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鲍昆：摄影家？还是社会公益家？从王久良的摄影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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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连州国际摄影展金奖摄影师：王久良《垃圾围城》
2009-12-18 12:00   来源：艺术国际   作者：鲍昆   

北京市丰台区永合庄垃圾填埋场39°49′01″N 116°16′04″E 填埋场周边有北京著名的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和国内外著名的旅游景点世界公园，还有10个住宅小区和10多个村庄，涉及人口七万多人。类似规模的大型填埋场北京共有16座，在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的同时还对周边自然环境以及人类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京津高速铁路建设工地的残留物 39°49′48″N 116°34′04″E 这里几年前是京津高速铁路的一处工地，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混凝土地面厚50厘米；周围大片土地被混凝土残渣浇筑，100多公里的铁路沿线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工地残渣。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县，一位拾荒老人在这垃圾山上建造的住所，精心堆砌的砖墙意味着在此长久居住，但伴随着老人的猝死这里已是人去屋空，只有不远处的粪坑依旧弥漫着漫天的臭气。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疃里社区 39°56′36″N 116°42′18″E 这里几乎天天都在着火，伴随着浓烟的是刺鼻的气味。 这200多只绵羊整个冬天都在这里翻拣着可吃的东西，不洁净的食物使绵羊极易发病，绵羊的主人需经常给这些绵羊注射抗生素类药物。
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当人类告别田园般的自然经济生活之后，人类开始为了自己不能满足的欲望生产垃圾。尤其是机器时代以后，人类垃圾的生产能力就像是获得了爆发力，因为我们所有使用和享受的一切物质器物最终的命运是变成垃圾。也就是说，有多少物质化的生活用品就会有多少垃圾，它们是完全成正比的一组对称物。每一处优美漂亮的景观必然会伴生另一半丑陋的垃圾。资本主义更是让人类垃圾的生产规模化了，资本增值的代价就是垃圾的规模化。钞票的积累离不开垃圾的累积，财富是建立在垃圾之上的。
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生产垃圾、承受垃圾似乎是当代人类的宿命。人们对垃圾的存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于是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继续下一轮的垃圾生产。也有人说，垃圾是资源，可以变废为宝，垃圾的生产于是又获得理由，并为资本的扩张找到了新的投资热点。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资本利益的作祟，因为它无休止地向前滚动，滚动中抖落的皮屑就是垃圾。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
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令我们震惊。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2009连州国际摄影展年度奖项6日颁布,德国摄影师利奥·罗宾芬和中国摄影师王久良获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部新区） 39°47′44″N 116°32′55″E 开发区的集中建设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废料，图中是弃置于此的石板材边角料，近景处则是石灰浆残渣，碱性溶液已经不可避免地向周边地下水源浸淫。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 39°52′22″N 116°11′20″E 伴随北京城市的快速扩张，作为重要建筑材料的沙子被疯狂开采，整个永定河流域早已沦为北京城市建设的天然沙场。采沙形成的大坑虽已经填平但垃圾倾倒并未停止。最后这里也会覆土绿化，届时我们再看到的将是青草茵茵的秀美景象。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古城 40°06′22″N 116°29′48″E 位于温榆河东岸，面积约20万平方米，几年前便开始倾倒垃圾，对岸处有承包者对前来倾倒的垃圾车进行收费；现在这里的砖厂仍然处于生产状态，大量的黄土继续被采掘，新的土坑正在形成。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 39°45′09″N 116°29′35″E 这里属于开发区扩地西区的征地范围，农田已被废弃，地下的沙子遭到有权势者疯狂盗挖，而建筑垃圾立即尾随而来。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城东 40°07′46″N 116°17′45″E 位于南沙河、北沙河两河环抱之处，整个垃圾场占地1300多亩；2002年底开始倾倒垃圾与大粪，至今，这里积存的垃圾总量已经无法推算。现在为了获取更深层的沙子又将垃圾挖开。比在此承包垃圾的四川籍小老板赚取利益更大的是当地有权势的采沙者。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 39°43′30″N 116°30′00″E 这是一座占地15万平米的超大垃圾场，远景处的垃圾正在逼近，近处的水面已经完全被垃圾和大粪覆盖，且垃圾仍然在源源不断地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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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 39°56′36″N 116°36′56″E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总投资超过8亿，是国内第一座也是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但是垃圾焚烧所排放的二恶英、飞灰以及重金属含量是否达标饱受争议和质疑。事实上，附近包括通州以及朝阳常营的几十万居民早已深受影响。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官牛坊 40°09′06″N 116°22′14″E 这座垃圾场就在一条小河的边上，河水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垃圾的污染。而附近的奶牛养殖场每天都在河里饮牛，喝足了水的奶牛照例扫荡一遍垃圾场，搜寻可吃的东西。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垃圾转运站 39°42′10″N 116°22′54″E 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垃圾转运站，确切来讲就是一座垃圾场，且没有任何的环境保护措施；垃圾渗滤液混合附近一座工厂排放的污水对地下水源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而其周边全是蔬菜生产区，浇菜用水取自地下。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 40°08′55″N 116°20′29″E 飞机、火车、长途汽车等交通工具以及城市移动公厕每天都在生产巨量的这种由塑料袋包裹的粪便，因为其后期处理的不便，除极少量的被农民用来堆肥外其它绝大部分则直接进入垃圾填埋场。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黄瓜园 39°53′36″N 116°36′38″E 此地地处朝阳区与通州区的交界处，是一座存量巨大的垃圾山，画面前景处是持续倾倒了几年的粪便，而不远处已经建成的则是高档社区。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 40°04′04″N 116°27′43″E 新的高楼拔地而起的同时旧的建筑也在不断地拆除。这些存在很大安全隐患的旧楼板又被重复使用，最终流向北京周边的农村，建成廉价的出租房供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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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 王久良《垃圾围城》摄影讲座
来源： 时间：2009-12-22

“自然大学”公众环保课堂将邀请摄影师王久良分享他的作品《垃圾围城》。 　　主讲人：王久良（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节金奖获得者） 　　欢迎各界朋友参加！敬请转发。 　　时间：12月27日，星期日，下午2：00 　　地点：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议室 　　联络人：刘慧莉 1521 065 6612 　　交通：朝阳区北辰西路69号A座（路边两层灰色小楼内），可坐地铁10号线至北土城下，D2出口，乘坐82路、81路2站，到北辰西桥南下（路对面即是），或乘坐113路2站，到民族园路下，向北100米。 　　讲座简介： 　　“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传播”，这是在前不久的连城国际摄影展上，获得金奖的王久良对媒体做下了许诺，他希望他的《垃圾围城》摄影集完成之后，能以最迅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王久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来源：南方都市报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一位拾荒老人在垃圾山上造了间小屋，但他现在已猝死在垃圾山上了（左下角）。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富豪村。牛羊在垃圾里扒可吃的食物。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一个女人抱着小孩，孩子的母亲在旁边捡可回收的纸板。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图中黑色的流状部分是运来倒掉的黑色粪便。 　　北京通州区梨园地区。在这个垃圾场上，每天都有车来倒垃圾，每两三天就焚烧一次，伴随着刺鼻的臭味。 　　王久良在每个大型垃圾场的地方，划上一个小圈，最后，他发现地图上的小圈形成了一个大圈，而在圆圈的中间，正是首都标志的五角星。这被摄影家胡武功感到心痛，是“国在山河破”的痛。 　　摄影批评家鲍昆认为，王久良拍摄的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鲍昆说“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这个社会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 　　北京周边的巨型垃圾填埋场，串成一个五角星 　　北京冬日的清晨，雾气弥漫，宋庄瞳里社区垃圾场内，燃烧垃圾的烟尘和雾气连成一片，视线已经很模糊。一辆刚刚到达的垃圾车，马上就围上来一群裹着头巾的拾荒者，他们希望从倒下来的垃圾中，扒到可以回收、再出售的物品。 　　和拾荒者们一同在垃圾中翻捡的，还有200多只绵羊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它们的毛皮上有一层厚厚的污垢，散发出刺鼻的臭味。王久良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樊雪菘，已经攀爬上一处垃圾堆，选好最佳拍摄位置，开始一天的工作。 　　宋庄是王久良在北京地图上标注的一个点，同样的点，有400多个，王久良打算将北京的垃圾场逐个拍完。目前，摩托车的行驶里程是7500公里，“再跑上5000公里，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了”。从王久良绘的地图来看，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也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11月5日，王久良带上这些耗时近一年、至今还在继续的作品在连州摄影年展上进行首次展出。他一共拍摄了400卷120胶卷，总共4000张照片，自己选了一次，淘汰到120张，最后，策展人选取了其中的17张照片，才拿出来进行展出。 　　“考虑到摄影节的主旨需要强有力的作品支撑，而王久良拍摄的北京周边的垃圾场问题，是对当下的消费社会和急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有巨大警示作用。”摄影评论家鲍昆说，让王久良拿出还没有完成的作品来仓促参展，是考虑到他的作品贴近“新闻摄影”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让王久良的这项计划被更多人知道，让他得到资助继续拍下去。“没有多少收入来源的王久良，随时可能中断这个项目”。 　　段煜婷将王久良的出现，视为今年连州摄影年展的一项“秘密武器”。获得金奖的王久良，将得到连州摄影年展颁发的一万元奖金。 　　为了让这组照片最好地展示，连州摄影年展艺术总监段煜婷还将果品仓展区最大的一间屋子给了王久良，照片环绕展厅。在大展厅中，新砌了一个小房间，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循环放映王久良和摄像师樊雪菘完成的纪录片《一部影片的草稿》；背面狭小的空间里，展示的是卢广的20张照片：《关注中国污染》，他刚刚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 　　尽管他们都关注环保，但也有所分别，王久良持续关注北京的垃圾场，而卢广的《关注中国污染》，是他5年里拍摄数万张污染问题照片中的40张。“这40张图片我没有直接说一个地方。如果40张都说同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卢广说，他的镜头涉及全国12个省份，“你看，别的省也一样。大家就无所谓一点。" 　　王久良的照片，以大全景的方式记录了与生活区毗邻的巨型垃圾填埋场。画面中，奶牛在严重污染了的温榆河饮水；在北京的“菜篮子”大兴区，垃圾转运站周围，就是一片片大棚蔬菜种植区；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流边烧烤，在臭气冲天的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展现垃圾场的脏乱，不是我要做的事情。”王久良说，呈现一个垃圾场的基本形态，考察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才是他考量的重点。 　　“我拍大兴区的垃圾转运站，周边全是菜地，垃圾污染了地下水；而大棚蔬菜需要浇水灌溉，水又是全部取自地下；奶牛在被污染的河中饮水，在垃圾场上寻找食物；当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也许这些羊肉就来自在垃圾场上扫荡的绵羊，这些羊不停地生病，羊倌们也不断给它们注射抗生素。这都说明，垃圾场和我们关系紧密，甚至危及到我们的生活。”王久良说。 　　一张《北京市丰台区永合庄垃圾填埋场》的照片，也贯彻了王久良的拍摄方法。一个巨型的垃圾填埋场，覆盖上了一层防渗膜，垃圾被一层层填埋、碾压，景象壮观。这幅有点像展示垃圾填埋技术的照片，王久良在“图片说明”中道出了其中的问题：填埋场半径700米之内有背景著名的经济中心———总部基地，600米内有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 世界公园，还有10个住宅小区和10多个村庄，涉及人口7万多。 　　王久良表示：“有一个数据，垃圾填埋场和居民区的安全距离是500米。实际上，距离垃圾填埋场3公里，味道就非常刺鼻，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选择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而北京恰恰是这样。北京现在大填埋场是16座，近郊的、五六环中间的就有8座之多。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在一家杂志的专题配图中，市民们戴有防毒面具在家中看电视、聊天，尽管这张图片不无戏谑色彩，但是，污染问题的严重和大家盼望问题得到解决的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在王久良的展览前言中，鲍昆说，“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让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在鲍昆诗化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在利用地图过程中，王久良无意中留意到，当他将去过的巨型的垃圾填埋场用一个个小点标注出来后，惊讶地发现，用线条围合起来的圆圈中间，是一颗硕大的五角星。 　　王久良这次展出的大尺幅照片，都是由两张或多张小照片拼接而成，拼接处，接缝线故意错开，不做人工处理，刻意留下一些“瑕疵”。策展人鲍昆说，“我曾催过他，让他PS处理下；但最后发现这样更好，可以凸显照片的真实性，这更像一个证据”。 　　“我将放弃《垃圾围城》的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 　　实际上，王久良一直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证据的搜集，而不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王久良说，他的拍摄完成后，作品不会制作成限量艺术品进行买卖；当全部作品定稿之后，他会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为了尽量客观地记录，王久良的拍摄全部是以极其冷静的方式，用大全景进行观看和记录。这个开始于2008年10月的拍摄计划，是在极其偶然中产生的。当时，正在创作观念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的王久良，拍摄工作都是在野外环境下进行的，这让他见到了和他印象中已经不同的、已经被撕裂的乡村。 　　“当时，我回了一趟潍坊老家，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田间地头、水塘边、小沟渠里，全是包装农药的塑料袋，以前的水塘里，有鱼、蝌蚪、青蛙，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让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一个污染的问题，而是消费社会的快餐化，对这个社会的深远影响。”王久良家乡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对任何一个乡民而言，都是不得不注意的问题。王久良在潍坊的家，因为海水倒灌，离海边的距离以前是10公里，现在已有30公里了。 　　去年，王久良参加平遥摄影节，遇到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机，要解决吃饭问题。他突然感觉到当代艺术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我当时在平遥的宾馆，和鲍昆老师聊天，我忽然感觉到，我做出作品，然后在画廊展出，卖钱，供有些人去狎玩，我很迷茫和绝望。我需要有所改变。”当时，王久良的《鬼神信仰》在798也卖得不太好，他从平遥回到北京，就骑着摩托车出去了。 　　一路上，王久良接触到惊人的垃圾堆，分布在城市的不同方位，将整个北京城团团围住。他谈到，“几十公顷的超大垃圾场，就在很多居民区附近，恶臭的气味侵袭着周边的居民，我是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去拍的。”但一进垃圾场，他就进入状态了。“我会停下来，抽支烟，会想很多事情，镜头会冷静很多。”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搜索资料，询问国外的朋友，对垃圾问题进行学习。《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就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为了满足个人的食物、教育、充实的工作所形成的恶性循环。 　　王久良分析垃圾场的分布，然后制作一个指示图，一个个地进行实地考察，“我拍的垃圾场其实离北京并不远，基本上都在五环到六环之间。我把所有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都标注出来，包括垃圾的填埋时间、库存量、地理位置、面积等。我制作了一张北京垃圾地图，联系了一个出版社，到时会用作封面。” 　　王久良也注意到，根据欧盟的标准，垃圾中有机物的含量不能超过5%。“但在我们的垃圾填埋场，95%是有机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不敢填无机物，量太大，远远大于生活垃圾量。” 　　在查找资料和寻访过程中，王久良不断发现秘密，比如垃圾上的灰色利益。“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每个月需要交纳固定的卫生管理费，钱到达物业公司手中，他们有义务处理这些生活垃圾，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收了钱，又把垃圾转卖出去，获取双重利益。大型社区、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是很高的，他们拉出去以后，进行简单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回收过来，剩下的怎么办？就是偷偷地倒掉。正规的垃圾场都是收钱的，每一车60到80元不等，他们显然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北京修筑六环路，挖了无数的大坑，无数的土坑就形成了无数的垃圾场，还有采砂场、烧砖厂取土，形成大坑后，再去卖钱，收垃圾，里面有黑色利益，他们是很小心的，特别不欢迎手持照相机的人”。这样的黑色利益圈，也让王久良的拍摄变得更不容易，甚至辛苦拍摄得来的照片，也被强行曝光。 　　拍摄时总会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王久良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都是像打游击一样，到了一个垃圾场，先审时度势，勘察地形，揣摩好拍摄时间，垃圾场老板不在，就可以开拍了。有时，为了更好地拍摄垃圾场，他甚至还需要爬到树上，或者攀爬到垃圾山上。 　　在这一点上，王久良和卢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危险。去年3月，当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看到很多工人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当卢广条件反射式地掏出相机，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很凶狠地问，你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也作势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对方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盯着他。 　　即使他们不想造成过多的冲突，但是，他们的拍摄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比如在海淀区六里屯的垃圾填埋场，我们隔得很远的情况下，去拍摄垃圾场全貌，保安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把我们挟持到垃圾场，很快，一个副厂长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能这么拍，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我不知道政府和我们善良的公民怎么成了仇人？我们碰到的，有提着菜刀上来的，有牵着狗巡逻的，我们的底片被强行曝光，磁带被洗。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甘拜下风，主动撤离。有风险的地方，我们就不去，采取迂回的方式。”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权利知道垃圾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公民的观看成为‘非法’的行为？”越是遇到阻力，王久良越认为自己应该冷静，做到相对客观地去呈现基本的状况，“我要尽可能多地向观众透露垃圾场的信息，让他们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这个社会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鲍昆说，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就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以350公里速度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触目惊心！” 　　在宋庄艺术村，甚至有一部分房子就是建在垃圾堆上。鲍昆对记者说了个故事：“栗宪庭有自己一个基金会，盖了一个建筑物，很棒。我跟他聊天，他告诉我，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建在垃圾堆上，我一挖坑，就挖出陈年的垃圾。可以说，整个北京朝阳门和建国门以外的地下水，是根本不可以抽出来就用的，因为集中了所有城市乱七八糟的东西。以至于老栗跟我说，这里太危险了，现在宋庄的水是从北京城里运过来的，当地的水没法喝。” 　　在王久良的拍摄中，鲍昆是介入比较多的策展人，当然，主要是帮忙找钱。“去年9月份在平遥，他当时很迫切解决生存问题，最早的动机就是怎么让久良生存下去”。王久良的拍摄工作，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盛事今来画廊的姜看提供了资助；企业家周其岳和欧阳星凯为他提供了拍摄的机器；这次展览和扫描、打印都是由朋友资助。为了王久良顺利地完成拍摄，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也帮忙开出特约记者证，自由职业者王久良拥有了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在连州的颁奖典礼上，王久良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在谈起自己的境遇时，王久良说，“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一个保持着自由精神的和自由言论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在环境面前，艺术变得不重要 　　“王久良的照片，呈现出了一个国在山河破的景象。”西安摄影家胡武功走进果品仓的展厅，就被巨幅的北京郊区被污染图片震惊了。“我经常乘坐飞机，没有看到一座山是原始的山。我没有想到北京近郊也被垃圾包围、被侵蚀。可以想象，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令人心惊的真相。” 　　王久良说，除了拍摄，他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促使整个事情的改变。在连州，他不断地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将媒体比作扩音器，他要让照片传播出去，让声音让更多的人关注整个问题。“现在有种风气，如果再讲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王久良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工作者身份，他并不只是一名摄影师，而是一个不断去探求事实的公民。 　　卢广也有类似的问题。鲍昆告诉我们“卢广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摄影师，但他拿到了许多新闻摄影的重要奖项。卢广在拍摄完之后，曾拿着照片，去找环保部门，表示，你不改，我就披露。他说得不得奖并不重要。不过，卢广得奖了，而且这个奖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反思。”鲍昆应该，新闻摄影师作为第四权力，如何利用好这个社会公器，应该成为所有新闻摄影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鲍昆说：“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很可能是当代艺术挟持了摄影师的思想。大家可能为了获取利益，或者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违反了摄影的道德。” 　　这样的思考，也正是连州摄影节策展人段煜婷希望探讨的问题，她提出过“新闻摄影已死”的论调：“在报业危机中，人们对新闻摄影的反思和认识走到了什么地步？新闻摄影的根本价值在哪里？” 　　连州摄影节的总策展人姜纬在连州的研讨会中发言说，王久良在没有一个专业策展人帮助之下，以一己之力，获得了金奖，他的拍摄尊重主题，水到渠成，做得很不错。不过姜纬也指出，“王久良是冲着金奖来的，无论是展场的位置、装裱都还是比较粗糙”。 　　鲍昆则认为：“王久良是怀揣着艺术理想来做这件事的，他也做得很棒，他觉得环境问题是对人类巨大的威胁，他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拍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找到我，让我看看照片。在我电脑打开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展览可办可不办，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觉得这是摄影界比当代艺术更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王久良对自己的理想到底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他除了重复自己某个重要论断，能够改变的并不多。 　　就在拍摄垃圾场期间，王久良认识了一位奇怪的老人。“你问他从哪来，他说不要问我哪来；你问他几个人住在这垃圾山上，他说，你看得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这位老人的家，就安置在通州区永顺县的一处垃圾场。在杂物遍野、恶臭袭来的地方，老人精心堆砌了一个低矮的平房，还用碎砖石垒起了一个小院落，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王久良也去老人家中喝过水。但当他第三次去时，没有见到老人。“当我跑到高处时，发现老人躺在垃圾坑中，双手放在肚皮上，像睡着了一样，我走到老人身边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只有不远处的粪坑依旧弥漫着漫天的臭气。” 　　王久良说，他并不能做说明，他希望这次在连州的展览，大家对这位拾荒者的观看，是对他的一次公开祭奠。 　　撰文：采写：本报记者 钟刚 供图 王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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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王久良：一年多拍400多个垃圾场万余照片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03日

中国青年报

　　天气好的时候，王久良会晒晒拖鞋，5000多双，“哗啦”倒一地，有的还是崭新的，包着塑料膜，印着大饭店的名字。这些拖鞋来自垃圾场，他雇人一毛钱一双捡出来，目标是捡够10万双，为日后的作品做准备。
　　王久良是艺术家，专职摄影。3年来，他开始骑着摩托车，后来开着他的“疯狂小面”，跑了3万多公里，去过北京400多个垃圾场，他对着垃圾拍照、摄像，第一批的两个“作品”已经完成：一个摄影集，一个纪录片，名字都叫《垃圾围城》，反响强烈。
　　正在酝酿的第二批作品，名为《超级市场》，拖鞋是其中的道具。
　　王久良说，两部作品是一种倒推的逻辑，《垃圾围城》是唤起公众对垃圾的关注，《超级市场》是想引发公众对过度消费以及资本生产的本质的反思。
　　关于垃圾的创作的思路，来自3年前王久良的一次归乡。当时，他正在拍摄一组名为《鬼神崇拜》的作品，走在老家山东省潍坊市的田间地头时，他发现，白花花的小塑料袋扔了一地，风一吹，白色垃圾满天飞。小时候戏水的池塘，也臭得不敢靠近。记忆中，农村很少有垃圾，儿时家里的水瓢是葫芦做的，坏了就扔，自然降解，装农药的瓶子，一年用一个，用完就回收。现在，这些垃圾从哪儿来的？又到哪里去？王久良脑海闪过这个问题。
　　回到北京，他陷入思考。在和著名摄影家鲍昆老师多次沟通之后，他感觉，一个人能量的释放应该和这个社会发生关系，他决定以垃圾为题材，进行创作。
　　他跟踪小区垃圾回收车，走进了北京的垃圾场。看到的场景，让他震撼。垃圾就在城市周边，一车车运去，被掩埋、焚烧，气味刺鼻。垃圾场不远处，一排排新楼拔地而起。
　　他决定，举起相机，记录这些垃圾场的生态。
　　很多垃圾场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灰色”地生存着，王久良的拍摄工作危机四伏。他形容拍摄就像“闪电战”：搬个梯子，冲上墙头，举起相机，猛摁快门，然后骑上摩托车，迅速走开。即便如此“神速”，也并不是次次顺利，其中的苦只有他和同伴儿知道。
　　有一次，在朝阳区的某垃圾场，他站在高高的旧楼板上刚拍完，一低头，身边悄无声息地冒出来十几个年轻人，将他们团团包围。他和同伴儿被带到一个小屋里，分开审问。甚至有人警告他们，如果以后敢再来，就把他们当垃圾埋了。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
　　后来常有人问他，这么危险的事，你难道不怕吗？
　　王久良回答，拍摄的时候不害怕，“人一旦心里有个目标，想做成一件事，别人看起来很苦的事情，自己并没有那样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进入战斗状态，那种血脉贲张、必须实现的感受，反而觉得很刺激。”
　　拍摄经历，有苦有乐，还有哭笑不得。有一次，王久良在某违规垃圾场拍摄时，场主过来问，“你是哪个媒体的？”
　　王久良不作声，只是拍照。
　　后来得知王久良只是个搞摄影的，场主很生气，一帮人把他架到了办公室。场主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你怎么能偷拍呢？做人要讲道德，你知道吗？”
　　王久良说，“当那些人在给我上道德课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哭笑不得。”
　　一年多时间，他拍摄了400多个1万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场，留下1万多张照片，每一张都震撼人心：某垃圾场上，200多只绵羊正吃着垃圾，为防止羊生病，羊倌给羊注射抗生素，这些羊又被卖到城市，进入餐桌；有个垃圾场，烟雾缭绕中，一群奶牛在垃圾上觅食……
　　他在地图上标注了这些垃圾场的位置和坐标，一条垃圾场形成的“环路”围着北京。
　　2009年12月，王久良精选17张照片，参加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此后，他的作品开始引起了官方的关注。2010年4月，一位中央首长对他的作品进行批示，北京市政府决定在2015年以前，投入100亿元对垃圾场进行治理。《垃圾围城》在宋庄展出时，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70多名政协委员参观，并要求下发画册至各区委。
　　忙活了这么久，久良的生活并不宽裕，3年内，他的创作大多数靠赞助和朋友的资助。获奖的奖金，也被他用在了继续创作上。有一次，国内某新闻单位曾邀请他担任摄影记者。面试前一天，王久良想了一个晚上，他认为，在垃圾的问题上，自己还有很多想法没有实现，最终，他放弃了去做摄影记者。
　　王久良的坚持，最开始是因为创作，而现在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责任感。
　　长期关注垃圾问题，王久良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宾馆，他喜欢光着脚，不使用一次性拖鞋，牙具随身携带，尽量不去超市购物，手机多年没有更换，身上穿的衣服也总是简简单单。看过他照片的朋友，有的一下就成了素食主义者。
　　现在去逛超市，王久良的心情和别人不一样。在他看来，超市也是一个垃圾场，精美的包装很快就会变成垃圾，甚至包装里的商品，他认为大部分也是垃圾。
　　王久良对垃圾的思考和研究不断深入。
　　“我们得先承认一个事实：垃圾总量在增加，垃圾处理已经严重超负荷。但是，垃圾从哪里来？是谁制造的？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真的搞清楚了吗？”王久良问。
　　身边的人很难给他满意的答案。他受邀到国外考察，自己买书研究，慢慢地有了自己的见解。
　　他对垃圾分类持保留意见。“垃圾分类仅仅是有助于垃圾末端的处理，它并不是解决垃圾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垃圾分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于何为真正的垃圾源头减量的认识。”
　　王久良两臂张开，描述两个场景，“我见过废家电的垃圾场，无法计数的废旧冰箱叠放在一起，高低错落，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城市。我也在垃圾场上见过大量的‘塑料’人体模特，残臂断腿地摞着。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很震撼，我也明确感受到人类消费的疯狂。”
　　垃圾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王久良说，是消费主义横行和不断升级的资本生产。前几年，销售界有句名言，“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王久良对这样的说法保持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商品在改变世界，垃圾不断产生，生态严重恶化。
　　“欧美用150年的时间形成消费文化，而我们只用了30多年。我们曾经崇尚节俭，现在却疯狂消费，然后，消费产生垃圾，垃圾影响人的生活。有谁想过，这样的发展方向对吗？”王久良反问，“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商品才算个够？”
　　这样的反思，推动着他的创作。
　　在《超级市场》中，他希望借助垃圾与商品、垃圾场与超级市场的身份置换，来探讨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同人们所秉持的主流消费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
　　现在，常有人问他，你现在如何定义自己的身份：艺术家？环保人士？
　　王久良会说，“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本报记者 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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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王久良用18个月时间走访北京周边的垃圾场，拍摄了10000多幅照片，然后在GOOGLEEARTH上把垃圾场标注出来。【來源：鳳凰衛視】

帖子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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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摄影师的调查-王久良

姓名:王久良         年龄: 35岁        职业: 自由摄影师   从事摄影创作的时间: 11年（从爱好转为安身立命的行当算起） 近期主要创作的摄影作品:《垃圾围城》 1、 如果别人在您的头上冠以“新锐”的帽子，您是否认可？你怎么看待“新锐”这个词？     别人对我如何称谓，那可真是别人的事情，我向来不关心这个问题。至于是否“新锐”，我觉得自己充其量算是半个，不“新”，但“锐”。     我所认可的“新锐”，主要反映在对作品的操控上，首先是否对现象具有敏锐的观察和独到的见解，其次是否对本质具有深入而锐利的剖析能力。 2、 你是如何确定自己的拍摄风格？对你来说，拍照意味着什么？生活中，平常你最关注和关心什么？你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什么？创作主题的确定，通常是您自己来完成，还是有其他方法？     对于生活中诸多问题的关注，这是随着时空的转异而同时在变化着。反映到摄影创作中，那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自身境遇之下，摄影的主题以及相应的拍摄风格均会有所不同。所以，我向来不会刻意地局限拍摄主题与表现形式。     现在来讲，我更多的是关注自身与环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在纷繁的环境万象之下呈现我个人的观察、思考与介入。至于创作，我自主选题，但主题的方向通常会与很多相关的学者一起制定，因为近期的这些选题涉及的知识面都非常广，我自己力有不逮。 3、 大多摄影人认为新锐摄影师的作品就是看不懂的照片，您怎么看，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受众能否看懂？您介意受众的观看态度吗？     “深入浅出”一直是我所秉持的创作理念。这不单是一种能力的考验，更是一个态度是否真诚的标志。我认为摄影是作者与观者对话的一种方式。如果绝大多数的观者对你的作品不知所云，那只能说明你并没有成功地传递你所要言说的信息，所以这首先是一个交流能力的问题。如果作者刻意使用非人类的语言体系却与人类交流，这只能说明要么这厮有病（可以原谅），要么就是交流的态度极不真诚（可以拒绝）。 4、 我们想了解一下你的生存环境如何？在创作的过程中，您是怎么解决经费问题？您有得到过一些扶持吗？比如说创作资金、创作思路、老师指导或者是媒体宣传等方面的帮助？您认为对于自己的摄影创作，您最需要的帮助有哪些？     自主创作，不主为人民币服务，所以大多时候也就不受人民币的待见。又因为所从事的行当还有点文化产业的属性，所以也有时候你要想使用我的劳动成果，不给点人民币也不行。我的生活就是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对峙中过着。     万幸的是还有那么多的老师与朋友在背后给我扶持与帮助，这也不至于让我这蝼蚁之命中途变节。现在一心想的是以自己的劳动予他人以回馈，而非索取。当然，对于知识的索取永不满足，因为我仍未看清这个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所以仍需恳请所有师者教诲。 5、 你是否介意一些媒体、画廊之类的为你的作品做宣传，或者是举办展览?近期，众多摄影人和媒体也都在关注新锐这个话题，作为新锐摄影师的你有何感想？     作品，没有传播就没有意义。     作为半个新锐，我觉得对于新锐话题的关注是件好事。毕竟有关注才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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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档案：王久良简历2011年09月30日





王久良，男，1976年出生，2007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现作为自由摄影师，工作、居住在北京。主要作品有《往生》《礼魂》与《极乐》《垃圾围城》及同名纪录片。


主要展览：
2011年，“Beijing Besieged”，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美国
2010年，“大爆炸”，悉尼白兔美术馆，澳大利亚
2010年，“美丽心灵”，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北京
2010年，“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宋庄美术馆，北京
2010年，“不一样的风景”，北京798艺术区映艺术中心
2009年，“垃圾围城”，2009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连州
2008年，“极乐，当代中国摄影学术展”，2008连州国际摄影年展，连州
2008年，“全景——四人影像展”，北京798艺术区大河画廊
2008年，“魅影的魅力—王久良摄影作品展”，北京798艺术区臻空间
主要荣誉：
2011年，2010色影无忌年度影像奖“年度摄影师”
2010年，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跨界”评选大奖
2010年，法国Mod' Art国际服装学院年度艺术基金
2009年，2009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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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发现者本刊记者 赵志伟 《 民生周刊 》（2011年第32期）


    近年来，一个漂在北京，名叫王久良的年轻摄影师，凭借系列摄影作品《垃圾围城》以及同名纪录片，声名鹊起，甚至因为这些作品吸引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作了很长的批示……不久之后，北京市周边的垃圾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
    为此，有媒体报道称，“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万里长征”追垃圾
    王久良，男，山东安丘人。1976年出生的他，在上大学之前，就是一个执着的摄影爱好者。1994年，还在读高中时，王久良就开始研习摄影。1997年，高中毕业一年后，他在济南建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期间历经生活的艰辛和坎坷。  
    为了继续学习摄影，他先后3次考入大学，并两次因为对师资和学校的管理不是很满意，从大学退学，直到2003年，26岁的他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学习摄影专业。4年后，王久良大学毕业，作为科班出身的自由摄影师，一直北漂至今。
    说起“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的拍摄缘起，时间要回溯到2008年。那时，王久良刚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不久，正在拍摄《鬼神信仰》系列摄影作品的他，为了寻找纯净的自然环境，回到老家山东安丘。
    然而，在老家拍摄的日子里，王久良的目光逐渐移位，开始聚焦到田间地头无处不在的装农药的塑料袋。原来装农药是用棕色瓶子装，一个瓶子可以用一年，现在每使用一次都会产生一个塑料袋，王久良便开始了反思，“是继续关注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还是关注现实？”
    2008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节期间，王久良见到了国内知名策展人鲍昆，把自己有关垃圾题材的详细拍摄方案和计划拿来与之交流，并最终获得了鲍昆的认可和资金支持。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着手关注北京的垃圾场，“最开始想的并不是拍《垃圾围城》，最想拍的是垃圾背后本质的问题。”不过，随着进程的深入，他发现这个垃圾场本身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垃圾场在哪？有多大规模？垃圾从哪来？它对周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与周边自然、人文环境发生怎样的联系？
    作为普通的摄影师，王久良自然无法从相关单位得到详实的数据和信息，于是他用了一个最笨的办法——骑着摩托车追踪垃圾车。
    多年以来，王久良一直租住在北京东五环外一个喧闹的小区。这一年的10月，他开始从所住小区的垃圾箱出发，跟着垃圾车，一路追踪至北京郊外的垃圾倾倒场。他用最笨、最原始的方法把北京近郊的垃圾场找到，然后，一一标注，统计。
    从2008年10月以来，王久良用四处筹措的费用，几乎走遍了北京周边的四五百座垃圾场（主要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拍摄了近5000多张照片。   
    这些垃圾场往往都有上万平方米的规模，王久良尝试将这些垃圾场的具体位置用黄色的点，在地图上做出标记，竟然发现整个北京城已被这些点包围。于是，王久良给他的系列摄影作品命名为“垃圾围城”。
    “北京周边的数圈，从五环到六环，从零下13度到零上30度。到现在，曲曲折折的一共跑了一万四千多公里，这也算是赶上长征了。”王久良说，“垃圾处理属于市政项目，而市政项目于情于理，都应该向老百姓公开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但我们的垃圾到底在哪里？北京交通图上是没有一座垃圾场的，那地方都是空着，没有任何标注。”
    如今，这项标注工程，王久良显然已经做到了。
    “引来百亿投资治垃圾”
    2009年12月，王久良用其中17张图片，在广东连州举办的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他成了“著名垃圾摄影师”。
    不过，对于这次获奖，王久良谦虚地说，“我仅仅是代表很多人来领奖。”他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事实上，不仅如此。作品拍摄完成，并非一劳永逸。随后，越来越多的媒体加以报道，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传播，引起社会关注，打开了绿灯。特别是2010年2月，新华社跟进做了深入报道，一位中央领导人看后作了很长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确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
    期间，2010年3月，北京市市政管委约见王久良。然而，在正式谈话之前，双方就王久良是否可以用DV记录整个过程出现了分歧。王久良认为，自己是一个记录者，北京市市政管委对这件事的看法和态度，是自己所需要的。另外，王久良觉得，为避免外界认为他在这里做出妥协，得留个资料。结果，你来我往两个小时，还是不欢而散。
    “他们很敏感，我也很郁闷。我是作为一个民间力量来给你们的工作提供协助，结果你们脸上不好看。别人揭我的短，我肯定也不好看，但是如果大家正视这个问题的话，本来是可以把坏事变好事的。”王久良说起这段经历，无奈中夹着些许愤懑与不解。
    但是，北京市政府毕竟已经下文，在未来5至7年内治理完所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在2015年前，将直接投资100亿元，用于新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
    2010年6月至7月，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顺利移师北京宋庄美术馆。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率70多名政协委员参观了展览，要求下发作品画册至各区委。
    2011年4月3日，在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纪录片《垃圾围城》吸引了很多观众。原本计划只有七八十人的场子来了近300人，最后连嘉宾栗宪庭都没能进去。
    为了配合2011年6月5日“国际环保日”的宣传活动，国家环保部直属部门也曾和王久良商讨《垃圾围城》的全国巡展。
    6月中下旬的一个上午，记者见到王久良时，他刚刚熬夜醒来。如果不是跟记者有约在先，他可能“早晨从中午开始”。
    王久良对记者表示，《垃圾围城》系列作品的拍摄部分和垃圾场的回访工作差不多结束了，他正在忙着跟国内外一些机构联系，期望自己的影像作品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此前，王久良曾对媒体表示，“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
    而今，王久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甚至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刚开始拍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艺术不重要，要先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基本目标就是解决垃圾场的问题。”王久良很欣慰地对记者说，就垃圾场的回访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垃圾场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清理，还有小部分没有清理，这部分主要是集中在北京市通州区。
    “都在索取时，谁做社会事？”
    王久良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短短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直觉认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我一直在坚定地为自己的理想前行，一直坚持到目前都没有改变。”王久良很是认同记者对他的这个评论，坦言要“做一个独立的观察者，用摄影和纪录片呈现个人的看法。”
    然而，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全部摄影作品和同名纪录片，至今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物质上的丰裕。两年多坚持下来，他甚至为此有好几万的外债没有还清。“拍摄《垃圾围城》投入了近30万，至今还有外债没有还。”不过，王久良就此表示，“从没有指望《垃圾围城》来赚钱。”
    两年多来，王久良的《垃圾围城》摄影作品，由于拍摄题材的限制，很难进入商业市场，更难以进入画廊进行销售，他只能依靠过去作品的收入、朋友和艺术机构的资助以及部分获奖作品的奖金完成《垃圾围城》和同名纪录片的摄制。
    “2008年拍摄时，只有投入。靠的只是鲍昆和栗宪庭两位老师提供的有限的资助。”王久良说，“主要还是这件事情本身吸引着自己，认同它的价值，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价值。”
    “主要是想呈现出一个事实，其次就是靠理想在支持，觉得这个事情有意思。”王久良强调说，“在拍摄中有个人的收获，也很快乐。2010年后得到了法国的基金支持，资助我完成这个项目；国内的一个文化公司也投资了一部分钱，用于剪辑和宣传，之后在第六届宋庄文化艺术节上也获得了奖金。”
    尽管如此，纪录片《垃圾围城》的画面还是由东拼西凑来的索尼、松下、佳能3台摄影机先后分段摄制才最终完成的。因为没钱，没机器，王久良的拍摄进度一度停拍三个月，连吃饭都困难。
    虽然，有些单位也曾给王久良提供了摄影记者的职位，“机会挺好的，比较吸引我，但是自己更喜欢自由工作的环境，不想自己的价值观被束缚。”王久良认为，“过多的关注商业的摄影，自己的理想和眼光会有所偏离。”
    摄影科班出身的王久良，曾经也给时尚杂志拍片，精心布灯，耐心后期；也曾因为个人兴趣，做过一段时间的观念摄影，主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鬼神信仰。（前文所提《鬼神信仰》摄影即此）
    “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自己索取，无暇顾及其他的事，但是大家都在索取的时候，关乎社会利益的事谁来做？总是要有人去做一些事情。”王久良对记者如是说，也脚踏实地的这样做了。
    “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这么大的国家是需要牺牲精神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会有很多局限。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王久良始终认为，艺术家，摄影师不是流离于社会之外的，摄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有自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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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逼你直视北京垃圾围困之城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09日

《小康》杂志

　　垃圾多了，无处安放。人们焚烧它、掩埋它，在垃圾堆上铺上草坪，盖上新房。无数现代景观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上崛起，它们美丽妖娆，以致让人们忘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垃圾山下，一座臭气熏天的泔水养猪场。养猪人从城里拉来变质的厨余垃圾喂猪，然后再把猪肉运回城里，如此循环。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200多只绵羊整个冬天都在垃圾中翻拣可吃的东西，不洁净的食物使绵羊极易发病，绵羊主人不得不经常给它们注射药物。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垃圾场建在一条小河边，附近的奶牛养殖场每天都在河里饮牛，喝足了水的奶牛还要扫荡一遍垃圾场，搜寻食物。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这里有一座垃圾转运站，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源造成不可逆转的污染，而其周边全是蔬菜生产区，浇菜用水取自地下。
　　……
　　以上这些，是一位叫做王久良的自由摄影师用镜头记录下的场景。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走访了北京周边400余座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环绕着这座城市。王久良因此给自己这个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2010年夏天，被精选出的部分项目照片在北京宋庄美术馆展出。
　　“艺术对我一点都不重要了”
　　作为展览策展人，摄影家鲍昆对王久良的印象是“有思想，没有沾染许多年轻艺术爱好者那些急功近利的坏毛病。”
　　王久良拍摄“垃圾”何止不“急功近利”，简直带着股“拙”劲。
　　2008年，为创作一部反映中国民俗文化的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王久良回到老家山东的田间地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处处可见小水塘，蛙鸣阵阵，鱼和蝌蚪不时出没。但回去之后，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当有一个东西突然击中你内心时，你便会思索”，王久良回忆，正是家乡的“突变”震动了他，“我脑海里忽然闪现了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于是，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回到北京后，王久良开始了他的“垃圾探索”。每天早上6点，他骑着摩托车准时出发，一路尾随垃圾车，用这种笨办法，王久良到达了北京周边一个又一个垃圾场。
　　之后，王久良把这些“发现”借助Google Earth上的地图弄清其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他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北京团团实实包围起来。
　　王久良根据Google Earth分析出的“垃圾所在点”制作了一个指示图，一个个进行实地考察，在北京五环到六环之间锁定了400多个具备相当规模的拍摄“备选地”。“规模小的，都没算在内。”王久良说。
　　根据前期摸索，王久良有了一套辨别垃圾场位置的“窍门”：“一片空地冒着黑烟，很有可能是垃圾场焚烧垃圾；另外，还可靠气味判别。”王久良说，当距离垃圾场3公里的时候，一般就能闻到刺鼻的味道。在他拍摄时，就有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气味，他们夏天根本不敢开窗，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大型的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建立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的，而北京现在大填埋场仅近郊、五六环中间的就有近10座。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
　　然而，又何止是“恶臭”？从通州到朝阳、丰台、昌平、海淀、门头沟……，王久良在追踪、拍摄垃圾的过程中，也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电影”：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边烧烤；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摆出各种造型拍摄婚纱照；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有人闲情自得地垂钓……
　　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的一句台词，“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你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在王久良看来，公众并不缺少发现真相的能力，只是缺少面对真相的勇气。“我也可以在麻木中充分享受生活的幸福。但我已经看到了，所以我感到无以诉说的痛苦。”
　　化解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用镜头把真相转述出来。“当我进入一个垃圾场时，开始是以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但这样不行。我会停下来，抽支烟，想很多事，镜头也会冷静很多。”
　　王久良有几本厚厚的创作笔记，记录着他的拍摄计划、心得与反思。他说，在拍摄进行到半个月时，他把自己全盘否定。“开始时，那种单纯地反映脏乱差，是没有意义的。我更多要考量的是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比如，我拍大兴区的两个垃圾场，周边全是菜田。大兴是北京的‘菜篮子’，所有大卖场的蔬菜都来自这里。当这么一个垃圾场对地下水造成影响，浇水都取自地下的时候，这个垃圾场就跟我们有关系了。”
　　当逐渐把自己的这种创作思路贯彻下去后，拍到第三个月时，王久良找到鲍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了。”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或许他觉得，在摄影越来越走向精英化的今天，能像王久良这样，以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方式，用手中相机积极参与社会的人太少了。“如今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大家为了获取利益，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鲍昆说。
　　在鲍昆看来，“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了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至于王久良，则把自己的工作定义为“搜集证据”，而非创作一件艺术品。采访时，他对记者说，宋庄美术馆《垃圾围城》展览开展不久，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等一行70余人参观了展览，并希望他提供全部资料，印成画册下发各区委、镇委以及相关责任组织。
　　另外，随着多家媒体的报道，从上至下，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垃圾问题。项目拍摄完成后，王久良几乎会回到每个拍摄地进行“回访”，“有些已得到了整治”，这让王久良觉得，历时一年半的努力终于见到了实际效果。即便些微，但终是好的。
　　拾荒者，还是“垃圾人”？
　　在王久良拍摄的照片中，有一系列名为《城边》。它记录的，是垃圾场内数以十万计的拾荒者。仅在那座位于卢沟桥以北永定河西岸的垃圾场上，高峰时就聚集了2000多名来自四川、安徽、河南等地的拾荒者。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了垃圾分类与回收的主力。
　　王久良说：“若没有这些拾荒者们的辛苦，北京恐怕早已被垃圾淹没。” 因而，他所拍摄的《城边》系列并没有刻意表现拾荒者的穷苦与哀愁，相反，他所表达的是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在与拾荒者接触时，最触动王久良的，是那些从小生活在垃圾场上的孩子。“他们满身尘土，但眼神永远坚定。”孩子的眼神，让王久良一次次按下快门。“恰恰因为那种恶劣环境，他们反倒生长得更茁壮，更有韧性。”作为成年人，王久良从孩子身上看到的是勇气。
　　孩子，也是王久良让拾荒者接纳自己的“那扇窗”。在王久良之前，曾有摄影记者试图接近并曝光这些拾荒者。“那些成年人对手持相机的人，有天生的敌意，认为镜头只会让他们陷入更难堪的境地。”王久良说。
　　为消解敌意，一开始王久良只为孩子拍照。“1，2，3，茄子！”镜头记下孩子纯真的笑。之后，王久良把相片洗出。孩子们举着相片飞奔回家，“爸爸妈妈快看，王叔叔照的。”不久，这个手持相机的人就成了拾荒者口中的“久良”。“久良”为他们拍夫妻合影，拍全家福。“1，2，3，茄子！”之后，他们对着相片说，“拍得真好！”“如此平常的称赞，特别温暖。”那时，王久良就想，所有的摄影艺术，都抵不上你的工作能给别人带来些实实在在的快乐。
　　正是出自对“久良”的信任，有天，一个母亲拉着王久良说，能不能为自己患有心脏病的6岁儿子，找到“国际红十字组织”。孩子急需手术。可王久良发现，这条路未必可行。“当时，排队等待救助的就有四五千人，何时轮到他？”
　　王久良再去拍片时，告知了男孩母亲这个不顺利的消息。那天，同行的还有鲍昆。“鲍老师和他们说，会尝试找摄影圈中的朋友帮忙。但他婉转地表达，只能尽力而为。”但一出门，鲍昆便对王久良讲：“一定得帮！”之后，鲍昆在博客上发出号召《大家伸把手》。结果仅三天摄影圈内，捐款近5万元。同时，鲍昆还在联系医院。最后，他找到了武警总医院。院方决定为男孩减免一半费用。“手术很顺利，刚刚做完，孩子指甲盖就变红了，嘴唇也有血色。现在上学了，特别圆满。”谈这些时，王久良始终挂着笑。
　　尽管小男孩这件事对王久良是一丝安慰，但他知道，对拾荒者来说，他毕竟是一个旁观者，“可以坐着聊天、抽烟，但是隔阂永远存在，不可能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王久良说，拾荒者几乎不会把他让到家里去。“他不想让你知道，他多么窘困。我也刻意的、主动的，去尊重他们的自我保护。”因此，王久良的照片中没有拾荒者家里的室内场景。“非要拍到所有的一切？非要看他们到底没什么东西、到底喝什么水、吃什么饭菜？我不想满足这种窥探欲。我更反感出入别人的苦难。”
　　更何况，在王久良看来，“苦难”只是外人对拾荒者们的预设立场。“我问过一个老大爷，有天没有垃圾了，不捡废品了，怎么生活？他说，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不捡废品，咱干别的。”大爷说得稀疏平常，带着乐观。“我们对他们该少一些傲慢与偏见，多一些理解与宽容。”王久良说。
　　在拍摄《城边》系列时，王久良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他独自一人住在高高的垃圾山上。他用碎石垒起院落，客厅卧房，分得妥妥当当。当王久良第三次推开老人家的房门时，小院空无一人。他跑到高处，看到老人躺在垃圾坑中，睡着一样。他走近他，发现老人身体已冰凉。没有人知道老人是谁，亲人在哪儿。“阳光下，有人就这样孤独地死去。究竟谁该反思这个问题？”王久良最后拍下了几张老人安详躺在垃圾坑中的照片，借由展览，无数人在照片前驻足观看。在王久良看来，这，是对生命的一次公开祭奠。
　　作家格非在评价王久良这组《城边》作品时说，自己曾经问过一所大学环境系的一个老师：“全世界都在进行垃圾分类的时候，北京为什么不分？”这位老师告诉格非，中国不需要分类，因为有那么多垃圾工。“王久良的照片再一次提醒我们，在一部分人眼里，人也是垃圾，他们可以被处理掉。”格非无不悲哀地说。
　　在国外很多国家同样存在拾荒者，但他们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属正规军。至于国内，按照王久良的说法，“他们与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垃圾，他们在垃圾上构建生活梦想。”人们热衷于讨论他们给社会带来了哪些问题。但是他们怎样从昨天走来，又将怎样走向明天，却鲜有人关心。
　　在王久良的摄影作品公之于众后，一座非政府管理的“野垃圾场”迅速被取缔。所有拾荒者要么被迫迁走，要么卷铺盖回了老家。而在那座取缔了的巨大垃圾场的上面，是2013年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举办地。
　　欲望，多少算够？
　　王久良用相机逼迫着人们直视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然而，如何解决这种困境？
　　北京市目前垃圾日处理能力约1.04万吨。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每天都有8000吨的垃圾无法处理。焚烧，似乎是让如山的垃圾从眼前消失的最快捷方式。然而人们担心的是，焚烧会排放大量的二恶英类污染物。这种可导致胎儿畸形的一级致癌物难以降解，据说一旦进入人体，10年都难排出。
　　目前，或许还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垃圾焚烧，除非你不产生垃圾。因此，王久良把矛头指向消费主义，“那只有尽可能少产生垃圾！”王久良下一个摄影项目《超级市场》，便是让人们反思过剩的消费欲。
　　《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曾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小书——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书里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以及由其导致的恶性循环。“书里没有提中国，但所讲的欧美国家曾经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我们应当以此为鉴，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闻丹青说。
　　在王久良看来，节制欲望首先在于改变内心。结结实实地在垃圾场坚守了18个月后，如今的王久良住宾馆，再不使用一次性用具，宁可打赤脚也不穿一次性拖鞋。逻辑很简单，“打个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选择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不会死。”王久良说。
　　但在消费主义泛滥的时代，王久良朴素的想法实现起来何其不易。只是，在我们看到他拍摄的那一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后，触动总该有些。
　　于是，请记住这个事实：我们身边的垃圾筒并非魔法装置，它不像韦小宝的化尸粉，一个尸体可给消灭无形。正因如此，电影《机器人总动员》里的场景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地球废品分装员，每日循环往复地处理着堆积如摩天大楼般的人类垃圾。而人类自己，早已被挤压出那个曾经赖以生存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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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2009-12-14 09:53   南方都市报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一位拾荒老人在垃圾山上造了间小屋，但他现在已猝死在垃圾山上了（左下角）。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富豪村。牛羊在垃圾里扒可吃的食物。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一个女人抱着小孩，孩子的母亲在旁边捡可回收的纸板。

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图中黑色的流状部分是运来倒掉的黑色粪便。

北京通州区梨园地区。在这个垃圾场上，每天都有车来倒垃圾，每两三天就焚烧一次，伴随着刺鼻的臭味。
王久良在每个大型垃圾场的地方，划上一个小圈，最后，他发现地图上的小圈形成了一个大圈，而在圆圈的中间，正是首都标志的五角星。这被摄影家胡武功感到心痛，是“国在山河破”的痛。
摄影批评家鲍昆认为，王久良拍摄的垃圾，是现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无休止的欲望，无穷的垃圾，地球正在进入垃圾时代，垃圾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鲍昆说“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这个社会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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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边的巨型垃圾填埋场，串成一个五角星
北京冬日的清晨，雾气弥漫，宋庄瞳里社区垃圾场内，燃烧垃圾的烟尘和雾气连成一片，视线已经很模糊。一辆刚刚到达的垃圾车，马上就围上来一群裹着头巾的拾荒者，他们希望从倒下来的垃圾中，扒到可以回收、再出售的物品。
和拾荒者们一同在垃圾中翻捡的，还有200多只绵羊在垃圾堆中寻找食物，它们的毛皮上有一层厚厚的污垢，散发出刺鼻的臭味。王久良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樊雪菘，已经攀爬上一处垃圾堆，选好最佳拍摄位置，开始一天的工作。
宋庄是王久良在北京地图上标注的一个点，同样的点，有400多个，王久良打算将北京的垃圾场逐个拍完。目前，摩托车的行驶里程是7500公里，“再跑上5000公里，就是两万五千里长征了”。从王久良绘的地图来看，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也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11月5日，王久良带上这些耗时近一年、至今还在继续的作品在连州摄影年展上进行首次展出。他一共拍摄了400卷120胶卷，总共4000张照片，自己选了一次，淘汰到120张，最后，策展人选取了其中的17张照片，才拿出来进行展出。
“考虑到摄影节的主旨需要强有力的作品支撑，而王久良拍摄的北京周边的垃圾场问题，是对当下的消费社会和急速发展的中国城市，有巨大警示作用。”摄影评论家鲍昆说，让王久良拿出还没有完成的作品来仓促参展，是考虑到他的作品贴近“新闻摄影”的主题，更重要的是让王久良的这项计划被更多人知道，让他得到资助继续拍下去。“没有多少收入来源的王久良，随时可能中断这个项目”。
段煜婷将王久良的出现，视为今年连州摄影年展的一项“秘密武器”。获得金奖的王久良，将得到连州摄影年展颁发的一万元奖金。
为了让这组照片最好地展示，连州摄影年展艺术总监段煜婷还将果品仓展区最大的一间屋子给了王久良，照片环绕展厅。在大展厅中，新砌了一个小房间，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循环放映王久良和摄像师樊雪菘完成的纪录片《一部影片的草稿》；背面狭小的空间里，展示的是卢广的20张照片：《关注中国污染》，他刚刚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大奖。
尽管他们都关注环保，但也有所分别，王久良持续关注北京的垃圾场，而卢广的《关注中国污染》，是他5年里拍摄数万张污染问题照片中的40张。“这40张图片我没有直接说一个地方。如果40张都说同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卢广说，他的镜头涉及全国12个省份，“你看，别的省也一样。大家就无所谓一点。"
王久良的照片，以大全景的方式记录了与生活区毗邻的巨型垃圾填埋场。画面中，奶牛在严重污染了的温榆河饮水；在北京的“菜篮子”大兴区，垃圾转运站周围，就是一片片大棚蔬菜种植区；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流边烧烤，在臭气冲天的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展现垃圾场的脏乱，不是我要做的事情。”王久良说，呈现一个垃圾场的基本形态，考察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才是他考量的重点。
“我拍大兴区的垃圾转运站，周边全是菜地，垃圾污染了地下水；而大棚蔬菜需要浇水灌溉，水又是全部取自地下；奶牛在被污染的河中饮水，在垃圾场上寻找食物；当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也许这些羊肉就来自在垃圾场上扫荡的绵羊，这些羊不停地生病，羊倌们也不断给它们注射抗生素。这都说明，垃圾场和我们关系紧密，甚至危及到我们的生活。”王久良说。
一张《北京市丰台区永合庄垃圾填埋场》的照片，也贯彻了王久良的拍摄方法。一个巨型的垃圾填埋场，覆盖上了一层防渗膜，垃圾被一层层填埋、碾压，景象壮观。这幅有点像展示垃圾填埋技术的照片，王久良在“图片说明”中道出了其中的问题：填埋场半径700米之内有背景著名的经济中心———总部基地，600米内有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 世界公园，还有10个住宅小区和10多个村庄，涉及人口7万多。
王久良表示：“有一个数据，垃圾填埋场和居民区的安全距离是500米。实际上，距离垃圾填埋场3公里，味道就非常刺鼻，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选择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而北京恰恰是这样。北京现在大填埋场是16座，近郊的、五六环中间的就有8座之多。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在一家杂志的专题配图中，市民们戴有防毒面具在家中看电视、聊天，尽管这张图片不无戏谑色彩，但是，污染问题的严重和大家盼望问题得到解决的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在王久良的展览前言中，鲍昆说，“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让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