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

教师之友网

longmianshan ke 的 白谦慎－《与网络书友问答》
　　————2009年10月11日

　　石门汉子：白先生好！我是书法自学者初学者业余爱好者，也问不了什么高深的问题，那些问题让想当书法博士的人来问，呵呵，我现在在练习多宝塔，体会唐楷的规范书写以及点划的基 本技法，写5公分大小的字，1，请您谈谈您的学书简历，2，说说您认为学习唐楷作用，3，介绍一下小楷的训练方法，因为挺羡慕像您一样能写一手精到小楷的 人，谢谢！
　　白谦慎：《多宝塔》我练过多年，至今还不时临临，我很喜欢。颜真清早年的作品中还有一个《郭虚己墓志铭》，不知你关心过没有，是很好的范本。我的学书简历可以在书法江湖的专题研究栏目中我和薛龙春先生的一个学术谈话中找到，这里不再重复。我学习唐楷是为了打基础，我后来写小楷和练习唐楷打下的基础有关。现在不是小楷的黄金时代。在碑学兴起以前，从二王、颜柳、赵孟頫、吴派的文徵明、王宠、晚明的董其昌、傅山，都写小楷。碑学书家中写小楷的高手何绍基是一个。现在出名的书家，能写小楷的不多。这种书体在展览文化中不占优势。卖字尺幅也小，赚钱不快，写起来还要耐心地坐很长时间，吃力不讨好，所以大概写的人就少了。但这都没关系，自己喜欢就好。写字最好是以爱好为动力，把它当饭吃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写小楷最初的阶段就是要争取做到手稳，刚开始有点困难，习惯了就会好起来。小楷追求的不是气势，所以格调上应以清峻或古雅为上。开始当然可以从人们通常说的晋唐小楷着手，元人和明人的小楷都有可观处。此外，汉简之类的书迹也可以看，因为是小字。前些年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相当厚重，也可借鉴。一些画作上的小楷也可以关注，如元代的钱选，书法史一般不提到他，但是他的东西非常古拙，也雅得很。小楷写熟了，速度可以适当加快，不要太慢。小楷没有视觉冲击力，所以更需在格调上下功夫。这就不是一般写字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萧嘉伟：  白先生您好！ 我学书十多年了，在隶书方面花了些时间，现在对自己的东西很不满意，请问现在，习隶的出路是什么？另外，书法作为一种线条艺术，其最高境界的线应是什么？谢谢！
　　白谦慎： 我对隶书虽然断断续续写过不少年，但真正下功夫也只是这一两年的事，只能谈点浅见。我以为还是以比较规整的汉碑为基本，然后以汉简来求生动。在开始时，以淳厚为目的。气息淳厚了，字就不容易写俗、写坏。至于最高境界的线，实在是用语言难以表述，而且在不同的审美理想中，理解也不尽相同。
　　白谦慎：这位天池网友读书的习惯很有意思，从最后一章读，这大概和我在第二章讨论的杂书卷册的方式有点相像，非线性的阅读方式，片断地读，现代生活就是这样成为碎片的。现在回答问题：
　　1、 傅山晚年到底有多少人来打扰，没有统计数字，但应不少，而且他很烦恼。他的儿子和侄子作他的代笔，除了忙之外，还应有身体原因。他少年喜欢抄书，右肋落下病，写大字多了不舒服。1674年傅仁去世时，他已经近七十了。代笔除了省劳，可能对他的身体也有好处，对晚辈也是个锻炼。傅山晚年确实有著述之心，他本来就是一个读书人。再加上当时顾炎武等在山西，还有那个喜欢批评人的年轻人阎若璩也常到太原，傅山身处一个学术气氛很浓、压力也不小的环境。傅山确实是很有钻研精神的学者，这点从他读书的批注中可以看到。这几天为了写一篇和金石著录有关的文章，我一直在看傅山批注过的《隶释》，很感叹他读书之用功和细致。代笔看来有些不厚道，但傅山曾说，那些来买字的，知道他缺钱，和他讨价还价，他心里不爽。有一个背景需要介绍，傅山是个非常傲慢的没落旧贵族。他在明代时很有钱，买书画古董，捐土地给寺庙，自己出钱组织山西士子到北京去援救蒙冤入狱的老师。到了清初家境一落千丈，那些小地主、商人来趁机捞便宜，他心里自然很不快。代笔和作假还不是一个相同的问题。
　　2、 傅山写的怪字基本都有出处，他有时也造一些字，但也都是拼凑已有的偏傍部首，有他的思路可循，不是乱造。
　　3、傅山的真迹主要要多看才能辨别。去年《书法杂志》刊登了慕湘楼藏的一个所谓傅山的册页，编辑在发表前用电子信寄我了几页，我当时从风格上就判断不对。后来全册页印出，高翔写了一篇文章，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是雍正年间的一个东西。那件东西不是作伪的东西，是后人看到里面提到傅山，就把它归到傅山的名下了。现在要区别傅山和傅眉、傅仁的作品就比较难。
　　4、 研究一个古代书家最重要的就是要熟悉他的作品和与他相关的文献。如果再扩大一些，就要研究他周边的人物，再扩大些，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美国一位李慧闻女士（Celia Rieley）研究董其昌三十多年，她写的《董其昌传》已由我译成中文，希望她能早日校对好，明年争取出版。上海博物馆的凌利中先生在年轻一辈中研究董其昌中是比较出色的。
　　5、福州前年我和妻子一起去过，近年来可能不会去的。上次去时，和朱以撒先生以及一些年轻人座谈，很高兴。我和妻子都是福建人（我是上海长大的福建人），对福建很有感情。只是忙，不能常去。
　　土家巴人：白先生一直是我崇敬的学者，上次在中国美术学院有幸听了白先生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讲座―― ――――“与古为徒与娟娟发屋”。白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索的空间。我现在想请教的问题就是：1)白先生对流行书风的看法?是不是从内心厌恶她呢?) 娟娟发屋几个字虽然写得有一定的趣味，那只是书法的低层次,如此类推的话，所谓的丑书也只是注重了趣味性，有形质，但格调不会高，不是书法的高层次。这个问题现在讨论很多，请白先生能不能谈点看法。
　　白谦慎：“流行书风”这个词好像近来已经没有人再提它。你所谈的大概是变形比较夸张的那一路字。对这种变形，我没什么厌恶。对某些创作倾向，应看具体的作品，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娟娟发屋”在我拍摄的日常书写中不算最好的，那件“在弄堂”才好。这类书迹已经不是传统的格调所能规范了。当然，有人根本就不把它当作书法。其实趣味本身就是形质以外的东西了。至于层次的问题，涉及审美的问题，争论的双方不会有任何的结果。而这恰恰不是我《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所要介入的，因为那是徒劳无益。除非你像刘炳森那样，通过体制的力量来抵制某种审美倾向。 所以，我讨论“娟娟发屋”之类的书写，不是说那种书写高或低，而是顺着碑学的发展，顺着它自身的逻辑来揭示它存在的一个悖论，这样做并不是要和碑学过不去，因为我本人也很喜欢碑学。这个问题和一系列问题有关，如经典是怎样形成的问题？书法和现代艺术的关系？此书像讲故事，读起来比较容易，但理解它潜在的意义并非容易，因为这需要对当代艺术的一些走向有所了解。这不是我故弄玄虚。书出版后，有不少误解，有人还写了长达十页的匿名信骂我，但我都没有辩白。辩也白辩，有些人也不信，他们或认为你审美观点保守，不能理解流行书风，或认为你加入了刘炳森对丑书的讨伐，他们的思维还没有达到一定的层次，不可勉强。书出版当时，一些鼓吹流行书风的人不喜欢我的这本书，除了我揭了“民间书法”理论的短外，就是他们读不懂。不懂我是从碑学的起源到现代艺术的发展这一个系列链中来考察近几百年来书法的，它指出的是碑学面临的悖论，而非否定碑学以来书学发展的成果。关于经典的形成的问题，西方的研究很多，国内书学界基本没有人碰这个问题。所以，还是等后人去评说吧，总会有人读懂的。我多次说过，此书不是艺术批评的书，而是文化反思的书。今天《傅山的世界》颇得国内同道的好评，但几十年后，人们反思我们这个历史时期的书学研究，更感兴趣的、评价更高的可能是这本《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在国内诸多关于《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的讨论中，我认为比较好的是薛龙春的《白谦慎的两难》，彭砺志的《书法经典——一半是艺术，一半是魔鬼》，梁培先在一次网上的讨论中，谈到是否是“末法时代”的到来。起码都是感觉到了书中提到的问题。顺便说一下，我写《傅山的世界》，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傅山是最了不起的书法家，其实在晚明的书法家中，他不是我最喜欢和欣赏的书法家（这点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就谈到了）。选择他，是因为我认为他和与碑学兴起相关的一系列事件有关，从他的生平经历、艺术实践来看十七世纪书法的嬗变。我称这种方法为《茶馆》方法，像老舍先生那样，从一个茶馆来看世事的变迁。人们通常喜欢把一个学者的研究课题和他的审美倾向连在一起，其实有时并不是这么回事。这就像从社会学研究家庭暴力行为的学者，自己并见得有家庭暴力的历史。
　　龙在游：当代书法人和古代书法家对文化，也就书外功夫与书法技巧的关系依附有什么变化，发展的趋势你认为朝那方面偏重？谢谢。
　　白谦慎：这位网友提的问题很大，不容易回答，试着把一些粗浅的想法陈述如下。修养这个问题，在魏晋时代到唐代好像都没有什么人谈，那时候的人有谈这个问题的必要吗？读读《世说新语》，魏晋风度就是那时书法家的整体精神面貌，进那个圈子的，都有起码的修养，因此，那时候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讲修养大概是在宋代和宋代以后的事，此时技法和修养好像被分离或对立起来了，而且出现了所谓俗书的问题，这可能和介入的人多有关。这个问题实在很复杂。我的一个年轻的朋友正在研究“书卷气”的问题，这是很有价值的课题，但难度很大。美学式的谈论容易些，但要把这个问题史学化就不容易了。上面的想法很粗糙，仅供参考。至于今后的趋势，我没有能力预测。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今天的读书人字写得好的已经很少了，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少。我自己是研究学问的，但对有些人提倡学者字、打学者旗号并不苟同。字写不好，头上有名牌大学博导的头衔也是白搭，唬外行可以，在圈子里还是站不住脚。字写不好，学问作不好，顶着名牌大学和博导四处奔走，就是欺世盗名。所以，你要我说趋势，那就是既多练字，也多读书。
　　吴建军：早闻白先生大名，及先生的学术成就，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向大师请教。我本人爱好篆刻理论，完全自学，所以很想听您谈谈您本人如何治学，青年人应如何治学，现在新出的书很多，但哪些是真正经典的，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如何理解学理背景及意义？ 谢谢您！
　　白谦慎：首先纠正您的发言中的一个错误说法：我不是大师。现在没有大师，有也不会是我。比我学问好的中国学者很多，他们都不是大师，我就更不是了。今后在使用这方面的词汇时，请慎重。我想治印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比较接近史的方式，一种类似“印学点滴”，笔记感想的方式，两种方式都可以称为治学。前一种方式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治印学史，手边没有资料，很难。后一种方式对地处偏远的同道比较可行。另外的就是治当代的印学史，这样对大图书馆的依赖就会小些。今年我在四川美术学院演讲时，和几位研究生座谈，我就谈到了整理乡邦文献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思考自己的条件，长处，不要以己之短去和别人之长竞争（学术有个公平竞赛的问题）。乡邦文献好好整理了，今后就会成为有价值的文献。马国权先生编的《近代印人传》不就是积累了被人忽略的东西吗。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一晃就是四十年了，现在要找当时满街都是的文革书法，却极不容易了。所以，你问我年青人应如何治学，我想，先别着急，仔细想想自己的条件。过去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种精神很可嘉，但容易事倍功半。现在出的书确实非常多，很容易把人搞晕。我今年回国讲学时，有位研究生问我余秋雨著作的学术价值。我回答说，余是作家，不是学者，不能混为一谈。用学者的标准去评价他，对他也不公平。哪些是真正的经典，一时也讲不清。对印学有体会感想就好，不必急于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说到学理背景，书读多了，对一些观点的来龙去脉了解了，就自然对一本书的学理背景和意义有所了解。
李：您是何时开始学习书法的？能否谈谈初学阶段时间的学书经历?
白：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上海开始学习书法的。当时我在上海财贸学校的金融班读书（中专），学校里的许多老师曾是旧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银行有写好字的传统，所以书法好的老师很多。先是由语文老师任珂先生介绍，认识了我的书法启蒙老师肖铁先生，后来又得到另一位语文老师王弘之先生的指点。以后又认识了邓显威、金元章、章汝奭诸位老师。几位老师修养都很好，但也都很低调，在上海基本不参加社会上的书法活动。我去老师那里，除了看他们写字，常听他们讲些掌故，听他们品评艺术。他们有时会提到一些前辈，说谁的字好，谁的字格调高。他们有时也会用比较婉转的语言，评论某些当红的书法家。当时并不十分明白，以后阅历深了，就慢慢懂了为什么他们要那样看了。一些老师家有些藏品，所以能见到一些近现代优秀书家的作品。那时写字条件不如现在，字帖少，我主要临习颜真卿的《多宝塔》，临了好几年。几位老师都能写小字，所以，我也喜欢写小楷。那时纯是爱好，没想到二十年后，居然会以研究书法为业。
李：1978年您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又曾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您转向艺术史研究后，过去所学是否对您的研究有所帮助？
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今年，由范景中和曹意强先生主编的《美术史与观念史》第5辑将发表我的论文《从吴大澂到毛泽东》，专门讨论中国步入近现代社会后的几次政治精英结构的变化对书法的影响。我在好几个场合谈到，对某些当代书法现象，可以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这也和我学过计量政治学有关。我对研究书法艺术中体制性因素的兴趣，也可以说和过去的学术背景有关。
李：在当代，有很多人都是从书法创作走向书法研究的。您与曹宝麟、华人德，丛文俊等先生都是如此，这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特点。您在1982年曾获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您在创作上的潜力，在您的书学研究中，创作与研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白：书法有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比较抽象。在理解古人的某些书论时，如果没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会比较困难。此外，虽说我们是在研究历史，但有时也需要对存世的古代书法作审美判断。我在《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和《傅山的世界》这两本书中，都指出傅山有不少应酬作品写得不好，不但傅山曾说过自己写过“死字”，我们的创作经验也能告诉我们哪些是品质比较差的作品。
李：优秀的学者通常会有良好的交游圈，他周围的老师与朋友都会给他的研究以启发。听说您好客，家中常有聚会。在讲座时您也不时会提到自己的老师和朋友。您的交游对您的学术研究是否有积极作用？
白：在美国大家平时都挺忙，朋友之间也是聚少离多。只有在周末或逢年过节，朋友们才能聚在一起。波士顿是著名的大学城，许多重要的学府和文化机构在这里，华人学者、高科技人员很多，来访的中国学者也很多。我住在波士顿近郊的一个小镇，往来比较方便，朋友们就常来聚会。大家在一起，除了聊天外，也会谈到学术研究。这使我对其他学科的动态有所了解，也常能得到启发。我对一些老师和朋友的研究十分熟悉。在一个远离祖国的国度里研究中国书画篆刻，平时能交流的人不多。我有空常会翻翻师友们的著作，感觉就好像在听他们谈话，很亲切。去年，我在各地的演讲中，经常向研究生们提到2003年过世的汪世清先生。从1991认识汪先生到他去世，12年中得到他许多指导和帮助。汪先生学问很好，黄苗子先生称他是“京城第一读书人”。但他从不求虚名，一生过着很简单的生活。无论人品还是学问，都足称楷模。一想起这位前辈，我就会觉得自己还不够用功，还需要好好努力。汪先生去世后，我们和台北的石头出版社联系，出版了汪世清先生的论文集（《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此书在台湾、香港、大陆学者中反映很好。目前我还在参与策划明年在北京举办一个纪念汪先生逝世五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除了纪念这位前辈外，也希望对匡正时下的学风起一些作用。
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德”，读了《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在书中，您把书法范本分为“经典”与“非经典”，有人说您“把矛头指向了非经典性的民间书法”。但您却说“真正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看来您并不认同上述观点。那么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部书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您还曾说过，理解《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无古无今”的书写这个概念是一个关键。后来您又把“无古无今”的书写称为“素人之书”。那么，何谓“素人之书”？
白：《娟娟发屋》是2003年10月出版的。在2002年11月，《书法报》先发表了其中的第12章《王小二的“普通人书法”》，那个虚构的故事正好发表在流行书风提名展的几个月后，书法界也有人在批所谓的“丑书”，所以有人以为我参与了对某种创作倾向的讨伐。其实，我在发表王小二的故事时，就写了一个小记，告诉读者这是一本书的一章，希望他们在没有读全书之前，不要揣测我的立场和观点。因为我很明白，没有人能猜测到我的书将会是怎样的一本书。但故事发表后，自认为知道我想说什么的人不少，有叫好的，有在网上开骂的，还有写匿名信的。争议很大。《娟娟发屋》出版后，也有不少评论。我说真正理解这本书的人不多，并不是说人们对此书全然不懂。比如说，我对“民间书法”说辞的批评，写得明明白白，人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层面比较多，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但是，书中包涵的某些想法，可能不容易被书坛人士所理解。书出版后，我送给了冯象（法律和英国文学）、李陀（文学评论）、徐冰（当代艺术）等朋友，他们都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们对书中某些涵义的理解，比较符合我的初衷。这并不是说他们比书法界的人聪明，而是他们对当代观念艺术、当代文化的一些走向比较关心。徐冰说，《娟娟发屋》涉及了一些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当代艺术”在这里指那些探索性的观念艺术）王南溟专门写了篇文章，谈论“王小二的故事”中张彬办的那个展览。故事中的张彬了解到西方“一些艺术家为了突破博物馆的精英主义体制的局限，直接在自己的作坊中展出自己的作品。”这不是虚构，而是事实。为什么了解当代艺术很重要呢？因为，我在写书的时候，有一个参照系在脑中：从碑学到二十世纪考古发现，更多的古代书迹被包括到书法的范本中，审美域在扩大，非汉字作品的出现，当代艺术的出现······。所以，我反复在各种场合说，《娟娟发屋》不是艺术批评，而是文化反思，思考书法艺术在一系列历史文化的链节中如何展开。说它不是艺术批评，也就意味着，它并不讨论哪种艺术创作倾向应该批评、哪种风格应该鼓励这样的问题。正如缪哲在为《中华读书报》撰写的书评里所指出的，《娟娟发屋》对当代书法的创作并没有作价值判断，它只是提出问题供读者思考。 由于王小二的故事影响很大，“王小二”成了书法界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常有人用它来说事。那么，谁是“王小二”？“王小二”代表着什么样的书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书法有大众的广泛参与。参加“流行书风”展的某些年轻作者没有很高的学历，是“普通人”，因此，有人说“王小二”就是指他们。
谢谢你在这里提出“素人之书”，因为我故事中的“王小二”正是“素人之书”的代表。去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讲课时，向同学们介绍了这个概念，当时你也在场。这个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娟娟发屋》用“无古无今、有意趣、不规整”来描述“王小二们”的书写。2005年，《傅山的世界》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石头出版社安排我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我在讲傅山和碑学的关系时，也简单介绍了《娟娟发屋》的主要观点。一位听众在看了我放的图片后，称古代的一些比较原始的石刻字迹和今天马路边无名氏的信手书写为“素人之书”。我觉得这个提法简短又颇能说明问题，就采用了。“素人”原为日语，意为外行。台湾将此引入中文。台湾听众能使用“素人之书”这个词， 大概是因为台湾曾出过一个叫洪通的“素人画家”，此人没受过什么正式的美术训练，画的画、写的字、刻的印都很有意思的。 那么，什么样的书写算是“素人之书”呢？我的美国学生写的字，儿童的书写（包括敦煌卷子中那些学童的习字），那些没受到经典影响的成人书写，《郑长猷造像记》的刻工等，都可以算是“素人之书”。这些书写很像天真烂漫的儿童画，没有什么规矩，常有意想不到的趣味。
丁 剑：白先生您好: 我以为书法永远是"精英"的书法,因此"王小二"永远不能成为书法家.但并不表示"王小二"是不可借鉴的.康有为的碑学主张的审美基础便是在于此.因此,杨达的做法是可行的.就像沃兴华学习"民间书法"(我也反对这样的提法,应该叫"民间书迹"),学出来的东西,是被精英化了.成了沃兴华自己的了.经典帖学的东西可以被"复制"着学,写的越像越好,但"王小二"的"民间书迹"不能也不会被这样学,而只是借鉴,有明显的取舍.白先生以为呢?
　　白谦慎：我从来没有贬低杨达的意思。但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郑长猷可以被称为神品，进了书法史，成了顶礼膜拜的对象，成了经典，当代类似的东西却被冷落。杨达学当代的“郑长猷”，他偷偷学，即使公开了，他敢像康有为捧郑长猷造像那样捧当代的民间书迹吗？这才是我的问题所在。我并不是说杨达不能学王小二。再仔细读读我的《娟娟发屋》吧。
　　丁 剑：傅山的"四宁四毋"在理解上,很多人好象忽略了它的前提,这就像一句古话:"宁为 玉碎,毋为瓦全",但这是在一个不得以的情况下,如果为玉而不碎就谈不上瓦了. 我想 傅山的"四宁四毋"也是有这样的前提的.那么请问:傅山在"四宁四毋"之 上的书法理想状态是怎样的?为什么傅山会有"四宁四毋"的想法?
　　白谦慎：同意你的说法。我在书里和前面回答程五咬金的问题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丁 剑：谢谢白先生,在深入问一句,当代碑学的前景您怎样看?是不是像沃兴华那样为主流.还是以篆隶为主要取法对象的"新古典主义"为主流呢?我倾向于后者,因为这一百年的发现和累积,加之印刷技术的贡献,篆隶会被重新重视和认识,现在的"楚篆"热即是个征兆.
　　白谦慎：可以学的真是太多了。多元化的时代，真希望中国的画廊制度能早日健全，反映出这种趣味的多元化的收藏趋势。现在礼品字太多，不健康。
　　丁 剑： 先生身处异邦,像曾来德那样在外国搞所谓的"墨乐"书法秀,您认为是在传播中国书 法还是在误导外国人,使他们以为中国书法是他那样的一种表演.我想问的是:书法 是 否是一种世界意义的艺术,很多人谈书法与国际接轨,您如何看?是像曾来德那 样的" 墨乐"书法秀,还是其他,抑或谈不上国际接轨或不需要国际接轨,而是要更 加保全它的原生态?
　　白谦慎：曾来德的展览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向西方介绍的书法，主要还是传统的书法。很多 艺术是区域色彩很重的，但也可以让身处其它文明圈的人们了解它。
　　丁 剑： 我最近越发体会到"书如其人"的真理性,不光所谓内在的精神,就是外在的形象都 有相似性,我看林散之的字,我发觉有些字跟他的长相都像.我想也许将来会用科 学去解释它,但现在只是臆断.先生如何看"书如其人"?
　　白谦慎：有关系，但主要是精神气质上的。比较微妙。
　　丁 剑：在深入问先生,以您在国外的经验,您认为书法在国外究竟有多大是生存空间,是否仅是停留在收藏层面,在审美层面有多少?或到底有没有?外国人真懂书法吗?
　　白谦慎：眼睛不要盯住外国。要让世界走向中国！
物华居：白先生好!  先生的大名及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是听储云老师说的.我想说话外之题.1 ,   当今书协分成各门各派.有好多真正的高手就要被书协遗望.这是什么趋势?结局会是怎样?　2.   白先生.有没有回国发展的打算 ...
白谦慎：请代我向储先生问好！关于不少真正的高手被书协遗忘一事，未必是坏事。在唐初的一次科举考试后，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果今天的书协领导都能因把有水平的书法家请到书协中去，反映了爱才尊贤的心态，那是一件好事。但有水平的都到书协，也未必是好事。我们过去有句话说是“野无遗贤”，这句话看来很好，但很成问题，因为它造成的后果便是朝大野小，民间缺乏对当朝的制约力量。如今社会在多元化，所以野有遗贤，正可发挥遗贤的民间作用。现在各地小型的书法社团很多，这是希望。如果中国的和平崛起顺利的话，今后会逐渐走向更为民主的社会。所以民间社团不但是切磋交流的好方式，也是培养艺术民主精神的土壤。所以对这个趋势不要悲观。况且，书协现在收挂名费，书法官一旦升官，润格跟着见涨，把官和利挂得太紧，展览的评选机制又不透明，实际威望日益下降，被它遗忘实在也不应有什么遗憾。我写了《储云为什么还在进步？》一文后，江苏苏北一些县里（如高邮、兴化）的书法爱好者很受鼓舞，认为作艺术不必到大地方去混。大家在地方上好好努力，一样能成功。我们民族官本位的意识太重，这要大家一起努力来改。尊重那些在野的遗贤就是一个方向。人们对在野的遗贤的尊重超过了对水平平庸的书法官的尊重，那书法官还牛得起来吗？他们牛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拍他们的马屁。1999年，我们沧浪书社和台湾的何创时书法基金会共同在苏州举办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通知中，我们明确写明，不管你职位多高，与会人员一律两人住一间房间。我们不是刻意冷落谁，而是要平等。会议的主角两人一间房间，当官的一人一间，那还象话吗？那还搞什么学术？我每年都回国一到两次，出国二十年来一直和国内的同道保持密切的联系。基本的打算是60岁半退休，一半时间在国内过，65岁后全退，回国居住。美国比较安静，应酬少，学术的支持系统比较好，我想在完成吴大澂研究后，我就不会再写英文的书了，那时回国比较好。
让我看看：白谦慎先生您好！ 我是一名高中生，想用书法考学。我也学了一两年了。写的唐楷欧，刚开始觉得进步很快，可是最近阶段总是停滞不前。老师对我说：“考试光用唐楷不行”。
白谦慎：很能理解你的困惑。我想也只有通过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多看看杰作，看看人们怎样评价杰作的，比如说为什么有颜筋，筋表示了什么，多体验这些形而上的精神境界，会有帮助的。祝你考试成功。
yeren ：请问：白先生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另外请问：您对傅山的《草书千字文》的艺术价值的看法。
白谦慎：目前正在研究吴大澂，资料太多，进度比较慢。北京有个出版社准备出我的明末清初书法史论文集，还有几篇没有写出来，两年内会写出。傅山的《草书千字文》（写给戴枫仲）比较草率。傅山自己在落款时说了是匆匆应对。虽说这件作品出过单行本，但我不认为是精品。
刘海清：结合现在的情况，练习，书写甲骨文书法应该注意那些问题？？怎么落款才好呀？
白谦慎：我不写甲骨，只能谈些观感。甲骨文为刻划的文字遗迹，很瘦劲，所以以瘦劲为佳。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也写甲骨文，虽然很文气，但线条偏粗。我更喜欢叶森玉的甲骨文。瘦劲又要写出笔墨的味道，就很不容易了。落款亦不宜粗重，行楷或行书比较好，不宜过草。这是个人的观感。
蓝色雨衣 ：请教白先生:当今学隶者众,写出来的确很少.而成名者最终都在汉简上才得到最佳发挥!专事汉碑者大都未能笔下精彩,总觉沉闷而难于鲜活;连民国时的水平都难以赶上!原因何在?谢先!
白谦慎：现在的书法家走传统路子，要超过民国是不容易的。走汉简一路可能和现在的人比较喜欢流动有关。汉碑的那路，端庄凝重需要的内在功夫很大，如果不能在气格上超出一筹，就容易沉闷不鲜活。汉简这一路的现在讲求夸张张扬的较多，颇合时风。活着的人总是重视当下的感受，今后的人怎样看就不知了。我自己也正在临隶书，谈点感受，不见得能回答你的问题。
dayitu ：㈠ 在某一书体上，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转益多师，吸众家之长，是不可避免和必需的，请问，如何避免各种不同风格的笔法相互打架或矛盾的问题，如何取舍和发挥？谢谢了。㈡ 关于临摹的程度问题，一般讲，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要形神兼备，这比较好理解，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看到一些水平和名气较大 的书家，干脆说是大家吧，标明是临摹某一名贴，却看不到原帖的影子，而被人赞为什么神似，什么深得原贴精髓，给人一种欺世盗名，或者皇帝的新衣之惑。请白先生指教。
白谦慎：在集古字的阶段，可能会有打架的时候，希望时间能最终能给统合以机会。这神似确实给人以很大的想象、阐释和吹捧的空间。有真能遗形取神者，有用神似来为自己手下功夫不佳遮掩者，也有用神似来胡吹乱捧者。有一点我是赞成你的，如果你不喜欢，就不要去跟着别人起哄。有的时候，确实存在着还不能理解一件作品的深意的情况，即使是这种情况，也是要忠实自己的感觉，认为不好就说不好。
江上往来人 ：想请教白先生一个问题，我是学二王、米字一类风格的，写小字倒还能对付，但现在的展览都是大字，大字的执笔、运笔、与写小字肯定有不同之处，我到现在还不能灵活掌握，特请先生赐教．
白谦慎：写小字和写大字不太一样，比如写小楷常可见钟繇的，但钟体不宜写大字。把二王拓展而参加展览的还是有的。当我们把《丧乱帖》制成招贴时，依然非常动人。我写大字和小字时并没有刻意改变方法。今年6月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时，和牛子兄一起切磋书艺，牛子兄认为写大字时，有些方面还是要强调一下。我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体会。我想你平时不妨多写写大字。
阿国 ：白先生:您好！我喜欢草书，赵构的洛神赋，养生论艺术价值如何？
白谦慎：宋高宗在南宋皇帝中书法算是最好的，但和北宋的徽宗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他的草书气息算是淳雅，法度也好，但似不够遒劲流动，不妨参考孙过庭的《书谱》。
吾凌轩 ：请教下学傅山和王铎   共性与区别在那里?如果以前学王现在变到学傅应注意那些问题?
白谦慎：共性在连绵不断，王铎的点画顿挫较多，节奏感强，傅山圆转的线条多。王铎应酬的本事比傅山大，成功的概率高，傅山的大字中粗糙的东西很多，学之要慎重选择。
程咬五金 ：白先生好，北京一别已数月。问个粗题：傅山的书论‘四宁四勿’被当代搞得一塌糊涂，我理解这不是傅山的原意。傅山被当了招牌。您认为？
白谦慎：程兄，那天在三联演讲时见到你很高兴。四宁四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也是自然的。宁和毋，指的是，如果让我选择媚还是丑，我宁愿选择丑。但是，在丑和媚之间，还有很多其它的审美形态。所以，不能认为丑就是最高的审美范畴。反正在多元的社会，允许多种声音，谁都别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
江烟浣月 ：白先生，现存《兰亭序》是否为王羲之所书，这是一个老问题。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白谦慎：对这个问题看看今后的考古（发掘昭陵）发现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最近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刘绍刚先生告诉我，他见到新出土的东晋的一些竹简，有些书法和今天见到的《兰亭序》的书法体势非常相似。所以，郭沫若先生当年的一些看法应该是有问题的。
一笑轩主人 ：白先生您好：向您请教一个问题，我在写隶书的时候，注意了线条的厚重，则有呆板之嫌，反之则会有些飘浮，有不入纸的感觉，请问在写隶书时，如何让线条厚重而不失灵动？这中间的综合点如何去体会？ 隶书的稚拙不失灵动是靠线条的表现为主还是靠结体的奇趣？
白谦慎：我的隶书也只是刚开始，不回答你的问题显得不礼貌，勉为其难回答如下：速度不宜太快，但又要以均匀的速度毫不犹豫地行进。有中锋，线条即使细些也会有厚重的感觉。我认为，临汉碑时不见得要学那剥蚀的笔画，像黄士陵那样刻汉印。稚拙和不失灵动当然和结体和用笔都有关，点画和灵动的关系好像大些。
叶亦斌 ：白老师好！我也请教几个问题，一、在学习中如何避免过早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去掉自己创作中出现的习气。二、我现在非常喜欢黄山谷的草书，请问在临习黄山谷草书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白谦慎：关于避免习气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风格强烈的都难免有些习气，所以我想能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时反省，转益多师，就可以了。至于黄庭坚的草书，我没有临习过，没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提不出具体的建议。请原谅。
龙在游 ：那天看你大作 ,说傅山是山西的文化核心,当时凡到山西的都要去拜访一番,在中国这现象很多的,很普偏的,不知道外国的情形什么样,你可以从你的认识中解释一下这现象么?
白谦慎：拜访人在西方也有，在我的领域里，拜访同行也是经常的。不过，西方比较讲究隐私权，拜访前必须预约。我们任教的学校、系都不向学生提供教授的住宅电话号码。学生要找我，先发电子信。在中国，师生的关系比较密切，有时就是情同父子。教授过去在学校也没有办公室，找教授都是到教授家里去，见到教授的妻子叫师母。这样很温暖，很有东方社会的特点。我本人很怀念这种关系。但也有弊病，有时不能秉公办事。学生的论文不好了，也尽量让它过。外国的文化名人的专业性比较强，专业人员只对专业发言，来拜访的也多和专业相关。中国的名人担任的社会角色很多。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人的应酬比西方人多得多。耶鲁大学的史景迁先生出名很早，今年正好七十岁，但还在不断写作出书。高居翰先生快八十了，前不久还给我来个电子信，让我帮他读两方印章。一看就知道，还在努力著述。当年王力先生和朱光潜先生八十多岁时还在努力。这些都是我们晚辈要好好学习的。今天成名的学者的应酬太多，实际的研究反而少了。傅山这位书家，胆子大，叛逆精神强，敢尝试。此外，他的综合修养比较好。
留时 ：俺只是个书法爱好者，请问白教授：当今的中国国内书法水准可与历史上哪个朝代相“颉颃”（张迁碑中语）？有或者会有书法大师出现吗？
白谦慎：我想还是说“不一样”好了，有时真的很难比。听说中国书协要选大师，果真如此的话，此举不是很明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我不认为启功先生是书法艺术大师。那些比他年轻、比他差的就更不是了。在启功先生那辈人中，比他字写的好的有，我认为刚去世的山东的蒋维崧先生字写得比启先生好。当然，放低了标准，还是能推出大师的。在我的心目中，学者中像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陈垣这些学者才是大师。
啸石楼 ：白先生您好！1  请教白先生对书外功夫的看法?2 书法作为一种线条艺术，评价其最高境界的应是什么？3 研究一个有成就的古代书家需要做哪些准备及条件？4  如何理解发现或提炼样书法艺术的美?
白谦慎：1 读书有益无害，但光读书不行。整天讲字外功夫，讲文化，拿不出好的作品，还是没用，不能说服人。2 最高境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便在高手之中也如此。以境界而言，在形质之外，有超远的意蕴，令人神往、回味，这就是境界了。3 关于研究我在回答前面的网友的问题时，已经谈到，可参考。4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可玄 ：感谢白先生和得之给我们交流的机会,我的问题是:1.学术论文的写作在欧美是否有通俗化的潮流?是作者的主观需要还是风气使然?2.傅山是明末清初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的研究是容易出成果的捷径，您是否出于这样的考虑？相对而言，董其昌和王铎的研究是否因为著述过多，不容易获得成果呢？3.我的个人看法，傅山的书法更多受到王铎的影响，其书法也是帖派，而他提出的“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对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并无太多指导作用，至少他的书法不是太拙，是否出于标新立异的考虑傅山才提出这样的主张。4.傅山的艺术主张让我想起石涛,是否在明末清初文人对艺术观兴起了创新的潮流,中间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影响至今存在,如此看来艺术审美观是按照一定的规 律发展的，每一次创新都是对前一段的反省。对书法而言似乎不可能再有革命性的改变,中国书法的创新空间是最小的，您是否同意？
白谦慎：1 学术论文在西方并未见通俗化的趋势。2 我在《傅山的世界》的导言中说过，选择傅山是因为他和碑学相关的现象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碑学的萌芽和清初的一系列活动有关，但董其昌在明亡前就去世了，王铎在1652年就去世了，所以我选择傅山。我研究傅山已有十四年，十四年前并没有多少研究王铎的成果。其实，至今王铎的研究也很不够的。3 傅山的书法中有非常拙的，你看我的书就会知道了。4 对明末清初的求新的艺术潮流，我的书有详细解释。中国书法的创新空间究竟有多大，我并不预知。不要忘记，还有现代书法这一派。
三醉轩主：白先生，想您谈谈对捻管的看法，谢谢！
白谦慎：今年五月在南京时，我专门拜访了孙晓云女士，看她演示捻管，果真极为纯熟到位，很受启发。记得当时和她谈到这个问题时，她说能够适当转动就行了。其实，我们在写字的时候腕、肘都会有一定的转动，不见得幅度很大。当在遇到笔画转折时，相对放慢速度，效果也不同。我想，能像孙女士那样能熟练地通过捻管来调整笔锋，很好；如不能，在书写时有一定的转动意识即可。
邓大强 ：白老师你好！大美不言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每览傅山的书法总有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感受．先生以为书史上还有哪些书家已迈此等境界？傅山书以人奇、以书奇，在博大恢宏，腾挪跳跃的背后溢荡着山林之气，敢问其是如何以生命的顿悟 参透书与道的玄机的？作为一名书法家，如何实现自身书艺的真正蜕变．
白谦慎：傅山家世优越，阅历广，读书也多，又有宗教的背景，自有其精神境界在。但他的存世作品中，许多质量是不高的，也经常受到后人的批评，这点需要有清楚的认识。书法家自身的蜕变，大概也应以自然而然地到来为好．
白沙可乐 ：请教白先生两个问题：1、可否介绍一下您的读书生活？2、可否推荐一些书法学科以外的，对书法研究有帮助的书？
白谦慎：我目前的读书生活非常简单，主要是围绕着研究课题来读书。闲书读的不多，平时练字时抄些古代的诗文，并没有一定方向，想到哪就抄到哪。书法学科以外的书，我想各人的理解不同，有人说文学，有人说历史，有人说哲学，我本人因学过社会科学，有时还看社会科学的书。所以这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除了那些烂书外，开卷总是有益的。
晴风 ：白先生， 您好!我是一位37岁的妇女,只有初中文化,但是我也想进步,也想提高自己各方面的修养,我也想学书法,我可以学吗?如果可以,请给我指引一个学习的方法和方向可以吗?期待您的回答!
白谦慎：很好。当然可以。中国要有更多的妇女像您这样，中国的文化环境就会好得多。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家务工作的简化，应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妇女来从事艺术，这样对他们的家庭和子女都好。很高兴见到您这样的背景的网友来参与。开始的时候还是练练楷书。但是选择老师一定要慎重，现在有些当老师的，水准一般，胡吹，把学生带坏了。所以，择师时要观察老师的为学为艺的态度是否踏实。祝您进步。
程逸少 ：白先生：傅山与王铎在技法上的差距有多大，为什么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现在对王铎的喜爱要远多于傅山？
白谦慎：傅山天天写字，钻研书法，技法上是很纯熟的。但我觉得他在应酬上不及王铎。这就像来楚生先生，很会刻应酬印章。评价傅山一定要看他的好作品。我的书引的也未必是傅山的好作品，因为我要谈我要谈的问题。我的书不是傅山艺术鉴赏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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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带来了《桃花鱼》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6日 外滩画报

旧时月色·董桥香港著名作家 　　白谦慎从美国路过香港回北京小住，我约他在中环吃了一顿午饭，初次见面，谈天谈得很高兴。我早听说他热心推广张充和先生的书艺画艺，去年中秋前后张先生在北京、苏州开书画展览期间，他和北京的唐吟方都帮着策划，充和先生回美之后赐我的一幅工楷小品更是他们两位居间美言玉成。世道尚新，雅风飘零，难得张充和那样的书香闺秀一生写字画

画清高到老年，我很感动，也很喜爱她的作品，到处寻求，不但拍卖会上以蚍蜉之力争撼大树，连初识的朋友也不避生疏相托搜罗。　　这次，白谦慎给我带来的一部《桃花鱼》也是充和先生知道我喜欢分给我高兴的。她信上说，“此书小诗词共只十八首，纸张及装饰重量倒有二三磅”，邮寄麻烦，只好趁白先生过港之便带过来。读书的人我想都会喜爱这部书：张充和漂亮的小楷抄录自己的作品，丈夫HansH.Frankel英译，逐页对照，全部精印在安格尔米白厚纸之上，阿拉斯加雪杉木材做封面，印刷装潢工序一概由IanBoyden的CrabQuillPress手工完成，书尾题署Colophon 还详细说明全书用料，限印一百四十部，我这部是第三十三部。
　　劳烦白谦慎迢迢捧来这部书真是罪过。幸亏这位英年学者是个雅道中人，《桃花鱼》里那枚书名朱文印章是他刻的，全书制作过程肯定也少不了他的一份力，毕竟他是真行家，不是越洋留学满肚子汉堡包的时髦人。姓“白”已然够脱俗了，名字带的又是传家的诗礼，那天众里寻他一点也不难：稍稍拉长了两分的宋体“国”字脸，五官细致如江南老宅粉墙上的桂影，稳健的举止遮也遮不住十年寒窗孵出来的一缕腼腆。
　　其实我去年夏天已经读过他在《InPursuitofHeavenlyHarmony》里写的《TheCal ligraphyandSealsofBadaShanren》。那是纪念旅美学人王方宇先生珍藏八大山人作品的论文集，白先生一笔一笔探索八大一生腕力的下落，清代这位大家的艺术历程在他干冷的英文里一段一段保存得格外新鲜。我不懂八大而喜欢八大，此生尽管无缘摘下王方宇藏过的那朵丁香花，读一读白谦慎这篇论文倒是愉快的。
　　白先生的学术生涯还长得很。一九八二年才拿北大的学士学位，八六年到美国深造，一九九○年拿Rutsgers University比较政治学硕士学位，一九九六年得耶鲁艺术史博士衔，现在在波士顿大学执教鞭。傅汉思和张充和夫妇在耶鲁几十年，白谦慎进耶鲁改攻艺术史一定饱受这两位老前辈的熏陶，言谈之中还常常流露他对充和先生的敬重与关怀。
　　深宵细赏《桃花鱼》我不免惦念张充和。她二月里刚做了清除白内障手术，这回替我在扉页上写的几个毛笔小字依然见骨见肉，印章也钤得端正，视力想是复元了。九十一岁的老人了，白谦慎说他此行还要安排一下，老太太也许会回苏州长住，省得在美国孤单。傅汉思教授走了之后，她的客情显然是她诗里说的淡如秋水了，归梦反而红得像蓼花！这部书献给她的老师朱谟钦先生。朱先生是考古学家，教过张充和古文和书法；她成了沈尹默的弟子是抗战爆发后的事了。我常觉得沈先生的字热切，张充和走的却是冷逸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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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录——白谦慎

《中国书法》2007年2月      李
宁
文

      1955年生于天津，祖籍福建安溪，在上海长大。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留学，1990年转至耶鲁大学攻读中国艺术史，1996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终身教授。主要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自幼临池，1982年曾获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一等奖。沧浪书社社员。



白先生语言幽默,性格直爽.初次见面时,我便少了那种见知名学者的局促感.他的《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从出版到现在一直在中国书界受到关注并多次引起争论,但他却说"其实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全面理解这部书到底写了什么".作为在西方长期研究艺术史的专家,他却在自己虚构的故事《王小二的"普通人书法"》中,让主人公王小二说道"艺术这玩意儿太虚".白先生提出的每个问题似乎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我刊采访了白谦慎先生,让大家更为全面的了解白谦慎和他的书学思想.（笔者语）

李：您是何时开始学习书法的？能否谈谈初学阶段时间的学书经历?
白：我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上海开始学习书法的。当时我在上海财贸学校的金融班读书（中专），学校里的许多老师曾是旧银行里的高级职员，银行有写好字的传统，所以书法好的老师很多。先是由语文老师任珂先生介绍，认识了我的书法启蒙老师肖铁先生，后来又得到另一位语文老师王弘之先生的指点。以后又认识了邓显威、金元章、章汝奭诸位老师。几位老师修养都很好，但也都很低调，在上海基本不参加社会上的书法活动。我去老师那里，除了看他们写字，常听他们讲些掌故，听他们品评艺术。他们有时会提到一些前辈，说谁的字好，谁的字格调高。他们有时也会用比较婉转的语言，评论某些当红的书法家。当时并不十分明白，以后阅历深了，就慢慢懂了为什么他们要那样看了。一些老师家有些藏品，所以能见到一些近现代优秀书家的作品。那时写字条件不如现在，字帖少，我主要临习颜真卿的《多宝塔》，临了好几年。几位老师都能写小字，所以，我也喜欢写小楷。那时纯是爱好，没想到二十年后，居然会以研究书法为业。

李：1978年您考入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又曾在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您转向艺术史研究后，过去所学是否对您的研究有所帮助？
白：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今年，由范景中和曹意强先生主编的《美术史与观念史》第5辑将发表我的论文《从吴大澂到毛泽东》，专门讨论中国步入近现代社会后的几次政治精英结构的变化对书法的影响。我在好几个场合谈到，对某些当代书法现象，可以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这也和我学过计量政治学有关。我对研究书法艺术中体制性因素的兴趣，也可以说和过去的学术背景有关。

李：在当代，有很多人都是从书法创作走向书法研究的。您与曹宝麟、华人德，丛文俊等先生都是如此，这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特点。您在1982年曾获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这充分说明了当时您在创作上的潜力，在您的书学研究中，创作与研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白：书法有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比较抽象。在理解古人的某些书论时，如果没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会比较困难。此外，虽说我们是在研究历史，但有时也需要对存世的古代书法作审美判断。我在《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和《傅山的世界》这两本书中，都指出傅山有不少应酬作品写得不好，不但傅山曾说过自己写过“死字”，我们的创作经验也能告诉我们哪些是品质比较差的作品。

李：优秀的学者通常会有良好的交游圈，他周围的老师与朋友都会给他的研究以启发。听说您好客，家中常有聚会。在讲座时您也不时会提到自己的老师和朋友。您的交游对您的学术研究是否有积极作用？
白：在美国大家平时都挺忙，朋友之间也是聚少离多。只有在周末或逢年过节，朋友们才能聚在一起。波士顿是著名的大学城，许多重要的学府和文化机构在这里，华人学者、高科技人员很多，来访的中国学者也很多。我住在波士顿近郊的一个小镇，往来比较方便，朋友们就常来聚会。大家在一起，除了聊天外，也会谈到学术研究。这使我对其他学科的动态有所了解，也常能得到启发。我对一些老师和朋友的研究十分熟悉。在一个远离祖国的国度里研究中国书画篆刻，平时能交流的人不多。我有空常会翻翻师友们的著作，感觉就好像在听他们谈话，很亲切。去年，我在各地的演讲中，经常向研究生们提到2003年过世的汪世清先生。从1991认识汪先生到他去世，12年中得到他许多指导和帮助。汪先生学问很好，黄苗子先生称他是“京城第一读书人”。但他从不求虚名，一生过着很简单的生活。无论人品还是学问，都足称楷模。一想起这位前辈，我就会觉得自己还不够用功，还需要好好努力。汪先生去世后，我们和台北的石头出版社联系，出版了汪世清先生的论文集（《卷怀天地自有真：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此书在台湾、香港、大陆学者中反映很好。目前我还在参与策划明年在北京举办一个纪念汪先生逝世五周年的学术讨论会，除了纪念这位前辈外，也希望对匡正时下的学风起一些作用。

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德”，读了《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在书中，您把书法范本分为“经典”与“非经典”，有人说您“把矛头指向了非经典性的民间书法”。但您却说“真正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看来您并不认同上述观点。那么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部书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您还曾说过，理解《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无古无今”的书写这个概念是一个关键。后来您又把“无古无今”的书写称为“素人之书”。那么，何谓“素人之书”？
白：《娟娟发屋》是2003年10月出版的。在2002年11月，《书法报》先发表了其中的第12章《王小二的“普通人书法”》，那个虚构的故事正好发表在流行书风提名展的几个月后，书法界也有人在批所谓的“丑书”，所以有人以为我参与了对某种创作倾向的讨伐。其实，我在发表王小二的故事时，就写了一个小记，告诉读者这是一本书的一章，希望他们在没有读全书之前，不要揣测我的立场和观点。因为我很明白，没有人能猜测到我的书将会是怎样的一本书。但故事发表后，自认为知道我想说什么的人不少，有叫好的，有在网上开骂的，还有写匿名信的。争议很大。
《娟娟发屋》出版后，也有不少评论。我说真正理解这本书的人不多，并不是说人们对此书全然不懂。比如说，我对“民间书法”说辞的批评，写得明明白白，人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层面比较多，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但是，书中包涵的某些想法，可能不容易被书坛人士所理解。书出版后，我送给了冯象（法律和英国文学）、李陀（文学评论）、徐冰（当代艺术）等朋友，他们都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他们对书中某些涵义的理解，比较符合我的初衷。这并不是说他们比书法界的人聪明，而是他们对当代观念艺术、当代文化的一些走向比较关心。徐冰说，《娟娟发屋》涉及了一些当代艺术面临的问题。（“当代艺术”在这里指那些探索性的观念艺术）王南溟专门写了篇文章，谈论“王小二的故事”中张彬办的那个展览。故事中的张彬了解到西方“一些艺术家为了突破博物馆的精英主义体制的局限，直接在自己的作坊中展出自己的作品。”这不是虚构，而是事实。为什么了解当代艺术很重要呢？因为，我在写书的时候，有一个参照系在脑中：从碑学到二十世纪考古发现，更多的古代书迹被包括到书法的范本中，审美域在扩大，非汉字作品的出现，当代艺术的出现······。所以，我反复在各种场合说，《娟娟发屋》不是艺术批评，而是文化反思，思考书法艺术在一系列历史文化的链节中如何展开。说它不是艺术批评，也就意味着，它并不讨论哪种艺术创作倾向应该批评、哪种风格应该鼓励这样的问题。正如缪哲在为《中华读书报》撰写的书评里所指出的，《娟娟发屋》对当代书法的创作并没有作价值判断，它只是提出问题供读者思考。

由于王小二的故事影响很大，“王小二”成了书法界耳熟能详的关键词，常有人用它来说事。那么，谁是“王小二”？“王小二”代表着什么样的书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书法有大众的广泛参与。参加“流行书风”展的某些年轻作者没有很高的学历，是“普通人”，因此，有人说“王小二”就是指他们。
谢谢你在这里提出“素人之书”，因为我故事中的“王小二”正是“素人之书”的代表。去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讲课时，向同学们介绍了这个概念，当时你也在场。这个概念不是我的发明，《娟娟发屋》用“无古无今、有意趣、不规整”来描述“王小二们”的书写。2005年，《傅山的世界》繁体字版在台湾出版，石头出版社安排我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我在讲傅山和碑学的关系时，也简单介绍了《娟娟发屋》的主要观点。一位听众在看了我放的图片后，称古代的一些比较原始的石刻字迹和今天马路边无名氏的信手书写为“素人之书”。我觉得这个提法简短又颇能说明问题，就采用了。“素人”原为日语，意为外行。台湾将此引入中文。台湾听众能使用“素人之书”这个词， 大概是因为台湾曾出过一个叫洪通的“素人画家”，此人没受过什么正式的美术训练，画的画、写的字、刻的印都很有意思。

那么，什么样的书写算是“素人之书”呢？我的美国学生写的字，儿童的书写（包括敦煌卷子中那些学童的习字），那些没受到经典影响的成人书写，《郑长猷造像记》的刻工等，都可以算是“素人之书”。这些书写很像天真烂漫的儿童画，没有什么规矩，常有意想不到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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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背景与书法史研究---白谦慎先生访谈

【 作者：薛龙春    】

2006年4月，美国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的《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中文简体字版)作为《开放的艺术史丛书》之一，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此书的出版，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6月间，白谦慎教授回国讲学，我们就学术背景与书法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现将之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薛龙春（以下简称薛）：您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时，学的是政治学，到了美国，也曾攻读比较政治学。因为您在国内时，一直很喜欢书法，曾在全国第一届大学生书法竞赛中获一等奖，后来转到耶鲁大学而攻读艺术史博士，中国书法、篆刻、绘画史成为您主要的研究方向。您已经出版三部中文著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中国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傅山的交往与应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与《傅山的世界》，研究视角引起国内学者异常关注，请您谈谈政治学出身对您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在美国学习、工作整整20年了，西方现代学术对您的研究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白谦慎（以下简称白）：我是1978年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在中国恢复了中断近30年的政治学专业后，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的政治学专业的毕业生。当时社会上不了解情况的人，常以为这个专业的毕业生是教政治课的老师。其实不是的，我们学习和研究的是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行政管理等。我出国前是北大研究生院的硕士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1986年到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系留学，主专业是比较政治，副专业是大众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我是1990年转学艺术史的，从1978年到1990年，前后学习研究政治学12年。由于这一背景，至今每天早餐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网看新闻，特别是政治和社会新闻。而我关心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也主要是艺术社会史的问题和方法。 　　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一书中，我很关心社会体制（如博物馆）对艺术的影响，在《傅山的世界》中，则很关心一个大的社会环境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至于西方学术对我的影响，主要是我平时注意了解西方学界关心哪些问题？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时使用的是什么方法？这些问题和方法能否给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以启发？这里既有关心也有选择，还有转换，因为西方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艺术、西方语境中的学术讨论并不见得都适合于中国艺术的研究。所以，应该是思维上的启发，而非简单的移用。在《傅山的交往与应酬》一书中，我谈到中国艺术中的应酬和修辞现象。这首先得益于近20年来西方艺术史界对艺术社会史的关注。但把艺术作为应酬在西方并不是很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而在中国却十分普遍。我在北大时的老朋友龚继遂，首先提出了“应酬画”这一重要概念，我接着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台湾大学毕业的何炎泉先生在他关于张瑞图书法的硕士论文中，更进一步地推进了对书法中的应酬现象的研究。艺术史的研究就这样一点点地进步了。 　　薛：学术视野与知识背景有时是一个学者能否达到某种高度的决定性因素。在阅读您的著作时，总能感受到您的思维个性，很想了解，这一个性的长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术掘进力与您的知识背景、友人圈之间的关系。 　　白：我想一个诚实的学者不应也不会去刻意追求个性，一味标新立异，“语不惊人死不休”，写诗可以，这样心态下的学术成果，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学术应该有新意，有创新，但这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在波士顿大学，我对我的研究生的要求是，学风稳健。写学期论文时，真的发现问题了，有新的想法，很好，把它写出来。如果没有什么新的想法，没关系，不要感觉有压力，好好了解别人的研究成果，写一篇综述和评论他人研究成果的文章，我不强求他们有自己的新观点。 　　我本人的知识结构由这样几个板块组成：一、社会科学。主要是12年的政治学训练。我还学过社会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人文学科的学者很少有这个背景。二、西方学术的背景。我在西方用英文写作，我的研究也被国内学界归入西方汉学的一部分。关心问题的方式和叙述的方法多少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所以，对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来说，可能有些特点。三、创作的背景。我本人会书法和篆刻，和国内的艺术家一直有很密切的关系，对创作的过程比较了解。我在美国一直教一门书法课，这门课一半的时间是学书法的历史和理论，一半时间是拿毛笔学写字。我要求我的研究生要上这门课。当我们熟悉艺术创作的过程后，古代的作品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总之，对研究的对象要熟悉，观察要细致，这样就能发现问题。说起我的交往圈子，主要是学者，各个学科的都有，大家相聚在一起，不同思想进行碰撞，有很大的益处。 　　薛：有朋友告诉我，《傅山的世界》出版发行刚满一个月，三联书店就决定加印5000册（第一次印刷为8000册）。对于一本纯学术著作来说，这是很幸运的。网上有读者说，此书好读。能谈谈您的叙述方法吗？ 　　白：我从不认为自己有文学的才华。但我很重视写作。书是让人读的，就应该为读者着想。西方学者在写作时，是比较注重叙述的。在《傅山的世界》一书的致谢辞中，我提到了两位西方学者，一位是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他的著作以文笔流畅优美、具有故事性著称。我在耶鲁大学上过他的课，他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成员。另一位是我的好友、艺术史学者李慧闻博士（Celia Riely），她也非常重视写作，她曾仔细修改我的英文书稿。所以此书的英文版就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好读”的评价。这本书的中文版最初由台北石头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初译由两位研究书法的年轻人担任，他们完成初译后，我花了一年多时间修改。自知写作能力平平，我就一遍一遍地改。改写完后，我还专门请中央美术学院的刘涛教授润色。刘涛是我的老朋友，文字非常简洁流畅。总之，此书的写、改、编都比较认真，这大概是现在被人们认为好读的重要原因。 　　薛：在国内，不少艺术家与学者常常在功成名就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权威生涯，然而，既然是权威，不仅会赢得较多的社会尊重，也因此成为社会资源的掌控者与分配者。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权威对于年轻人以及年轻人的进步往往是不屑一顾，甚或是视而不见的。当然这里面有体制的深层原因，但也反映出这些功成名就的人缺乏一种艺术（学术）雄心和自律精神。恰恰相反，您的著作对于年轻人的创作和研究十分关注，对于他们的进步更是抑扬有加。这是您个人的选择呢，还是缘于西方文化的耳濡目染？ 　　白：我想您讲的现象可能是一时的现象，是近些年来的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不清楚。其实我们中国读书人里有好的传统和好的榜样的。我是研究清初艺术的。大儒顾炎武就是那时候的人。他早就成名了，但到晚年还一直在修改自己的著作《日知录》，说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才有定本。大概在1981年的时候，我的好友曹宝麟带我去拜访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当年拜访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到王先生家时，他正在伏案工作，见到我们来了，站起来寒暄了几句，就又坐到椅子上工作了。我们到里面的屋子里和夏老师（王夫人）说话。这时，又有一个报社的两个记者来访，我们能听到王先生和他们说话的声音。等记者采访完毕，我们也从里面的屋子里出来告辞时，看见王先生已经又在伏案工作了。还有我经常请教的汪世清先生，86岁去世，去世前不久还经常到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室抄资料。前辈的这些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 　　对年轻人的著作是否关注，大概也因人而异。不过，西方的学术制度和规范是鼓励援引其他学者的著作的，不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说别人已经说过的话，是会受到批评的。这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在援引他人的成果时，我考虑的只是成果的好坏，而不是作者的资历，所以没有所谓是否权威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内有些学科还是做的很好的。可能艺术史研究中有些问题。 　　薛：《傅山的世界》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好评，您自己觉得还有遗憾吗？ 　　白：当然有。主要有两方面的遗憾。一是技术上的。比如说，有些图版质量不是很高，它们是我在一些收藏家的家中拍的，当时拍摄的条件不是很理想，以后，收藏家也未能为我重拍。艺术的书籍，能做得精美些比较好。今后若有再版的机会，希望能够换好的图版。二是学术上的，有些学术观点没有展开。比如说，第四章谈碑学兴起后草书衰落的问题，我本计划从人的内在时间感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但在出版期的压力下，未能如愿。还有，我本来还想从雅与俗的互动、精致文化受到冲击后的反应等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碑学的起源。但这个想法比较大，要加进这部分内容，还要做许多研究，所以决定先出这个版本，听听读者的意见。不过，我把自己所有的著作都看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也就是说，今后还会再修改，甚至做比较大的修改。而在修改时，也会更多地学习和参考学者们对明末清初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研究的新成果。 别人的研究成果看多了，自己的思考更成熟了，修改时看起来在这里那里只做了些许改动，但有时些许改动都可能使原有的著作变得更厚重、更圆通。外行不见得看得出，但内行是看得出的。 　　薛：在国内学习时，您是当时北大书法社的中坚成员，1986年您又参与了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的评审工作，在当时国内的书法界相当活跃。请您谈谈您在国内学习书法的情况。现在您生活在很难理解中国书法的西方社会，您又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继续从事创作？脱离了国内艺术创作与市场效益紧密联系的环境，您的创作动机是否更为单纯，这对您的风格有何影响？ 　　白：我是在1973年、亦即“文革”的后期在上海开始学习书法的。1990年能够从政治学转到艺术史，应该说是有一定基础的，否则是进不了耶鲁大学的。在上世纪70年代学书法，动机十分单纯，就是因为喜欢。那时的娱乐活动少，又不鼓励早恋，书法就成为了主要的精神寄托。那时写得最多的是楷书，上大学后，开始写小楷，写了不少。在北大时参加书法活动，结识了一些朋友，如今有些已经是当代中国书坛重要的学者和书法家。1982年以后开始写行书。1986年出国后，开始很少写字，因为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但我在西方一直教书法，所以毛笔还是经常动的。1990年到耶鲁大学读艺术史后的最初两年，也很少写字，因为要修日语课，那时我的年龄已经不小，学外语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没时间写字。1993年到1994年，写了一些作品，那时心境很好，所以写了些今天还看得过去的作品。但1994年开始写博士论文，时间又少了。后来又找工作、教书，直至2004年我在波士顿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后，压力小多了，我又重新恢复每天临帖的习惯。我觉得创作书法和学术活动一样，心态很重要，杂念要少。我每天写字，很愉快，既不卖字，也不参加展览。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谈我和华人德兄的交往，文中专门提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写字的初衷。那初衷是什么呢？很简单，爱好。这是最好的老师。现在国内学习的物质条件好多了，但是主观的条件却不见得好，杂念太多，很多有才华的中青年书法家，崭露头角后，很快就退步了。我写字并没有预设的目标，在写字中获得愉快就好了。从各方面来说，应该说我的条件都是很好的。一、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能看到海内外大量的古代真迹，甚至拿在手中把玩。二、在我生活的环境中，应酬很少，能够比较安静地思考问题。在我写的几本书中，我自己最满意的是《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写作的时候，头脑干净得像一池清水。 我希望我写字的时候也能调整到这种状态。至于我的艺术达到了哪个层次，那是由别人来评说的事了。 　　薛：您一直十分关注国内的创作动态与艺术史研究动态，《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中国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一本直面中国当代书坛现状的著作。有人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凸显，因为您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置身当代的书家们所无法逃避的。但是也有人认为，艺术史研究寻求的是对历史的合理诠释，而不应当牵扯到当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疑问？ 　　白：有些艺术史的研究和当代的艺术创作关系不大。有些研究则涉及艺术史上的大问题，出现在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的大问题。比如说，当社会发生剧变时，人们的艺术品味也会有相应的变化，会出现争论。《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讨论的“书法经典”的问题，在明末清初出现过，在当代也出现过。所以，我就把古今的现象一起观察，讨论为什么有些过去不是经典的文字遗迹后来变成了书法的经典，这其中的社会机制到底是什么。 　　薛：藉由沧浪书社这一大陆民间书法学术团体，您参与策划了“《兰亭序》国际书法学术讨论会”与“常熟中国书法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两个讨论会以其学术规范和学术水准深深刺激了国内书学研究领域。我们通常以为，引文注明出处就是规范的全部。请问在艺术史的研究中，规范究竟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它的深层意义又是什么？ 　　白：我想学术规范的内容应该比注明引文出处之类要广。我们为什么要引文，为什么要按照一定的格式来引文呢？其实我们在提倡这些看来表面的形式之后，有一些其他的关怀。引文是为了对前人和当代人的学术成绩的尊重。通过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作者对他所从事的领域的研究状况的熟悉程度。学术的推进是应该建筑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之上的。有了引文，也就有了学术对话。引文遵循一定的格式，是为了方便读者。比如说，注明卷数和页码，对有心的读者核实原文、查找相关的资料都有益处。学术规范还有其他的方面，仅从这么简单的两点就可以看出，学术规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学术的进步。 　　薛：近几年，国内高校研究生导师的数量迅速增长，这可能与大量扩招有关，似乎显现出学术的繁荣景象。但问题是，许多导师往往都有一定的社会身份，他们的角色不仅是学者与导师，他们要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社会（个人）事务的应酬之中。相应地，他们很少有时间真正坐下来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来授课，或者与研究生讨论学术。在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中，很难想象会有导师多少投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白：在国内出了名的人应酬太多。应酬又和实际利益有关，所以尽管很累，很多人还是乐此不疲。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会影响学术进步的。我想你提的问题也是因人而异，这和老师的责任心有关。比如说，吉林大学的丛文俊教授对学生就很严，无论是给学生开课，还是审核学生的选题，阅读学位论文，都十分严格。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出了名的学者花在应酬上的时间是比西方学者多。社会对著名学者的期待也不一样。打个比方，在美国，一个著名的学者一旦担任了院长之类的行政职务，他或她就不太会在自己过去从事的领域内继续发言，也不再继续带研究生，专心搞行政。可国内，越是系主任、院长，在自己从事过的领域越有发言权。但这个问题和一系列其他的问题有关。要改变这个现象，既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有些观念要慢慢树立。比如说，忙的名人通常很少自己作研究，喜欢作主编。在西方，主编和教课书所得到的学术承认是不如专著的，今后在中国也应该如此，有创见的专著才是评定一个学者成就高下的主要标准。此外，既然当了行政领导，就不应该再在学术上发表言论，行政职务不应作为在专业领域中发言的一种资格，有些根深蒂固的观念要改一下。媒体要请学者发言，最好要请仍在进行前沿研究的人员。国内许多从事媒体工作的人素质不太高，参与炒作，因此有些报道有误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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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西方人读懂中国书法——访波士顿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学者白谦慎

东方网-文汇报

■文/本报记者韩云 　　《中日书法珍品展》昨天在上博开幕，不仅让沪上众多书法爱好者大饱眼福，也吸引了世界各地专家学者的关注。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哈佛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白谦慎先生为此专程来沪，并将在展览研讨会上作《明末清初的隶书》演讲。昨天，他应邀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少年时代即喜临池 　　白谦慎早年毕业于北大，后负笈美国，在罗格斯大学获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1990年，他转学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师从班宗华教授，获硕士、博士学位。1997年至今任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中国艺术史教授，2004年获终身教席，2002年起受聘哈佛大学艺术史系客座教授。 　　投身艺术史研究之后，白谦慎一直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 传统文化艺术，由于他年少时即喜临池，多年来又对书法情有独钟，因而书法成为他传道授业的最佳载体。 　　努力传播中国文化 　　说起西方人与中国书法的关系，人们常常会提到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讲过的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妇女曾经请教英国汉学家韦利，学会欣赏中国的草书需要多长时间，韦利答道：“500年。”然而，在波士顿大学所开设的“中日书法的理论、历史和实践”课上，白谦慎教乔丹临习出一幅有板有眼的正楷对联，只用了六个星期，而此前，乔丹尚是一个不懂汉语的美国小伙子。谈到他的学生，白谦慎显得很是得意，他把这种“依葫芦画瓢”式的书法称作“不规整的意趣”。他介绍说，由于文字上的障碍，中国的传统书法在西方常被当作单纯的抽象艺术来欣赏，毕竟植根于汉字的古意神韵很难跨越文化差异和西方艺术达到共鸣，但这丝毫不影响书法在美国的传播和流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博大精深，中国的艺术品也一直受到西方收藏家的关注，但中国书法却是在西方起步较晚的艺术品之一。白谦慎说，西方对中国陶瓷和雕塑的收藏和研究在19世纪末就已经很广泛了，而系统地收藏书法作品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现在收藏中国书法作品较多的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波士顿博物馆等，它们的藏品多来自于一些私人收藏家的捐赠，其中较著名的华裔收藏家有翁万戈、王季迁、王方宇和王南屏等人，他们对西方人了解和认识中国书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举办展览进行介绍 　　在美国向大众介绍中国书法的途径主要是办展览。白谦慎曾在1990年与人合作，在罗格斯大学画廊举办了第一个当代中国书法展，1992年又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西方第一个中国篆刻展。他指出，中国古代的书法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书法很大程度上是应酬的产物，是某一场合的产物，这种氛围往往对书法家的创作有一定的损害。在西方，艺术品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画廊制度，有专门的经纪人负责市场运作，较好地保证了艺术家们潜心创作，这一点值得借鉴。此外，独立的文艺批评也促成了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我们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现代语言加以解说 　　中国的书法艺术如何走向世界？白谦慎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应该不断提高书法艺术研究的水平。美国每年都有一些书法专题研究的著作和博士论文，这和西方既有的学术机制鼓励专题性研究有一定关系。白谦慎花费了十余年时间写成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4月初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他现在已开始准备下一本专著，将研究重点转向吴大瀓。他说，只有不断地深入传统的道路，才可能把历来被认为“不可说”的书法变为可以用现代语言加以解说的艺术，变为可以为整个人类所理解、所接受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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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的研究和写作

刘涛

白谦慎不忘江东父老，十多年来几乎年年回国，探亲访友之外，整天伏在图书馆，查文献抄资料。他今年回来异于往年，变静为动，奔赴各地高校作演讲。这举动缘于国内出版了他写的一本书，《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该书原是他的博士论文，二○○三年在哈佛大学出版，读过英文版的缪哲写过长篇评介，登在《读书》上，引起知识界的注意。二○○五年台湾石头出版社出了他改写的中文版，比英文版增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但两岸分隔，再加阿扁折腾，大陆读书人照例难得看到。二○○六年四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这部书，不到两个月已经再次付印，并且登上学术类图书排行榜第三名。近些年学术著作受到关注的例子很多，一部书法史的专著能引起如此关注则属少见。
其实二○○三年才是白谦慎学术收获年，十月出版《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湖北美术出版社），十二月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还有哈佛英文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这三本书的写作，在我看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思路：在历史的场景里解读书家、书法及书法现象。
《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
此书曾经在书法界引起一场骚动，成为一时争论的话题。这次白谦慎赴杭州中国美院做的两场演讲，其中一场仍然以这本书为主题。白谦慎写作这本书，“是作文化反思而不是艺术批评”，他围绕“书法经典”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当代艺术家徐冰曾对白谦慎说：你在书中思考和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书法》杂志将白谦慎评为二○○四年中国书法界“十大年度人物”之一，正是看中此书“立论的时代性和反思的深刻性”。
艺术家学艺即开始接触“经典”。“经典作品”与“经典化”问题，海外学术界早有讨论，但在国内学术界却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前些年宣扬“民间书法”，拔高敦煌写卷书迹地位的种种行为，如果撇开他们的个人意欲，单从学术层面看，实际上是试图将这类古代书迹“经典化”，使其占据更大的书法文化空间。但是“民间书法”的鼓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将触及一个复杂的由诸多问题构成的“关系网”，正如白谦慎在该书《引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看起来这个问题不复杂，但它却涉及许多社会文化的层面。比如：古与今的关系，名家书法与无名氏书刻的关系，财富与收藏的关系，学术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与艺术体制的关系，平民与精英的关系，经典化与修辞策略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白谦慎通过描述和分析古今书法的一些现象，作了细致的讨论。
对于自封代表“平民精神”而鼓吹“民间书法”的书家，白谦慎有一个尖锐的质疑：大谈“不规整、有意趣”的人，为什么不去顶礼膜拜、讴歌赞颂今天的“穷乡儿女”的字迹？这究竟是视而不见，还是讳莫如深？如此追问，使某些书家陷于双重难堪：他们以“民间书法”的代言人自居，却对当今“穷乡儿女”的字迹闭口不谈，视而不见；他们若不承认当今“穷乡儿女”的字迹，就会暴露自己“与古为徒”的旧尾巴，势必失去了“先锋”或“当代”的光环。其实，那些侈谈“民间书法”如何如何的书家，骨子里依然是“崇古”，与康有为与帖派书家并无本质区别。周师道那时“旁白”《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的作用像欧洲寓言里那个小孩说出的真话：“哈哈，皇帝原来没有穿新衣。”
白谦慎指出，“民间书法”鼓吹者的尴尬，实际上是碑学书法发展一直存在的逻辑上的两难境地。他之所以能够揭示这个“要害”问题，得力于接通古往今来反思碑学兴起以来的“书法经典问题”。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反馈：白谦慎反对“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这让我们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所谓“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简单套用毛泽东的论断，也是以毛氏论断为前提。但毛泽东是强调“人”与“历史”的关系，而套用者变换为“书法”与“书法”的关系，两者表达的主体与概念间的关系并不一样。“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个历史性的全称判断，说者却没有给出可信的历史证据。套用者恐怕根本不知道吧，毛泽东曾经批评过历史上一直是才子佳人占领戏剧舞台的现象（见《给延安平剧院的一封信》），民众娱乐的戏剧尚且漠视劳动人民，作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文字则更不待言。再以毛泽东的书法为例，他早年学欧体，建国后喜欢怀素等名家的草书，这位让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人民领袖，为什么没有去学“民间书法”？这个问题，不知道那些认为“民间书法是书法发展的根本动力”的人将怎样回答。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结集白谦慎的两篇重要论文，一篇《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是利用了近来新发现的傅山的信札，对傅山和清朝官员魏一鳌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另一篇《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是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入手，引出并探讨中国书法中应酬作品与修辞问题。两篇论文采取艺术社会史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讨论傅山，在叙述中考证，从容平稳地推进，且有细节的描述，又不乏抽丝剥茧的考证，傅山不再是一个神秘传奇的符号。
傅山一生，半在晚明，半在清初，头上有明遗民与名书家两重耀眼的光环，且有大量书法作品流传，代表他“活”在今天。傅山早年即以多才多艺闻名北方，嗜学好古，有许多著述，是山西学术圈的领袖，但是学术趣尚驳杂不专。他平生结交的朋友率是学术圈的一时俊彦，包括清初大儒顾炎武。入清后，这位前朝名人长期与邻里不和，也曾被民事官司纠缠，为此，傅山也向仕清的汉族官员寻求保护，却不妨碍他以遗民自任。作为著名书家，他留下大量非常宝贵的书法墨迹，其中有些是回报官僚保护、酬谢朋友资助的应酬之作。这类书作，白谦慎称之为“应酬书法”（他把“适情自娱”以外的作品都统称为应酬作品）。“应酬”是一个涵盖广泛社会现象的概念，在具体的应酬环境里，情况又很复杂：傅山会因为应酬对象的关系亲疏、年辈长幼、地位尊卑，发生慎重或者应付的差异；选择怎样的书体书写应酬作品，又有书写效率和社会风尚的考虑。傅山为生活也难却“俗物面逼”，遇到“编派催勒”他也烦，他不愿写的时候便让儿子傅眉代笔，为此当年就有议论，所以也就很好理解傅山书作水平何以参差不齐。以傅山为个案做应酬书法研究，是置于傅山行书与草书一节，盖此类作品留存甚多，艺术水平争议亦大。
典范性学术论文应该提供对选题最新的研究，同时探索研究的方法与路径。按此等要求审度，白谦慎这两篇论文对书法研究者的启示在于：
其一，书家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不能仅仅以其身份去简单地比附他的书作风格、他所采用的书体。
其二，书家的作品都是在具体情境下完成的，因此，须努力根据可能的条件来重构当时的情境，才能深入了解一个书家在创作中所面对的社会、文化、审美、技术之类的问题，以及书家又是采取何种方法解决这些问题。
其三，白谦慎吸收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应酬书法”这个概念，虽然这是“以创作动机为定义基础、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而使用的一个操作性的概念”，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作者以此为线索，重现傅山书写情境与心境的缜密细致的研究，为分辨傅山的书作类型、评判傅山书法艺术风格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而且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其四，作者的个案研究涉及文化资本问题、书法行为的修辞问题，这些讨论超出了书法领域，有着潜在的理论意义。
这两篇长文作于一九九○年代，发表于台湾的学术刊物，上海书画出版社结集出版时正当《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引发炽热讨论之时。《发屋》中的话题人人可以置喙，而《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是艺术社会史个案研究，与大众的关注点终有大段距离，彼“热”此“冷”就不奇怪了。
论文集之类的学术著作不可能成为大众阅读热点，但是，现在高校学习艺术史的学子应该重视这本书，借此学习如何放宽学术视野、提出有价值的课题、进入问题和讨论问题。如果我们的书法史研究能够看齐这样的学术水准，接近以至达到这样的水准，才有希望与当代学术对话。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傅山的世界》的写作，前前后后，白谦慎用了十三年的时间才完成。长时间浸泡在傅山的世界里，才能找到历史的感觉，才能呈现傅山人生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傅山的世界》中，作者展现了叠合在一起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傅山个人的世界，一个是政治、思想、学术、艺术发生变革的外部世界，通过傅山书法的研究整合起来。我们还看到，遗民的傅山至少在学术、书法方面是与外部世界同步前行的。
一部艺术史著作，少不了作品的分析，但作者精辟的书法风格分析是在重现时空脉络的铺陈中展现，且指向一些文字书写现象，例如，傅山早年好写冷僻的异体字，好写难认的古体字，臆造文字，用不同字体抄写诗文的杂书长卷的现象；入清之后，傅山的书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取法北齐石刻楷书，在行书和草书里充分展示他那“四宁四毋”的审美主张。考察这些现象，作者借鉴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讨论晚明时代临书方式的随意性，篆刻艺术中的残破风尚，书作中涨墨的戏剧性视觉效果，从而理出傅山书法与晚明尚奇之风的关联。又通过考察清初学术新趋势，傅山与顾炎武及陕西、河北等地学术领袖的交往，傅山的访碑活动，揭示清初学术新思潮对傅山晚年书法及其观念的影响。于是，傅山的书法与作者的风格分析都有了依归，避免了“人品书品”那样游谈无根的简单比附、“就书论书”那种抄袭旧词的主观鉴赏。正如台湾大学何炎泉所说：《傅山的世界》的出版，意味着“书法史研究已经不能再自限于风格史，必须要跨足其他相关领域，才可能利用传统的风格分析作出新贡献”。
作者对傅山书法的研究，也是对十七世纪书法的探讨，而且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晚明的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位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这些问题的讨论，白谦慎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和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又以傅山个案的研究“反哺”。在十七世纪书法嬗变的场景里，傅山的书法地位与贡献便凸显出来，正如作者所道：他是兼具晚明和清初艺术风格的书法家，是求“奇”最为激进的艺术家，是那个时代最后一位狂草大师，也是碑学思想最早的雄辩鼓吹者。
《傅山的世界》是一个专题的“完整叙述”，也是一部很好读的艺术史著作。这好读，当然不是时下张鸣“闲话历史”那类，不是姜鸣“追思历史”那类，亦非易中天“历史通俗化”那类。作为专题学术著作，作者必须克制主观的发挥，收敛趣味的表达。按学术规范写作而又好读，来自作者一贯采用的考述手法：在问题的论述中展现场景，时时进入细节的描述；探索一般细节的发掘，又推进研究情节的展开和深入。类似余英时论述朱熹的方式。书中各章各节，配置大量视觉图像，作者参证文献加以描述，内容回环钩连，都是很有意思的“读点”。
我手头有何炎泉的长篇书评，他在充分讨论《傅山的世界》所作贡献的同时，针对白谦慎的两个论点——晚明及清初书家作品中涨墨与金石书风的关系、傅山晚年在行草作品中加入篆隶笔法，提出了商榷意见。可以作为我们阅读和讨论《傅山的世界》的参考文献。
后记
任何学术著作都会留下作者的风格。白谦慎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宽阔的学术视野，将问题置于历史的场景里考察，既有识其大者展身手的“大判断”，又有许多细部处理见功夫的“小结果”，两者相辅为用，从而做出研究成绩。
就我所知，白谦慎占有资料的欲望近乎“贪婪”，对资料的取用却是相当“吝啬”。他收集和甄别材料慢，写作起来快，而修改补充、出手发表复归于慢。所以，读白谦慎的学术著作，还须留心作者的自律与严谨、敬畏与认真，以及学术责任感。这些都是学人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获得学术成就的前提。

                                                      （本文转自《书法》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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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研究的里程碑 ——读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

● 姚国瑾

白谦慎先生中文版《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2004年由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版，承蒙惠赠，奉展拜读。对于傅山的研究，日本河内利治先生所编《傅山关系资料》辑录相关文章、著作不下百余种，而其中以中国大陆文章为最多。辑录文章最晚时间为1993年，现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来，并且越来越缜密。就研究著作而言，除90年代以前方闻先生所著《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林鹏先生所著《丹崖书论》、尹协理《新编傅山年谱》等几种著作外，90年代后的著作应以林鹏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全集·傅山卷》、台湾许守泯先生所著《明代遗民的悲情与救亡——傅青主生平与思想研究》、台湾郑元惠《傅山书风研究》、美国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最具发明。尤其是白谦慎先生的著作，材料之丰富、内容之广泛、立意之高远、考证之严密，应是首屈一指的。 白谦慎先生此书原是英文书写，后来受台湾石头出版社的约请翻写成中文，从此书《致中文读者》中得知，由英文翻写成中文，篇幅大约增加了五分之一。虽然石头出版社在本书的版权页上没有标明字数，但从书的部头来看，应该不下于三十余万字，加上附注及图版资料就更厚更多了。在这数十万字的著作里，白谦慎先生不是孤立地看待傅山，而是把他放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去分析，清晰地勾画出了那个时期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正象白先生在《导论》中所说：“本书旨在通过对明末清初的学者、书法家傅山的研究，对促成十七世纪书法品位转变的诸多因素，做一历史分析。傅山生前就以学术成就和书画造诣闻名他生活的年代不但正当碑学思潮开始萌芽的关键时期，更重要的是，他和十七世纪所有和碑学萌芽相关的政治文化事件皆有密切关系，明末清初书法中的种种艺术尝试，也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他写连绵狂草、作草篆、刻印、玩异体字，他访碑、收藏碑拓、研究金石文字、攻隶书、留心章草，并留下了不少能反映当时文化趣味的杂书卷册。”“本书对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探讨，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和问题，例如：当教育在晚明得到发展，一般城市居民的识字率提高，出版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印刷书籍，导致了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更为频繁的互动后，人们对书法经典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明清鼎革后，明遗民的艺术是如何回应了当时的政治情势？政治环境和艺术品味之间有著何种关系？学术风气的改变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清初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本书除了采用艺术史研究最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领域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成果。”等等。白谦慎先生以傅山为研究对象，对明清之际的文化现象、社会风俗、政治状况以及人际关系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历史考察，其主要发明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晚明尚“奇”的文化现象和明末清初书法中的异体字问题及“臆造性”临摹问题。二、傅山和仕清汉官的关系问题。三、1660——1670年山西学术圈与学术风气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无疑对傅山的全面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就这三个方面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并请教于白谦慎先生及傅山书法研究者与明清艺术史研究者。 一 顾颉刚《中国辨伪史略》十七《明代的造伪与辨伪》云：“到了明代，学风为之一变，理学家劝人不读书，名士家劝人读小品文字，学者则劝人读奇书，宋人疑古辨伪之风几为歇绝。”顾先生的目的是“疑古辨伪”，但亦揭示出明代的学风，“学者则劝人读奇书”，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白谦慎先生正是抓住了这种社会“尚奇”的关键，他从江西文人徐世溥给朋友的一通信札入手，来观照万历时期的政治与文化。依白先生的话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或战栗的时代”，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但文化和艺术却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丰富性。究其原因，“至万历年间，明朝已经两个实际的和平与繁荣。当政府减弱了对经济的干预，商品经济就不只在城市和乡镇持续扩张发展，同时也蔓延到乡村地区。伴随经济成长而来的是教育的发展，一般民众的识字率也为之提高。而教育发展又促进了印刷文化的勃兴。”这种将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考虑的思路更容易揭开艺术现象背后的迷团。但白先生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而是从思想和文化的内部来进行深层次探佚。从思想方面来说，是王阳明心学对晚明思想界的影响。王阳明主张“致良知”，提出“心即是理”之说。白先生认为“这一强调本心和个人直觉的理论，为晚明的泛神论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开启了无限的可能性”。因而梳理出一条从王阳明到罗汝芳再到焦竑、李贽的“心学”发展脉络。“心学”发展到李贽成为“童心”说。“李贽的理论便鼓励人们（包括艺术家在内）在直觉的引导下，实现并表达真实的自我。”这种理论影响到文学便是“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汤显祖的“尚奇”，书法便是董其昌之生涩和张、黄、倪、王之奇崛的流风。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是来华传教士所传之西学对中国士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宣扬宗教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习俗、科学技术、物产、奇器带到了中国，“当时的士大夫对传教士带到中国的天文仪象、望远镜、喷泉、棱镜、自鸣钟等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和羡慕”。文人们对奇器奇事的癖好和奇闻异事的兴趣，无疑在渐渐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生活的习俗，或者说在慢慢地改变着社会的风俗。在这里，白谦慎先生用大量的篇幅和详实的史料来说明晚明文人“尚奇”的现象，这种说明一方面反映出晚明时期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为晚明书法“尚奇”的现象分析作了铺垫，揭示晚明书法“尚奇”的现象及其本质才是白谦慎先生研究的真正目的。随后，白先生以晚明不同书法流派中的两个大家董其昌、王铎为例，进行分析，又从文人篆刻用字对书法的影响入手，细缕爬梳，来说明晚明书家多喜欢在其书作中使用异体字的现象。白先生在此得出两个结论：一是由于“尚奇”现象的影响，书法对传统的认识由再现式的临摹转变为“臆造性临写”。二是由于晚明“尚奇”现象的影响，书法中使用异体字现象泛滥，甚至有随意臆造文字的问题。白谦慎先生所得出的这两个结论，不仅是晚明书法现象的真实反映，而且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尤其是“臆造性临写”为从展玩性到展览性提供了一条可行性途径。晚明追求奇崛豪放书风的流派，这两种现象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倪元璐、王铎等，书法临写多为书法临写多为大幅纵式，采用背临和意临的方法，乃至涨墨的方法，割取、拼凑古人的法帖，而成为一幅类似于创作的作品。到了傅山，这种现象大量的出现在其作品中，然注重气息，遒劲清健。篆书多使用古文，楷书多来源于《玉篇》，臆造现象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直到其终年。白谦慎先生在考察晚明书法异体字现象时，搜集了自宋至明末各种流传的古文抄本与版本，尽管这种流传的古文抄本与版本流传的实际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但是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无疑具有引导作用。 二 关于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一直是明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三《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一文中虽对仕清汉族官员如龚鼎孳等有所贬斥，但也承认这些仕清官员和明遗民之间的某种联系，以及仕清官员对明遗民的许多帮助。美国Grinnell学院历史系教授谢正光先生著《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一书，专论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其中《顾炎武、曹溶论交始末——明遗民与清初大吏交游初探》、《清初二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顾炎武与清初两降臣交游考论》、《清初的遗民与二臣——顾炎武、孙承泽、朱彝尊交游考论》、《就<秋柳>诗之唱和考论顾炎武与王士禛之交谊》、《顾亭林交游表》，以顾炎武为线索，涉及多位明遗民与清初降臣大吏，傅山便是明遗民之一。 研究傅山之交游，与仕清官员之关系是研究傅山行状的一个重要环节。所谓遗民者，“处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也”。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只是遗民个人的一种气节和行为，虽于亲朋好友之间亦有此劝勉，并不等于对所有人都有此要求，更不等于和仕于新朝的友人断绝往来。傅山虽然于明清鼎革之际，重于气节，不仕新朝，也要求子弟依样而作。但其于清顺治二年即与平定知州魏一鳌有交往。此中环节便是由白谦慎先生所揭示的。早在1996年，白谦慎先生便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三期上发表了《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关系的个案研究》。后来，这篇文章成为《傅山的世界》一书第二章《清代初年傅山的生活和书法》的一部分。 魏一鳌，字莲陆，别号海翁，又号雪亭。直隶新安人。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科举人。清顺治二年六月，参加吏部的铨选考试，部试一等。八月，除授山西平定知州。白谦慎先生援引王余佑《魏海翁传略》是这样描述的：“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当时南方战事未定，南明政权对南中国仍具有统治权。清政府为巩固它在北方的统治，急需网罗汉族读书人为新政权效力。1645年，清政府下令直隶省的举人必须赴京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者授以政府官职；或参加下一年的进士考试。魏一鳌在清政府的逼迫下在同年参加了吏部的考试。”满清入主中原，读书人仕清大约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官高位重，迫于形势，虽感到有负于前朝，而又不得不仕者；一是在前朝有功名者，朝廷新选，有违抗者，指名拿问。迫于压力，或考虑家庭老小等种种因素，又不得不仕者；还有一种是积极向新朝献媚，原做鹰犬者。魏一鳌便属于第二种。魏一鳌任平定知州一年间，他的老师河北大儒孙奇逢曾有一信寄他，其中云：“昔人云，不得为官猶得为人。盖为官之日短，为人之日长。况一年平定，百年循声，岂以今日去官而减价乎？张日葵、苗九符诸公此际定有月旦也。”张日葵即张三谟，字日葵，山西平定人，曾任明朝大理寺卿。明亡后，隐居不仕。魏一鳌任平定知州其间，很有可能拜访张日葵，因为这在古人是常理。傅山于甲申之际曾住平定东池，东池即为张日葵之别墅，此见傅山《东池得家信依右玄寄韵》。《有关朱衣道人案的三个题本》中傅山说他在平定住了一年，盂县住了二年。期间傅山生病，张日葵曾前去探望。这段时间，傅山亦曾流寓于平定嘉山、七亘山、寿阳石河村、盂县、汾阳等，间回太原小住。此一时期傅山多赖同学和故交的帮助，其中有白孕彩、孙颖韩、郝旧甫、王如金、薛宗周、戴枫仲等。傅山与魏一鳌的相识和张日葵或白孕彩有很大的关系。白谦慎先生通过傅山给魏一鳌的十八封信札，深入研究了傅山在顺治二年以后至顺治十二年间与仕清汉族官员的一些交往。这些交往揭示出傅山后来与河北士人及江南士人交游的复杂关系。顺治十一年，傅山因南明宋谦的供词而缧太原府狱，在审理过程中，正是由于魏一鳌证词的决定性作用，魏并通过其上司山西右布政使孙茂兰的暗中帮助，及在朝的官员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左副都御史曹溶等人的开脱，傅山最终无罪释放，使得傅山在“甲午朱衣道人案”能够躲过一劫。魏一鳌是孙奇逢的弟子。孙奇逢乃当时北方之大儒，直隶容城人，明末，讲学河北，隐易州五公山，结茅双峰，以理学为宗。明清鼎革，南下至苏门百泉，水部郎马光裕奉以夏峰田庐。此后，夏峰之地，学人来往不绝，从学、问学者甚众。傅山由魏一鳌而拜謁夏峰，由夏峰而广识夏峰之弟子，及夏峰之友人。魏介裔、申涵光、殷岳、杨思圣、王余佑、刁包、杜樾等。其中魏介裔曾做过满清新朝的都察院左都御史、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杨思圣做过山西按察使。这就是说作为北方明遗民的代表人物孙奇逢并不反对自己的弟子去做新朝的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顾炎武的弟子潘耒，也是这种情况。明遗民们虽然不反对弟子，甚至家中子弟入仕新朝，但遗民对遗民入仕新朝的态度却是有遗憾和嘲讽的。白谦慎先生通过对傅山和魏一鳌交往的研究，揭示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的研究说明明末清初的历史状况，这对文化史的研究和书法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云：“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经世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及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清初之学所以大，王氏所言“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经世”之说，明末，在针对明末“王学”末流空疏一脉的泛滥下已开其端。但明遗民深感亡国之痛，多有义举，仍无可奈何，进而反思明朝灭亡之原因，以求结论。故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叹。黄宗羲、王夫之、傅山，莫不如此。对于清初学人之关系，白谦慎先生1998年在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曾发表《十七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学术圈对傅山学术与书法的影响》，这篇文章也成为本书第三章的重要部分。傅山在甲午“朱衣道人案”之后，于顺治十三年南下，然活动范围仅次于南京周围。对于傅山的这次南下，或曰与郑成功兴恢复之师有关，惜无有力证据。但傅山的这次南下，于淮安访望社领袖阎修龄及其子阎若璩，于沛访阎尔梅。至于还交往那些遗民和学人，不得而知。康熙二年，傅山五十七岁，初春，顾炎武来访。四月，傅山至辉县，访孙奇逢。六月，申涵光游太原，来访。十月，与李因笃订交。后来，广东屈大均、山东王士祯、秀水朱彝尊等，先后来太原拜访傅山，俱有交流。但白谦慎先生所说的山西学术圈可以说是从康熙二年始慢慢形成的。山西学术圈以顾炎武为代表，包括傅山、阎若璩、李因笃、戴枫仲、潘次耕等，与河北孙夏峰、关中李二曲构成了北方的三大学术圈。而这三个学术圈，孙夏峰、李二曲是倡导“宋学”的，顾炎武等是倡导“汉学”的。此可见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白谦慎先生在此处用了大量的篇幅和事实来论述傅山与学术圈人物的交往和研究。傅山对“理学”提出了很多的辩难，并不是说傅山反对程、朱或陆、王，而是对明朝覆亡的一种文化反思，空谈误国已是哪个时期士人的共同认识，只是不象傅山那么激烈。傅山的家学是《左氏春秋》和《汉书》，傅山著《春秋人名韵》、《西汉书姓名韵》、《东汉书姓名韵》就是为深入研究史学做准备。傅山读书极广，于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子学、唐诗、佛教等，多有涉略，尤其对诸子发有宏论。但傅山所欠处，在于少有系统。故江藩于《汉学师承记》不列傅山。当然，或许江藩未能见到傅山的著作，不过阳曲张耀先于乾隆十二年已刊刻《霜红龛集》十二卷本。徐世昌著《清儒学案》，置傅山于顾炎武之下，虽不单列，然从学派的角度还是有些道理的。白谦慎先生援引顾炎武致学生潘次耕的一封信札：“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吾之跋《广韵》是也。虽青主读书四五十年，亦同此见。今废之而别作一篇，并送览以志吾过。平生所著，若此者往往多有，凡在徐处旧作，可一字不存。自量精力未衰，或未遽死，迟迟自有定本也。”又引阎若璩《潜丘箚记》：“先生（指傅山）少耽《左传》，著《左锦》一书，秘不示人。”亦引傅山《毛诗注疏批注》：“垂橐，《管子》<小匡篇>及<齐语>皆有之。今行《国语》径作櫜，音古刀反，大诬。宋但泥《左传》“垂櫜”语，不详文义而音之。今日李天生〈与顾宁人诗作〉五排律中，用“垂橐”字，顾求其疵曰：“是错矣，经传无垂橐之文，但有左氏垂櫜。”谓李以“橐”为“櫜”也。何言之易也？余不敢举此以证，恐忌也。察士无凌之事则不乐。”以此来说明傅山对文字音韵与经史的熟识。学术界称顾炎武一派为“朴学”，实际上就是认可其“崇尚朴实、注重实证考据”的学风。顾炎武云：“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阎若璩亦云：“金石文字足为史传正讹补阙。余曾与阳曲老友傅青主，极论其事。”“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白先生不断地引用“朴学”家的言论，来反映当时山西学术圈的作用以及对后来乾嘉学派的影响。从白先生的求证中，我们不难发现傅山在其中所处的位置。这一群体由重史实而对金石文字的广泛搜集，对书法的拓展也产生了的积极的影响。由吉金而古文篆书，由碑铭而隶书，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人书法的风尚。傅山在其书法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古文篆书和隶书的作品，白谦慎先生在此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予以阐述。 其实，傅山的交往不限于山西学术圈，和孙夏峰及其门人的交往，和李二曲及关中人士的交往亦较为频繁。这些白谦慎先生在书中都有所涉及。前已论述，此处不赘。此外，傅山和山西本地学人的交往，除戴枫仲外，还有很多。如：文正之、范鄗鼎、李中馥、曹伟、毕振姬、朱之俊等，这些学人有的是理学正宗，如文正之从辛复元学，而辛复元为明初理学大家薛瑄的传人。毕振姬、朱之俊、范鄗鼎既为仕清汉族官员，又通于理学。李中馥、曹伟则为明遗民。另外，傅山还结交了许多高僧，所以傅山对佛学亦有深究。这对于全面研究傅山的学术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 白谦慎先生除了以上三点外，在书中还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傅山的书法，并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图片资料，这不仅在文献上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为傅山书法的鉴定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资料在藏家手中，由于种种原因难能加以利用，或许还有些资料没有被及时的发现，作品的真伪还有待进一步辨证。书中关于傅山和碑学之间的关系、古文篆书是否来源于郭忠恕《汗简》的问题，亦还有商榷的必要。但这些都无损于本书的价值。毋庸置疑，《傅山的世界》一书，已经成为傅山研究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注]：书中引文文中未予说明者均来自《傅山的世界》一书。 [附]：近悉三联书店出版大陆版《傅山的世界》，这对于研究傅山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道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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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简介——白谦慎
2007-4-25 作者：白谦慎   来源：http://nacca.us
';}}" colSpan=2> 海外中国书法研究简介——白谦慎 作者按：2004年7月21日，我在长春市科技会堂向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以及辽宁省、黑龙江省的同道介绍了中国大陆以外的书法研究和创作的一些情况。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刊拟发表我的发言。由于当时没有录音，我只能根据当时准备的提纲来整理我的演讲。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不少内容是整理时补充进去的，补充时，我也参考了我以前发表的一些介绍美国收藏和研究中国书法的短篇文字。在我的演讲后，东北的同道们还向我提了一些当代书法的创作的问题，有些我尽了自己的能力作了回答，有些问题，对当代中国书法比我更为了解的丛文俊先生给予了回答。我因没有记录，所以无法整理出当时的问答以及我和丛先生的一些对话。不过在那天的问答中和7月20日晚在长春市博艺茶馆由丛先生和刘成先生主持的和东北的青年书法家们的座谈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一些青年书法家面临的困惑。一些已有很好的功力和相当成就的书法家们，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展览的取舍标准发生转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展览主持人或评委们的审美取向出现不和谐时所产生的疑惑和不自信，是我和他们接触中感受得最深的一点。当时我发表了一些意见。但我具体说了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可能参加座谈的同道中有比我记得更清楚的。那么现在我想补充以下的意见：（1）如果一个年轻的书法家以展览来判断和调整自己的趣味的话，那么他还会一直困惑下去，除非他对展览不感兴趣或不那么感兴趣，或是哪天他也当上了评委。（2）当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还是回到最基本的经典去，诸如二王、《九成宫》、《多宝塔》这样的经典。在日复一日的温故知新中，在看似无所进步的重复劳动中，等待蜕变，等待突破。当然，这需要耐心。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今天很荣幸有机会能在这里和吉林以及东北其它二省的同道聚会。我这次到吉林来，是为我的第二本英文著作来收集资料的。我的第二本著作是关于清末的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大瀓的。吴大瀓曾被清政府派到吉林勘查中俄边界，在吉林留下了他的行踪和一些艺术作品。虽说是第一次到吉林来，但我和吉林大学的丛文俊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对他的研究工作一直很钦佩，对他的学生的学术表现，也很赞赏。丛文俊先生和刘成先生希望我向吉林和东北书法界的朋友们介绍一些大陆以外书法研究的情况，我今天所要讲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2）欧美研究中国书法的情况；（3）欧美中国书法的创作情况；（4）汉字文化圈的书法研究情况。 （1） 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 二十多年前，傅申先生在其与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先生合编的《欧美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一书的序说中，曾简略地回顾了欧美收藏中国书法的历史。傅申先生指出，在欧美的中国艺术收藏和研究中，以书法最为迟缓，这和文字上的障碍以及西方没有可对应的艺术有关。西方也有书法（calligraphy）这门艺术，但一般视为一种工艺，社会和文化的地位不高，在艺术成就方面也远不可和中国书法相提并论。 欧洲私人收藏中国书法的情况不太清楚，零星的收藏总是有的。有时，我们能从欧洲的一些文物拍卖目录上看到书法作品，但迄今没有听说过大的收藏家。不过，敦煌文献发现后，一些西方探险家和学者曾到敦煌获取大量的敦煌卷子。许多的敦煌卷子后被捐赠给博物馆和图书馆。目前英国、法国、俄国的一些文化机构藏有大批的敦煌卷子。如果我们把这些敦煌文书作为古代书法作品来看待的话，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美国的收藏家最初也是跟着欧洲同行走的，最早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也是器物，如瓷器、漆器、青铜器等。对中国绘画的兴趣也比书法来得早得多。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开始有收藏家有意识地收藏中国书法。如今美国的中国书法的私人收藏相当活跃。美国收藏中国书法最早的大收藏家是顾洛阜（John Crawford，斋名汉光阁）。顾洛阜是个文物商，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收进了许多重要的中国书法作品，如黄庭坚的草书手卷《廉颇与蔺相如传》，米芾重要的早期作品《吴江舟中诗》，以及耶律楚材的一个诗卷。此外，顾洛阜还藏有一些宋人的扇面，其中有一些是书法扇面。他的收藏中还有明人如董其昌、张瑞图、王铎的作品。根据他的遗嘱，这些作品在他身后都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成为大都会博物馆中国书法收藏的核心。 私人收藏家中，以艾略特先生（John Elliott）的收藏最多也最好。艾略特出生于美国一个世家，本人从事金融、股票等生意。艾略特先生早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专业为中世纪史。在校期间，曾选修中亚史、阿拉伯语、和中国艺术史。艾略特先生对酷爱艺术，收藏中国、日本、非洲、南美洲的艺术和欧洲的早期铁器。在他的收藏中，以中国艺术最为著名。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艾略特先生成为亚洲以外首屈一指的中国书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一百件中国书法作品中（其中装裱成十大函的数百通明清人信札只作几件计），不乏赫赫名迹。其中有欧美唯一的唐摹本王羲之书法《行穰帖》，黄庭坚行书《赠张大同卷》，米芾《留简》、《岁丰》、《逃暑》三札，赵孟（Fu）楷书《妙严寺记》等。还有许多明清书法的精品。这些艺术品在艾略特先生生前，基本上都寄藏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该馆经常展出这些艺术品，使学者和爱好中国书法的人们可以有机会研究和观赏这些作品。根据艾略特先生的遗嘱，在他去世后，他的书画收藏已全部赠给了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 安思远 （Robert Ellsworth）是中国文物界所熟悉的名字。他是一位住在纽约的收藏家兼文物商，在欧美的文物界很有影响，和中国的文物界有很深的关系。他收藏的东西主要为中国器物，但也有中国书画。在书法的收藏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碑拓。文物出版社曾出版《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其中《淳化阁帖》已为上海博物馆购藏。安思远还藏有一批敦煌写经卷子，有些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他原先还藏有不少近现代名人书法，几年前全部捐给了在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 美国另外一个对中国书法很有兴趣的收藏家是住在纽约的路思客先生（Christopher H. Luce）。路先生现为路思基金会董事会主任，他的祖父是美国新闻巨子路思义先生（Henry Luce，1898—1967）。路思义先生为传教士之子，出生在中国山东蓬莱，在烟台接受小学教育后，返美上中学、大学，后创办新闻界著名的时代公司，该公司曾出版多种杂志，包括著名的《时代》周刊和《生活》周刊，并创办了路思基金会。路思客先生的中国情怀应有家庭的渊源。他从1978年开始收藏中国和日本书画，在他收藏的中国古代书法中，最早为元代的书法，但在数量上以明清书法居多，如吴门书家文征明、唐寅、陈淳、文彭、王问、周天球以及晚明书家董其昌和陈继儒等的作品。 我想在这里再介绍一个颇有特点的收藏，这就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观鹭园的收藏。园主为一对很有修养的美国夫妇。观鹭园除了收藏少数西方艺术品和早期的中国器物外，主要为十七世纪的中国艺术品。藏品涵盖甚广，有版画、印章、书画、瓷器，而尤以书画和瓷器著称。书画中有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王铎、萧云从、周亮工、龚贤等的作品。特别是围绕着周亮工这样一位清初的文人来收藏。周亮工在清初文坛是一极有影响的人物，和周亮工同时代的河北学者申涵光曾以平生未见沧海和无缘得识周亮工为憾，周在当代人中的声誉，由此可见一斑。周亮工的《读画录》和《印人传》等著作，也为今日治艺术史的学者所重视。观鹭园主除了收藏周亮工本人的书法作品外，还收藏各方面和周亮工相关的艺术品，如周的好友胡玉昆的绘画，张大风的书法，胡正言刊行的著作等。这对于研究周亮工和十七世纪南京的文化艺术圈有重要的意义。观鹭园收藏的瓷器，也是被称为“转型器”的瓷器，是十七世纪景德镇生产的一种瓷器。这种瓷器上常有许多文字，也是研究十七世纪书法的资料。 以上讲的都是比较大的美国收藏家。小的收藏家还有不少，在此不能一一列举。在美国还有不少华裔收藏家。美国老一辈的华人中，有不少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初就到美国了。其中不少出身世家，家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收藏。比如说我曾向国内介绍过的长期在耶鲁大学教书法的张充和女士，是晚清高官张树声的后人，家中有数量不多的旧字画。原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工作的刘先女士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贵池刘世珩的后人，其母亲的舅舅是沈曾植，家中有沈曾植的作品。不过，比较著名的老一辈华人收藏家，著名者是翁万戈先生、王季迁先生、王方宇先生和王南屏先生。 翁万戈先生是翁同龢的五世孙，也是美国著名的华人社会活动家，八十年代曾任对中美文化起过积极推进作用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的主席。翁先生于193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次年，中日战争爆发，上海很快沦陷。为了能完成学业，翁先生于1938年赴美在以工程著称的普渡大学留学，并获该校工程学学士和硕士。从四十年代初起，翁先生开始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数十年来，翁先生参与拍摄和独立制作了数十部教育片和纪录片，向西方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中国佛教》一片（1972）曾在1973年亚特兰大国际电影节获金奖。 翁先生的书画收藏基本来自翁同龢的旧藏。其中书画、碑帖的收藏数量甚众，精品也多。《艺苑掇英》第三十四期（1987年1月）曾有专集选其精萃予以介绍。书法中的唐开元年间精写本《灵飞六甲经》（世称《灵飞经》四十三行本），是翁氏家藏书法中年代最早的精品之一（现已转让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一作品在晚明被发现后，被摹刻入石，后在清代又被多次翻刻，对清代小楷书法有很大的影响。而翁藏四十三行本则为各种拓本的祖本墨迹，在唐人写经中也堪称精美者，对研究唐代写经，墨迹和拓本之间的关系均有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文征明家书卷、董其昌书法、黄道周书札卷和等明清名人书法。翁同龢也是晚清重要的书法家。翁万戈先生藏翁同龢墨迹很多。他还藏有翁同龢自用印约四十余方。翁先生所藏的印章中有不少出自清末著名篆刻家（如吴昌硕、金城、王冰铁等）刀下，印石也相当精美。 王方宇先生193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1944年负笈美国，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先后在耶鲁大学和西东大学任教，并曾任西东大学亚洲学系系主任。他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主要在汉语教学和八大山人的研究方面。王方宇先生也是一位在海内外都有影响的收藏家。他自五十年代从张大千手中得到一批八大山人的作品后，就一直用心地收藏八大山人的书画。他的藏品中最重要的也便是几十件八大山人的作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八大山人的书法。王方宇先生去世后，其子王少方先生根据父亲的遗嘱，将王方宇先生生前所藏八大山人画作最精华的部分捐赠给了佛利尔美术馆，书法部分也由该馆购藏。 王南屏先生1924年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在上海长大。十六岁时入无锡国专学习哲学，两年后转往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国文。二十岁时同时获无锡国专和复旦大学的学位。还在大学读书期间，王南屏先生就开始在著名书法家、鉴赏家叶恭绰先生的指导下收藏书画，并得到大收藏家庞莱臣的指点。1949年后，王先生迁居香港，在那里继续收藏中国书画，并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收藏组织敏求精舍的会员。王先生晚年定居美国，1985年去世。王南屏先生的斋号为玉斋。玉斋收藏的书法中，不乏中国书法史上极为重要的作品。其中不少原为玉斋收藏的书法精品现已为中国大陆和海外一些重要的博物馆收藏。其中包括王安石书《楞严经卷》，米芾书《向太后挽词》等。收藏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明清书法。近年来，王先生的子女已将部分收藏转让，但手中尚有部分收藏。他的一个儿子离我教书的波士顿大学不算太远，有时我带研究生去观赏他的藏品，作为教学的一个内容。 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华人收藏家，要数住在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林秀怀先生。林先生是香港人，目前在美国从事汽车贸易工作。他本人酷爱书画，他的收藏中有不少明清书法的精品。其中一件宋克书抄录的《兰亭十三跋》，写在精美的高丽笺上，十分精彩。林先生不但是目前美国华人中的重要收藏家，也是中国艺术研究的重要赞助人，经常赞助中国艺术的展览和学术讨论会。 以上讲的都是私人收藏家。前面已经提到，一些私人的收藏家已经把自己的收藏捐给了博物馆。目前，收藏中国书法比较多的博物馆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佛利尔美术馆值得一提。佛利尔美术馆虽是佛利尔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捐赠的，但现在是美国国立的亚洲艺术博物馆。1979年傅申先生出任该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开始为该馆系统地收藏中国书法。九十年代中期傅申先生离开佛利尔美术馆后，接替他的张子宁先生也十分重视书法，在他的努力下，佛利尔美术馆先后争取到了王方宇先生收藏八大山人书法的捐赠和安思远捐赠的中国近现代书法。此外还收到了一些印章。 美国其它一些博物馆也或多或少有一些中国书法收藏。数年前，我到堪萨斯城的纳尔逊博物馆参观，该馆的亚洲部主任杨晓能先生让我看了叶公超先生后人寄藏的书法作品，其中有传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和另一本米芾的《多景楼诗》（一般认为上海博物馆所藏为真迹）。此外，收藏中国拓片最多的是在芝加哥的Field博物馆。哈佛大学等重要的大学也收藏数量可观的拓片，但大多没有整理和编目，使用不够方便。美国一些大的图书馆如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图书馆等还藏有一些中国印谱。 美国是欧美收藏和研究中国古画的重镇，很多古画后有题跋，保留了大量的古代书法的资料。研究书法史的学者应予以重视。 （1） 欧美研究中国书法的情况 欧洲的中国书法研究，以德国为重镇。海德堡大学的雷德侯教授对中国书法一直很重视。他的博士论文为《清代的篆书》，其另一本重要的著作为《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他还有一些论述中国书法的单篇论文，其中有两篇被译成中文。柏林东方博物馆的馆长Adele Schlombs的博士论文是《怀素及中国书法中的狂草的诞生》（德国的博士论文一般都出版）。若干年前，台湾的戴丽卿小姐在德国以于右任先生的书法为题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在法国，华裔学者熊秉明先生有关于草圣张旭的法文专著，他的中文著作《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对传统书论进行分类，作了体系建构的工作，加上文字优美，和八十年代美学热、文化热中的中国书学界十分合拍，发表后，在大陆书学界受到热烈欢迎。瑞士学者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英文著作《中国的书写艺术》，在介绍中国书法艺术时，把西方艺术作为参照，写得甚是生动，是一本很适宜于西方读者的书籍。 欧美的中国书法研究以美国最为蓬勃，自七十年代以来有过多次中国书法展览，近年来研究中国书法的学者的人数也有所增长。展出目录一直是欧美艺术史界的一种重要著述方式，它的好处是能比较快地反映新的学术成果（美大学出版社审核和出版学术著作的周期较长）和发表未曾发表过的艺术作品，同时因在展出期间出版，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1971年，曾佑和女士在美国费城举办了欧美第一个大型的中国书法展，同时出版展览目录《中国书法》，比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书法。1977年，当时执教耶鲁大学艺术史系的傅申先生主持了“笔有千秋业”的书法展。此展比之曾女士的展览更具研究性，其展览目录《海外书迹研究》至今在欧美仍被书法研究者、收藏者作为重要的参考读物。在展览的同时，举办了在西方的第一个中国书法学术研讨会，提高了艺术史学界对书法研究的重视。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的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也出版了由韩文彬（Robert E.Harrist,Jr.）、方闻等多位学者编写的四百五十页的大部头研究图录，收有论文《中国书法的理论和实践》、《王羲之与中国书法文化》、《书法与宗教》、《明代苏州地区的书法》、《晚明书法中的奇》、《中国尺牍的私人性与公众性》、《中国书法与建筑》等。艾略特收藏中国书法展开幕时，还举办了中国书法史讨论会，出版了讨论会论文集。这样的研究型的图录目前在大陆还很少。今后大陆可以借鉴欧美（以及港台和日本）的经验，筹办专题书法展览，并出版研究图录，向外界披露博物馆的藏品和研究成果。 博士论文是美国中国书法专题研究的主要著述方式。在目前已经完成的关于书法的博士论文中以普林斯顿大学为最多。普林斯顿大学能成为研究中国书法的重镇是和方闻先生分不开的。该校艺术史系的方闻教授是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的侄子李健的入室弟子，对中国书法史一直有兴趣。自从六十年代方闻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后，他就一直积极在美国推动中国书法的研究。由于该校的中国书法收藏（包括私人寄藏）在全世界的大学美术馆中首屈一指，所以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书法研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原作。令人多少有些遗憾的是，方闻先生在前几年退休了，接替他的教授虽然对书法有一定的兴趣，但毕竟不是专家。今后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史专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培养以中国书法为题的博士了。不过，差可告慰的是，方先生的学生、目前执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教授对书法很有兴趣，目前他的两名学生计划以书法为题写博士论文。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有：傅申，《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赠张大同卷——一件流放中书写的杰作》（普林斯顿大学，1976），Christian F. Murck，《祝允明和苏州地区对文化的承诺》（普林斯顿大学，1978），SteveJ.Goldberg，《初唐的宫廷书法》（密歇根大学，1981），王妙莲，《鲜于枢的书法及其1299所书〈御史箴〉卷》（普林斯顿大学，1983），Amy McNair，《中国书法风格中的政治性：颜真卿和宋代文人》（芝加哥大学，1989），朱惠良，《钟繇传统：宋代书法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普林斯顿大学，1990），Adriana G. Proser，《道德的象征：汉代中国的书法和官吏》（哥伦比亚大学，1995），白谦慎，《傅山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变迁》（耶鲁大学，1996），王柏华，《苏轼的书法艺术及其〈寒食帖〉》（哥伦比亚大学，1997），Alan Gordon Atkinson，《按九曲度新声——王铎的艺术与生平》（堪萨斯大学，1997），张以国，《王铎草书线条的意义》（哥伦比亚大学，2001），卢慧纹，《一种新的皇朝书风——北魏洛阳地区石刻书法研究》（普林斯顿大学，2003）。还有一些博士论文虽非专门讨论书法，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中国书法史上举足轻重的、或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因此对研究书法史也很有价值，如金红男的〈周亮工及其《读画录》——十七世纪中国的赞助人、批评家与画家〉（耶鲁大学，1985）和李慧闻的（Celia Carrington Riely），〈董其昌生平（1555—1636）：政治和艺术的交互影响〉（哈佛大学，1995）等。美国的许多博士论文并不由出版社出版（这点和德国不同），要利用这部分研究成果，可以向密歇根的博士论文复制中心邮购，所以对学术界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有三本关于中国书法的专著出版，即Peter C. Sturman（石慢）的《米芾——北宋的书法风格与艺术》（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Amy McNair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一书（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及我的《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3）。我的书已经被译成中文，2004年12月由台北石头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大概在明年底由三联书店出版。目前任教哥伦比亚大学的韩文彬正在写作关于中国的摩崖书法的专著，书名暂定为《阅读山峦》。 在通论式的著作中，早期的有蒋彝先生的《中国书法》（最先在英国出版，修订本1973由哈佛大学出版），此书的特点是通俗生动、文笔流畅，至今依然为许多学校作为中国书法课的基本教材。近年来，居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和洋弟子Peter Miller合作出版了《中国书法四千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居住在夏威夷的曾佑和女士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书法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从我在上面列举的博士论文和书籍，不难看出，西方既有的学术机制鼓励专题性的研究。有学术特点和风格的单篇论文和专书在高校专任教员的评审制度中占重要的因素。相比之下，综合他人研究成果的教科书或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无独特建树的通论则得分很少。这种体制无疑鼓励学者们从事具有原创性的专题研究。因此，西方从事中国书法史研究的人员虽不多，但概论式的著作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 （1） 美国的中国书法创作情况简介 中国书法的创作在美国自然以华人为主。在各个大城市的唐人街（也称中国城），都有一些书法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在美的华人书法家有1949年以前就移民美国的老一辈华人，如张充和、王方宇等，也有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如傅申先生的老师、住在纽约的张隆延先生，是南京人，曾从胡小石先生学书，书法也是追随胡先生的风格，1949年去了台湾，后从台湾到了美国。曾长期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的张充和女士是沈尹默先生的弟子，1949年随其丈夫德裔学者傅汉思移居美国。张充和正草行隶皆擅，尤以小楷清雅绝俗，极为难得。今年我在北京和苏州为她办了个书画展，反响不错。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更准确地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不少大陆的书法家移民到了日本、欧洲、澳洲和美国。其中上海的移民比较多，如原来陈巨来先生的学生徐云叔（现主要在香港生活）、篆刻家吴子建等。八十年代初，团中央和全国学联曾举办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许多得奖者现在都是中国书坛的重要人物。当时参加比赛并得奖现在在美国的有天津医学院的崔寒柏和我。此外，擅长和喜爱书法的不少。我曾在波士顿唐人街见过一位六七十岁的书法家的作品，写得很好。老先生在国内是汕头书协的，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什么名气，但比许多名家写得好。这也说明，各地都有藏龙卧虎。 在美国各地也还有一些的华人书法组织，其中多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如纽约、洛杉矶等地。纽约原有美洲中华书法学会，多是老一辈的华人书家，华盛顿有华盛顿特区中国书法观摩会。洛杉矶有兰亭笔会。我所在的波士顿也有书法组织。但统一的活动不多。 美国中小型的书法展很多，最早的中国当代书法展，是我于1990年在我当时留学的罗格斯大学与人合办的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1998年，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张以国筹办了一个当代中国书法展，并出版了一个展览图录。1992年，我在耶鲁大学美术馆筹办了西方第一个中国篆刻展。次年，郭继生在纽约的华美协进社也筹办了篆刻展，并出版了展览目录，举办了一个篆刻研讨会。 有些是华人书法家和亚裔书法家还有美国的书法家一起办展览。如我有两个美国朋友喜爱书法并创作书法。一位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Richmond 大学教亚洲艺术的Stephen Addiss 教授，他的专业是日本艺术，喜欢过中国文人式的生活，平时收藏中日书法，还喜欢烧陶瓷，写书法，画兰竹，刻印，作品很有意趣。他办过多次的书画展。另一位朋友是薄英（Ian Boyden）,目前是美国Whitman 学院美术馆主任。薄英是耶鲁大学的中国艺术史硕士，曾在中国留学，师从华人德。他喜欢写中国书法，刻印，画画，还喜欢刻碑，拓拓片，艺术感觉极好，东西很有意思。我总希望有一天他能到中国去办个展，让国内的同道看看他的尝试。这样的美国文人还会有一些，但很难一一统计。 （1） 汉字文化圈的一些研究情况 中国大陆以外，日本是书法的重镇。练习书法的人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于中国。由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书法家和学者的互访，国内对日本书坛情况以有较多的了解。我在这里不置喙。我所要说的是，就创作而言，二十世纪以来，亚洲汉字文化圈的汉字书法创作水平的评估，应有一个更大的考虑范围。比如有些在大陆被认为是创新的东西，在观念上其实并不具备原创性，因为日本的一些书法家早就尝试过了，而且可能做得更好。在行书和草书方面，日本的书法有很多值得我们虚心学习、认真借鉴的地方。至于说到学术研究，日本学者的学术态度总的来说是十分严谨的，而且研究汉学的历史长，人数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也很多，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至今不能为中国大陆的学者所熟悉和利用，是一件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日本学者是极为重视资料工作的，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出版情况都是竭尽全力地收集，并及时出版，使得学界能共享一些讯息资源。我手边有日本中国书法史权威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中国书法史学习者入门》一书，其中分历史时期和专业领域来介绍书法研究的情况，在每一章节中都有概观、研究史概要、资料解说三部分。这后两部分很重要，研究史概要是告诉我们学者们已经作了那些工作，资料解说则告诉一些基本的资料。由于此书的对象是大学生，它的资料解说还显简略，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但不失为一本好的入门书。日本学者喜欢编论文、专著的出版索引，他们对中国大陆、台湾、欧美的研究情况都很熟悉。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书也能反映出这点。此外，杉村邦彦先生主编的《书论》杂志，也是书学研究领域的一本十分重要也声誉很好的专业刊物。 香港的书法研究，除了老一辈的学者饶宗颐先生以外，中年的学者有李润桓和莫家良等。他们目前在进行的中国古代的刻帖研究，都是很大也很重要的学术项目。莫家良先生是牛津大学的博士，对宋元书法有很深入的研究，目前他也在带几位书法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台湾的一些大学的中文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以书法为题作学位论文，已有多年的历史了。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大学的艺术史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成立，目前有四位专任的教授，一位教古代器物，一位教陶瓷史，一位教书法史，一位教绘画史。此外，还有一些校外的兼职教授，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加上到台北故宫看展览方便，一些私人藏家对研究者也比较开放，研究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大多数学生英语过关，有些日语也具备阅读能力，所以对海外的汉学和艺术史研究成果也有相当的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傅申先生回到台湾，在台大艺术史研究所任教，由于他的声望，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不少学生都以书法为学位论文，而且总体的水准很好。我最近读了两篇傅申先生指导的硕士论文，一篇是何炎泉的《张瑞图之历史形象与书迹》（2003年），一篇是刘洋名的《笪重光（1623－1692）及京口地区的收藏与书风研究》（2004年）。这两篇论文都写得很好。资料收集的很齐全（原始资料和学者已发表和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分析的也很细致。比如说刘洋名的论文，附有笪重光和其它清初京口和扬州地区收藏家的书法收藏的几个表，这些表中的资料都是从大量的书画著录、图录、拍卖目录等辑录出来的。许多古代书法作品并没有标明是谁的藏品，需要论文的撰写者从题跋和收藏印中去寻找线索。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硕士生的学习时间最少是三年，不少学生三年完成不了论文，常需要四年。这是训练的绝对时间。他们的论文也反映了大陆的人们常用的一个词“含金量高”。 以学术条件而论，台湾的研究生的条件比大陆的要好。除了大陆出版的书籍基本都能见到外，学生们还能阅读日文和英文的学术著作。目前大陆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入学前和入学后，都要花很多精力修外语。博士生第二年要写开题报告，选择论文题，论文真正的写作时间太短。而出了名的老师常常兼职太多，真正花在研究和教学上的时间太少。在有些地方，对研究生几乎如放鸭子。不过，我所要指出的是，在丛文俊教授的领导下，目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已经在大陆成为培养书法研究生的最重要的学术单位。学生选课、论文的选题、答辩都十分的严格。丛先生曾向我谈起，有几位学生的开题报告被他否决。这样做，固然对学生的压力会大些，但没有些压力，有时正常的教学计划不能实现。 前不久我曾和傅申先生通过电话。他谈起，目前大陆的艺术教育发展得很快，很多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培养书法的博士和硕士，但是由于沟通不够，他的学生很担心，在学位论文的选题上会出现重复。其实，台湾学者对大陆学术的熟悉程度是远远超过大陆学者对台湾的学术了解的。我曾和丛先生谈起，大陆的学者们应该认真地关注台湾学者的学术成果，应设法建立联系渠道，交换博士生和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增进彼此的了解。这不但是一个沟通交流的问题，还有一个良性的竞争问题，通过交流讯息，是指导教授们和学生们都能了解到，目前谁的教育更有水平。 上面讲的主要是台大。在台湾的师范大学、文化大学、政治大学等许多大学也都有研究书法的论文。关心书法的学者也不少。如政治大学的林丽娥教授，长期关注大陆当代的书法状况，多次到大陆各地进行调查，收集资料，写过一本专著《大陆文革后二十年书法艺术活动之研究（1977至1997）》，长达457页，收录的资料很多，对和书法相关的艺术现象、社会现象有十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其中还专门有讨论那些可供台湾书界和学术界参考的部分。比如说，林教授认为大陆的一些学术会议采取特约和公开征集的方式，可供台湾参考（页239）。书中还附有六个一览表，如《大陆书法社团一览表》（列一般类书法社团451个，其中包括香港的5个。教育类社团45个，硬笔类社团98个，篆刻类社团308个，理论类社团7个，综合类社团179个。有的社团下还列出负责人姓名、社员人数和所办刊物），《大陆书法研讨会一览表》，《大陆全国性书法比赛一览表》，《大陆全国三大书法展览一览表》，《大陆全国性书法比赛征稿启事一览表》，《书法刊物一览表》。像这样细致的研究，是和多年来辛勤地收集资料的工作分不开的。返观大陆，又有多少研究者如此认真地研究当代台湾书法呢？条件受到限制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否有想要认真地向台湾同道学习的心态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台湾的私人收藏风气很盛。做笔记本电脑的光达集团的董事长林百里先生是目前国际上最活跃、也最有购买力的中国书画收藏家，2004年1月我曾到他的坐落在桃园县的办公室观看他的收藏的宋元书法，其中一件张即之的写经册，十分精彩，至今难忘。出版我的《傅山的世界》中文版的石头出版社的社长陈启德先生也收藏了许多精彩的古书画，并曾出版大型图录《悦目》。陈先生的出版社出版了不少研究书画的学术著作。最近正在出版《中国书法巨匠丛书》，印刷得十分精美。在台南的企业家石允文先生收藏了数千幅海派书画家的作品，是目前收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中国书画最重要的私人藏家之一。我因研究吴大瀓，曾拜访过他并研究他的收藏。在台北的何国庆先生专门收藏清初、清末至五四时期名人书法的收藏家，收藏的信札尤多，他也曾到大陆展出他的收藏。他所创建的何创时书法文教基金会是目前两岸唯一专门赞助书法研究的基金会，曾在1999年赞助过大陆沧浪书社在苏州举办《兰亭序》国际研讨会，也曾赞助丛文俊先生的学术研究。 公立的博物馆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为最重要。故宫所藏中国古代法书巨迹不需要我在这里一一介绍了。该院书画处的何传馨先生和原在故宫任职后从政的朱惠良女士都是主要研究书法的学者。除了一些综合性的展览和书画展外，故宫书画处近年来又举办了一些专题展，如董其昌的研究展，王宠的专题展览，云间书派的展览等，出版了一些很好的图录。 台湾的一些真正的民间书法团体也不时地举办书法学术研讨会。如中华书道学会在今年十月底举办了怀素《自叙帖》的研讨会，书法教育学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每年都举办书法博士、硕士论文研讨会。这些学会常邀请大陆的学者去台湾参加学术活动。 1949年，有许多书法家渡海到了台湾，他们在台湾的书坛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对台湾本地书法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日据时期的书法）越来越重视了。主要的学者有李郁周和麦风秋等。他们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收集资料，包括口述历史。 顺便介绍一些经常发表书法论文的刊物：台北故宫办的《故宫学术集刊》和《故宫文物月刊》，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主办的《美术史研究集刊》，还有中国书道学会办的《中华书道》。台湾的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可以通过论文检索系统查到。 我的介绍就到这里为止，疏漏的地方很多，仅供参考。最后提几点建议：（1）欧美和港台的收藏界和研究界的关系很密切。我觉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书法创作者，都应注意公私收藏中的书法资源。（2）研究资讯工作要做好。除了大陆各地的研究者之间应加强沟通外，对港台和海外的研究成果也应建立起沟通的渠道。要尽量了解学者们已经做了哪些工作。欧美的一些刊物定期报道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在校的研究生能及时了解到哪些题目已经作过或正在被人研究。（3）由于中国书法史的研究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空白很多，因此，整理出版有关书法的视觉资料与文献，理清一个时代、一位书家的基本情况，并用通论的方式比较全面地将某个时代、某种书法现象、某个书法家介绍给人们，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依然是书法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过，在与此并行不悖的情况下，似也可以像欧美那样，提倡比较深入的、有学术特色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