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
——在华南师大国家级教师培训班上的演讲
许锡良
（2010年12月2日上午9：00——11点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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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留念（左起依次为--许锡良，刘良华，管季超，刘铁芳）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行：大家好!
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够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有机会跟远道而来的教育同行，今天一起共同探讨与交流关于做教师的一些心得体会。
之前刘良华教授曾对我说，我将要面对的这个国家培训班是湖南班，是来自湖南的中学教育界，大家长期在中学一线任教，而且大多是来自湖南的农村，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倍感今天的交流对象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因为，在我刚刚登上教育讲坛的时候，我也是在江西老家的边远落后的山区农村任教，而且一待就是六年时间，这是我从事教育工作最为坚实的人生经验，至今我还有许多的教育思想观点都源自于这段刻骨铭心的落后山区的农村教育经验，它丰富了我的人生，特别是丰富了我的教育人生。因此，我想，今天我们的沟通交流，心灵是相通的。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那意思是“一个人选择了教师职业，就是选择了没有悬念的人生。”我把我那段在中学的教学生涯作了一些梳理，作了一些简单的概括。公开发表出来之后，也产生了一些社会反响。因为我写出了作一个独特的个体生命，作为一个独特个特的老师的切身体验。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普通教师的价值、意义与前途。
多年来，这个念头一直没有从我心中消退。我想，既然教育人生是没有悬念的人生，那她是不是就没有价值？如果她有价值，那么她的价值与尊严究竟是在哪里呢？所以，多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做了教师的人，我始终坚定了这样一个信念，即有两个奢望必须去掉，否则做教师就会做得非常痛苦。第一是做了教师不指望有当官掌权的机会，当然这里不是说教师不需要维护自己的公民权与教育法律法规赋予我们的权利，而是说，一个教师即使后来有机会当了官，掌了权，那也已经不是一个普通教师的价值与尊严。第二是不要奢望发大财。当然，这也不是说当教师的人不能够计较自己正当合法的利益，而是说不能够与商人比较物质财富。因为，以上两点都不是教师职业的长处。有些人原来也当教师，后来去当了官，发了财，成了官员与商人，大家千万不要再把他当成教师，称这些人为老师，实在是贴错了标签。会给你们形成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当教师当得很失败。如果一个教师在以上这两点上不安份的话，那么当教师将会当得很痛苦，很失败。其实，一个真正的教师的价值与意义本来就不在以上两个方面，因此，当教师的人在权力与财富方面要做到安分守己，心安理得。如果一个当教师的人有能力也有兴趣去从事上面的两件事，我以为可以尽快离开教师这个职业，因为当教师一般很难满足这些愿望，在这两个方面出人头地。一个人无论在教师职业岗位上怎样挣扎，怎样奋斗，也不太可能在教师的岗位上升官发财，权势与财富这是官员与商人追求的东西。当然，就一个社会而言，权力与财富也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不是我们当教师的人所能够追求的。
我记得尼采曾经说过，推动世界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金钱的热爱；另一种是对知识的热爱。对金钱的热爱直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市场发育，构建社会，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任何扩大再生产的热情，都无不是为了多挣钱。人类社会倘若没有了金钱，倘若社会中的人们缺乏对金钱的热情，那么，人们的生产、创造的激情会因此大大地消退。因此，正因为人们对金钱与权力的普遍的热情，才导致了人们废寝忘食的工作热情。对知识的热爱，使人们寻找到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寻找到一种充实感，正是人与生俱来的这种探究社会与自然的奥秘的热情，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尼采说，推动世界的这两种力量却是相反的。就同一个人来说，每对金钱的热爱增加一点，就会让他对知识的热爱减少一点。就是熊掌与鱼不能兼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金钱与知识是推动世界的两种力量，却是推动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兴趣爱好常常也是特定的。一个人不可能样样精通，样样爱好，样样成功。印度诗人泰戈尔也曾经用诗说明过这个道理：鸟的翅膀上挂上了金块，它也就再也飞不高了。现代的人才素质的相关研究也发现，研究技术型的人才与管理型人才是人才素质坐标的两极。要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天才去当官，没有不失败的。
由此可见，当了教师的人，其职业价值与人生价值应该集中在第二种力量上。因为，教师的职业本身就是与知识、思想与智慧打交道。我们每天教书育人，每天面对充满活力，充满好奇心与充满求知欲的孩子，这就是我们的优点长处所在。一个教师要想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感与成就感，就必须始终保持对对思想，对知识的热爱，因为对思想与知识的热爱才是我们的安身立命所在。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常常会因为有知识，有思想，有充实的精神支柱而变得十分自信。因此，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尽管教师可能没有权，可能没有很多钱，但是，同样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快乐、很阳光、很自信，充满着尊严感。这种尊严感在万贯巨商面前，在显赫权势面前，都不会感觉自卑。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立起来了。这种立人之本，就在于我们要有思想。要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因此，今天，我的演讲题目就是：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是我们作为教师职业的幸福之源。也是使我们的教师工作感到充实，感到有价值，有尊重的唯一的一个途径。假如我们离开了一个有思想的教师的目标，我们的职业生涯将会感觉虚空。这种虚空将会使我们感到一无所成，毫无意义，毫无价值。
我记得十八世纪有一个世界著名的思想家，叫卢梭，他曾经有一本教育名著，叫《爱弥尔》，这本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得非常好，他说，出自造物主的都是好的，一回到人的手中就变坏了。这是对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富有深远哲理意义的。因为，这是判断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这句话也奠定了他整个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同时也在人类历史上重新发现了儿童的独特价值。他还有一句名言说：我们通常喜欢把人分成男人女人，其实还有更为有效的分法，那就是人还可以分成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而有思想还是没有思想，要安全归因于我们的教育。也就是说，受不同教育的人，他会表现了不同的思想境界，也会表现出有思想或者没有思想。为什么教育会对一个人有没有思想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因为人是可教的动物。受不同教育就会产生不同的教育效果。受奴性教育，人的思想就会遭受磨灭。凡是专制社会的教育，其目标都是要消灭人的心智，降低人的思想水平。使人变成简单的驯服的工具。反之，受人性化教育影响的人，就能够以主体人，以其自由、自主的姿态介入社会，独立思考，主动进取，敢于负责，这样的教育就容易将人变成有思想的人。
纵观人类社会，源远流长，各具形态，五花八门，纷繁复杂，但是概括地说来，凡教育无非是两种基本形态，一种以权为本的教育，即官本位理念下的教育；一种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即以人为本的教育。以权为本的教育，一切教育行为都把人作为工具，服务于权力的需要。以人作为工具的具体表现就是学生与教师都围绕着考试的指挥棒，变成了分奴，见分不见人，人鲜活的生命气息没有了，变成了枯燥无味的分数。人的创造力磨灭殆尽。围绕权力而展开的评估、检查、排名会没完没了，非弄得学生、老师疲惫不堪不可。目的就是要达到消灭人的思想灵性，这样权力的威力才会达到最大化。而以人为本的教育，一定是尊重人性，敬畏生命，一切金钱与权力都是为人服务的，无论是金钱的使用还是权力的使用，都是受到约束与监督的。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才会使人性得到张扬，才能够保障人权，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焕发出生命活力。因此，以人为本的教育才能够保证人们热切而纯真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形成自己的思想个性。以人为本的教育，才能够让人有思想。以权为本的教育，只会造就大量没有思考能力的愚民，只会培养出一种丧失了思想力的工具人。工具人只是权力玩弄与操控的工具，这种工具人，过去很长时间被要求成为的镙丝钉或者革命的一块砖。那时曾经十分流行的一个口号就是“做革命的镙丝钉”、“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的价值呢，也就在于为革命献身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大笑）世世代代就这样吃苦耐劳地献身下去。一代苦难成为一下代苦难的根源。那时，学校里流行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也就变成了对学生这样的教育：“一怕学生不苦，二怕学生不死。”一切都围绕着意识形态的需要，为献而献，没有做人的尊严与幸福。用这样的指导思想培养出来的人，必然成为社会邪恶的帮凶，有这样的愚民存在，中国的“文革”爆发也就几乎是必然的了。因此，愚民的大量存在是一个社会最可怕的力量，人类的一切人祸，莫不来源于此。今天，党中央、国务院重提以人为本，用科学发展观来构建和谐社会，实在是抓住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害所在。为什么要提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构建和谐社会？因为，中国有上千年的官本位传统，中国长期在“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价值观指导下，将人作为权力的工具，将人分成十等，什么“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类，中国传统社会即使是所谓的盛世，即使是所谓的和谐社会，也只是官本位的而不是人本位的和谐。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在中国从来不缺，可惜有的只是“以官为本”的和谐社会，而缺乏的是“以人为本”的社会，这样的和谐社会，也就是鲁迅所说到的“做奴隶做稳了的社会”。今天我们的建设目标就是要补上历史的以人为本的这一空缺。最近温家宝总理提出政改要求时说到，他说，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切，不都是为了能够让人获得有尊严的幸福？这个说得太对了。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这是符合人性，符合世界潮流的。这样的追求使得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有了目标。当然这对中国社会来说，还仅仅是一个开端，要真正达到人性化社会，还得需要几代人，甚至世世代代的人去不断努力，每一代人都为人性化社会做一点点事情。需要漫长的博弈。在这里，我们不要将人的价值看成一是个目的，就是不要在目的中寻找人的价值，而是要在过程中去寻找人的价值。人的价值与意义要从传统的“成王败寇”的价值观摆脱出来。人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成功还是失败，而在于你做的事情是不是符合人性，是不是促进了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一个人去这样做了，哪怕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那种人生也是幸福的，是有价值的。事实上，人类社会演绎的从来都是这样的历史，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人的自由，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他想做的，但是却不能够得到他所想得到的。为什么？人的行为有什么结果，是由社会的许多条件与许多力量所促成的，是许多力量合力的结果。在这里，每个人的力量，无论多么微小都不会是一个零，也许结果可能是在倒退，但是，即使是倒退，你的力量也是在起到某种作用的。这就是博弈。社会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博弈不是斗争，不是你死我活，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排斥关系，而是共存共亡，保持张力，实现转化的过程。
一个社会的希望在于一个个的普遍人的生命觉醒，在于对真相与真理的自觉维护。中国数千年以来，为什么反反复复地百代皆行秦政制？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会反反复复地演绎着“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人间悲剧？就是因为，人们自觉地放弃追求真理，放弃维护社会正义，人们害怕权势，见风使舵的结果。邪恶的权势常常就是在这种的愚民背景下得以张狂的。假如人们自觉维护常识与常理，坚持鹿就是鹿，马就是马，你不能够横着来，再有权势也不能够横着来，那么，那种横着来的权势将不会再成为权势。真正的权力其实要来源于每个人的认同。在这里，每个人的觉醒，每个人的力量都是不可忽略的。每一个贪官污吏的后面是一大堆愚民。没有愚民，贪官污吏无以自足。而贪官污吏又在不断地制造出愚民来维护自己的贪婪。学会自主地博弈，才能够有效中断这种恶性循环。
这对我们教师的启示就是：我们所教的一切，都必须是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与以权为本的理念之间的一种反复博弈关系。我们所作所为，不都是为了让学生获得作为人的自尊感与自信心？让这些种自尊感与自信心为孩子的一生的幸福奠基吗？倘若每个人都去等待，即使再等待500年，我想中国也会在人性化社会，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上有所前进。我想这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所在吧。
以人为本，不是空话一句，以人为本，不能够将人作为工具来使用与支配，不能够将人作为手段与工具去达到除人之外的什么目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且是最终目的。人的一切所作所为，除了人的幸福之外，没有更高的目标。过去的报纸经常宣传说，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代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可怕的。那种思想价值观，将人视为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终极目标，以这个终极目标为借口，去肆意地剥夺当下活着的人的权利、利益、幸福与尊严。因此，把当下的人都当成工具，要求他们作出牺牲。而且这种一代人的牺牲竟然又成了下一代牺牲的理由与根据。因此，生活过得没有幸福没有尊严的时候，最有力的一个说法就是“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革命老前辈。”一代人吃苦受累又成为下一代人吃苦受累的理由。如此代代相传。因此，我们小时候受得最多的就是那种忆苦思甜的感恩教育，每天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得感恩，还得忆苦思甜。因此缺乏幸福与缺乏尊严都得心安理得，不但不能够反思，还得不断地感恩。一个社会落后面貌是怎样造成的？就是这样造成的。我向来不认为一个普通教师，甚至是一个农村教师，在变革社会方面就毫无作为。我认为每个生存在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可以用所作为的。作为虽然可以有大有小，但是绝对不会是等于零。这个力量可能会微小到十三亿分之一，一千万分之一，也可能是万分之一，就个人来说，相对于整个社会，都不可能会是很大的力量，但是，无论多么微小，总之是可以起到某种作用的力量。这些微小的力量，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积攒起来，都可以形成社会的某种力量，形成社会变革的某种力量。
作为一个教师，先要在大的方向上定位自己。正如逻辑演绎推理上，如果大前提错了，接下来都将会是错误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如果大前提错了，那么，他无论将手头的工作做得多么细致，都将是没有价值的。教育工作绝不只是技术操作的工作，育人的事业，一定要心中有人。这就是教育的大前提。没有这个大前提，一个教师，每天十几个小时，兢兢业业，含辛茹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所作所为，很可能是在做一件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工作。整天只是为了一点分数，为了一点升学率，以为通过这样的训练，终于把孩子送到了大学，就尽了自己的职责。其实，如果你没有教会学生学会思考，学会生存，他们被送到了大学，毕业后也基本上等于失业。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中小教师在教育这些孩子的时候的贡献在哪里呢？所以，做一个教师的幸福与做学生的幸福从来都是密切相联的。教师的幸福与尊严来源于学生，而学生的幸福尊严要靠教师为他们奠基。让他们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能够在创造中获得自我价值的人。你所教的学生有幸福，有尊严，你当教师的才会有幸福有尊严。我们作为教师，再也不能够像从前那样活，我们必须活出一点新的形象，一点新滋味来。
最近几年，我经常写文章时的时候，会在不经意之间提到韩寒这个人。韩寒这个人就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教育的一面镜子。以中国传统势力这样大，惯性之样强，韩寒以一个初中毕业高中肆业的学历身份，并且在中学读书时多门功课都非常糟糕，却能够以其卓越的才华与独特的个性，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范本。这在中华这块古老的大地上鲜活而有滋味地活着，并且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焕着青春活力，作为意见领袖常常能够呼风唤雨，影响一代人，一呼百万应，终于发展到了今天，韩寒现象在中国十分值得研究与关注。其实他的成长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他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独特的个性，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工作去生活，去寻找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不管他人怎样批评与责骂或者嘲笑，仍然我行我素，活出自己的个性。我记得去年曾经有报社记者采访过他，问他为什么以前反对他嘲笑他的人那么多，而现在赞扬他支持他的人却是那么多？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哦，那可能是因为我的同龄人现在已经慢慢地在社会上担当了角色。这当然只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其实现在并不仅仅是他80后的同龄人对他有好评，而是70后、60后、50后、40后、30后，甚至20后的都有不少人对他有好评。并不仅仅是80后的而已。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是顺应了世界的潮流，这个潮流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活出自己的个性来，不要只是活在别人的巨大阴影中，因此，韩寒出来后，我一直只是对他欣赏而已，从来没有对他崇拜过，因为，韩寒的精神就是不崇拜，只是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东西，然后化为自己的思想营养，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个性来活。就每个人来说，我就是我，谁也代替不了我的独特的生命价值。我就是初中毕业，我不追求学历，但是并不等于我不学习，不追求有价值的东西。即使整个社会体制排斥了我，我也要活出一个人样来给大家看看。当然，现在这个时代有了这样一个有才自用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互联网的出现，他使个人的学习与个人的公共影响都成为可能。因为互联网提供的公共平台，使真正有才华的人能够有机会绕过传统的金字塔体制的重重掣肘脱颖而出。假使没有互联网，你韩寒再有才华，在过去那样的环境里，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等待着他的职业前途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或者汽车司机的职业。当然，这些职业也不是不好，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得快乐，做得有成就感，其实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而是说，那样的社会更能够制约人的个性。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才是最有利于人的选择有利于人的成长的社会。世界之大，之复杂，人与人之间其实没有多少可比性。每个人生命密码不同，人生逻辑轨迹不同，家庭出身不同，父母的影响不同，出生时代不同，甚至你是美是丑，是男是女也由不了你。每个人遇到的具体问题都不同，其实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选择的，那就是做最好的自己。每个人的生命深处都有一个最好的自己，深藏于自己生命中的某处。假如你不是把自己总想与他人去比，总拿自己的短处去比他人的长处，把自己越比越自卑，越比渺小，而是顺应自己的生命逻辑，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地走出来，找到自己生命中最精彩的地方，那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活得很阳光，都可以很精彩。你的不断努力总有达到这个最好的自己的境界的。每个人说到底只能够做最好的自己。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就是成功的，就是幸福的。韩寒的成功，这也说明，一个人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自己的个性，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作出贡献，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并不是什么十分遥远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走出国外，常常会发现，无论有钱还是没钱，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脸上似乎总缺少了一点自尊与自信，也缺少了一份从容淡定，多少总显得有那么一点自卑，没钱的中国人固然自卑，有钱的中国人常常也自卑，无权的中国人自然是自卑，但是有权的中国人也常常自卑。讲到底那是因为缺乏思想，缺乏个性，说到底是因为生命缺乏精神支柱，精神家园不够丰满，一个精神空虚贫乏的人总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一个人一旦思想贫乏，用多少钱都堆不出一个自信来。因此，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根，不要被一些东西迷惑了自己的眼。相反，我观察西方国家来中国的那些外国人，比如我观察来广州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游客，也许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不一定很有钱，很有地位，但是，他们脸上似乎总是从容不迫，总是那样充满自信。其实他们不一定比我们有钱，也不一定比我们更富有。但是，他们似乎总是比我们有个性，更有精神内涵。他们的生命有有更为坚实的精神支柱，有一种幸福感。换句话说内心世界的丰富充实，让他们的生命过得更有意义，更有幸福与尊严感。
要给教师职业找到尊严感，就必须重新认识与定位教师职业。即让教师回归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思想的追求上来。教师职业的尊严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成长的期待，另一是来自对思想与知识的追求。教师职业的尊严来源于此，快乐与幸福也来源于此。脱离了这两个方面，教师职业将是空洞乏味的。从事教师职业就不会有什么幸福感。
教师首先要回归生命境界。为什么呢？教师这个职业就是联系学生生命与思想知识的桥梁与纽带。教师职业离不开思想与知识，思想与知识的载体就是人的生命。唯有对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敬畏，才能够有对思想与知识的追求热情。重新认识生命，重新发现生命，认识自己，认识学生，你就会重新发现一个新的自己。要认识到，你自己以及你教过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不可复制的。都是这世界中的唯一。如果把无限复杂而丰富的人都简化为一个简单的符号，那么就会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感到枯燥乏味。其实我们作为教师在学生的生命面前要有一种敬畏感。敬畏感来源于哪里呢？来源于我们对于生命的认识。如果把人的生命当成镙丝钉，当成一个工具，当成一个抽象的符号，然后将这个镙丝钉，这个工具随意毁掉，任意践踏。如果你的认识里对生命的认识是一个复杂的、唯一的、丰满的生命体，你就会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不简单的。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是极其偶然，而且几率都是亿万分之一。真的就像《感恩》那首歌所唱的那样：我来自偶然，像一粒尘埃。在茫茫宇宙中一个人的生命的到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偶然的。但是这个极少的偶然一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么他就是不可复制的，是无可替代的。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可以是宇宙的中心。每一个生命的坍塌，都是这个宇宙中心的坍塌。事实上也是正是如此。为什么说人的生命体是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人的生命死于非命，那么就是这个生命大陆整体的永恒的失却。一个人被一个沙哑的声音宣布：你被捕了，那么这个宇宙的中心就开始坍塌了。因为，每个人在观察世界的时候，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生存环境。从一个人的视角来说，他的死就是以他为中心的整个世界的毁灭。也许一些人会认为这非常非常主观，是唯心主义。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整个宇宙就是因为人的存在才有意义的。人的生命是思想的载体。他对自己生存的环境的观察、思考与判断，就形成了我们的思想来源。如果能够认识到生命就是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不必总是企图跨越生命的必经阶段。不必那么急哄哄地样子，不必那样浮躁。在孩子还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到处喊叫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就像一道催命符，在催促着每一个人快速奔向死亡。经济上是比拼GDP，各地的GDP必须要有多少，当学生的必须要考多少分，当教师的必须要有多少升学率，重点率，挣钱必须与通胀率赛跑，无论怎样挣扎，都跑不过房价的飞速猛涨。几乎每个中国的孩子从小就在家庭里接受到这样的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极大的误区。
这使整个中国千百年来，变成了一个“即使做乞丐，都必须跑在前面”的民族，因为长期以来的这种仄逼情形，使得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用批判的立场。因为，这些逼迫人的生命的价值观念并不是自今天始才有的，而是源远流长的。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核心价值观出了问题，便一切都会有问题。”这种传统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等级森严的等级制度与等级观念。那种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价值观念，让人的尊严与价值消耗在这种等级层次里了。人的价值不在于生命人权本身，而只在于你在社会中所处于的等级地位。缺乏人权意识，平等意识与正义感，只是在不断地强化特权意识。这种价值观念，具体表现在“三纲六纪”的等级秩序之中。早在《左传》里就说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十等人中，等级划分是九儒十丐。教师知识分子是排在十等人中的第九位的。第十位是乞丐。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是没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的。在这里作为中国的教师，那些以知识思想为业的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并不高。因此，大家作为教师请不要在这里自作多情的。有人喜欢把“天地国君师”的牌位摆出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把教师与天与地，与国与君相并列。其实是大错特错的。这里的师显然是次于君的“官吏”，因为，中国的传统是以吏为师。读书人高中科举，做了官，才有资格被认定为师。另外，师最通常是特指孔孟一类的“万世师表”。在中国古代，真正代表教师的人物就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已和中举之前的范进。那个样子才是中国真正的教师。所以，大家不要被那些假象迷惑了。把尊师重教美好梦想，寄托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
在中国，人的价值、尊严与幸福感都来源于这种等级差异中。因此，中国人的幸福感来源于与自己的同胞相比较中，在比较中产生，这是十分可怕的。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幸福与快乐将成为你的灾难与地狱，而他人的灾难与地狱将成为你的幸福与快乐，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呢？那就是幸福与快乐的零和博弈。在这样的情势下，人际关系必然紧张，社会必然不会和谐。人的幸福感必然变态。只有具有大爱精神，具有众生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才会让我们超越人与人的比较，而上升到人性与人权的角度来看到人类的幸福问题。孔子的仁爱其实也是有等级差异的爱。有等级差异的爱必然导致社会的虚伪与险恶。人际关系必然复杂。中国人世世代代强调学会做人，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与人攀比的过程中，人际关系是最险恶的，嫉恨之心最容易产生。做人自然就是最难的事情。这与世界潮流，与普世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在基督教里，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佛教里有众生平等的观念，但是在中国儒法互补形成的社会制度里，却只有等级与特权。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只是附着在人身上的等级符号才是有价值的。这就为中国社会千百年来践踏人权提供了平台。
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我在这里要特意多说几句。现在流行国学，重新大兴传统文化热，好像古代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现在。我非常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这种观点非常容易让我们成为一个不思变革，不思进取，只是会躺在老祖宗的荣耀里混饭吃的人。
关于传统，人是不能够摆脱的。人必然活在历史文化之中的。现实中的一切都是有根源的。不会是空穴来风，从天上掉下来的。传统是我们的认识现在的一个角度，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方式，更不是我们炫耀的对象。说传统好，并不能够证明现在坏的原因；但是现在的坏却多少可以说明传统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传统就是一条河流。任何段都是有联系的。尤其是上游对中下游是有影响的。反之，中下游对上游却没有什么影响。上游河水污染一定会影响到中下游。现在好，多少可以说明古代不错，西方文明的繁荣昌盛，多少反过来也说明古希腊文明不错。中国自孔子之后，哪个历史朝代是好的？中国唐代盛世的贞观之治，大家算一下有多少年？你们都是学历史的。而且就是唐代这样一个好朝代又是怎样灭亡的？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走向覆灭？如果不是制度上的缺陷，如果不是帝王将相的极度奢侈糜烂，荒淫无度，腐败无能，不是制度架构设置不合理，怎么会出现那样盛世之下的衰败呢？因此，大家找尊严，找幸福，找价值，不要动辄受死人的牵连。我不是学历史的，但是偶尔翻翻像《史记》、《资治通鉴》、《明史》中明代的那些事儿，常常恶心得让我三天三夜都睡不好（大笑）。所以，我对中国传统不抱多大的希望。你看《史记》就中国历史来说还是比较久远的。你看那里什么人能够成得了气候？几乎都是流氓地痞式的人物。谁脸皮厚、谁心肠黑，谁心狠手辣，诡计多端，谁就能够当王当将，谁就能够成才成器。相反，那些保留了一丝人性，保持一份仁爱之心的人，最终都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的历史是多么令人悲哀啊。因此，那些历史实在是太残酷太黑暗了。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温情与敬意。也许是我的修养还不够。达不到钱穆所说的那种境界。作为一个有思想的老师，特别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历史老师，必须学会真实地面对历史，学会反思历史，不要人云亦云，丢掉自己的思想头脑，要有强烈的个人的生命意识。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教师，与其他的职业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就是教师作为一个生命，你的体验，你的思考，你的立场，与另一个人是不同的，或者说不会完全相同。
我记得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林语堂曾经说过一句耐人深思的话，大概意思是这样说的：中国这个民族奇怪就奇怪在于，我们许多人处于被统治与被剥夺的地位，他们生不如死，猪狗不如，但是，这些人却具有统治者与剥夺者的思想意识，坚定地站在统治者的一边发言，替统治者说话。世界上要再找类似的动物都很困难。有人怀疑这个话是不是林语堂所说，我去查证发现林语堂的确没有完全这样说，但是，他表达过类似的思想，并且表达的语式也是相近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话点到了中国千年传统的要害。因为，这种传统教育就是奴性教育，使人失去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意识。使人泯灭生命个体，变成一个个毫无个性特色的土豆。就像后来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就像包裹在一个麻袋里的土豆，有麻袋的时候，还可以靠了麻袋聚合在一起，没有麻袋或者麻袋破裂的时候，没有粘合性的土豆就泄了一地。因此，孙中山感叹，中国人简直就是一盘散沙。这种一盘散沙的国民性，实在是一种文化，一种教育的产物。因为，这种文化，这种教育的目的本身就是要消灭人与生俱来的灵性，就是要泯灭人的个性，就是要培养愚民。愚民是不会选择，也不会负责的。没有外敌入侵的时候，那些奴才们常常自我感觉良好，一遇到强劲的外敌的时候，就束手无策。数千年来的中国人的命运莫不如此。后来有人概括这种情况，叫“无事袖手谈心性，国难一死报君恩。”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在今天中国又重新大兴国学的时候，我尤其要大声疾呼，要重新重视“五四”以来，鲁迅先生、胡适先生、陶行知先生、蔡元培先生等等这一代人所开创的风气。要重新审视他们那一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认识。比如陶行知先生，中国有陶行知研究会，人们一谈起陶行知先生也常常是肃然起敬，但是，这只是对他的神化，他的思想观点，他的那些真知灼见，却被掏空了。名头越来越大，但是，思想内涵的影响却越来越小。我觉得陶行知先生的命运似乎又要变成第二个孔子的命运了。其实现在大家需要的是静下心来，认真读一读这些先贤前辈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们早在八十年前，九十年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教育已经说得非常好，梳理得很清晰了。这些人都是学贯中西，精通历史的文化人，都有留学经历，文化教育的对照是十分鲜明的。比如，陶行知先生当年师从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教育家杜威先生，他对中国的教育就有许多真知灼见。他对中国的科举之害，对中国教育中的伪知识的论述至今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传统的科举以圣人之言为知识，作为一切为人处事的标准答案。后代不断地加注加释，终于弄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伪知识系统，滥发钞票，通货膨胀，终于浩如烟海，一个人即使皓首也难穷经，而所学的东西严重缺乏干货，或者说干货就只是孔孟之道那一点点，被后人通过注释解说不断地稀释。这些伪知识既不利于人生，也不利于生产，远离人生，远离生活，无益于身心健康，但是千百年来，为什么还会津津乐道呢？就是因为有皇家收购这些垃圾知识。他们为了达到愚民，稳固江山的目的，不惜用了这样的伪知识来达到剥夺人们的心智的愚民目的，仅仅是为了皇权的稳固，千百年来而不惜愚民，不惜将人的思想个性完全磨灭。而且“货于帝王家”的结果就是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人都在拿着鞭子将你往愚民圈子里赶。其结果就是朝野配合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这句话是当年唐太宗情不自禁发出的一句感叹，是一句泄密程度很高的话。如果说唐代的科举因为那时还考策论，考诗词赋，还有一点灵气，一点创造的话，那么明朱元璋之后的“八股取士”的结果，就是“天下王八尽入吾彀矣”，因为八股取士已经将人性摧残殆尽。科举之害由此也达到了顶峰。很明显，天下之人被这种科举文化奴化之后，就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成为会说话的工具，方便为统治者即皇权士族所使用。从而达到家天下万万年，铁打的江山，流水的百姓的目的。所以说，国学的兴起后面也使人怀疑有着同样的阴谋存在。要想达到专制的目的，必须先愚民，要愚民，最俭省的办法就是兴国学，重新强化科举文化，科举文化的兴盛，有利于阻碍选举制度的产生。其用心是良苦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的兴起就是某些人的阴谋。
试想今天的应试教育之风，今天的高考升学率，难道不是这样吗？高考应试之风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历史渊源的。明知所学的东西绝大多数都只是垃圾，既无益于生活幸福，又无益于人的生命尊严，还缺乏起码的谋生的本领，但是，人们仍然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地进行着摧残儿童的工作。在中国神州大地上，大到一个省，小到一个县，每年都要搞出一个高考状元来。像广东的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县德庆县，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要搞一次高考状元入孔庙仪式，状元身穿古代的状元服，骑高头大马，配戴大红花，前呼后拥，在万人羡慕的目光中走进孔庙跪拜。不仅是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说，全国四处都飘散着一股“状元”的阴魂，中国人总是有特别浓厚的状元情结，这个情结并没有随着中国的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一百多年而消退，反而与日俱增。也难怪，在选举不通的地方，人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科举。因为，人才没有其他的办法选拔，只有寄希望于考试。中国如果要重新走出一条新路，走上人性化社会，不要企求从主流的传统文化中去找，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向外寻求，向世界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学习。在这里，我不惮自己的浅薄，向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博客。我的博客中有一个专栏专门是传统文化与教育的研究。在这些研究的文章里，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去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让中国这棵老树开出新枝来。不要只会捧着一个老祖宗当宝物，自己又没有出息，那是中华民族中没有出息的子孙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活在当下，为当下负责，建设好当下的中国。希望更多有兴趣的人一起来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一方面，我们首先要向近现代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先驱者们学习，他们所做的思考与工作是值得好好学习的。
比如，陶行知先生当年还对中国文化价值观对人性的摧残作了绝妙的论述，他说，中国没有废弃的东西，千百年来，所废弃的只是人的生命。他说路边的破棉絮尚且有人拾走，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却无人闻问。这些话说得是非常到位的。今天，中国人的生命仍然是被废弃的不值钱的东西。陶行知先生当年大声疾呼的：“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这是陶行知先生近一个世纪前所说过话，现在听来，仍然是那样振聋发聩，那样令人深思。如果用陶先生的这个标准，我们现在是人命贵于权位，贵于财富，贵于名誉，贵于一切的社会吗？如果不是，那么，现在轻言中国站起来尚且为时过早，遑论中国的什么伟大复兴了。我想，在这里，我们还是低调一些，重要的任务还是学习、创造与改善，不要那样轻狂地自以为是了。
其实，在中国二千多年时间里，平民百姓的日子都没有好过，这绝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们学会逐渐摆脱传统的束缚，受了死人的牵连，总想证明古代是好的，现在是不好的。把一个老祖宗高高捧在上面，我们在座的都是学历史的。有时有意或者无意都会把历史说得有多么光辉灿烂。如果这样，我们永远不得进步。要证明历史的源流好，必须将现在经营好。传统是一个过程，需要世世代代的人不断地努力去建设。拿到社会来说，现在的社会现实问题都可以在历史的源头找到遗传基因。当然这也不是用来推卸责任的，而只是为了加深认识的。
各位老师，各位教育同仁，要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就得向当年的教育前辈学习，学习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习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学习胡适的那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格。中国遍地的国学与孔子热，再次说明中国传统的巨大惯性力，说明在中国真正变革之艰难。也说明，当年“五四”时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公德”的可贵。接下来，我们还得在这条道上继续前进，中华民族才会有希望。
作为教师的人，其实是在做知识智慧与生命世界的桥梁。如果一个教师要过得充实，就必须学会与思想知识智慧为伍，与学生的生命为伍，做好他们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的工作。教师的快乐与幸福之源也来源于此。假如一个教师远离了这两个方面，我们的教师职业生涯将会变得虚空。
那么，教师的思想智慧来源于哪里呢？这实质上涉及到一个宗教的问题。涉及到人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思想知识与智慧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宗教哲学层次上的问题。古希腊苏格拉底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探究知识究竟是怎样来的。他曾经做过一个对话，就是要表明他的一个观点，即人的思想知识其实是早在蕴藏于人的生命之中。我们所作的教育工作只是在不断地唤醒生命，让他们回忆起蕴藏在生命深处的思想知识与智慧。他曾向人证明过，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儿童，在他巧妙地引导之下竟然把一个有相当难度的几何证明题给解出来了。这样的几何题，我看拿到现在需要在初三才能够解决，但是，这只是一个只有几岁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牧童，而且事先也没有什么准备，只是随意地叫来的。然后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几何图形，这道题目就是要牧童计算几何图形的面积，在面积增加一倍的情况下，几何图形的边长要延长多少这样一个数学题。让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牧童去做出来。后来在苏格拉底一步一步的引导之下，从最简单的线段开始，最后把一个连中学生都未必能够做出来的几何计算题做出来了。苏格拉底通过这个例子要证明，人出自神的时候，他的生命中已经蕴藏了许多思想知识的密码，造物主已经将思想知识的蕴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每个人的生命自来到人世，其实在潜意识中，就开始追寻与探究，充满好奇心与求知欲，每个人的大脑中其实早就蕴藏了一种逻辑，一种密码，这就是人的可教性。所谓教育就只是唤醒，让儿童自己去思考，去发现。我们不能够给儿童生命中没有的东西。这种教育观念至今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因为这种教育观念建立在充分重视儿童的主体意识的基础上。
我也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让我只有两岁的小侄女，去选择糖果，在她面前摆上两堆糖果，一堆两颗，一堆三颗，然后让她只能够选其中的一堆，结果，她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有三颗糖的那一堆，没有人教过她算数，也没有人教过她三颗两颗的概念，更没有人告诉过三颗就是比两颗多。但是，凭着生命的直觉，她能够独自发现三颗比两颗多的概念，并且毫不迟疑地作出准确的选择。因为她想多吃糖，她因为年龄小，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是，她可凭着她的生命直觉作出准确的判断。这就说明人具有的可教性，其遗传基因遗传密码早就蕴藏在人的生命中了。我们作为教师不能够强加给儿童生命中没有的东西，而已有的东西，我们也不需要给他，但是，我们可以做一种唤醒的工作。好的教师，好的学校，都只是在为儿童的生命成长创造条件，促成这种生命的自觉，生命的唤醒。作为教师我们必须好好地去研究儿童的生命，教师的思想来源必须与孩子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教师的思想重要来源之一就在于研究学生，发现学生。用研究的心态对待你的学生，你就不会害怕你的学生调皮捣蛋，你也不会害怕你的学生成绩不够优秀。而且越是难，越有研究价值，因此，也越是乐在其中。有思想的教师并不是说只有特定的人才会有思想，有思想的教师其实也只是生命意识得到唤醒的教师，掌握了科学思想方法的教师。卢梭说得好，人可以分成有思想与没有思想两种人，而有思想与没有思想的人来自于受到不同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让人生命觉醒，受这种教育的人就容易有思想，以权为本的教育，让人奴化，阻碍人的生命主体意识的唤醒，受这种奴化教育的人丧失思考能力，因此，变得没有思想。教育的好坏，常常决定了思想的高低。受奴化教育洗脑的人，常常变成了一脑袋瓜子浆糊。说话常常不讲逻辑，前言不搭后话，前后互相矛盾，不能够自圆其说。当然，有没有思想，还有天赋的因素。其实每个人出自创物主的时候，都可能是有思想的，只是天赋不同，思想可以有高有低，有深有浅，但是，多少都是会有一点思想的人。天赋的差异与所受教育的差异，共同形成的合力，这两个因素融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不同人的思想境界。
我常常发现教师职业容易有一种职业倦怠感。这种职业倦怠感，常常是因为脱离了学生的生命，也脱离人类的思想。如果一个教师面对学生鲜活的生命而无动于衷，面对知识与思想，也是兴趣索然无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再来从事教师职业，确实是枯燥乏味的，是无滋无味的。教育如果变成反复的训练，变成对学生生命的规训，把学校变成监狱，把学生当成潜在的犯人甚至就是犯人，那么校长自然就是监狱长，而教师就是警察了。学生上课就是坐牢，下课就是放风，教师的上课就像警察监视坐牢的犯人一样，你说辛苦不辛苦？人家警察监视坐牢的犯人还可能收到犯人的一点好处，你教师像监视犯人一样监视与规训着学生，除了自寻烦恼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做监视犯人的警察是不需要多少思想的，需要的只是严厉的手段。做教师如果也做到这个份上，那是可悲的可叹的。不幸的是，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校越办越像监狱，教师越来越像警察。学生没有需要探索的问题，教师上课没有思想智慧的火花，每天就泡在题海战术里，作反复机械的训练。每天给学生布置大量的作业。训练学生就像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训练他做实验的那条狗一样，你说这样的教育生涯有多少滋味？（大笑）。你说作为教师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久而久之，我们的教师当得很有职业倦怠感，当得很疲惫，与职业倦怠感相伴随而来的是强烈的职业失败感，和职业尊严感的缺失。我记得我在中学当老师的时候，那时我年轻，才二十出头，正是朝气蓬勃、青春逼人的时期，现在青春没有了，但是仍然逼人。（大笑）。我记得那时，就看到一些教师才四十多岁，就在数着手指头在盼望着退休的早点到来，而那些真正退了休的教师呢？就把自己的辛苦了一辈子的备课本、作业本、课本，放在操场里当众一起付之一焚。因为他要把自己当老师的那些失败感，那些枯燥无味的教师职业的回忆一销而尽，重新做人（大笑）。当时我看到一些教师居然这样，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因为，我从这样的行为举止中看到比我们大二十多岁，大三十多岁的这一代教师中似乎看到我作为教师的职业前途。有一种感觉似乎是当教师就是一辈子选错了职业。
其实，跳出来想，这并不是教师应有的命运。如果一个教师能够终身以学习为乐，以书本为伍，能够将自己投入到思考、研究与发现的乐趣中去，能够将学生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与学习对象，那么，当教师一定可以充满了乐趣。可以使自己的生命与生活每天都是新的。所以，有思想的教师并不一定就是饱经风霜的，相反，有思想的教师，因为充满了思维的乐趣与发现的乐趣，还有与孩子共同成长的乐趣，因此，他们充实的精神世界，会使得他们看上去要比实质年龄小那么五岁。如果一个教师长期以学生为敌，以知识为敌，以思想为敌，把教师的工作变成警察一样的工作，那么长期身心交瘁就在所难免。那么，这样的教师看上去会比他实质的年龄大那么五岁，甚至十岁。一个人如果常常满脸旧社会，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那是容易变老的。反之与思想为乐的人，常常容易忘记世俗功利世界所带来的烦恼。作为教师，与思想为乐，与孩子一起成长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每当有人把我的实际年龄猜小那么五岁的时候，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林肯曾经说过，一个人年过四十，就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四十岁之后，心相是相通的。用思想充实自己头脑，让自己的心灵充实而安宁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教师职业倦怠感的问题。那些想提前退休，想尽快离开教师职业的人，其实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他们几乎是不读书的，他们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发现的乐趣，没有过思想的乐趣。他们虽然作为教师，但是，他们一辈子只读两本书，一本是教材，一本是教参。他们读的书，只比他们教的学生多一本教参。而且就是凭着这本教参的优势在那样教着。为了保持自己知识上的优势，那本教参就成了他致胜的法宝，要小心保密。否则如果给学生看到了，自己上课就没有优势了。因为学生也知道了标准答案，自己的答案也只是在上面照抄。（大笑）一个教师上课如果就是靠这一点优势去教学生怎么可能教出教师的职业尊严来？不要说做人师，就是做经师都有困难。如果就这样做教师，即使做他三十年，我们作为教师也不是一个知识人，更不是一个思想者。一个教师，如果既不是知识人，也不是一个思想者，那么要让学生对你产生尊敬，要获得教师职业的尊严，恐怕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做老师的人，要每天读书，每天思想，每天都有一点新意，每天都有那么一、两个问题能够与学生进行交流与探讨。这样就可以做到乐此不疲，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样的教师职业生涯就是其乐融融的。现在当老师当到这种境界的很少。我也曾经在中学当过教师，我知道怎样教会是比较快乐的。那就是必须要有问题，那些能够引起师生共同关注的问题。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展开讨论，一定能够吸引学生。
但是问题就在于应试教育，分数与升学率常常取决于记忆力，而不是问题意识。因为考试的要求不是这样的。考试的答案是标准的，固定的。这样的答案是现成的，需要用人的记忆力多，而需要人真正开动脑筋的时候少。那些固定的标准答案，常常限制了学生发散性的思维，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标准答案要的是人们的记忆力而不是批判意识。为了应付考试，学校的教育不得不进行题海战术，反复机械地训练，以便加强记忆，掌握这个标准答案。我想，许多学校越来越多的学生厌学，越来越少的学生真正感觉到学习的乐趣，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种应试的后面必然是剥夺人的心智自由，降低人的心智水平。学生厌学，教师厌教都来自同一个根源。
这个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是科举考试留下来的一份遗产。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误解了真正的教育与真正的学习。真正的教育是顺应人的天性的教育，真正的学习是促进人的思考能力的学习。但是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教育变成了违逆人性训练，学习变成了沉重的背诵与记忆。大脑变成了训练记忆的机器，人变成了崇拜与驯服的工具。科举考试与当前的应试教育，其最大的弊端就是，都践踏了人的生命灵性。
那么，我们在应试教育面前是不是只有束手无策，束手待毙？其实，这里个人的所作所为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应试教育其实不用那么紧张，用不着那样搞人海战术，搞题海战术，搞疲劳战术。那些应试的知识，同样也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完成。我记得我当年在高考前夕在全省预考完之的考试排名是排到53名，全班是60个同学。这个成绩当时要想通过高考，是极其困难的。因为，当时升学率极低，大约只前10名的同学比较有把握考取一间学校。何况那时我又得了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常常整夜整夜地失眠。后来干脆将死马当活马医，完全当自己没有希望，置之死地而后生，因为没有了精神负担，因此在最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反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如果时间用得好，高考的那点知识内容，三年所学的东西，如果方法得当，心态良好，那么三个月就可以完成任务。我的切身经历已经说明了这种可能性。疲劳战术，只是给人一种安慰而已。其实效果究竟有多大，是不难理解的。人在越是疲劳的状态下，越是学得不好。疲劳是思维的大敌，更是记忆力的大敌。一些学校把老师与学生都折腾得非常厉害，每天休息与睡眠的时间都严重不足。时间精力情趣全都被泡在那种反复的机械训练中了。比如，我曾经看到一些学校的老师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总是背诵某某课文，甚至居然有让学生抄写课文56遍，这算什么作业啊？这不是纯粹是为了折腾人吗？学生面对这样的作业不厌倦才怪呢。这样的作业除了把学生的时间精力生命耗费一空，让学生变成没有灵魂的人，变成木偶式的人之外毫无用处。我想，一些老师在布置这样的作业的时候，可能指导思想就是不对的。他们可能心想，你们学生不是喜欢动吗？为了让你们没有时间乱说乱动，就布置海量的作业，让你总也折腾不完。这种机械重复的无效学习与无效作业，除了磨灭学生的学习兴趣外，不会起任何作用。这样让学生变成工具人的目的，于教师来说，只是为了方便操纵，不会给他惹麻烦。许多教师自觉地将自己的工作变成一种简单的操作性的技术工作。只希望自己的学生一是不要惹麻烦，二是为老师考出一个好分数，其他都不关老师什么事。学生的生命与老师自己的生命都被置若罔闻，置之脑后。其实这也是教师的一种偷懒行为。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研究知识，研究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思维降到最低限度。自己只需要充当警察的作用就是了。试想做这样的教师会有职业尊严吗？会有教师的职业乐趣吗？应试教育之所以会在中华大地上盛行不衰，就是因为后面隐藏了太多的错误的认识。
切记，越是应对非人性化的应试教育，越是要用人性化的办法。轻松、活泼、快乐才能够真正学得好。一个人，只有拥有充足的睡眠，良好的营养，和平宁静的心境，饱满的精神状态，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应付残酷无情的现实。我们作为教师所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榜样，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引领学生过一种健康的生活。以健康的姿态去面对人生中遇到的一切困难。要让学生知道，人与生活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你对生活笑，生活就对你笑，你对生活哭，生活就对你哭。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坚守自己的生活原则，紧紧地扼住命运的咽喉。人必自尊，然后人尊之，人必自爱，然后人爱之，人必自助，然后人助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特别喜欢这两句话。也希望大家能够与此共勉。
中国的学校越来越监狱化、集中营化，关于这个问题，今年教师节期间，凤凰网曾经专程到广州找到我与信力建先生及华南师大的袁征教授采访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专题访谈。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就明确提到，中国学校的集中营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且似乎越是名校，这个问题越严重。学校遍布摄像头与瞭望所，到处监控之下充满了紧张的氛围。多年以来，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许多所谓的教育改革家，其实只是把学校打造成模范监狱的好手，他们发明出一套规训术，能够把老师与学生监控得密不透风。方法与手段呢？就是人盯人的告密制度，有了这套告密制度，就可以脱离学校，行走天下，到处作报告，而学校不会乱，监狱不会逃跑一个逃犯（大笑）。老师们，二战时纳粹集中营也是靠了这样的方法与手段，造就了那种常常十几个人就可管住上万人的集中营。在这里靠的是，监控、告密、铁丝网、惩罚、侮辱、瞭望所，靠了这套东西一个人确实就可以管住许多人。但是，这不是学校，而是监狱与纳粹集中营。我们越来越多的学校对这套东西津津乐道，比如，谈到班主任工作，有一本书在中国的教师中非常流行，《班主任兵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觉得书的内容暂且不论，仅这个“兵法”就是值得玩味的。兵法本来是用来对付敌人的，这里班主任用兵法究竟是用来对付谁的？对付学生？学生什么时候在班主任眼里变成了敌人呢？大家之所以会这样认识，其实骨子里还是把教育定位为了控制术。学校人数越多，班级规模越大，就越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术，学校就越来越集中营化。在这里不存在心与心的交流，思想与思想的碰撞。这不是学校啊。学校是育人的地方，是给学生埋下爱的种子的地方，而不是控制心灵，播下仇恨的地方。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样的误区，走进这样的死胡同？
我想，这后面其实就蕴藏了一种错误的教育观，以为对学生控制得越严，对学生和老师管得越死就越是好学校。控制的目的就是约束学生的身心，使之丧失生命灵性，而不是让学生变得有思想，有活力，有个性。用一些严密的规训的方法，千方百计让学生失去思想个性，失去思想的灵性。害怕学生有自己的想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极需要来反复思考一个钱学森先生在临终前反复对温家宝总理提出过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就是指世界级的大师级人才，是那种世界领军式的人物。为什么培养不出来？难道这是中国人先天就不如人？先天就智商低下？先天就是下贱胚子？先天就是劣等民族？我从来不信这个邪，我爱我们这个民族，我希望她能够变好，我认为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只是一时陷入了误区，中华民族总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其实，钱学森临终之前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回答，你只要看看世界上哪个监狱培养出过什么世界杰出人才，就一清二楚了。中国只有走出集中营，走出监狱化的学校，才会有新生。
一些学校不但不倡导师生校园阅读，害怕书香校园，而且还害怕师生的闲暇阅读，一些校长自己就是从来不读书的，而且还不喜欢自己的老师与学生读书。一些学校出台的管理制度就是针对师生的闲暇时间来的。而且还津津乐道于什么“去三闲”，即学生的闲言、闲行与闲思。注意，这里不是指学生上课时产生的“三闲”，而是指放学回家的路上的“三闲”。这里其实西方的谚语可能是很好的佐证，即“闲暇出智慧”，学生真正的成长，一定是在闲暇的阅读与思考中成长的，因为只有有自主与自由的地方，才会有真正的健康成长。我们要学会让学生发展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个性。
在这里首先，教师自己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一个教师，不需要用挣多少钱来证明自己，也不需要用当多大的官来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普通教师的尊严就在于，你有没有自己的思想个性。这种思想个性是谁也无法取代你的。即使你坐在国家政要面前，你也可高昂着你的头，可以昂首挺胸，面带微笑，充满自信地对答如流。这种自信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你的思想个性，来源于你的见识。这不是靠升官发财就可以取代的。一个人有没有思想灵魂，除了你的生命体验，除了你的思想见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一个人可以有许多钱，也可以当多大的官，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多么有思想。思想来自个体的生命，来自你独特的这一个。
多少年来，我就是对自己提出这一要求。那就是寻找一个普通教师的职业尊严。我在凤凰网上开设教育博客一年浏览量将近千万。我当教师几十年，从来没有过一个哪怕最小的行政职务。但是，我仍然感觉自信与自豪。那是因为支撑我的是思想，是个性，是我的见识。也许有错，但是也是错得有价值，有意义的。做一个不断思考着的人，精神的享受永远没有止境。物质的享受都是有限度的。粮田万倾，不过日食三餐而已；有屋万间，夜眠八尺而已。溺水三千，只饮一瓢。一个人占据那么多自己花费不完的钱财，其实只是一堆数字而已。更何况教师职业的长处根本就不在这里。
一个教师要赢得自己的职业尊严，就必须回归教师的本质，那就是以学生为伍，以知识为伍，更要以真理为伍。在与学生一起探究真理的过程中体验到教育工作的乐趣，体验到教师职业的尊严。一个当老师的人最好每天研究一点学生，研究一点思想与知识。如果一个老师看到学生就讨厌，如果摸到书本就想睡，那么要从教师职业中取得自己的职业尊严是困难的。如果是这样，我奉劝这样的老师，还是早一点换别的职业好。教师这样的职业并不是符合所有的人。只有那些善于思考的人，才能够从中寻找到乐趣。只有那些热爱学习的人，才能够从中寻找到职业的尊严。
重新认识知识，可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方面。有着怎样的知识观这一点很重要。我们长期以来误解了知识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是以圣人之言作为知识，甚至作为真理。其实知识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是人认识世界的一个个里程碑。既是我们认识的起点，也是我们超越的对象。我们对知识的误解之一就是，将知识静态化。以为知识就像农民打的粮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因此，我们才会说一个人有知识有才气的时候，说成“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里存在什么问题呢？就是用了传统的老农民对待他打的粮食的态度来对待知识学问的问题。知识其实只是我们思考的工具，而不是我们思考的结果。读书只是为了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而已。所有的知识只有当它成为我们思考的对象，而不是背诵与记忆的对象的时候，它才能够化成你个人的知识。因此，批判性思维与反思能力是学习中最可宝贵的思维品质。什么少批判，多学习，那完全是误解了学习，误解了知识。我们在博学的同时，还要学会慎思，还要学会审问，还要学会明辨，最后还学会笃行。中国数千年来的知识误区，就是将圣人之言当成知识，将知识看成是一个由圣人完结了的状态。所谓学问，不过就是反复地阐释圣人之言，把圣人之言过度阐述成浩如烟海式的东西，所谓教育就是灌输这些圣人之言，这个过程中说一不二，权威独断，不容质疑与探究。而这些文化遗传基因就蕴藏在孔子的言说方式之中。他的对话常常简短而独断，缺乏平等对话的氛围。形成的文本也是语录方式。语录体之所以会成为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文本形式，那也是有根源的。孔子后来成为圣人，成为万世师表，师表的结果，就是这种语录体与独断式的言说方式，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其结果就是专制而蛮不讲理。孔子占据了绝对真理的位置，后面的孟子即使再发展，也只能成为“亚圣”，亚者，第二，即二流货色也。到荀子，只能够排第三，号称季圣。季圣之后，就一圣也不圣，真理因年代而递减。这就是形成了一种文化的宿命，也就是后来鲁迅在他的小说《风波》里描述的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所说：“一代不如一代”。而西方自古希腊苏格拉底开始开创的知识观，就是将知识看成是一个动态开放生成的过程。因此，亚里斯多德作为苏格拉底学生的学生，即柏拉图的学生敢于说出一句千年绝响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而这样的话孔子虽然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说出来。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不同的思想方式决定的。这不是因为孔子的学生不会说，不敢说，而是因为说了以后后果很严重。在《论语》中凡是敢于质疑孔子的学生，都被孔子骂得一塌糊涂，不是“朽木”，就是“粪土”，要不就是“小人哉”。而那些自始至终称颂孔子的学生，特别是颜回，就得到了孔子“贤哉回也”的回报。我相信作为中国人，今天这种局面仍然是不陌生的，并没有成为历史。大家还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因此我要说，孔子的思考方式与言说方式是禁锢人的思想的，而苏格拉底的思想方式与言说方式却能够让后人在开放的思想状态中不断前进。一种文化与制度的宿命，真的有一种类似于遗传基因与遗传密码式的东西在冥冥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说文化宿命论其实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中国的专制制度延续千年不绝，科举制度相伴随千年不绝，从知识观的视角来看，也是符合逻辑的。静态而封闭的知识观，必然导致专制独裁，因为，这里在思维方式上就杜绝了平等开放对话的可能性。孔子后来被历代的帝王将相利用，其实这也不是偶然的。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孔子被利用那是因为帝王将相觉察到他有利用的价值。利用孔子有利于专制，有利于一统万年铁打的江山，有利于维护那种等级特权秩序，如果没有这些利用的价值，历代帝王将相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功夫去反复造孔子这个至圣？把他步步加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这样吓人的头衔的地步？
从最近十年来发生的所谓新课程改革，在知识观上其实就是要改变中国传统的死知识观，而变成西方那种动态、生成、开放的知识观。所遭受的失败其阻力来源就在于历经千年的陈旧落后的静态的知识观惯性阻力过于强大。其实，所谓课堂动态生成过程，其指导思想就是这样的一种动态、生成、开放的知识观。只是许多从事新课程改革的人并没有上升到这个层面来认识新课程改革的内涵。
一种文化知识与思想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常常取决于，他们对知识的认识与定位。只有那种有客观知识、普遍知识的文化，知识与人才会有独立的价值。文化中的逻辑理性是有普遍意义的，对本质的追求其实就是对客观、普遍知识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独创的传统，知识产权与发明专利，唯独首先出现在西方，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知识与思想有独立的价值，才会导致这种东西出现。
这样的传统在中国就没有。中国传统对一切发明创造都给他们赋予了一个词叫“奇技淫巧”，是完全属于旁门左道，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只有背诵圣人之言，通过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里没有知识什么事，没有思想什么事。这里所学的知识暂且不论有没有什么价值，即使有所价值，也要通过帝王家的承认才有意义。这就是《诗经》里曾经有过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里天下之土，天下之人都是帝王家的，那么，你的发明创造还能够有例外？因此，在中国历代的读书人的最美好的梦想就是“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帝王家收不收购，决定了你的文武艺有没有价值。这样的情况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从来没有过独立的价值。后来有人概括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毛，必然要附着在某种皮上，不是附着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皮上，就是附着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总之是要附着在某种皮上，才能够生存下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中国的传统确实没有知识与知识人的独立价值。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这种文化不让知识与知识人独立；二是这种文化下产生的知识与知识人确实也独立不了。孔乙已读的书，人家不收购，他只好沦为乞丐。范进中举前，虽然是秀才，但是也几乎是乞丐，受尽底层社会的嘲弄。而中举就意味着他被帝王家收编了。命运立即为之大变。这些读书人被愚化之后，所学的东西既没有独立谋生的本领，也没有思考的能力，更谈不上发明创造。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是体脑分离的，说与做分离的，记忆与思考分离的。而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时刻是拿着铁锤在思考的。在行中思，在思中行。你看一下西方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中国的一比照就清楚了。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就是粗壮有力的，是体力与智力的完美结合。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面容清瘦，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要力气没力气，要胆量没胆量，要智慧没智慧。“无事袖手谈心性，国难一死报君恩。”
在中国，最早看到这种教育弊端的是陶行知先生。今天我多次提到他，他确实是值得反复提到的一个人。中国的教育必须回到陶行知那里重新思考，重新出发。陶行知的名字改了许多次，每次改都是对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认识。他曾经叫过“陶知行“，因为要知行合一，后来，在实用主义思想影响下，又改名为“陶行知”，认为有行才有知，一切认识都必须源于行动，基于行动。主张体脑结合，手脑并用，知行统一。在做中学。学的法子要从做中来。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这些都是非常准确到位的。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生不能够脱节，教育与社会不能够脱节，教育与践行不能够脱节，儿童只能通过切身的体验才能够真正学到东西。那种让儿童摇头晃脑背诵记忆的东西，在成人看来是有成效的，在儿童本身来说实际上是无效的。这种有口无心的记忆背诵，只能够造就一代知识上的骗子。让人有一个错觉，以为他懂得了许多，实质上他的生命中，他的经验里什么都没有留下。那种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喜欢作秀的愤青就是用这种伪知识培养出来的。
人的真正的标志只能够是思想。记得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人是会思考的苇草。人的脆弱性甚至远比不上一棵苇草，但是，芦苇是不会思考的，而人因为有了思想，因此，整个宇宙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有尊严。人的生命之脆弱有时一滴水，一口气，就可以结束他的生命，但是，作为有思想的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脆弱，人的生命灵性使人有认识自我，认识宇宙的能力。这就是人之人的高贵之处。倘若人的思想灵魂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也就丧失了。
怎样才算是有思想的人呢？有思想是不是意味着一定要是一个思想家？并不是的。有思想并不等于一定要是一个思想家，一定独创出一个思想体系，其实并不需要这样高的要求。应该承认人的思想有正误、大小、深浅、广狭之分，即使同为思想家，也有大思想家与小思想家之分。但是，只要一个人不人云亦云，凡事通过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让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即使得出的结论是与他人一致的，这个思想也是属于他自己的，这样的人就是有他自己的思想。苏格拉底说，没有经过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个经过省察的生活过程，就是培育思想，拥有灵魂的过程。好像是著名诗人莱辛说过一句话，他说，做一个不满的苏格拉底要比做一头满足的猪要幸福。也要更有尊严。这是值得深思的至理名言，说明我们必须过一种有省察有选择的生活，过一种能够独立自主的生活。一个人物质的需求其实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物质上的消费非常容易满足。一个人即使再好色，也消不了三千宫女，那只是畸形的贪婪的结果。一个再爱漂亮的女人，即使一天换八套衣服，也是一个有限的数目。世界上真正享受无穷快乐的人常常是那些思想丰富，精神充实的思想家。像牛顿这样的人，一生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他对上帝的爱，对宇宙之谜的痴迷，对万有引力、微积分这样的创造发现，其产生的快乐，远远超过了世俗的男欢女爱。甚至连吃饭都变成了他的思想负担，每天嘴里咀嚼的食物感受不到他的滋味。甚至连睡觉也感觉是一种负担，有一次他感觉自己的大脑似乎不太灵光，不太听使唤，才猛然想起自己已经有三天三夜没有睡了。这真的是叫“废寝忘食”。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他这样的境界，而且也不必人为地追求这种境界。牛顿是人类的一个极端例子。但是这样一个极端例子，至少给人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样本。原来世界之大，还有人可以那样活，而且可以那样活得快乐。这个世界复杂多元，多姿多彩，没有必要雷同，也不可能雷同。唯有尊重多样性才是世界之本原。一个人一旦处于这种状况，可以想见，几乎是没有什么世俗的烦恼可以让他不开心。精神思想的享受，是人类永远也消费不完的，而且思想精神的享受会产生出更多的愉悦感，而物质的过度消费常常是失落感与空虚感。一个人思想灵魂的虚空感觉是最可怕的。许多选择自杀的人，并不是因为物质上不富有，而是因为精神支柱的坍塌。类似牛顿这样一生单身，终身不娶的思想家，在西方简直多如牛毛，除牛顿外，还有康德、卢梭、斯滨诺莎、叔本华、黑格尔、尼采，可以一路数下来。虽然这不是每个世俗的人所能够仿效的，却能够说明有思想的人确实可以有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就是这样的人，才让我们这个世界丰富多彩，让后人能够享受到他们创造出来的成果。
尝试着过一种有思想的教师生活是我最近五年来的一种尝试。如果不是特别忙的话，我每天都争取写一点东西，并且放在我的博客上。那些东西，常常是我灵光闪现的一些碎片，及时记录下来，少则千来字，多则上万字。几年来，风风雨雨我几乎都没有中断过。有不了解我的朋友就说，你真有毅力，能够这样坚持。我说，如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需要毅力才能够完成，我早就中断了，因为我这个人最不喜欢靠毅力做事，性情一直很懒散，每天一定要高质量睡够8小时才肯起床的人，也不肯强迫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许多朋友以为我有毅力，并且很勤奋，其实不是的，我没有毅力，也不勤奋，我喜欢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尽力不去为难自己，常常率性而为，自己开心是第一重要的，世俗的认同是非常次要的。其实我做这些事情是完全不需要毅力的，相反，做这个事情有点像吸食鸦片上瘾一样，一天不做，就感觉难受，就总感受欠缺了什么一样。做这个事情可能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乐此不疲的。可以说已经到了一天不做，就会坐卧不安的地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一个人每天大脑里总有几个鲜活的问题，有一点蛛丝马迹的想法不及时写出来，那么灵光一闪而过，也许就再也回不来了。
作为教师，我以阅读、思考、写作与上课为乐，我的娱乐活动与我的工作及生活已经很好地统一在思想领域里了。现在，对我来说，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娱乐，娱乐也就是工作。每天走进课堂都是充满自信，充满乐趣的。学生一个星期没有见到我，就感觉很失落，而我也是一样的，几天没有上课内心也是痒痒的。因为思想情感的交流，围绕问题而来的交流，常常会有一种特别的快乐。一个做了教师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上课、从读书那里获得自信、自尊与快乐，而只能够求助于做一个官来支撑自己，那是很失败的。一个好校长，首先必须是一个好教师，一个好教师的重要标志就是能够从上课中得到尊严与快乐。一个人，如果终身享受不到工作的乐趣，仅仅是把工作当成挣钱的工具与手段，娱乐要到工作之外去寻找，那是一种人生的遗憾。事实上一个可以在工作中寻找到乐趣的人，特别是那些能够以工作为乐的人，要想不成功都不太可能。因为，这样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事情做得很精彩，做成一流。一个仅仅以挣钱为目的的商人，最后肯定挣不过那些以追求核心价值以及有强烈使命感的商人。像美国的侨布斯、比尔.盖茨都是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们当初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解决人类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将小型的电脑摆上每个人的办公桌，给人类的思想信息交流带来空前的方便。正是这种使命感，让他们成为了世界级的成功者。有思想的人就是常常带着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进入忘我的工作境界的。
民族振兴的第一要务就是要重新唤醒国民的觉悟，唤醒他们的生命意识。愚民政策之下的愚民太多，这是我中华千年灾难重重的根源。一个人长期在一种舆论宣传下是容易丧失思考能力的。这种宣传信奉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造就最容易跟风从众的人，造就人云亦云的人，当然，有思想的人并不必然要与现在流行的一切作对，特意去标新立异，而是通过逻辑理性、尊重事实与自己的生命体验去作出判断。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融合。胡适曾经说过，受一种宣传影响固然是一种宣传，叫人不要受一种宣传影响，其实也还是一种宣传，只不过是另一种宣传而已。任何宣传都是剥夺人的心智能力的。掌握原理与方法，并且亲身去践行，我们才不容易受欺骗。所谓愚民就是长期被欺骗后完全丧失了思考与辨别能力的人，这样的人最容易被当成工具。一个社会工具人太多，能够思考的人太少，就很危险，因为社会所于危险之中，没有人能够发出警告。这样的社会必然是要遭受灾难的。中国的“文革”产物原因虽然复杂，但是，愚民太多是其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原因。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行：
休息后，现在接着上面的内容继续讲。前面说到过，做教师就要做一种有思想的教师，要成为有思想的教师，就必须做一个有心人，尝试过一种有自我省察的生活。这种有自我省察的生活，就是要学会用我们的生命去体验，去感悟。体验什么？感悟什么？康德说，人生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即我能够认识什么？我能够去做一点什么？我还可以期待什么？能够认识什么，这是理论层面的。人认识世界与解释世界是第一重要的。因为人就是在按照你所认识的结果来做出行动。只不过当无数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认识在行动的时候，他也许能够做自己想做的，却不一定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这就是叔本华的感叹。这就为什么说愚民太多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只要存在一代愚民，这一代愚民通过家庭、学校与政府将再造就下一代愚民。罗素说过，小时候，受过残酷虐待的人，长大了他又会将这种残酷虐待接递给下一代。所以小时候受过坏教育的人，最容易采用坏教育去教育他的下一代。小时候被粗暴掠夺的，长大后就是最贪婪的。小时候太穷，大了一旦有权就容易变成贪官污吏。就是这个道理。人的认识与欲望会化成行动。而行动又会加深某些认识。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形成就是这样一个知与行的交互过程。我可以做些什么，是对人的实践要求。人活着总是想做一些什么，既是做，就有可能做错。减少做错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认识上找到正确的方法。无论认识还是行动，其实都受价值观的驱使。这就是我们能够期望的东西。我们期望的东西，即是我们的认识对象，也是我们的行动对象，因此期望的东西，即是理论的对象，也是我们实践的对象。人的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会有所不同。理论智慧，常常遵循的是逻辑理性，要求逻辑严密，追求的是最完美。而实践智慧，常常要求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寻找的是当下现实情况下的最不坏。我可以期望什么，其实就是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的巧妙博弈的产物。我们能够期望的东西永远不会是最完美的，而是眼下我们通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一个有实践智慧的人，总是基于眼下的情况来做下一步的事情。当一个认识到某种事情的不完美，却又感觉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理性地选择改变自己。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那句话：我不能够改变世界，但是，我可以选择改变自己。其实，这句话同样值得商榷。为什么一定要将世界与你分开来呢？每个人难道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吗？世界固然难以改变。因为世界不是你一个人的世界，有无数的人生存于这个世界，无数的人就会有无数的选择，无数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作用于这样的世界，其力量自然是非常微小的。但是，无数的人一点点微小的力量作用于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就会产生巨大的改变。其实改变自己也不是人们想像中的那样容易，改变自己，特别是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也是极不容易的。许多人以为改变自己容易，其实那也是一种错觉。人的许多思想观念，都是这个世界给的。王阳明就说，擒山贼易，擒心中贼难。这不是没有根据的。作为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其实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独裁者。当他没有掌权的时候，都希望民主，而一旦掌权，则又觉得民主是多余的。直到被人挤下台，又想到民主宪法的作用。中国人，百年来的教训，大致跳不出这个迷魂阵。比如，取得胜利之前的毛泽东，曾经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许下许多的关于民主选举的诺言，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到的“四大自由”，即人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思想言论的自由，以自己的方式信仰自己的上帝的自由，他都是相信的。说得当时连美国人也都乐颠颠的，也就相信了，所以就没有那么大力支持国民党，但是，取得胜利之后，却不是那么回事了。毛后来在许多方面做得比蒋介石要过份得多。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恐怕只研究个人的思想性格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他安身立命的社会，必须研究养育他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非人性的成王败寇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成王败寇的价值观，所演绎出来的历史，就必然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切勿沽名学霸王。”假如是美国的话，就会是另一番情景。比如美国华盛顿带领军队打败英国殖民者，然后非常潇洒地回到老家，安然无事地种起地来，而且一种就是四年，全然忘记了打江山坐江山的这回事。直到美国群龙无首，召开国会，要建国立业了，说还是要有宪法，要有一个政府，他才被拉出农田，去当起美国第一任总统，在他当完第二任之后，无论如何也不肯再任第三届，更没有想到要终身占据这个职务。华盛顿开了这样一个头之后，美国后来的总统只有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特殊时期不方便选举，才有过破例。有这样的选择后面是因为有相应的价值理念，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自由。战争也只有在妨碍自由，又没有其他协商的途径的情况下，才会爆发。这与中国人数千年来，打江山坐江山，家天下的价值追求是大不相同的。再比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军总司令与总统，都在战后得到善终，作为胜利者的北方并没有清算他，总司令败退之后，还创建了美国一间著名的华盛顿.李大学，仍然坚持他的种族歧视办学思想，将黑人排除在之间大学之外，直到一百多年之后美国再次掀起反对种族歧视运动，这间大学才招收了开办以后第一个黑人学生。而南方联盟总统在败退之后还可以继续当他的国会议员。即使不当国会议员，也还可以当大学教授、当一个花匠、当一个律师、做一个农夫等等。总之是价值多元化。只要自由快乐，都有同等的价值。因此，人们在乎自由快乐远胜于对成败的关注。这样的宽容精神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中国做一个失败者的下场会很悲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并且身败名裂。在中国历史上就认成功，方法与手段可以不择。只要你成功了，做过任何罪恶滔天的事情，后人都会原谅。而一旦失败了，即使再人性化，再仁慈也将会被后人妖魔化。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美国这样的战争事件不计其数，但是，其结局都完全不同。都是成者彻底清洗败者为能事，对其满门抄斩，杀戮成性，血流成河，在这里即使兄弟姐妹之间也毫不留情。中国历史的残酷性，决定了中国人的生存以成败论英雄。一个人一旦得势，常常可以践踏法律，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呼风唤雨，而一旦跌下来，脱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落井下石者云集，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因此，中国人为了成功，常常是不计后果，不择手段，为了成功，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一种文化病态。这种情况发展到现在还可以在学校教育中不时听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即使做乞丐，也要跑在前面。”想想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丛林法则式的生存，中国人要想获得幸福谈何容易。
其实大家只要想一想，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养育的产物，人有时要从骨子里改变自己，就有点像提着自己的头发要企图离开地球一样荒唐可笑。我们不要忘记了，人是文化之人，文化是有传统的，活着的人，总难免受到死人的牵连，唯有自我省察，自我启蒙，自我觉醒，才能够逐渐摆脱那种束缚，获得新的自由。
其实，当一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时候，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这个世界。世界的每一次改变都不会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一个个你我他的点点滴滴的认识与行动的汇合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在改变自己的时候，也就是在改变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这世界的一部分，那怕是极微小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大大地误解了世界的改变方式。世界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翻天覆地的。如果把世界的改变是无数微小力量漫长的博弈过程，那么其实每个人的努力都不会是零。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这个世界，都在以你的方式留下你生命的足迹。当你改变了自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改变了世界的这一极微小的部分。每个人都是他人的生存环境，你以什么面貌出现在这个世界，你也就为他人创造了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你的幸福快乐，构成了他人一个幸福快乐的生存环境。人的幸福快乐来源，按照罗素的说法，一是来自于制度，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态度。而态度归根结蒂也还是来源于社会环境。我一直不主张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以为社会是不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的只是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是体制，你我他都是体制，都是社会。改变自己就是在改变体制。如果大家对一种体制极不满意，却又选择在这种极坏的体制里添砖加瓦，使这种坏体制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那结果就是你既不能够改变社会，你也没有改变自己。不要忘记了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就是你我他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人的言行举止。
当一个人如果基于康德关于人生的三个问题来审察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过的生活就是自主的生活。他的生命质量将会很高。他的自由与自主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大。主动地做事，自主地做事，将使你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幸福地享受自己的生活与生命。
这里我将举韩寒为例来说明。韩寒是互联网时代中国的一个新的生存范例。按照中国传统世俗的眼光，他不是一个好学生，连中学都没有能够毕业，中小学的成绩按照世俗的标准又很不理想，按照世俗的偏见，这种孩子就是“坏孩子“。但是，今天这个坏孩子，活出了自己的尊严，不但在经济上完全可以自立，而且在精神价值理念上还为中国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生存样本。世俗偏见中的“坏孩子”原来是被封闭的传统势力歪曲的结果，其实是开放社会中所需要的那种新人。即有自己独特个性，能够担负责任，有强烈的自主意识的人。中国社会能够出一个韩寒，而且能够让韩寒活得这样成功，充分说明一个开放的中国社会的出现将无可阻挡。韩寒没有改变自己，但是他确实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中国。我记得去年，他第一次在新浪上开通自己的微博，才发了一个字的招呼：“喂”，当天，这个发自韩寒的“喂”字，点击量就达百万以上。不是那个“喂”字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这个字出自韩寒。这充分说明他的信众之多，影响之大。他没有高学历，他也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他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完全是素民平民一个，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影响力？这当然要首先归功于他个人的思想个性，他对社会的独到见解，以及他特立独行，青春靓丽的形象。作家、思想者、年轻、英俊、国际赛车冠军，这些符号汇聚在一起，其产生的魅力是可想而知的。而这些能够产生明星效应的符号，必须要有一个传播途径才会达到效果。所以，韩寒的造就还得感谢互联网时代，感谢互联网这种新传媒，这种新传媒的特点就是充分地将人的个性、自主性，自由地展示在社会面前。不知道是谁说过，互联网就是社会的一面最大的镜子，可以照出社会人生的百态，互联网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社会及传统文化的冲击力是无可限量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有点社会影响力的文章，文章题目就叫“韩寒是中国教育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教育的腐朽与黑暗。
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存过。千年的文字狱传统，千年的思想禁锢惯性，突然遭受了这种来自人类新科技，人类新发明的巨大挑战。说实在的，许多体制内的人都没有作好物质与心理上的准备。许多人面对这种新媒体，丑态百出，笑话连篇，束手无策，正是这样的背景下造就了像韩寒这种人，他以真诚、负责、信誉、个性、思想、智慧横空出世，他不改变自己，他甚至有点偏执狂，但是世界却悄然无声地在改变着。
韩寒之所以会产生这样大的明星效应，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生存路子。韩寒的生存路子，既不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也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甚至都可以生存于体制之外。更重要的是现在的互联网将他的个性放大之后置于每个人，特别是年轻人面前。让许多受到传统压抑的年轻人突然感到，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原来人还会有这种幸福与快乐。因此，发现自己，做有个性的自己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个民族要想有出路，就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向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学习。不要总是躲藏在老祖宗的荣耀里洋洋得意。如果老祖宗那么好，自己这么没有出息，这能够说明什么？这除了证明自己没有出息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因此我常常对传统文化采用批判学习的态度，我批孔子、批孟子，只是为了进一步认识自己文化的根源，而不是要推卸当代人的责任，而是要找到重新出发的出发点。我们比较理性的态度就是：老祖宗不是那么好的，我们当下的人也不是那么差，这样的心态才有利于把自己的家园建设好。
建设好家园当然要从现实出发，但是，也不要抱残守缺。我们常常迷信现实中的特色。现实中有许多特色其实恰好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对象。中国式的专制就是需要变革的特色，而不是能够立足于这样的特色。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狗屎的特色》，如果一种特色像狗屎一样臭，我们就不能够说立足于这样的特色，而是要立足于改掉这样的特色。我想世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段都曾经遇到过狗屎特色问题。英国人的办法是在“自由宪法”指导思想下的“光荣革命”。法国人则立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红色恐怖的结果，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日本人则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一场“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式的和平变革。美国人面对狗屎特色，常常用研究与立法的方式分批渐进式地改变。唯有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抱残守缺，认为狗屎特色不可改，不能改，只能够从狗屎特色出发。狗拉了屎在餐桌上本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去掉这堆狗屎，打扫好餐桌继续生活。但是，在中国不同，狗拉了一堆狗屎在餐桌上，因此，就有文人学士出来摇头晃脑，然后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结果就是：原来这是二千五百年前二郎神的天狗拉的圣屎。虽然臭不可闻，却因为屎的出身高贵，时代久远而显得有了圣气。因此，这堆狗屎被保护了起来，并且后来的人还要立足于这堆狗屎，还要后人学会在这堆狗屎面前香喷喷地吃饭，还要建设更多的狗屎餐桌，且代代继承与发扬下去，久而久之的结果是，人们发现在没有狗屎的餐桌上吃不下饭，再久而久之的结果，甚而至于人们发现，饭菜其实是臭的，而狗屎才是香的。（大笑）
难怪鲁迅会将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成为酱缸文化。还说中国巨大的惯性力，如果没有鞭子抽打在背上，万万是不会动弹一下的。他曾经说到过近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是富人的孩子在家里嗲里嗲气、妖里妖形地在家里闹，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地在街头转，后来长大之后就一起到社会上闹。要看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其实只要看看现在的孩子就知道了。现在看来，中国仍然是这样的。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的问题还不是如当年鲁迅所判断的那样？因此，要认识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无法绕过鲁迅提供的视角。现在人急切地宣布说鲁迅已经过时了，要将他的文章全部撒出中学课本。我以为这是一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行为。中国现实中的问题并不会因为撒掉鲁迅就不存在。其实鲁迅早就预料到他的命运。他真诚地希望中国人能够忘记他。因为唯有忘记他的时候，中国才是真正摆脱传统酱缸污染的时候。但是这不是把鲁迅撒出教材就可以的，而是要真正地将中国建设好，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好。让中国人过得有人的尊严的幸福。此时鲁迅自然而然地就不会成为人们感叹的对象。现在中国问题仍然那么多，受侮辱受压迫的人仍然那么多，怪不得人们自然而然地又跑到鲁迅思想里寻找答案。一些人可以将鲁迅从中学课本里删掉，但是删不掉现实中存在的那些黑暗。一些害怕鲁迅，就像猪八戒害怕照镜子一样。打碎镜子并不意味着猪八戒就长得英俊了。其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走出鲁迅、胡适、陶行知他们所批判的中国面貌。比如胡适曾经多次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说到过，学生所过的教育都要化成几个纠结于心的问题，有一些研究的兴趣。要带着问题离开学校，那样就会让你离开学校，离开老师，离开考试之后仍然会坚持阅读与思考，没有设备与仪器，就是砸锅卖钱也会去想办法。胡适、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都来源于他们的老师杜威。中美教育的差异其实早一个世纪前先贤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但是，至今中国的应试教育仍然是要剥夺孩子的这种问题意识与好奇心。幼儿园的孩子还是天真活泼好问的。小学时也还可以。到初中时就消退了许多。到高中时即使是踢他三脚，恐怕也不肯再放个屁。（大笑）大学生提问之难常常难以上青天。用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常常没有问题，没有思想个性，没有棱角，变成了一个溜光圆滑的琉璃蛋。而我们的老师常常也是用这样的办法培养出来的。且通过教育代代相传。如果我们当老师的不能够积极地引领学生进入创造状态，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做到一点，那就是对学生有一种宽容之心，期望之心，对孩子要有一种花苞心态。就是面对千瓣莲耐心等待其厚厚地结实的心态。千瓣莲开得越晚的，结的莲子就越多。我们的孩子其实都可能是丑小鸭。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当年之所以要写一篇童话《丑小鸭》，其实那是他自己的自撰体童话。那丑小鸭，其实就是安徒生自己。陶行知先生当年也曾大声疾呼过：你这个糊涂的先生，你的冷眼里有瓦特，你的教鞭下有牛顿，你的咒骂声中有爱迪生。无数的事实表明，不要过早地给孩子下结论。人与人的发展与个性都可能是不同的。有的少年老成，智慧早熟，也有的大器晚成。我常常与刘良华教授开玩笑说，我的成长过程之所以不及你有成就感，就是因为早年在小学时比你留级的次数少了一次。刘良华教授昨天给你们讲过课，他现在是国内教育界很有知名度的教授。可是，他在小学时连续留级三次。我也留级两次。但是，我的人生其实是从四十岁开始的。我今年四十四岁。（大笑）四十岁之后重新发现自己，以这个年龄进入人生说起来有点晚，但是我现在信心越来越足，精力越来越充沛，许多我这个年龄的人都已经想到要退休了。而我的人生才走了四年。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完全一样。所谓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相反的例子也很多。武汉市教育系统在前年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对高考三十年来各省市的高考状元一千多人作了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调查的人数占三分之一，结果发现这些接受调查的当年高考状元里，在不同的行业里几乎没有一个对社会有杰出的成就。这也让我想起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收了二十多个学生。这批学生年龄最小的才9岁，最大的16岁。当时的班长是宁铂14岁，作为我的老乡，离我们家不远，那一年，我小学四年级，由于各门功课不及格，主科加起来也不够60分，因此，无条件被宣布留级。那时我们的班主任就拿宁铂为榜样，我作为留级生坐在教室最后面，很伤自尊。那时我想，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样大呢？人家在我这个年龄上大学，我却在小学四年级还要留级。但是，现在看来，我也没有什么好自卑的。当年的神童宁铂几年前出家去五台山当了和尚，据说现在在老家南昌出家。这种个人的自由选择，我认为无可厚非。但是至少给了我们教育一个启示。人是不可拔苗助长的。虽然对他个人的成长之路，我以为无可指责，但是，当初国家花那么多钱，从千万人中把宁铂挑选出来去少年科大作特别培养，毕竟不是为了培养一个高僧，而是想培养成牛顿、爱因斯坦式的科学巨人。可见，人的成长自然有其规律的。后来的著名数学家陈身省先生倒是对这种现象一针见血地发出了这样的告诫，他说：顶有出息的孩子，你不要干预太多。管得太死再有天赋的孩子也会被废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就不是什么神童，除了数学不错外，甚至还有多门功课不及格。考南开大学也很勉强。进去后又换了多个专业，最后因为不擅长做实验，才无可选择地选择了数学。可见天才并不是什么都行的。天才常常就是偏才，就是怪才。我们不能够对其身心管束过多。
但是，我们的教育千方百计似乎就在剥夺孩子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惊异感。然后就变成了鲁迅当年描述的那样：“满脸装出一副死相，说笑就是放肆；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原话是不是这样，我记不清了，我的记忆力不好。常常记不住有的原话。
我记得清华大学一个老教授何兆武先生曾经说过国情不是妨碍接受真理的理由，当国情与真理相违的时候，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真理。这可以说是我们应该有的对待中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普世价值产生于西方，但是并不是仅仅是西方的，而是人类普遍性的。以人为本，这到哪里都是说得通的。以人为本，这是针对中国以官为本来说的，以人为本，之所以会遭受那么大的阻力，就是因为中国有着千年的官本位的价值取向的深厚土壤。
中国近向年来经济上确实有一些发展。积累了一些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又拿来去买了美国人印刷的纸，甚至只是他们银行里的一些数字。我们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财富最后不能够买美国人的飞机，不能够买美国人的航空母舰，也不能够用来购买美国人的高新技术。那么，我们还储蓄那么多美元做什么？为什么不能够用这些钱引进美国的一些顶尖大学？与他们合作办学？引进他们的教育智慧？教育智慧是一个国家的智慧之母。北洋、民国时期都可以大量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形成民国教育的辉煌历史，为什么今天就不可以做一做？哪怕尝试一下也好啊。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变成拉封丹寓言中的那头布里丹的驴，面对两堆丰美的干草，无从选择，最后活活饿死在两堆干堆之间。
最后一点就是，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就是要学会做最好的自己。每个人的生命在宇宙中都是唯一。都是不可复制的。消逝了就永远不会再来。因此，每个人都要好好地珍惜自己的人生。前几天，我研究生时的老师杨启亮先生来我们学院演讲，我接待了他。席间我们讨论起韩寒来，老师说，你不要举韩寒这个例子，韩寒在中国只有一个。我说，韩寒只有一个，许锡良也只有一个啊。老师您也只有一个啊。而且我现在也要面对着听课的老师说，你们的生命也只有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精彩。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个精彩，发扬出来。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可以重复，可以互相替代的。我这样说的自信心来自于每个人生命的独特性。佛道就是要让每个人的生命还原为独特的自己。就是一个撕掉世俗的标签的过程。我们不幸就不幸在于每个人的生命自出生之时起就被贴上了太多的标签。进幼儿园被贴上“好孩子”，“坏孩子”的标签。进小学被贴上“三好学生”、“红领巾”、“绿领巾”的标签，一路下去，无完没了。
好了，说得够多了，现在留一点时间，与大家交流对话。希望有什么不同的思想观点尽量说出来。如果时间不够的话，还可以在互联网的博客上、QQ上继续讨论。机会难得。写纸条也行。感谢大家。（热烈掌声）
教师1：许老师您好！有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那些评奖者他们抱有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样的因素在影响着中国获奖？谢谢！
答：感谢。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我个人的看法是，诺贝尔奖作为科学奖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虽然也会有存在偏差的时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奖项。是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实力的。大家只要看一下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越多的国家，科学技术、文化经济、综合实力也就越强。美国一个国家获奖近一半，200多个，他们民间的研究基金会三四万个，科学研究是万马奔腾，东方不亮西方亮，不像我们利出一孔，千军万马只有一根独木桥。怎么可能竞争得过人家？掌握资源的人不研究，研究的人没有资源与平台。这就是体制性的掣肘。科研资源的获得变成了权力的分配格局。权大资源多，权小资源少。按照权力的大小，排座座，分果果。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把原因归咎为人家的歧视与偏见，那么永远不会有进步的时候。应该承认诺贝尔奖的权威性。要说中国被人用意识形态偏见而导致不能够获奖是没有道理的。要是不服，我们也拿出一项巨大的科学研究成果来？拿不出啊。前苏联尽管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但是也不妨碍苏联获奖。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多多反省自己。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确实是比较低的。看看中国的科学研究机制就知道了。从研究项目到研究经费都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这本身就是很荒谬的。因为科学研究是探求未知，要是政府官员知道哪些可以研究哪些不可以研究，那还要科学家干什么？最近几年发生的科学造假现象其实也说明中国式的科学研究弊端多多，水平低劣。比如曾经号称“国际领先”，出自于华中科技大学的肖传国作为“973”国家科研项目首席科学家，其肖氏手术曾经一度被认为有希望为中国拿到诺贝尔奖。结果，被方舟子举报造假，他就雇凶暗算，一个科学家不会证明自己，选择用这种下作的方式，已经充分说明我们的科研领域黑暗到了什么地步。后来据说中科院重新组织科学家对肖氏反射弧进行重新鉴定，结论是确实造假。人们才没有什么话说了。就科学研究来说，应该是世界性的普遍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少，知识产权少，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比如，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稻，却迟迟得不到承认，一个工程院士评了许多次，都过不了。后来据说领导干预才通过的。通过后袁隆平先生表示放弃中国科学院士的评选。这种事情在美国就不太容易发生。一个国家如果被太多的国家偏见，就要学会反思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偏僻的地区，却办出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大学。香港的大学排名在亚洲前五名的大学中有三间。即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非常了不起了。科学研究是世界性的，没有什么特色可言，规则同一。
当然，诺贝尔奖中的文学奖、和平奖肯定是有一点意识形态成分的。不过，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追求，是人类共同的愿景，这种愿景甚至比某项科学研究的意义还要大得多。有这种意识形态成分也没有什么不好。诺贝尔奖的权威性是不必去怀疑的。谢谢。
（掌声）
教师2：许老师，您讲到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对我很有启发。我最近给学生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有一个学生交的作业只写了一句话：“自己百度一下就有了。”这样的学生显然很有个性，也很有才，请问题面对这样的学生，您怎样办？谢谢。
答：你布置作业，学生说百度一下就有了。是吧？（是的）很有创意的。呵呵。以我的观点来看，这个学生可能误解了一点。你百度一下当然是有了一些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却不是你思考出来的，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才是关键的。如果你同意百度的结果，那也要说明为什么同意，如果不同意就更要说明为什么不同意。百度一下是别人的见解，并不能够代替你自己的思考，面对每一个问题，你要学会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自己的生活来作出判断。如果是我的学生我就这样告诉他。
同时这也说明互联网时代需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包括教师的职业内涵。一个教师仅有一些客观知识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有见识。有知识不如有见识。知识可以百度一下获得，但是见识却必须自己学会独立思考。
真知识是要从做中学的。那些没有自己切身体验的所谓知识，其实大多只是伪知识。
人类的知识观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提出了许多挑战。传统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记忆力与背诵能力，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相反，个人的见识与创意却越来越重要。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不断发明创造，然后不断地解放人，把人从工具人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过程。比如人类机器的发明代替人的体力，使得人的体力不占优势。而电脑计算机的发明，又将人的脑力从记忆与计算的工具中解放出来了。因此，现在的脑力越来越淡化记忆与计算，因为这些都可以大量地交给电脑去完成。准确性还要高得多。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首先要有问题意识，然后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资料，找到之后如何利用它。有围绕问题寻找与利用资料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幸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与包括高等教育，至今仍然停留在要学生围绕考试的记啊，背啊，算啊的传统教育模式中。现在知识信息的获取与来源都非常方便。现在不仅可以读书，还可以上互联网，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用读手机代替读书。尽快教会学生学会查找资料利用资料这可能才是关键。
人类唯有生命体验是不可以用机器代替的。比如，如果让美国的学生来学习中国的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美国的学生就可能无法理解。因为他们现在早就用联合收割机种农作物，一个80岁的老太太靠了这种机器一个人就可以种上3000亩土地，而且还很轻松。因此，这种农活早就没有那么辛苦了。这就是人从工具人解放出来了。因此，无论时代，生命的体验与感悟，以及创造力是机器所不能够替代的。将来的教育就是越来越集中到这些机器不能够替代的领域，而应试教育的危害就是将人训练成为工具人，扼杀了人的创造活力，一个没有创造活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受这种教育的人将无法适应日益开放的社会发展的需要。
谢谢。（掌声）
教师3：许老师，刚才您提到的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探究意识与问题意识，探究未来，这对我很有启发性。我也看到过一个杂志说，中国的电影总喜欢拍摄历史题材的影片，而美国的电影总喜欢拍摄关于未来的电影。比如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那现在有一个矛盾的问题，那就是如果按照许老师的教育观去教育学生，那么在领导的眼里，在家长的眼里，在社会的眼里，会被认为不是一个好老师。因为现在的领导、家长与社会还是很看重学生的考分，所以现在心里很茫然，不知道应该怎样做。请教老师一下。谢谢。
答：是的。大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共同问题。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转型的博弈时期。这将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旧的教育思想，旧的教育体制早已露出其难以为继的破绽。大家只要看一看，每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即等于失业，工资拿得越来越少，就业越来越困难，创业能力越来越少，就知道这种境况将会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那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数过多？是我们社会人才过剩吗？不是的。那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培养出了不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毕业生。中国大学生按照人口比例只有美国的几分之一，只有日本的几分之一。关键是人家培养了大量的创造型人才，每个创造型人才可以帮助社会解决许多就业问题。我们的学生从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中走出来，磨灭了思考能力，创造能力，丧失了生命灵性，既不会生活，也不会生产。社会悲剧、个人的悲剧和家庭悲剧都因不合理的制度与不合格的教育而产生。
如果一个社会大学生的就业率还不如中专生，不如中学生的时候，人们就会开始反思了。人们就会开始怀疑，受那样的教育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时候，领导也好，家长也好，就开始慢慢反省了。
事实上现实中类似的例子越来越多。中山大学附中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三十年教龄，他曾说到过一个案例，他教过一个极差的学生，全班49个学生，他每次考试移居第49名，从来没有超越过。后来实在无法学下去，放弃高考，去工作，后来自己开了一间规模不错的公司，据说当年的同学大学毕业后就去了他的公司工作，由当年这个倒数第一的学生开出工资。我听完这个案例之后，我真的为中国的应试教育感觉脸红，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感觉焦急。中国教育改革迫在眉睫，这已经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从孩子的一生考虑，作为一个明智的父母不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往这种残害儿童的应试教育的火坑中推。作为教师也应该着眼于孩子的一生的幸福。那种考试保障不了孩子的前途与幸福。
当然，眼下而言，应试教育的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有一些教育领导抓升学率还是要抓出血来。而且作风又很霸道，怎么办？作为普通教师如果公然站出来对抗，下场会很悲惨，我也不主张作无谓的牺牲。因此，我也奉劝大家，学会生存。有时，不能够积极反抗，就消极对待。在错误面前落后你就是进步。（大笑）。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刚才我在回答问题时，后面有一位老师的手一度举得很高，现在将这个问题交给他来提。
教师4：好，那我来提一个问题，如果按照许老师今天上午所讲的，我以为不教还好一点。（大笑）让学生自学，我们老师不教是不是会更好？（大笑）
答：如果从学生实际受到的教育效果来看，如果你用了错误的方法来教育他，确实还不如不教。教育就是这样，如果不是正确的教育，那么就是反教育。如果是反教育就是摧残儿童的活动，而不是真正的教育。卢梭曾经有过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一个受了错误教育的孩子远远不如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聪明。与其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还不如站在原地不动。细细想想，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教育就是一把双刃剑，一个好的教育常常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一个坏的教育，常常摧残儿童的身心健康。所以，各位老师，不要以为我们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就是在做培养孩子的工作。当我们用了错误的教育把孩子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帮助儿童健康成长，反而摧残了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个时候，我们付出的汗水不但无功而且有过。因此，我们工作的成效，常常并不取决于我们付出了多少，而是取决于我们做对了多少。做正确的事情远远比正确地做事要重要。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工作是有正面的价值还是负面的效应。
刚才这位老师说不教还好的问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假如我们处于错误的教育道路上。确实教还不如不教。比如，我小学时，那时正值“文革”，上课就只是背诵毛主席语录，上课就讲那些大而空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下，经常生病，经常请病假，也不负责任的老师就是好老师。那时我最喜欢的老师也就是这样的老师。三天两日请病假，虽然我学不到东西，但是，至少他不会压迫我，不会教坏我。（大笑）。那时我身心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看一点小人书，与孩子一起玩点游戏，身心也能够得到一些发展。人生命中本身就蕴藏了发展的基因。只要不被摧残总有一天会发展的。因此，卢梭的那句话值得我们反复深思。谢谢。
郑海燕博士总结：
各位老师，我们把许老师请来，给大家开了这个讲座。我在他的讲座面前，我的语言是很贫乏的。我想，我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一下呢。我想，我找不出一些语言概括出许老师的讲座的思想与风格。我一路听下来，很感佩，我看老师们也很振奋。今天上午分成两个时段，讲得很精彩，大家听得也很认真。今天尤其值得一说的是今天最后一位提问的老师，好像是余老师吧。今天大家好像已经被激活了，都在勇跃提问。我们的大脑中原来的一些观念已经与许老师所提的许多新观念在发生冲突了。我们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许老师能够博览群书，能够对我们老师提出的问题对答如流，似乎没有能够难倒他的问题。相信大家还有许多话想说，但是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我们的交流暂时停止。剩下的讨论我们还可以延续，在哪里？在许老师的博客上，大家可以在那里继续畅所欲言，相信许老师也会像今天这样与大家热烈讨论。希望大家带着问题，进行思考。作为教师，我们也可以有我们的力量，也可以有我们的空间。虽然环境总体上还让我们无可奈何，但是，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教师，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好了，今天上午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热烈的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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