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小学取消三好生引关注 校长:要给孩子腾飞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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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生命”是公民教育的起点作者：桂杰 艾瑞红  时间：2011-10-27

人物档案: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对话背景:日前，佛山2岁幼童小悦悦的离世引发社会对公民道德滑坡的大讨论以及对于公民教育的全面反思，十几位路人对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无动于衷，让人心寒，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民教育该何去何从？就相关话题，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檀传宝教授。 　　中国青年报：有学者发表文章将小悦悦的不幸去世归结为公民教育的缺失，认为在当下中国，责任教育、个人德性的培养、人际沟通的教育等都是不够的。对此您怎样看？ 　　檀传宝：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对个体人的尊重是社会精神“缺德”的重要表征。小悦悦悲剧全归咎于公民教育问题有失公平，但的确与道德教育缺失和公民教育空白相关。 　　中国青年报：我们谈论公民教育的时候，很容易把它和公共道德教育混淆，比如在公共场合能保持秩序、遵守公共道德等，公共道德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什么关系？ 　　檀传宝：遵守公共道德只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内容。现在一谈公民教育，大家都想到的是国民责任教育。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国民都会有国民责任，问题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臣民是不一样的，公民是一个国家的主人，拥有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同时要对这个国家负责而臣民则只有单方面的责任。 　　我国封建社会时间较长，对公民社会生活的权利意识呵护不够。所以，我们的公民教育至少要谈权利和责任的平衡，而不能仅谈责任。如果只有责任和义务，没有起码的权利，肯定不是现代公民，现代公民一定是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的主体。 　　中国青年报：2008年奥运会之前，公民教育曾一度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许多专家学者也呼吁利用奥运会契机提高公民素养。但此后，这种公民教育的呼声却渐渐弱了下去。你能大致评价一下我国公民教育的现状吗？ 　　檀传宝：我国公民教育的现状是名与实不符。比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已写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里面了，但在具体教育政策实施上，一些部门和个别执行层面的领导干部，对公民教育还没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在真正落实相关理念上没有紧迫性、积极性，没有政策和配套措施的支持，就很难落到实处。 　　可喜的是，民间和草根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正在慢慢兴起。一种是与官方体制衔接较好的群众公民教育，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的志愿者，还有江苏、上海、云南等地的公民教育活动，逐渐引起了广泛重视，获得了更多人的积极相应和参与。 　　中国青年报：在我国，公民教育的必要性有哪些具体体现？ 　　檀传宝：我国社会现在提出的每一个口号都与公民教育有关，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都是针对需要建立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社会领域和突出问题。尤其是针对群众上访、群体性事件等，各级政府维稳成本非常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贯彻新的发展思路。 　　我国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律文本很全，但要想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必须有严格意义上的执法者、用法者。同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如果公民素养不能同步提升，没有辅以合适的公民教育的话，那么改革的道路是充满风险的。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可以从观察公民生活的现状得出答案，比如在老百姓中，有的人的生活态度就是两个极端：平时很沉默，就算是一些问题影响到自己都不声张，认为是“公家的事”，与己无关，只做“顺民”。而一旦出现某些契机，愤怒、不满和不安情绪就立即暴露出来，犹如火山喷发，这时，曾经的“顺民”很可能演化成“暴民”，以伤害自己、伤害社会的方式进行某些所谓的权利诉求，而缺少现代公民的理性思维、维权智慧和程序正义的起码意识。这些现象就是公民教育不够的产物和直接后果，值得深思。 　　中国青年报：有媒体报道，一个老太太多次参加听证会，已经成为听证专业户，凡事都投赞成票，被怀疑是政府请的“托儿”。听证会上公民意识的缺乏，是不是也和公民教育的缺失有关？ 　　檀传宝：老太太主动参与公共生活是值得肯定的，但她在参与过程中没有批判性，没有行使必要的公民权利和表达质疑精神，在维护公众参与权、知情权方面没有自己的贡献，令人遗憾。 　　真正的权利意识不是鼓吹一个人只有权利没有义务，或者只强调自身权利而忽略他人权利，实际上，张扬权利意识，必然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同时，在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框架下合理维护每个人的权利，才是题中应有之义。 　　健康的权利意识意味着对绝对权力的否定和对政府决策的民主监督。但是，仅仅有社会管理形式上的监督还不够，要对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理性思维、监督能力等基本素养进行培育，头脑简单、形式主义的“举手派”也是公民教育缺失的体现。 　　中国青年报：目前，微博已成为反映各种诉求的热门渠道，您怎样看待微博与公民教育的关系？ 　　檀传宝：现在，在微博上，社会生活中的“小辫子”常常被揪出来，如果揭露的是真的，某些错误因此得以矫正的话，那么微博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积极力量。 　　发微博的人也要有公民素养，既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又要勇于承认接纳别人。一个民主的社会一定是宽容的社会，有不同声音存在才是一个良好的舆论生态，我们不需要以对方不存在的方式证明自己胜利。 　　网络生活好像是虚拟的，但却更真实地表现了实际生活。在网络上议论政治话题的时候，对政治生活没有起码的经验和了解，同样也会犯错误。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公民教育应该怎样开展？ 　　檀传宝：从一个公民教育研究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在公民素养培育上尽快予以改进。从教育的战略上讲，我们不希望老被现实追着屁股跑，我们的教育政策应该有适度的前瞻性，我们真诚呼吁在现实中实事求是地承认公民教育的必要性，并广泛开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教育。 　　为此，我建议，积极主动地确立公民教育国家政策，学校的公民教育和社会上的公民教育应予以配合，互相支持。学校的公民教育除了直接开课外，还要在学校生活里全面体现。让校园生活中有一个呵护权利、鼓励协商、充满民主氛围的环境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公民人格。在某种意义上说，对校园生活的改造甚至比专门开课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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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传东：红领巾变“绿领巾”五宗罪 时间：2011-10-20

陕西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为部分差生发放绿领巾。据该校教师解释称，学习、思想品德表现稍差的学生没有红领巾，所以该校便为这部分学生发放了绿领巾以资激励。但家长并不认可这一做法，指责此举会对孩子心理造成极大创伤。（见2011年10月19日人民网） 　　　　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金色的少年时代，她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她提醒了我们的不足、她善解了我们的无知、她成就了我们的梦想…… 　　　　红领巾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的标志。她代表红旗的一角，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象征着革命的胜利。敬队礼时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个少先队员不仅要佩戴红领巾，还要用自己的言行维护红领巾的荣誉，并为红领巾不断增光添彩…… 　　　　然而，绿领巾又标志着什么，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陕西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擅自将“红领巾”之“红色”变成“绿色”之“绿领巾”。用校方的话来说，凡佩戴“绿领巾”的只是那些学习成绩差、思想道德素质差等的学生。 　　　　笔者以为，“绿领巾”是学生之痛学校之耻教育之殇，“绿领巾”扼杀了学生尊严勒住了育人之美，红领巾变“绿领巾”至少犯下了五宗罪： 　　　　一罪：剥夺学生佩戴红领巾的权利。《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第十条规定：凡是7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的，向学校少先队组织提出申请，经批准，就可成为队员……可见，学习成绩好坏并不是准不准许佩戴红领巾的理由。显然，校方的想法和做法既不合法又不合规更不合理。 　　　　二罪：侵犯学生价值取向和其尊严。校方将原本佩戴给学生的红领巾，给差生改为佩戴“绿领巾”，这不仅让差生感到自卑和受伤，而且连学生家长都“连带”有自卑和受伤。以此将学生“划分等次”，有失社会公平与正义，有失教育全面普及。这不仅侵犯了学生价值取向，无形中还侵犯了学生的人格尊严。 　　　　三罪：阻碍学生向上求进取的通道。从某个意义上说，“绿领巾”阻碍了学生积极向上、追求进取、改正错误的通道。按校方说法其举动是为了“激励上进”。其实，无论结果如何，当然现在已无法考证了。这都是“弊”大于“利”的。将红领巾变成“绿领巾”不但是吃力不讨好，还惹得一身“骚”。 　　　　四罪：歧视差生和侮辱差生的证据。初识校方育才方略，一眼便能看出，这分明是歧视差生，这分明是人为地为学生划等级，却非要为其披上一件所谓的“以资激励”的“马甲”。实在难服于众，确实无法育才。这从某个侧面暴露出了我国教育体制亟待完善；暴露出了我们的某些教师法制观念淡薄、思想道德素质低下；暴露出了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不端正。等等。 　　　　五罪：破坏了我国百年教育的美学。校方想借一条“绿领巾”来唤醒少数差生“知耻而后勇”的设想，是行不通的。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十个指头有长短，山中树儿有高低。生态自然之规律尚无法改变，与其对小学生的教育来说，想通过一些“无知”、“激进”、“拔苗”、“速成”等方式来提升，是不可能的。既不符合教育之规律，也不符合教育之生态，更不符合中国教育之美学。 　　　　本文在落笔之前，还值得提醒一下的是，望有些人走出一个“误区”：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家长给孩子购买的衣物好坏差不多；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使用的学习工具好坏差不多；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成绩好坏而获得的奖状好相似；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各自家长为学生所选择的“培优班”意想近；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各自的家庭环境好坏有点同；有的人认为，“绿领巾”同学生天生赋予的聪明与才智相巧合……诸如此等。都不能为“绿领巾”而辩护，都无法为“绿领巾”而推责。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多些关爱，拒绝歧视；多些鼓励，反对标签；多些激励，少些刺激；多些务实，抑制不公；多些滋润，才有希望；多些良方，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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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三好学生”难以狙击教育不公 2012年02月03日　 作者：林小明　 　来源：华西都市报

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北京实验二小校长李烈提出的“取消三好生评选”成为业界乃至社会热议的一个焦点。记者昨天从实验二小了解到，新学期起该校将暂停评选三好生，而继续采用更为多元化的标准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2月2日《北京晨报》） 　　在三好生评选过程中，所暴露的问题并不少见；而取消三好生评选，类似呼声也经常耳闻。相较此前的“雷声大，雨点小”，这次北京该小学动真格了。但遗憾的是，该试点目前只是可能获批，且暂不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更重要的是，看似刮骨疗伤的举动，仍隐喻着对狙击不公的无力感。 　　就像该校校长李烈所说，三好生的评选，在操作中存在弊大于利的病症。但其陈述的理由则是，人为限制比例与教育方针相悖。而就我看来，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三好生评选中存在的带病操作，渐与其设立的初衷背道而驰，成为了各种利益博弈的权力场，从而损坏了应有的公平及公正。 　　既然该评选已沦落了，那么就应以壮士断腕的决绝，让其被难以匹配的时代淘汰。但让人遗憾的是，该校的试点其实是扩大而变相的三好评选。其评价标准即便再繁复，都难逃谁掌握了程序，谁就控制了结局的命运。因此，这只是貌似突破旧有格局，重新确定并建立权力寻租新秩序而已。 　　改革原有评选是需要勇气的，这点毫无疑问。但当变革所提供的参考举措，只是换汤不换药时，个人以为，还不如对原有三好评选制度，进行完善和修订。毕竟其在运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弊端及优势，已变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样所付出的改良成本，当然会更为顺畅而相对节俭。 　　就像有些校长所认识到的那样，导致三好生评选变味的最大弊病在于功利化，如果三好生仅为荣誉而不赋予挂钩升学等待遇，三好生评选也能发挥应有的激励价值。这其实更充分地说明，大家心知肚明，早就认识到弊端，但却缺乏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勇气，说得再好都不如丁点实际行动。 　　狙击三好评选中的不公，并非仅仅从形式上进行扬弃就能达到。而应从实质上着手：让其脱离唯升学为开道指向的功利目标，切实成为体现素质教育的手段。当然，也就不应打着“赏识教育”的幌子，让更多人在制度设计缺陷中，找到有利可图的寻租路径，那将更严重地损害更多人利益。（林小明 原题：取消“三好”难以狙击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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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三好学生评选与其取消不如净化

文章作者：牛角　来源：新文化报　2012-3-7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发起、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詹国枢联名提案：中小学停止评选三好生。称三好生让学生学会不正当竞争，浸蚀儿童心灵。
　　笔者小学的时候当过几回三好学生，当选了的确觉得骄傲和光荣，但也没觉得高人一等，而没有当选的同学在我面前似乎也没有什么自卑感。那时候的三好学生评 选，就像某位网友所说的：那不是一个身份烙印，是一个对学生学业的奖励。挺单纯的。但是最近好像这项单纯的奖励变得人人喊打起来。
　　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在提案中列出四大原因：一是少年阶段，人为分出优劣，不利学生成长；二是家长学生纷纷送礼，滋生教育腐败；三是小小年纪， 学会种种不正当竞争，侵蚀儿童心灵；四是经社会调查，多数老师家长反对。这个指控真的不轻，但我总觉得如果像我上学时评选那样只是一个单纯的荣誉，顶多发 个证书奖励支钢笔的话，家长和学生们真犯不着“纷纷送礼、不正当竞争、滋生教育腐败”。必定还有更大的诱惑等在那里。
　　前不久《新快报(微博)》 的一则新闻印证了我的想法：广东高考加分项目从23项猛砍至仅剩6项，2014年起奥赛、三好学生高考不加分。新闻里告诉我们，广东省级三好学生高考加 20分，这真不是小数目，够家长和学生“拼搏”一把的了。和可怜的奥数一样，三好学生也被高考加分给绑架了，奥数作为一种智力测验自有其价值，三好学生作 为一项奖励也有其意义所在，并没有原罪，只是因为和高考加分捆绑在了一起，而让它们的性质异化了。而因为这种异化就一刀切地取消它们，多少是有些因噎废食 了。
　　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取消了三好学生的评选，就能够遏制教育腐败和不正当竞争了吗？还有更多的高考加分模式等着家长和学生们去“拼 搏”呢。这就像有人大代表建议出台“公务接待严禁采购消费目录”，我想如果采购行为本身得不到监督和规范的话，这个消费目录只会越来越长。同样的道理，如 果不从高考加分制度本身加以遏制的话，单纯取消其中的某些项目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只会被其他名目所取代。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像广东省那样，把那些 不合理的加分项目直接砍掉，让三好学生评选回归它本来的单纯目的。
　　当然，除了把三好学生评选和高考加分脱钩之外，我们也要尽量避免它产 生诸如“绿领巾”、“红校服”那样的负面效果，既然是三好学生，成绩就不应该是评选唯一的标准，老师也不应该是评选唯一的权威，把这项权力交给学生自己， 我想这对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评选的结果也才能真正实至名归。三好学生评选，这个承载了多少人美好回忆的名称，与其让它成为历史，不如赋予 它新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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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冷暴力”:如走到极端太可怕

文章作者：陈凤莉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2-3-12



    从“绿领巾”到“红校服”再到“三色作业本”，去年发生在教育领域被称之为“教育冷暴力”的现象一度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对此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教育走到这样一个极端，那是很可怕的。”全国政协委员张济顺说，她并不反对用分数和考试来评价学生，在她看来，评价不可能没有，就现在而言，考试可能还是对学生最公平的考核方法。但一些学校主观地、表面化地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并给他们贴上优劣的标签，是她所不能理解的。她认为，孩子在智力条件和个性等方面可能会有差异，这很正常，但这种差异不应受到排挤。
　　张济顺认为，这种排挤势必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在媒体的报道中，有的戴着绿领巾的学生在走出校门之后便偷偷地将绿领巾藏到书包里，有的领到不同颜色作业本的孩子会躲着家长做作业。
　　“这会让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失败的情绪当中，对他们的成长肯定不利。”全国政协委员郗杰英说，在对青少年的多年研究中，他提出了“人人都能成功”的口号，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都可能走向成功。
　　张济顺也理解有些老师或者学校可能是为督促学生上进才采取这些措施，但她始终觉得正确的激励方式才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激励的方式应该是平等的，不是给一些人奖励，而给另外一些人惩罚，哪怕一个孩子暂时是落后的或者做了错事，也应该用正面引导的方式，用耐心说服的方式，让其慢慢找回信心。”她说。
　　全国政协委员王汝成对这种现象的发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觉得每个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学习的热情都不一样，作为老师，对所谓的差生也应该以鼓励为主，而不能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影响其健康成长。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教育现象，是教育部门，乃至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太单一了。
　　贵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郭子仪坦言，作为学校和老师，考试的指挥棒让他们背负着升学率的压力，就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教育模式，就像“绿领巾”等极端事件，“当然这样的事也只是偶然事件。”他说。
　　“难道分数就是区分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唯一标准吗？”郗杰英经常这样质疑。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全国政协委员倪邦文总会感叹“那个时候比现在快乐多了”。以前虽然是应试教育，教育条件也不是太好，但他觉得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是“健康的、全面的”。反倒是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很多孩子却成了“唯分数论”的牺牲品。
　　“真正的素质教育是除了知识学习以外，还应该有健全的心智，健康的道德观念等。”倪邦文说。但让倪邦文担忧的是，现在的素质教育在实践当中被理解偏颇了。
　　“不是说一有时间就学学跳舞，学学画画，上个特长班就是素质教育。”在他看来，今天的教育中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管学生学什么，都是以升学为目标，渐渐地，学生便在思想和心智等方面“瘸了腿”。
　　倪邦文建议应该改变现有的教育评价体系，“对于学生，除了知识学习，还可以增加思想道德、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评判，尽管这样的评判标准很难界定。”
　　郭子仪则希望对学校也多些考核标准，要淡化升学率等数据评价，多一些定性的评价。
　　不过，改变教育评价标准也并不是教育部门的一家之事。
　　“还有整个社会的教育理念问题。”郗杰英说，包括家长，“因为分数和孩子的升学就业乃至以后的生活质量都有直接的关系，使得家长无法不关注孩子的分数。”
　　郭子仪觉得，如果有一天，社会、学校、家长都不再拿分数和升学率评价教育的成败，老师和学生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