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老潘推荐给我齐邦媛教授简装版的《巨流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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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
问：“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让无数亲历者、研究者对历史报以无奈的慨叹，您是否曾设想过，假如东北无恙，假如郭将军当年打过巨流河，历史又会如何发展？王德威先生在评论中说，东北与台湾实则互为倒影，同是移民之乡，都曾成为殖民地，面对宗主国，都有一种悲情和不平。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评价？在您看来，东北与台湾两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
齐邦媛：假如当年郭松龄将军渡过巨流河，东北即有革新自强的机会，历史必会重写，至少二十世纪的中国少些耻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他兵谏身死时四十一岁，已在军旅经历过南北多省的动乱，天性爱读书、能深思，且结交天下有识之士，明悉家乡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面的处境，正是有效报国的好年纪，却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卖而兵败，至死坚持大义，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败者。我父齐世英在巨流河战后到南方投入政治，原是相信中国这么大，可做的事太多了，充满了报国的理想。想不到抗日胜利之后反而不能还乡，埋骨海隅。我初次在台湾南端听到哑口海之名字，站在海湾岩石之上，想到郭将军和我父亲那么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汹涌激荡流入此湾，声减音消，哑口无言。遥想那些岁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泪满襟。”
问：抗战结束时期，您回家大哭一场，说“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为何战争胜利之后没有众所期盼的喜悦，而只剩下“虚空”？
齐邦媛：胜利之夜欢声震天，火把照亮了每一寸黑夜。张大飞在胜利前三个月战死，生者狂欢，死者默默。我为所有战死的人恸哭长夜，这狂欢中有太多的亏欠。更何况胜利后很快就是混乱，更多的死亡离散，对许多人只剩下虚空。
问：与政治保持距离，一方面是您性格使然，一方面是令尊教诲。若干年后看实在是明智的选择。您书中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八十年代回到大陆探亲时，也亲见了当日意气风发的同学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当时作何感想？
齐邦媛：我自幼受限于时代、性别与体能，是一个很安分的人，很早爱上文学，书中自有天地。大学中学潮的热狂与毁灭性令我反感。游行中唱的歌那么幼稚。家庭和中学老师教我的是建设国家、奉献才能的教育，先充实自己，自会有报效国家的能力。
问：您说“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这消耗的原因即是战争？仅只是战争？
齐邦媛：抗战八年，政府在万分艰困之中实施公费教育，维持弦歌不辍。大多数师长学术水准和态度都不错。我们这一代不仅是被战争消耗掉的，是战后的时代，多数没有适才适所的工作选择，在政治狂风中如同柳絮。
问：您如果当年留在了上海，后期也会被当做黑五类子女而遭受批斗、运动，更不会有今日之成就。如今想来，是否庆幸当年来到台湾？
齐邦媛：像我那时仍一心想读书、在高深学问中求发展的年轻人竟似无路可走，整个中国都在非右必左的政治漩涡中，连鸵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我如留在上海何能生存？勇敢孤身一人1947年来到台湾，原是自我流放之意，但来后结交了一些建设台湾的人，深感庆幸。
问：关怀家国命运的知识分子们似乎很难不卷入政治迷局中，然而卷入之后又往往迎来悲剧结果，这是试图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选择和悖论。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与政治、与社会关怀之间的分寸把握？
齐邦媛：政治是一种专业，并非人人适宜从政。在卷入政治之前，必须先有政治认识，也必须有自知之明，最好还有些具体的理想。知识分子关怀国家社会，并非只有政治一途。我六十多年在台湾从未涉足政治。教书写作自得其乐。
问：写到钱穆先生时，您说“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零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正因如此，去台湾者并非简单如今日许多媒体所言，都是“失败者”，似乎只是悲情的地方和人群。以您接触认识的人们来看，是否有不在少数的人是怀着钱穆先生一样的愿望自愿前往的？他们在此后的社会发展中可曾有了什么思想变化？
齐邦媛：台湾六十年来至少可以有不说话的自由，职业也可以自由选择。教育仍以捍卫中华文化为主，但绝对容许不同的研究。人民并没有感觉是失败者。钱先生由香港来台湾度晚年，受归国学人礼遇。后期陈水扁等人因竞选反对前人政策。钱先生九十六岁逝世，并未离开台湾。
问：若干年后在台湾您也面临政治上的艰难选择，一则编选国民教材时要面对是否“政治正确”的非议，二则此后评介台湾文学，也会面临“你是不是爱台湾”的诘问。面对这样社会性的政治舆论，如何自处？
齐邦媛：现在的台湾几乎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什么都是“正确”的，什么都有人反对，一般人也不太当真。似乎近年来连发财都不太令人兴奋。大家共同怕的是地震，但是常常小震，也不怕了。当年的奋斗，“往事只堪回味”。
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
问：抗战时期虽然情势动荡，但是您笔下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仍然坚持着教学质量与标准，师生的行为做派都令人感动。相比而言大陆现行的教育，无论教学原则、价值观、方法、选用教材、教师素质各方面都难与1949年之前相匹配。您长期从事教育事业，认为一国之教育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一流的中学、大学又应该具备怎样的特征？
齐邦媛：教育是分很多层次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稳定力量来自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学都很多了，但是师资都待加强。科技也许短期可授，人文思考却需真正的读书人，耐得住长年的寂寞，给他们较单纯的环境，才能多作抽象的思考成智慧。
问：在颠沛流离之际，仍有偌多知识分子坚守理想，仍有文学安慰心灵。在此想借王德威先生的评论一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齐邦媛：王德威在研究文学史多年后才有此叹息，百年动荡埋没了多少智慧心灵！我们这一批人，两代退居海隅，却从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因为我们心灵自由，终能用文学留见证。文学是什么？让我引用一年前席慕容赠我《一首诗的进行》有几行说：在字里行间等待着我解读的/原来是一封预留的书信/是来自辽远时光里的/一种 仿佛回音般的了解与同情/直指我心啊，天高月明……/是否只因为/爱与记忆，曾经无限珍惜/才让我们至今犹得以 得以/执笔？
问：由此有一个大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
齐邦媛：知识分子的定义很广，大约读多些书，有些见解吧。《巨流河》的书腰上说我是知识分子，大约是因为我写了一本有意见的书吧。社会需要知识分子，我确也做了许多传承的努力。例如1970到1988年间我曾在台湾大学教文学院研究生“高级英文”课，专做英美文学选读。近二十年间教了至少四百个研究班学生，他们今天约五十多岁，在台湾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些分量，都是继起开来的知识分子。在我其他课上的学生数倍于此，在各行各业有成就的甚多。环环相扣，形成台湾今日的文化。像我这样的人很多，应该可以说尽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
问：您认同丹纳的观点，认为“时代、民族、环境是构成文学的三要素”，上世纪中国经历了民族、环境的巨大变故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作品问世？
齐邦媛：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以此三要素写小说容易引起杀身之祸。但是《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很伟大的小说，《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台湾1959年出的姜贵《旋风》）等也永不朽。
问：您曾评论，“台湾新一代作家，文字很好，聪明得不得了。但是题材不大，沒有真正着力的地方。”您认为台湾文学真正着力的地方应该在哪里？为什么出现现在这样的状况，相对而言技巧十足而内涵较窄？
齐邦媛：我想时代、环境的震撼力都进入太平时代的平庸期了，人们理想和失落都较和缓，新的教育处处增加儿童自信。文学中所需的追索、自我盘诘较少，文学技巧本身不能自成文学。
问：在与白先勇先生的对谈中，您曾提到，如今的人“生活好，有吃有喝，心情却茫然，这个才是大问题。”您年轻时也曾对自己的前途与和国家的茫然难以消除，感到“当年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这种茫然与当下这一代人的心情有何差别？以您的个人经验而言，这茫然又当如何解脱？
齐邦媛：1947年我到台湾后所遇师友都是做建设性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此开始一生服务态度，然后结婚生子，有家庭责任，渐渐走出茫然的心境。
我不使用电脑，不能精确地比较电脑时代的人生态度和书本时代到底怎样不同。也许活在太平、充裕的时代，电脑上零碎的知识也足够使他们快乐了，没有大的忧愁又何必强说愁。有些年轻人文章中说茫然，总得自己走出来。（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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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先生与《巨流河》

● 王德威

齐邦媛教授是台湾文学和教育界最受敬重的一位前辈，弟子门生多恭称为"齐先生"。邦媛先生的自传《巨流河》今夏出版，既叫好又叫座，成为台湾文坛一桩盛事。在这本二十五万字的传记里，齐先生回顾她波折重重的大半生，从东北流亡到关内、西南，又从大陆流亡到台湾。她个人的成长和家国的丧乱如影随形，而她六十多年的台湾经验则见证了一代"大陆人"如何从漂流到落地生根的历程。     类似《巨流河》的回忆录近年在海峡两岸并不少见，比齐先生的经历更传奇者也大有人在，但何以这本书如此受到瞩目？我以为《巨流河》之所以可读，是因为齐先生不仅写下一本自传而已。透过个人遭遇，她更触及了现代中国种种不得已的转折：东北与台湾--齐先生的两个故乡--剧烈的嬗变；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和他们无时或已的忧患意识；还有女性献身学术的挫折和勇气。更重要的，作为一位文学播种者，齐先生不断叩问：在如此充满缺憾的历史里，为什么文学才是必要的坚持？     而《巨流河》本身不也可以是一本文学作品 ?不少读者深为书中的篇章所动容。齐先生笔下的人和事当然有其感人因素，但她的叙述风格可能也是关键所在。《巨流河》涵盖的那个时代，实在说来，真是"欢乐苦短，忧愁实多"，齐先生也不讳言她是在哭泣中长大的孩子。然而多少年后，她竟是以最内敛的方式处理那些原该催泪的材料。这里所蕴藏的深情和所显现的节制，不是过来人不能如此。《巨流河》从东北的巨流河写起，以台湾的哑口海结束，从波澜壮阔到波澜不惊，我们的前辈是以她大半生的历练体现了她的文学情怀。           东北与台湾           《巨流河》是一本惆怅的书。惆怅，与其说齐先生个人的感怀，更不如说她和她那个世代总体情绪的投射。以家世教育和成就而言，齐先生其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表象之下，她写出一代人的追求与遗憾，希望与怅惘。齐先生出身辽宁铁岭，六岁离开家乡，以后十七年辗转大江南北。一九四七年在极偶然的机会下，齐先生到台湾担任台大外文系助教，未料就此定居超过六十年。从东北到台湾，从六年到六十年，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她魂牵梦萦的原籍，一个是她安身立命的所在，都是她的故乡。而这两个地方所产生的微妙互动，和所蕴藉的巨大历史忧伤，我以为是《巨流河》全书力量的来源。     东北与台湾距离遥远，幅员地理大不相同，却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经历类似命运，甚至形成互为倒影的关系。东北原为满清龙兴之地，地广人稀，直到一八七 ○年代才开放汉人屯垦定居。台湾孤悬海外，也迟至十九世纪才有大宗闽南移民入住。这两个地方在二十世纪之交都成为东西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目标。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与辽东半岛同时被割让给日本。之后辽东半岛的归属引起帝俄、法国和德国的干涉，几经转圜，方才由中国以"赎辽费"换回。列强势力一旦介入，两地从此多事。以后五十年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而东北历经日俄战争（一九○五）、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一），终于由日本一手导演建立满洲国（一九三二～一九四五）。     不论在文化或政治上，东北和台湾历来与"关内"或"内地"有着紧张关系。两地都是移民之乡，草莽桀骜的气息一向让中央人士见外。两地也都曾经是不同形式的殖民地，面对宗主国的漠视和殖民者的压迫，从来隐忍着一种悲情和不平。《巨流河》对东北和台湾的历史着墨不多，但读者如果不能领会作者对这两个地方的复杂情感，就难以理解字里行间的心声。而书中串联东北和台湾历史、政治的重要线索，是邦媛先生的父亲齐世英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八七）。     齐世英是民初东北的精英分子。早年受到张作霖的提拔，曾经先后赴日本、德国留学。在东北当时闭塞的情况下，这是何等的资历。然而青年齐世英另有抱负。一九二五年他自德国回到沈阳，结识张大帅的部将、新军领袖郭松龄（一八八三～一九二五）。郭           愤于日俄侵           犯东北而军阀犹自内战不已，策动倒戈反张，齐世英以一介文人身份慨然加入。但郭松龄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未几兵败巨流河，并以身殉。齐世英从此流亡。     "渡不过的巨流河"成为《巨流河》回顾忧患重重的东北和中国历史最重要的意象。假使郭松龄渡过巨流河，倒张成功，是否东北就能够及早现代化，也就避免"九一八"、西安事变的发生？假使东北能够得到中央重视，是否满洲国就无法建立，也就没日后的抗战甚至国共内战 ?但历史不是假设，更无从改写，齐世英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他进入关内，加入国民党，负责东北党务，与此同时又创立中山中学，收容东北流亡学生。抗战结束，齐世英奉命整合东北人事，重建家乡，却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贪腐无能，听任俄国人蹂躏东三省。中共崛起，东北是首先失守的地区，国民党从这里一败涂地，齐世英再度流亡。     齐世英晚年有口述历史问世，说明他与国民党中央的半生龃龉，但是语多含蓄，而他的回忆基本止于一九四九年。*《巨流河》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出于一个女儿对父亲的追忆，视角自然不同，下文另议。更值得注意的是《巨流河》叙述了齐世英来到台湾以后的遭遇。一九五四年齐世英因为反对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触怒蒋介石，竟被开除党籍；一九六 ○年更因与雷震及台籍人士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等人筹组新党，几乎系狱。齐为台湾的民生和民主付出了他后半生的代价，但骨子里他的反蒋也出于东北人的憾恨。不论是东北 ,还是台湾，不过都是蒋政权的棋子罢了。     *注：林忠胜、林泉、沈云龙，《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渡不过的巨流河 --多少壮怀激烈都已付诸流水。晚年的齐世英在充满孤愤的日子里郁郁以终。但正如唐君毅先生论中国人文精神所谓，从"惊天动地"到"寂天寞地"，求仁得仁，又何憾之有？*而这位东北"汉子"与台湾的因缘是要由他的女儿来承续。     *注：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唐君毅全集》（台北：学生书局， 1991），卷 4， 366页。     齐邦媛应是台湾光复后最早来台的大陆知识分子之一。彼时的台湾仍受日本战败影响，二二八事件刚过去不久，国共内战方殷，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位年轻的东北女子在台湾开始了人生的另一页。     齐先生对台湾的一往情深，不必等到九十年代政治正确的风潮。她是最早重视台湾文学的学者，也是译介台湾文学的推手。她所交往的作家文人有不少站在国民党甚至"大陆人"的对立面，但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换，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齐先生这样的包容仿佛来自于一种奇妙的，同仇敌忾的义气：她"懂得"一辈台湾人的心中，何尝不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巨流河？现代中国史上，台湾错过了太多，也被辜负了太多。像《亚细亚的孤儿》和《寒夜三部曲》这类作品写的是台湾之命运，却有了一位东北人做知音。     巨流河那场战役早就灰飞烟灭，照片里当年那目光熠熠的热血青年历尽颠仆，已经安息。而他那六岁背井离乡的女儿因缘际会，成为白先勇口中守护台湾"文学的天使"。蓦然回首，邦媛先生感叹拥抱台湾之余，"她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巨流河》因此是本迟来的书。它是一场女儿与父亲跨越生命巨流的对话，也是邦媛先生为不能回归的东北、不再离开的台湾所作的告白。           四种"洁净"典型           《巨流河》见证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和台湾史，有十足可歌可泣的素材，但齐邦媛先生却选择了不同的回忆形式。她的叙述平白和缓，即使处理至痛时刻，也显示极大的谦抑和低回。不少读者指出这是此书的魅力所在，但我们更有不妨思考这样的风格之下，蕴含了怎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又是什么样人和事促成了这样的风格？     在《巨流河》所述及的众多人物里，我以为有四位最足以决定邦媛先生的态度：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如上所述，齐世英先生的一生是此书的"潜文本"。政治上齐从巨流河一役到国民党撤离大陆，不折不扣的是个台面上的人物，来台之后却因为见罪领袖，过早结束事业。齐邦媛眼中的父亲一身傲骨，从来不能跻身权力 核心。但她认为父亲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择善固执；更重要的，他是个"温和洁净"的性情中人。     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后的齐世英在武汉与家人重逢，他"那一条洁白的手帕上都是灰黄的尘土……被眼泪湿得透透地。他说：'我们真是国破家亡了。 '"重庆大轰炸后一夜大雨滂沱，"妈妈又在生病……全家挤在还有一半屋顶的屋内……他坐在床头，一手撑着一把大雨伞遮着他和妈妈的头，就这样的等着天亮"……晚年的齐世英郁郁寡欢，每提东北沦陷始末，即泪流不能自已。这是失落愧疚的眼泪，也是洁身自爱的眼泪。     齐世英的一生大起大落，齐邦媛却谓从父亲学到"温和"与"洁净"，很是耐人寻味。乱世出英雄，但成败之外，又有几人终其一生能保有"温和"与"洁净"？这是《巨流河》反思历史与生命的基调。     怀抱着这样的标准，齐邦媛写下她和张大飞（一九一八～一九四五）的因缘。张大飞是东北子弟，父亲在满洲国成立时任沈阳县警察局长，因为协助抗日，被日本人公开浇油漆烧死。张大飞逃入关内，进入中山中学而与齐家相识；七七事变他加入空军，胜利前夕在河南一场空战中殉国。张大飞的故事悲惨壮烈，他对少年齐邦媛的呵护成为两人最深刻的默契，当他宿命式地迎向死亡，他为生者留下永远的遗憾。     齐邦媛笔下的张大飞英姿飒飒，亲爱精诚，应该是《巨流河》里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他雨中伫立在齐邦媛校园里的身影，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他幽幽的诀别信，无不充满青春加死亡的浪漫色彩。但这正是邦媛先生所要厘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容如此轻易归类，因为那是一种至诚的信托，最洁净的情操。我们今天的抗战想象早已被《色 •戒》这类故事所垄断。当学者文人口沫横飞的分析又分析爱玲式的复杂情事，张大飞这样的生，这样的死，反而要让人无言以对。面对逝者，这岂不是一种更艰难的纪念？     上个世纪末，七十五岁的邦媛先生访问南京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千百牺牲者中找到张大飞的名字。五十五年的谜底揭开，尘归尘，土归土，历史在这里的启示非关英雄，更无关男女。俱往矣--诚如邦媛先生所说，张大飞的一生短暂如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如此而已，却是"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那般灿烂洁净"。     朱光潜先生（一八九七～一九八六）是中国现代最知名的美学家，抗战时期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因为赏识齐邦媛的才华，亲自促请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一般对于朱光潜的认识止于他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或是《悲剧心理学》，事实上朱也是三十年代"京派"文学的关键人物，和沈从文等共同标举出一种敬谨真诚的写作观。但这成为朱日后在大陆学界争议性的起源。一九三五年鲁迅为文批评朱 对文学"静穆"的观点，一时沸沸扬扬。的确，在充满"呐喊"和"彷徨"的时代谈美、谈静穆，宁非不识时务？     齐邦媛对朱光潜抗战教学的描述揭露了朱较少被提及的一面。朱在战火中一字一句吟哦、教导雪莱、济慈的诗歌，与其说是与时代脱节，不如说开启了另一种响应现实的境界--正所谓"言不及己，若不堪忧"。某日朱在讲华兹华斯的长诗之际，突有所感而哽咽不能止，他"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就此令人注意的不是朱光潜的眼泪，而是他的快步走出教室。这是种矜持的态度了。朱的美学其实有忧患为底色，他谈"静穆"哪里是无感于现实？那正是痛定思痛后的豁然与自尊，中国式的"悲剧"精神。然而狂飙的时代里，朱光潜注定要被误解。五十年代当他的女弟子在台湾回味浪漫主义诗歌课时，他正一步一步走向美学大辩论的风暴里。     钱穆先生（一八九五～一九九 ○）与齐邦媛的忘年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两人初识时齐任职"国立编译馆"，钱已隐居台北外双溪素书楼，为了一本新编《中国通史》是否亵渎武圣岳飞，一同卷入一场是非；国学大师竟被指为为"动摇国本"的学术著作背书。极端年代的历史被极端政治化，此又一例。但钱穆不为所动。此无他，经过多少风浪，他对传承文化的信念唯"诚明"而已。     此时的钱穆已经渐渐失去视力，心境反而益发澄澈。然而大陆经过"文革"摧残，台湾的本土运动山雨欲来，"一生为故国招魂"的老人恐怕也有了时不我予的忧愁。有十六年，齐邦媛定时往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深秋时节的台湾四顾萧瑟，唯有先生居处阶前积满红叶，依然那样祥和灿烂。然后一九九○年在"立法委员"陈水扁的鼓噪、"总统"李登辉的坐视下，钱被迫迁出素书楼，两个月之后去世。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但国家机器所操作的历史何尝顾及于此？是在个人的记录里，出于对典型在宿昔的温情与敬意，历史的意义才浮现出来。二十世纪的风暴吹得中国满目疮痍，但无论如何，"世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过去如此，未来也应如此。这正是邦媛先生受教于钱先生最深之处。           知识的天梯           由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齐邦媛厕身学校一甲子，或读书求学，或为人师表，在见证知识和知识以外因素的复杂互动。她尝谓一生仿佛"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叠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的往上攀登"。但到头来她发现这石梯其实是个天梯，而且在她"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这知识的天梯之所以过早撤掉不仅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动荡有关，尤其凸显了性别身份的局限。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青年流亡关内。齐世英有感于他们的失学，多方奔走，在一九三四年成立国立中山中学，首批学生即达两千人。这是齐邦媛第一次目睹教育和国家命运的密切关联。中山中学的学生泰半无家可归，学校是他们唯一的托命所在，师生之间自然有了如亲人般的关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成为他们共勉的目标。抗战爆发，这群半大的孩子由老师率领从南京到武汉、经湖南、广西、再到四川。一路炮火威胁不断，死伤随时发生，但中山的学生犹能弦歌不辍，堪称抗战教育史的一页传奇。     中山中学因为战争而建立，齐邦媛所就读的南开中学、武汉大学则因战争而迁移。南开由张伯苓先生创立于一九 ○四年，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校友包括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国家总理，钱思亮、吴大猷两位"中央研究院"院长，和无数文化名人如曹禺、穆旦、端木蕻良等。武汉大学是华中学术重镇，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一九二八年成为中国第一批国立大学。抗战爆发，南开迁到重庆沙坪坝，武大迁到乐山。     邦媛先生何其有幸，在战时仍然能够按部就班接受教育。即使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南开依然保持了一贯对教学的质的坚持。南开六年赋予齐邦媛深切的自我期许，一如其校歌所谓，智勇纯真、文质彬彬。到了乐山武汉大学阶段，她更在名师指导下专心文学。战争中的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不论是南开"激情孟夫子"孟志荪的中文课还是武大朱光潜的英美文学、吴宓（一八九四～一九七八）的文学与人生、袁昌英（一八九四～一九七三）的莎士比亚，都让学生如沐春风，一生受用不尽。在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中国文化基础伤痕累累的年月里，齐邦媛以亲身经验见证知识之重要，教育之重要。     然而战时的教育毕竟不能与历史和政治因素脱钩。齐邦媛记得在乐山如何兴冲冲地参加"读书会"，首次接触进步文学歌曲；她也曾目睹抗战胜利后的学潮，以及闻一多、张莘夫被暗杀后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武汉大学复校之后，校园政治愈演愈烈；在"反内战、反 饥饿"的口号中，国民党终于军队开进校园，逮捕左派师生，酿成"六一惨案"。     半个世纪后回顾当日校园红潮，齐邦媛毋宁是抱着哀矜勿喜的心情。她曾经因为不够积极而被当众羞辱，但她明白理想和激进、天真和狂热的距离每每只有一线之隔，历史的后见之明难以作判断。她更感慨的是，许多进步同学五十年代即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他们为革命理想所作的奉献和他们日后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成为反比。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知识分子和国家机器之间艰难的抗争了。     反讽的是，类似的教育与意识形态的拉锯也曾出现在台湾，而邦媛先生竟然身与其役。时间到了一九七 ○年代，"反攻复国"大业已是强弩之末，但保守的国家栋梁们仍然夙夜匪懈。彼时齐先生任职"国立编译馆"，有心重新修订中学国文教科书，未料引来排山倒海的攻击。齐所坚持的是编订六册不以政治挂帅，而能引起阅读兴趣、增进语文知识的教科书，但她的提议却被扣上"动摇国本"的大帽子。齐如何与反对者周旋可想而知，要紧的是她克服重重难关，完成了理想。     我们今天对照新旧两版教科书的内容，不能不惊讶当时惊天动地的争议焦点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政治正确"和"政治不正确"原来不过如此这般。倒是齐先生能够全身而退，还是说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环境与大陆的巨大差距。日后台湾中学师生使用一本文学性和亲和力均强的国文教材时，可曾想象幕后的推手之所以如此热情，或许正因为自己的南开经验：一位好老师，一本好教材，即使在最晦暗的时刻也能启迪一颗颗敏感的心灵。     齐先生记录她求学或教学经验的底线是她作为女性的自觉。一九三○、一九四○年代女性接受教育已经相当普遍，但毕业之后追求事业仍然谈何容易。拿到武汉大学外文系学位后的齐邦媛就曾着实彷徨过。她曾经考虑继续深造，但国共内战的威胁将她送到了台湾，以后为人妻，为人母，从此开始另外一种生涯。     但齐先生从来没有放弃她追求学问的梦想。她回忆初到台大外文系担任助教，如何一进门就为办公室堆得老高的书籍所吸引；或在台中一中教书时，如何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个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的那种"幸福"的感觉。直到大学毕业 二十年后，她才有了重拾书本的机会，其时她已近四十五岁。     　　一九六八年，齐邦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研究所，把握每一分钟"偷来的"时间苦读，自认一生是"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然而就 在硕士学位垂手可得之际，她必须为了家庭因素放弃一切，而劝她如此决定的包括她的父亲。     这，对于邦媛先生而言，是她生命中渡不过的"巨流河"吧？齐先生是惆怅的，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渡到河的那一岸，却如何可望也不可即。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在齐世英先生那里巨流 河有着史诗般的波涛汹涌，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可全不是那回事。     她的"河"里尽是贤妻良母的守则，是日复一日的家庭责任。但这样"家常"的生命考验，如此琐碎，如此漫长，艰难处未必亚于一次战役，一场政争。在知识的殿堂里，齐先生那一辈女性有太多事倍功半的无奈。直到多年以后，她才能够坦然面对。           千年之泪           《巨流河》回顾现代中国史洪流和浮沉其中的人与事，感慨不在话下；以最近流行的话语来说，这似乎也是本向"失败者"致敬的书。邦媛先生对此也许有不同看法。齐世英、张大飞、朱光潜、钱穆等人所受到的伤害和困蹇只是世纪中期千万中国人中的抽样；如果向他们致敬的理由出自他们是"失败者"，似乎忽略了命运交错下个人意志升华的力量，和发自其中的"潜德之幽光"。《圣经 •提摩太后书》的箴言值得思考："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     而邦媛先生本人是在文学里找到了回应历史暴虐和无常的方法。一般回忆录里我们很难看到像《巨流河》的许多篇章那样，将历史和文学做出如此绵密诚恳的交会。齐邦媛以书写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文学无所不在的力量。她的文学启蒙始自南开，孟志荪老师的中国诗词课让她"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武汉大学朱光潜教授的英诗课则让她进入浪漫主义以来那撼动英美文化的伟大诗魂。华兹华斯清幽的"露西"组诗，雪莱《云雀之歌》轻快不羁的意象，还有济慈《夜莺颂》对生死神秘递换的抒情，在让一个二十岁不到的中国女学生不能自已。     环顾战争中的混乱和死亡，诗以铿锵有致的声音召唤齐邦媛维持生命的秩序和尊严。少年"多识"愁滋味，雪莱的《哀歌》 "I die! I faint! I fail!"引起她无限共鸣。但"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卷入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争里"。在张大飞殉国的噩耗传来时刻、在战后晦暗的政局里，惠特曼的《啊，船长 !我的船长 !》沉淀她的痛苦和困惑。 "O the bleeding drops of red，/ Where on the deck my Capitan lies，/Fallen cold and dead．""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对所有人的悲悼。"悲伤由此提升为悲悯。     多年以后，齐先生出版中文文学评论集《千年之泪》（1990）。书名源自《杜诗镜铨》引王嗣奭评杜甫《无家别》："目击成诗，遂下千年之泪。"生命、死亡、思念，爱、亲情交织成人生共同的主题，唯有诗人能以他们的素心慧眼，"目击"、铭刻这些经验，并使之成为回荡千百年的声音。齐先生有泪，不只是呼应千年以前杜甫的泪，也是从杜甫那里理解了她的孟志荪、朱光潜老师的泪，还有她父亲的泪。文学的魅力不在于大江大海般的情绪宣泄而已，更在于所蕴积的丰富思辨想象能量，永远伺机喷薄而出，令不同时空的读者也荡气回肠；而文学批评者恰恰是最专志敏锐的读者，触动作品字里行间的玄机，开拓出无限阅读诠释的可能。     杜甫、辛弃疾的诗歌诚然带给齐邦媛深刻的感怀，西方文学希腊、罗马史诗到浪漫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甚至艾略特等现代派同样让她心有戚戚焉。齐先生曾提到西方远古文学里，她独钟罗马史诗《伊尼亚特》（The Aeneid）。《伊尼亚特》描述特洛伊战后，伊尼亚斯（ Aeneas）带着一群"遗民"渡海寻找新天地的始末。他们历尽考验，终在意大利建立了罗马帝国。但是伊尼亚斯自己并无缘看到他的努力带来任何结果；他将英年早逝，留下未竟的事业。这样的史诗由齐先生道来显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由是我们对她的心事又有了更多体会。成功不必在我，历史胜败的定义如何能够局限在某一时地的定点？     一九九五年，抗战胜利五十年，齐邦媛赴山东威海参加会议。站在渤海湾畔北望应是辽东半岛，再往北就通往她的故乡铁岭。然而齐是以台湾学者身份参加会议，不久就要回台。她不禁感慨："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永远回不了家的船（ The Flying Dutchman）。"--"怅惘千秋一洒泪"，杜甫的泪化作齐邦媛的泪。与此同时，她又想到福斯特（ Foster）的《印度之旅》的结尾："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还不是此地'（not now，not here）。"这里中西文字的重重交涉，足以让我们理解当历史的发展来到眼前无路的时刻，是文学陡然开拓了另一种境界，从而兴发出生命又一层次的感喟。     也正是怀抱这样的文学眼界，齐邦媛先生在过去四十年致力台湾文学的推动。甲午战后，台湾是在被割裂的创伤下被掷入现代性体验；一九四九年，将近两百万军民涌入岛上，更加深了台湾文学的忧患色彩。齐邦媛阅读台湾文学时，她看到大陆来台作家如司马中原、姜贵笔下那"震撼山野的哀痛"，也指出本土作家吴浊流、郑清文、李乔的文字一样能激起千年之泪。     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复见，再过多少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七、一九四九这些年份都可能成为微不足道的历史泡沫。但或许只有台湾的文学还能够幸存，见证一个世纪海峡两岸的创伤？齐先生是抱持这样的悲愿的。她也应该相信，如果雪莱和济慈能够感动一个抗战期间的中国女学生，那么吴浊流、司马中原也未必不能感动另一个时空和语境里的西方读者。她花了四十年推动台湾文学翻译，与其说是为了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找身份，不如说是更诚恳地相信文学可以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     《巨流河》最终是一位文学人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追忆，齐邦媛先生在她的书中一页一页地成长，终而有了风霜。但她的娓娓叙述却又让我们觉得时间流淌，人事升沉，却有一个声音不曾老去。那是一个"洁净"的声音，一个跨越历史、从千年之泪里淬炼出来的清明而有情的声音。     是在这个声音的引导下，我们乃能与齐先生一起回顾她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二○○九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