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演进过程中的新锐思潮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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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永权：谢谢长江兄这么广博的发言，作为三峡的子女，果然身上有很多灵动之气。针对长江的发言，刘树勇教授有话要说。

摄影批评家刘树勇发言  拍摄/张静

    刘树勇：本来我是不太想说的，我和他们相比已经老了。但是我看长江兄年龄比我小不了几岁都这么狂妄，我也狂妄一把。他是楚人，而且他有一个叔叫屈原，所以我就能理解长江兄说的话，有作法的感觉，我们可以放开说。
    他说的一点我非常赞同，所有的摄影师，不管你做什么，包括一切，包括一切的事情，包括上厕所，一个道理，聚精会神，说白了对自己要有基本的诚恳，对自己内心的诚恳，说白了，我可以不对天下负责，我得对自己负责，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现在的摄影师在这点上，特别是这次新锐，在这点上我看到很多特别好的表现，当然有一种模仿的，过度样式化的，我还是认为有样式化的倾向，包括景观摄影，而且我从私下了解一些摄影师，在视野范围内把景观，包括社会的风景或者批判的风景作为自己的语言方式，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实上他自己是否有内心的认同感？有一些摄影师我比较了解，所以我说这个话比较负责任，我觉得值得怀疑，我认为他没那么诚恳，可能是为了获奖，从他们的影像呈现可以看出来，我觉得诚恳很重要。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赞同长江兄的观点，谁抓住了年轻人谁就抓住了未来，这是生物本能，这和文化判断没有什么关系，你说一个女的平时怎么样都无所谓，如果怀孕的女人，我们坐公共汽车，我建议大家，特别是男士，距离她至少两米，我见到一个一米五的小姑娘，怀孕的，把一个一米八的男士打得满地找牙，为什么？因为兔子有孩子，这是生物本能，我说的有一点远了。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判断里，可能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拿文化说事，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警惕，可能是我这个年龄受的教育普遍有这种倾向，就是革命意识，我认为对革命意识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别是这十几年，有自己内心的反思过程，我们说任何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革命意识？除旧更新，推陈出新，砸烂一个旧世界，推出一个新中国，当然政治上也好，社会根源上看到革命的痕迹，历历在目，但是我们自己很多日常行为对于新旧的判断，对新旧的判断，新约等于好的，旧等于过时了的，OUT了。我个人有一个理解，人类所有的思想方法也好，它之所以产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其他的方法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方法，但是这个新的方法只能解决这个问题，某些问题可能还是旧的方法能解决。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一个老一代的摄影师，任曙林，他拍的中学生，总是追着我给他写文章，他很早就有柯达的照片，是七十年代初期的，当时他那么多照片给我看的时候让我写文章，我当时奋笔疾书写了六千多字，写完以后觉得怎么都不对，都是泛社会学、美学的的，说完之后自己隔两天再看就是不对劲，和作品没有任何关系，特别是用新的方法，说得完全不对。我有一天上厕所，我上厕所往往来灵感，我突然想到了很原始的，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方法，精神分析学，我感觉用精神分析学来解读他中学生的作品太准确了，我自己看都感动，特别是看他更多的照片，很多没发表的照片，你感觉完全就是一个人借用相机的组合，当做一个假像，当做一个幌子，你说他意淫也好，你想一个年轻的一个小伙子，18岁、19恩岁，20岁出头，在那个年代，高度进步的时候，男女拉拉手可能都麻烦，在那个时代怎么接8近女性？摄影是个好的媒介，相机是个好的媒介，借用镜头来进行背后的抚摸感，包括拍女性的后脑勺、脚踝、脖子，你会发现这个方法多么陈旧，一百多年前的，但是解读这个作品，我发现用这个来看东西非常准确。后来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文字，我没敢给他，我怕他打我。这是我自己的检讨，所有的方法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所有的影像形态都有它存在的位置，无新无旧，我现在不太有是非观了，我觉得是非不重要，有无更重要，新的经验，新的视觉语言实践，面对新时代，个体和整个社会环境构成什么关系？通过影像来描述这种关系，这显然是新人群的一种新经验，这个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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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晋永权刚才说各领风骚一两天，肯定是这样的，我讲一个我个人简单的经验，观念摄影，大家都说观念摄影，我就是观念摄影的始作俑者，我没想到我当时对一个作品描述的概念成了这么多人的标杆，甚至是成了一个类别，后来看很多人的作品，我当时为什么有这个概念？我当时做那个作品没法描述，就有一个文章，就是观念摄影，这是我亲身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东西被别人滥用也好，或者误解也好，已经时过境迁了，当时相当前卫，我都没想到那么前卫，我压根就没想前卫，这是1997年披露出来的，摄影是1993年的事情。说白了，我就是把别人的画册拿来，撕下来，当时受了一个刺激，我说摄影还需要拿相机吗？他说不拿相机怎么做摄影？我想了一个星期，就把别人的画册拿来，撕下来，把图片说明改了，然后发表，一万多字的文章，就做这样简单工作，就把它命名为观念摄影，不管谁拍的，都是大师的作品，世界名作，都是大师的作品，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作品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只是现在知道，七十年代你知道吗？如果在那个年代，图片的说明，现场的内容如果是用另外一种文字的阐释，在传媒上发表出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照片的信息是怎么认定的？肯定是文字来引导我们认定的，中国这种事还少吗？特别是专制主义国家这种事还少吗？太多了。所以这个作品是解决什么问题？我质疑所有的照片都是历史的见证，我就质疑这种照片所谓历史见证，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谎言？影像呈现历史的可靠性，这是一个公共话题，我后来理解，我到八十年代左右理解到，因为我八十年代只能做西方摄影现代艺术这块，包括在大学里教课也是教这块，整个现代艺术主要是语言实验，这是我研究的范畴，同时我感觉这里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能否利用影像的资源，把摄影的概念、历史、理论，甚至把所有的图片当成一个资源，我们重新做一种新的，就是摄影还有其他可能，当摄影已经非常完备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什么？我觉得摄影给我们提供的资源太多了，包括摄影新锐，就我的知识经验所见，我觉得摄影现在呈现的状态，原则上还是很贫乏，还太少了，包括我们评奖，八百多组，我说分类不就是那几类，依然太少，这是我努力推动这个东西的原因，我认为摄影应该有无穷的可能，昨天开会我就说，摄影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你的心到哪里，摄影就追随到哪里，就像一个小P孩，关键是我们的头脑可以到哪里，我经常说一句话，人和人相遇是头脑的相遇，是一个头脑跟另外一个头脑的相遇，这个是最重要的，影像算什么？奖金算什么？这个奖金少了点，多点还算点事，十万还可以，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我理解摄影有无穷的可能，但是不能说新的我们就一定觉得它是怎样，这次我还有一个挺遗憾的，比如传统的图片摄影，我觉得年轻的摄影师做得好的还是太少，摄影应该是萝卜也长，苹果也长，五味杂陈，这才是生态，如果摄影仅仅是那几类东西，算什么？它不叫生态，应该是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为止摄影应该是出现一个混乱的状态好一些，过去太整齐了，就是推那些东西，现在好一些了，协会出现了转向。说这个事让很多人都很惊讶，我过去对协会不包希望，但是协会掌控的几乎是国内最重要的资源，太多了，包括传媒资源、教育资源，过去我觉得和人群、观念，和某个时期的条件限制有关系，现在有一点可能性，我们过去经常说我们中国人搞摄影傻，现在仍然傻，因为政治、意识形态限制他们，现在再说这个词我认为不太好意思了，确实是限制，但是谁限制你？我和晋永权前天在车上还在谈这个话题，不要拿这个说事，如果说六十、七十，甚至八十年代一些激烈的言论，海杰说完话了问我，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太激烈了？别说了，既然说了怕什么，管他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个年代说这个话已经不算激烈了，只是说我的声音照样可以发出来，可以通过网上，有发源的通道。
    晋永权：谢谢刘教授，刘教授给我们留下最大的成果，就是下面给大家十分钟产生灵感的时间，休息十分钟。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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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永权：下面请塔可发言，不要受刚才两位伯伯的发言。
    塔可：终于到我了，其实我拿到个奖，我听说奖金只有五千块，我想开什么研讨会，换成钱发给大家，更开心。但是开了两天的会，因为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开会，我从来没有开会过，而且是坐在主席台这种地方，有点小激动，刚才有一点手脚冰冷，茶杯暖了一下。除了朱丹阳，我是最年轻的，我就瞎说。听了两天的发言，蛮感动的，大家的对话对我特别有启发。
    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摄影是有对象的，各种摄影形态，现在如果分摄影形态的话，它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它的受众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对话，比如黄小波写过一篇文章，文学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大众是个什么概念？很多人说照片看不懂，大众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怎么样被大众所理解？后来黄小波说，大众随地吐痰也是一种文化，看你定在哪里，弱势也是大众，他说的是你的关怀不能只有下限而没有上限。所以我说对象是不一样的，比如纪实类的摄影师，他们对话的对象，比如媒体，这些东西拿出去必须有信息量，让人理解。但是有一些摄影或者偏艺术类的摄影，或者是偏观念类的，它的对象不是说更高一层，它的对象是不同的，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去明白你在说什么，可能是一种心灵上的共鸣，或者是观念上的交锋，这个很有意思。包罗克力说过一句话，他当时在当老师，工资比较低，画也卖不出去，他特别气愤，二十多岁的时候说过这句话，“为什么我的东西别人不理解？因为我是和死人对话的，不是和现代人对话的，现代的活人和我没有关系”，作品对话的对象设定的是时间，我做东西的时候会想到，这个东西十年以后的批评家，或者是作者，或者是观众，他们会怎么看你十年前做的东西？二十年以后呢？三十年以后呢？这都是需要摄影师去考量的，有些东西对当下是非常有意义，你做出很多评判，这种评判针对社会的，它会马上起到改变的作用，马上起到正面的作用，太好了，但是有一些作品考量的度量单位是时间，所以度量无法统一，你无法谈哪个对，哪个错，哪个好，哪个错。
    比如说刚才说到打碎和建立的东西，为什么说新锐？其实对我来说都是特别正常，我没感觉谁新锐，就应该是这样，比如你看到很多景观摄影的多起来了，或者是含混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正因为以前没有，而现在有了，大家就会感觉多元化、含混，以前是常态，现在是病态，现在是大病稍微好一点了，从挂盐水到打针，离正儿八经的康复，我觉得中国摄影还有十万八千里，从根上就不行，姜纬老师走了特别可惜，课间10分钟没有对话完，现在有有几个，比如说付羽，对技术的东西研究得特别到位，特别钻到这里去，做得真的很棒，我很佩服，我觉得非常棒，但是这是双面的，你一个是需要标杆人物的建立，这个东西能做成什么样？但是这种东西对摄影语言的把握应该是最基本的，我相信70%的职业摄影师都要过这一关，但是你有几个标杆人物有什么用？大众的东西还没有改变。归根结底还是要到摄影教育上，这个问题特扯的问题，你根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说没有用，你头发都白了，这个东西还是一个问题，这个东西说多了只能叹一声气，没有办法。几个标杆人物建立起来以后，就像奥运会一样，美国的奥运会都是跑得快、跳得高，推荐上高中，高中大学，全民的身体素质都提高，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员，这是运动的根本，作为摄影师也是一样，所谓的技术是一开始就要过的关，但是这一关很多人现在过不了，其实我相信有一些摄影不需要这个东西，真的不需要，有些东西根本不涉及所谓的摄影语言、语法，涉及得非常少，有些野生的，非常牛。
    我非常高兴的看到现在中国摄影这几年更多元化的发展，我想起顾峥老师一句话，他反思老毛，他说每次把这个人间变成地狱的时候，都是一群想把人间变成天堂的人干的，我们不要说统一的价值观，革命语言这种东西太可怕了，该怎么发展怎么发展，顺其自然，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只要尊崇自己的内心最好了。大家对商业比较排斥，中国人不太爱拿到台面上来说，大家对很多TOP20都有争议，也不涉及这个问题，有一些朋友就靠这个吃饭，你不得不放在台面上来说，我特别想听听曾璜老师的意见，因为他是站在第一线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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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璜：我是这么觉得，曾翰、金立旺、骆丹这些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先说，如果还有时间我用几分钟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叫做艺术品金融化时代，作为我们摄影一些新的现象，是我感受到的东西，现在年轻人先说一说。
    史旸：首先我谢谢这次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很辛苦，把我们安顿得很好。其次，我觉得我还是处在一个通过自己不断的摸索，再确立自己方法论的阶段，所以对于怎么去谈摄影，分门别类去分析的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的，我就是拍自己喜欢看的照片，我觉得美的照片，有人喜欢我会很高兴，没人喜欢也无所谓，就是这样。
    曾翰：其实参加这个研讨会，说到这里我自己有一点晕了，因为来之前在上海和骆丹等人聊了一个通宵，聊了很多事情，最后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只有三个字：不可说，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不可说，但是既然要说，我还是说一说。
    说到新锐这个词，其实和我很有关系，可能在座的朋友也知道，我除了做摄影师的身份之外，同时我还做过一些展览，还在杂志做编辑，一些图片的稿子，所以我感觉说到这个东西，好像和我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我占用大家的一点时间讲讲我个人的经历。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报社的摄影记者，也是以拍摄新闻报道、纪实摄影为最高的理想，后来慢慢的到杂志社当记者，有了更大的空间表达自己，最后有机会去美国读书，辞掉了媒体的工作，最后完全做到独立的身份，一个摄影师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说到所谓新锐的历史，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大概在2000年，那时候广东的安哥老师，曾经在摄影节的时候拿了很多年轻摄影师的作品到那里，那时候拍的片子全部都是为了自己用，这方面大部分可能都是媒体摄影师，但是拿出去展示的作品全是为自己拍的作品，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我拍的完全是在工作之余用傻瓜机拍的虚焦，或者是晃动，现在很流行的晃动，在1998、1999年的时候，还有一个摄影师，他拍的是过度曝光，大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做。当时在摄影节的时候，安哥拿出来展示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气愤，甚至有人在骂，说这些人在玷污摄影，摄影还有没有底限？这是一个事。
    大概过了一年以后，平遥摄影节我们这些人就展出了，当时其实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因为是新摄影，全是当代艺术家，都是做影像的一些人，而另外的是传统的纪实摄影，很多是在媒体工作的人。很遗憾，我当时也没有参加，但是我也听说了当时的场景，激烈的交锋，因为这个时间经过很有趣，当时我们广东摄影师这些人，我们感觉既不属于新摄影，也不属于纪实摄影，。摄影节之后，包括曾老师有写一篇文章，就在写我们这些人，然后艺术世界也做过这样的专题，就是南方摄影新势力，顾铮老师也对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定义，他用了一个“纯粹摄影”的概念来定义，当时也无法归纪实摄影，也无法归类到观念摄影，我们就是用自己的摄影语言在表达这个东西。这个故事非常有趣，到今天新锐摄影，终于在摄影家协会的体制下出现了这样的展览和论坛，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历史的演变过程，包括我自己策划展览，因为我是05年第一届的时候策划一个展览，叫“自.思”（音译），组织了15个当时基本上是没有参加过展览，没有被大家认识的15个很新的摄影师，包括一些现在很红的摄影师，当时我也起了一个名字，“新生代摄影师”，在同届的摄影节我还另外策划一个展览，就叫“迷城”，中国当代景观的摄影，那个时候“自.思”这个展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迷城摄影这里没人理，大家根本都不看。过了几年以后，好像是去年，包括长江那次在研讨会上说，2010年是中国景观摄影年，因为有海杰他们做的《不一样的风景》，我自己也在时代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包括后来颜长江策划的中国风景，就说大家好像纷纷把目光放在景观摄影这里，包括后来在今年大理摄影节我策划了一个展览，叫“心像”，里面塔可、骆丹等人，其实这个展览的题目很明显，就是心像。
    我在想，所有我在做的这些事情，好像每一次都是和大家在讨论的潮流、方向有切合点，在我发现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很自然在做，98、99年我用很低级的方法来拍，到2004年我开始拍摄景观，所有的东西都是很自然地发生，你不停地经历事情，不停应对现实，不停地面对现实，不停生存在这个环境的时候，总想着我用什么方法和现实世界对话，或者寻找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联系，那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很自然，是出于热爱，所有的展览我都热爱，当年骆丹刚拍完“318国道”的时候，我在成都碰到他，他刚刚把照片底片洗出来，晚上我们几个人就对着电脑屏幕看他的底片，全部看完了以后我很惊讶，因为我特别期待这样的东西，我一直也很想拍，所有的东西应该是自然的，而且我们所谓加一个新锐，或者是当代，这些东西都好，其实所有的概念、定位、定义、分类是没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是我们留下来的作品，像长江讲的一样，真的是严肃的摄影，像顾老师今天提到的，纯粹的摄影、终级的摄影，这些是在座很多人可能会花一辈子去追求的，我相信在座大部分摄影师都有这个目标去做。说太多也没有用，我只是说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希望大家都可以想想自己的经历，很有意思。
   最后一点，坚持下去，坚持特别难，每一次展览，每一次的聚会，最好玩的是大家平时见不到面，终于能见到面，会聊个通宵，每一次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是互相取暖，互相安慰、支持，这一点我觉得就够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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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璜：我做一句话的点评，曾翰刚才说的实际上是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发展的个人史，这个最后的呈现应该有不同的、多样的个人史的组成，这就会是中国影像过去十几年发展的历程。
    骆丹：大家好，我是骆丹。今天包括昨天下午在这个会场听到很多发言，我觉得挺高兴的，很多人说的东西其实也是我想表达的东西。在这里我想就我个人而言，说一些关于自己的感受。
    晋永权老师在开场的时候说到几个点，价值含混、道德制高点、叙述性、逻辑性、题材的单一等这些东西，其实新锐摄影展，它仅仅是一个称呼而已，至于说这些人新不新、锐不锐，这不是由我们来评判的，应该由时间来评判。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去面对自己，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们自己的内心都有无限的空间，在这个无限的空间里，我们在自己的内心里无限地去探索。我们在现实里面得到的这些影像，它仅仅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印证而已。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很多可以用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篇文章来解答，那就是《摄影的裁判席》，在这个文章里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脉络，就是对当代摄影史，它是怎么样的走向，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线条梳理，看过这个文章之后，每个人在哪个位置，大家是很清晰的，至于说新，在我的信仰里面告诉我，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这样的。从一个创作者来说，我觉得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期，他的东西不重要，东西的是他这一辈子做的事情，就像评判一个摄影大师，从来不会说他的哪一张作品多么的牛，而是看他在自己的体系里面，他是不是具有一种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决定他的水准。
    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克制、谦卑、自醒地去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后来得到的这些作品，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谢谢！
    李林：我谈一点自己的感受。我这个人经常感到不快乐，挺抑郁的，摄影能帮助我抵抗不快乐，摄影对我就是一种自醒，谢谢大家！
    魏壁：我都说过我不会说话，大家说得那么精彩，把我的很多心声都说完了。我来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做摄影的，因为和我关系比较好，他比较关注我参加的活动，他说你还拿这些东西去？丢死人了，他把这二十人都看了一个遍，最后留下了两个字，“陈腐”，可能出乎新锐的称谓，他说只有骆丹的东西值得一看，其实骆丹的东西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曾老师说的，有陈腐的一面，这种东西恰好是我们在，就是刚才骆丹说的我们其实都在找自己的根，他找到了，语言形式多陈腐都不重要。

摄影师金立旺发言 拍摄/张静

    金立旺：我也不会说话，这两天的活动许多的老师和摄影朋友，确实我和骆丹的感受是一样的，把我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了。我还是把一些我最初的东西和大家分享。
    刚才王久良也提到了，昨天晚上我和王久良谈了很久，我觉得我对这次入选TOP20摄影新锐展，我自己都有一点怀疑，首先我得感谢推委、评委们对我作品的肯定，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把这次机会当做是一次学习的机会，我认为新锐的入选对我来说更多是鞭策，应该更加努力做一些事情。新锐这个奖我是承受不起，我比较认可昨天李楠老师对新锐的五点要求，我对照了一下，我做得还不够，我只是拿出一些好的照片而已，并不是说可以达到新准标准的摄影师。
    谈到这里我必须强调下，新锐必须要有两个纬度，一个是中国摄影历史发展的纬度，还有国际摄影历史发展的纬度。我们的标题很有意思，《2011年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2011年”这个定语，“中国”这个定语，“当代”这个定语，这三个定语脱离了咱们这次活动，摄影新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至少在摄影语言本体的探索上，要有一个引领方向的变革，它会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且我觉得它更多的应该是国际化的范围内来思考摄影新锐的问题。回顾摄影史的话，能有几个称得上是新锐？中国的摄影史，许多老师和摄影师同行都提到了它存在许多的问题，比如说摄影技术规范确立的问题，中国摄影师对基本功掌握的问题，还有对摄影本质的理解问题，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像塔可所说的是中国摄影教育缺失带来的，也和中国发展现状密切相关。
    第二，我想强调一下，我觉得作为传播摄影领域的摄影师能够入选这次的TOP20，我觉得我更多的应该加强对现实的体论和切入现实的力度，这是我应该更加努力做的一点。昨天姜纬老师和颜长江老师都提到了这是一个平庸的社会，是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这就是对当代社会的认知。我作为传播摄影领域的摄影师，我觉得我应该更多地加强这一块的认知，提高对切入现实的力度。我觉得王久良的作品，按照我对新锐的理解来说，他的作品产生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不但对自己的内心是真实、真诚的，而且他的作品通过传播，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国内影响，而且他切入了中国的现实，是环境保护的问题，也是国际性的问题，他这种切入中国现实社会的力度我是比较认同的，而且产生的效果我认为也称得上新锐的称号。我也在努力试图让自己入选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怎么去找这种合理性？昨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观看的权利问题，我是2000年开始进入摄影领域这个行业的，除了新华社的记者之外，我在《东方早报》期间，我参加了不少的国际报道，比如说印尼海啸、伊朗总统大选、诺贝尔颁奖典礼，包括这次新华社派我去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边境边界拍摄索马里难民。这个过程我觉得它赋予了我去观看这个现实的权利，这背后有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作为支撑，整个中国媒体产业发展作为基础，没有这些我就不可能去到这些地方，我可能是最近涌现的这一拨把中国的视角延伸到国外媒体群体的一个代表，相对比较幸运的入选了这次摄影新锐展，我只能这么理解，其实有许多国内的摄影师，技术类的摄影师，赋予他们去国外观看权利的这些摄影师都出了很好的作品。
    最后一点，昨天颜长江老师提到的，通过影像去建立信仰的问题，我是这么认为的，信仰通过影像来建立，我觉得是很难的，我只能说一个摄影师作为一个个体，你去努力提高自己的素养，这个素养包括许多方面，可能你的宗教信仰、学识等方方面面的提高，就像塔可提到音乐和文学的理解，然后才有可能把你这些素养投射到你的作品当中，这个可能和颜老师有一点不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也比较认同刘树勇老师提到的，摄影应该是多元的，不单单说全都是观念的，或者艺术的，摄影作为一个媒介手段，它应该是多元化一些。
    总之，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会加强自己切入现实的力度，在保持内心真诚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素养，坚持拍下去，争取与摄影建立一个纯粹的关系，因为摄影要突破许多的束缚，我会尽量摆脱这些束缚，与摄影建立一个更加纯粹的关系。我的讲话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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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长江：刚才你说的我也同意，我有时候说话比较大，可能人的性格比较容易激动，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克制和自醒。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刘树勇老师现在不在，我等了他很久了，刘树勇说的我也受益匪浅，实际上我和他的观点最一致，出于某种担心我也提醒一下，在北京评选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两个人一起抽烟，谈得像知音一样的感觉。他刚才谈的很多我感觉很对，但是有两点要保留，一是关于革命和新旧的几句话，其实在座的人肯定没有太多的革命意识，或者说新旧的意识，我是肯定没有的。可能我刚才有些话会让人误会我有一种革命意识，其实没有的，曾翰说的话，我发现从瓶窑开始，高波他们有革命、颠覆的意识，但事实上从十几年以前，我们去瓶窑开始就确实没有革命意识，只不过是展示自己。所以现在摄影师无论放在革命，还是更新换代、新与旧里面言说，包括纪实摄影，我也不是否定的，因为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对纪实摄影怀有巨大的感情，因为我们成为把它当成生命的一部分，现在也是这样。我们说到纪实，主要是感觉到现在的纪实缺乏一种诚恳，我想起来，刚才刘树勇老师也提到任曙林，其实我们也可以把他推荐到这里来，因为他在80年代确实有一种罕见的热爱、诚恳，摄影师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从他的作品里我看出一种爱来，而不是摄影师的身份。另外提到一个人是晋永权，我一直觉得晋永权的纪实摄影，而且晋永权后来添加了很多东西，我们作为读者就有福气了。另外还有一个人是骆丹，《318国道》和《南方北方》，那难道不是纪实摄影吗？我就说这么多。
    李宇宁：大家好，我是李宇宁，这里唯一的军人。要说的很少，我现在还在部队。这次参加展览，我没想到自己能入选，因为我拍的照片在我的生活环境看来，以我们的标准评判完全是一般的照片，只是我自己的爱好而已。不管有没有用，我还是要拍下去。谢谢！
    曾璜：今天虽然是谈史，我把史的东西再稍微提一下。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了解中国最早的观念摄影展览，是刘树勇老师办的，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知道？1997年在北京剧院，我们都去看了，坦率地说挺不吸引的。比它更早的时候，深圳几个人叫“W”，北京几个人叫“M”，北京的几个人有孙京涛、晋永权、刘铮，还有袁东平，他们六个人，他们当时叫我参加，因为他们都是自由的，我不方便，但是我说我会支持你们去做。现在看来他们这些人，包括深圳的，他们现在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也想说一下，今天听晋永权说话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十几年前《中国摄影报》的，我建议把今天晋永权说的话全发表了，让他十年前再看一看。十年前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班毕业的时候，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我记得请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我，一个是陈小波，还有一个人，和研究生对谈，发表在《中国摄影报》上。我当时听其他人说话的时候，觉得怎么那么老朽？就和我今天听晋永权说话的感觉，我觉得晋永权今天说话有一点老朽，虽然还比我还年轻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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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自己来说有很多东西不理解，但是我会支持，会去了解这些东西，去支持这些东西。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个老师和我说，就是罗更前老师，是我进入摄影界的恩师，是他把我介绍到新华社的。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会很难，因为你在革很多人的命，我当时说无所谓，我革他们并不是我要得到什么东西，我革他们命的时候是在告诉他们什么东西可能是更好的。但同时我也在想，有一天肯定有一批人在革我的命，我想在座的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在革我的命，包括像骆丹这些都是从我们摄影出去的，但是只有这种革命，这个社会才能进步。我特别敬佩于德水，于德水一组照片，他和我打电话说全收回去了，因为侯登科委托他，于德水的拍得非常好，给我四十个胶卷，非常好的作品，和侯登科不相上下，因为他已经代理了侯登科的，所以他把自己的全收起来了。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为这个事业在做人，因为很多人骂我，好像和我保持了一种距离，我是没问题，我吃穿不愁，但是我老婆有问题，她得赚钱，她得生活，所以是这样的事。我相信在座的人，你看在骂影像市场，或者是和影像市场保持距离的，绝大多数是体制内的，衣食无忧的，但是所有在体制外的对影像市场非常关注。再一个在影像市场革命性的转变中，他们是一个利益受损者，所以他们会对这个东西抱有很强的反感情绪，我觉得我们要正确的判断这个东西，作为当代影像艺术来说，我个人的建议：第一，千万不要迎合市场，但是也不要排斥市场，好的东西这个市场一定会来找你，找一个好的代理人，让代理人帮你处理市场上的东西，中国的影像市场已经发展得足够成熟，它有很多不错的代理专栏，今天没法展开讲，我就不细讲。什么是好的作品？从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判断，最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看一个作品好不好，它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脉络中，和摄影技术、摄影文化、科学技术的脉络有没有交合点？如果有交合点的话是不错的作品，这个话可能说得模棱两可，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判断，在现在的艺术品金融划时代，金融市场的时代已经到了，很多的艺术家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拍卖市场的影响，这是很大的影响。我在这里举王久良的例子说一些问题，王久良走过一段路，我不好说是弯路，王久良在做成作品的前后两组我都看了，一个是鬼神，一个是祭品，我都看过，因为确实有点意思，但是确实还有一些问题，比较迎合市场。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我动用新华社的资源去报道，我们做了他的报道，做了他的视频等东西。但是他最后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功，我个人认为是他在纪实摄影向当代影像艺术跨越，这个跨越跨得非常好，你说它不是纪实摄影吗？不是当代艺术吗？刚才有人说已经没有界限了。我就是举个例子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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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来，中国现在已经出现了艺术品投资基金，影像的艺术品投资基金也呼之欲出，下面有好几个人做影像的艺术品投资基金，可能你们还没有听到，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事情，艺术品银行的出现，影像怎么能够作为艺术品其中很好的组成部分，而进入到影像艺术品银行去。但是大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不在这里展开了。今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做了一件好事，也是做了一件坏事，中国摄影家协会组织了几个人大代表，在人大提一个议案，叫艺术品的追诉权，大家知道这个事吗？追诉权的意思是你今天把这个作品卖给了颜长江，颜长江把作品卖给于德水的时候，中间增值中的一部分要拿出来给艺术家，这叫追诉，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是很好的好事，照片只要每次转让我都有钱，但实际上这也不对，这个时候投资艺术品的基金排斥在外，我每次追诉的话都要给艺术家钱，可能已经转了三次，我到哪里找这个艺术家？中国今年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中国成了超越了伦敦，仅次于纽约的世界第二大艺术品市场，为什么会这个出现？其追有很多原，有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伦敦或者欧盟是有艺术品交易追诉的机制，所以欧洲艺术品的交易全部转向美国、香港，现在是转向中国，因为全世界的艺术品交易中，60%到70%是中国，很大很大的比例，60%的数据不一定准确，就是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所以转向中国交易，北京可能已经超过香港了。这是我们现在面临艺术品市场大的环境。在这里我稍微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样一个生存状态。因为是谈史，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的阶段是金融资产化的时代，谢谢。

    晋永权：最后一个发言总结的应该给具体的操办者，浙江省摄影家协会。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周闰三：各位专家，还有入选TOP20的作者，非常感谢各位到浙江来，我们浙江摄协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办这个活动，目的是办成学术性的品牌活动，作为全国来说，有我们的国际展，很多群众性的活动做得比较多，我们是基于这个角度出发做这项活动，所以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共同打造这个品牌。首先感谢各位专家、推委、评委辛勤的劳动，以及各位作者，包括很多没有入围的作者，近六百位作者推举了自己的作品，在这里我也代表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也希望在第二届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整个活动做得更完善，也能够有更多摄影的新人涌现出来，这两天我们也听了很多专家、学者对新锐展整个活动的阐释，包括上次在评选当中评委的阐释，有些也是文化之尚，所以整个活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天下午也是一个圆满的小结，在这里我也代表省文联的柳书记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各位专家身体健康，祝各位影友们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够创作更多新颖的作品出来，我们浙江一定打造好这个品牌，为大家做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