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一边打渔网一边读《红楼梦》

教师之友网

刘心武"生编硬造" 红学家群起抡大棒


【编辑点题】在著名小说家刘心武在台上”越俎代庖”了很长时间后，沉默的中国红学界终于说话了．近期，作家刘心武出版了《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两书，销量可观。书中主要论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他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这自然引起主流红学家不屑。在最新出版(第十期)的《艺术评论》上，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接受采访或者撰文，表示对比以往的索隐派走得更远的刘心武的”红学”和”秦学”必须说话了。

●话语：红学研究的误区

  矛头指向：刘心武的“秦学”

  ◆摘要：


  ★蔡义江：“新索隐派”走不通

  红学研究原本就有索隐派和考证派之分，历史上索隐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而考证派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对索隐派的打击几乎是终结性的。

  蔡义江认为，索隐派并未缴械投降，近一百年来，这种在《红楼梦》中猜谜的方法屡屡不绝，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刘心武。蔡义江在《艺术评论》杂志上坚决地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影射某人某事的书，也不是暗藏有与它表现出来的人与事截然不同的谜底的谜。它没有什么像刘心武说的“密码”，是不能用“破译”或者“揭秘”的方法来弄清小说所写的究竟是什么的。

  ★孙玉明：刘心武有几大误区

  第一是“想当然尔”，“往往先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那些证据很多都不是硬证、铁证，有些竟然是历史上根本查不着的”。

  新索隐派的第二大误区是“生造”。比如刘心武说“《红楼梦》有些回是有回前诗的。孙玉明说，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翻遍所有版本的《红楼梦》，没有哪一回有回前诗。

  第三大误区是治学不严。刘心武把所有的批语，不管是谁的，只要对自己有用，都当成了脂砚斋的东西，而且认定脂砚斋是个女性，是曹雪芹的妻子。“气煞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忒多”这首诗就可以证明脂砚斋并非女性，但刘心武说，“过去可称女士为先生，比如冰心”。孙玉明说，但那是“五四”以后咱们把有学问的老师无论男女都可称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称女士为先生了呢？

  ★吴祚来：“班主任”是谁的后人？

  吴祚来将刘心武把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讥之为“红外学”。他写道，“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遗憾的是，刘心武的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或可运用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 >>>

  ◆引申阅读：

  红学研究：是繁荣还是虚热？ >>>

  刘心武：“红学”应该是公众共享空间>>>


  ◆点评：刘心武在央视开讲《揭密红楼梦》的时候，又把《秦可卿之死》看了一遍，应该是一篇用现代人性观念演绎古代故事的佳作。然后再听“揭密”，还真有点侦探小说的味道。如今，正经的红学家出来捍卫红学的纯洁性了。几个误区、学术不严谨等，对刘心武应该是重磅的炸弹。只是不知，刘心武会怎么回应。




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文松辉）

教师之友网

文学名著大全（在线阅读）(一)
第一部分：中国经典文学名著
曹雪芹《红楼梦》
施耐庵《水浒传》
罗贯中《三国演义》
吴承恩《西游记》
喻世明言（冯梦龙）
醒世恒言（冯梦龙）
警世通言（冯梦龙）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儒林外史
镜花缘
封神演义
杨家将
聊斋志异
绿野仙踪
智囊全集
济公全传
孽海花
儿女英雄传
三侠五义
官场现形记
金瓶梅传奇
文心雕龙
绘图今古奇观
狄公案
醒世姻缘传
木兰奇女传
隋唐演义
雍正皇帝
唐诗三百首
婉约词
飞花艳想
风月鉴
凤凰池
好逑传
合浦珠
蝴蝶媒
金云翘传
梅兰佳话
巧联珠
论语集注
梦中缘
生花梦
听月楼
吴江雪
五美缘全传
雪月梅
英云梦传
玉娇梨
终须梦
驻春园小史
古文观止
颜氏家训（集解）
呐喊
彷徨
子夜
围城
红日
红岩
红旗谱
一只绣花鞋
燕山夜话
青春之歌
铁道游击队
保卫延安
暴风骤雨
敌后武工队
吕梁英雄传
小小说世界
人生
平凡的世界
早晨从中午开始
白鹿原
一百个人的十年
郑愁予诗集
中国散文
中国寓言大全

教师之友网

第二部分：外国经典文学名著
包法利夫人
茶花女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哈姆雷特
简·爱
青春的证明
人性的证明
野性的证明
十日谈
唐·吉诃德
威尼斯商人
爱的教育
哈利波特和魔法石
哈利波特与密室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
哈利波特和火杯
哈里波特:监狱的逃犯
哈里波特:燃烧的高脚杯
哈里波特:神秘的房间
安娜·卡列尼娜
傲慢与偏见
奥德赛
包法利夫人
茶花女
大卫·科波菲尔
第二十二条军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好兵帅克
呼啸山庄
蝴蝶梦
简·爱
绞刑架下的报告
教父
局外人
卡门
苦儿流浪记
鲁滨孙漂流记
麦田里的守望者
牛虻
十日谈
斯巴达克斯
斯佳丽
汤姆叔叔的小屋
唐·吉诃德
我是猫
小妇人
一九八四
伊利亚特
英雄艾文荷
约翰·克里斯朵夫
追忆似水年华
最后的莫希干人

教师之友网

第三部分：武侠、言情、玄幻小说阅读(上)
寻秦记
域外天魔
金庸小说主题阅读
琼瑶小说主题阅读
飞狐外传
雪山飞狐
连城诀
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老版
白马啸西风
鹿鼎记
笑傲江湖
书剑恩仇录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老版
侠客行
倚天屠龙记
倚天屠龙记老版
碧血剑
碧血剑老版
鸳鸯刀
越女剑
金庸文集
三剑楼随笔
金庸传奇
金庸笔下的男女
烤烧金书
曹正文评金庸
倪匡论金庸
金庸小说的情爱世界
金庸小说论稿
金庸小说人物传
金庸武学地图
金庸书话
网人论金庸
窗外
幸运草
六个梦
烟雨朦朦
菟丝花
几度夕阳红
潮声
船
寒烟翠
紫贝壳
月满西楼
翦翦风
彩云飞
庭院深深
星河
水灵
白狐
海鸥飞处
心有千千结
一帘幽梦
浪花
碧云天
女朋友
在水一方
秋歌
人在天涯
我是一片云
月朦胧鸟朦胧
雁儿在林梢
一颗红豆
彩霞满天
金盏花
梦的衣裳
聚散两依依
却上心头
问斜阳
燃烧吧火鸟
昨夜之灯
匆匆太匆匆
失火的天堂
我的故事
冰儿
剪不断的乡愁
雪珂
望夫崖
青青河边草
梅花烙
水云间
新月格格
烟锁重楼
鬼丈夫
苍天有泪
还珠格格
还珠格格续集
告慰真情
七剑下天山
白发魔女传
塞外奇侠传
广陵剑
瀚海雄风
联剑风云录
散花女侠
萍踪侠影录
还剑奇情录
风云雷电
鸣镝风云录
飞凤潜龙
狂侠天娇魔女
武林天骄
慧剑心魔
龙凤宝钗缘
大唐游侠传
女帝奇英传
三剑楼随笔
草莽龙蛇传
龙虎斗京华
武当一剑
幻剑灵旗
剑网尘丝
弹指惊雷
绝塞传烽录
牧野流星
游剑江湖
侠骨丹心

教师之友网

第三部分：武侠、言情、玄幻小说阅读(下)
侠骨丹心
风雷震九州
冰河洗剑录
云海玉弓缘
冰川天女传
冰魄寒光剑
江湖三女侠
血海飘香
大沙漠
画眉鸟
鬼恋传奇
蝙蝠传奇
桃花传奇
新月传奇
午夜兰花
碧玉传奇外传
多情剑客无情剑
九月鹰飞
天涯明月刀
边城浪子
飞刀又见飞刀
长生剑
孔雀翎
离别刀
多情环
离别钩
霸王枪
拳头
陆小凤传奇
绣花大盗
决战前后
银钩赌坊
幽灵山庄
凤舞九天
剑神一笑
猎鹰赌局
白玉雕龙
白玉老虎
碧血洗银枪
边城刀声
彩环曲
苍穹神剑
大地飞鹰
大旗英雄传
大人物
风铃中的刀声
孤星传
火并萧十一郎
护花铃
枪手手枪
浣花洗剑录
剑毒梅香
剑花烟雨江南
剑客行
剑气书香
剑气严霜
剑玄录
菊花的刺
绝不低头
绝代双娇
流星蝴蝶剑
名剑风流
那一剑的风情
怒剑狂花
飘香剑雨
飘香剑雨续
七杀手
七星龙王
谁来跟我干杯
情人箭
三少爷的剑
失魂引
神君别传
天魔
铁剑红颜
武林外史
萧十五郎
汀妃剑
血鹦鹉
英雄无泪
游侠录
圆月弯刀
月异星邪
残金缺玉

教师之友网

第四部分：中外名人传记在线阅读
雍正皇帝
拿破仑传
从乞丐到元首
道光皇帝
邓小平传
富兰克林传
光绪皇帝
蒋介石传
鲁迅传
郭沫若传
康熙大帝
肯尼迪自传
李泽楷传奇
刘邦大传
罗斯福传
毛泽东传

教师之友网

红学概述内容　　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而这一切又都可以归结为对《红楼梦》的文本和作者的研究和考证。 由来　　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其中记载：“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
　　红学一词，开始出现的时候，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据中国清代晚期李放《八旗画录》注记载：“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 据均耀《慈竹居零墨》记载，清末有个叫朱昌鼎的人，对《红楼梦》十分入迷。有人问他“治何经”，他对人家说，他所治的“经”，比起一般的经，少“一横三曲”。原来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个“红”字。这个小故事流传开来，不久“红学”一词就约成定俗，成为研究《红楼梦》这门学问的名称。 发展　　红学的出现几乎与《红楼梦》的出现是同步的。也就是说，《红楼梦》尚未完成，红学就出现了。脂砚斋所作的评语，就是在《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中所作的。脂评牵涉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是标准的而且十分可贵的红学资料。
　　脂批的作者脂砚斋等人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家。所以，自《红楼梦》诞生的那一天起，红学的研究就开始了。
　　由于爱好者、研究者众多，红学日益成为“显学”，其“热闹”程度大有超过甲骨学、敦煌学之势。光绪年间，北京士大夫阶层就以研究《红楼梦》为“红学”。民国初年，“红学”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蔡元培、王梦阮等学者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系统 红学

的研究。五四以后，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把红学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此，人们把五四以前的红学称着“旧红学派”，而把胡适、俞平伯所倡导的红学叫做“新红学派”。
　　红学的概念本来是很清楚的，一般认为凡是有关《红楼梦》的学问，都可纳入红学的范畴。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人物的研究；对《红楼梦》作者生平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红楼梦》与其它古典名著的相互影响等等，都可称为红学。然而，周汝昌先生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对《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研究，不能算到红学的范围里。只有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脂砚斋评以及“佚稿”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红学。



红学分支曹学　　把红楼梦和历史事实结合起来的最早是索隐派，索隐派把红楼梦看为“明珠家事”的隐写，虽然在研究对象上犯了错误，但客观上开了把文学和历史原型结合的先河。
　　到了胡适的时候，提出了自叙说，首先把红楼梦和曹家在康雍乾的历史结合。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他是采取当时的最新成果，就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一种带有自传性的作品。鲁迅先生是这么说的，“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红楼梦》的特点是八个字，“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写实写到力透纸背的程度，本来写实好像是最不新鲜的，虚构、想像是最新鲜的，因为他以最大力度来写实，写得非常之好，“转成新鲜”，反而赛过那些纯虚构的、纯幻想的作品。这是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于是在红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分支——曹学，通过研究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来了解《红楼梦》。周汝昌写《红楼梦新证》和《曹雪芹（小）传》则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作出了伟大的突破，和总结。开辟了曹雪新时代。 版本学　　因为红楼梦版本繁多，而且流传过程十分复杂，携带了大量版本问题，这些版本问题一方面造成了读者阅读上的困难，而另一方面又是记录了作者修改痕迹和版本流传信息等珍贵资料，并且由于早期的《红楼梦》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的，所以研究版本学问题不仅是纠正版本出现的问题，也是研究红楼梦的流传情况，改版情况，乃至主题思想等进行研究。 探佚学　　但凡探佚，首先都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红楼梦并不完整。正是因为不完整，所以才需要探佚，探佚就是探寻丢失的部分，探佚学是由周汝昌提出的，他指出探佚是研究红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如果不探佚，很多研究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正是因为探佚的重要性，所以探佚应该结合历史事实，和文本，进行科学的探究。 脂学　　脂学，就是以脂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脂批，又称脂评，是目前学者公认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最早的评点。脂批有广义和狭义的脂批，广义的脂批是指以脂砚斋、畸笏叟（有的说法认为他们俩是一个人）和梅溪等诸公的批语，狭义的脂批是脂砚斋的批语。这些批语和红楼梦正文一样重要，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信息。




流派及代表作　　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等。以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又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 旧红学　　旧红学，指的是五四时期以前，有关《红楼梦》的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旧红学中比较流行的观点：“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纳兰成德家事说”、“排满说”，“宫闱秘事”，“自传说”、“随园说”、“色空”“梦幻”说、“刺和坤说”等。
　　评点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高鹗续补的120回本《红楼梦》进行评点。
　　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至今仍不断有这一类的著作问世。
　　此外，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文学特色、思想意义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 新红学　　 胡适与红学

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胡适考证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胡适虽然遭受批判，但这些观点却普遍被人接受。近几年来，随着红学的深入发展，新红学的基本观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而屡遭批判的索隐派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也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特别是红学泰斗周汝昌提出《红楼梦》与周易理论的关系，指出作者以拟人手法对周易理论进行了阐释的可能性，如以十二个女子代表十二地支轮回的手法，将有可能成为今后红学研究的关键所在。
　　考证派则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重要著作繁多，除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外，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等。





旧红学的主要派别评点派　　中国文学史的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叶。明末清初，金圣叹批《水浒传》、毛宗岗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西游记》等，后来竟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卷首有批序、题词、读法、问答、图说、论赞等，每回有回前回后批的眉批、夹批、批注等。
　　代表人物：最早学金圣叹评点《红楼构》的是脂砚斋，畸笏叟等。从道光年间到光绪末年，评点派大为活跃，书商大量出版经过“批评”“批点”“新评”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的批评，太平闲人的“读法”，读花人的“论赞”和“回答”。
　　脂砚斋是《石头记》最早的评论家，他写下大量评点式评语，因而使《石头记》获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专有名称。脂砚斋的批语随《红楼梦》抄本的正文保留下来。
　　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王雪香抓住《红楼梦》的纲领即是“色空”，关键是“真假”，这也是唯心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和方法。王雪香评《红楼梦》的总论是：“《红楼梦》一书全是梦境，余又从批之，真是梦中说梦，更属荒唐，钛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来人物，何处非梦？何人非梦？如余梦之人，梦中说梦，亦无不可”。 可见，王雪香承袭了脂批的色空论而来，不仅抒整个《红楼梦》的人和物，而且把整个人生归结为一个字——“梦”。
　　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又号“妙复轩”。太平闲人把巨著《红楼梦》和低级庸俗、露骨性描写的《金瓶梅》看成是一路货色，而且“较《金瓶梅》尤造孽”，这完完全全曲解了《红楼梦》！ 太平闲人花了三十年时间，写了三十万字的评论，归根到底把《红楼梦》看成是“盗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是暗《金瓶梅》。他还列出种种荒谬论据论证《红楼梦》是宣传儒理易道。
　　姚燮，字梅伯，一字复庄，号“大某山民”，著有《读红楼梦纲领》。他的评点有总评和分评。《总评》中论及小说全书主题时有一条说： “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轻，此为全书纲领”。 “秦”“情”“轻”“倾”用谐音唱出《红楼梦》之纲领，实为浅薄，不足深论！ 索隐派　　索隐派又称政治索隐派。所谓索隐即透过字面探索作者隐匿在书中的真人真事。索隐派在乾嘉时期，经学考据风的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学派。索隐派的主要手段是大作环琐的考证，从小说的情节和人物中考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
　　代表人物：周春，索隐派的开山鼻祖当推周春（1729-1815）。乾隆59年（1794），周春撰就至今见笔墨的第一部“红学”专著《阅红楼梦随笔》。周春认为《红楼梦》“叙金陵张候家事也 红学通史

”。这种观点对后世影响不大。索隐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观点有“明珠家事说”（也称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亦称福临与小宛情事说），“排满说”等。
　　王梦阮、沈瓶庵，“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出自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一书。 沈王二氏在该书中认为宝玉即是清世祖。清世祖是满清贵族举兵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董鄂妃，相传为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
　　南社作家苏曼珠（1814-1918）在《新小说》上撰文说《红楼梦》是“种族小说”，系愤懑人之作，“不能专以情书目之”。这就是他提出的“排满说”。
　　蔡元培（1868-1940）在1917年9月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状况。” 题咏派　　题咏派和评点派、索隐派一样，也是旧红学的主要派别。题咏派“都着眼于书中人物之悲欢离合，从而寄其羡慕或感概要而言之，无非画饼充饥，借酒浇愁”（茅盾《关于曹雪芹》）。题咏派的诗词、赋、赞，有的抒发“荣华易逝人生如梦”的人生观，渗透着佛家的“色空”观念和“梦幻”思想；有的抓信书中的“风月繁华”和“爱情故事”大肆宣染所谓“繁华”之景和“香艳”之情，吐露出一种仰慕的一种思绪，有的同情宝黛钗，因未能给宝黛钗指出一条光明之出路，抒发出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概！
　　代表人物：乾隆时代的叶崇仑的《红楼梦题词》便是一个代表作：“即色即空，幻境荒唐人不识。情天恨海，黄土朱颜尽可怜。韶华难驻，几个聪明能觉悟？曲度云屏，多少红楼梦未醒！”
　　题咏派中有一位名唤明（1771-1831）的人在其《金陵十二钗咏》中，给宝黛钗指明了一条“出路”： 冷香错拟似环肥，梦主荒唐惹是非。 不为檀郎留佩玉，只怜贫女失罗衣。 残春恨在莺儿老，暮雨愁深燕子飞。 若向红楼觅佳偶，薛君才合配咏妃。 诗末自注云：”蘅芜君（宝钗）配潇湘妃子（黛玉）才是一对好姻缘，读《红楼梦》者未知之也。” 无派别　　旧红学家中，王国维既不是评点派，也不是索隐派、题咏派的重要人物。王国维是最早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红楼梦》之艺术价值的红学家。





新红学的主要派别考证派　　新红学的主要人物是胡适。他在1921年写了一篇《红楼梦考证》，胡适的‘考证’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带来了新鲜空气，人们从此司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
　　自称具有“历史癖”和“考证癖”的胡适，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得到关于作者的六条结论，胡适的结论之结论即第6条：《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人称胡适的学说为“自传说”。
　　现在，《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妇孺皆知。但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在乾隆50年（1758年）前后至今，顾虑在着种种争议，归纳起来至少有四种说法（略）。自从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后，直到现在，很少人再对《红楼梦》的作者提出异议。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红楼梦》作者。胡适的这一功绩是不容否认的。
　　四十年代末，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继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辩》之后出现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红学专著。这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在“红学史上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用马列主义指导《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 评论派　　三十年代，红学渐渐跳出了胡适的“考证”“著者”“本子”之类的小圈子，不少研究者另辟蹊径，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对《红楼梦》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人物形象加以探讨，如李辰冬《红楼梦研究》（1934，巴黎出版法文本）。作者认为曹雪芹的“人生观”是“达观的”“出世的”，其著的目的就是在于抒发“人生不过一场梦”的感概。《红楼梦》的社会由世家、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组合而成，但是“它们绝不含任何阶级斗争现象”，书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人格”，不存在“好人”“坏人”的对立。
　　四十年代，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人物形象心理状态分析之上，代表作有太愚（即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收文十篇，1948）、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1945）、阿印的《林黛玉的悲剧》（收文7篇）、高语罕的《红楼梦宝藏》（共6讲）。张天翼通过分析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分析了曹雪芹思想、创作时的复杂心情。太愚则十分注重人物心理状态以性格特点的分析。
　　五十年代，李希凡等两个小人物，再次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至文革逐步形成了《红楼梦》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百科全书说。





发展时期　　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随《红楼梦》的写作和流传而产生，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两百多年间红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大致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以前，称为“旧红学”时期；从1921年“新红学”的出现到1954年为“新红学”时期；从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为“当代红学”时期。 旧红学时期　　旧红学时期中，有的是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诗歌和纪闻，有的是各种版本上的批注和评论，有的是研究《红楼梦》的专书和专文。总体成就不高，但如敦敏、敦诚等人的诗歌和脂砚斋的某些评点对于了解曹雪芹及其创作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是从《红楼梦》本身阐述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尽管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研究的角度是可取的。最没有价值的是索隐派的专著，其代表著作有署名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谈》、署名悟真道人的《红楼梦索隐》、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以及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等。 新红学时期　　新红学时期的评著，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索隐派的著作，如1925阚铎《红楼梦抉微》、1927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1934年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等，这是第一个研究时期索隐派的继续和恶性发展。但由于新红学的声势很大，故索隐派著作的影响日益缩小。第二类是考证性质的著作，如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和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和1952年《红楼梦研究》、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其中以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最早、影响最大，它们的成绩在于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考证，对“旧红学”的谬误进行过一些批判，但在考证研究中散布了唯心主义思想观点和实用主义烦琐考证的治学方法，成了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的主要对象。第三类是评论性质的著作，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及其它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成就的著作。 当代红学时期　　当代红学时期，从1954年《文史哲》9月号发表李希凡、蓝翎二人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开始，对俞平伯二书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直至现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支持了李、蓝两个“小人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斗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论红楼梦》、周汝昌《曹雪芹》、冯其庸《梦边集》、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绵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周中明《红楼梦语言艺术》、舒芜《说梦录》、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王朝闻《论凤姐》、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等等。如想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研究史的情况可阅读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和《续稿》以及韩进廉《红学史稿》。





当代红学回顾　　“文革”以后的红学研究横向上大体可分为“文献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文献研究又可分为索隐派、考证派和版本研究三类；文本研究则分为运用传统方法研究和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两支。从时序上纵向排列，“文革”以后的红学可划为三段：1976~1979年、1980~1986年、1987至今。 1976~1979年的红学研究　　1976~1979年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红学研究的不少文章虽还没有跳出“文革”中形成的老套路，但随着一场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红学研究也呈现出逐渐向文本本身回归的变化。
　　在文献研究方面，考证派继续了对《红楼梦》作者及成书状况的研究。如1979年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另有戴不凡于1979年在《北方论丛》《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秦可卿晚死考》等文，提出作者乃“石兄”曹俯，而曹雪芹只不过是修改、整理者。之后，反驳戴文的文章有近30篇。版本学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1977年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在台湾出版，1978年冯其庸的《论庚辰本》是第一部红学版本考证的专著。该书通过对庚辰本和己卯本之间关系的详尽分析和比勘，认为庚辰本是己卯本的过录本，是曹雪芹去世前最后的、也是最完整的一个版本，是仅次于曹雪芹手稿的珍贵抄本。庚辰本自胡适发现后，一直未获重视，冯其庸的详实考核才使人们对其版本学价值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在文本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目光逐渐回到了对《红楼梦》文本本身的内容、价值的探讨上，虽然仍不能完全摆脱运用阶级话语的分析，但较之于“文革”时期的“政治红学”，这种研究的回归仍具有其积极意义。 1980~1986年的红学研究　　这一时期是红学研究的辉煌繁盛时期，真正就《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研究形式和效果与以往大大不同，西方文艺理论也被引入红学研究中，给红学研究带来许多新视角。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在大陆已基本消失，港台有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年)等，但均未成气候。这一时期的考证派却极其活跃，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曹学的考证尤其繁盛，对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生卒年、故居、曹家遗迹、抄家原因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年)，在对1963年公开的《辽东曹氏宗谱》研究基础上，对曹家成员状况、从官历史等做出了考证，认为曹家的籍贯是辽阳，而非河北丰润；梅挺秀的《曹雪芹卒年新考》(1980年)通过对脂批的重新标点分段，推论曹雪芹之卒年为乾隆甲申(1764)年春天，有别于传统研究者所支持的“壬午”卒年及“癸未”卒年两说；另外还有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等著作。除曹学外，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十分活跃，大体理出版本源流的一些情况。如己卯本和庚辰本同出于己卯庚辰本；王府本与戚沪本、戚宁本属同一支；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属年份最早的版本。港台方面有王三庆专著《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红楼梦》早期存在状况及这部小说的传抄转录过程，都有很大的价值。与曹学、版本学的盛况相比，脂学和探佚学方面也有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孙逊的《红楼梦脂评初探》(1981年)。
　　随着文化环境和学术气氛的改变，这一时期的文本研究呈现兴盛繁荣的态势。
　　运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对“红学”作为一门颇具特殊性的学科本身之内涵的反思；其次是对文本的艺术品鉴类的研究；第三是用美学的阐释方法来阐释《红楼梦》，突破了以往单一的社会阐释模式；最后是从艺术研究角度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人物、环境、主题、结构、细节描写等进行探讨。对于“红学”含义的争论起于1980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他认为红学的范畴应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和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这部小说写的是谁家的事，即“本事”，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周汝昌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质疑。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这次对于红学学科范畴的反思有利于红学研究的规范化。
　　这一时期，对《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许多著作都层层深入地剖析，鞭辟入里。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等等。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视角。其中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就是对《红楼梦》进行现实主义美学阐释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种各样的美学方法都被使用起来，如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
　　对《红楼梦》的人物、主题、结构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问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通过对《红楼梦》情节、高潮和其他诸种矛盾的分析，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不是贾政和贾宝玉之间的冲突，而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
　　运用西方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普遍产生并发展起来。但由于红学队伍大多为古典文学研究家，因此，运用西方理论进行研究总的说来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树者则嫌寡。在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在红学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是用叙事学方法结合文化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此外，在翻译、出版方面，1981年由李治华、雅歌·阿雷札艺思合译的《红楼梦》法文全译本出版；另有蒙文、维吾尔文、斯洛伐克文等译本问世。 1987年以来的红学研究　　1987年以后的红学研究受经济大潮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逐渐呈现出经济性、消费性和大众化的特点。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索隐派红学自上世纪20年代胡、蔡论战之后，便日渐寥落，上世纪50年代后在大陆已基本消失。但随着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的《红楼解梦》的出版，索隐派红学在大陆再起波澜。《红楼解梦》认为《红楼梦》乃影射清朝佚史，是曹雪芹怀念恋人之作。《红楼解梦》在总体理论构架上流于索隐派的主观臆度，而缺乏正史资料的支持；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出版，作者提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之说，索隐出秦可卿故事乃影射清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从2005年起，刘心武又连续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但其考证部分重复周汝昌的观点，其文本分析则重复王志武《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的观点。索隐派红学以其离奇的故事性、传奇性，满足了多数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趣味，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受经济利益和消费性的促使，方法上又流于玄虚的红学研究，并不值得提倡。
　　考证派红学亦出现不少异说新论。如1994年欧阳健的《红楼新辨》经过对版本的再梳理，指出20世纪发现的所有脂评本皆系伪造，唯独程甲本乃《红楼梦》真本；至2003年出版《还原脂砚斋》，形成了红学辩伪派考证体系。曲沐的《红楼梦会真录》也是辩伪派观点。1995年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则认为《红楼梦》中暗伏伏羲画卦结构，《红楼梦》有两种，一是故事红楼梦，一是结构红楼梦，曹雪芹的小说是一部对称结构艺术的著作；还有“二书合成说”，认为《红楼梦》是由《风月宝鉴》和《石头记》两本书拼合而成；另有一部分人则从开发本地经济效益出发，对曹雪芹的祖籍提出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以上种种可见，红学考证越来越走入趣味化，其中的“祖籍考证”则明显地表现出经济目的，许多考证文章不仅仅远离红学，而且对了解作品并无积极意义。
　　在文本研究方面，传统方法的研究仍在继续。首先，红学的学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如1989年韩进廉的《红学史稿》，还有一些作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来研究《红楼梦》，如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即对 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续书研究方面，赵建忠的《红楼梦续书研究》(1997年)填补了两百年来红学方面关于续书研究的一项空白；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摆脱艰深晦涩的学风，把传统的随笔式之灵动融入严肃的学术思考中，出现了一批属于导读式的随笔专著；在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红楼梦》方面，研究方法显示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如1998年王彬的《红楼梦叙事》，用叙事学理论来系统地研究《红楼梦》；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的阐述方法也被用于红学研究上；此外，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时代的科技成果也被引入红学研究，如利用计算机的统计功能来考察《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等。





红学名人　　新红学家有很多，以下几个是比较有名的。
　　胡适（1891～1962）是一位具有很多开创性建树、起了划时代作用的重要人物。在“新红学”领域，胡适“既开风气又为师”。胡适在红学史上开新纪元的成就主要有：把红学纳入了学术轨道，开创“曹学”、“版本学”、最早重视和研究脂批本，他对《红楼梦》续书的研究，至今依然是争论的焦点之一。胡适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淋漓尽致的发挥了“新典范”的作用。《胡适与红学》是作者在尽可能充分、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胡适的上述诸创获进行全面、系统解读的新尝试，力图对胡适在百年红学上的开创性贡献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周汝昌，本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 周汝昌

言。周汝昌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曾就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生院。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首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丰富详备的内容以及开创意义在红学史上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被评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其历经五十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
　　专著：《红楼梦新证》《曹雪芹》《曹雪芹小传》《恭王府考》《献芹集》《石头记鉴真》《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历程》 《曹雪芹新传》 《红楼艺术》《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真本》《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风流文采第一人》《红楼十二层》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 张爱玲

921年生于上海，1995年于美国洛杉叽逝世。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张爱玲主要红学研究成果：
　　1977年8月由台北皇冠杂志社印行她的著作《红楼梦魇》。全书共由7篇专文构成，卷首是“自序”。题目是：《红楼梦未完》《红楼梦插曲之一——高鹗、袭人与畹君》《初详红楼梦——论全抄本》《二详红楼梦——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三详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四详红楼梦——改写与遗稿》《五详红楼梦——旧时真本》。这7篇文章以版本研究为主要内容，显现出一位作家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和研究的独特的“视角”。
　　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过中学教 刘心武

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研究：1993年开始发表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并将研究成果以小说形式发表，十多年来坚持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解读《红楼梦》。 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百家讲坛开讲《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原定为36集，但至23集时遭致红学家干预而停播。 2006年4月12日，刘心武应纽约华美人文学会之邀抵达美国，4月16日于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次“红楼揭密”演讲。2007年7月，继续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述《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






版本问题　　《红楼梦》的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仅流传八十回的脂评抄本系统；一是不知何人续写了后四十回，经程伟元、高鹗整理补缀的一百二十回印本系统。
　　脂评系统的本子，现存十个版本，其祖本都是曹雪芹生前传抄出来的，所以在不同程度上保存了原著的本来面貌；
　　程高系统的本子，基本上只有两种：程甲本和程乙本，它们前八十回依据的也是脂评系统的本子，但已经过了整理者较多的改动，程乙本改动尤甚。 脂评抄本系统　　甲戌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8，13—16，25—28，共16回，分装为4册，4回一册。第一回有其它各本没有的一句话：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故得名。甲戌，1754年。此本有一千多条批语，被称为“脂批”。胡适原藏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上海博物馆重金购回。有上海古籍、中华书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己卯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回—20回，31回—40回，55回（后半），56，57，58，59回（前半），61—63，65，66，68回—70回。在31回—40回这一册的目录页上，有“己卯冬月定本”六个字，故称己卯本。己卯，1759年。现藏国家博物馆。有上海古籍、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庚辰本：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78回，1—80，缺64，67回。装成8册。10回一册。后四册目录页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故名。庚辰，1760年。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人民文学影印本。
　　蒙府本：名石头记，发现于清代一蒙古王府，故名。120回。有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戚序本（石印本，上海本，南京本）：名石头记，有戚蓼生序，故名。80回。有人民文学、上海古籍影印本。
　　杨本：又称“梦稿本”，120回。曾为杨继振收藏，故名。有上海古籍影印本。
　　舒序本：名《红楼梦》。存1-40回。有舒元炜1789年（己酉）序，故名。
　　列藏本：存78回，缺5，6回。没有总书名。除少数几回名红楼梦外，各回皆名石头记。现存俄罗斯彼得堡东方研究所。不只一处它本文字皆误，而此本正确。最好一例是黛玉眉目的第二句，此本为：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与第一句“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可谓绝佳之对。它本皆逊色多了。此句当为雪芹原笔。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梦觉本（甲辰本）：甲辰，1784年。名《红楼梦》，有梦觉主人序。80回。有书目文献、中州古籍影印本
　　郑藏本：存23，24回。曾为郑振铎收藏，故名。有书目文献、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靖本：名”石头记“，原藏于扬州靖应鲲氏，故名。存78回，缺28、29回，后遗失至今未曾寻到。
　　卞藏本：2006年6月在上海发现。被深圳收藏家卞亦文先生购得。存33至48回。有北京图书馆影印本。
　　以上个本又称脂本，以有脂砚斋评语故。这些抄本现在都出版了影印本（上海本南京本除外）。
　　这些本子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有一位论者认为，这些本子都出自曹雪芹的同一个传世稿本。诸本间的差异，是在传抄中形成的，雪芹并没有多个稿本传世。他以共同异文版本群统计表加上其它一些论据，论证了诸抄本都是配抄本），因而，版本关系的研究不能以“本”为单位，应当以“回”为单位。有时，还要深入到一回的内部。 程高印本系统　　120回活字印刷本：
　　程甲本（1791）：程伟元、高鹗于1791年出版的活字印刷本。
　　程乙本（1792）：程伟元、高鹗于1792年出版的活字印刷本。对程甲本作了不少修改。
　　程甲本评点本：
　　《新增批评绣像红楼梦》东观阁主人（王德化）评点，1811年初版；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王希廉（护花主人）评点；
　　《增评补图石头记》王希廉总评，姚燮（大某山民）加评；
　　《妙复轩评石头记》张新之（太平闲人）评点，1881年孙桐生出初版；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三家（王希廉、姚燮、张新之）合评本；
　　《红楼梦》黄小田手批，底本为东观阁印本；
　　程乙本评点本：
　　《桐花凤阁评红楼梦》陈其泰（桐花凤阁主）手批，底本为程乙本。

教师之友网

最后一个红学家－－俞平伯红学行状

一 　　 一九O四年立春日，在那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想来是风清日暖的晴好。就在这一天，四岁的俞平伯背着书包、蹒跚而神气地走向学堂。而此时牵着俞平伯小手、送俞平伯到学堂的，是一位白发老者，神清气朗、鹤形松姿。 　　在回家的路上，听着身后的朗朗书声，这白发老者骤然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并吟诗一首述怀： 　　喜逢日吉又辰良，笑挈曾孙上学堂。 　　一岁春朗新甲子，九天奎宿大文章。 　　更兼金水相生妙，能否聪明比父强。 　　记有而翁前事在，尚期元负旧书香。 　　这白发老者乃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湖州府　德清县城关乡南埭村人，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一生孜孜不倦致力于教育，辛勤笔耕，有学术巨著《春在堂全集》五百卷。清道光进士，官至河南学政，罢官后侨居苏州，主讲紫阳书院。晚年主讲杭州诂经精舍。 　　俞樾此时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俞家世代书香，声名扬溢海内外。除他自己文章满腹外，其父俞鸿渐，举人、诗人；其孙俞陛云，光绪二十四年探花，官翰林院编修。其孙媳许之仙，苏州知府许子原之女，熟谙诗文，巾帼不让须眉。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俞樾对现在上学的曾孙俞平伯存些异乎寻常的期许，自在情理之中。 　　二 　　果然，俞平伯英雄了得，没有辜负曾祖父的期望。他建树多多，尤以《红楼梦》研究赢得俗事声名。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俞先生不过二十出头，所谓的乳臭未甘、黄毛犹存是也，然他与胡适、顾颉刚却并称新红学三剑客。剑锋所向，旧红学土崩瓦解，新红学横空出世。这的是，英雄露颍在今朝，年少便把姓名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俞先生年灾月厄、造物偃蹇，著籍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阵营，属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学术老爷。但作为毛泽东钦点的人物，更属影响远播、声名广大。以至文革中的红卫兵竟误以先生为《红楼梦》作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乾坤颠倒，时移物换，那俞平伯也就梅开二度、苦尽甘来。此时，那俞平伯的名头大得怕人、响得怕人，如果你以红学多情，可你不知道有俞平伯这么个好汉，就像一个人不晓得自己的家国姓字。 　　俞先生红学成就主要在《红楼梦》著作权的辩伪存真，代表作是《红楼梦辩》（后增益为《红楼梦研究》。在俞先生前，已经有人认为《红楼梦》非一人所作。如：在《赠高兰墅同年》一诗的自注中，清代著名诗人、高鹗的妻舅张问陶曾明确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又如：在《曲园杂纂》第三十八卷《小浮梅闲语》中，俞先生曾祖俞曲园先生就认为，后四十回中提到科举试题有五言八韵诗，这应是在曹雪芹之后的事，可见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作的。 　　在前人的基础上，凭借脂批的暗示与作品的描写，俞先生目光如炬、见微知著，找出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矛盾近百条，辨明《红楼梦》只有前八十回是那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乃高鹗续补。 　　应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俞先生的工作是有着眼点的。《红楼梦》的写法及成书过程比较特殊，在写法上，这部作品草绳灰线、伏线千里，特别是第五回，对主要的情节及人物命运都有暗示；同时，在该书创作时，除了作者执笔外，作者的一些亲朋好友也始终参与，并以批的形式对一些情况，特别是作品的故事大概进行过披露。所以，根据这两方面的材料，通过找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矛盾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识问题的存在。 　　也是那俞先生确实弄出些有些名堂，《红楼梦辨》问世时，《现代评论》就有人如是说，"续书说的提出和论定，无异空谷足音，震动了当时的红学界。"在此后的岁月中，俞先生的意见基本成为定论。是因为有俞先生的慧眼，高鹗的不堪才昭白于天下，高鹗二字，与欺世盗名、瞒天过海同义。挂羊头卖狗肉，狗尾续貂，人们这样评价后四十回。 　　但考之俞先生治红学事，就态度与动机而言，与影响的广泛、特别是与曾祖父的期许风牛马不相及。无意轰动视听，没有自比奎宿的高大，更不想开所谓的"新甲子"，作所谓"大文章"，甚至有无"元负旧书香"的责任意识也难说。"一片闲云无拘系，说神仙恰是真的。任鸡虫得失，夔蚿多寡，鹏鷃高低。"对红学这学问，他其实并不真正地当回事，先生说了些大概可以称之为红学的话，但冲淡、本色，就像他的散文那样，当然，更多的是对《红楼梦》没有信心。 在《红楼梦辩引论》中，俞先生说： 　　我从前不但没有研究《红楼梦》底兴趣，十二三岁时候，第一次当他闲书读，且并不觉得十分好。那时我心目中的好书，是《西游》、《三国》、《荡寇志》之类，《红楼梦》算不得什么的。我还记得，那时有人告诉我姊姊说："《红楼梦》是不可不读的！"这种"象煞有介事"的空气，使我不禁失笑，觉得说话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傻？直到后来，我在北京，毕业于北大，方才有些微的赏鉴力。一九二零年，偕孟真在欧行船上，方始剧谈《红楼梦》，熟读《红楼梦》。这书竟做了我们俩海天中的伴侣。孟真每以文学的眼光来批评他，时有妙论，我遂能深一层了解这书底意义、价值。但虽然如此，却还没有系统的研究底兴味。欧游归来的明年（一九二一），我返北京。其时胡适之先生正发布他底《红楼梦考证》，我友顾颉刚先生亦努力于《红楼梦》研究；于是研究底意兴方才感染到我。 　　与自己的说法相表里，在《红楼梦辩》序言中，顾颉刚也披露，俞先生曾在致顾颉刚信中说，"京事一切沉闷（新华门军警打伤教职员），更无可道者；不如剧谈《红楼》，为消夏神方" 。 　　如果以上说法不伪，牵牛花儿当喇叭吹，闹着玩；骑马时间少、擦镫时间多，本末颠倒。就是俞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绝好评语。一切都很平淡，没有热情，更少动力，特别是事业心欠缺，全是将就、勉强出些东西。所谓的"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所谓的"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根本不存在。 　　可以设想，俞先生是这样作这文章的。他涂抹些论"红"的文字，但用情不专、心不在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马大哈当会计，全是糊涂帐。此时，他正迷醉新诗，一九二二年一月，与叶圣陶等创办《诗》月刊，为写作平民的诗，为实现诗回到平民中去的理想，他孜孜不倦，埋首经营，村村势势地起劲忙活。于是乎，一九二二年三月，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出版。不久，《雪朗》（与朱自清等人合集）、《西还》、《亿》陆续问世。 　　对《红楼梦》，闲时也信笔记上几行，可吊儿郎当，写过就随手丢放。在这般的经营中，情形自然一塌糊涂，"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不知怎么搞的，那研"红"手稿不见了。 　　或是曾有一念闪过，俞先生似乎记起写过些东西，"可曾记得"？他疑惑地问妻子。那位杭州闺秀许宝驯颠着一双小脚，就有过一番翻箱倒柜的忙碌。但苦于俞家字墨太多，从高祖父俞鸿渐到曾祖父俞樾再到父亲俞陛云，遗存已是汗牛充栋，俞夫人劳而无功。 　　或是俞先生压根就忘了这回事。因为：对俞先生来说，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美事，是有俞夫人做伴。俞夫人长俞先生四岁，是俞先生舅父的女儿，与俞先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俞先生爱这位表姐呀。 　　"可爱的匆匆，可爱的朦胧，以她的可爱而皆可爱了。"这是俞夫人给俞先生的感受。 　　"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女人"这是俞先生因为爱自己的夫人而泽及裙钗。 　　只要大表姐在，"春日早起摘花戴，寒夜挑灯把谜猜。添香并立观书画，步月随影踏苍苔"，那世界就再圆满不过了，几页劳什子手稿算什么？ 　　后来，俞先生的手稿却被友人发现了，已经在市井的旧书摊中，像走失了的孩子，面目肿破，没头没脸，似个泥猪一般。俞先生倒还宽厚，没有责斥其不安生，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但担心其再任性远游，就干脆打发了个正经去处。送往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印行五百册。封面冠名《红楼梦辩》，收俞先生引论、顾颉刚序各一。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不足十万字。 　　那捅破红学天空、颠倒红学世界的大作－－《红楼梦辩》，就是这么来的。就像非常不经意地、信手在路边扔了颗种子，可它竟然发芽了，生根了，长叶了，以至蓬蓬盛盛、恣意纵横，成为一种风景，芬芳美丽满枝桠，直叫那世人喝声好，不知高低。 　　三 　　在一九五四年，距《红楼梦辩》问世，已约消磨得约三十年的光阴。但那随意造就的风景却又一次引人注目。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这次不是对其称奇道妙，而是一些人看出那风景中有不少歪脖子树。 　　是年，两个毕业不久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偶然路过那风景所在-读了俞先生的著作《红楼梦辩》，闭着目思量了几回，歪着头琢磨了几次，觉得不对劲，与他们刚刚接受的理论抵牾，于是指指点点，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扬言俞先生的红学思想有三点错误 　　四 　　岁月不居，白驹过隙，世事翻腾似转轮，花开花落几春秋。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再一次审视那风景。有人说，哎，胡闹！它不歪呀，周正着呢；也有人说，歪则歪矣，但妙在那一歪，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嘛。于是乎，再长的巷子也能走出个天，换珠衫依旧是富贵模样，向时的遗憾全部变成光荣。人们洋洋洒洒地写了许多大文章，总结他的学术思想，研究他的治学方法，歌颂他的学者品格，评价他的学术贡献。一九八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庆祝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说俞平伯"是一位有学术贡献的爱国者。他早年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新体诗最早的作者之一，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对小说、戏曲、诗词的研究，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为学术界重视的成果。" 　　着眼于《红楼梦》这一亩三分地，也惟俞先生最风光、最英雄了得。解放前就有《红楼梦辩》奠基，建国后，勤于资料整理、校勘，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数十万字的"校字记"，《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甲戍本《红楼梦序》。都是大手笔，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泽及晚辈后学。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 　　"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与别人的殷勤相反，俞先生却十分冷漠。历尽了人间的风暴雨寒，踏遍了世上的沟沟坎坎，他极目远眺，晴空万里，白云在天，霎那间，大彻大悟，心中一片空明。情也成空，爱也成风，宛如挥手袖底风。任你千般妩媚，万种风情，俺"不随妖艳争春去，独守孤贞待岁寒"，"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忧"。 　　根据《俞平伯年谱》记载，一九七九年，筹备中的《红楼梦学刊》上门敦请俞平伯出任编委或顾问，俞先生当即谢绝。 　　一九八O年，首届"《红楼梦》国际研讨会"在美国召开，俞先生是第一位被邀请的内地红学家，俞先生未到会。 　　另据俞氏外孙《我的外祖父俞平伯》记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 　　真可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急流中勇退不争多，厌喧烦静中闲坐。" 　　俞先生不仅冷漠，更心神不定，神思恍惚，常常想一回，闷一回，恼一回，又懊悔一回。面对别人的殷勤，他更多的是望着夕阳发呆。也曾数窗前的雨滴，也曾数门前的落叶，也曾问流水的消息，也曾问白云的去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回首平生，"花开一季，春色三分；多半狂风多半雨，一分流水二分尘"。先生感慨万端，一声长叹。 　　关于俞平伯晚年的忏悔，目前说法不一，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认为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全是胡闹。 　　在《乐知儿语说〈红楼〉》中，他说，"《红楼梦》好象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屡发为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 "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笔者躬逢（红学）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 "（考证派红学）下笔愈多，去题愈远。""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起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 　　一九八六年，在纪念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说："既已无一不佳了，就或误把缺点看作优点；明明是漏洞，却说中有微言。我自己每犯这样的毛病，比猜笨谜的，怕高不了多少。""如能把距离放远些，或从另一角度来看，则可避免许多烟雾，而《红楼梦》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俞先生外孙韦柰的回忆则更指向要害，一九九0年六月病重后，处在半昏迷状态中的俞先生每次见到他，总重复说一句话："你要写很长很长的文章，写好后拿给我看。"韦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久，韦柰才知道这与《红楼梦》后四十回有关，但他还是搞不清楚真正意图。那时，俞先生已病入膏肓，思维只能出，不能入。经过反复断断续续的对话，韦柰终于弄清了他的想法，他要重新评价后四十回。并且用颤抖的手写下："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他还亲口对韦柰的母亲俞成说："我不能写了，由你们完成，不写完它，我不能死！" 　　对拿俞先生多情的人来说，俞先生的情况无异于兜头一盆凉水，让他们措手不及，顿时尴尬。这俞平伯太不知好歹，老糊涂了。于是，这些好心人一哄而散。 　　不过也有人说，这老爷子心下清爽着呢，一点也不糊涂。他们说有这么一回事，经过多年疏浚，俞先生已经彻底搞清困惑考据派红学的几个问题，扬扬几万言，就在《红楼梦学刊》编辑的案头。 　　冯其庸、周汝昌一看就犯难了。当然不是因为俞先生说得不对，而是因为他说得太对了。但就是因为对，他们惊慌失措，犹如天崩地陷一般。经过一夜秘谋，强打精神捱步俞府。 　　虽已拟出多种说辞，但心中还是不免惴惴。跨入俞府，却不禁为之一惊。俞家哭声动地，三三两两的人穿梭忙碌，由于写文章时过于激动，稿子寄出后，俞先生就呜呼作古。冯其庸、周汝昌先是一塄，随之念及俞先生的种种好处，也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伤心之后，想起此番的使命，悬着的心徐徐下落，彼此心照不宣地一瞅，万千的默契尽在不言中。 　　我当然知道这都是胡诌，但也从侧面看出，淡泊增益了俞先生的魅力。作为红学家，俞先生在宁静中风云，在风云中宁静。或许真的像俞先生自己说得那样，他什么也没做，但这正是俞先生的价值所在：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鄙以明丽。所有的铺陈夸张、好大喜功，言之凿凿、信誓旦旦，在俞先生的面前都相形见绌、原形毕露。人们喜欢俞先生，神话俞先生，因为俞先生不神仙雾罩、虚多实少，不追求君临万物的高度，永远都熨贴着大地。 　　据传，俞先生临盆前，其母梦有僧人登门化缘，遂以俞为高僧转世，故乳名僧宝。考诸先生的从容恬静、与世无争，冥冥中盖有天数也。 　　五 　 　　秋雨霏霏，连绵不绝。撑着油纸伞，我神情暗淡、心中腻烦，在不知有多少人曾走过多少次的宁荣街徘徊。昔日的簇簇车马阜盛人烟，今天好似被绵绵的秋雨消融的无痕了。宁府门前两只狮子无影无踪，坐在荣府门前挺胸叠肚指手画脚说东谈西的人也烟消云散了。 　　大观园群芳凋零，海棠树已经枯死半边，"呜呼死生遂隔离，使我双泪风中斜。" 　　俞先生都忏悔了，您说中国还有几个红学家？

教师之友网

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年 红学家齐聚忆非凡历程

2010-09-15    刘敏君    人民日报海外版

“纪念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共同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学者：红楼梦学会成立宣告红学研究进入新时期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庆善在开幕致辞中说，在百年红学史上，这三十年非同寻常。1980年7月21日至30日，由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北方论丛》编委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红楼梦学刊》编委会、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红楼梦研究集刊》编委会联合发起的《红楼梦》研讨会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研讨会。在那次大会的闭幕式上宣告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是中国红学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红楼梦学刊》、《红楼梦研究集刊》的创刊共同成为新时期红学研究的重要标志。 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冯其庸在回顾学会三十年来的历程时说，中国红楼梦学会从创办之日起就放眼全国、放眼全世界，团结所有爱好《红楼梦》的研究者。这些研究者们在三十年中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论是在作者、家世、版本，还是思想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这些研究者与爱好者，学会就是徒有虚名的。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戴敦邦绘 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李希凡是三十年前学会成立的亲历者。“三十年后，能够继续参加学会的纪念研讨活动由衷感到高兴。”李希凡说，红学会虽然不是第一个学术团体，但在群众基础、活动能量等方面，是其他学术团体无法相比的。或许大家在《红楼梦》研究的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只要中华文化传统继续发扬，红学研究就依然要继续。 作为当年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锦池在开幕式上和与会代表们一同分享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他的镜头有最初调到《红楼梦》校注组时去拜见吴组缃时的情景，有《红楼梦学刊》创刊之后，众多大师级学者如茅盾、王昆仑、吴组缃等希望所有热爱《红楼梦》的研究者们能团结在一起的情景以及1980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情景。与会者认为这些镜头是精彩的新时期红学史之一部分。 作家：“我的进步与成功跟《红楼梦》分不开” 《红楼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著名作家二月河在说到他与《红楼梦》的缘分时说：“古印度在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七种意识之外，还有一种音译为阿赖耶识的意识，永恒而不可消灭。我跟《红楼梦》之间便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前世之缘。”他认为自己的成功始终伴随着阅读《红楼梦》、分析《红楼梦》、分析社会的体验。在研究《红楼梦》、参加《红楼梦》研讨会，到后来开始创作历史小说的过程中，努力与机遇并存。他说：“这三十年，是我自己奋斗的三十年，也是红楼梦学会逐步发展壮大的三十年，而我的每一次进步与成功都跟《红楼梦》分不开。” 会议：求真务实百家争鸣 本届大会讨论历时两天，分五场进行，大会发言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是关于红学史方面的研究。由于《红楼梦》文本的特殊性与经典性，作为一门显学，红学研究在二百多年的发展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因而关于红学史方面的资料与研究特别是新时期红学史的资料收集在近年颇为人们所关注。此次会议适逢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三十周年，许多学者结合自身经历，回顾了近三十年的红学历程，为红学史留下了宝贵的口述资料和研究成果。 二是关于小说文本的研究。与会者认为，《红楼梦》的存在与价值在于文本，红学研究需要回归文本。就小说本身来说，品味小说的诗意，对《红楼梦》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更值得关注，这也是近年来不断被学界强调的一点。无论版本、人物、思想、艺术乃至研究流派，都与此相关。希望文本研究能在今后有飞跃与前进，像西方理论家研究小说那样，真正从小说中总结出问题。 三是关于《红楼梦》传播的研究。与会学者就《红楼梦》传播过程中的各种形式呈现各抒己见，如版本流传、续书创作、戏曲改编、翻译推广乃至教学和饮食等文化产业的开发等，由此体现了《红楼梦》文化的深远影响。记者注意到，有学者专门对《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译介状况做研究，认为西方学界有许多关于《红楼梦》的翻译与研究，这是西方学者基于自身的立场与方法，对《红楼梦》进行的卓有意义的探索。中国的学者应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红楼梦》的海外译本，并对译本的底本进行考证；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内容和观点。这项研究做好了，将有利于向西方普通读者推介《红楼梦》，推介中国文化。 红学作为一门学术，具有自身的学术性、专业性、严谨性。有学者认为近年的红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缺乏有意义和深度的研究选题，同时也缺乏精细和深入的言说方式。也有学者对近年来一些通过炒作成为社会时尚的红学现象提出了批评。与会者认为，百家争鸣首先要讲究学术的科学与规范，在科学与娱乐之间不能有丝毫混淆。学者做学问须求真务实，真正拥有科学精神。要以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在新科技手段的辅助下，使红学研究取得更好的成绩。

教师之友网

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之回顾——怎样读懂《红楼梦》的发展史
胥惠民

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成绩是辉煌的。在这个世纪不仅成就了“红学”，还成就了它的分支“曹学”。一个作家和他的一部作品分别成就了两门专学，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红学又是一门备受误解和备受批评的学问。王蒙曾说：“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 ①。《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它丰富得如同宇宙那样，充满诱惑力，什么人都可以研究它，从它里边什么东西都可以扯出来。研究《红楼梦》常常使人走火入魔，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总是伴随着红学生长，有些红学观点又常常被批评为“红外线”。红学界外的学者常常对它避之惟恐不及，更不愿染指它了。不管怎么说，红学同甲骨学、敦煌学一样是20世纪中华大地上的三门显学。反思20世纪红学的功过，总结其经验教训，会为21世纪红学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张庆善、梅新林两位已准备编撰一部多卷本《红学通史》，他们力图把握过去红学研究的演进规律，使青年学者更好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以避免精神浪费。总结红学发展史应该是多渠道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的工作。客观地分题目描画20世纪红学概况，无疑对人们认识上个世纪红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分题综述，实话实说；是非功过，自在其中；见仁见智，进行总结，免除了学人的翻检之劳。


索隐派——一群智者的误读
《红楼梦》之所以会在20世纪变为专“学”，同索隐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乾隆、嘉庆之际，索隐派的观点就出现了。这个学派的产生，内因源于作品本身。《红楼梦》第一回云：“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又说：“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破人愁闷”。它吸引学人探索幽隐，寻求小说被隐去的“本事”或者“微义”。外因则由于这些学人不明白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更不明白小说虚构故事的本质特点。于是 “明珠家事”说、“和珅家事”说、“金陵张侯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宫闱秘事”说、“演义理”说、“清世祖与董鄂妃爱情”说、“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说、“雍正夺嫡”说，等等，不时地见于清人、近代人的著作。但当时缺乏深入的“索隐”，尚构不成学派。到了20世纪20年代情况大变，连续出版了几部索隐派的大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有的著作连续再版十馀次，不仅宣告索隐派的成熟，也标志着红学的成立。
20世纪索隐派代表作主要有以下一些：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附于120回《红楼梦》上，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王、沈“以注经之法注《红楼》”索出了什么“真事”呢？他们在其《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说：“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 小说中的“情僧”即指顺治皇帝，那么董鄂妃是谁？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豫王多铎灭南明时，“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后“身随王北行，经世祖纳之宫中，”封贵妃。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成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 此书出版后，短期内即印行13版之多，可见其当时影响之大。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出版。他的基本看法是：“《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说：“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因为贾宝玉说过“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他认为书中贾宝玉写的是“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意也，即指‘胤礽’。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的资格，所以贾宝玉衔玉而生。”“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经过蔡元培的索隐，《红楼梦》这部表现女儿才华及其悲剧命运的世情小说，就变成了表现明末民族矛盾以及明王朝灭亡、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小说。蔡元培“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说很有趣，从初版到1930年即印行了10版，于此可见这也是影响很大的著作。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出版，邓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曹雪芹说他增删五次，是指清代“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
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印行。寿鹏飞比较赞赏蔡元培的观点，反对胡适《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他说：“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有关政治，诚哉斯言。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无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他认为《红楼梦》是“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林黛玉是废太子胤礽的影子，宝钗是雍正的影子。他还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给《红楼梦》重新找了个作者叫“曹一士”。
景梅九《红楼梦真谛》1934年由西京出版社印行。景梅九同意“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满”的观点。他说：“木石前盟，即木石前明，不过添皿字以掩饰之。”贾宝玉影射“帝王”，《红楼梦》暗写清廷，隐叙明清兴废和所谓的“亡国之痛”。
1949年共和国解放后，大陆索隐派少了，但新加坡、台湾、香港却呈复活之势，不断出版着这类著作。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反对胡适的自叙传说，同意蔡元培的观点，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1972年杜世杰在台中市印行了自己的《红楼梦原理》，全书30多万字，基本观点与蔡元培相同。此书最大胆的提法是认为曹雪芹是个化名，谐音意思是“抄写勤”“抄写存”，杜世杰相信作者吴梅村说。后来作者将此书与其《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编为《红楼梦考实》，1995年由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印行，1997年第二次印刷，共印行8000册，继续宣扬他的观点。香港李知其分别于1984年、1985年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谜》上、下篇，规模略同于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观点也大体相同。李知其大力挞伐胡适首创的“曹雪芹自叙传”说，他说：“《红楼梦》是一部梦谜小说，作者向专制满帝的朝廷做出讪笑，时或掺入毁谤的情节，试问如何会写下真姓名来召祸呢？他既存心隐去姓名，后人岂易考证出来？”他认为“曹雪芹”三字连读可成为“呓说人”，                                                                                                                                                       即说书人的意思。他不仅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还否定了脂评本的真实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索隐派也有复活之势。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姐弟的《红楼解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95年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了增订本。此书宣传小说只是《红楼梦》的外壳，隐入其中的历史才是它的灵魂。此书的历史“主要是为竺香玉树碑立传”，“隐写了曹天祐与竺香玉合谋害死雍正帝的全过程。”竺香玉为谁？乃曹雪芹的妻子也。曹雪芹被抄家时，雍正夺走他的爱妻竺香玉，并册封为皇后，于是他们里外合谋毒死了雍正。“此书利用种种手段痛快淋漓地大骂了雍正帝，大骂了清廷，并揭露了其政治的腐败、生活的糜烂。从而预示出清王朝日趋没落的前景。”
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由华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索隐、探佚兼具的著作。经过刘心武的索隐，原来“秦可卿真实出身无比尊贵”，“也许根本就是皇族的血统”。北静王祭可卿而不祭贾敬就透出了此中的奥秘。
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张放的《<红楼梦>里藏血情》，此文索隐出“贾宝玉是康熙皇太子”。张放论证“曹雪芹”乃“藏血情”三字谐音。《红楼梦》暗写了康熙皇二子即太子的兴黜与蒙冤泣血宫禁的身世。康熙次子两岁时即被立为太子，乳名叫保成。这个“保二爷”和《红楼梦》里宝玉这个“宝二爷”性情十分相似，“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保成渴望自由，并成了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他两度兴废，罪名都是“纵情声色”与“不孝”。康熙多次气得同贾政一样，恨不得要把他“一发勒死，以绝将来之患”。那么林黛玉为谁代语？张放认为，“原来林黛玉其人倒正是太子狱禁生活血泪悲歌的写照和代言”。废太子化身为贾宝玉、林黛玉二人而生活在《红楼梦》中。
索隐派实际上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我们认为索隐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主要影响也是不好的，但红学却离不开索隐派，相反相成的规律难以背离。离开了索隐派，红学界会寂寞许多，毫不夸张地说兴盛的红学可能就不复存在。《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学问，索隐派功不可没。只要汉语汉字存在，索隐派就不会消亡。因为文本深厚复杂的内容和汉语这种表现形式为索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王蒙在评价索隐派受到批评时说：“虽然近几十年来索隐派在中国大陆常被讥嘲，但仍然有新人刘新武进入了索隐状态，他的说法一出来引起许多批评。我看索隐派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解释得简直可爱极了。如宝玉就是‘玉玺’，宝玉吃胭脂，胭脂就是‘印油’。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②。
1925年由天津大公报馆印行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则是20世纪索隐派中的恶札。郭豫适说它“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最腐败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把《红楼梦》“诽谤成为一部‘淫书’”，认为《红楼梦》从《金瓶梅》“化出”，《红楼梦》里的人物是《金瓶梅》里面人物的“化身”，《红楼梦》里面的事件故事是《金瓶梅》的事件故事的仿写或续写。阚铎说：“林黛玉即潘金莲。颦儿者，言其嘴贫也。一部《红楼梦》，林于文字为最长；一部《金瓶梅》，金莲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盖林曾从贾雨村读书，此外并无一人曾上过学；潘亦于七岁往任秀才家上过女学，为《金瓶》各人所无。又谓林能自己裁衣，于他人并未明点；盖潘乃潘裁之女，九岁入王招宣府，又能为王婆裁缝寿衣。”“黛玉葬花即指金莲死武大，瓶儿死花二而言。瓶儿原从金莲化出，故花二之死，与武大异曲同工，其所葬之花，并非虚指，即花子虚也。”他就这样把林黛玉变成了潘金莲，把黛玉葬花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变成《金瓶梅》中的丑恶事件。郭豫适愤慨地说：“即此一端，也可见索隐派红学之愈来愈下贱了！”③
无独有偶，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阳健发表了两万五千馀字的长文《<红楼梦>文本新诠》④，与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几乎如出一辙，经过他的“新诠”，“红楼”变成了“妓院”，“金陵十二钗”变成了“妓女”。他说：“红楼向来就是妓院的别称。”“明清时期的南京，妓女喜名其居曰‘楼’，‘红楼’遂为秦淮曲院之别称。”“从以上材料可以得知，‘金陵十二钗’或‘曲中十二钗’，指的就是秦淮青楼的名姬！”他进而说：“《游仙窟》与太虚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写真实的世间故事，其本源皆取资于妓院的现实”；“从原型看，贾母本来就不是谁的生母。贾母者乃‘假母’的谐音。《北里志》云：‘妓之母多假母，亦妓之衰退者为之’”；“《红楼梦》中邢夫人、王夫人不从夫姓，而冠以己姓，盖袭自秦淮旧院‘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而来者”。经过他的考索，不仅金陵十二钗变成了妓女，连贾母、邢夫人、王夫人也不能幸免，她们一个个都变成衰退了的妓女“老鸨”。欧阳健虽然给曹雪芹奉送了“亘古罕有的艺术大师”的桂冠，说他处理“红楼”题材时“实现了将其幻化、净化、诗化的三大飞跃”，却没有改变他把一盆污水泼向曹雪芹，泼向《红楼梦》，泼向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的性质。

新红学派——贡献大而又未读懂文本的学派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次年俞平伯撰写了《红楼梦辨》，并于1923年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成立和对索隐派的胜利。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派的纲领。这篇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索隐派红学观点的归纳与批评。他通过确凿事实论证了《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这三种红学观“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动摇了索隐派的基础。在论文第二部分，胡适根据可靠的版本和材料，考定《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和生平。他得出六条结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般八旗名士往来。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5、《红楼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胡适还研究了《红楼梦》的版本，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说：“《红楼梦》最初只有80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开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他通过寻找外证和内证，“证明后40回与前80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得出“后40回是高鹗补的”的结论。除过“自叙传”说以外，他的这些认识已变成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知识。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共分三卷，上卷专论高鹗的续书，中卷专就曹雪芹创作的80回立论，下卷主要考证高本以外的两种续书。中卷的重头论文是《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前文专谈作品的主题，由于俞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所以他谈主题时处处护卫着自传说。作者的态度归纳起来有三点：1、“《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2、“《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3、“《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他在批评了 “右黛左钗”说以后，提出了“钗黛合一”论。他在《<红楼梦>底风格》中说：既晓得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当然书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实事作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红楼梦》底风格，“大概说来，是‘怨而不怒’。”他用五篇论文分析高鹗的续书，主要用《高鹗续书底依据》、《后４０回的批评》两篇论文将前８０回同后４０回的差异说得清清楚楚，评价后４０回的功过时说：“至于混40回于80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尚不失为公允之论。
新红学家有目的地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小说本身打好了基础。确定前80回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为高鹗所补，使对文本的思想艺术研究更为科学。同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相比，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是飞跃式的前进，是质变，可以说是一场革命。那为什么说他们没有读懂《红楼梦》呢？要知道他们可是顶尖的作家学者啊！新红学家的贡献不可磨灭，但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确实没有读懂《红楼梦》。例如胡适一生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不理解，偶尔涉及，常常错话连篇，他的《答苏雪林书》、《与高阳书》即是如此。例如他在前信中说：“在那些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在给高阳的信中不仅重复这些看法，还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老实说，我这句话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这不仅表明他不懂产生《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更无会心，更难以理解这部伟大作品深厚的思想内容。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胡适，他在《红楼梦》上表现出来的文学鉴赏力，实在不能让人佩服。
俞平伯在为《红楼梦研究》写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魘’，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承认自己把《红楼梦》研究不通。他在《<红楼梦>底风格》中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他以为《红楼梦》“应列为第二等”。读懂了《红楼梦》，理解了它的思想艺术成就，自当不会说出这样错误的话。
另一位新红学派的大家周汝昌，他也没有把《红楼梦》读懂。因为他坚持“自传说”，并且把自传说发展到极端，这妨碍了客观认识这部伟大作品。如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⑤。这就把贾府和曹家、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了，显得很荒谬。曹雪芹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安排薛宝钗坐第一把交椅，林黛玉坐第二把交椅，因此《红楼梦引子》中有“因此上，演出这怀金（宝钗）悼玉（黛玉）的《红楼梦》”之句。周汝昌拘泥于自己的“史湘云嫁曹雪芹”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千红一哭’中，湘云独占红首，而不是钗、黛诸人”⑥，极力夸大史湘云的作用，认为她的地位比薛宝钗、林黛玉还重要。他在提到小红和贾芸是贾府家破人亡时收拾残局之人时说：“一般人只知书中有个林黛玉，以为她最重要，而不悟‘林家二玉’，一黛一红（小红本名林红玉），红比黛重要得多”⑦。读懂《红楼梦》的人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轻重颠倒的错话的。
自传说是一副有色眼镜，会妨碍人们客观地去认识《红楼梦》的深广思想内容和杰出艺术成就。不管谁的天分有多高，他只要坚持“自传说”，肯定难以读懂《红楼梦》，概莫能外。
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说新红学家没有读懂《红楼梦》，不是因为我的水平高，似乎已经读懂了这部伟大作品。完全不是这样的，读懂《红楼梦》是我终生的努力目标。这里只是学习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斗胆说说幼稚的我眼见的事实罢了。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些大红学家读不懂《红楼梦》呢？以引起智者的注意，好总结《红楼梦》研究的经验教训。

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
——从一个角度出发开始读懂这部
伟大作品的专著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中，利用一个专篇来介绍《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1924年他到西北大学讲学，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稿中，《红楼梦》也占了最多的篇幅。据郭豫适先生统计，鲁迅还在其他20多篇文章中论及《红楼梦》。鲁迅就《红楼梦》讲过不少精辟意见，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鲁迅开始吸收胡适的自传说，当他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用典型论代替了自传说。他在1936年写的《<出关>的关》中说：“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曹霑自己，《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把作为原始素材的人物与艺术中的成功典型作了严格的区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后40回说：“后40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都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肯定其成就，批评其不足，意见允当。鲁迅的这些看法，是有助于我们读懂《红楼梦》的。遗憾的是鲁迅没有给我们留下研究《红楼梦》的专著，不然，我们的红学事业或者会少走许多弯路。
1948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太愚是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王昆仑的笔名。该书共收论文19篇，15万多字。其论文有：《贾宝玉的直感生活》、《贾宝玉的逃亡》、《林黛玉的恋爱》、《黛玉之死》、《花袭人论》、《晴雯之死》、《秦可卿与李纨》、《政治风度的探春》、《平儿与小红》、《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刘老老是丑角吗？》、《王熙凤论》、《史湘云论》、《薛宝钗论》，《大观园中之遁世者》分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形象，《红楼梦中三烈女》谈论鸳鸯、司棋、尤三姐，《贾府的太太奶奶们》批评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赵姨娘、周姨娘，《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评价贾政、贾敬、贾赦、贾珍、贾琏、贾瑞、贾环、贾芸、贾蔷，《奴仆们的形象》讨论应天府门子、焦大、茗烟、五儿、藕官、龄官、傻大姐、包勇等人物，或详或略地分析了四十多个人物形象。就其论人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目前尚无比肩之作。由于作者运用先进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在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注意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使这部书成了《红楼梦》解读史上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红楼梦》到这时虽然已经出版了150多年，但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读懂它的学术专著。王昆仑用这部著作使自己成了《红楼梦》的第一个“解味”人。
我们读《红楼梦人物论》的时候，好像由太愚作导游领着到荣国府大观园游赏了一回，他把红楼人物一一地介绍给我们。他用抒情诗的语言和谈心的方式，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在《林黛玉的恋爱》的开头写道：“林黛玉用她的整个生涯唱出一首缠绵哀艳的恋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流着他心上的血，眼中的泪，给她做成了记录。这恋爱至上主义的少女便永生在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口中。”他深刻地分析了宝黛“一方面爱的火焰非常炽烈，一方面爱的情绪又无法交流”带给他们的痛苦；“黛玉并不是以为宝玉给自己的太少，而是以为他分给别人的太多”。在“金玉之论”面前，林黛玉感到命运的威胁，太愚在《林黛玉的恋爱》中分析道：
这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也可以说就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因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宝玉的心在向着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唯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激敌人和伤害中立者，以使得敌人戒备，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估计敌情越强；地位越孤立，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
运用形象和抒情的语言，通过分析林黛玉的心理状态，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常常运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太愚深知这一点，他也常常运用对比的方法揭示性格及其差异。她在《黛玉之死》中这样分析钗、黛的异同：
        黛玉为什么死？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完全是背驰的。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
通过对两人处世态度的对比，揭示了性格的对立，以及造成黛玉悲剧的深刻原因，她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又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历史悲剧。
《红楼梦人物论》，顾名思义是专论小说人物的著作，但其内容涉及面很广，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太愚在该书第一篇论文《花袭人论》中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能理解妇女悲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作者曹雪芹一样，创造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这已开始接触曹雪芹“使闺阁昭传”的创作主旨。他还在《贾府的老爷少爷们》中提出《红楼梦》是“一部贵族家庭的败亡史”；在《王熙凤论》中指出：虽有王熙凤的聪明才智，“却终于挽救不了贵族家庭崩溃的整个的趋势”。他看到眼光敏锐观察深刻的作者曹雪芹，在此时已经从统治阶级内部看出他们的命运行将告终，并为他们写了一份死亡诊断书。
太愚分析人物形象，有时也涉及到全书的结构问题。他在《王熙凤论》中说：“对于这一个作为全部故事骨干的重要人物之处理，作者是持着最严重的感觉而取着最活泼的运用”；“贾府式的家庭不能失去凤姐而维持，作者能理解到在这高贵庞杂的门第的结构中，凤姐是一根从屋顶直贯到地面的支柱。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把这一女性抽了出去，《红楼梦》全部故事的结构也就瘫塌下来；将只剩下一部庸俗的才子佳人的传奇。”《红楼梦》的结构研究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凤姐故事结构情节主线”说，无疑是比较有道理的一家之言。


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
——为了读懂《红楼梦》而开展的斗争
如何评价1954年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现在已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这次批俞运动起因于1954年3月《新建设》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于是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批评文章。此文遭到《文艺报》的压制，后来发表在同年9月号《文史哲》。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读了这两篇文章后，于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信的最后讲了政策问题：“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批评尖锐而切合当时的现实。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后来发展成一场批判运动。
那么，该不该批评或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表现出的错误思想呢？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由郑振铎主持会。俞平伯首先发言，他说：“我的研究工作，我是从兴趣出发的，没有针对《红楼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用历史唯物观点来研究，只注意些零零碎碎的问题。……用不正确的意见去影响读者。”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后来杨晦发言说：“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我和俞先生在一起工作。在解放初，俞先生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自认是二元论者：他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否能用到文艺上，他怀疑。三反时他最初是抗拒的，因为不了解三反的意义，他坚决的不肯接受批评。但在经过帮助，他明瞭了运动的意义后，他提高的很快。他检讨的很好，最后收获也很大，体会得比较深刻。他说：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⑧。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研究文学艺术作品的指导意义，用“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俞平伯当时的思想状态。1955年2月俞平伯撰写的《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发表于《文艺报》当年第5期上。他在分析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时说：“我出身于封建家庭，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于五四前后又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因而在学术方面、文艺方面并没有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只由个人的兴趣去考虑。我个人的兴趣，其实质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遗留与资产阶级相结合的阶级趣味。”平心而论，这个检讨是合乎实际的。俞平伯的祖父俞樾是曾国藩的弟子，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又是资产阶级新派人物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及其与资产阶级相结合产生的阶级趣味，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他研究《红楼梦》的烦琐考证、趣味主义、色空观念、不可知主义，源于封建主义思想；对我国古典文学采取虚无主义，认为《红楼梦》“不得入于世界文学之林”，则源于从胡适那里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俞平伯一生的思想变化不大，所以他后半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超越不大。解放初，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消极影响要比胡适大许多，当他的红学成果已开始妨碍青年正确解读《红楼梦》的时候，加之“大人物”压制“小人物”正常的文艺批评，开展一场批评俞平伯错误思想的斗争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
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中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他的主要错误表现在：“他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忏悔’之作，而完全抹杀它对封建社会的深刻的全面的批判的意义；他认为作者对自己所创作的人物无所褒贬，而完全抹杀了作者对待自己人物的爱憎分明的态度，抹杀了这一点，就是取消了作者的倾向性，因而也就取消了作品的积极意义。他在《红楼梦》里面所看到的，所欣赏的是‘色空’观点，是‘怨而不怒’的风格。”俞平伯对《红楼梦》作了不少考证工作，但他的考证“不是为了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作品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考察，而是醉心于个别无关重要的细节，使读者对作品得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
何其芳在《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中分析俞平伯的错误时说：“从胡适到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作品。”加之“全国解放以来，俞平伯先生坚持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不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继续宣传他的在《红楼梦》研究上的‘不可知’论。”因此他就看不到这部巨著“多方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何其芳接着说：“这部巨著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奴婢制度，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礼教、道德以至文学的虚伪，并写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能够多知道一些作者的身世，能够见到更接近原著的版本，对于了解这部巨著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把主要的以至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反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容，不去从社会和阶级的观点估计它的意义，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了。”
如何评价1954年的批俞运动呢？在1986年庆贺俞平伯学术活动65周年前后发表了一组否定“批俞活动”的文章。有的学者认为这次批俞是实际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学术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因此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后来还有学者说，批俞运动刚开始不久，立即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制干预，“很快就走上邪路”，成为国内政治干预学术的规模最大的一个恶劣先例。总之，要全面否定批俞运动。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人堂向知识界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两年前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当时确有一些批评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⑨。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1954年的批俞运动存在明显失误，这就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不符合党对学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学术有所失落。但应看到这次运动有主流、支流的区别。为了正确地理解《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而批评俞平伯错误的思想方法，实际是为读懂这部作品做准备工作，这是运动的主流，周扬、何其芳的批评文章就是主流的代表。这次运动有功，也有过，功过相比，功应该大于过。这次运动后学者开始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出现了一批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学术专著，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就是这种实绩的具体表现。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
——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典范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酝酿于1954——1955年的批俞运动，完成于1956年，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第五集，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论<红楼梦>》的论文集。何其芳在1954年11月2日撰写的批俞论文《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中说：
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以它深刻的反封建的内容和惊人的艺术的魅力，出世以后即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然而从文学批评方面它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科学的说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花了一年时间，撰写并发表了约八万字的专著《论<红楼梦>》。这篇论文不仅批判地总结一切新旧红学的经验教训，而且批判地总结了庸俗“阶级斗争”论和教条主义对《红楼梦》研究的消极影响，把《红楼梦》研究从政治斗争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从而引上美学研究的正轨。它的发表，代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红楼梦》作美学研究这个学派的成熟。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何其芳从总体上对《红楼梦》作了最高的也是最准确的评价。他的论文的第一句就是“伟大的不朽的作品《红楼梦》是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他在第十节中又说：“《红楼梦》就是这样：它以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画图，塑造了可以陈列满一个长长的画廊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典型的人物；通过这些生活和人物，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封建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而在这个黑暗、污秽和罪恶的世界里，它又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美丽的爱情，描写了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们和奴隶们的反抗，描写了他们对于合理的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些描写是这样重要，它们成为全书的突出的内容，并从而使全书闪耀着诗和理想的光辉。”它的总的意义和效果就不能不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第二，深刻分析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悲剧说和典型共名说。何其芳指出宝黛“花一样开放在这个不洁的家庭中间的纯洁的痴心的爱”，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础上面的，这是由《红楼梦》第一次明确地写了出来。这个爱情理想不仅属于它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未来。宝玉、黛玉作为一双不驯服的儿女，他们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和封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这就深刻揭示了宝黛爱情所蕴涵的深厚丰富的历史内容。何其芳根据一些成功的典型人物，“不仅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特征以至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总是个性和特点异常鲜明，异常突出”，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总结出典型“共名”说。《红楼梦》的生动描写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名字在生活中的流行，证明共名说的理论概括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正确的。
第三，抵制老的牵强附会和新的教条主义，对一些备受误解的人物作出切实的评价，标志读懂《红楼梦》的深入。何其芳说：“薛宝钗、花袭人、贾政和王夫人这些人物的性格各不相同，然而在诚恳地信奉着封建主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人物，《红楼梦》写出了封建主义是怎样深入人心，不仅是贾政和王夫人这种家庭的长辈，就是薛宝钗这样的少女，花袭人这样的奴隶身分的人，她们的头脑也为它所统治。”过去有不少红学家认为宝钗是一个“奸险”人物，袭人则被看作“蛇蝎”。这是十分明显的穿凿附会。薛宝钗最后被选择为宝玉的妻子，并不是她和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而主要是她的思想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花袭人这个人物的使人讨厌和反感，和薛宝钗一样，也不是由于她特别奸险，而主要是由于她的头脑里充满封建思想。”这种深刻的分析，贴近作品的实际，揭示作者的艺术匠心，不管是对读者还是研究工作者，都富启发意义。
第四，全面深刻地总结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何其芳认为“《红楼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这一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因而成为我国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胡适和某些曾经为他的说法所俘虏的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好像他只是把他的经历记录下来，就成功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完全不懂得文学的创造的艰苦的。”批书人脂砚斋把这部书当作虚构的小说，并没有把它当作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它把生活写得逼真而有味道。它的结构分四个部分，各有重点，又和全书的主要线索主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红楼梦》里面大事件和大波澜都描写得非常出色，故事在进行，人物性格在显现，洋溢着生活的兴味，揭露了生活的秘密。《红楼梦》塑造了不少不朽的典型。它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同时又集中地着重地描写了他们性格上的突出的特点。为了使人物的性格鲜明起来，《红楼梦》还常采取这样的写法，即把关系很亲近的人总是写得个性差异很大。它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继承发展了前代优秀小说的传统。《红楼梦》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它“放射着强烈的诗和理想的光辉”，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何其芳第一次提出的这些看法，今天已变成红学界的共识。
此外，何其芳还分析了曹雪芹流露出的封建思想。作者歌颂当时的清王朝，主观上是有“梦”“幻”和“色”“空”思想的。他指出一度流行的“市民”说和“农民”说的根据是靠不住的。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地主阶级叛逆”说可能不正确，但在何其芳却是自己的一家之言。研究《红楼梦》是一个屁股后面跟着缺点错误的项目，对谁说来概莫能外，何其芳自不能例外了。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在20世纪红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一部《红楼梦》研究史上有纪念碑性质的论著”⑩。这篇论文一发表，就“成为当代红学革命中无法否认的新‘典范’，而且在今天的红学新路上，仍然具有‘典范’的意义”⑾。“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作了系统细致的论述，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见解，所以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⑿。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红学热潮同何其芳的这篇论文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其中不少学人是读了他的这篇论文才走上研究《红楼梦》之路的。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蒋和森《红楼梦论稿》，这是受到何其芳支持的一部书，也是对解读《红楼梦》有贡献影响大的著作。
1958年2月，俞平伯完成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俞平伯编辑的增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一粟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些基本资料的出版，为解读《红楼梦》提供极大的方便。这一切标志红学相对繁荣局面的到来。这个局面到1963年8月的“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时达到高潮。

1974年的“评红运动”
——阴谋红学的大表演，解读《红楼梦》
历史的大倒退
从1964年起，《红楼梦》研究又进入低潮，红学论文急剧减少了；尤其文革开始后的五六年中，几乎没有论文发表。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人谈话时又提到这部作品，他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凤姐就写得好！”⒀ 同年12月，他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道：“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⒁。由于毛泽东主席对这部作品的喜欢，《红楼梦》成了当时唯一可读的古代文学作品。1972年8月，江青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同美国人维特克就《红楼梦》作了一次长谈。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她以红学家自居，大放厥词道：“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的斗争，母党胜利了。因为林黛玉是父党这个系统的，她的母亲就是贾政的妹妹，贾母的女儿。母党父党都争取贾宝玉，但是父党失败了。”她还说：“‘反认他乡是故乡’，这说明曹雪芹是汉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个地方很明确，到头来汉人为满人做嫁衣裳。”她拾过索隐派汉满政治斗争的牙慧，胡编乱造党派斗争，企图为实现自己的女皇梦制造舆论。于是“红学”在1973年反常地又逐渐热闹起来，到1974年竟然出现了一个“评红”运动。
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当时掌握着宣传舆论大权，他们的所谓“评红”之意不在酒，而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上。他们拾过索隐派的影射法，恶毒地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正直的领导同志。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任犊的《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把阴谋影射红学发展到极致，利用“评红”来制造反革命的夺权舆论。梁效对四人帮的授意心领神会，在《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中居心叵测地说：“《红楼梦》里的贾政，是个货真价实的‘儒’，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他是唯一由皇帝亲点，不只有衔而且有权的现职官员”，“贾家的内政外交，奴隶的生杀予夺，决策大权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任犊在《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里阴阳怪气地说：“贾政极端孤立。初一看，贾政在贾府中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实质上，他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封建皇帝对他的‘体恤’，‘众清客’对他的奉承，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孤家寡人的境遇。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患难与共。”他们就这样把蘸满毒液的冷箭射向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企图推倒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
当时由于四人帮控制了全部宣传舆论大权，加之左倾思想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发动和操纵的“评红”锣鼓一响，被愚弄的群众就跟着干起来。广西蒙山县师范教师李辅基曾就此写过一分份材料，反映他们当时评红的情况，两个师范班，1974年上半年就办了12期评红专栏，写了一千多篇评红文章。李辅基说：“这可谓‘热闹’极矣！可是，内容是些什么东西呢？尽是照抄报纸的。无非是‘政治小说’啦，几十条人命啦，‘总纲’说啦┅┅我当时曾对一些写评红文章的人作过了解，发现不仅生产队评红组的成员没有一个读过《红楼梦》，甚至连师范生、中小学生也没有一个知道曹雪芹为何许人的。”⒂ 这是富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当时“评红”的“群众性与广泛性”而言，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读懂《红楼梦》而言，它连一丝一毫的价值也没有。它除过弄乱人们的思想，败坏学风，糟蹋文风，还能有什么意义吗？它是《红楼梦》解读史的一次大倒退！



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为解读《红楼梦》
铺垫坚实的基础

现当代红学史上的大家，大部分是以考证名家的。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可以说考证派一直没有典范。考证派红学家人数不少，但缺乏典范著作。考证派典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它所解决的问题应是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紧密关系的，对研究《红楼梦》有重大意义；考证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是求“真”的学问，它的结论应该能经得起检验，假若把“假”证成真，就同典范背道而驰；考证的过程必须重证据，排除主观臆断，靠证据自然引出结论，而不是相反，决不允许修改证据来迁就自己的臆断。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它为曹雪芹家世研究提供详尽资料，因此冯其庸说“周汝昌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⒃，刘梦溪说周汝昌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⒄。但为什么它不是考证派的典范呢？周汝昌自己说他的《红楼梦新证》已经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即他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当作一个人，把贾府和曹家等同起来了，它证成的核心命题即绝对化“自传说”的结论是“假”，不是真，经不起检验。它证成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也是“假”，不是真。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是曹尔正的哥哥，为了迁就他的自传说，这部书硬是把弟弟曹尔正变成“哥哥”，把哥哥曹玺变成“弟弟”，这真是“假做真时真亦假”了。为了比附贵妃贾元春，他硬要在乾隆宫中找一个姓曹的皇妃，是“假”，不是真。脂砚斋、畸笏叟是两个人，是男人，他却说他们是女人，是一个人，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史湘云，照样是“假”，不是真。《红楼梦新证》是一家之言，够不上典范。
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就不同了。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增订本，由原来的近30万字增至56万字。我们之所以说《曹雪芹家世新考》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是因为它考证的曹雪芹的家世籍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红楼梦》的创作有密切关系。冯其庸的考证特点是重视文献，重视实证，重视实地考察，坚持亲知亲闻，排除主观臆断，因此他在这部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经得住检验的真理性认识。
冯其庸研究曹雪芹家世是从查实《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上的人物入手的，结果查出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1、从《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条”查到“墨尔根戴清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这是清代官方文献记载曹雪芹上世最早的一条史料，它说明此时曹振彦已归属多尔衮为旗主的满洲正白旗，并担任“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这样有实权的军职。2、发现了两篇《曹玺传》，一为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一为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3、在辽阳发现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天聪四年四月的《喇嘛碑》记载曹振彦当时属佟养性的“旧汉兵”，属“乌真超哈”部队（红衣大炮部队），时归附后金首尾已十年。同年九月的《玉皇庙碑》记载曹振彦已“致政”，即已退休，为转属多尔衮属下前的职位变动。4、发现天聪七年孔有德降金书，上有“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一句，曹绍中是《五庆堂谱》第十世人物，与同谱四房曹振彦同世次，又一次证实此谱是真实可信的。5、发现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找出《五庆堂谱》四房的后裔曹寅，称三房上世祖姑之子甘国基为“表兄”的亲戚关系，恰好说明谱上的四房与三房是一条根上生出来的。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及其他资料，冯其庸撰写了这部《曹雪芹家世新考》，并得出以下结论：证实了曹雪芹的上祖与五庆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庆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证实了三房以下大批谱上人物都是有史可查的；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崇德之间，原是明朝的军官，他们是在当时的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归附后金的；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时期原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证实了曹家的籍贯确是辽阳，后迁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这些考证的结论具有不可改易性，为大家所公认。
冯其庸在谈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的意义时说：

这两篇《曹玺传》给我们新增的认识：一是曹世选单名“宝”，曾“令沈阳有声”，并且家沈阳；二是曹家的远祖是宋武惠王曹彬；三是曹家“著籍襄平”，“襄平”是辽阳的古称，也即是说曹家的籍贯是辽阳；四是曹振彦是“扈从入关”的，但未提曹世选；五是曹玺曾参加平姜瓖之乱，并选拔为内廷二等侍卫，在江宁织造任上做了不少有益民众的事，郡人立生祠以颂；六是曹寅于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即奉命“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他“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即程朱理学；七是曹荃确实原名“曹宣”；八是曹颙字“孚若”；九是曹頫字“昂友”。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所以这两篇传记的发现，是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大进展。⒅
这九条认识也具有不可改易性，不容置辩。
我们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之所以不同意“自传说”，因为那根本不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曹雪芹家无论在什么时候，从无谁被封过“荣国公”、“宁国公”，曹寅兄弟也从没有像荣宁二府对门而居过，曹雪芹诞生时也没有像贾宝玉口中含着一块玉。但我们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发家史对读懂《红楼梦》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因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他们的发家史做原始素材的。小说是虚构的故事。虚构的故事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作家的生活正是创作灵感的源头。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给我们提供准确可靠的曹家发家史，就等于为我们理解《红楼梦》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冯其庸的红学成果还有《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曹学叙论》、《石头记脂本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等等一大批著作，或考证版本，或分析文本，为读者理解这部作品提供帮助。
考证派红学家还有王利器、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周绍良、陈毓罴、刘世德、吴新雷、黄进德、朱淡文，此处就不一一细述了。

张国光的“当代红学”
——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意义，使曹雪芹的
半成品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在世纪末完成对120回
本《红楼梦》的正确评价
张国光先后组织并主持了九次全国当代红学研讨会。他在1988年11月举行的首届当代红学会开幕词中说：“当代红学已经有了三、四十年的历史，它所研究的复杂的内容，需要认真地清理；它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需要全面地反思；它所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科学地总结；它所留给我们的沉重的教训更需大家深刻地记取。”这就是当代红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张国光的当代红学观主要表现在他1987年发表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⒆一文中。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是批评长期存在的“崇曹贬高”论，对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依据《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提出了红学的“双两说”。他认为，脂评本中描写的宝钗没有和黛玉争宝玉的内容，是一个德行很美的人物；在高续本中就不同了，“经过高鹗的补写后40回并修改前80回，又删去包含有不少赞美宝钗的评在内的、充分反映了作者原意的脂评以后，宝钗在百二十回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他把前80回中的宝钗“改成一进贾府就伪造‘金玉良缘’的谎言，一心想当宝二奶奶、做贾母的孙媳。这样，她和黛玉就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总之，两个版本中的宝钗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认为高鹗增改《红楼梦》有以下贡献：1、“高鹗第一次使《红楼梦》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并且成为定本，因而才得以广泛流传。”2、“高鹗深化了曹著的主题”，将家族的挽歌改为“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家长的剥夺青年的恋爱自由”的宝黛爱情悲剧，“这就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3、原作写的是“钗黛合一，双峰并峙”，高鹗则“把宝钗改写成了黛玉的对立形象和情敌，她是在整个贾府的当权者的支持下取黛玉而代之”，这样她遂成了读者与批评家抨击的对象。4、“突出黛玉正面主人公地位，使她的孤僻与不合世俗反而成了对社会的反抗形式，得到读者的由衷的同情。”5、“把黛玉写成受迫害而死”，而且高鹗还用黛死钗嫁的对比法，这就更加深了悲剧气氛。6、原作写宝玉出家无非是“忏悔情孽”，加之“穷愁孤苦，不可自聊”；高鹗则把出家写成“以示不负黛玉。这样，宝玉也就成了最忠实于爱情的一个典型形象。”7、高鹗“把贾母改成导致这一悲剧的决策人物”，“深入发掘了贾府当权的太太，奶奶的反动本质”。8、把原作中品行不端的尤三姐改成“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也是《红楼梦》大悲剧中的小悲剧”，使这个人物成为舞台上光辉夺目的形象。“当然高鹗续书改文也有续得不好和改得弄巧反拙的，但那都是次要的缺点。比起他的成绩来可说是瑕不掩瑜的。”张国光认为80回《红楼梦》是未完成未定稿的本子，“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位作家能够凭他的大半本远未定稿的小说而被称之为‘最伟大的作家’的？”可见红学界一味崇曹贬高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在《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中，张国光还从八个方面，分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悲剧成就，认为高鹗续改本《红楼梦》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爱情悲剧和世界上伟大的爱情悲剧之一。
这篇长文的第八部分指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极端贬高的代表作”，周汝昌“在俞先生的基础上把‘红学’的考证引向更为繁琐的地步，也是把俞先生否定高鹗的观点推向极端的一位。”张国光把周汝昌极端贬高的问题提了出来，但没有顾得上充分展开讨论。
四年后他用《是破除“盲目诋斥高鹗”的偏见的时候了——向当代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进一言》⒇ 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周汝昌氏研究《红楼梦》的总目标只是八个字：“极端崇曹，彻底贬高。”
这八个字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周汝昌红学观的本质。他认为周汝昌“入室操戈——抨击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程乙本之用心”，“是为了和胡适‘立异’以‘鸣高’的需要”。他指出周汝昌“是这样一位经常自炫掌握了‘最惊人的珍秘材料’不惜作伪并乐于传伪的名家”。例如“伪造曹雪芹遗诗”“准备交《文物》发表”；为伪“雪芹画像”辨护，反复纠缠不休等等。“周氏把红学分为研究曹雪芹、原本石头记、探佚和脂评四大支”，目的还是为了反对高鹗。
1993年张国光发表第二篇批评周汝昌极端“崇曹贬高”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吗？》（21） 全文深入分析周汝昌对高鹗由人格上的毁损到政治上的诬陷，把高鹗的文化活动“上纲”为政治问题；由攻击高鹗的“狗尾续貂”，到诬陷他“砍貂续狗”；伪造曹雪芹为殉《石头记》而含恨九泉说；文革后对高鹗的诋诬登峰造极：从而深刻揭示了周汝昌诋毁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的错误。
现在回过头去评价20世纪红学成就时，绝对不能忽视张国光“当代红学”的积极意义和重大影响。极端的“崇曹贬高”思想产生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流行于文革之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成为思潮。曹雪芹的80回《红楼梦》难以离开高鹗续补的后40回而流传。《红楼梦》的定本是120回，而不是80回。正是由于张国光的斗争，才刹住恶意攻击后40回的风气。张国光认真总结20世纪红学的经验教训，恢复高鹗续改本的地位，解决了读懂《红楼梦》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世纪末，出版的红学专著不下三四百种之多。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真正高潮。全面介绍这个时期的红学成就，那是需要专门著作才能完成的任务，绝非这篇小文所能胜任。我只列举在这个时期出版过红学专著的专家、学者的姓名，即可以斑窥豹：俞平伯、胡风、端木蕻良、启功、徐迟、王蒙、王朝闻、戴不凡、张毕来、冯其庸、周绍良、周汝昌、朱一玄、蒋和森、刘世德、白盾、舒芜、李希凡、蓝翎、邓云乡、顾平旦、蔡义江、郭豫适、朱淡文、张锦池、周中明、薛瑞生、吕启祥、刘梦溪、林冠夫、曾扬华、胡文彬、周思源、李广柏、杨乃济、唐富龄、孙逊、刘心武、陈诏、杨光汉、何永康、梅新林，等等。其中的学者，至少出版一种红学著作，多者竟有十馀种之多，于此可见红学之盛。此文已经够长了，还是就此打住吧；评价这个时期的红研成就只能等待将来的红学专史去完成了。

注释
① 王蒙《双飞翼》第3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
② 同①第350页
③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第13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
④ 此文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别刊登于《红楼》2000年第2期第3——9页，第3期第3——11页。
⑤1953年棠棣出版社《红楼梦新证》第二章《人物考》，此处引文分别见该书第100、78、72页。
⑥周汝昌《红楼艺术》第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⑦同⑥，第78页。
⑧ 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1954年9月——11月）第364页、第378——379页。
⑨《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陆定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⑩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第3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⑾ 吴颖 吴二持《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1988年第4辑第7页。
⑿ 邓庆佑《回忆与悼念——兼谈何其芳同志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四辑第316页。
⒀ 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⒁
同⒀，见1473页。
⒂
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关于“文革”中“评红热”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引文见该刊第85页。
⒃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2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⒄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0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⒅
冯其庸《我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辑第26——27页。
⒆
见《古典文学论争集》第387——450页，武汉出版社1987年版。
⒇
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5期第21——27页。
（21）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第7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