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性记录中国文化遗产行动”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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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坚持手工制作独特性

　 2012年02月21日 　文化艺术世界网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中，经济效益从来不应该是我们着眼和追求的目标，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伤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表演化和商业化倾向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敌”
　　2月7日上午，北京正经历着一次寒潮带来的大风降温，前来观看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的观众仍然络绎不绝、热气腾腾。展馆外的广场上，山东海阳盘石店镇薛家大秧歌表演吸引了不少观众。展馆内，来自全国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向观众展示各自精湛的手工技艺，同时回答观众提出的各类问题。
　　这次大展从2月5日持续到2月15日，以41个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主，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88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类项目参加展览，邀请近170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现场展示精湛技艺，展出珍贵实物近2000件。
　　在大展的开幕式上，文化部部长蔡武指出，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下，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已初步构建起符合我国国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体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新时期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认识需要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对本刊记者说，“过去，一些非遗项目被看成是‘土’、是‘没品位’，现在这样的观念需要改变。这些非遗项目体现出的，才是真正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
　　生产性保护方式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根据《公约》，“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
　　《公约》要求各缔约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拟订一份或数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提出“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2005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08年、2011年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蔡武在“非遗大展”开幕式上指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文化部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特点和内在规律，积极探索科学的保护方式和方法，对濒危和传承困难的代表性项目，采取抢救性保护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采取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对部分具有生产性质和特点的代表性项目，采取生产性保护的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产品的保护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传承的实践过程，一部分体现为纯粹的精神生产，如歌舞、口头创作等，还有一部分，如手工艺等，不仅仅包括精神生产，还具有物化形态的成品。这一类的非遗形态，同样具有情感培育、社群认同、承载文化传统的功能。”刘魁立说，“涉及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的药物炮制等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都是在生产实践中产生和显现出来的，其物化的成品可以流通，广大民众通过拥有和消费传统技艺的物态化的成品，来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蕴涵。民间技艺的传承人也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对这一份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2011年，文化部命名公布了第一批4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已经发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说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代表，而公布的41个示范基地，在核心技艺保护、文化内涵发掘、传承人保护和传习所建设、社会示范作用等方面很有代表性，可以供大家借鉴。”刘魁立说，“相信今后会继续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示范基地，为非遗保护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
　　坚持手工制作的核心技艺
　　在纸笺加工技艺的展台前，高级工艺美术师刘靖现场展示“手绘描金粉蜡笺”的绘制过程。他用一支极细的毛笔蘸取金粉，不打草稿，快速在红色的纸笺上绘出龙的图案，线条均匀流畅，引来观众一片喝彩。
　　刘靖介绍，手工绘制一张这样60厘米见方的纸笺，大概需要4天时间，而这类纸笺的制作、上色和绘制，全部由手工完成。
　　在东阳竹编的展台前，工艺美术师蔡红光用竹丝编制帽子。她说，一厘米宽的竹片，最多可以拆成50根编制用的竹丝。
　　在北京象牙雕刻的展台前，工艺美术师展示了象牙雕刻用的刻刀。工艺美术师李允芳介绍，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象牙雕刻中也开始使用小型的电钻，但仍然是由雕刻师手工操作，手工制作的传统没有改变。
　　“民间技艺的手工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非物质文化实践活动。”刘魁立说，“民族性格、传统文化、制作者的个人文化创造和情感投入，最终会物化到这种实践活动的成品中。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仿品、看到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就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来自西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平措顿珠对本刊记者说：“在绘制唐卡前，画师要进行念经、念咒等仪式，绘制过程中，画师要遵循一些规范，如不能吸烟、饮酒等，要严格遵循佛像绘制的有关规范，佛像各部分比例、大小、姿态都有严格的规定。绘制完毕，还要举行开光仪式。绘制唐卡使用的是天然矿物颜料。如果改变了颜料，甚至不再手工绘制，而是改为印刷，就不再具有唐卡的文化意义了，只能是单纯的艺术品或绘画。”
　　在苗装展区，一幅展板上展示了苗绣代表性传承人、贵州省工艺美术大师吴通英和徒弟们一起制作苗装的照片，照片上，每个制作者都面带微笑。吴通英的丈夫杨再贵对本刊记者说：“为什么她们制作苗装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因为在传统上，女子制作苗装，心里想着心上人，感觉很幸福，自然就表现出来了，也投入到整个制作过程中去。”
　　李允芳说，在象牙雕刻领域，尽管已经有机器可以进行高度逼真的仿制，但手工雕刻仍然不可替代。“现在有一种仿形铣，就像配钥匙一样，只要有一个作品，就能仿制出大量一模一样的产品，但是，机器加工的产品少了一股柔和劲儿，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永远比不上，也无法代替手工雕刻。”
　　刘魁立说：“核心技艺保护是非遗生产性保护最重要的原则。需要生产性保护的非遗项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手工操作的，而且有些制作过程始终难以被工业生产替代。手工技艺体现了这些非遗项目的独特性。”
　　慎谈“发展”，重视保护
　　从事蒙古族传统银饰、银器制作的内蒙古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斯庆巴特尔，向本刊记者介绍他制作的银碗：“这个银碗底部中央的位置雕刻的是蒙古族传统的吉祥图案，周围雕刻的是‘蒙古人的一天’，描绘日常生活场景。吉祥图案是一定要刻在中央的位置的，这是规矩，不能变；周围碗壁上雕刻的生活场景，是我自己结合生活体验创作的。”
　　“传统吉祥图案和雕刻的位置，是一定要遵循的传统，就算是机器生产的，也一定要遵循这个传统；有些地方的图案，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创新。”斯庆巴特尔说。
　　刘魁立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慎谈“发展”，要重视保护。“首先，要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核心技艺，特别是手工技艺。只要保留了手工技艺，传承人就会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精益求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能在传统基础上对现代社会、当今生活有所适应。对作为传统技艺保存者、代表者的传承人的保护尤为重要，应该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和传承的条件和环境。”
　　“第二，要注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实践采用的材质。如唐卡绘制技艺、传统造纸技艺等非遗项目，绝不能在材质方面滥竽充数，更不能用机械方法生产。”
　　“第三，要注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传统符号体系、采用的传统元素。例如，有人将一些仪式性的非遗项目拿来表演，也就失去了原有仪式的文化内涵。保护非遗项目的符号体系和传统元素，不仅仅是保护核心技艺，而且是对非遗项目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的保护。”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颁布施行，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刘魁立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中，经济效益从来不应该是我们着眼和追求的目标，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伤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表演化和商业化倾向是真正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敌。”
　　斯庆巴特尔说，在呼和浩特，像他那样从事蒙古族传统银饰、银器手工制作的人并不多。纯手工制作的银器非常值钱，他指着一个直径十几厘米的银碗说：“大概能卖五六万元。而机器生产的也就几千元。材料都是一样的，都是使用纯银，差别就在于手工的工艺价值。”
　　吴通英61岁了，作为精通苗装、银饰制作的工艺大师，找她订做苗装的人很多，出价也越来越高。“要把苗装投向市场，我既同意又不同意。当然要讲市场，我也从不担心市场前景，但是我想，不能谁出价高就先卖给谁，我更愿意看到本民族的年轻人穿传统的苗装、热爱苗装。首先让本民族的人穿起来，要有人穿，有人做，才有人传承、保护。”她说。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 　编辑： 章衣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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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非遗保护与开发的度？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之一，“生产性保护”的实施给非遗保护工作带来新的思路。然而，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手工艺，非遗项目在面对市场开发和销售的过程中，也时常迷失方向，如机器刻制的皮影、复制印刷的唐卡等，这些机械产物使得非遗制作技艺发生了扭曲和改变。如何把握好非遗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度”，怎么更好地实施“生产性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举办期间，文化部非遗司在京召开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关系等话题展开了讨论。

　　产业利润补贴非遗生产
　　“非遗产品满足社会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传承。如果说我们把这种核心和基因改变了，传给后人的就成了转基因的技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表示。
　　非遗保护的核心就是坚持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然而，在实际生产中，传统手工艺费时、费工却卖不上价的现状，让很多非遗项目不得不选择“另辟蹊径”。
　　作为中国四大锦之一的蜀锦，以色调明艳、纹饰精细、图案繁华著称，记者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现场看到，一个镶有蜀锦绣片的皮包标价1000元，一个全裹蜀锦的小手包需要500元。蜀江锦园的企划经理黄黎航告诉记者，即使这样的价格，也并没有多少盈利空间。“使用手工织机按照传统的方式织锦，两个人不停工作8小时，才能织出7厘米。”黄黎航指着墙上的展品说，一幅长1.5米、宽80厘米的蜀锦《百子图》一般能卖到1.2万元，需要工人织上3个月，而每个工人的月工资在三四千元，光人工成本就超出了售价。
　　为了生存下去，蜀江锦院用3种机器同时开工：传统手工织机、上世纪80年代的木织机和现代数码织机。“从效果上看，木织机织出的蜀锦不如传统手工织机的精细，而数码织机生产的则更接近印刷品。”黄黎航告诉记者，只有这样才能养活企业，保护住最传统的蜀锦工艺。
　　“南京金箔工艺是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是目前主要产品都是机械化生产。”南京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徐艺乙说，他们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是把有手工操作经验的传承人单独区分出来的，一方面进行规模化生产，一方面进行传承，用产业化利润来补贴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生产性保护应该包括两个平台。”周小璞表示，第一个平台是坚持传承下来的核心技艺，同时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在另一个平台上，则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更好地来扩大消费、增加就业。这两个平台应该相辅相成、齐头并进。
　　传统与时尚共存
　　每项非遗都有自己的特征，这是延绵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留存下来的历史印迹，显示着其独特的品格。同时，非遗要想融入现代生活，也不能缺少时代个性。
　　“按照现代人的生活模式，传统的鼻烟壶是完全没有市场的。但为了适应新的消费需求，我们在创新方面做了些工作。”冀派内画艺术传承人王自勇告诉记者，他们在工具、题材和材料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开发了肖像鼻烟壶，以及盛香水的鼻烟壶，这些产品在国外的销量很高。
　　“四川泸州的油纸伞，之前只能卖十几元、几十元，但是经过设计改变，加入中国的剪纸、蜡染等元素，就能卖到两百多块钱，这个利润增长靠的就是创意设计。”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海霞说。还有羌族的刺绣，由李连杰的壹基金参与扶持，许多作品是由传统艺人来设计，图案却经过了设计师的提炼，做成了很多创意产品，卖得非常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很丰富，也有市场购买的空间，但是设计理念比较落后，而且设计师也比较缺乏。”王海霞说，近来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了，中央美院连续多年进行的非遗进校园项目，聘请研究员和继承人给学生上课。
　　“年轻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也很敏锐，他们一旦掌握了这种技艺，设计出来的作品令人惊艳，很多毕业生的作品90%以上被企业买断了。”王海霞说。
　　“然而，全国各级的传承人在开发自己的新产品的时候，不要忘了传统工艺符号的保留和传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强调，现在的剪纸尽管仍旧用剪刀，却分不出来是扬州剪纸还是蔚县剪纸，中国的四大名绣情况也如此，地域文化的特色越来越模糊。“主要原因是工艺符号代替了地域文化的特色，这方面需要加强传承。”刘魁立说。
　　非遗保护的两个底线
　　“要坚守住非遗保护的底线。”文化部非遗司副司长马盛德说，在刚刚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有一句话出现了七次之多，就是“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这就是底线，是生产性保护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个基础上的创意和发展都应该是可以的。”
　　同时，马盛德建议，应该提升非遗产品自身的品质，由粗放型逐渐转变为精细化和现代化。“对于更多的非遗产品来说，如何更好地融入现代，和现代人的审美需求相吻合，不仅关系到产品的市场，更关系到技艺的传承。”马盛德说。
　　当然，品质高并不意味着走高端路线和奢侈品化。非遗项目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能成为让普通百姓望而却步的“奢侈品”。马盛德说，这种“高端化”和“平民化”兼而有之的路线，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题中之义。
　　“传统顶在头上是包袱，踩在脚下是财富。”马盛德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来说，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更高的高度。
来源： 中国文化报 　作者： 记者 屈 菡 实习记者 边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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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传承

　

　　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家道中落”的文化形态，它由无限的相对时空串联成整部历史，在“兼收并蓄”的原则下运行至今，这是一个文明的奇迹！它的转型与迁延是内在机制的灵活运演与外在推力的整合流动的结果，始终恪守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准则，最终旨在综合平衡、内外相依、顺应自然和人本。

　　工业革命后兴盛起来的欧美文化是一种伴随着历史的新生和政治、经济社会的特异性而发生、流动与推展的文明样式，其文化根源的“非地缘性”和文化发生的全球化倾向造就了它“后发制人”的“强势”立场，实用主义的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在个性扩张语境下的公共价值追求，造就了它“世界性”观念的阐发和文化一体化的主流倾向。从终极意义上说，这样的文化选择与走向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害而无益。这种“单一物种”的繁衍方式极有可能损害“物种多样性”的社会运行法则，阻止甚至中断“河流”的自然流向，造成机体本原与流程的伤害，实不可取！
　　人不分南北，地无论东西，人类文明的自然走向日趋导向协调、可持续。
　　老子所谓的世界生成之理，在于“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的本质，是“负阴而抱阳”，存在于统一体中的阴阳互不消解，保持平衡。自然如是，人类如是，宏观如是，中观、微观更如是，这是宇宙的大道，物质不灭定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孔夫子会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遗训，山东孔庙大成殿里才会有“中和位育”的铭文，象征着秩序和进步。这些，统统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精髓。循此路径，必然得出“天人合一”的认识思路。
　　“天人合一”，是东方宇宙意识的核心理念，更是东方哲学思维的本质追求。自然与人本、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的整合如一，会在“综合”把握的平台上使事物、人达到最大限度的平衡。这种“平衡”的最终旨向，即是“和”。
　　“和”思维的中心，是“和谐”。天地万物、阴阳男女，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中和”状态，便为长治久安做了奠基。“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哲学，东方思维方式的主流精神和智慧结晶，古今同一、不离不弃。因为“和谐”是相对性得以保持的根本，因为“和谐”，个性与共性才能相得益彰，对立统一。
　　处于中国和欧美文化对话的当下，需要这样的语境，更需要这样的人文情怀来观照人类文化自身的整体态势。
　　“和”是中国文化的根性意识，它标识了文化交流的基本价值；“和而不同”是文化沟通桥梁和手段，它提升了文化选择的境界。
　　“和而不同”，是孔夫子的箴言，它强调的是在保持各自独立品格的前提，形成一种共同恪守的原则、状态和境界，即所谓“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类学大家费孝通先生，将其演化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表述，旨在发掘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依然存在的强大生命力，焕发传统精华，提炼当代属性。在他看来：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而现在人类拥有的武器能量已经可以在瞬间毁灭掉自身。如果只强调“同”而不讲求“和”，纷争到极端状态，那只能是毁灭，所以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古今贤达的思维共鸣，既凸显了“百家争鸣”的合理内核，又昭示了多元文化的当代共融。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它可以跨越历史，又能在当代阐释中寻得新生。
　　有了“和而不同”的基石，建立在文化自信与自尊前提下的文化多样性，就成为人类文化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障文化的多元格局与健康生存，才能克服单一倾向对文化根源的破坏，遏止文化灭绝的企图。
　　当然，文化多样性存在一些必须注意的方面，其中隐含了对规律的深层把握：
　　1.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性。诸多文化现象或文化形态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它们的产生、繁衍、存在与扩展符合历史沿革的线索，代表了文明动态更迭的基本特性。但随着时间的淘洗，它们的取舍、沉淀与存留状况也在继承与更新的链条中恒动着。对文化遗产，我们必须抱有历史的观点，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去能动地保存它，找到它合理存在的价值，再去设法实现对它的切实保护。
　　2.文化多样性的现在性。今天的文化遗产保护，应遵循动态保护原则，保持对对象的“鲜活”程度与存活能力的本体性认知。换句话说，即是实现对保护对象的“在线性”保护。对于那些已经完全失去生存能力或早已不见“活体”存在的文化类项，不必采取“泛保护”的庸俗文化观念。但前提是，要拥有对保护对象的科学、实证的检验手段和合理结论。
　　3.文化多样性的自足性。这是主体挖掘和文化“重构”的过程，是人类文化观念的新走向，代表了文明的前景。让各种文化类项能在和谐、合理和公正的环境中并行不悖，和平演进，既是每个文化保有者的权利和义务，又是每种文化模式健康存活的必然选择。要激活文化持有者的自身能动性，真正、充分地认识文化多样性的含义，并在具体操作中实现对多样性的保有与弘扬。每个人都应确立“以自身文化为荣”的观念，并身体力行地令其扩大、拓新。
　　4.文化多样性的原生性。让文化形态回归“原野”，像麋鹿放归自然那样，让文化在属于自己的视阈中觅食，学会“自给自足”，进入“自然选择”的“生物链”。
　　文化多样性是一件精工细作的“系统工程”，也是文化对话必须观照的另一个思维角度，我们同样需要谨记。
来源： 中国艺术报 　作者： 张冬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