文学家，他们在写历史的时候都极其讲究文采。尤其是司马迁，在他写《史记》的时候，文史还没有分家，而司马迁又是一个文学气质、诗人气质很重的人，因此他的《史记》在重视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同时讲文采，讲夸张，讲想像，于是就爆发式地写出了这样一部既是历史又是文学的千古杰作。《史记》《汉书》中的许多描写人物的篇章，都是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的光辉典范作品。由于它们都是包容在“正史”的纪传中，所以我们称之为“史传文学”。但显而易见，《汉书》与《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又有极大差别。如果说《史记》更像一首诗，更像一部小说，那么《汉书》则是更像一部史，更像一部学术著作。也就是说，到了班固那里，历史和文学开始分家了。由于两汉时期有《史记》《汉书》这两部日月并悬一般的史传文学，没有多少其他形式的传记文学作品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的传记文学分作西汉、东汉两段，西汉叫做“史传文学的辉煌突起”，东汉叫做“史传文学的继起与转折”。


在魏晋南北朝的400年间，是一个人们写史的兴趣极浓，各种体裁各种样式的史籍杂传蜂出并见的时代。编年的、纪传的、地区的、类别的、单人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从其趋势来看，说它是“大发展”“大兴盛”也未为不可，但必须注意的是，发展快，品种多，不一定质量好。另外，是历史，是传记，但不一定就有文学性，不一定就是我们所讲的“传记文学”。用文学的观点审视，这个时期的传记文学成就不高。首先，这个时期的史传文学没有坚持《史记》《汉书》的文学传统，即以成就最高的《三国志》和《后汉书》而论，其文学水准也是大大地下降了。它们往往片面地讲究“简洁”“凝炼”，而不再在描写情节、描写场面、刻画心理性格等方面下功夫，而多是用一种叙述语言介绍性地粗陈梗概，因此读起来千篇一律，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淡。但比较而言，《三国志》与《后汉书》还是佼佼者，还有不少文学成分，我们还是把它们列入传记文学的视野之内的。其次，这个时期的野史、杂传，以及各种名目的散篇传记，诸如自传、别传、碑文墓志铭等，的确很多，它们的艺术性尽管多数不高，但也有些作品是可读的，尤其是在体裁上它们有开拓性，给后代的传记文学开出了无限法门。根据以上两点，我们称这个时期为“史传文学的下落与杂传散传的纷起”。


唐代出了不少“正史”，但多不属于“传记文学”范围，只有其中的某种书的某些篇章具有文学成分，如《晋书》吸取了《世说新语》那种好写奇闻轶事的特点，在粗陈梗概的叙述中穿插了一些小故事，使读者能开心解闷，避免了其他纪传体史书的那种平板单调，研究历史的人常指责《晋书》的这种“小说”性，而也正是因为它有这种“小说”性，所以它今天才得以进入我们“传记文学”的视野了。唐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散篇传记上，一些大手笔从事单篇传记以及碑文墓志等变相传记的写作，他们从描写人物，反映现实，以及在寄托个人情志上，都与司马迁的《史记》一脉相通，前代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与杰出成就，都集中地表现在这个范畴中。与此同时，传记体的小说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一对面貌酷似的堂兄弟并肩站立在唐代文坛，衣冠楚楚，顾盼生辉。宋代和唐代的情况略似，仍以散篇传记为主，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其思想深度、社会意义恐怕比唐代还要突出，在文章的体裁风格上也比唐代更具多样化。宋代的传记体小说也与唐代紧密相承，引人注目。宋代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史传文学上另有新的创获，这就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新五代史》过去曾被誉为“深得《史记》神髓”，但近几十年来却不大为人重视，实在是不应该。通观唐宋两段，这时的传记文学领域里，有史传文学，有文人散传，有个别的中篇传记，还有传记体小说，品种相当齐全，艺术成就也相当可观。再加上这两个时期的部分作家被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这两个时期的传记体小说被人合称为“唐宋传奇”，文学的面貌相近，彼此的联系又紧，因此我们把这两个时期的传记文学也合列为一个题目，分为上下两章，叫做“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


元代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作品较少，但从现有的作品看来，反映民族矛盾还是很突出的。从作品的体裁形式看，与唐宋区别不大，以文人散传为主，而散传中又以传统的墓志铭碑文为最多。明代修的《元史》比元代修的《宋史》更缺乏文学性，但明代文人的散传却有了许多新特点。它们除了反映传统的民族矛盾、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外，还反映了一些新兴市民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以及它们在文人思想上所引起的种种反响。在传记文学的体裁形式上，比较明显的是人们不再像唐宋作家那样只注意写碑文墓志铭，而是越来越多地直接写作人物传记了。为了与传统的浩如烟海的碑文墓志铭等应用文相区分，我们称这种以“传”为名的描写历史与现当代人物的艺术作品叫做“文学传记”。这样的作品早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了，但为数不多；唐宋时期有所增加，艺术水准也大有提高，但从整体上看，似乎还没有被作家们当作一种武器、工具来得心应手地使用。这种状况的改变是从明代开始的。因此，我们称元明这个时期叫做“旧式散传的继进与文学传记的新扬”。


清代的时间漫长，传记文学的作家作品也多，从思想内容上看，反映民族矛盾的，反映文人精神的，反映市民生活的，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英烈的，无所不有。从艺术形式上看，文学传记已占据压倒优势，已成了这个时期传记文学的主流，人们已经不再借用那种古老的碑铭应用文来抒情言志了。因此尽管这个时期作家们的集子里也收着不少这种名目的作品，但由于其他作品很多，所以我们对此也就很少引用。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称清代这个时期为“文学传记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