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五的武术师管季超画完稚画读70后许知远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41:09

许知远：一个温州女人

作者：许知远

　　原文载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一
　　“现在说还有什么用，都没用了”，我们坐下的一刻，她这么说。
　　她还是把故事又说了一遍。
　　她穿着黑裤子，蓝色的线绒衣，短圆脸上除去皱纹，还有焦虑、冤屈与轻微的愤怒。一直到9月，她还是这个创业精神浓厚的城市的成功者，可能再度迎来新突破，她的工厂名字正是“腾飞”，她叫项碎兰。
　　对于她的人生前半段，她一句带过。而这也不是个追问的好时刻，她被一种深切的焦虑和不平占据了。她出生于1960年，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辍学，这可能是文化革命的时代原因，也可能仅仅是家庭选择，一个农村女孩不要读太多书。她开始随着大人到附近的瑞安卖毛线。这是温州兴起的时刻，在整个中国仍陷于计划体制的禁锢时，温州人则玩起市场游戏。不过十年,他们创造出一个个产业群，这个镇子都是纽扣，下个村子都在生产变压器，隔壁镇则都是皮鞋……
　　临街的前屋是展示店铺，后面则是工厂，简陋的工厂一家接一家，而加工、包装、运输，一条龙式的服务就沿街道展开。这些产品轻易地征服了全国，甚至销往了海外。经过三十年重工业主导的发展，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匮乏得可怕。社会学家费孝通创造出“小商品，大市场”来形容它，它也是八十年代改革精神的象征，被称作“温州模式”。它也是绵延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的最近一幕。它从18世纪的英国发端，接着到了欧洲大陆与北美、日本，20世纪后中叶，它又转移到东南亚，亚洲四小龙因此兴起，如今它到了中国。
　　项碎兰是这股浪潮的创造者与受益者。到了八十年代末，卖毛线的小女孩已在上海兴建了棉纺厂。一九九五年，当温州龙湾区的工业园区建立后，她把工厂迁回家乡，她是工业园区最早的两三个企业主。
　　接下来的十六年，一切稳定顺利。工厂的雇员将近百人，年产值也有两千万。但困难也一直存在。尤其原料、人工、贷款的利率都在上涨，产品的利润越来越薄了，这也是中小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很多企业干脆把资金投入到利率更高的地产、股票中。
　　她想通过新产品来应对，转产一种专供拉链使用的纤维纺织品。“温州还没有人生产这个产品，需求量很大。如果我们买了新机器，工人只需要30多个，每年的产值却能到4、5个亿。”她说。
　　8月，她和同事在在萧山考察了一个星期。9月2日，她向绍兴一家公司订购了新机器。她在工厂里安装摄像头，撬开地板，搬走老机器，准备安装新设备。一切顺利的话，11月就可以投产。
　　但不到两个星期，一切都变了。9月12日，传出吴保忠“跑路”的消息，他是温州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老板。夏天以来，这样的消息不时传出，它涉及到皮革厂、连锁咖啡店、电子公司、制鞋商、电器公司……它是这个城市日益浮现的危机的征兆。几年来，一场疯狂的金钱游戏席卷了温州，街道上是不断涌现出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与投资服务公司，而茶馆、酒店大堂、餐厅、KTV里，人们谈着拆借与利息。
　　对于外界来说，这是富有、贪婪的温州人新表现，他们炒楼、炒矿、炒媒，这一次他们直接炒钱。从市民到公务员、企业家，它涉及的人群广泛。它与人性的贪婪有关，所有的危机不都是由没有节制的贪欲导致的吗？而在中国，或许在全球范围，很少有人比温州人更钟情于金钱与生意的了。它当然也与国际环境事件有关，温州人聚集的大量金钱，在迪拜的投资、在莫斯科大市场的危机，当然还有山西煤矿的国有化中，都遭遇重大挫败。但倘若深入下去，它更与体制的困境有关，是这种体制造就了一场实业危机，让金钱投向逐利性更高的高利贷行业，它的回报率有的高达一年180%。它也是温州长久以来的地下金融系统，它是对僵化的官方金融体制的补充。
　　但没什么行业可以支持这样高的回报率，总有一个时刻，资金链会断掉，它会反作用到本就在危机中的制造业。到了8月，情况更严重了。仅仅在龙湾区，就发生了20多起，其中设计10亿元的就有三起，谣言四处蔓延。
　　她从未想过这与自己有关。她从未借过高利贷，她的银行贷款要到明年才到期。吴保忠的失踪让她感到了直接的冲击。她的工厂与宝康不锈钢有限公司有关联担。腾飞连同她个人向宝康提供银行贷款担保1600万，而宝康则为腾飞担保800万元担保。不过，她也没太过担心，她相信自己会和银行说明情况，这笔担保贷款也没足以威胁到她的工厂。
　　她没想到，在宝康事发后四天，台州银行温州支行就上门催要尚未到期的贷款。恐慌性情绪已经四处迷漫，这些一年前还热情放贷的银行，变得过度敏感，纷纷要提前回首贷款。“六个人在工厂里东看西看，你叫工人们怎么想”，她回忆说。银行职员还把她带到宝康公司的一处仓库，希望她能搬走残留的资产。三天后，情况恶化了，支行的行长把自己的奥迪车横堵在工厂的门口，除非立刻还款。她甚至需要报警来交涉。
　　这一景象被对面工厂的一个女孩用手机拍了下来，随即被发上了微博，还附上了这样评论：“公司对面的腾飞化纤制品的老板欠银行贷款连夜运设备逃跑了，工人在大闹，银行警察都来调解！唉，现在办企业都难，打工的更难，工资一分钱没到手，厂都人去楼空了！”
　　这或许仅仅是一个目击者的臆测，在这敏感的时刻，微博的传播速度与范围，让它变成了致命一击，而且以项碎兰从未想过、也难以理解的方式。
　　一家接一家的银行开始催款，到了9月底，连与她关系最密切的银行也失去了耐心。她不断地凑钱还贷，家里的房产也被抵押出去。
　　二
　　“我觉得太冤枉了”，几乎每隔十分钟，她都要说一次。她的工厂运转良好，她从未参与高利贷，银行的贷款也未到期，她为何要成为牺牲品。她遭遇的危机，不仅是生意上的失败，是对她人生信念的颠覆。
　　“刚办厂的五、六年，我都没回过家，一直睡在厂里的沙发上”，她说，尽管她的家就离工厂六、七公里。她的母亲就住在不远处的状元镇，但她也难得回去照顾她。她从未出门旅行过，不仅没去美国探望过亲戚，甚至北京也没去过，她最远只到过江苏和上海，都是为了进货。
　　“我们哪里是老板呀”，她感慨道，“从买原料、销售到财务、食堂买菜，都是我一个人干“。对她来说，现在的工人也不比十年前，“他们不高兴了，说不干就不干了。”
　　让她最愤怒的是台州银行与对面工厂的女孩的微博，她相信，是他们的不负责导致了腾飞的困境。她多少也感到了某种困惑，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缘何这么快地陷入危机。
　　这一天上午，我去看了她的工厂。龙湾工业区的主要是皮革厂，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臭气。除去一个看门的湖北老人，厂里空无一物，只剩下空荡荡的水泥柱与撬坏的地板。作为原料的棉絮挂满了屋角与窗户。而原是工人宿舍的两栋三层小楼里，只剩下残破的桌椅、墙壁上贴的美女招贴与骚动的青年写下的绵绵情话。
　　湖北的老人五十五岁，对于正发生一切茫然无知。当摄影师为他拍照时，他习惯性地立正，双手服帖地放在两侧，目不转睛的看着镜头。看着他严肃又不自在的表情，还有脸上的皱纹，我感到一阵感伤。
　　他的肢体语言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他今年55岁，经历过饥荒、政治运动、武斗，生活对他来说只是命令与服从，他很少有主动权。自从1992年，他一直在外打工，从广东到广西，现在又到了温州，他在鞋厂、纺织厂、玩具厂都干过。一年前，他从广东惠州的一家公司二楼摔了下来，后背受伤。半年前，他成了腾飞公司的看门人“我儿子不让干重活了，看门比较轻省”。
　　他的妻子早就离开他了，而他的三个儿子也都在外，小儿子在潮州，老大、老二都在温州，也都成了家。
　　“你们过年时，还回湖北老家吗？”我在空荡荡的车间里问他。
　　“回家，哪还有家呀”，他的情绪突然有点激动。是啊，家里早已没人，儿子们也不愿回家。他们早已四海为家、或者无家可归，这些内陆人为沿海人提供了经济起飞的源源不断、低廉的劳动力。
　　我也去项碎兰二楼的办公室，空荡荡的房间的一面墙上挂了好几幅荣誉证书，它们来自不同的银行与信用社，表明这家工厂是多么的信誉卓著、值得信赖。但此刻，它变成了一种嘲讽。
　　站在厂房的二楼，我看到对面的树脂厂的红旗在飘，这是最令项碎兰愤怒的地方。发出致命的微博的女孩，是这家工厂的一位股东的女儿。很有可能，她也不知问题的严重性。但她拒绝做出道歉，让项碎兰难以接受。信心才是一个商业环境的基础，谣言摧毁了信心，随之一切都毁了。
　　“我都不想活了”，十月初，她在医院里住了三天，经常半夜惊醒，想不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她不抱怨还债与坏运气，她愿意因为错误担保宝康而承担责任。让她愤怒的是不公，是缺乏合理的规则。那些催她还贷的银行，应该遵守合约，或至少要等宝康的资产拍卖后，再追加她的赔偿。在地方政府决定救助时，却只把焦点放在了大型企业，却对她这样的中小企业没有政策帮助。她也气愤发布谣言的女孩，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惩罚。
　　三
　　我试着把她从愤怒的情绪摆脱出来，随着语气不断的激烈起来，屋内的气氛有点压抑。
　　我问起她的个人生活。她有姊妹六人，其中三人在美国。“就是在唐人街”，她说。她多少觉得，唐人街本身是一个地方，而不管它在纽约、洛杉矶还是旧金山。
　　她的丈夫在厨房里炒菜，过来递过一次烟，看得出是一个忠厚的人，多年前，他的耳朵聋了，工厂的事都靠她。她的儿子也过来一次，拿着iPad给他妈妈看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他是个时髦的青年，也看得出，他是不可能替母亲承担些什么。
　　再读到《21世纪经济报道》上对她的报道时，她脸上露出了少见的放松，文章对她的遭遇满是同情。她不住地说女记者，仿佛找到某种确认。当我们表示出同情，赞赏她的能干时，她脸上有流露出腼腆，既感激又不知所措。
　　但我们鼓励她直接去向政府部门申诉时，她又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不信任：“我一个女人去说不好吧”。
　　隔壁的工地的水泥搅拌机一直响个不停。
　　“晚上会吵你们睡觉吧？”。
　　“不会，我们在工厂里的机器更响，要是不响，反而睡不着了”，她说。
　　天色暗了下来，我起身离去。她送我到门口。她的三层小楼已被抵押，
　　倘若明年春节再不还银行贷款，房子就要被拍卖了。
　　“这个厂子一定要办”，我不由得被她的坚强打动。她也对自己的能力、也对自己选择的产业有信心，“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与其说，这是生意上的决心，不如说她要挽回自己的尊严。
　　离开村子前，我远远地透过窗户，看她穿过客厅，走到厨房炒菜的丈夫身边。一天疲惫的生活要暂告段落。我突然觉得，无论发生什么，她终究会在站起来，取得更大的成功。
　　（注：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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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43:45

许知远：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1日
南方人物周刊

　　我内心充满不安。现在获得的，和我期待的还是差距太大。我期待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几代人的作品，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本刊记者高任飞发自北京
　　9月27日，许知远三张了。同事们一起到北京西海的饭馆吃饭庆祝，让他发言，他发

表了一番演讲，关键词都是“ 国家精神”、“知识分子”、“思维”……他严肃地说，大家默默地听，生日聚会的气氛有点飘忽。　　幸亏吃饭的人大部分都跟他相识多年，不会吃惊也不会因此而多有感触，所以接下来PARTY才能回到PARTY 的模样，大家吃喝哄笑无厘头，只是热闹间，主角有点游离。不过没关系，反正他的日常状态“也不是特别高兴的一个人”。几小时后，他回到家中，把那篇即兴演讲整理成文，凌晨时分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在这篇名为《地下室与阁楼》的文章中，他写道：
　　昨日三十岁。过去的十年中，我变成了一个准知识分子，形成了朦胧的思维方式，未来十年呢，每一个创作者都会迎来自己的黄金十年，我的也要开始了吧。漫游时代结束了，我的学习时代真正到来了。
　　漫游时代
　　许知远的漫游时代，从16岁时开始酝酿。在那之前，他是一个“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有充分的零花钱，所以没有特别强的不安全感，也没过过苦日子”的孩子，钱都被他买了书，和父亲的放在一起。
　　16岁时，他遭遇李敖27岁时的名作《十三年和十三个月》，“从小立志要当钱学森陈景润式的基础科学科学家” 的人生理想第一次受到冲击。
　　但90年代初，理科生已然高出文科生一等，优秀学生许知远又怎么会去读历史、中文、社会学，他自然是要读理科的，“所有的中国年轻人，在高中时都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只有学习比较差的才读文科。”那个时候，他身上便浮现出今天经常被人攻击的“精英”气质。
　　“精英”在1995年高考时如愿进入北大，却并没能考上第一志愿经济学，而被挤到了第三志愿微电子。大二时，他试图转系学习经济未果，加上“微电子非常难”，此外17天的军训生涯，又“彻底断绝了要加入军队的念头”。
　　厌学似乎不可避免了。这是多么好的实践一把李敖式生活的机会啊，他告诉老爸，自己“想过一种自在的生活”，擅自作主休学一年。许父大怒但无能为力，于是小许痛快了一年。后来竟蓄起了长发，许父再次对他如此“不正经”而勃然，但仰望1米85的儿子，要使劲也有点力不从心。长发留到了现在。
　　那一年他看书写作，“老想写政论体的东西，喜欢气势磅礴，但经常都没什么逻辑关系。”虽然他说自己现在已经不追求政论体，但在关注他的人的记忆中，许氏文风形式大于内容的说法很有市场，现在他承认，“思维的系统训练还有待加强 ”。
　　不管怎样，那种气势磅礴的北大才子风让他成为高校偶像圈的红人，名声在外，有女生千里迢迢坐火车来一睹风采。但这不影响这狂傲的人时不时做自我检讨，“我内心会有不好的习惯，觉得‘为钱操心是可耻的事情’，对金钱的态度不端正。”
　　不管受到的是追捧还是棒喝，他都说自己游离在主流之外，就像当初在学校里也不参加社团一样。旁观者的身份让他享受，一个人呆着让他自在，思考大问题到忘我的地步让他幸福，至于参加诗社之类的事情，“那是中文系学生干的”。
　　“倒不是说我就比中文系的学生有多成功，或者多了不起。中国大学的训练基本上是错的，我没有在错误训练里面，就已经躲过了一劫。”不过，他也自省，“主要是历史与传记影响了我的思维，我缺乏文学上的想象力和对细节的把握能力，过度迷恋于轰动的历史叙述。”
　　后来，见识了社会的许知远决定“和社会做点妥协，还是要拿个文凭”，便回到学校完成学业，他说，“哪儿有那么洒脱！大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会去宝洁、IBM上班呢。”努力成为小白领是那时候的风气。
　　但，24岁毕业时，许知远“发现内心里还是想影响别人的思想，成了习惯，所以最终选择了媒体”。他去一个网站当了一个“总监”，不久，便跳槽到某经济类大报任“主笔”，四年后，因为理念不合而辞职，去一家新杂志当“联合出版人 ”。
　　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
　　在告别“气势磅礴的政论体”后，许知远的文字依然有很强的许氏印记，总是充满引自外国媒体的名称和段落，以及各种冗长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别人批评他的把柄。
　　他无奈：“怎么解释呢？那是因为这些人太慢了。第一，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是在装，我就是在看这个书啊。你跟朋友喝酒可以说出来，我看这个书就不能说出来？第二，我现在也很少这么写了，那是以前的事情。我个人的变化是很快的，每过一年、半年就会有新的变化。”
　　2002年3月，许知远首次出国，目的地是美国。在一个月里，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似乎实现了他年少时从《流放者的归来》中所了解的那种文学流浪生涯。他说，“那次旅行对我影响很大，坚定了自己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
　　5年前，去经济报纸谈新工作的时候，他一进领导办公室便把脚跷在办公桌上。5年后，他已经学会了为工作而妥协，忍受了现在所供职的杂志高达50元的定价。
　　外界提到这本杂志，经常使用的定语是“一本定价50元的杂志”，他无所谓。
　　“我本来就很‘精英化’，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我又不想成为易中天，我只要对我认可的、他也认可我的人讲话就好了。别人怎么评价，是他的自由，跟我没关系。”
　　许知远觉得自己很幸运，在知识分子被极度边缘化的今天，自己的声音还能被一部分人听见。
　　“人的命运是由种种偶然构成的，情境换了，可能一切都变了。我要在五四时期，可能最期望成为胡适吧。但更有可能是一名藉藉无名的文艺青年。要成长在父辈的年代，根据我口无遮拦的毛病，已经生活在监狱里吧。”
　　开始喝绿茶的许知远说他现在的日常读物还是《纽约书评》之类，但他已经决定要更多把目光投向国内。
　　“我从一个全盘西化论者，变成了一心要了解真实的中国。越来越确信，自己的生活是有价值的。”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希望自己“能成为影响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知识分子”，“出去，多读书、思考、旅行、写杰出的书”。
　　对话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那一辈人的年代了解吗？有没“代沟”？
　　许知远：有代沟，而且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对人生的态度、对婚姻的态度、对事业的态度、包括对国家的态度，都有分歧。我们在一起都不谈看了什么书之类，而是谈“什么时候结婚啊，发展啊”，我爸想我尽快结婚。
　　人物周刊：对现在所处的行业满意吗？你觉得这个行业在进步还是退步？
　　许知远：80年代跟现在最大的区别是，那是一个社会逐渐打开的过程，跟年轻人的青春期一样，富有生命力。90 年代，那种打开的过程消失了，物质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可以给人带来满足感，但时间长了会发现，这是一种新的单调。
　　但心灵上的打开就没那么显著了，是停滞的，某些东西在明显倒退，甚至有些肆无忌惮。现在中国“粗鄙化”的程度在明显加强。而我这个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已经被排斥到边缘了。
　　人物周刊：在工作领域之外，对这个时代有什么看法？
　　许知远：我们怎么能建立一个好的、良性的社会。中国面临这么剧烈的转折，我们怎么能让转折的痛苦轻微一些，怎么能使未来的方向更光明、健康，这个东西我总在想，想不清楚的。
　　一是我没有受到良好的思维系统训练；二是对中国历史还是了解得太少；三是怎么使自己的表达更有温情。
　　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希望在情感上和理智上，真正了解这个国家和社会，然后把它更清晰、更有洞察力地表达出来。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幸福吗？有没有不安？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许知远：我不是个特别高兴、特别快活的人。幸福，有时候有，都是我一个人获得的，很多是在思考的时候。忘掉自己投入到某个东西里去，是最幸福的。
　　至于不安，我内心充满不安。前途怎么样啊？现在获得的，和我期待的还是差距太大了。我期待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几代人的作品，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但我写不了文学，得非小说、非虚构，比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的。将来可能会去国外呆两年，联系英文写作吧。
　　最大的担忧，是怕写不出东西来。以前年轻时更焦虑，现在好一些。我为一些抽象的东西焦虑。具体也有，比如身份证丢了，去办个身份证，焦虑死我了。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45:15

http://chuangye.umiwi.com/2010/0930/106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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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46:46

“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作家许知远向韩寒开炮(图)

http://hsb.hsw.cn 2010年05月11日

韩寒资料照片

　　　韩寒入选时代周刊年度百人榜之

后，突遭“炮轰”，知名作家许知远撰文《庸众的胜利》，网友麦田撰文《警惕韩寒》，分别对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批判，虽然网络的评论依然倒向韩寒，但对韩寒评价不再一边倒也让我们开始反思，对这个年轻人我们究竟了解有多少？　　批判一韩寒需要警惕？ 　　观点：“韩寒根本没有独立思考，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迎合大众的情绪”。　　对于韩寒的争议，似乎还停留在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夜成名、辍学等多年之前的事件上，但最近几年来，韩寒的形象俨然已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众多热点事件中，总是有韩寒的身影，虽然他基本不接受记者采访，但他的曝光率却居高不下，而且大多以正面形象出现。然而，5月7日一篇名为《警惕韩寒》的博文引起了对韩寒现象反思的开始，与过去不同，这次反思更多是对韩寒的批判。　　作者麦田称自己通读了韩寒的博文，并提出了韩寒博客的“2008”这个分水岭：在2008年之前，博客还是“私人习作”范畴，2008年之后，韩寒的博客重心明显转移到“公共话题”，尤其时政话题，“我个人一直比较欣赏韩寒。当我梳理韩寒全部博客时，我才发现自己的这个‘一直’，其实恰好也是从2008年开始。至少对我而言，韩寒是因为从2008年开始关注公共话题，才成为现在之韩寒；否则对我来说，韩寒和郭敬明并无高下之分。”麦田写道。　　在文章第二部分，他的主题为“露馅”，在列举韩寒几次博文的观点后，作者认为韩寒的话“不是理性的，但都是老百姓‘爱听’的”。　　因此作者得出结论，“韩寒的价值=永远的热点+一流的文字+正确的立场”，但是，“韩寒根本没有独立思考，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迎合大众的情绪”。　　批判二韩寒的成功是民族的失败？ 　　观点：“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　　相比于麦田对韩寒抨击的浅显，知名专栏作家许知远所撰《庸众的胜利》更具力量与高度，他在更深层次分析韩寒的成功。“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 　　许知远将韩寒描述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种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 　　许知远的结论则是：“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专家分析： 　　越批判越清醒 　　韩寒目前遭遇的质疑难免让人困惑。这究竟是真知灼见，是对他的洞悉，还是对他的误解。　　对韩寒遭遇到的批判，常年居住澳大利亚的历史研究者雪珥认为这很正常：“韩寒现象所承载的种种表现，以及这种表现后头的种种原因，归根到底只有一条：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不同的，表扬与自我表扬者、批评与自我批评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镜子。这是一股能令人清醒的‘寒流’，它的力量绝对不来自韩寒，而来自你我，在此次批判中，人们会更清醒地看清韩寒。” 　　雪珥这样分析，他认为，韩寒作为一个年轻人，靠说比较有技巧的真话赢得了民心，而不是靠装出精英状，这是时代的幸运，他并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也不象征着思想的力量，他只是象征着真实的力量，象征着那个指出皇帝的新装的孩子的力量，尽管涉及了很多敏感词，依然得到了主流的容忍和默许，这是时代的进步。　　如以往一样，韩寒对此次批判依然表现得不在乎，未作任何回应，雪珥说，这也值得其他批评者、尤其以批评为饭碗者思考。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狄蕊红采写　　旁观者说： 　　就算批评者是嫉妒，说得对，也要听 　　这两篇文章一出来，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各种评论也就纷至沓来。　　张鸣就认为许知远这篇《庸众的胜利》有太强烈的精英意识，完全无视韩寒身上体现的批判精神,认为只要拥韩,就是庸众。　　闾丘露薇则对麦田的批评不以为然，她在微博上写道，“人家就是做好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简单不行吗？”而麦田针锋相对，称她这个观点相当糊涂，“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时，怎么还能用他的个人行为作为规避批评的理由呢？” 　　豆瓣网友“再见列宁”评论许知远的文章称：“为韩寒辩护的最糟糕的理由是嘲讽批评他的人是出于‘嫉妒’，就算批评者是嫉妒，说得对，也要听；这正如就算韩寒的动机是‘商业’，他说的真话也是真话。” 　　而在新浪微博上，关于这两篇文章的讨论也甚为热闹，《东方企业家》杂志执行主编魏寒枫说：“我认真看过知远的文章。虽然他评价韩寒成名本质，某种程度也适合他自己；虽然他对韩寒和公众要求似乎过高；虽然他用‘庸众’一词略显刻薄；甚至虽然他评韩寒可能也有左宗棠不服曾国藩的情绪嫌疑——但你能否认，你不是一位‘庸众’吗？”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49:01

许知远：中国让人愤怒事情太多我们的时代病了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2月02日

黑白衬衫、牛仔裤、一头天然乱发，这是雅痞许知远的标志。

　　也许，今天的许知远已不再悲伤，但是面对现实，他的愤怒却依旧饱满
　　先锋语录
　　★我们的时代病了。
　　★每个人都要尽量地寻找自己。
　　★不要让年龄成为唯一的武器。
　　【简介】许知远 1976年出生，天秤座，2000年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在是《生活》杂志出版人、专栏作家，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发起人之一。出版过一些书，包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醒来》等。他以其炫丽的文字风格，对当下时代的独特理解、公共领域的话语思辨，成为70后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正在着手下一本新书《祖国的陌生人》，是一部游记。目前，他在剑桥做访问学者，阅读、旅行和发呆是他的常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就像走路一样，许知远的语速快得离谱，碰到表达激动的地方，对方还没有听清楚，他自己先乐起来。但这属于他在亢奋状态下的上佳表现。大部分时候，他的发言严肃而稀少，关键词离不开“时代精神”“历史进程”和“世界”，中间夹杂一长串复杂的外国人名，这种气势磅礴的许氏风格，总是能让聆听者热血沸腾。
　　最近一次到北大讲课，许知远带着一本快要被翻烂了的书。
　　这本书，是临近毕业的他，从北大图书馆“偷”走的，为此，他付了十倍的罚款。这本885页的书，定价2元6角，由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
　　他走上讲台，翻开这本已经泛黄的书，开始朗读它的序言。投入地，充满感情地朗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李普曼传》。许知远和它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98年。11年后，他仍能确切地回忆起那个夏日的傍晚，当大多数同学都离开图书馆拥向食堂时，他在图书馆的传记书架上发现了这本书。
　　那一刻，这个一头乱发高个儿长腿、对于一切都满不在乎的年轻人，开始了他漫长、焦虑的青春期——事实上，这种焦虑，直到今天仍未结束。
　　从忧伤走向愤怒
　　许知远毕业已经10年。10年会怎样改变一个人？
　　“其实，一切都没有变。”许知远用一句有些虚无却也不无深意的话，总结了自己的“入世”10年。在这个几乎与中国互联网同时成长起来的10年里，许知远渐渐抛弃宏大叙事，开始从一个忧伤的年轻人变成站在中国土地上唤醒沉睡文明的思想者，他越来越悲观，但也越来越沉着，他更加不喜欢互联网，对于在开放平台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也更加声色俱厉，“愚蠢的一代”，他这样称呼那些在开心网上偷菜度日的青春。
　　2000年，在写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许知远相信写作是为生活而存在，他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当所有的现代人沉溺在生计和单一工作中无暇深度关切这个世界，社会需要精英分子来梳理并告知有价值的观点，毫无疑问，许知远正在或者即将成为的，正是这样的精英。即使多年后，当这个社会已经陷入反精英化的情绪无法自拔时，许知远依然坚持自我：“我就是很精英化，精英化有什么不对吗？”
　　但是，另一方面，很精英的许知远也悄悄发生了变化。2008年，在持续了数年“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后，他渐渐厌倦了这种充满快感但常常不知所云的虚空——“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这个时候，他问自己，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自己的头脑，来观察、思考和触摸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事实上，当他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在《中国纪事》和《醒来》中发现了另外一个许知远：当然，文笔依然保持着某种自以为是的腔调，但是，他的内部显然更加饱满，他放弃了贩卖西方经验，而是选择用行走和观察来观照这个艰难生长的民族。
　　许知远不是没有怀疑过自我，每当他满腔的忧愤受感到现实产生的斥力，他便按捺不住自己的焦虑，他无法不让自己去注意这个社会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面对一个正在失去方向的民族，他想呐喊，可是很快被淹没，他坐不住，却又不知道站起来该走向哪里。面对记者的采访，许知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对于现实的失望——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愤怒是年轻人的标签。
　　时间的迁移会带走他的青春，但总有些什么，只属于许知远一个人，如果硬要总结出来什么，那一定是——一种迫切关注国家命运、迫切参与历史进程的野心。
　　学习时代开启
　　30岁那天，同事们一起吃饭庆祝。开始前，许知远先发表了一番演讲，围绕“ 国家精神”“知识分子”“思维”……他严肃地说，大家默默地听，气氛在瞬间有点飘忽。在热闹之中，许知远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游离，也没人管他，反正他平时“也不是特别高兴的一个人”。几小时后，在一篇名为《地下室与阁楼》的文章中，他写道：昨日三十岁。过去的十年中，我变成了一个准知识分子，形成了朦胧的思维方式，未来十年呢，每一个创作者都会迎来自己的黄金十年，我的也要开始了吧。漫游时代结束了，我的学习时代真正到来了。
　　他以漫游的形式，开始了自己的学习时代——2007年，从黑龙江走到云南腾冲，一条对角线，将祖国整整齐齐分成两个世界，就是沿着这条线，他找寻中国遗失的自我文明，他一路走，一路写，两个月挥洒了几万字，成为后来《中国纪事》的雏形。随后，他又策划了中国海岸线之行，沿着大海的腰肢和曲线，他和同事们探求中国与世界的数次僵持与讲和，再后来，有了《醒来》。这半年，他又走了东欧和埃及，下一本书，是题为《祖国的陌生人》的游记。

　　从北京到剑桥
　　2002年3月，许知远首次出国，目的地是美国。一个月里，他从东海岸转到西海岸，采访了20个人，似乎实现了他年少时从《流放者的归来》中所了解的那种文学流浪生涯。他说，“那次旅行对我影响很大，坚定了自己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
　　相比那次仿佛头脑风暴般的美国之行，此后任何一次走出国门，都没能再激起许知远内心仿若当年的激情与野心。就像这次前去剑桥，从欢腾的北京到宁静的校园，许知远接受了外在环境的切换，但拒绝“幻想改变了一个地方，然后改变一个人”，因为，“一切都不是从前那个时代”，而许知远，也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
　　“现在，旅行经常比读书更重要。”他说。游历成为他学习世界的方式。
　　但事实是，那么多城市里，他竟说自己喜欢北京。这个黑白衬衫、牛仔裤、纯天然乱发的瘦高男子，他曾日复一日地穿越这城市，却从未产生过了解的欲望。在自己为它所花费的稀少笔墨中，北京只不过是一座沸腾而又令人备感压抑的大城市。
　　但是，北京有他全部的朋友，有他文字的出路，以及那间干净明亮的单向街书店。
　　一切野心都其来有自
　　许知远出生的1976年，中国正处于新生的前夜。这个国家在其后30余年摸索前行，许知远则“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种变化。
　　在江苏北部一个小乡村，许知远生活到7岁。1983年，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父亲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于是，许知远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1995年，整天为自己能否考上大学而忧心忡忡的许知远进入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早已是昔日的传奇，大学则变成流水线式的加工厂。一切都如此干瘪，幸好一场.com风暴席卷了中国城市，它成为许知远那代人所经历的最浪漫故事。硅谷的技术天才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而许知远则是全球化毫无保留的拥护者。
　　于是，毕业时，许知远成为了一名.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他又成了新闻记者，彼时，中国的出版物逐步获得发言，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媒体，正学习用《纽约时报》的口吻报道中国。身处1999年至2003年的许知远，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而当2010年，胡舒立和《财经》成为中国传媒时代嬗变的缩影时，远在英国的许知远内心颇为唏嘘，他一口气写下洋洋万言的文字，细数中国媒体命运的雷同与宿命。
　　在用英语采访的时候，许知远很喜欢用一个德语词“Zeigeist”（时代精神）。事实上，许知远和时代精神之间存在的最直接关系，就是他永远不能停止谈论这个词。
　　正如多年前北大图书馆的那个下午，许知远依然渴望像李普曼一样，以谈论自己身处的世界为生，并且赢得声名。后来，他将自己出版的众多书籍中的一本命名为《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他从不掩饰这种充满雄心和渴望的表达方式，“出去，多读书、思考、旅行、写杰出的书”。
　　“我的内心充满不安”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你文字的出路是什么？
　　许知远：除了亚洲周刊和FT的专栏，也为我工作的《东方企业家》与《生活》供稿。
　　Q：坚持写专栏的意义和动力在哪里？
　　A：有时我经常困惑，为什么还写专栏。有时候是出于愤怒，中国让人愤怒的事情太多了。有时，纯粹是因为没耐心写更长的东西。
　　Q：你说过自己有参与历史进程的野心，现在，这种野心是否还有？
　　A：当然还会有，却也被社会现实经常打压。
　　Q：这种野心到底应该如何评价？
　　A：所有人年轻时都有野心吧？只是有人保持得稍微长一点，我没有十年前那种浅薄的乐观与自信了。
　　Q：你的批判视角和为国家担忧的情怀从何而来？
　　A：任何社会都有一批人自然而然地关心他的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我只是其中之一。
　　Q：有人说你“只训斥，不安慰，只批评，不解决”。
　　A：有很多人试图安慰这个社会，让人们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也有很多人提出解决方案了，只是大部分解决方案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21世纪的中国太急躁了，什么都想找快捷方案，但首要是把问题想清楚。
　　Q：在关注社会、国家等宏大身外事物的时候，是否有对于自身的反省和焦虑？
　　A：当然有，对个人的困惑远远多于对国家社会的困惑。
　　我不是个特别高兴、特别快活的人。幸福，有时候有，都是我一个人获得的，很多是在思考的时候。忘掉自己投入到某个东西里去，是最幸福的。
　　我内心充满不安。前途怎么样啊？现在获得的，和我期待的还是差距太大了。我期待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几代人的作品，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但我写不了文学，得非小说、非虚构，比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的。
　　Q：你说起自己这几年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是指什么？
　　A：更悲观了。这个现实正在让人越来越无力。
　　Q：第三极书局倒闭的事情你知道吗？
　　A：我很伤心。书局的老板是我的师兄，我们谈过对书的理想。我们的时代病了。
　　Q：对于单向街书店未来的生存是否心有担忧？
　　A：暂时不会消失吧，五年内应该不会。
　　Q：你满意现在的自己吗？
　　A：我对自己的想法与文字都不太自信，也不习惯于在别人面前谈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好像写作更私人，更安全。我很羡慕梁文道他们呀，我做不了他做的事。
　　Q：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什么？
　　A：不要让年龄成为唯一的武器。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51:39

[一种声音]梁文道：要安慰找于丹，要批判找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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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官僚 许知远：北大图书馆是图书管理员的世界
主持人：摆开龙门阵，畅谈天下盛事，邀来座上宾，打造文化大餐，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盛事龙门阵”，这期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请来的两位嘉宾，如果他们的名字按谐音组合起来是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叫“闻道而知远”，当然此“闻道”非彼“文道”，现在我为大家介绍，坐在中间的这位是来自香港的著名主持人，电台节目总监，另外您好像还是绿色和平的董事。

梁文道：这都是过去的，我以前做过绿色和平的董事，也做过电台的主持人，但现在就是一个普通做节目，写东西的人，做媒体的。

主持人：这么多称呼中，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称呼？

梁文道：叫我名字吧，我叫梁文道。

主持人：前面不需要加头衔。右边这位是曾任《经济观察报》、《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的许知远先生，另外许先生还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我搜了一下，梁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系毕业的，许老师是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两位可以说上的是内地和香港最具特色的两所大学，梁老师，您能不能说一下，您感觉香港的这种教育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梁文道：不一样的地方当然还是很多，因为我想一般都会觉得香港的学生素质并不如内地学生高，内地的学者也有很多很拔尖的，香港是处在一个觉得它会冷冷的气氛，校园气氛不是很浓厚，比如说你做什么讲座，来得人都非常少。可是问题是，香港有别的好处，别的好处就像香港这个城市你可以嫌弃它很多事，但是它有一些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大学或者是中文大学发信给学生，比如说通知你哪天来注册，它这个信如果是用英文写的话，它的抬头Mr Xu，中文会说是许知远先生，他从来不会说许知远同学，我觉得这一点很特别。
许知远：我讲一下差别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最明显的是图书馆的区别，我去港大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所有的都是开放的，开架的，学生可以自由的去借，到晚上9点钟一直结束。然后在北大图书馆，基本上所有的书都借不出来，所有的书不是给学生和老师准备的，基本上是图书管理员的世界，他们可以在图书馆大声的喧哗，大声的讲话，织毛衣，所以我觉得北大图书馆盖了一个非常气派的图书馆，但是实际上里面的书少得可怜，包括可借率少的可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像一个行政机构。

梁文道：我也有这个感觉，我觉得中国大学现在越来越官僚化，在很多方面，现在是一帮学官在把持这个校园，教授都是靠边站，学生更是靠边站。

主持人：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图书馆9点开门，晚上9点关门，我们借书还是蛮自由的。

许知远：那是因为你不敏感，你可能还没有做过对比，因为你肯定以为北大图书馆是中国最好的图书馆，你比起港大的服务和内在的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它是一个拒绝式的。
主持人：4月份有国际阅读日，我记得在调查中显示，香港、台湾跟内地的国民阅读率，香港和台湾普遍高于内地的。

梁文道：这是因为拉了一个平均数，一般我们会觉得在香港看书的人比较少，读书的气氛也不大好，出书的话，肯定在大陆的数字会比在香港大，那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假如我们扯一个平均数来看，说不定大陆的情况就真的是阅读率会比较低，这个也跟整体的气氛有关。比如说刚才讲图书馆，我一直觉得图书馆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就是在任何国家迈入现代文明的过程里面，他们都很注重图书馆的建立，比如我们现在常常说日本明治维新值得学习，我们都忽略了日本在推广阅读，推广图书馆的规划上做了多少的事情，但是你看今天中国的公共图书馆，我去过一些不错的，但是很坦白讲，大部分的大面积的是很糟糕的。

主持人：可能因为大部分人现在读书少了，阅读氛围不好导致在图书馆的很多建设上跟不上，还是因为图书馆不好？
梁文道：图书馆是可以主动的推动一些阅读计划，阅读的风气，你想想看，怎么样可以更清明一点。

许知远：这个跟过去这么多年政府的思维和普通人的思维是有关系的，我们最终相信的是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是不受尊重的，思维也好，书籍也好，是一个缓慢的看不见的东西，它不像一个大楼那么显著，就像我跟你讲的北大图书馆，建一座大楼是非常显著的事情，但是里面的书是什么样子的，你接受的程度是什么样的，阅读文化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事情，这是很大的。观看阅读文化，观看地铁上，公共场所的阅读空气就好了，基本上没有，而且你最多看到的是《明朝那些事》和盗墓的小说。
许知远：现在劣质书比较盛行。
梁文道:《中国不高兴》没结构没系统是做烂了的书

主持人：现在畅销书在图书市场是比较盛行的。
许知远：是劣质书比较盛行。
梁文道：我也觉得有的时候我听一些数字比较失望，有一些我很尊重的学者写了一些很好的书，后来我很惊讶的发现那个书卖了很久才卖几千本，我会觉得怎么会呢？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写了这么一本书。

主持人：我感觉看书的话，还是偏向于小说这一类比较多，小说肯定是有优劣高低，但是你现在从书市上看到连好的小说都没有，全是跟风或者是炒作之类的，尤其是学者的书可能就更少了。

梁文道：跟风我觉得是很怪的，我很能理解，比如说杜拉拉火了，大家喜欢看，但是我不知道中国厉害得连写书也写成山寨，真的是迅速的有大部分人模仿，然后出来，然后不要脸的大家用抄袭的方法或者是什么方法，弄一大堆这种，一个类型的书火了，一大堆的跟上去，盗墓那个也是，我觉得我们做了一堆盗墓的出来了，你的感觉是全中国人都在盗墓，这是我们十几亿人有一亿人是在干盗墓的。
主持人：两位老师觉得现在最烂的书是哪一种？最让你们不能忍受的？
梁文道：我觉得最难受的我有一个感触，最难忍受是做烂的书，比如说《中国不高兴》。你书的观点我赞不赞成，我觉得是其次，我觉得那个观点是一个可以尊敬的观点，就是说OK，你把它陈述得非常清楚，你提出一个观点有论据支持等等等等，那可以变成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来辩论，我不同意你，我可以跟你辩论，但是现在这本书的问题是它做得烂，在我觉得还不只是那几个作者的问题，而是编者要负很大很大的责任，就是整本书是完全没有结构，没有系统，里面夹插一堆附文，这篇文章它是为什么加进去，没有前言，整个是散乱一团，整个文字的写法你觉得与其说是写作还不如说是谈话笔录，前后又矛盾，基本上做得很烂的书，这种书是我最生气的，就是你书制作得这么不认真，然后整个目标还是想要去畅销。

许知远：它还能畅销。

梁文道：你说这生不生气。
许知远：庸俗化是当下最重要的潮流
我们是一个轻信的、缺乏辨别力的民族
许知远：最烂的书基本上在机场的书里就能看到，他们在审美上，在包装形态上，里面的编辑程度，内容的话题，就像你说的那几样，庸俗的历史化的东西，庸俗商业化的东西，庸俗化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潮流，这跟过去四五年整个中国文化的迅速衰败和溃烂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民族变成一个非常煽动的轻信的缺乏辨别力的一个民族，当然这个跟互联网有巨大的关系。我觉得在03、04年发生很巨大的变化，十年前的社会还不是这个样子的，不会出现公然的愚蠢，公然的劣质，公然的不讲逻辑，这种东西在十年前中国还不敢这么做，但现在基本上都可以了。你刚才举例子，基本上所有的公然都公然得表现出来了。
梁文道：而且你刚才讲机场那个我常常有很大的感触，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机场总是放一个电视机，电视机里面总有人，然后穿着很大红大紫或者是大黄的唐装，然后对着台下侃侃而谈，“知道怎么样成功吗？”真的有人去看那个东西，去买那个，我的天啊，这个很怪。

而且你刚才讲互联网跟我们欠缺辨别力的关系，我觉得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们现在说话的自由比以前多了，机会比以前多了。比如说我们都可以开博客，都可以在论坛上留言，于是我们对于我们有权说话这一点很在意，但是你说什么话不是很重要，然后一个人说了这些话之后，我们现在反对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是一个精英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就完了，然后不用讨论内容，不用去讲论据的，不用去论证的，基本上现在大家表达我的意见有什么就行了，其实也对，大家表达意见也对，但是问题是表达意见之余如果要有异议讨论出来，还是要有一些思辨的过程。
许知远：80后的年轻人是伪叛逆
梁文道：80后以为消费自由就是公民自由
主持人：我刚才听两位老师谈话，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自己的一种感觉，我是感觉两位老师都是70后，如果用很流行的说法，我感觉你们70后跟我们80后，好多人说我们80后比较叛逆或者是比较愤怒，但是我觉得，相比我们这一代可能你们这一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对社会的一些问题更多的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如果说愤青的话，应该是你们这一代的人多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是不是与你们的经历有关，比如说70后可能还是有很多共同的一些记忆，可能对这个社会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有不同的认识。

梁文道：因为我在台湾跟香港长大，所以跟许知远这种我们70后的背景不一样，但是我在猜，像许知远这种在大陆成长的70后跟80后不一样的地方在于70后他是经过少年长成的，整个人的性格、学问、知识结构的养成阶段是经过80年代的，而中国的80年代是很特别的10年，经过那10年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
许知远：其实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80后的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非常伪叛逆的，其实是非常循规蹈矩的一代人，其实说实话，你吹捧一下你的书，之前那本《常识》，比如说我76年出生，一直到78、79年的几代人，五几年，四几年的人我们身上都有一种共通的地方，比如说青年人是应该对社会有提出批评的意识，文学和艺术是改造社会的非常重要的武器，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工作了，通过书本来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深度是好的，然后对世界更宽阔的了解是好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开阔的过程。这个线索是整个世纪的线索，但是这个线索在过去十多年里边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线索开始遇到问题了。这个跟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这种新的形态开始兴起了，一种消费为主导的互联网带来的短暂的注意力为主导的新的形态开始形成了，这个形态跟我们之前的形态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变成了新的状态了，这里面讲的是跳跃性的反逻辑的，注意力非常短暂的，情感的深度变得不重要的这么一种新形态，这是他们的形态。而他们的成长青春期基本上是赶上了这种形态开始慢慢出现的一个过程，开始空前的庸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梁文道：而且还有一点，我常常怀疑80后和70后还有一个分别，就是70、60在两个十年中间里面，他们经过那个阶段是这样，你要想象一下，对于一个60年代或者是70年代的人来讲，他小时候，比如说他看书是没有现在那么容易的，看电影没有现在那么容易，以前哪儿有这些碟，那会儿有寻找，甚至你要买什么是不会给你买到的，70年代还要用票的，你要买外国的东西要友谊商店加上外汇券要换票，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你要听外国的音乐，你要是买打孔的，对当时60、70年代的人来讲，你的不自由的感觉是很具体的，那种匮乏感是非常具体的，在身边你会很渴求的。

80后不一样的地方，80后是非常丰裕的时代，比如说今天美国在演什么电视台，我马上可以看得到，而且还有人配了字幕，你要什么东西，你的消费自由是绝对有的，你有钱你就买个真的LV，你没钱，我买个山寨的，完全是这种自由，80后的年轻人会觉得他的生活很自由。言论也很自由，你有互联网你可以在上面发言，我怎么没自由，我的言论自由多好，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不会觉得自己有所匮乏，不会觉得不自由，相反他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太平盛世，只不过的问题是他以为他的消费者的自由就是一种自由，这是一种公民自由，而我们以前会觉得我们公民自由那个意识是很强烈的，但是今天他们有消费者自由麻痹了这一层东西。
许知远：同质化导致真正自由的消失
主持人：可能之前追求的更是精神上的自由。
许知远：但另一方面的丰沛是同类型的丰沛，就像你在腾讯或者是新浪看到的新闻一样，他们是同样的新闻排了50条，另外一点，其实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空白的空间的，真正创造想象力都需要空白的空间，包括需要一个探寻的过程的。在这个时代，互联网的标志，就是过程的消失，过程的消失是很可怕的事情，过程的消失意味着空间的消失，空间的消失意味着真正自由的消失，因为早上起来你的头脑里被塞满了种种的东西，从小到大，塞满了以后，你的着空间就消失了，空间的消失意味着本质的自由的消失。

主持人：周国平老师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处于心灵缩减的过程中，所有的东西没有过程，只有一个现实的一个结果。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是感觉，两位老师还是比较偏理性的，但是其实梁老师是学哲学系的，是一个非常文科的专业，许老师，你的大学是在中国最好的文科大学上的计算机专业，你们两位觉得个人更感性一些还是更理性一些？

梁文道：我的真不会回答，因为我首先不大会这样区分，我不认为有这样的区分，事实上。在感性的思维或者是活动都排除不了一个理性的成份，你以为最理性的东西也都可以是激情，很感性的，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理性的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等等等等，这些话说不定也是很感性的。
主持人：你这本书我看好多网友对你的评论，相比之前出的《常识》，有网友说，他的文字可能会是一种比如说呈现内心的深沉的软弱，难以排解的焦虑，这种更心灵化的文字还是感觉到更感性化一点的。

梁文道：但是这个也可以是很理性的，因为我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仍然在分析，比如说两个人分开了或者是从头来过好不好，我就分析从头再来是不可能的，从头再来是表明两个人重新洗牌，重新洗牌你就不是原来那个人，这两个人就算真的能够在一起，他们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在一起，因为他们已经否定掉那个前提了，你已经不再是你原来那个人，那你怎么可能还是从头再在一起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就算我写这些，你刚才形容是比较感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仍然是在这样子来想。
主持人：而且我自己读这本书的感觉，明显的感受到还是有一种哲学的思辨在里边的，是这么一种成份。您最早这本书在专栏的时候叫《秘学笔记》，为什么后来起了一个《我执》这个名字？因为《我执》好像是佛家的名字。
梁文道：这是最早的香港很烂的报纸开的专栏，那是一个非常烂的报纸，读者人数巨少，应该不超过一万，而且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主要是用来看马球的，永远拖欠稿费，永远传出财政危机，永远说下个月就要关门，但是当时我们文坛有一个老前辈，不知道怎么样，居然还在相信那个老板的话被拐了去当社长，他当社长就拉着我们一帮小辈去写东西，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骗局，但是我们很讲义气就去写，写了五个月，果然他就走了。那个专栏当时叫《秘学笔记》是因为那个老前辈就跟我说梁文道你帮我写个专栏，写点东西吧，我说我什么都写了，我写过书评、影评、乐评、时评、文化、饮食我都写过，旅游我写过，我还能写什么呢？他说你写爱情吧，我说你想我怎么写，他说你写柔软一点的。当时一开始的想法是我要把罗兰•巴特，一个美国的大学者、大文豪，他的一本书叫做《恋人絮语》，我就想要把《恋人絮语》做一篇注解，后来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写了一个等于我自己的版本的《恋人絮语》，《恋人絮语》就像你刚才讲的那种感性，但是他又很理性的分析爱情中的所有的仔细的环节是怎么回事，他又好像有点自传体，但是那个自传是效果多于真实的自传，它让你觉得是自传。

后来为什么叫《我执》呢？后来我回头看，我发现那个专栏加上这里面夹杂的其他文章，它在表达的都是一个人特别执着于自我的贪欲、吃、嗔等的种种状态，就是在佛教里面讲你相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但是其实我们讲是无我的，你相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你非常沉迷于某种状态，去满足自我的话，这个就是《我执》，我发现这里面写的都是我执的状态。
主持人：您在写这本书的半年时间，您处于什么样的感情状态上呢？

梁文道：我处于最忙碌的工作状态，我本来就很多专栏，多开一个专栏，你说多忙啊，我每天写两三篇文章的时候，是空前忙碌，睡也睡得很少，你说人有什么感情状态。我是稿匠，稿匠的意思就是你给我一个题目，就去完成它，你想我怎么完成，比如说我跟那个社长说，你想让我讲爱情，我就写爱情，你说柔软一点，我就给你这么写。我是一个定做的工匠，我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
主持人：您的全家是信仰天主教的吗？包括我在采访的时候，您曾经说过早晚有一天要出家，但是我后来注意到，您在这本书，我特别看了一篇文章讲了您的病例，然后你提到，因为您感觉到，你自己是亚里士多德和儒家的一个信徒。

梁文道：那是我20出头写的东西，我觉得我仍然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仍然也很尊敬儒家里面的那种独立，那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我一向都相信这个，这个没有冲突。
主持人：许老师，您是怎么看的？我们刚才谈到了亚里士多德和佛教，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许知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主持人：就像刚才梁老师讲的，他会讲到一些问题，比如佛教。

许知远：我相信世界上有一些人类更高的秩序，超越人类本身的更高的秩序。但是另一方面，我又特别不希望，不喜欢看到很多人为了逃避自身选择的困境而去投身到一个信仰里去，我看到有大批这样的人，文道也看到大批的这样的人，变成一个新的迷狂，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想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探索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对宗教或者是信仰谈的时候经常会变成一种不加选择的东西或者是不加探索的东西。

我看到中国人在饭桌上突然有一天在谈佛教，突然有很多知识分子开始说我们必须通过基督教来拯救整个国家，这不都是胡扯的事情吗，这个国家有它自身成长的历程，有它内在的经验，所以它必然要寻找到一种自我的方式，它不可能通过一致的东西来突然获得一个“速效救心丸”的东西，这里面背后蕴含着，如果是这么快的一个“速效救心丸”说明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轻信的国家，一个轻信的国家也是同样可以变得非常轻易的放弃和转移，就像你看到互联网上的态度也好，我今天可以在骂你，明天可以吹捧你，这些东西是不可靠的东西，也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我觉得信仰可能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方式。
许知远：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糟糕的价值观

梁文道：我们很多人都这么讲，中国人没有信仰，前二三十年还很信一些东西，信党，然后相信毛主席，家里头挂一个毛像，早上跟他请示，早上跟他问安，这都是一种信，有价值的，问题是在于你是不是轻信，我觉得今天各种方案，我们中国人一起信基督教这都是很荒谬的，你随便拿一个东西过来，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一个什么宗教，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活下来的，那我们是不是早该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荒谬的。

你可以说今天中国人没有一个价值观，很稳固的形成一个价值观，但是它跟信仰不一定是同一回事，你不能直接说今天中国人没有价值观，所以就说我们没有信仰，必须要有信仰才能有价值观，这种讲法不一定成立。

主持人：它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

许知远：我们现在有一个很糟糕的价值观而已，很单一的，很单调的价值观。

主持人：许老师，我不知道梁老师有没有听过，很多人给许知远老师挂上了一个名叫“替国人承担焦虑”这么一个称呼。
梁文道：真的？

许知远：我也第一次听说过。

梁文道：把你的焦虑交给我。

主持人：刚才在谈国人的素质，包括我们这几代人的锻炼来讲，可能好多人就会觉得，就是那句话，对人性的一些弱点只训斥不安慰，这种说法你们怎么看待？比如说批判我，或者是可能一些人，可能觉得就从批判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梁文道：术业有专攻，要安慰找于丹，要批判找许知远
许知远：我们干的事情是差不多的，我们没有批判什么，我们就是讲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为什么大家的心理承受力变得这么脆弱，就会变成了一个批判了。

主持人：可能是一个常识性的一些问题，是一种相当于知识性的一种问题，可能在别人眼里就会成为了尖锐的犀利的批判层面的一些东西了。

许知远：坦白来讲，批判不是知识分子一个最基本的职责吗？就像你去做完这个访谈一样，这是你最基本的职责，这不是你的问题。
主持人：在两位心理是否认同大家把你们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称号？刚才许老师不是说，批判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一个问题，那你们是否认同大家把你们定义为公共知识分子？

梁文道：首先我一向都觉得这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这个说法当然也很好，但是我觉得，公共两个字是不必要的，是同意反复的，因为我认为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讲，最必然是公共的，你听过有私家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吗？

许知远：没有皇上给我们发这个。

主持人：比如说我能感觉到可能平常有的人是像两位这样，可能是有那种承担批判的使命在，但是更多的批判可能是文学的，文化的，比如说梁老师出了一本书，然后讲这本书的好坏，对于您的书，是说好话的多还是说坏话的多？
梁文道：你刚才说两个问题，一个是时事评论和文化艺术评论的分同意，另一个是说好话和少坏话，这是两组问题，前面那一组，这个界线我觉得不一定要很鲜明，当然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职业选择，我就做时事评论，一门心思的做，甚至你可以说，我就只做时事中专门跟财经有关的，有人说我专门从法律角度来做，这都可以。

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把它固化下来，事实上有很多很了不起的大知识分子，他都是没有明显的区分，我只能干什么，那你说梁启超，你说我只写时事评论，我以后就不管文学了，我觉得这个界线不一定要看得那么明显，它只是看你把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怎么拉起来或者是不拉起来。

你说好话说坏话，这不是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很难想象有一个评论人说，我选择以后要当一个说好话的评论人或者是我只说坏话，这不是一个选择。
梁文道：政治和文学的分离是当代很不好的倾向

主持人：可能会有的呈现出来的文字状态，比如说我们感受到好多评论家是讲，同是文学评论家可能会从赞美的角度更多来讲这本书的文学价值，可能有的评论家更多的擅长从发觉一些缺陷的一些角度来讲这个问题。

梁文道：我相信大部分的认真写评论的人都不会觉得称赞或者是骂，我只是说大部分，是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分析。评论时事不是为了骂政府或者是赞美政府，而是分析，那写评论文学也是一样的，你先分析，比给一个判断重要吧？是不是许老师。
许知远：确实我们所有的常识都已经混淆了，一个其实是对知识的态度，就是说知识的细分化只是近代的事情，知识本身不应该是这么被细分化的一个过程，而且一个评论家，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应该对所有的事物都应该发扬的人，这才叫知识分子的态度，第二个，好和坏涉及到基本的态度，你对事情的判断是否诚实，如果你觉得它好你就去赞美它好了，你觉得它不好，你就批评它了，这是一个分析过程的东西，这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过程。

这些东西，可能没法儿上来加一个这么多的标签，而且说句坦白话，政治和文学的分离，文学和社会的分离，这是一个当代很特殊甚至于很不好的一个倾向，这是特有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政治怎么和文学分离呢？文学怎么可能不着边际呢，这都是不能够分离的。就文学而谈文学，这是一个很糟的倾向。

主持人：我刚才看到好多网友的留言，现在很多评论家，尤其是最近几年受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质疑。
许知远：因为文学本身枯萎，文学正在变化的过程当中失去了它的捕捉能力和发言能力，如果批评不投放到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它变得更失误。

主持人：梁老师这本书因书商的要求写得更柔软一些。

梁文道：不是书商，是报纸编辑。

主持人：您有没有想过写作风格变得更温和一些？

梁文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层面，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不同的经历，对应不同的情感反映，此刻在想一个层面，下午可能就有不同的反映，它的反应会随着不同的变化而变。

主持人：您有没有读过梁老师的新作？

许知远：我知道它有私人的这一面。坦白讲这都是正常的一方面，还有很多方面他没有展现，可能隐私的那一面更没有展现了。

梁文道：这本书很多网友说情感的场景，比如说有一篇是同居，讲一个女孩她天天去您那儿过夜，后来她突然有一天消失了，但是就会问这本书里的故事里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拟的？

许知远：其实最不可见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许知远：这个也反映出现在的所有人的思维模式，所有的可见的确凿的东西都变成是真实的东西，其实最不可见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混淆了。
梁文道：比如说描写的因为思念做货船的水手出航，你是什么时候去的，你做过吗？这个很怪吗？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的状态，我们可以把它当小说看，我们就不要执着于真实的梁文道的我，它可以不是叙事者本身，这种阅读方法让我们想起来我们看红楼梦，很坦白讲，红学有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不算是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它不是现代意义的文学评论，为什么？文学评论里是研究，比如说文学作品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分文学角度去谈，今天我们研究问学全变成考据学，曹雪芹是不是就是贾宝玉，中国一做，马上变成索引派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讲。

许知远：而且我觉得去做水手的梁文道可能是特别真实的梁文道，幻想的那一刻难道不是他本人的真实的状态吗？
主持人：大家可能从你公共人物的状态看你，比如说你之前写过《常识》，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写时评的梁文道。

梁文道：因为写这些东西，我承认里面会有自传效果，就好象张爱玲的《小团圆》，可是我们要分清楚自传和自传效果，自传效果是可以创作出来的，比如说我创作一些电影，让大家觉得这个电影就是导演自己，重要的不在于这个电影多真实的反映了这个导演，而是这个导演如何聪明的利用这些技巧让观众以为这是他的自传。这就是自传效果，它是可以创造出来的，用一种非常私秘的语调在写作，当你这么写，我是模糊了散文和虚构之间，你这么写的时候，你会让人觉得他一定在说他自己，这其实是一种文体的选择。我刚开始讲了，我是稿匠，我是掌握了各种工具和技术的人，我可以示范给大家看。

主持人：刚才你解答这个问题，您更多的是用的男字旁的他，而不是女字旁的她，让读者自己去解码。

梁文道：其实我很少用女子旁的她，女子旁的她是现代汉语才有的，古代没有的，从来都是男字他，男女都是人，我写了这么多年，我常常都是这样的，我很少用女子旁她，我觉得重点是把性别模糊掉之后看那个状态，我写这些东西里面很多感情是真的，可以是我的这种感情，我进入一个状态之后，身处一种感情把它写下来，带入某种角色，因为场景角色可能是假的，我带入进去，呼唤，写的那个感情是真的，或者是我的某种欲望是真的，某种愿望是真的。我的感官的状态是真的，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基于对象里面的他是男还是女这个都不重要。
主持人：我也注意到你的书的一个细节，你提到你小时候曾经把一封情书拿来改改当作文写，这个就是为了让老师感动得哭，但是你现在却很鄙视煽情，为什么您会鄙视煽情？

梁文道：我不知道。

主持人：这个还特意提到了。
梁文道：我鄙视煽情准确的说并不是鄙视煽情，而是我很怕很热的东西，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很热的时代，比如说像刚才讲的，激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激情这个字眼成为一个那么被推崇的一个正面价值的一个字眼。

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贬义词。

梁文道：也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它可以是正面的褒义词，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称重那么多人的都会用激情这个字眼，比如说我们形容一个人会说：许知远动情的说，这些词让我们觉得中国好热啊。
谈激情
许知远：这时代空前不浪漫，空前没有激情
梁文道：我们的官员都很激情。

许知远：可能现在是情感缺乏的东西，因为他越缺乏什么东西，越要表达什么东西，这个时代是空前不浪漫，空前没有激情，空前实用主义的时代，所以所有的激情和浪漫变得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毫不浪漫，所有你说这个东西多么多么浪漫，因为它一点儿都不浪漫，所以拼命的加这些东西。

梁文道：我们通常是对官员的访问，某某某书记激情的说，动情的说。我们的官员都很激情。

许知远：感情匮乏和煽情是两个方面，这个官员他可以流泪，因为他毫无感情。
谈电视节目
梁文道：我基本上不看电视
许知远：中国最不能忍受的电视台就是湖南卫视，它要对国人情感匮乏和庸俗化负责

主持人：刚才谈到，哪些书是您最不能忍受的书，您也是做电视节目的人，您觉得中国哪类节目让您最不能忍受的那种煽情？

梁文道：我很少看电视，我基本上不看，我看得非常少，如果真的看电视剧，我就宁愿全了之后买一个碟看一看这样的。
主持人：许老师呢？

许知远：坦白讲，中国最不能忍受的一个电视台可能就是湖南卫视和它大批的模仿者，但也不能全怪他们，他们也是一个畸形体制下的产物，我觉得它可能要对中国人的情感匮乏和庸俗化也要负挺大的责任，因为媒体本身还是多少对这个社会有一些责任的。

主持人：现在时间过得非常快，感谢两位老师来作客我们这一期“盛事龙门阵”，也谢谢腾讯的网友来关注，同时请大家关注梁文道老师出的这本新书，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应该现在已经上市了。
来源：腾讯读书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52:41

许知远：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2007年07月23日
　中国青年报　　
　　

　　许知远的出现从来都离不开书。
　　即使是坐地铁或是接受媒体采访前的空隙，他的面前也总会有一本书，或是一本英文杂志，一本厚重的英文字典。
　　他做书店、开专栏、写书。八年间，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经济观察报》到《生活》杂志，这个在23岁就决定做一个作家的人，他的文字已经影响了新一批年轻人。
　　从24岁到31岁，许知远称，他的写作已经从追求华丽转变为注重对生活真实的体验。“我希望在写作中寻找安宁、美好的东西。”尽管他同时也认为，写作不应该是一件随性的事，发表意见应该是一种义务。
　　许知远文章中充溢的，是众多西方著名知识分子的名字。他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结集《昨日与明日》，名字就是模仿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不仅如此，他的参照体系的英美色彩浓厚：“特别是高中时期，那时受了很多李敖的影响。他不是在文章中说，什么都是西方的好吗？”而对于传统文化，他却“一无了解”。朋友说，他谈论中国时的口气“就像一个外来者”。
　　高中与大学时期，被翻译成中文的外版书籍成为许知远最主要的阅读来源。北大图书馆三、五块钱处理的《时代》过刊，成为他认识西方的主要途径。这段阅读经历，对他的思维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人、对事物、对国家的看法，都是从西方经验里来的，比如说，我就曾认为个人主义是最好的。”
　　 2002年，许知远第一次出国，他在美国待了一个月。“以前对于西方的认识更多是从书本上，这次是人和人更感性的接触，也是第一次跟以前只在教学参考书上出现的人进行真正的交流。像加尔布雷斯、希勒，他们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方式，甚至他们的谈话方式，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借鉴，慢慢形成自己的态度。我见加尔布雷斯时，他已经92岁了，还在写新书，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人，要做一些新的事情。”
　　 2004年，许知远第一次给大陆以外的杂志《天下》撰写专栏。一名台湾学生说，他从这本在华人世界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第一次看到了大陆人写的文章。这也是许知远“发现中国”的开始：“那时还很模糊，不知道该怎么写中国。但写作和谈论是一种探索方式，在谈论中，我发现自己中国意识的空白，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中国，只能去看《F o rtu n e 》、《N ew yo rk tim es》是怎么写的。这是一块陌生的知识和情感领域。”
　　从为中国介绍西方，到向台湾介绍大陆，许知远感受的最大不同是，“你越描绘自己的国家，越意识到跟她的感情，情感是一点点凸显出来的。所谓的冷峻都是假装的，要温情，不要滥情就可以了。”
　　这之后，许知远的文章中，“中国”不再是简单的地理概念，“现在清晰一些了”。他开始试图探讨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任务。他的价值体系中，也开始补充进一些非英美体系的东西。近一两年，他开始写更多关于中国的事物。在《金融时报》中文版的专栏就是希望帮助海外读者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来不读鲁迅的他，近几个月开始读鲁迅了。而且，他还计划今年下半年到中国各地走走，通过与当地人的交谈，把看到、听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他依然读不下去古文，看的更多的还是汉学家写中国的文章。
　　微电子专业的背景却频频在经济领域发言、文章中过分的旁征博引，都成为人们对许知远的最大质疑。“专家是多么愚蠢的title呀１许知远反驳说。“我的专业是人，是一个更宏观的概念。而且我大量使用引语，是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用引语，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连接的过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人，为读者提供启发。那是我试图分析和推理的方式呀。在西方传统里，这是很正常的。但我们的国家太反智了，人们喜欢直接的东西。而我传递更多的是信息和推理，不是一个确定的观点。我不一定有观点，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上，才能得出看法。当我有观点的时候我会表达出来的。”
　　许知远说，近来，他开始更重视微小的变化。“成长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也是经验的积累，更是内心对于自己所做事情确认的过程。”这个曾经迷恋苏晓康式抒情体，曾经以李敖、孔庆东为精神武器的年轻人，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世界的参照体系很多，你要试图从不同的地方借鉴不同的经验。我还没有成型，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所以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知识可以被不断取代、颠覆，但性格的塑造却能给人生带来稳定性。生活没有特殊的转折点，而是由dailywork积累而成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我自己成熟的标志。”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53:50

许知远：我想当个旁观者于丹完全迎合这个时代

2009年05月31日　来源：武汉晚报　

　　许知远︓我想当个旁观者
　　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大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为《生活》杂志出版人，《亚洲周刊》与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他也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出版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转折年代》、《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中国纪事》等。
　　记：你是公共知识分子写作还是独立知识分子写作？是智力迷恋者吗？
　　许：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具有公共性，而知识分子的前提是独立性，这两个公共性与独立性都包含在知识分子的涵义里，没法作区分。这两者当然是一体的。我当然是智力迷恋者，很多知识分子或以写作为业、以思想为业的人，都会对智力产生迷恋感。

　　记：《醒来》从曾胡左李那一代的读书人开始，讲到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直讲到了“海龟”张朝阳。你认为这些人在一百多年里面，对塑造中国今天的历史进程和面貌作用非常大？
　　许：他们都以不同方式推动这个国家的改变。这几代人面临着类似的挑战，这个挑战从来没有减轻过，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唤醒这个国家、唤醒大部分人去成为更独立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个人，当然对国家的强盛欲望超过了唤醒人。
　　《中国不高兴》是垃圾
　　记：吴晓波为《醒来》写的序文开头，引用了奈保尔的一句话来阐释你的姿态：“祖国，于我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国家。”为什么你会用完全迥异于《中国不高兴》的叙说方式来抚摸中国、想象中国、诘问中国？
　　许：《中国不高兴》从来不是书的叙事，完全是垃圾作品，那不是书啊！为什么要跟它一样呢？我们两者之间不存在着可比性。
　　最大危机是人的贬值
　　记：现在是物欲高涨时代，金融危机和信仰危机双重挤压下，在“镀金时代”里，最可怕的危机在哪里？当下年轻人该如何自处？
　　许：最大危机是人的贬值，人仅仅作为经济动物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灵魂的时代。我也不知道当下年轻人应该怎么办，现在又是一个快速文化时代，人会变成一种很浅薄和狂躁的动物，就像聊QQ一样，是一种即刻反应，因为人所有的审美能力和想象能力是建立在人的专注能力和深度思考能力上，这种想象力和专注力都在巨大丧失，他们都不觉得。
　　于丹完全迎合这个时代
　　记：怎么看90年代以来勃兴的国学热和《百家讲坛》热？
　　许：中国传统文化是很丰富的，你看百家争鸣那个年代，中国人是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想法和不同情感。于丹是迎合性方式，搞成人际关系怎么样，完全迎合这个时代，跟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非常艰难
　　记：你是勤勉的专栏撰写者，“天然的全球化的一代”，为《金融时报》、《亚洲周刊》等写专栏，你受到史景迁、李文森、沃尔特·李普曼、托马斯·弗里德曼影响很大，你的野心是成为那样的专栏作家吗？还是别的什么，比如说想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认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对社会进程和政治家产生关键影响力？
　　许：还在写专栏。受史景迁影响。不要试图成为另外一个人吧，你也成为不了。他们会启发我，你只能成为你自己，很难成为别人。重建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非常艰难，但一切皆有可能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些的工作来做，对我来说，建立这种传统或者说对这种传统提供一点点帮助和建设性东西，这是我的义务和个人兴趣所在。
　　记：你被外界描述成一个充满焦虑和传播焦虑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都说你是西方观点的二道贩子，言必称大师，你喜欢别人称你为专栏作家、记者还是公众知识分子呢？中国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肩负什么样的任务和角色？
　　许：我想当个作家，没想那么多。某种程度上，我想当个旁观者吧。现代分工制度是现代事情，之前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思考者身份出现，可以思考任何问题，对任何问题提出某种看法，这是一个丰富、健全的个人，我希望不被专业分工所限制。
　　标签你愿意加就加嘛
　　记：当时明月在《走入历史的许知远》一文中写道：“许知远对于工业文明下精神世界的贫瘠和知识分子使命感缺失的痛心和反思成为新世纪中国的一道独特风景。少年盛名下，却难有一丝得意和忘乎所以，站在时代高处的独自忧伤是许知远的别样标签。”是这样子吗？
　　许：挺吓人！现在社会扭曲状态下，任何正常反应会变成很奇特的反应，这个人很有正义感，这个人变得像怪物一样；这个人诚实、自豪，这个人就很变态，中国变成这样一种状态。我做的所有事情，是正常的知识分子所做的表达方式，在这样一个时代，你不再感到焦虑吗？事实上很多人感到很焦虑。在这样一个时代，你不应该对荷尔蒙充满了批评态度吗？确实应该嘛。我没觉得我做了什么事情，只是正常反应而已。这个时代需要标签嘛，标签作用是不需要理解你，比如这个女人是什么样子，不需要跟你解释是什么人，背个LV包，我就告诉你是什么人了；或者说我穿了paul smith衬衫，就告诉你我是什么人了。标签是完成了简化的过程，标签会变成理解嘛，你说你是愤青，好，我不跟你争了，你是愤青；标签你愿意加就加嘛，跟我没关系。
　　我从来不在文坛里面
　　记：作为一个作家，你对当下文坛、文学界怎么看？对80后作家有何看法？
　　许：我不了解，我从来不在文坛里面。也没什么看法，文学界存在一个界吗？已经非常零散了，不像80年代是一个整体性的一种声音，文学是用来解放个人或对抗过去遗留的固化思维方式，现在还这样吗？文学已经四分五裂了，他们不会有自己的声音，整体上退却了，整体上在社会上边缘化了。因为作家依靠的是价值观和艺术能力，他们可能失去了发言能力和观察能力，当下失语，除非偶尔加入语言的泡沫狂欢，那非常无聊，不提供新的价值观，只提供新的语言喧嚣而已。我不了解80后，我没看过他们写的东西，非常早的被市场化了，大家谈论80后，不是因为具体人和思想是怎么样子，就是谈的文化现象，人作为文化现象的一部分，这对人是很大的伤害。
　　文/记者袁毅图/记者何晓刚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2-17 13:54:48

许知远：旅行让人变谦卑2008-01-28
　来源: 京华时报(北京)

　　本报讯（记者卜昌伟）新锐思想家许知远新作《中国纪事》日前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与许知远此前的作品善于宏大叙事不同，该书以微观的视角去体察社会现实。对于这种改变，许知远表示，这是自己年龄和心态变化导致的一种自然转变。他自认自己不能从事其他行业，写作是他喜欢的职业，在旅行中写作会让他变得谦卑而好奇。

　　《中国纪事》是许知远一年以来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专栏结集，除此还收录了发表在其他媒体的专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许知远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诠释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独特话题，如“2008年之后”“重新认识中国”“唐山如何记忆”等篇章，观点鲜明，言语犀利。与许知远此前的作品善于宏大叙事不同，《中国纪事》以微观的视角去触摸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去感受每一个小细节。
　　对于自己的这些改变，许知远解释说：“我从最开始写东西，就被过分宏大的东西所迷恋，因为那个时候我内心很虚弱，渴望一些更强大的东西，所以就死死抓住一些强大概念，以为这样可以获得一种力量。时间长了以后，发现所有的力量是借用别人的，因为所有的东西是别人谈论的，你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与自身没有什么关系。”许知远认为，他已经30多岁了，已经不年轻了，“青春是一个美好的时刻。随着年龄日增，心态老化，发现身体功能也老化了，这个时候的我与六年前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时的我已经不一样了。这也让我感到不安。”
　　为写这些文章，许知远近两年一直深入民间，四处旅行，用双脚丈量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并打量着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说：“其实我是一个很糟糕的旅行者。在旅行中，你所有的身份都没有了，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平时骄傲，但这个时候会很谦卑。”许知远说，在旅行中会有一种强烈的身份丢失感。“这种感觉使你一方面刻意寻找自我，会想你是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你对世界也变得好奇了。因为谦卑带来了好奇，你想知道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些给我的感觉是很强烈的。”
　　对于写作，许知远说，他干不了别的事情，无论是姚明还是周杰伦干的行业他都不行，“我也认了。我有许多的痛苦，这些痛苦来自外在或者内在，写作是我解决痛苦的方式。我的心里会淤积许多的情感和想法，会通过写作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这是我解决痛苦的最有效的方式。”许知远说，写作这个职业让你没有办法欺骗自己，写得不好就是不好，不是做生意，能骗则骗。“写作这件事你写得不好就是不好，你自己会知道的。因为深谙其中深浅，我长期焦虑不安，但这所有的焦虑不安，最终会转化为我继续往前走的动力。”
　　谈到现在的生活状态，许知远称，觉得现在的生活有些乏味，自己还没有碰到特别深层次的考验，不管是恐惧还是挫折，“我没有碰到这个时刻。这个时刻也许会让我快速地调整自己。我觉得人生是又一次炼狱的过程，从炼狱中涅槃出来，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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